Tag Archives: 方方《封城日记》

推荐人： 邹贤敏，严春芳 推荐理由：方方和馮天瑜，王大鵬和严春芳，馮黎明、劉川鄂和陳家琪，還有一個梁艷萍，這些我熟悉和比較熟悉的人，他们以各自的身份与经历、各自的學識与思考、各自的方式与视角，面對當前的災難，幾乎是又一個史無前例的災難，面对无数灾难中的人，既是社会的存在物又是特殊的个体的人，面对思想、精神上的“新冠病毒”，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坚持批判极左，思想启蒙再出发；這聲音會激勵一些人，會警醒一些人，也會惹惱一些人。的確，他们說的都是常識，包括陳家琪那“比較别扭的話”，也不過是哲學上的常识，但那是具有情感性渗入和学理性穿透的常识，達到了“深刻中的深刻”；而這常識後面是良知，人文知識分子的良知，一個中國人面对自身所處残酷现实应有的良知；是勇氣，人文知識分子的勇气，一個中國人面對人民、民族、国家和人类苦難應有的勇气。我经常告誠自己，也反复告誠我的學生们，在當今中國，做人要守住两条底線一一常識與理性的底線，良知与人性的底線。馮天瑜方方 、陈家琪冯黎明、劉川鄂梁艳萍、王大鹏严春芳，還有很多和他們一樣的人，為我們守住這両条底線衝在了前面，作出了榜樣。他們中有我的學生和朋友，這讓我感到十分的驕傲和無限的欣慰！批判意識和自省意識，忧国忧民悲天憫人的情懷和超越自身不計利害的勇氣，這應是人文知识分子必備的品格和素養。在這方面，我還差得很遠，但我願以老邁之身微薄之力追隨那些先行者，追随這些可敬可佩的朋友和學生，為中國一天天變好，為人類一天天變好而改變自己，堅強自己。我堅信文明必定戰勝野蠻，中國和人類一定會有美好的未來！ — 邹贤敏 出处： 吉言贤食  文 | 陈家琪 我们最后所不得不面对的到底是什么？ 【一】 　　今夜肯定无眠，吃了两次药，无效，干脆起来写字，就与30年前的我一样。现在是2020年3月19号的凌晨两点。 　　就这两件事：一是冯天瑜先生接受马国川的访谈，一是方方的日记所引发的所谓一位高中生给方方阿姨的一封公开信。 　　有人说这封信不像一个16岁的高中生所写，肯定有人以高中生的名义来表达他们心中的不满。这封信的后面注明有3904个人表示赞赏，阅读量也超过了10万。那么，不管这封信是不是高中生写的，这些赞赏者和阅读者肯定不全是高中生。于是，我也就觉得应该站出来说几句话。这种冲动一直就有，只是被自己压着，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这种样子已经装了很久了。为什么装？16岁的高中生也一定知道，这时候说些自己想说的话，而这些话又不大受那些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的待见，那将会意味着什么。这个其实根本就不用多作解释，方方日记本身的遭遇就说明了一切。 　　冯天瑜先生的访谈和方方的日记都很长。睡觉前，晚11点，易中天还对我说，你要写，别太长，现在是碎片化阅读时代，谁都没耐心阅读。这也是我知道和厌恶的，但也无奈，只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总之，尽快吧。 　　正说先概括一下冯先生的几个观点，这篇访谈就被注明“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而十分钟前，还是能看的。早知道这样，应该先概括冯先生的观点。算了，反正我看了，就是未看，也能大致说出相似的几点看法。包括方方日记，有什么很新奇的东西吗？至少在我看来没有，都是一些人们（应该有一个限定范围）经常挂在嘴上的大实话，浅显直白，真情实意。冯天瑜和方方都是我相识30多年的老朋友了，就是不说话，会怎么说也大概都知道，就如他们也知道我会怎么说一样。 　　但我作为一位专门研究哲学问题的学者，还是想说些比较别扭的话。 　　这话就是：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对这次冠状病毒在武汉的大爆发及其惨烈后果视而不见，仿佛它们发生在久远的外国吗？现在，当这种病毒已经蔓延到全世界时，我们也仍然可以装出视而不见的样子，毕竟灾难并没有降临到自己及身边亲人、朋友们的身上，似乎和自己还隔着相当距离。 【二】 　　刚刚接到一位美国朋友的微信，她说，离她最近的一位患者还在80英里以外，于是大可不必在意，还是不戴口罩就外出散步、买菜、购物，一切如常。 　　那么，我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装出若无其事，内心平静，岁月静好，显然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 　　Why Not? 在家里已经闭门不出近两个月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不也是很平常的事吗？是，自己知道关于这次疫情灾难，应该追查源头、追究责任、厘清缘故，这些都是应该的，但也并不是自己的事。 　　和美国正在吵架，一个说是美国人来投的毒，一个直接使用“中国病毒”这样的不雅词汇，但这些也可以就似看热闹一样看着，甚至笑笑，因为这些事真的也离自己很远，你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当冯先生讲到自然生态时，也一定会讲到政治生态。因为正是这样一种政治生态使人变成了孤独的“原子”；脱离了政治，也就等于脱离了人的社会生活，于是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信任、理解和责任、义务的概念也就流于形式。这些也都按下不表。 　　单就天人关系而言，其实我们如果把“天”理解为自然的话，还应该加上一个“神”的概念。在古代中国，讲“天”或“天道”、“天理”时，也多半具有某种“神”（但又不是人格神）的意味。于是，在自然、人和神之间就构成了神秘的三角关系：从神出发解释自然和人自有一套说法，说它们都是神创造的即可；从自然出发解释神和人，也有自己的理论，比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从人出发解释神与自然，这是我们最熟悉的：自然是认识和征服的对象，神则是人在心理上总想能找到一种寄托或依靠的产物。这三者的关系到底怎么看，我们取消掉神，只讲天人关系，理论和实践上有什么后果，这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也留待以后再说。 　　自己就这样退守着，尽可能不参与，不说话，装出这些事与自己并无直接关系的样子（习惯了这种装的方式，就是有直接关系，大约也依然会装）。但退守到哪一步？自己装出的这种“与己无关”的样子（当然看见蜡烛、花圈，听见久违了的“汉骂”，看到窗口的标语和人们对远道而来的医护人员的感激之情还是会让人泪流满面），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伪装而已。但就理论上的伪装而言，自己最后所不得不面对的到底是什么？这个“什么”就指的是使你不再好继续伪装下去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 【三】 　　动笔写这篇文章时，凌晨1点半，看到方方3月18日的日记（幸好现在还在），里面对这位16岁的高中生说：“孩子，我还要告诉你，我的16岁时代，比你差远了。我连｀独立思考｀这样的词都没有听说过。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需要独立思考。……孩子，你知道吗？改革开放的十年，几乎是我自己和自己斗争的十年。我要把过去挤压进我脑子里的垃圾和毒素一点点清理出去。” 　　这里，已经把我所想说的话表达出来了，就是缺少一个逻辑上的前提：我们最后所不得不面对的，其实就是自己。真的，什么事都可以漠不关心，泰然处之，但总有一天，一个人不得不独立地面对自己。这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两个自己，一个就是肉身存在着的自己，另一个自己则存在于自己的心灵中，他可能是幻觉，也可能是想象的产物，当然，更是所有研究哲学或心理学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的“自我”或“本我”。这就与我们平时常说的“这家伙不像个人”、“这不叫爱情”或“国将不国”之类的话一样，说明我们每个人心中其实还有另一个有关“人”、“爱情”、“家”或“国”的观念，我们常常会用这样的观念来衡量、要求自己，希望自己活得像个人。“人”指谁？不知道，反正心中另有一个标准，这也就是方方所说的“自己与自己的斗争”。是，你谁都可以不管，但你不能不管你；你也可以不管你，这只是说明现实的你终于把心目中的、理想的你驱逐出心灵了。到那一步，人真的可以放肆到毫无界限的地步，也就是摆脱掉社会所给与一个人所有的行为规范和观念框架。这其实是不可能的，除非他疯了。 　　当一个人不得不面对自己时，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勇气。首先，你敢不敢承认你心中还有一个自己；其次，你敢不敢面对心中的这个与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全然不同的自己？ 　　无论是冯天瑜还是方方，尽管他们都说的是一些很平实的话，但所需要的竟然都是一种非凡的勇气。 　　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没有这样的勇气，尽管我可以给自己找到无数辩解的理由：不是我的研究方向、与我有什么关系、关心了又能怎么样、自己不觉得自己太老、太忙、太想表现自己吗？难道没看见某某的下场吗？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等等。 　　作为一个16岁的高中生，你当然已经知道什么话当说，什么话不能说或不敢说，那么，当你不得不面对另一个“自己”时，你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懦夫，是一个胆小鬼，或不配称之为人的人吗？ 【四】 　　方方说的那些“我要把过去挤压进我脑子里的垃圾和毒素一点点清理出去”的话，是无数哲学家，特别是一位法国哲学家、也是数学家笛卡尔（1596——1650）早就说过的话，后来的人也用“呕吐”来形容这种自我清理。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也许任何一个人都有各自的“呕吐”方式，总之以前所接受的、学习的并不都对，还需要一番自我的消化、清理。 　　这其实是个常识，16岁的高中生再喜欢理工科，也不得不总有一天会面对心目中的另一个自己。从这个孩子的文字表达来看，还不错，是一个肯动脑子的人，现在的问题只在勇气：敢不敢、能不能维护心目中的那个自己。 　　一个人有没有心目中的自己，这与一个国家到底有没有对未来的美好生活有一个设想，这是同一个道理。无论如何，当自己说话时要左顾右盼，担惊受怕，总不是我们心目中的美好生活。 　　在勇气上，我们，至少是我，还真的应该向冯天瑜先生和方方女士学习，尽管这不一定就能使我从此变得更有勇气，但至少，我会敬佩他们，心中暗暗看不起自己。 　　好了，写了三个小时，凌晨5点了，也有三千多字了，就此打住。 　　（2020.3.18）

推荐人：严春芳 推荐理由：著名现代文学评论家、湖北大学刘川鄂教授的文章犀利而又深刻，就像打靶一样击中了问题的要害。 出处： 事实杂货铺 文 | 刘川鄂 我们本来放声高唱2020年是“爱你爱你年”，但是谁承想，爱未到，灾先至。 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头，新冠横祸突如其来，无妄之灾如泰山压顶，由武汉而湖北，由湖北而中国，瘟疫肆虐，全球同悲。 1月23日，武汉封城，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惨烈记录自此开启。在武汉生活了大几十年的著名作家方方，开始写作封城日记，刮起了“方方风暴”。每一个子夜，亿万人痴迷等待她的日记新篇，争相传阅，频频转发，这已成了疫情期间的特别节目。 我一开始就预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在中国当代灾难史上，方方封城日记，会浓墨重彩，留下特殊的一笔。 众多读者中点赞者当然占绝对多数，但构陷者责骂者也大有人在。有人总结辱骂方方并希望她闭嘴者有三种人：有罪之人；心术不正的文化同行；没文化、没个人判断，没独立思想的芸芸众生。身患多种疾病的方方女士，有一颗大心脏，至今还在泰然怼之。 我不想跟第一、二种那些打棍子、扣帽子的别有用心的卑鄙小人、脑残谈论方方，但乐意和我的朋友一起给方方送一句规劝：犯不着在赶路的时候，弯腰拣拾石头，扔那些朝你狂吠的狗。 第三种人，是你我一样的吃瓜群众。在价值撕裂的当下，意见分歧加剧。我最近感受特别明显，深受刺激，常常夜不能寐。不同经历的人，兴趣点不同价值观也不同，同样经历的人，如果读书思考的有效性不一样，如果个性、家庭其他相关联的成长因素有别，也有很大的分歧。你真是没法叫醒那个没有醒过的人，也叫不醒那个装睡的人。 因为经常在朋友圈里面转发方方点赞方方，我的一个人品非常正的老学生多次留言，提出非议：“我觉得方方老师真应该反思她自己，这么多人为什么会反她一个作家？——尽管她认为别人是渣渣，但我周围的人特别是在社区与居民在一起时，也都在讲方方，反对的人真的不是少数——”。 像我这个学生一样，有的人并无恶意，而是真诚真挚地质疑方方的发言资格，责怪方方的言说时机，责骂方方的言说方式。我们理解方方在为民众代言，但很多人包括基层公务员（也属民众）不理解，觉得伤了认知习惯，搅了好心情，反而恼怒生恨。一百年前鲁迅胡适的悲哀在方方和我们的时代延续。 他们不坏，但是有点蠢，请原谅我用的这个不雅的表达，我也常常是这样骂自己的。作为一个五四之子，我乐意为方方辩护，我甚至不过是在借她跟你交流我的看法，我想心平气和地对责骂责怪方方者说。 责骂责怪方方者，我想对你说—— 作家方方有批评的权利。每一个公民都有批评社会的权利。 这个世界上不能没有工程师、医生、司机、清洁工，因为他们是在社会前沿冲锋陷阵的人，缺一不可。但有时候可以没有作家。 所谓作家，就是在旁边说三道四的人。他是真实的生活的审视者怀疑者批判者，是理想的应该如此的真正的生活的憧憬者虚构者创造者。要么虚构，要么直说，对社会发言。他不是来迎合我们的，他是要提升我们的精神状态，要我们摆脱吃喝拉撒的简单的动物般的生存，活得更幸福，更充实，更像个人。这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责任。 方方这次运用了日记体的形式，通常是从今天是封城的第几天以及天气怎么样起笔，纪录一些与疫情有关的事情，包括一些朋友和医生传来什么样的信息，以及自己对这些信息的态度。其间负面信息提到的比较多，而且提出了批评意见。 她有一个解：某些正面的信息已经有很多人提到了，不需要重复了。而这些负面的信息，是她特意要提醒当局和民众注意的。作为作家，她有记录的权利，也有批评的权利。其实，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这个权利。我们每一个人都直接间接地受到了新冠肺炎的伤害，我们都是受害者。你的疑虑、不满、困难、需求和希望都应该表达都可以表达。 一个更加无知的观点，是说方方“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些人混淆了公民和政府的关系，不懂得是公民（纳税人）在养活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公民。作家是民众心声的代言人。就像有网友留言那样：灾难中的伤痛不该被记录吗？灾难中的悲苦不该被言说吗？灾难中的胡作非为不该被追问吗？如果不能，作家的存在又有何必要？  方方的文章不是严格的学术论文。而是一种社会随笔体的散文。平民立场、人文情怀、体制反思、民间正义，这几个要素比数据更重要。纠缠她日记中某些细节表达的不准确，完全是别有用心。疫情也是一面照妖镜，历史需要方方这样的陈述者，让我们了解真相，促使我们深入的思考和总结。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忘记痛苦就会更痛苦。 责骂责怪方方者，我想对你说—— 方方有满满的能量。批评是更大的正能量。 “看着好像为小民奔走呼号，但又感觉你是唯恐天下不乱。”有网友指责方方说：“方作家每天都要散布一些悲观的消息，昨天死了几个，今天死了几个，不知道想干啥？一方面摆出忧民的样子，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制造恐慌，经常听些负面消息，对精神就是一种摧残。方作家省省吧。” 有的民众觉得方方批评的意见不一定错，但是太多了，会影响全民抗疫情的进程情绪。 但是我想告诉你，虚假的正面信息和欺骗性的表扬，无助于控制疫情，只给你一时的虚荣的满足感，但会带来更大的失望。虚假的正能量其实是最有害的负能量。 难道恐慌是方方制造的吗？恐慌本来就在那里，只有正视方可消灭。负面本来就存在，只有面对才可清除。“正能量如果以这样无知无畏的面目出现，它的“正”又在哪里？谁说哭过了和发泄过了，就不能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方方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她批评的不是普通的民众，更不是受难者，而是我们某些工作中的失误，而是某些官方应该解释却一直没有解释的信息黑洞。社会是有分工的。医护人员在救死扶伤，有的机构在协调和运输物资，志愿者下沉者在四处奔波。一个书香门第出身的六十五岁的女士，勇于对社会发言，这是满满的“正能量”。她的这一声声喊叫，至少可以让那些习惯做假的人再做假时心有所忌。 敢于批评的是作家，一味赞美的是庸才。 有人说方方的日记没有积极作用。我觉得最大的积极作用就是告诫人们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的学费交的还少吗？为什么总在同样的地方跌倒呢？方方只是在记录实事和感受，如果这都要谴责，那为什么不去反思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和过程？严肃的有理有据的批评，不是负能量，它有助于困难的克服、偏差的改正。这才是满满的正能量。 责骂责怪方方者，我想对你说—— 追责没有时刻表，人人都有追责的权利。 责难方方者说：“我身边不喜欢方方的人很多，……灾难面前是一起度难过难关，指责别人有什么益处？我下沉到社区后，亲眼目堵参与抗疫的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平民百姓，包括党政干部许多感人故事，与作家听朋友讲说的从朋友圈看到的及其朋友的朋友反映的不一样，……作家的感受怎么与其他人的差别这么大呢？” 方方指责过志愿者和下沉干部吗？ 网友留言：“作家只是让那些给民众带来灾难的官员引咎辞职（都有法规依据），从来没有指责老百姓，为什么在同一时刻集聚起这么多’民众’反她？想想真的很可怕”。 还有反对方方者认为，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当然要追责，但现在是特殊时期，主要任务应是凝心聚力渡难关，而不在于指责，应鼓励抗疫，而不是放大悲情。 普通民众想的是岁月静好，作家追求人的尊严和价值。 飞来横祸无妄之灾，难道不应该有人担责吗？那么多人无端遭受病患的折磨，那么多人冤死，每一个人的生活和自由都受到限制，难道不应该探究何以至此、何以为此吗？特殊在哪里？特殊是原谅的理由吗？为什么造成这种特殊？如果你身边的人认同这是灾难，是天灾还是人祸？是不可避免还是可以避免或者损失可以降低？什么原因？哪些人该负责？难道不应该探讨吗？这不正是文人和每一个受害者的权力吗？ 这么大的悲情没有谁放大，本身就很大，也许还有更大的悲剧在等待着人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缩小、尽可能避免、尽可能减少伤亡和损失。抗疫与追责并不矛盾，追责是为了更好的抗疫。在抗疫的过程中不是撤了很多人的职吗？这也是追责的体现啊。 “疫情从初发到蔓延，这中间的事情不说清楚，武汉人甚至全国人，怎么能过得了这道坎？”方方之问是世纪之问，人类之问。 看网上留言，就知无知且蠢的义和团多庞大，现在这种人绝对不是少数。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文学教师，满心的惭愧。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存在。“别把世界让给你鄙视的人…很欣赏方方这句话。正是每个人只求自保，我们才活成了这个样子，说句话都害怕，你还幸福什么？你一句真话都不敢说，你也好意思说你成功你骄傲你爱国？” 方方在一篇日记中说：“可惜了那么多年轻人。当他们把极左人士当作自己的人生导师时，他们这辈子恐怕都会在黑暗的深渊中挣扎。”其实不仅是年轻人，还有很多巨婴，头发白了，掉光了，还没有成长。 “方方日记能够载入史册吗？官史肯定不行，民间史当然不成问题，反过来可以修补正史，这就很好了。有人骂几句，也不要紧，前面提到那么多篇章，谁能骂掉呢？”（《赵闷寓随笔/日记平衡杆》）方方是中国作家的一面镜子，映现的是当下中国的精神高度。 责怪责骂方方者，你有你言说的权利，继续有，永远有，偶尔骂一两句也不是多了不得的事。但是我想提醒你，据说方方日记有5000万的阅读量，除去老人和小孩，还有某些不便点赞的人，是多么惊人的一个数字啊。这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观，是自媒体时代的奇迹。一个这么多人支持和肯定的作家和她创造的时代文本，你轻易去否定它，需要多大的理由啊？ 活着，不仅仅是吃喝拉撒，还要有理性和自我。阅读方方理解方方，体悟人生的灿烂庄严。 2020-03-18 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