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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周百义 2018年12月17日，二月河先生逝世两天后，一个叫《红酋长》的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二月河，欠中国人一个道歉》的一篇文章。文章中，作者我是红番茄（以下简称红蕃茄）以“十四亿中国人代表”名义自居，高举“正义与公理”的大旗，义愤填膺地列举了二月河的“十宗罪”。从行文来看，文章论述并不严谨，缺少扎实的学理性的分析，口号似的标题，满天飞的帽子，似乎刀刀见血，实际刀刀都漫无边际。所以，纸媒未见跟风，就连公众号上也未见有人真名实姓出来响应。但却是这样一篇文章，从二月河先生逝世至今，在互联网上却是一直招摇过市。笔者浏览这些公众号，虽然标题各异，但却都是照搬《红酋长》的内容。如下面这些耸人听闻的标题，其实都是一个模版的产物。 除了上述的公众号，还有公众号《王育琨频道》《三默的世界》《红缨满洲》《沅湘读书》《静嘉读书》《学者荟》《老友悦读》《做一个思想清醒者》《麻雀的理想》《思想潮流》《新思想大视野》《思想火炬》《巴越的城》《李阳疯狂英语订阅号》《只读所好书》《春秋留学游学资讯》《艺术阵地》《书香神州》《云上经略》《济宁人文》《书香神州》《精英文摘》等等，均在转载这篇文章。   我分析了一下这些转载的公众号，以营销号居多，毫无疑问，他们是吸引眼球为目的。不过，文章内容上不得台面，但阅读者并不少，因此，五年来总是有人拿这个话题来赚流量。互联网上的生态使然，一只跳蚤蹦到脚背上，本来不用去理会的，但作为二月河的老朋友和研究者，看到人云亦云，还是觉得有必要回应下“红番茄”之流，免得以为二先生已经不在人世，便可以打横拳，泼脏水，为了出名，为了银子，毒化互联网生态。 我对红蕃茄的“高论”不敢苟同。 红蕃茄：首先是，从二月河开始，清宫戏一直红火到今天。当美国屏幕主人公进化为蜘蛛侠、变种人、星球大战等等时候，我们打开电视却唯见大辫子飞呀飞、奴才声声震华夏。 将清宫戏的红火归咎于二月河，此君一是不了解戏曲发展史，二是不了解当下文化政策，三是不知道所谓的“清宫戏”的文化价值。    如果将以清代历史为素材的影视剧称为“清宫戏”，最早涉足清宫题材的还是台湾的影视界。如1970年有人拍摄了《清宫残梦》、《烟雨江南》（1983）、《慈禧外传》（1986）、《皇帝与公主》（1986）、《八月桂花香》（1988）、《赛金花》（1991）、《末代儿女情》（1991）、《戏说乾隆》（1991）、《末代皇孙》、（1992）、《一代皇后大玉儿》（1992）、《戏说慈禧》（1993）、《新月格格》（1995）、《红楼梦》（1996）、《欢喜游龙》（1997）等，香港在1997年拍摄了《乾隆大帝》、《金玉满堂》（1999）。大陆拍摄清宫戏最早是1983年，当时由香港导演李翰祥执导，陆港合拍了“西太后三部曲”之《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一代妖后》。这些影视剧在大陆获得好评，前两部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特别奖。到了1987年，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执导的《末代皇帝》由中国、英国、意大利联合出品，播出后也在大陆引起轰动。根据二月河的长篇小说《雍正皇帝》改编的《雍正王朝》播出之前，1991年，根据作家王云高、计红绪历史小说《雍正皇帝》改编的31集同名电视剧，已在中央电视台一频道播出，现在可以查询得到的豆瓣的评分是6.8分。当时二月河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签署历史小说《雍正皇帝》出版合同时，出版社考虑到市场上已经有了同名小说，并且电视剧在央视都播出了，曾一度犹豫是否接受二月河的小说。除此之外，1997大陆还拍过《宰相刘罗锅》《日落紫禁城》《康熙微服私访记》，1988年拍了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所以， 将清宫戏这份开疆拓土的工作归功于二月河，是少见多怪，信口开河。最多说根据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改编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在观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今还在播出，或许还有几分道理。 同时，认为现在的荧屏上因为二月河的“恶劣影响”，“打开电视却唯见大辫子飞呀飞、奴才声声震华夏”，更是异想天开。早在2015年，国家广电总局就颁布了对古装剧的限制令：“所有卫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每年度播出古装剧总集数，不得超过当年黄金时段所有播出剧目总集数的15%。”因此，此文的作者以为有钱就可以随意拍摄古装戏，电视台想播就播，只是一厢情愿。因此，其认为打开电视就“大辫子飞呀飞”，是对我国影视管理政策的无视与无知。    其实，清宫戏在东南亚及海外华人中有很大的市场，电视剧《还珠格格》播出后等曾风靡一时，小燕子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符号。目前我国大部分出口海外的影视剧多为古装剧。据娱乐资本论报道，电视剧《延禧攻略》海外收入已达千万级别。近年来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很大一部分是古风网文改编的IP。 红蕃茄：其次是，二月河篡改了历史，跪颂皇帝；这些皇帝个个都是胸怀天下、雄才大略、仁慈宽厚、一心为民的焦裕禄式好领导，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么千年一遇，要么最差也是500年一遇……   实际上，历史中的这些皇帝杀人如麻、残暴无比。比如真实的康熙，由他引发和策划的平三藩战争中，死于清军屠刀之下的足有数百万人。史载“……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 红蕃茄的上述观点比较混乱，从其前后闪烁其词来看，大约认为二月河美化了康雍乾三个皇帝。二是对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的历史认知。 选择康熙作为自己创作历史小说的突破口，用二月河的话说，直接的起因是1983年他参加中国红学会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时，专家谈到作为“千古一帝”的康熙，历史上贡献那么大，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人写出文学作品。因此，二月河暗暗下定决心，要来写这位大有作为的皇帝。其实，关于康熙，他在之前研究《红楼梦》时，已经比较熟悉这段历史。   关于如何评价康熙、雍正和乾隆那一百三十四年的历史贡献，有这样几个维度。  一是关于中国疆域面积的变化。康雍乾时期的疆域，与明代相比，有了很大的拓展。明朝的疆域版图，实控约在400万平方公里，而乾隆时期中国的疆域达1453万平方公里。北起自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北海，东含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继承了1758年准噶尔汗国的边界，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面积仅次于元朝时期。《清史稿》称其疆域“汉、唐以来未之有也”。关于这一时期的中国版图，康熙时绘制的中国第一张地图《皇輿全览图》已可以看到其盛况。 二是关于中国当时的人口数量。美籍学者何炳棣测算结果表明， “中国1700年人口约为1.5亿，1798年约为3.13亿”。（见葛剑雄译《1368－1953 中国人口研究》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学者赵林文等测算结果表明，“1700年约为1亿，1798年约为3.19亿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当然，关于这一时期人口增长的研究还有很多著述，虽然数字略有差异，但增长将近三倍则是公认的数据。此一时期中国的人口，约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人口的增长说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三是当时国家赋税的收入增长。赋税的收入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据学者李强等研究，1682年（康熙二十年）财政收入为3110万两，1685年为3123万两，1724年达到3092.6万两，1791年达到4359万两；此外，国库存银也在不断增加，1673年存银2136万两，1691年激增到3185万两，1791年增至4737万两，1725年增至4000万两，1730年增至6218万两，1763年增至4706万两，1777年（乾隆四十一年）达到8182万两。（《“康乾盛世”真的存在吗? ———基于经济数据测算的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四是文化的昌盛。清初统治者便重视尊孔崇儒，重视教育，通过科举制度推动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康熙乾隆这一时期，经学、史学、语言文字学、目录学、文学艺术均有很大的收获，诞生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和重要的学者。康熙时期下令纂修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时期开始修纂的《四库全书》，汇集并保存了先秦以来的重要文献。虽然图书的编纂过程中有毁书和篡改的现象，但毕竟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文化史、思想史和出版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康熙字典》的编纂，是语言文字学划时代的成就。乾隆时期，代表中国古典小说最高水平的世情小说《红楼梦》问世。    因此，史称这一时期为“康乾盛世”。 其实，我们阅读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二月河在用文学表现这一时期的历史时，既写到这些皇帝推动历史前进的贡献，也看到了在封建皇权制度下历朝皇帝身上的性格缺陷与“任性”。他曾说： 我最初写康熙，是把他作为民族的优秀人物来写的。我就是想把满人入关后的虎虎生气、开拓疆域和实现民族的大融合展现给读者。我认为，康、雍、乾三代清帝是华夏民族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这百多年时期，生产发展、疆域辽阔、民族团结、社会安宁。我觉得对历史人物，既不能搞阶级斗争论，也不能搞成分论，不能以阶级成分定终身。帝王要是对发展生产、社会安定有贡献，就应有所肯定。农民起义，若是对社会对生产有破坏，损失太重，也不应肯定。帝王也有明君，农民也有痞子。当然，对康、雍、乾我是肯定又否定。如搞权谋、文字狱、专横、排外、封闭、保守，等等。再一点，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我要揭示其腐朽没落的本质，充其量它是落日的辉煌。我的清帝系列小说的总题目就是《落霞三部曲》。（ 周熠：《二月河纵论历史小说创作》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2月28日） 关于“三藩之乱”，并不是如红番茄所言，是康熙“策划与引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中记载，撤藩是平南王尚可喜上疏要求返辽东养老，要求由其子尚之信接王位。吏部议复，“查藩王现存，子无移袭之例”，没有同意尚可喜的请求。吴三桂与耿精忠闻讯则主动要求“撤藩”，康熙考虑吴三桂“所奏情词恳切”决定准予撤藩，迁移关外，并派礼部侍郎前往云南迎接吴三桂北返。吴三桂上疏“撤藩”并非发自内心，但引起这场战争，首先发乱始于吴三桂。这场战争波及南方十一个省，历时八年，“劳师动众，兵民困苦已极”，但以吴三桂等割据势力的失败而告终。并促成盘踞台湾的郑经降附，台湾完全划入清朝的版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曾引清兵入关，又诱杀明永历帝的吴三桂，并不是如其所言是“反清复明”，而是“意在割据称王”。所以，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是符合历史潮流的重大举措。    对于封建皇权制度下的社会腐败现象，二月河从来不吝笔墨加以暴露。无论是“实行仁政”的康熙，还是铁腕反腐的雍正，还是“以宽为政”的乾隆时期，小说多次写到大大小小官员的贪腐行径，如康熙时期的权臣明珠、乾隆时期的和珅，他们如何一步步取得权力，如何一步步不择手段攫取财富的。对于社会上触目惊心的贪腐现象，三个皇帝，包括身居中枢的汉大臣，都有清醒的认识。《乾隆皇帝.天步艰难》中写乾隆在巡视仪征期间，与纪昀、陈世倌、范时捷议政，谈到当时的腐败现象时说：“从县、府、道、省，一层一层底下先烂起来，是一群一伙的贪婪，借办差之便，上下其手掏弄国库，虽然不加捐赋，暗地里官商勾结弄银子，官员从中折扣取银，或者官员自己偷偷经商，更有借刑狱官司发财的……” 红蕃茄：清初的中国人口锐减数千万，以至于“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在满清大屠杀后，家家都有人被杀。 明末清初人口锐减是事实，但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清兵入关之前，从天启七年开始，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已经陆续将半个中国十余个省卷入战火。张献忠在湖北、河南、四川的大屠杀，与清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并不讳言清军对汉族反抗的无情镇压，如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但将明末清初人口的锐减完全归之于“满清”，则缺少史料支撑。同时，说全中国“家家都有人被杀”，更是信口开河。不知红蕃茄家族此时是否有人遇难，在我的家乡，是从没听说清军扫荡、家家死人一说，倒是张献忠“三洗河南”，造成“道不拾遗”，则妇孺皆知。 红蕃茄：二月河“忽略了文字狱”。正是文字狱，被称为满清祸华300年。中国5000年历史，满清文字狱最多。 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通过文字狱钳制汉文人，在有清一代制造了大量狱案，则是历史事实。二月河在小说中是否为了鼓吹清政权，有意忽略这些文字狱呢，作为批评者，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是要细读文本，然后才能进入批评阶段。不知道红蕃茄是否认真阅读过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关于清代“文字狱”，小说虽然没有逐一罗列，但或详或略，对有影响的重要的文字狱，均没有漏过。如汪景琪案、钱名世案、查嗣庭案，还有后来的谢济世与曾静案，小说都有详细的描述。《雍正皇帝.恨水东逝》中第十四回《揣叵测弘时会庄王，狱文字名士遭奇辱》，便写钱名世写诗吹捧年羹尧，被雍正批为“名教罪人”。免其职务永不叙用，还在其家门额上挂个“名教罪人”牌匾，要求当地官员定期去检查。钱名世离京时，要求官员每人都写一首诗羞辱这位江南才子。第四十回《汇郁忿再兴文字狱，明心志颠倒奇料理》，写破获曾静张熙一案后，又将李绂、谢济世、蔡铤等人交部问罪，召见工部主事陆生楠时，因其当面顶撞雍正，被押进养蜂夹道关押。史书记载，陆生楠后被发往军中效力，因写《通鉴论》17篇讽刺康熙建储失误，于军前被正法。 红蕃茄：二月河从来不告诉读者：老百姓有多苦！……在他的书里，只有皇帝们的文治武功；而从来见不到老百姓的死活。 二月河是否写了民间的疾苦，翻开《康熙大帝·夺宫》的开篇“楔子”，便可看到顺治十八年正月北京哈德门外乞丐聚集的悲惨情景。 刚过完年，一群一群的叫花子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又开始沿街乞讨。北京城哈德门以西的店铺屋檐下、破庙里挤满了这些人。一家家，一窝窝在城墙根搭起了破庵子、茅草棚，竟有长住下来的意思。 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背井离乡，四处乞讨，主要是因为满人“圈地”造成的。因为圈地，“弄得京畿、直隶、山东、河南、山西七十七州县，纵横二千里，田园荒芜，哀鸿遍野，饿殍满道，哭声不绝于耳。” 再如小说《雍正皇帝·九王夺嫡》第二回《虎踞关冤家巧聚头，人市口小童偶作戏》中，写江南富庶之地扬州虹桥，便有一个买卖人口的市场。这时已是康熙年间，小说写这里“从宝应、山阳、龙王庙一带逃来的难民，个个面黄肌瘦，有的三块石头架着煮白薯刺菜……”这里，人牙子像买卖牲口一样叫卖走投无路的孩子。“雍正刚刚高兴一点的心情被这里的人间惨景洗得干干净净”。后来成为名臣的李卫，便是这人市上插着草标售卖的一个叫狗儿的孩子。 此类关于民间疾苦的描写，小说中尚有不少，不用我再赘述。 当然，正因为没有回避民间的疾苦，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皇帝才励精图治，兴利除弊，前后一百多年间持续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清代历史上取得了难得的辉煌。据史书记载，清政府鉴于明末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局面，清朝初年，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清政府采取一系列“轻徭薄赋”政策。主要有如下几项措施。一是“蠲免明末加派”。明末加派，指的是万历末至明亡二十多年间为辽东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而对田赋、关税等的加征，包括所谓辽晌、剿晌和练晌。二是新增人丁永不加赋。是从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实行的。它规定丁赋的征收，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新增的人丁，永不加赋。三是摊丁入亩。即将原来按人丁所征之税摊入地亩，这样无地百姓就不用交纳赋税。四是蠲免钱粮。史载康熙六十一年，蠲免钱粮及数省，有时一省连蠲数年。乾隆六十年中，四次普免天下钱粮，三次普免各省漕米。当然，这些政策在执行中，有些走样，有些省迟迟不贯彻落实。据载吉林省“摊丁入亩”到了光绪八年还没有落地。 雍正时期，废除了历代留下来的贱籍制度，解放了一批社会最底层的百姓。如山陕乐户、浙江惰民、安徽伴当、世仆、广东疍户、江苏丐户，将他们除籍为良，编入户籍。如二月河小说中写到的乔引娣的家族，即是因为明代永乐年间朱棣争夺皇位获胜后对不附靖难的兵民编为乐籍而导致的。 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国民经济的状况，我们还是以国外专家对“康乾盛世”经济数据的统计分析来说明。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 根据当时人们的消费情况进行估算。他按1960年美元价格，分别测算了1800年和1840年中国、英国、法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结果显示，1800 年英国人均国民收入为324美元，法国为220美元，中国为228美元，比法国略高一些，大约相当于英国的2/3。由此看来，中国当时的国民收入低入英国，但高于法国。 安格斯·麦迪森是研究国际经济比较和各国经济长期增长领域的专家。他通过计算认为，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人口从1.38亿增加到3.8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由22.88%提高到36.57%；GDP由828亿增加到2286亿，占世界 GDP总量的比重由22.29%提高到32.92%。这说明中国的GDP占了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2023年，中国的GDP近18万亿美元，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这说明康雍乾时期GDP占世界的总量比例比现在还要高。 康雍乾时期的经济状况和国力、人均收入，这些数字也许最能说明问题。 红蕃茄：美化知识分子。在二月河的笔下，皇帝和大臣、尤其是知识分子之间，一个是情意绵绵、恩重如山；一个是坚贞不二、肝脑涂地。其实，二月河欺骗了所有中国人。在满清皇帝眼里，知识分子要么被镇压、要么被利用。乾隆就公开说：科举既不为选贤任能，也不为教化国民；而在于让读书人拘于八股，皓首穷经；用名利二字牢牢拴住他们，使其再无暇思索什么真理大道，则大清永姓爱新觉罗。 清朝统治者以几十万人的数量，统治汉族上亿人口，前后达二百六十七年之久，其成功之处就在于尊重汉族上层精英，实行民族团结，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清朝统治者具有这种共识，始自关外，为了实现征服明朝的宏图大业，就开始重视利用汉族知识分子。在努尔哈赤主政时，曾用汉人文士龚正陆为师傅，掌管文书。到了皇太极时，曾下谕将俘虏的汉人文士考试擢用。沈阳人范文程，是明兵部尚书的曾孙，祖父范沈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范文程随其父居抚顺时被清人俘虏，后奉召入直文馆，成为最受重视的汉人文臣。他和汉人宁完我、鲍承先等成为皇太极建立大清国的得力助手。未入关前，皇太极就行科举，考取满蒙汉人。多尔衮入北京后，宣布尊孔崇儒，遣官祭祀孔子。顺治时满汉官员品级划一。四大臣辅政时，一度恢复旧制，康熙时再度实行满汉官员品级划一。康熙在即将平定三藩时，开始征招博学鸿儒，各地推荐一百四十三人，在体仁殿考试词赋。那些举荐到京但未参加考试的，也授职放还。考试卷子没有写完的，也予入等。康熙重用汉人文士，顺治年间进士、湖北孝感人熊赐履，以翰林院掌院学士进为经筵讲官，后任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博学鸿儒考试一等的汤斌后出任江宁巡抚。还有江南桐城人张英入值翰林院侍读学士，其子张廷玉曾辅佐康雍乾三皇帝，死后配享太庙。汉人徐乾学本在顺治“江南奏销案”中被褫革削籍，康熙起用入值南书房。布衣高士奇后入值南书房，成为康熙的左右手，参预政议。方苞本来因戴名世《南山集》案曾被牵连入狱，被赦后以布衣入直南书房，历经雍正、乾隆共三朝，一直受到重用。另一位名士纪昀，考中进士后曾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任侍读学士，因姻亲案牵连谪戍乌鲁木齐，遇赦返京后任《四库全书》总裁，后累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Read More »

来源：学人scholar 文 | 谢志浩 二〇二二年末，二〇二三年初，看到一则消息，冯天瑜先生亟需输血，心里产生不祥之感！原本，冯先生是一位乐天知命的“抗癌标兵”，谁承想，癌细胞没有夺去先生的性命，新冠病毒带走了太多的先生，冯天瑜先生也没能迎来二〇二三年的春天。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二日中午，网上传来，武汉大学冯天瑜先生去世，第一时间向黎振宇君探问究竟，得知冯先生去世的确切时间是10时41分。 听到噩耗，内心有些特别的感慨，二十年前，志浩开设《中国传统文化导论》，最早选用的教本，就是冯天瑜、周积明、何晓明三位先生合作撰写的《中华文化史》，正是通过此书，得以初步领略冯先生的器识与格局。 但是，二〇二二年本人做了支架手术，不能奋笔疾书，无法撰写长篇文稿纪念先生。因此，当即在微信朋友圈，就冯天瑜先生之所以成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第四代半”中具有地标意义的学人，阐述了四个方面的因素！ 笔者提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概念，应该有二十余年了！第一代从严复，康有为、梁任公，罗振玉、王静安，蔡元培、章太炎这些老辈算起，这是导夫先路的一代；第二代呢，发凡起例，一八九〇年左右出生的居多，陈寅恪先生，胡适先生，冯友兰先生……第二代学人群星璀璨；第三代呢，大概比第二代晚十几岁，二十来岁，一九一一年前后出生，称之为辛亥一代，像钱钟书先生，费孝通先生，季羡林先生，皆为第三代；第四代，一九三一年前后出生的学人，可以称为“九一八”的一代，李泽厚先生，陈乐民先生，资中筠先生；笔者曾经写过一篇小稿——《百年中国，薪火六代》，这里暂且不说第六代，第五代，主要就是新中国的一代，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生的学人，这是上山下乡的一代。 冯天瑜先生一九四二年出生，两不靠，既不靠早他十岁左右的“九一八”的一代，也就是一九三一前后出生的第四代，同时，也不靠一九五〇年以后出生的第五代。要说冯先生是第五代，很多第五代学人也不答应：因为不少人是读着冯天瑜先生的文章和著作成长起来的；要说冯先生是第四代，冯先生本人恐怕也不认可：怎么能与比自己大十多岁的学人李泽厚，陈乐民，资中筠是同一代呢！毕竟差了辈分。 思前想后，我呢，别出心裁，提出『第四代半』的概念，像冯天瑜先生，刘梦溪先生，俞荣根先生，一九四二年前后出生的学人，称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之中的『第四代半』学人！冯先生之所以成为『第四代半』学人中具有地标意义的一位大家，不是偶然的！ 看到武汉大学给冯先生拟就的讣告，两个方面，一言难尽。一个方面，讣告说冯先生『仙逝』，也不能算错，毕竟，仙逝是去世的婉词。冯先生身边的亲友，感同身受：冯先生的确不是仙逝，第一，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人，八十岁并不能达到仙逝的程度，如果一百岁，像周有光先生一百一十多岁，或者退而求其次，九十大几，可以说是仙逝；第二，冯先生的确死于新冠，怎么能说是仙逝呢！冯先生可以说是壮志未酬啊！冯先生的口述实录，才口述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冯先生波澜壮阔的九十年代，〇〇年代一直到去世之前，坚强倔强的生命意志，很多东西，值得口述，结果，都没来得及，包括手头的学术工作。 第二个方面，武汉大学说冯先生是湖北地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有代表性的，这样说也不算错，但，某种程度上，低估了冯先生，一些学人发自内心地称颂冯天瑜先生是国宝级学者，绝非空穴来风，依我看，这种说法体现了冯先生的价值。这里，还想补充一句，冯先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还具有世界意义！ 冯天瑜先生之所以能成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之中具有地标意义的『第四代半』学人，大体有四重因素：第一，冯天瑜先生家学渊源，冯先生的尊人——冯永轩先生，师从梁任公和王静安两位老辈，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冯天瑜先生著述中的大气磅礴和精深透辟，流淌着梁任公和王静安两位老前辈的气象和格局；第二，冯先生得益于图书馆。百年中国学术地图，得益于图书馆的学人，不胜枚举，但，能够与图书馆结下鱼水深情的学人，蔡尚思是一位，金克木是一位，冯天瑜是一位。冯天瑜从小学到高中，前后八年随在湖北省图书馆工作的妈妈，一直住馆。浸淫其间，耳濡目染，不经意间，冯天瑜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小顽童成长为一个小书虫；第三，冯天瑜先生大学的专业是生物学，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学者，很少有人具有冯先生这样文理两科的汇通。冯先生具有科学家的求是精神，这种严谨，具有科学素养，就可以看，冯先生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议题，包括中国从战国，尤其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一直到清末，到底是什么社会？所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论，是不是契合中国历史？一般学人，有的是糊涂糨子，有的不了了之，还有一些人唱着自己的调，但是，冯先生，跟踪追击，锲而不舍，然后写出《“封建”考论》，冯先生的这部著述，不仅是当代中国四十年来重大的学术创获，放在百年中国学术史上，也是一部光灿前贤、泽披后人的经典著述，可以说正本清源，发覆之作，这与冯先生富有科学素养分不开。 第四，也是一些人极力避讳的。冯先生成名甚早，他的才情曾经为至尊——伟大领袖所称赏，文化大革命期间，冯天瑜参与了写作组，也就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这是现在一些人所极力避讳的，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冯先生作为卓越的历史学家，也不会说避讳这个事，回顾所来径，自己的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包括说参加梁效写作组的汤一介先生，参加上海写作组的朱维铮先生，还有说冯天瑜先生，三位都曾经参加写作组，积极投身于评法批儒和批林批孔运动，只不过，冯先生经常跑单帮，笔者在微信朋友圈亮出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就是冯天瑜先生文革后期出版的著述！ 试想，文化大革命，老辈挨整的挨整，蹲牛棚的蹲牛棚，入干校的入干校，中国之大，何处安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此时，“小字辈”冯天瑜崭露峥嵘，弹不虚发，偶一出手，即成为一位出色的理论战线狙击手，时也命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机缘巧合，也可以说是殊胜因缘，冯天瑜与汤一介，朱维铮，不约而同，一起成为“文化热”的『基干民兵』，积极推动中国文化研究向纵深拓展，绝非偶然，为什么？当年在写作组，冯先生与汤一介，朱维铮，通过参与评法批儒批林批孔运动，锤炼了文字，再一个的话，没有中辍工作，读了一些书，然后，写了一些文章，但是呢，当时站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视角。 历史来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汤一介，朱维铮，冯天瑜先生反省自己原来的视角和站位，然后，重新定位，重新出发，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中遍体鳞伤的学界老辈，尚在疗伤，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就是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的第五代学人，恢复高考之后，尚在补课。昔日写作组的笔杆子，经过甄别和清查，陆续回到学术岗位，沐浴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时代新风，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某种程度上，汤一介，朱维铮，冯天瑜抢得了先机，“文化热”真正的厚重之作，仔细探究，大多出自昔日“写作组”成员之手，倒也契合历史的辩证法。历史不能割断，文化更是如此。文化是一条河流。更为令人瞩目的是，汤一介，朱维铮，冯天瑜不仅取得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实绩，而且，还型塑了中国文化研究的范式。 冯天瑜先生在中国文化史这片沃土，秉持文化自觉，融汇义理和考据，贯通汉学和宋学，成为当代众望所归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之祭酒。 一位学友想了解冯天瑜先生的思想脉络，不知道从哪本书开始，于是征询于我：哪本书可以作为了解冯先生思想的入门书呢？这才想到一个问题，冯天瑜先生，还有刘梦溪先生，俞荣根先生，举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第四代半』学人，似乎存在着不为人所察的隐衷，要么不写自述，比如冯天瑜和俞荣根两位先生，要么，像刘梦溪先生，虽然先后出版了《七十述学》和《八十梦忆》，也将心事藏得很深。 其实，最能看出冯天瑜先生心路历程，思想脉络的，应该属于口述实录啦。幸运的事，晚岁的冯天瑜先生，觉得应该对历史有一个交代，接受了门生的合理化建议，开始进行口述历史，据说已经进行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遗憾的是，随着冯先生的遽然离世，口述访谈，戛然而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历史，再也听不到冯先生本人的口述了，历史留下了一段不短的“空白”。 因此，企望冯先生的“半部”口述史，能够尽早面世。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深入地体贴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第四代半』中具有地标意义的冯天瑜先生的际遇与心迹。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五日，书菜楼）

叶萍 摘要：曹禺的话剧《雷雨》发表的次年，就被搬上了日本舞台，评介、翻译随之进行，至今有86年。曹禺话语的首演、首评都发生在日本，足见演剧界、批评界对曹禺话剧的青睐与关注。本文梳理日本曹禺戏剧研究的历史进程，探究曹禺戏剧批评的实存，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日本曹禺研究者的多重性与多组合存在；第二、日本研究者对于曹禺的长期跟踪研究，多位学者、评论家、艺术家数十年的随行研究，为日本的曹禺话剧（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与研究资料；第三、关注曹禺早期戏剧剧本的后期修改，分析时代的变化与曹禺个人的应对关系，以及创作主体内在思想、心理的变化对于话剧创作的深刻影响，如《雷雨》由命运悲剧改变为社会悲剧；第四、曹禺话剧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研究，其中也关涉曹禺与日本、西方艺术家的平行比较研究；第五、青年研究者的介入，大学硕士博士的培养教育，为日本后续的曹禺研究增添了生力军，进一步推进的曹禺话剧的研究和发展。 关键词：曹禺 日本 翻译 演出 审美 批评 1930年代，日本话剧的创作、演出已经进行了50余年，在审美样式、表现手法、艺术呈现等方面都已经完全成熟。曹禺及其话剧，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日本的。 曹禺与日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33年大学毕业前的修学旅行。1933年春假，曹禺随同由钱稻孙作为领队的清华大学赴日本修学旅行。《读卖新闻》晨报报道“支那大学生参观团来朝”：“北平清华大学学生访日参观团一行卅三名，日语讲师钱稻孙率领，坐八日进港的大阪商船长城丸登陆神户。至四月廿日大约两周，预定考察京阪、东京方面。”曹禺等同学在日本游览了东京、神户、横滨、大阪、京都、奈良等地。在由小山内熏创建的东京的筑地小剧场，曹禺和同学孙浩然冒着雨去看戏。观看了由久保荣翻译、八田元夫导演的荷兰剧作家海耶曼(Herman Heijermans1864—1924的) 的《好望号》。曹禺曾经回忆道：“我们听不懂曰语，却被演员们真实 、诚挚、干净的表演紧紧抓住。戏演完后,我们和日本观众一起为他们鼓掌。日本话剧深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那时起一直使我萦怀不止。”日本的修学旅行，开阔了曹禺的眼界，特别是观看话剧演出，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话剧的艺术魅力。 1935年中国留日学生在内务省登记，由中华民国留日监督处审查在东京创办了《剧场艺术》杂志，刊登了中华同学会第二次戏剧演出的公告，以及秋田雨雀等在莫斯科与苏联剧作家在演出后交流的照片，并刊登了罗因滨的诗歌《秋田雨雀画像》，岸田国士的《日本的新剧》，山川幸世《新协剧团的动向》，介绍日本话剧的历史与现状，同时刊发的有梁梦廻的《怎样接受话语遗产》，凄凌的《东京的新剧环境——中国同学怎样在东京上演新剧》[①]，关注中国在日留学生的话剧接受、学习、演出及其活动，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日中国留学生话剧运动的活跃与发达。正是因为中国留学生话语活动的活跃与常态化发展，曹禺戏剧一经发表，就引起在日中国学生的关注，排演并翻译为日文也就顺理成章了。 日本修学旅行归来之后，1934年7月，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刊发于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第３期， 1935年4月，《雷雨》就由东京大学学生影山三郎和留日中国学生邢振铎共同合作翻译为日文，这一翻译，当时主要是为了配合演出的解说并且应对警视厅的审查，所以比较急就而且语言的推敲与打磨均显不足。 《雷雨》1935年初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演出。这次演出，是《雷雨》的第一次公演，也是曹禺戏剧在日本的第一次演出。这次演出作为中华话剧同好会的第一届演出，主要是“以东京、横滨地区的中国人为对象”的[②]。因为是汉语对白的、非专业的业余学生剧团演出，所以很难获得专业剧团演出的名家名作的轰动效应。东京帝国大学戏剧研究会会员影山三郎作为译者之一也观看了这次演出，并在《帝国大学新闻》上便刊登了《理解吧，中国戏剧》的论文[③]。影山三郎的文章应该是日本第一篇介绍、评介曹禺戏剧的文章，也是曹禺戏剧登陆日本的开始。当时的著名左翼作家、深谙易卜生戏剧与苏维埃文学的秋田雨雀读了影山三郎的文章，得知有中国大学生作家创作的话剧《雷雨》演出的消息，就于1935年10月间两次观看了《雷雨》，并给予极大的肯定与关注。之后，影山三郎曾带着《雷雨》的剧本，当面请教秋田雨雀，并在秋田的介绍下找到了当时的汽笛社社长三上於菟吉。笔者核查了秋田雨雀的年谱和日记，未能找到影山三郎拜访秋田雨雀的具体时间，因而也无从落实影山三郎究竟是在1935年10月到1936年《雷雨》日本版出版的何时何日拜访了秋田雨雀。 在秋田雨雀和汽笛出版社社长三上於菟吉的帮助下，雷雨的日文译本于1936年2月得以在东京汽笛社出版发行。《雷雨》的日文译本出版之前，秋田雨雀撰文《关于中国現代悲剧〈雷雨〉的出版》，刊发于1936年1月的《汽笛新刊月报》，秋田认为：曹禺“是中国惟一的古希腊悲剧的研究者。”“这位作者赋予了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家庭悲剧以意义深刻的戏剧形象”[④]。同期刊发的还有影山三郎的《〈雷雨〉的反响及其它》，这两篇文章的刊发，不仅客观精准地评介了曹禺的戏剧，而且也极大地肯定了曹禺及其中国现代话剧的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 1937年2月，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又以“中华国际协进会”名义，排演了《日出》，还特别邀请了当时中国的专业演员风子前往东京参加演出，扮演陈白露的角色。《雷雨》、《日出》在东京的演出，使日本话剧界看到了曹禺戏剧的创作实际与艺术价值。一直关注曹禺话剧的秋田雨雀，在观看《日出》之后，给予很高的评价。 曹禺的《雷雨》自登陆日本，并于1936年翻译出版之后，到新世纪，一共有五个译本出版。以1949年为界，之前有两个译本，之后有三个译本。第一个是影山三郎和邢振铎翻译，汽笛出版社出版的初译本；1939年多磨松也翻译了《大陆的雷雨》，由天松堂出版社出版；1953年影山三郎独立重译《雷雨》，由未来社出版；1994年内山鹑翻译了《雷雨》，刊发于《悲剧戏剧》第6期—第9期；新世纪以来的译本是饭塚容于2009年翻译，晚成书房出版的《中国現代戏曲集》第8集。多译本的出版，不断地重新排练与演出，可以见出日本学界与戏剧界对于《雷雨》作为中国话剧经典的重视与青睐。 日本的曹禺研究，可以说是随着《雷雨》的演出与翻译同步进行的。依据饭塚容的整理与研究，1930年代就有两种《曹禺论》发表，即土居治的《曹禺论》与野中修的《曹禺论》。土居治认为曹禺的剧作属于命运悲剧，缺乏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雷雨》《日出》都属于“习作”水平。与土居治相反，野中修给予曹禺的话剧创作很高的评价。他说：“曹禺不但是优秀的剧作家，而且是优秀的人道主义者”，“春柳社以来中国话剧经过30年的岁月，带来最大收获的功名毫无疑问应该授予曹禺。[⑤]” 日本对于曹禺的研究与接受，开始由东京大学爱好文学的大学生影山三郎、邢振铎介入翻译，接下来便是左翼作家、出版家的加盟与支持，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曹禺创作的发展，逐渐进入戏剧演艺界、大学与研究机构。 1937年—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曹禺话剧的演出与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剧团被解散，仅有的演出是道化座的两次《雷雨》公演；评论文章只有中村贡的《曹禺——以〈雷雨〉〈日出〉为主要对象》[⑥]（1940、5）和服部隆造翻译东京青年书房出版的《北京人》（1943、8）。 二战结束之后，冈崎俊夫1948年11月在《剧作》杂志发表了《曹禺的戏剧》， 分析、评论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与《蜕变》，对曹禺的创作的文学艺术的西方接受及舞台演出多有批评。这个时期，目加田诚也写了《曹禺的戏剧》，详细地介绍曹禺的主要剧作，并且指出欧美近代戏剧的影响。 曹禺戏剧研究，直到五十年代才真正的在学术研究领域不断展开。1950年代初，佐藤一郎依托庆应大学的《三田文学》杂志，连续发表了《关于曹禺的〈雷雨〉》[⑦]，《骸骨的梯子——曹禺的〈日出〉》[⑧]，《古陶与黄土之子——曹禺的〈北京人〉》[⑨]，《走向近代的实验——关于曹禺的〈原野〉》[⑩]等论文，标志着曹禺话剧的研究走进大学、走进研究机构的开始。大芝孝1956年发表了《新旧〈雷雨〉之比较研究》，他将1934年《文学季刊》发表的旧版《雷雨》和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曹禺选集》中收入的改编新版《雷雨》进行对照研究，认为：“《雷雨》的修改正显示了新中国话剧界的动向。 [⑪]”曹禺的修改将命运悲剧改变为社会悲剧，加入阶级斗争的元素、强化底层工人的形象，是为了适应新中国新社会发展对于文学艺术以及戏剧的要求，获得很大的成功。以后，他又写《曹禺的新作》 ，对曹禺解放以后的作品《明朗的天》《胆剑篇》给予很高的评价。 日本的道化座于1952年元月排演了曹禺的《雷雨》，新协剧团1952年11月演出了松枝茂夫、吉田幸夫翻译，村山知义导演的《蜕变》，1955年5月、7月分别演出了《蜕变》《明朗的天》等剧目，标志曹禺戏剧战后在日本舞台演出的复苏。 1956年，曹禺应邀随同中国代表团赴日本参加第“第二届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分别在长崎、大阪和东京与日本戏剧翻译、导演、演员举行座谈，介绍中国戏剧的现实与发展，听取了日本同行关于曹禺及其中国戏剧在日本的翻译与演出情况。日方参加大阪座谈的主要有村山知义、原泉、冈田丰、中野重治、冈崎俊夫等，以及留日朝鲜作家金达寿、戏剧评论家茨木宪等。在东京曹禺专程访问了著名戏剧家久保荣，参加了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与“东方学会”联合举行的文艺座谈会，回答了日本戏剧界与学界对于中国文学、戏剧的研究所关心的问题[⑫]。 曹禺对日本访问，中日两国戏剧家与文学研究者的直接交流，大大促进了日本国内对于曹禺戏剧的普及与了解，也在某种程度上激发并深化了日本的曹禺戏剧演出与研究。稻之会剧团1957年2月由关口润导演重新排演了《雷雨》，这是他们第六次演出《雷雨》。此后，1958年10月稻之会演出梁梦迥翻译的《日出》（第八届演出），1959年10月演出波多野宪翻译的《原野》（第十四届演出）。1950年代，曹禺戏剧由多个剧团演出，也体现了曹禺戏剧在日本舞台的深入与发展。 1950年代之后，中日文学艺术界的交流逐渐正常，日本多个艺术团体访问中国并演出日本戏剧，曹禺与日本艺术家接触比较广泛。这一时期的曹禺研究集中于日本国内大学内的中国文学研究室的教师与学生，逐渐形成了常态化、学术化、艺术化的研究方式，对于曹禺文本的细读，对于曹禺舞台艺术的分析，对于曹禺话剧的历史修改与演变，对于曹禺话剧艺术的审美样式与风格的研究，全方位、多视角、多元化的研究成为日本曹禺研究的实存。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研究者主要有有佐藤一郎、目加田诚、阿部幸夫、吉田幸夫、大芝孝、宅间园子、木下顺二、名和又介、井波律子、关根谦等等。 1982年，曹禺应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邀请，率中国戏剧家代表团访问日本[⑬]，这是曹禺第三次访问日本，也是最后一次赴日本访问与交流。曹禺在日本受到了日本戏剧界与研究者的热烈欢迎，曹禺与学术界的松枝茂夫、佐藤一郎、松井博光、木山英雄、新村彻、饭塚容、内山鹑等，戏剧演艺界的千田是也、杉村春子、村冈久平、西田辰雄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进一步促进了中日话语艺术的交流、研究与发展。 进入1990年代之后，一代新的博士、学者成长起来，担当了日本曹禺研究的重任，他们更加注重曹禺戏剧的历史与时代性，曹禺与与宗教的关系，曹禺话剧的艺术表达，以及曹禺与日本及西方文学的关系，等等。主要研究者有濑户宏、饭塚容、米田和弘、内山鹑、今井静子、铃木直子、张景珊等等。 曹禺的研究者主要有以下人员组成：第一类，曹禺作品的翻译者，如影山三郎、冈崎俊夫[⑭]、松枝茂夫、目加田诚[⑮]、大芝孝、饭塚容、吉村尚子等人，他们既是曹禺与中国文学的译者，也从事中国文学、文化的研究者；第二类，大学中国语与中国文学研究室的汉学家、教师与学生，这一类与第一类相比，不同的是，这一部分学者、教师是专事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并未从事文学翻译事业，主要有吉野造作、阿部幸夫、佐藤一郎[⑯]、吉田幸夫、宅间园子、牧阳一、白井启介、坂野学、濑户宏、铃木直子等；第三类是从事戏剧演艺创作的作家、演员、中国文学爱好者，如秋田雨雀、木下顺二、伊藤巴子等等。这三类研究者组成了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队伍，也建构了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理念、方法、样式与成就。 关于日本的曹禺研究，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论文与历史文献：第一是关于曹禺话剧文本的研究，涉及话剧的剧本结构、语言、文化接受与舞台表达。主要论文有：饭塚容《曹禺的〈家〉和吴天的〈家〉》、牧阳一《基督教式的悲剧——曹禺的〈雷雨〉、〈日出〉〈和原野〉》、白井启介的《曹禺戏剧的舞台指示——从〈日出〉到〈北京人〉》，佐藤一郎的《古陶与黄土之子——曹禺的〈北京人〉》等，这一类论文，主要是从舞台表演的表达来解析曹禺的话剧及剧本。因为话语的创作，主要是用于演出和表演的，因此在日本，话剧一直被称为“演剧”，剧本是通过表演艺术家的传达而抵达观众的。当然，读者可以阅读剧本，观众可以通过演剧的欣赏来理解剧本和作家的创作，二者可以相辅相成。话语文本与演员表演之间存在着一个互为表里的关系，演员依靠剧本进行表演，剧本通过演员在剧场进行演出来进行呈现和展现。日本学者在比较中国的曹禺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到契诃夫的剧本之后，指出：西方与日本的剧本作者，作家对于表演的提示非常少，剧本与演员在表演的时候融为一体，表演艺术家可以超越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艺才能，从而使得剧本的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实现最佳的表达。对于曹禺的话剧《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等等，日本学者对于演出提示多有批评与指摘。木下顺二在《曹禺的资质》中认为，曹禺的戏剧犹如一个不可动摇的建构物，总是意图主宰表演艺术与表达，没有给表演艺术家留下足够的表演主体与表达的艺术空间。一方面他观看演出的时候，又这样的感受，而当他阅读剧本时，更发现了太多的表演提示。“在舞台演出时，笔者的期望也常常落空。然而，曹禺绝不仅仅是怕自己的期望落空才写下那么详细的“注意事项”似的提示，而正是从这一点上，笔者看到了曹禺的资质。”“也就是说，用包括舞台提示在内的所有的戏剧文字，使自己设计的作品世界成为不可动摇的构建物，这就是曹禺的资质。同样，《北京人》中“远远地在冷落的胡同里有算命的瞎子隔半天敲两下寂寞的铜征”这段舞台提示中，“瞎子”也绝不单纯指现实中的盲人，即不能按所谓的自然主义来理解。换成笔者的话，不仅舞台提示，就是台词的字数也要控制在充分必要的最小限度，然后在观众席上期待导演和演员借助这最小限度的文字去将作品世界尽可能扩展到无限大。[⑰]”在日本研究者看来，太多的表演提示，不仅仅不利于表演，而且有妨害表演之嫌。 第二是曹禺话剧与历史时代的关系与嬗变；主要论文有大芝孝的《曹禺的新作》，坂野学《曹禺〈明朗的天〉的“思想改造”的描写方法》[⑱]，宅间园子的《曹禺〈雷雨〉的悲剧性与社会性——以人物关系的展开与悲剧的手法为中心》，佐藤一郎的《古陶与黄土之子——曹禺的《北京人》等，中国现实主义话剧中，取材于当下的时代的作品，往往难以进行超越现实的审视，而存在贴着现实创作的倾向。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作品与艺术的关系，往往成为马克思所批评的“席勒式”的创作，将艺术作为现实的传声筒来进行叙述和表达。曹禺的戏剧中，家庭问题浓缩了社会的影子，随着时代的变迁，过去的戏剧如《雷雨》《日出》等都曾经进行过改编和改写，将时代的要求，阶级意识生硬地楔入作品中，离间了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罪恶、罪恶。你的祖宗就不曾清白过、你们家里永远是不干净”（《雷雨》第二幕）。《北京人》中的家庭依然是以分崩离析、破散毁灭为结局……这样的写作，佐藤一郎认为：“中国文学的主题都和人性、社会性的苦闷联系在一起，它与中国社会的落后性一样绵延不绝。现代作家们还在延续“家”这个话题。[⑲]”确实，家庭问题一直是文学描写的重要问题之一，家庭是人伦最集中的表演场与表达地，如何对待亲情、爱情、人情，往往在家庭中可以得到集中的体现，曹禺戏剧中的家庭问题，关于“罪”的代际遗传，关于伦常失序的幽暗，关于人性与社会性的问题的凸显，往往表现得淋漓尽致，但缺少批判。  坂野学注意到了1949之后的思想改造对于曹禺话语写作的影响，认为曹禺是认同思想改造并将思想改造的现实运动场面，再现于艺术舞台。这种再现是不加批判的再现，身体力行的认同的再现，“曹禺是赞同思想改造的，在这部作品（《明朗的天》中，舞台上虽然没有再现运动的所有场面，但是，这可以表明曹禺的见地，不应该受到指责。[⑳]”坂野学在论文中，再现了曹禺戏剧的文本，从几位知识分子——医务工作者宋方洁、凌士湘、尤晓峰、江道宗的立场与视角进行分析，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曹禺的在《明朗的天》中，有相当明确的时代感，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无分野，对于不容抹杀的十七年的历史在文学中的表现，晚年曹禺并未有所反思与忏悔。 第三是曹禺话剧的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以及比较研究；主要论文有牧阳一的《曹禺与厨川白村》、《基督教式的悲剧——曹禺的〈雷雨〉、〈日出〉和〈原野〉》，阿部幸夫的《〈正在想〉溯源考察：“笑剧”肚子里的填充物——从墨西哥民俗演剧到曹禺戏剧的道路》等，牧阳认为，曹禺对于厨川白村的接受与鲁迅不同，鲁迅看到了厨川白村的“优越意识与乐天主义”，而曹禺则是“接受了厨川白村的影响，并在作品中表现了白村所主张的文艺包含‘因袭’、‘权威’的社会‘压抑’下解放自己，表现自身作为‘社会存在物’与‘个人’，‘道德存在物’与自我‘本能’，以及‘神性’与‘兽性、恶魔性’，‘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精神’与‘物质’，‘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等多重的二元对立之力的‘冲突’、‘纠葛’中产生的‘苦闷懊恼’。[21]”牧阳不仅仅比较曹禺与厨川白村的接受与同质，也看到了鲁迅与厨川白村接受中的超越与否定。阿部幸夫在关注抗战戏剧的同时，看到曹禺的独幕剧《正在想》，跨越时空界限，“一方面，我从历史、地理角度对二十世纪一十年代以来与墨西哥革命相关的时空进行了总结，当然，另一方面也准备思考梳理一下1940年前后的大后方，国统区的中心即作为中国抗战大本营的重庆一方，是如何接受这部戏剧的。[22]”阿部幸夫在他的论文集《幻重庆幻的二流堂——日中战争下的艺术家群像》中，对陪都重庆的戏剧家进行综合评论，其中有郭沫若、老舍、夏衍、杨翰笙、吴祖光，曹禺也是其中之一。这部著作对于对于抗战之下的艺术家的命运进行分析，将曹禺改编的剧作和演出进行记述，“如果当时是由于改剧本中嗅到了某些危险气息而将其中断的话，那么这种动物性的感觉，恐怕是评价如何理解战争中敌国文艺的唯一一点值得关注之处。” 此外，在关于曹禺的戏剧研究中，很多日本的学者注意到了曹禺的多部话语在1949年前后的改变，并详细进行了分析。如吉田幸夫《关于〈日出的修改〉》，其中包括了曹禺所著的各个版本异同的比较列表；大芝孝在《新旧版雷雨比较研究》关注雷雨关于劳资问题处理的不同，鲁大海形象的演变，侍萍向神的祈祷，等等；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学研究室师生关于《〈雷雨〉的再评价》，认为《雷雨》从神秘的宿命色彩的命运悲剧、乱伦悲剧转向社会悲剧、阶级悲剧，其中凸显的时代特质是值得关注与分析的，究竟是何种力量导致作家对于作品进行大幅度修改，是世界观的转变还是人性的转变？诸如此类的分析和探讨，在日本的曹禺剧作研究中，相对比较集中。 日本对的曹禺研究，不仅仅存在于日本学界、演艺界，而且也存在于留日学生与学者中。例如，梁梦廻[23]从曹禺戏剧登陆日本开始，就一直关注曹禺戏剧，同时关注中国的戏剧与文学创作。1959—1962年期间，在《新剧》杂志连续撰写了《现代中国的剧作家们》等文章，介绍曹禺以及欧阳玉倩、洪深、郭沫若、老舍、田汉、夏衍等戏剧作者，研究1949—1959年11年间中国戏剧演出的发展变化，分析中国话剧与日本的关系，为在日本介绍曹禺及其中国戏剧文学而不断写作。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留日学生的增加，部分在日本大学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生，也以曹禺为对象进行研究，以日文发表研究论文，可以说是从某一方面，推进了曹禺戏剧在日本的研究。 作者简介： 叶萍（1960—），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国学院大学客座研究员。 邮箱：20040100@hubu.edu.cn [①]林果主编：《剧场艺术》创刊号，1935年10月10日。 [②]影山三郎：日文版《雷雨》后记，东京：未来社1953年版，第316页。 [③]影山三郎：《理解吧，中国戏剧》，《帝国大学新闻》第576号。 [④]秋田雨雀：《〈雷雨〉日译本序》，汽笛社，1936年2月版。 [⑤] 参见饭塚容：「日本における曹禺研究史」、中央大学紀要・文学科、69 号（通巻 143 号）、1992 年。…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