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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裔 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要欢迎，要多一些包容和耐心。 1马云对话白岩松：1%脑子撞坏的混蛋 在外交口水战以及西方追责声浪中，中国海外援助“感恩”说也甚嚣尘上，甚至包括华为、阿里在内的一些企业海外捐赠也引发批评，包括众多大陆网民的质疑。 在这个当口，马云4月17日晚登上央视新闻频道《新闻1+1》，对话白岩松，回应了外界对捐赠物资的质疑。马云说，大概任何国家都有1%左右的脑子撞坏的混蛋，如果我们多关注了1%，而忘掉了99%善良的人群，这是人类的悲剧和悲哀，所以我们并不在乎这些。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关键词有两个：一个是1%脑子撞坏的混蛋。 按照马云对海外捐赠的说法，（1）公益基金必须有结果，没有结果天天只有善心是不会受人尊重，更不会达到效果。（2）必须效率，别人干这件事情需要五天时间，你是否可以三天做到？别人做这件事情是五块钱，你是否可以两块钱或者三块钱做到？（3）最重要是透明，尽管这钱是你的，既然你做了公益，成千上万的人在关注你，成千上万的人在受益，成千上万的人参与，你必须也有责任向全世界透明，每一分钱，每一件事情必须是干干净净、透透明明。 另一个关键词是：不能关注了1%，而忘掉了99%！ 马云如是说道：我这个人也好，阿里巴巴也好，过去二十年来是一路被批评下来，所以我们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非常习惯。所有人都要习惯听不同的声音，都要习惯被批评，做公益本身不是为了赢得别人的表扬，但是我们也不在乎别人的批评。我们是代表中国老百姓，代表中国民间，代表中国企业界，代表人类共同的良心给全世界进行捐赠，捐赠本身也许对别人帮助不大，但对我们自己的帮助非常大。 大概任何国家都有1%左右的脑子撞坏的混蛋，如果我们多关注了1%，而忘掉了99%善良的人群，这是人类的悲剧和悲哀，所以我们并不在乎这些。 马云的心胸很开阔，有包容性。他认为，我们今天能有能力帮助别人是最大的福报。 马云说：你要想去找那些刺耳的声音，这世界上永远不缺，你要想听好听的声音，这世界也不缺，但是你要听的是内心的声音，未来的声音，那些呼喊救命的声音。你今天所做的事情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尽自己的良心，我认为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能力去做，是最大的福报。 实际上，马云所面临的那个1%的能量很大，它已经在国际舆论场掀起了一场风暴，致使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公共关系危机。 2  头脑不发热才不会说过头话 头脑发热，就会说过头话；骄狂了，就会抖狠。这些说过头话、抖狠的人，国内也有，是不是也属于马云所说的“1%脑子撞坏”之类？ 最近一段时间，外界感觉外交发言体系措辞尖锐辛辣。在冠状病毒疫情蔓延全球之际，外交发言人却与美方陷入病毒起源论战。仅管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接受美媒专访时试图缓颊，并郑重表明“我是在美国的中国代表”，仍于事无补。 中国前外交官程涛近日表示，“谦虚”是中华传统美德，如果牢牢把握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就不会说煳涂话”。据财新网报导，曾任中国驻马利、摩洛哥等国大使的前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程涛4月15日在北京出席一场研讨会时，谈到中国如何在疫情之下因应国际舆论质疑时作上述表示。他同时强调，中国必须“正确地认识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定位搞对了，搞准了，就能够把握分寸”。 这是一种婉转的批评，但入木三分！ 4月16日，环球时报英文网站更刊发评论，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提高，以明确的方式维护其国家利益，“所谓‘战狼外交’的背后是中国和西方力量的变化”。还有著名专家不断对公众说类似的话，渲染“厉害了”。这种民粹主义的情绪正是激进外交的社会基础。 中国和西方力量真的发生更本性变化了吗？ 回答是否定的！ 截至目前，西方依然是发达国家，中国依旧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点没有变化！邓小平为中国定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变化，邓小平为中国确立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没有过时。我们完成第一步即“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的时间并不长，现在处在这个发展战略的第二阶段：即将进入小康水平！即使如此，还谈不上人民富裕，更谈不上国家发达。按照邓公的描述：“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 这个发展战略的第三步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即使实现了这个战略目标，我们还只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距离。 邓公认为，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那时，我这样的人就不在了，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 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是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哲学基础。经过42年改革开放，我们的GDP总量虽然名列世界第二，但也只有美国的2/3，欧盟的78%，人均就低很多了。尤其在科学技术、教育水平、关键产品（包括零部件）、军事等方面，差距至少20至30年。我们没有骄傲的资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跟西方比拼。因此，19大政治报告根据中国现阶段国情明确定位：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我记起了邓公一句话：“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老人家一再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这就是中国力量、中国道路以及与世界关系的清醒的、科学的定位。我们只有牢牢把握住这个定位，把握住中国基本国情，我们的头脑就不会发热，不会再去搞什么“追赶超”式的大跃进，不回去跟西方国家比拼实力，我们就不会说过头话，更不会像“战狼”般去抖狠。 我赞成程涛这么一段话：“谦虚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美德，‘穷不失志，富不猖狂’，千万不要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一些社会舆论在看待和分析世界局势时，”标题党、吹牛党要不得，吓不倒人，反而害了自己“。 3   “战狼式”玩法引发公共关系危机误国伤己 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外交立场突然异常的强硬起来，在应对疫情上更被外界称之为“战狼外交”。这种与韬光养晦、决不出头相对的“战狼式”玩法，屡屡造成外交上的激进言行，加上舆论上的过分炒作“厉害了”，过分贬低、诟病对方，致使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公共关系危机，追责声、批评指责声一浪高过一浪。 我们目前陷入前所未有的公共关系危机，究其原因，就是过高低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力量，脱离了中国国情，偏离了基本路线。由此，导致在外交上处处出头，激进好战，面对国际复杂形势，不能站稳脚跟、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放弃了韬光养晦的方针。以至于连续出现言论不慎的外交事件。从赵推特掀起跟美国总统的口水战，到赵推特回应外国批评口罩质量称“如果你嫌我的口罩不合格，那你就别用啊”的“战狼式”回应，直接让外界认为中国这是拿口罩作威胁，是把口罩“武器化”了。日前又出现中联部发言人胡推特怼上美国总统“注射消毒剂”，再次引爆美国舆论。虽然胡推特没有“叫美国人去死”，但是你为什么要去讽刺他国总统？他的不当言辞自有美国舆论去评说！ 中国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近日接受中国商业社群平台“正和岛”专访时则说，“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以及国内很多舆论都说‘如果你嫌我的口罩不合格，那你就别用啊’”。他指出，从中国的角度，可能觉得这种说法非常“战狼”，但是从听者角度，“别人会认为这是拿口罩来威胁人家，口罩被‘武器化’了，上升成为一个与安全有关的问题”。他表示，一切成本优势，都是建立在不涉及安全问题的前提之下。一旦涉及安全问题，西方将有可能不惜一切代价，重新建厂生产。并且，对于”安全”相关产业的定义，也会随着不信任的上升，而不断扩大其边界。 因此，这种激进外交难以持续。如果不能重回正轨，即回到韬光养晦、决不出头的路线上来，不紧急采取危机外交公关，迟早会跟美国、甚至整个西方闹翻，而被孤立于世界之外。如果任由这种方式发展，将使不信任和分裂对立肆意发展，西方国家可能扩大在本国生产的安全产业，一旦西方形成一套独立于中国的生产体系，中国制造业将面临整体萎缩，且在创新科技上落后甚至与西方脱钩。 激进言行误国伤己，对中国制造的冲击，比病毒更大！施展警告，这种”战狼式”做法是不能持续的，”你越战狼，自己距离世界就越远，世界也越会孤立你”。 的确如此！你看看伊朗，再看看朝鲜，他们是一直跟美国、跟西方抖狠，但是他们被孤立于世界之外，他们发展很艰难，人民很难受。难道我们要学习他们？难道我们要放弃42年改革开放打开的大好国际局面，重回过去被封锁的状况？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好不容易打开改革开放的局面，好不容易融入国际社会，好不容易加入各个国际组织、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特别是好不容易跟美国解冻关系并成为相互合作、相互依赖的利益攸关方，这就意味着与世界有着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其中的中美关系成为一切国际关系的关键与核心。如果我们破裂这种国际关系，特别是破裂中美关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这种关键时刻，应该有理性的声音站出来，千万不要逞一时口舌，误了改革开放的大局。 目前，全球因为疫情而出现市场衰退、生产停滞，本来就对“中国制造”带来极大冲击。这样的艰难时刻，如果西方掀起撤离潮，后果会怎么样？ 有专家指出，目前西方国家的一系列动作，反映了他们正丧失对中国的信任，这种情绪会影响外国对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建设上，有关产业可能会由现时的军工类产业扩大至口罩等卫生防疫物品，不惜成本地把这些产业留在本国生产，例如美国早前发现中国出口的少数口罩不合格，基于不信任，便把中国制造的KN95口罩剔出，自行加强生产。

来源：David H 美高学长帮 1 序 2019年12月31日，我从佛罗里达度假回麻省。飞机晚点了2小时，我因此错过了交响乐团的跨年演出。没关系，反正5月份我还要表演协奏曲，到时候我父母也会从中国飞来，听我在世界级的音乐厅展现我高中四年的最高音乐成就，看我作为学生会主席在毕业典礼上发言，见我与毕业舞会上西装长裙的朋友们一一道别留念……跨年的灯火亮起，我高中四年最精彩的最后一程浮现在我眼前。 三个月后，我第三次订的回国航班在波士顿机场起飞。机翼扫过熟悉了四年的跑道，在中途突然升起，毫无仪式感可言。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我高中的终点了，三个月前想象的场景最终沦为想象。美高的完整体验，偏偏我们这届缺失了，想想也挺不公平。但仓促狼狈的乱局之间，想这种事没有任何意义。我用护目镜、防毒面具、防护服把自己包裹起来，在一半空位的客舱里，试着睡去。 在接下来的航程和隔离中，我再次思考了这次疫情的潜在影响，对美高、留学、乃至“国际教育”做了一些也许听起来不太主流的判断。因为近期有很多家长来咨询我之于疫情对美高留学影响的看法，我想与其一一回复，不如将这些想法公开分享。虽然我的组织从事美高教育，但我不想因此而盲目做乐观的预测以安稳人心，只希望我的观点可供更多的家庭参考，作出最负责任的决定。  2  疫情后的世界：历史的重启与末人？ 我出生的年份，是所谓“千禧一代”的第一年。这十几年来，中国经历了哪些发展，大家有目共睹。我不想给00后添任何刻板形象，但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文化潜意识中有一种乐观的、方向性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可以被粗略地总结为（但绝非全部）：政治上不可逆转的多边主义、经济上不可逆转的市场全球主义、文化上不可逆转的（哪怕是狭义而肤浅的）宽容与多元主义 。这些信念并不完全基于经验事实，而是一个时代意识共同体的产物，是一众学者和公知编织出来的一个普世信条。其中，政治学家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在其《历史的终结与末人》中标志性地将冷战后的世界秩序称为“历史的终结”：“终结”并非是指历史事件不再发生，而是指再也不会有世界范围的重大意识形态变革，无论是政治、文化、还是经济上。与90年代的多数学者一样，福山相信以上列举的三点是世界现在、20年后、200年后、2000年后的必然，时间已不再重要，因为历史已经不再演化。 这种对未来大趋势的确定性，即使不说造就了我们这一代的低龄留学潮，也至少定义了其性质。总结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这一代留学生很多不是为学技能、留在美国而留学。这点与上世纪末的留学生和一代移民的心态有很大区别。比起上一代的留学生，如今留学美高的同学很少是以移民为目的，也就是说，没有强烈的意愿“出去”。 2. 同时，我们也不是清末的公派留洋生，没有迫切的“向西方学习，用以建设祖国”的目标。“西方”的优越性在新的国际秩序下成为了相对而非绝对的，一方面表明“西化”和“现代化” 早已成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一代小留学生“回来”的意愿也不强烈。 3. 于是，对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最终留在美国、回国、还是去其他国家，是个个人选择，而大家也都相信，在美国受的教育能够支持他们作出其中任何一个选择。 这以上的任何一点，都高度依赖现有的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政治合作多边化。比如，正是因为全球贸易在当下的全球化下是一个相对开放、共通的整体，留学生才有信心他们在美国的学位可以被远在大洋彼岸的公司认可：规则是共通的，在哪里学都可以。正是因为当下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美国社会都相对允许多元化文化，小留学生才能放心的住在美国的住家，同时相信他们留学的经历不会在回国后成为原罪。在美受歧视、回国不适应已经被视为异常而非常态，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非理所应当的现实。生活在当下，我们很容易将这一切当作理所当然，而想象不到从1872年的第一批留洋幼童到20世纪末的留学生与我们有多么本质的不同。只需试想：直到20世纪末，留学生与国内保持联系的主要方式都是跨洋电话和邮件。想象不出吧？然而那时世界全球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只不过没有现在这般触手可及而已。 我们留学现状所依附的看似理所当然的条件，在疫情后的世界里也许是脆弱的。从疫情期间留学生的处境，可以看到一些端倪。我们中的很多人，匆忙回国并非完全是为了回避病毒本身，而是逃离那已经在发生、潜在发展迅速而猖狂的种族暴力。从一开始听说遥远的欧洲殴打留学生事件，到纽约亚裔戴口罩被推下轨道、再到我本人在波士顿被吼“滚回中国城” （Go back to Chinatown），种族暴力事件对很多留学生而言已经从留学自媒体、新闻上的传言变成了亲身经历的恐慌。而这种将疫情发展为种族问题的做法之来源不是别人，正是美国总统。正如Chinese一词有“中国的”和“中国人”两个翻译，特朗普著名的Chinese Virus也有“来自中国的病毒”和“中国（人）病毒”两重意义。 这种种族沙文主义背后的文化不宽容，在中国体现为对留学生回国的敌意。只需上微博搜索“埃塞俄比亚中国留学生滞留”，从一众评论就可看出， “祖国建设跑老远，千里投毒排第一”这种情绪绝非仅是互联网上的少数个体。此类言论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但每一个都是直接或间接建立在“中国vs.外国”这个愈演愈烈的二元对立上的。留学生所经受的遭遇，反映出的是两国相当一部分人口对彼此的看法。 疫情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不是我一个高中生能够预测的。自从疫情一月份在武汉爆发，多国的智库机构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想，从一、二月份武汉疫情最狼狈时的“中国切尔诺贝利论”到世界疫情开始爆发后的“中国疫情后崛起论”，从极端的去全球化理论到似乎更温和的供给链冗余理论。然而，各派学者的共识是，上世纪下半页以来的政治、经济全球化，在疫情后必将有相当大程度的改变。除了企业归岸国内、限制人员流动，和退出国际组织、放弃多边交流等看得见的举措，民众对全球化的态度也将向怀疑和悲观转变。并不是说此章节开头提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三个条件会因疫情而完全消失，但那“乐观的、方向性的确定性”也许就会有变化了。历史也许还远远没有终结，而此次疫情也许正是其重启的开端。福山“末人”的概念源自尼采，描述满足于安定与物质享受而随波逐流、不敢冒险的大众。然而，似乎正是这群被视为“历史终结”重要组成部分的末人，正在通过其对未知的恐惧（排外民族主义）、对风险的回避（供给链冗余理论与企业归岸）、以及随波逐流（民粹主义）将历史终结论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3  在国际政治中留学 “并非所有的危机都是转折点” 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察·哈斯发表在最新一期《外交》文章的副标题。哈斯相信，此次疫情的影响其实是加剧了存在已久的国际政治格局，而不是彻底地颠覆目前的秩序。疫情并非真正“导致”了其后续的问题，只不过是让已有的问题更加凸显而已。这并非是一个乐观的预测，因为哈斯所谓的“存在已久的国际政治格局”，可以用身份政治和现实政治两个概念来概括。而这两个概念中的任何一个，对“留学”与“留学生”的接受程度都是不确定的，而近些年的重大事件又似乎完美应和了这两个理论。 身份政治理论的代表作，就是北美高校每一个政治学大一学生都读过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此书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用于反驳他学生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虽然当今身份政治理论远比亨廷顿设想的更复杂，但其基本原则是不变的：身份和文化认同作为一种政治需求和政治力量，比意识形态、普世价值强有力得多。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就是这种政治需求和政治力量的体现。从公开的反移民政策，到同样公开的歧视少数族裔，再到“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伟大”指的什么？美国什么时候伟大过？种植园与黑奴的时代么？）、“美国第一”等口号，特朗普的魅力之一便是他对美国白人的特惠和对任何其他族群的排斥，而无数红脖投票给他的原因也是他公开的种族主义让红脖感到了“白人”这个身份的归属感和优越感。而有这种想法的人有多少呢？答案：多到足够让特朗普赢得总统竞选。  3  在国际政治中留学 “并非所有的危机都是转折点” 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察·哈斯发表在最新一期《外交》文章的副标题。哈斯相信，此次疫情的影响其实是加剧了存在已久的国际政治格局，而不是彻底地颠覆目前的秩序。疫情并非真正“导致”了其后续的问题，只不过是让已有的问题更加凸显而已。这并非是一个乐观的预测，因为哈斯所谓的“存在已久的国际政治格局”，可以用身份政治和现实政治两个概念来概括。而这两个概念中的任何一个，对“留学”与“留学生”的接受程度都是不确定的，而近些年的重大事件又似乎完美应和了这两个理论。 身份政治理论的代表作，就是北美高校每一个政治学大一学生都读过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此书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用于反驳他学生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虽然当今身份政治理论远比亨廷顿设想的更复杂，但其基本原则是不变的：身份和文化认同作为一种政治需求和政治力量，比意识形态、普世价值强有力得多。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就是这种政治需求和政治力量的体现。从公开的反移民政策，到同样公开的歧视少数族裔，再到“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伟大”指的什么？美国什么时候伟大过？种植园与黑奴的时代么？）、“美国第一”等口号，特朗普的魅力之一便是他对美国白人的特惠和对任何其他族群的排斥，而无数红脖投票给他的原因也是他公开的种族主义让红脖感到了“白人”这个身份的归属感和优越感。而有这种想法的人有多少呢？答案：多到足够让特朗普赢得总统竞选。 类似的双标报道，其实在主流美媒上一直以来就不缺：但凡是中国发生的事，非廉价劳动力即污染，要不就是反人权。我相信很多留学生同我一样，在出国前对美媒的客观性有过信任，也发自内心地欣赏“自由媒体”这个理念。但是在美国生活过就会发现，常在媒体上读对中国报道的同学，他们不会区分远在大洋另一端的那个国家和近在眼前的这个个体，对中国这个国家的认识和偏见最终都转化为了看待留学生时戴的有色眼镜。当然，这不是说美国同学无知、有偏见 — 试想：在中国有多少人能客观、理性地看待美国，并拒绝使用“美国”、“美国人”这种想象共同体来判断那一个个持蓝色护照的个体？人性使然而已，不必强求。而之所以中美媒体如此专注于抹黑对方，正是因为其战略敌对关系，而当“自由媒体”的理念和国家利益的现实直面相对，理念必然退让，也已经无数次地退让。 这次疫情对留学生最大的影响，也许并不是广泛的停课和回国逃疫，而是我们突然间意识到：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从一个推崇国际背景、高度互联、缓慢却坚定地走向消除误解和冲突的世界，变成了一个种族认同、文化冲突和现实政治的角斗场。以往留学生仅为提升英语、参与模联而读的国际政治新闻，如今却突然近在眼前，真实地影响着这一代留学生的未来。 4 … Read More »

来源：乐采时光 本文原载2013年5月《中国周刊》。版权归该刊及原作者。 这是南京大学流传已久的一个段子：时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校长的蒋介石请三个教授吃饭，居然有人不愿赴宴…… 两年前，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学生温方伊为了完成作业，尝试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一部戏剧。没想到，这个话剧会走出校园，引发轰动。01 蒋公的饭局“1943年，蒋介石担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请中文系的陈中凡、胡小石等三位教授吃年夜饭。去还是不去，成了摆在教授们面前的问题。”温方伊听到这个故事，是在做大三学年论文的时候。2011年9月，大三女生温方伊动手写自己的学年论文，指导老师是戏剧影视艺术系主任吕效平。吕效平给温方伊讲述了那个南大流传已久的段子，直接把《蒋公的面子》这个题目给了她，要求她先查阅资料，再写出一个舞台剧剧本。在此之前，温方伊只是写过一些舞台剧的片段，从来没有完成过整部话剧。“拿到这个题目，第一反应不是主题立意、情节、人物，而是，天！怎么凑出两万字来。”温方伊不好意思地说。为了完成作业，这个90后女生开始在图书馆查找关于南京大学校史的资料书籍。在翻阅了诸如《南大轶闻》、《南大南大》等书籍后，温方伊逐渐还原了《蒋公的面子》的故事背景。上世纪40年代以前，南京大学的前身“国立中央大学”，共有文、理、法、工、农、医、教育7个学院，40余个系，是国内规模最大、系科最为完备的综合性大学。1937年，“中央大学”西迁至重庆。《蒋公的面子》便发生在1943年，原校长顾孟余辞职，蒋介石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时期。资料记载，顾孟余辞职有一部分原因是与蒋介石发生矛盾。蒋介石在重庆经常找大学校长训话。因为他是军人出身，要求点名的时候，大学校长应该站起来。但是大学校长们不吃这一套，蒋介石很不高兴。而顾孟余索性不来开会，让秘书代替。蒋介石为此说了重话，在其他矛盾的激化下，顾孟余一怒之下辞职不干了。顾孟余离开中央大学，引发了师生的轩然大波。教育部长陈立夫原想把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吴南轩调任中央大学校长，结果遭到中央大学师生的一致反对。陈立夫向行政院长蒋介石求援，蒋介石提出，像军校一样，所有各大学一律由他来出任校长，另派教育长到各校实际主持校务。1943年5月，蒋介石正式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学生们并不买账，蒋介石来视察，没有学生夹道迎接。甚至在蒋介石作为校长为学生授予学位时，都有人不来，让同学代为领取。教授们更不好对付，有人质疑：军人出身、在学术上没有任何造诣的蒋介石，能否胜任中大的校长？蒋介石在此情境下，邀请中文系的教授吃年夜饭，试图笼络关系。 02  历史谜团蒋介石请的三位教授都是谁？他们到底有没有赴蒋介石的饭局？去与不去的理由是什么？在饭局上，他们又说了些什么？温方伊试图通过文献资料，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在南大校史中，国立中央大学部分可用的内容不多，《联大八年》等书籍里也只对中大的情况有零散的记载。蒋介石请客吃饭的故事更是压根没有。传说中，蒋介石请的有三名教授，可人们只知道有陈中凡和胡小石，第三个教授是谁呢？陈中凡和胡小石都位列南大中文系“三老”。陈中凡是著名的古典文学家，当年是思想激进的左派学者，追求人格独立，一贯反对当局对大学的干涉。胡小石则一心向学，不问政治。他还有一特别的爱好：酷爱美食。至今南京还有道名菜为：胡先生豆腐。温方伊查阅了其中两名教授的学术著作：《陈中凡论文集》、《胡小石论文集》，有效信息还是太少。她甚至发现，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连时间上都有点占不住脚。“1943年，陈中凡根本就不在中央大学，而蒋介石要来中大做校长的消息传来时，年已经过完了。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是年夜饭。”温方伊似乎陷入了历史的谜团。带着这些疑问，温方伊向中文系的老教授，已经年近8旬的董健教授请教。董健教授是吕效平老师的博士生导师，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过这个传说。董健教授于上世纪50年代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陈中凡曾做过他的老师。董健教授也证实，1943年，陈中凡并不在中央大学，他也从来没听陈中凡教授提起过这件事情。至于胡小石，董健回忆说，据他所知，熟悉胡小石的人也从未听他提过赴宴一事。董健教授倒是提供了另一个有些相似的细节，蒋介石六十大寿时，国民党曾经请胡小石给蒋介石写寿文。胡小石说：“我只会给死人写祭文，不会替活人写寿文。”来人闻之变色，悻悻而去。在董健教授的印象里，蒋介石请中文系教授吃饭的传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在南大流传。老教授们会说：“民国时候的知识分子，蒋介石请吃饭，都不一定给他这个面子。”至于蒋介石到底有没有请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三名教授吃饭，温方伊最终也没法确认。可是，董健教授仍然支持她写这个剧本，并建议，描写1943年的历史最好与当前知识分子的精神失落做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知识分子精神已经退化到怎样的程度，别说是一把手，就算是一个部级干部接见都会感到无限的光荣。”温方伊的指导老师吕效平也认为，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是属于当代的。“历史上，许多事情被忘记了，另一些事情却被清晰地记忆下来，甚至被捕风捉影地虚构出来。对这个传说兴趣的增长，实际上是教授们对自己当下生存状况的失望和对自己主观精神状态的反思。”历史已不可寻，摆在温方伊面前的任务，是虚构一个尽量真实的故事。她查阅了《吴宓日记》、《朱自清日记》、《徐悲鸿日记》、《胡适口述自传》等大量民国文人的传记，最终塑造了三位有不同政治倾向和思想状态的“中央大学教授”。戏剧中，三位教授分别是时任道、夏小山和卞从周。时任道的原型是陈中凡，在剧中，蒋介石曾下令打死过他的学生学生，他对蒋的专制统治非常愤怒。但因为自己的藏书流散，需要蒋介石帮助收回，他纠结于是否要赴宴。夏小山的原型是胡小石。他承认蒋是整个国家的领袖，但从学术角度，觉得蒋没资格做校长。可作为饕餮之徒，宴席上的一道名菜实在让他心痒难搔。卞从周则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他是与体制合作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不鼓励学生游行，接到请柬后，竭力说服两位同侪同去赴宴，结果被时任道和夏小山斥为谄媚。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问题。在温方伊的笔下，这个故事不是静止在1943年，而从“文革”时开始：三名被打倒的教授，在写交代材料时，争论自己当年到底有没有赴过蒋介石的宴席。和温方伊的调查一样，在剧中，三名教授有没有赴宴最终也是个谜团。这出戏由吕效平导演，演员都来自戏剧影视艺术系的学生。2012年5月是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吕效平把《蒋公的面子》上报为校庆献礼的学生话剧之一。 03 虚构与真实77岁的董健教授认为这部学生剧抓住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真实的一面，“总体上看，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价值，就是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他们并不把蒋介石请吃饭当做是皇帝的赐宴。即使是官方化的卞从周也没有这种倾向。”这出戏让这名老教授感慨良多，“建国后知识分子从原先的独立精神，蜕变到对领导的崇拜，这是一个渐渐演变的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董健想起亲身经历的一件往事。1950年代，南大生物系的一个教授，某个项目很有成就，在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回来后，他激动地说：“我的手不能洗，你们赶快来握一握，这是毛主席握过的手。”在董健看来，当年那个生物系教授的举动是真诚的，现在看来又显得可笑、可悲。“1949年以来，中国大学的独立、自由精神经历了多次破坏。”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大学的法学、社会学等被认为是危险学科而砍掉。其时著名的社会学家孙本文被安排到资料室工作。工学院、教育学院和农学院均被分出去成为了独立的专业院校，大学的有机联系、综合素质教育被削弱。1957年，董健到南大中文系读书，五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后留校任教。工作刚刚一年，“文革”便开始了，直到1978年，才开始恢复到正常的学术研究。董健上大学时，读书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读书太认真，会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个人主义”的帽子。因为崇拜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董健画了他的画像挂在床头，也想当个批评家。他因此被批判。1957年反右派斗争，凡是坚持独立、自由大学精神的人，一旦公开表露这样的观点，都被打成了右派。南大中文系的老师开始接连自杀：1958年，教古典文学的刘纪宣老师跳河自杀；1960年，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老教授罗根泽跳楼自杀；1963年，被外调到山东的研究古典文学的孙建堂老师跳井自杀；1964年，从南京师范学院调到中文系的研究古典文学的许铭延老师割断自己的喉咙自杀；1965年，与董健教授相熟的，研究语言学的青年教授黄景欣吃安眠药自杀，只有30岁。江苏省委成立专门小组来调查，为什么南大中文系自杀的这么多？调查还没有展开，“文革”开始了。自杀继续蔓延。1966年，文艺理论组的秦德林老师接到自己学生的通知：下午两点，接受批斗。两点钟，秦老师并没有来，派人去找，秦老师已经在衣橱里上吊了。董健当时在中文系当老师，领导中文系的是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我们的工人师傅小学没毕业，领导我们的解放军是初中生。他们说，中文系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知识分子的风骨，在历届运动之后消失殆尽，即使“文革”后的平反，也未能再造学院派教授的独立精神。几年前，国家某部委请董健的一个学生去做秘书。那个学生当时已经做了博士生导师，他要去。董健勃然大怒：在几十年前，叫一个大学的成熟教授去当部长，教授们还要犹豫一下。现在公然地叫一个大学的成熟教授、博士生导师来当秘书，提出这个要求的人不感到羞愧，而接到这个邀请的人感到很荣幸。因此，董健更想看到，“1943年的这段戏与今天知识分子面貌做一个对比。” 04  被拒的校园戏剧“现在的人，天天说政府不好，似乎只要骂两句腐败，便是个进步人士了。”台下掌声热烈。“还不该骂吗？中国政府腐败已是国际闻名了。美国红十字会捐送奎宁极多，却全存在中国银行库里，不给伤兵使用，只为出售获利，这等不顾国难之举竟无人拦阻。以致该会已不肯再捐药品，国耻，国耻！骂两声腐败，总比呼三声万岁强得多。”观众席爆出更为强烈的掌声。舞台上，卞从周和时任道针锋相对的台词，并不是温方伊的杜撰，而是来自历史文献的真实记录。温方伊在与历史人物不停的会面中，发现了历史的吊诡之处。2012年5月期间，作为“校庆戏剧演出系列”之一，《蒋公的面子》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礼堂首轮公演，从第三场开始，已经座无虚席。这个老旧的礼堂原本有个二楼观众席，可因为担心安全问题，已经很久没启用。因为观众太多，礼堂不得不重新开放了二楼观众席。2012年6月，吕效平带着话剧《蒋公的面子》报名参加了中国剧协在上海操办的“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然而，《蒋公的面子》被淘汰出局。对这个结果，吕效平并不意外。“我们跟中国剧协也不是第一次较量，我知道淘汰是必然的。”2005年，吕效平做了一个反映环境问题的话剧“《人民公敌》事件”，请了很多艺术专家来提意见。中国剧协的秘书长说：政府对环境问题是负责任的，不可以与150年前的资产阶级政府相比较。吕效平很生气：“如果我们在环境问题上没有比一百多年前的资产阶级政府做得更差一点的话，至少没有比它做得更好。”结果，剧协的秘书长说：你一个搞艺术的操那么多心，讲那么多话，干什么呢？尽管有心理准备，《蒋公的面子》被淘汰还是让吕效平很生气。他甚至想过，到上海与中国校园戏剧节“打擂台，门对门地演”。2012年10月27日，南京第二轮演出第四场，也是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在上海闭幕发奖的时间。吕效平在那一场谢幕后上台讲了几句话。“今天300公里以外，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闭幕了，我们是一个被淘汰的节目，但是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的全部剧目的总和抵不上我们这一个戏。如果你知道中国当代戏剧的现状，你就知道《蒋公的面子》在当代中国戏剧中的少有高度；但如果你知道世界戏剧的状况，你就知道《蒋公的面子》到底还是三年级本科生的习作。”《蒋公的面子》很快从校庆献礼剧突破出来，它不断加演，演到了29场。因为礼堂里没有空调，演员冷得要命，决定开春再演。吕效平颇为自豪的是，《蒋公的面子》没有正式走向社会的时候，已经开始给演员们发工资。温方伊也拿到了5万元的编剧稿费。2012年底，《蒋公的面子》引起了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注意。他们找到吕效平，包戏三场。演完之后宣传部长一言不发，留了一句话：“我跟你再谈。” 省宣传部长并没有找吕效平再谈，而是把话剧《喜剧的忧伤》捐给南京市的200万元给了吕效平带领的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2013年1月13日，《蒋公的面子》在南京紫金大剧院进行了首次面对市民的演出。虽然不能赴上海参加“中国校园戏剧节”，但上海的演出公司却机敏地嗅到了这部戏的价值。上海有6家话剧演出公司来找吕效平谈商演合作。2013年4月3日，上海首轮商演在上海戏剧学院剧院开演。最高票价280元，黄牛开出800元两张的票价。2013年4月6日，上海演出了最后一场《蒋公的面子》，这是这部戏第48场演出。吕效平说：“演出30场，是一个地方性的文化事件。演出50场，将是一个全国性的文化事件。”第二天的研讨会上，有学者说：“我们在这个戏里看到了1940年代和1960年代的知识分子精神面貌，希望也能看到今天知识分子的面貌。”座中有人马上呼应，“你听一听观众的笑声，就看见了知识分子今天的精神现状。”2005年，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在建国后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董健教授说：“钱学森之问有一个重要的潜台词没有明说，建国后在我们的制度下，教育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独立、自由的精神萎靡不振，因此培养不出人才。我想，这个戏也应当想办法将这点意思融入进去。”

来源：港大ICB 以下文章来源于知识游牧者Knowmads ，作者刘宁荣教授 文｜ 刘宁荣 三个月前的1月23日武汉因新冠病毒宣布封城；三个月后的4月23日，全球260多万人确诊，超过18万人死亡。 在无数次的恐慌之后，没有比新冠病毒横扫全球所带来的震动更让我们意识到，一场时代的裂变终于来临。一场意想不到的全球公共医疗危机正演变成令人忧虑的结局：伴随着新冠病毒的快速变异，竟是世界格局的大裂变。 一个缺乏世界领袖的“战国”时代已经来临，全球化的浪潮不会就此终结但已退潮，重组世界新格局的角力已经展开，我们会否错失又一次机会？ 回答这一问题的难度，或许与追踪新冠病毒的进化不相伯仲。科学家依旧在努力地寻找这一病毒不断变异的过程、传播的路线、以及未来的走向。而全球政治的裂变、全球格局的演变、全球治理的重构、全球合作的模式，将会在这场疫情之后发生怎样根本性的转折？ 对中国而言，这又是庚子年面临的一场潜在危机？为何中国在“武汉会战”的凯旋声中反而陷入事前没有预料到的困境？为何美国会成为新冠病毒蔓延的最大受害者？全球各国在抗疫的路上走来，一路踉踉跄跄，错过了抗疫的最佳机会，也可能错失更好地延续以往半个世纪全球发展的黄金岁月。 我们是如何一同“完美”地携手走进这样的险境？我们如何防范陷入深渊而无法自拔，却是这一刻必须思考和应对的难题！在全球格局发生大裂变的今时今日，哪些是确定性的因素，哪些是不确定的因素？ 1）确定性：病毒源头之争不会成为政治裂变之火。 如果每天去跟踪媒体有关病毒起源的消息，你会发现自己会变得疯狂，我们以有限的知识去理解科学家有限的发现，并在网络世界中无谓地撕裂和争吵就尤其滑稽可笑了。人类必须发现病毒的源头，这会给我们全新的知识去挽救人类的未来，有关新冠病毒的起源与变异已经成为全球顶级科学家们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议题。 病毒到底是天然还是人造？包括内地和香港在内的中国科学家，相信蝙蝠是新冠病毒的天然宿主，穿山甲是潜在宿主。国际上也没有任何研究支持病毒是人工制造，多份权威研究肯定病毒是自然演化。英国权威的医学期刊《柳叶刀》曾刊出来自8个国家的27名科学家的声明，认为新冠病毒源于野生动物，谴责新冠病毒并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著名的《自然》期刊3月刊登了美、澳、英等国专家的研究报告，也同样认定病毒“不可能是人工制造”。 病毒到底源出何处？香港大学传染病专家袁国勇认为病毒源自中国，与中国人滥食野生动物有关。他的这个观点和文章曾引起轩然大波，甚至被视为政治不正确。剑桥大学学者和德国学者的研究，特别提及新冠病毒的原始版本毒株在美国和澳洲更为常见，让阴谋论者又找到了病毒源头来自美国的证据。但研究人员指出，分析病毒变异的路径有助追踪未被记录的病毒源头，但无法就病毒起源地给出明确的答案。 病毒是否事故性泄露？诺贝尔奖获得者、艾滋病毒的发现者、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讲座教授的蒙塔尼耶认为，新冠病毒可能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泄露所致，实验室获得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而美国情报部门透露两年前美国外交官到访该实验室，并发出了该实验室的安全存在隐患的警告。但他的这一说法立即受到他的法国同行的批驳，指责他的说法毫无根据。 到目前为止，寻找”零号病人”的努力都陷入了死胡同。而病毒的源头自然指向武汉，如果今天在全球进行一项民意测验，有多少人不认为这个病毒来自武汉？因此任何企图改变这个已经根深蒂固的认知的努力，如果不是徒劳无功，至少也是事倍功半。只有科学家证明了这个病毒源头并非来自武汉，中国意图改变这种认知的努力才有可能奏效。 即便最终科学证明了病毒源头就是武汉，但又有谁可以防止这个病毒源头和异变不会出现在你的国家、你的城市？就此而言，全球有良知的人都会清醒地认识到，哪怕病毒是因人为的事故引发，也没有理由就此对中国进行惩罚。 2）不确定性：隐瞒疫情会否成为裂变的点火器？ 病毒的源头不是个问题，但中国有否隐瞒疫情则会引发全球对中国的信任危机。由疫情引发的对中国的信任危机早已发生，这种不信任感有如病毒也在全球蔓延。对病毒源头有否刻意的隐瞒，对疫情的严重程度有否掩盖已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甚至有可能成为引发世界格局大裂变的一个重要点火器。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需时做出科学的判断，失误在所难免，这与特意隐瞒有巨大差别。地方当局对疫情的掩盖是不争的事实，第三批专家抵达武汉之后，晚餐时一位副市长非常紧张，意识到无法掩盖人传人这样的事实。但中国在无数的失误之后，在迅速扭转疫情上的成绩有目共睹。 从美国沦陷成为全球病毒大流行的“震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美国政府轻视且特意淡化疫情的严重性。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意测验，有超过65%的美国民众认为特朗普救灾不力。美国纽约时报4月18日的一篇报道，公开谴责推卸责任给中国是特朗普和共和党惯用的策略。在此之前，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早已详细报道了美国政府罔顾科学家的警告，毫无作为。 美国政府也隐瞒疫情，刻意淡化疫情。但美国主流媒体在最初的失职后迅速修正，深度报道美国政府在控制疫情上的失策。美国政府本身就不被信任，而众多的媒体会不停地穷追猛打，挖出事实真相，因此国际社会对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信任度，反而不会受到影响。 美国的媒体对中国疫情的报道有批评声，也有肯定的声音。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主流媒体并没有随美国政府起舞，反而指责西方浪费了中国给他们抢来的时间，甚至美国之音这样政府资助的对外宣传媒体，因肯定中国的抗疫招来特朗普的口诛笔伐。 这自然与中国的主流媒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的媒体难以迅速全面客观地报道疫情，只突出疫情受到控制的正面信息，无法取信于国际社会。由于中国媒体的“官方”生态，甚至影响到其它国家将中国自媒体上的一些胡言乱语视为官方立场，并导致外国政府提出抗议。而外交官亲自上阵更是凸显了中国在疫情与舆情上，只能依靠自上而下的手段，最终的结果只能引发更大的反弹。 在中国艰难抗疫取得胜利后，为何对中国的抱怨声反而此起彼伏。早在3月15日，曾获颁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就发表文章，指责中国早期隐瞒的做法，加剧疫情蔓延。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也批评中国隐瞒疫情，令病毒在全球爆发。伊朗卫生部发言人贾汉普尔批评中国官方公布的疫情数据，将其视为“惨痛的笑话”。印度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要为疫情爆发负责。除了美国民间，就是印度最早发起要求中国赔偿的法律行动。 如果美国的政客是故意为之，是为疫情在美国的快速蔓延寻找代罪羔羊，但巴西、甚至对中国友好的伊朗政府都对中国做出隐瞒疫情的指控，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为何国际社会不接受中国的叙事方式。 中国的叙事在于突出政府领导有方，体制优越，正能量，全国上下众志成城；但国际主流的叙事则聚焦疫情如何发生，为何发生，有否隐瞒，有否失误，抗疫的战略是否及时、合适和得当。这两种叙事方式必然构成冲突。 国际社会呼吁增强透明度，彰显了这是各国关注的问题。中国的叙事必须正视真相，呈现事实，承认早期的失误，包括地方当局隐瞒疫情的事实，凸显以封城的极端手段和牺牲控制住了疫情，为国际社会争取到了抗疫的时间。这样的叙事方式就不至于让自己陷入病毒源头的口水战中，也不会陷入和其它国家争论何种抗疫方式更优的争论中。中国医疗队在意大利陷入天人之战，就是因为两国专家抗疫的理念不同，结果吃力不讨好，更何况中国自媒体上充斥着不了解他国不同抗疫策略，却自以为是的点评了。 中国的叙事方式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获取国际社会的信任和认可，这是鸡鸭对话。只有中国的叙事方式提供了中国没有刻意隐瞒疫情的真相和事实，中国在抗疫中勇于承担的形象才有可能被认可，才有可能获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实际上，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并宣布从1月28日起取消所有海外游。我和内地高管同学的南极之旅也因此被迫中断，我们出于安全考虑曾多次要求取消和延迟行程，不被接受，直到2月2日我准备上车前往机场时才收到来自荷兰的通知同意延迟。而美国是最早对中国人闭关的国家，并取消了来往中国的航班。连特朗普在玩出口术时也不得不说，失误只需道歉，瞒报则要追查。 所以，因疫情最早源于中国而要求中国赔偿，都是杞人忧天和耸人听闻。果真如此，这只会强化未来对疫情的隐瞒。除非中国迄今为止大规模隐瞒了疫情的源头、早已人传人的事实、疫情的严重程度，中国怎么可能因病毒首先在中国蔓延而受到惩罚？不幸的是，各国甚至对中国确诊病人的数目和死亡的人数都持怀疑，而武汉修正病发和死亡人数让类似的猜疑变得更为根深蒂固。 如果无法修补全球对中国的信任度，改变对中国的质疑声，中国将会面对继续攀升的信任危机，并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格局的裂变中，即便不被边缘化，也会影响其“大国崛起”的形象。 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不确定性并没有让美国占据优势，可以确定的是一个人正在摧毁一个制度，这使得后疫情时代的“战国”态势，成为世界新格局最大的可能性。 3）确定性：一个人和一个被摧残的制度 没有比这次疫情更加凸显一个制度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残。美国民众对病毒的认知是疫情蔓延的因素之一，但一个大国领袖的拙劣表现无疑雪上加霜。不少美国人从中看到了，他们曾经深信不疑的制度早已被病毒侵袭。 一个国家，就和一个人、一个企业一样，面对危机时刻才会露出真面目，就能看出一个领袖是否可以带领民众度过艰难时刻。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美国政府一年前还进行过一次流感大流行的全面战争演习，那次演习名为“红色疫灾”，以中国爆发的一场疫情作为假想敌，美国有1.1亿人感染，770万人住院，58.6万人死亡。 纽约时报报道，政府官员和情报专家一再发出警告，但特朗普一再淡化病毒的严重性。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跟踪流行病的办公室1月初就收到了情报，预测病毒将蔓延美国，并提出让美国人居家工作、让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封城等建议。但直到3月，特朗普都在回避这些措施。倍受尊重的专家福奇，多次与特朗普意见相左，也认为政府的行为影响了这次美国的抗疫行动。特朗普从2018年开始，逐年减少公共卫生部门预算，大幅削减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费用， 2021财年的预算仅为70亿美元，还不到军费开支的1%，这客观上加剧了疫情爆发后资源和人手的短缺。 从特朗普身上我们看到了全球出现的新现象，一个“准独裁者”的身影在白宫摇荡，这或许也是全球化的另一个缩影。他任何时候都声称自己对疫情了如指掌，亲自指挥，而所有的错误都是别人的，反而批评媒体的报道不真实。令人恐惧的是，白宫也出现了抬轿者，投其所好。 纽约时报甚至发表“特朗普还有人性吗？”一文，质问特朗普的冷漠、傲慢、小气、刻薄、自恋和唯我，让美国彻底崩溃。在美国处于恐慌状态时，他的回答是“我完全不承担责任。”“你知道我在脸书上排名第一吗？”而在华盛顿邮报，在布什政府任职的保守派人士格尔森也忍不住批评，他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巨大、无迹的荒原”。 将美国疫情蔓延归结为特朗普一人也是不公平的。美国主流媒体在疫情蔓延之前因其自由主义和反特朗普的立场而过分聚焦国会对特朗普的弹劾案，也忽视对新冠病毒在美国蔓延的跟踪报道。普通民众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病毒，在发现西雅图的第一个病例之后，美国民众并不以为戒。我在西雅图的朋友，就亲眼目睹了自己所在的社区的白人朋友很不理解华人邻居为何如此紧张，甚至他打电话给白人朋友，对方竟然表示如果是谈病毒，就可以挂电话了。 一个人可以摧毁一个制度，一个人也可以拯救一个制度。出现在日本北海道的救灾故事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担当的年轻执政者，如何让病毒在北海道停止蔓延。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美国，过去几周里，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纽约，特别是州长科莫的行动和特朗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科莫最初也轻视了病毒的蔓延。 在美国，病毒蔓延最严重的三个州，加州的表现突出，而旧金山则堪称典范。这离不开旧金山公共卫生局局长和旧金山市长。前者曾在奥巴马政府负责艾滋病防疫政策，格兰特在1月20日西雅图发生美国本土第一个案例后不久，就和市长一起启动了紧急行动指挥中心。2月25日旧金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是美国第一个采取如此“激进”行动的城市，也是最早实行社交距离的城市，和最早采取“居家避疫隔离令”的城市。 但是旧金山的先见之明，在自由主义盛行的美国并不容易获得理解。特朗普的迟缓行动与美国民众，特别是共和党支持者的看法有关。不少共和党支持者认为这是民主党和中国的阴谋，即便疫情已经在纽约蔓延，在共和党执政的各州依旧没有严格执行社交距离政策，一些教堂在复活节假期，教友依旧聚集。这也就不难理解特朗普在三月疫情依旧极为严重的时刻，就草草宣布美国的经济活动可以在复活节假期恢复正常。 复活节过后全美各地竟然爆发了解放民主党执政的各州的抗议行动，要求取消居家令，要求复工，即便洛杉矶也发生了要求开放海滩的抗议活动。华尔街日报的民调显示有高达58%的人反对恢复经济活动，但也有高达四成的人支持这么做，而且数字越来越高。 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疫情控制上的分化也体现在民意，最新一次盖洛普民间调查显示94%的共和党人认可特朗普对危机的处理，而民主党人则是27%。这样的分裂也体现在国会山和白宫的对立上。911之后共和、民主两党还有过短期的共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两党也曾携手合作。但在这次疫情失控后，美国政客却无法共同针对病毒这个共同的敌人，两党总统候选人都争相攻击对手向中国跪低。 全球化让我们看到了“准独裁者”现象，有如病毒在全球蔓延，也让我们看到了民众智商普遍的下滑。特朗普决定不再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资金，比尔盖兹则决定向世卫捐款，而美国极右派竟然攻击他卖国。我美国的朋友将此现象戏称为美版义和团。 特朗普在国际上也制造和盟国的对立，从宣布禁止欧洲各国公民入境并无事先征询盟友的意见，到要求G7发达国家一同谴责中国，到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偏袒中国并冻结资助，欧美之间的矛盾极为明显。特朗普试图买断德国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阻止美国公司向加拿大出口口罩，还在半路拦截中国运往欧洲的口罩，引起德国和法国的巨大反弹，称美方的举动有如“现代版海盗”。 疫情会令美国发生怎样的改变，取决于美国如何应对。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已丧失了在这次抗疫中的领导地位；但疫情也令中国“崛起大国”的光环黯然失色。 4）不确定性：一个国家和一次不可错过的机会 对中国而言，这场抗疫有两个分水岭，一个是1月23日的武汉封城行动令全球震惊，取得了成效，医学专家一直强调保持社交距离和居家隔离，在疫苗发现之前是控制疫情最好的方式。另一个是外交部新发言人，3月13日在推特账号上称新型冠状病毒由美军带到武汉，美国为此召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达抗议。事隔近一个月，他表示这是他对美国政客污名化中国的反击。 如果1月23日全球是以沉重的心情看待武汉发生的疫情，但也是旁观者的心态。对封城的行动惊讶而又不解，期待而又惶恐。但3月13日疫情已经在全球蔓延，恰恰当天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投入500亿美元抗疫。自此之后美国疫情一发不可收拾，在武汉封城三个月后的今天已突破85万人确诊，是中国确诊人数的十倍。… Read More »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如果那个“来了”，徐晓东和贺卫方的决心》 昨儿晚上在一个微信群里听见徐晓东说的两句话，到这会儿我还感动着。头一句是“我是个粗人，这里面都是文化人，但我的‘三观’跟你们差不多。”二一句是“如果文革来了，我徐晓东第一个冲出去跟他们干！”这后一句听了，当时我想流眼泪。为何？ 有一次，跟贺卫方教授一起喝酒，满桌都是文化人，就有人说了一句：“文革”来了，抄家、批斗，咱们都没好日子过。贺卫方低着头嘟囔说，要是来抄我家，我就跟他们拼。声音很小，自语似的，我离得近，听得真真儿。“拼”这个字眼儿，从儒雅的贺教授嘴里说出来，颇滑稽。 贺老师的这种决心，我就没有。之后我仔细的想过：某一年的某一天，来了一帮人，推倒我的书架，砸坏我的电脑……我咋？这么一帮人，还有他们后面更大一帮人——我大约是不拼的。我就护住老娘，说：这儿拍戏呢。只能这样。不然，拼的结局，我悲惨不说，还会让娘悲惨。 这几年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就想到这种情形，好像就快要来了，战战兢兢地候着它，既无从防范，也无法逃遁。 徐晓东的说法，想想也缺乏操作性。你冲出去，跟谁干啊？门外站着的，是一场运动——不是雷雷。运动是大众参与——甚至起初还热衷——的，虽然并非大众所发动。届时没兴致了，想退出，也不行了。人人都得裹在里面，没有退出机制。国家机器转起来，谁能使之停止？便是连推转了它的人们，也会束手无策，只能跟着转。不跟着转，就悲惨。 这样的历史，我们是有过的。殷鉴不远。这就是国家机器——霍布斯叫它“利维坦”，一个邪恶的怪物。理论上说，这个怪物是我们人造的。而我们一旦造出来它，就该想方设法地制约它，驯服它，让它有条不紊地为人服务，不至践踏我们、残害我们。宪政就是缚住它的最粗、最牢固的一根锁链。然而我们没有。 至于说到运动，则最好将其阻止在未起之前，不让它“来了”。或者，实在不行，就设法让它小来并快过，止于滥觞之所、青萍之末，勿使其泛滥而酿成大波大祸。 这一回“方方日记”所引起的争论，就有“来了”的苗头——类似的苗头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乌合之众在喊打喊杀地围剿有识之士时，其实也正在唤起“利维坦”的恶性。一俟运动“来了”，岂不知全部都是鱼肉甚至齑粉！ “东哥”（都这么称呼徐晓东）此番站出来声援方方，就算伸出了一只胳膊，搪一下。这值得我向他行礼致敬。越多的人伸出胳膊，运动“来了”的概率就会小——也就不至于到那时候让贺卫方教授去“拼”了。 本来就想一句话发一条微信朋友圈的，竟拉拉杂杂地写成了一篇小文。回头一检索，还有不少敏感词，也不知能否发得出去。试一试吧——或者叫“拼一拼”，发一篇有敏感词的文章我还是敢拼的。 配两张照片：栗宪庭、贺卫方、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摄影：伊德尔。照片中的这二位知识分子，都是我热爱和敬重的。可不是我诅咒他们俩，依据以往的表现，若运动“来了”，他们断不会有好果子吃。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到那时将要承受某种苦难。想一想，心疼。 昨儿夜里徐晓东还有另一番话，是我不同意的。他说：“对于国内，我挺失望的……大家在家自己照顾好自己。我徐晓东是干人事儿的，谁他妈黑我，你们帮我骂一下行吗？你们千万别觉得你们能把他们说服了。那帮傻逼是说不服的。除了骂……嗯，和打。” 我不同意者，并非这里面的脏话——我不说脏话但我特别赞赏他说——而是他的消极。对于愚昧及错谬，必须要说服（教育、影响）。这个工程，一百年前没做，现在就得做。不然，一百年后也还得做。（完）

来源：每日观鉴 作者：贾也 疫情之下，世界正处在转弯道上。可以说，灾难才刚刚开始，而无知的人们却在计算它的结束时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最黑暗的一年，联合国195个成员国无一幸免，全球总资产不过320万亿美元，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跌去140万亿美金！即便是二战期间，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也是正常运行的，就算是战争中心国，也只是局部地区经济停滞。危机之下，我们何去何从？ 1 疫情之下，世界正在主动与中国脱钩。目前中国所处之境，虽然无比被动，但客观上一直在促成世界与中国脱钩。世界与中国脱钩的发生，最早的源头应该追溯到2018年美国在全球挑起贸易冲突。从彼时起，全球化的轨迹就已经悄然生变。只不过，疫情来袭，加速了这种从中国撤退的趋势。现在，我们中国的形势其实很不妙，面临的困难绝对是空前的：一方面，是帝国主义们开启了“大撤离”模式。当地时间4月10日，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向全美呼吁：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应考虑撤离中国，美国政府提供全部的“搬家”费用支持。同一天，日本同样呼吁日本企业撤离中国，并宣布提供20亿美元的资金用以支持日企搬回日本，2亿美元支持日企搬离中国转向东南亚等亚洲其他地区。这回外资没经过中国爱国青年的抵制，知趣地主动撤离，终于遂了他们多年来斗争的宿愿。中国就有一批人，一直以来，反美、反日、反韩、反英、反澳、反加、反德、反新…所有的文明发达国家，都被他们反个一遍。天天反，时刻反，就是造反派的脱胎转世。现在疫情一来，反成功了，帝国主义夹着尾巴全都逃走。这是天大的喜事，真是“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而另一方面，是我们国家进入了“大撤单”模式。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拥有最完整的产业链，而一场疫情来袭，外贸企业因为国内疫情刚刚复工，却又因为境外疫情开始停产、减产，甚至破产。中国国务院在4月1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斌介绍：受疫情影响，外贸发展面临多年未有的严峻挑战。今年1至2月，以人民币计，中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下降9.6%、15.9%和2.4%。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或现负增长。为控制疫情扩散，各国防控措施不断升级，人员、物流的限制对经济的冲击非常大。就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我们而言：出口影响大于进口，外贸订单骤减甚至有不少厂家没有订单，这将直接和间接造成上千万人面临就业困难，他们“无班可上”、“无工可干”、“无钱可挣”……只能再次踏上返乡之路。就像浙江义乌的最大仓库，已经没人，义乌外贸处于停摆状态。这背后又有多少人将面临失去工作的困难，“哀民生之多艰”，谁会在意这些人的就业问题。最全工业体系、最强基建设施，也实在扛不住开不了工，而开了工接不单啊！是时候要做好面对疾风暴雨的准备了，由于世界需求的极度萎缩，是史诗极的减少，破产潮和失业潮将汹涌而至。那句话说的好：“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现在帝国主义都夹着尾巴逃跑了，时代落下一块砖，你觉得落在你头上该是个甚？反来反去反个遍，最终还是反到头来，只不过砸了自己的饭碗！这不是典型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2 现在帝国主义国家都知趣地夹着尾巴逃跑了，那么，会留下一个怎么样的世界，或者说，怎么样的中国？郑永年认为：“我们可能要回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状态，在全球疫情冲击下，清王朝的闭关锁国的情形将在西方世界上演，人类将倒退40年。”也就是说：将来中国想要“全球化”都有些困难。这倒不是说中国拒绝“全球化”，而是西方一些国家对“全球化”抱着戒备的心理！他们宁可进入“小国寡民”的状态之中，退回“经济主权时代”，享受自己的“小确幸”，也不迎接世界一体化“大潮流”，大家各扫各的门前雪。而这场疫情更是坚定了他们与世界脱钩决心，这正是大家所言的：“去全球化”最终演变为“去中国化”！目前世界对疫情的认识也在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就是对中国的态度——从当初疫情之始对我们的“同情”，悄无声息地变为对我们的“怨艾”。美、英、澳、德、印等国政客说疫情后要向中国天价索赔的叫嚣，以及美、日政府要求本国企业撤离中国的言论……真的不是说说的，而且随着疫情的加剧和死亡人数的剧增，这种言论将来甚嚣尘上，在域外的这种声音就像我们国内的民粹言论一样，也是风景那边独好的。也就是说，世界对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友好！回到了我们中国的舆论场，民粹思潮绑架越来越严重，也正在大踏步地促进世界与中国脱钩。说真的，这次疫情的最大的次生灾难，就是搅起了一大批令人瞠目结舌的民粹。无论高级状态的张某为、金某荣，还是低级状态的周某平、某豪，甚至包括像疫情期间预测美国完蛋的吃面大叔，这种民粹思潮在中国舆论场中呈病毒式传播。在整个疫情期间，他们不停地喊打喊杀，引导“病毒起源美国论”、“全球感谢中国论”、“集体免疫不尊重人权论”、“西方体制粗劣论”、“中国将趁势强势崛起论”等等节奏，处处是狂欢群嗨，受众也是海量级的，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反智反人类的言论。为了让美国民不聊生，他们宁愿自己寸草不生；前两天，英国首相鲍里斯感染新冠病毒进入ICU，他们没有愿他早日康复，反而是点赞叫好，希望他快点去见上帝；上一周，在美国上市企业瑞幸咖啡大规模财务造假，竟然被他们誉为“割美国人的韭菜，让中国人喝咖啡”，认为是“良心企业、民族之光”，反而让瑞幸咖啡的订单有增无减……这对中国形象和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就像剑桥大学的教授，如果知道他那篇要说明新冠病毒如何从武汉向世界传播路径的论文，在中国莫名奇妙地被歪曲为证明新冠病毒从美国传到武汉，一定得气得抓狂的，这都什么理解力？虽然少数美国人借病毒源自中国一事歧视中国人，甚至扬言向中国索赔，但多数美国人对此无感的。现在中国却有那么多人要把病毒赖给美国，一般美国人知道了，只会徒增反感。经济脱钩往往是由于思想层面上的脱钩，正是应了孔老夫子的一句老话：“道不同，不相与谋”。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坑，不是疫情，而是疫情过后全球的某种“去中国化”。事实上，美国为首的国家叫着要与中国脱钩，而国内最大了“神助攻”，恰恰那些爱国贼们！如今铁幕落下，中国似乎将遭遇前所未有的“百年孤独”，或许说，中国从未遭遇到如同孤独的场地。 3 疫情之下，世界正处在大转弯道上。而在这个弯道中，对中国亮起了红灯预警。可怕的是，在这个转弯道，我们竟浑然不觉自己很可能被甩出全球化的列车了！相反，有些人并没有对风险做好充分的预判，依然保持着盲目的乐观状态，大言不惭地说：“看中国，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事实上，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离不开“全球化”的国家，没有之一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如果不与世界做生意，恐怕就目前的中国，1/3的人口将受到严重影响。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就是“投资、出口、消费”，其中“出口”是核心，正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火车头”。危言耸听一下：如果没有“出口”，投资和消费很可能会熄火的。现在网上有些爱国人士声称：“出口”就是便宜那些帝国主义国家，让他们享受到了物廉价美的中国产品，徒徒地让他们来盘剥中国劳动人民！而中国没有了“出口”，还有“内需”，一个14亿的消费市场可待激活！中国弯道超车的窗口期就在这场疫情！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搞明白的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真正原因恰恰受益于加入到全球化的阵营中。中国经济质的飞跃正是在2001年11月加入世贸组织后，很快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正是通过中国产品出口全世界，才建立起了最完全的产业链，成为全球的“世界工厂”。所以，没有世界的中国，并不是世界从此回到80年代的状态，而是中国很可能被迫回到80年代的状态！剩下的希望，似乎就是14亿的消费市场的激活了。但由于分配不合理，很多人还很是没有富裕起来，更何况刚刚进入小康社会，根本消费不了那么多的工业产品。如果内需能够及时提振起来，那为什么这么多年始终为产能过剩而发愁呢？再说了，2009年的时候，就指望过，到今天真正有那么促进的话，还是幸亏中国网购向纵深处发展。就像大家指望疫情之后带来的“报复性消费”，事实上，一来“报复性消费”还没有来，“报复性涨价”却已来了；更何况，现在很多企业面临停产、减产，甚至破产，很多人“无工可打”、“无班可上”、“无钱可挣”，没有工资拿什么来消费？不要说是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就是连我们国家日子也不过好的。外贸订单紧缺，外资制造撤离，外汇跟着减少吃紧，没有足够的外汇，芯片、发动机和其他一些高科技产品，还有石油、粮食等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都用什么交易？这个时候缺钱的国家，还指望什么“投资”？到那时，企业纷纷破产、工人纷纷失业，哪怕是最赚钱的银行也是很难以为继的，试想企业和个人都没钱了，银行难道凭空变魔术薅钱？那只有钱生钱了！再说了，指望投资。投资从来都不是什么“济时良方”。搞“投资”带动，那只有上基建、搞房地产了，这种大水漫灌的方法，玩了多少次，救得了GDP，却救不了经济，根本无法真正实现人民生活的富裕。大危机之下，我们很多人依然头脑发热，“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了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要斗遍全世界”，他们嘴硬地说在过去的三千多年，中华帝国一直是天下之中心，乾隆大帝在会见前来福寿的英王特使马戛尼时说：“天朝上国无奇不有，无须与外互通有无。”可见历史上只有蛮夷离不开天朝。明清200多年“片板不下海”，与世隔绝了这么久，中华帝国不是还活下来吗？也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做好了应对危机的充分准备，能够有如此的大无畏精神！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是处于破产的边缘，也不在乎大家一起破产了！我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攻城掠地，气势如虹，他们的理论也很简单，一言蔽之：我爱国故我正确！与其说他们爱国，不如说是误国误民，直接将中国拖入到万劫不复之境。说真的，他们真的跟虾一模一样：没胆，脚软，脑壳里装满了屎，却总是自以为是。而这些人，恰恰就在你我的身边！他们如果真的吃屎，然后告诉大家屎好吃，我都没问题，最恨的、最恶心的是他们自己不吃屎，甚至吃山珍海味，却骗别人去吃屎！他们生产了大量错误的知识，不但误导了中国公众，也误导了西方，损害了中国形象。疫情来袭，新冠病毒可防可控，但是思想上的病毒，真的是祸害无穷，会让人脑子不灵光，甚至让国家陷入万劫不复之境，我们国家真的不应该放任喊打喊杀的民粹主义和义和团了！大家处在这个大时代之中，遇到了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疫情之下，人人皆是幸存者，幸存者更应该活得像人，更应该明白自己人类共同体的一员，更应该接受大时代的洗礼。大转弯道上的中国和人民，更需要理智，更需要常识，更需要沉着应对，而不是通过民粹来激荡本已颠簸的列车。人人都在这个车上，但愿不是坐在脱钩后的停滞的车子上，不是坐在末路狂奔的车子上，我们应该坐上驶向更为光明、更为宽广的列车上！只要我能拥抱世界，那拥抱得笨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需要与世界温暖相拥，与人类相向而行——中国属于世界的，世界也属于中国的！

来源：哲学新观察 文｜ 佚名 我觉得随着时间的验证，回过头去看自己曾经的判断会更有意思。我的公众号写了我个人的一些判断，这次危机包括2月的“生化危机”，3月的“大危机2020”，4月没法再吓唬人了，光说危机没用，想想怎么办吧。 我试图用一种重复的思维方式来推演未来的解决方案。 要搞清楚未来之前我们要搞清楚两件事： 第一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美国的关系。这次要说的更直接明了些，不绕弯子怕得罪人心了。 第二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用批判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化，因为好的文化就在我们身上，谁也夺不去，有瑕疵的地方要放大镜下看看脸上的雀斑，宁可放大点，看清楚了对未来的进步有好处。 在分析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时候，会发现和美国以及其他所有国家沟通时可能存在的文化屏障。 然后是未来演变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和而富”，一个“分而穷”。一条路是1949到1979的孤立模式，一条路是1989到2019的世贸模式。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美国的关系 新中国1949年成立的，当年出生的人现在71岁，也就是现在70岁以上的人非常清楚中国人过去的经济条件和生活的变化。如果从中美关系上，我们可以划分为1949到1979的隔离期，1979到2001年的友好期，2001年到2018年的高潮期，这两年是动荡期，边斗争边合作。 2020年是一赌国运的关键时刻。 中国的发展契机有两个里程碑，一个是1979年中美建交，一个是2001年加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1979年我们有多穷？农村里找不到一张白纸，穿衣服靠家里的织布机织粗布，除了农具的铁器外，村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业产品，没有见过塑料袋长什么样子，当然了，那时候穷的没有环保问题，白天蓝天白云，夜里漫天的繁星。 到1995年的时候，我看到了汽车，但还是很穷，在洛阳唯一的涉外宾馆洛阳牡丹大酒店的门口，我第一次看到旋转的玻璃门，我恍惚了，我觉得那个三星级酒店里面是一个高档的我从未触及过的世界，是梦幻般的繁华。 在深圳的天桥上，我看到一个饭店里面有父亲带着年轻的孩子吃饭，我感到震惊，这是该多么富裕的家庭啊，什么婚丧嫁娶的大事没有，竟然去饭店里吃饭。那时内地平均工资大概只有300块，洛阳石化月薪800块，在河南是令人羡慕的大央企的工资。 2000年的时候，入WTO前夕，中国的企业还没有进入世界贸易的圈子，经济发展还是很有限的。当时外企的工资还是很有优越感的，去上海买房子，60万预算的房子可选择的是外环的康桥半岛别墅一套，或者是内环内的徐家汇花园一套三房，或者是陆家嘴花园大三房，买房子还送上海市蓝印户口。 可以看出来，先是经过了1979年中美建交后试探性的了解和谈判，一直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才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在这之后中国人富起来了。 加入WTO后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数据说话，从1949年到2001年这五十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累计是1352亿美元。2001年到2019年这入世贸19年间，中国的累计贸易顺差是4.65万亿美金，其中2019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2959亿美元，全球贸易顺差4217亿美金。 什么概念？中国仅2019年从对美国贸易挣来的外汇是1949年到2001年五十年中国累计赚到外汇的两倍多。有了这笔每年对美贸易盈余的3000亿美金，中国才有稳定的汇率，中国人才能出国旅游买买买。 你可以说你爱国你永远不出国，但不等于汇率和你无关，有了这些外汇盈余，我们才有钱进口大量的粮食，如果外汇飞涨，不要说猪肉吃不起，馒头你也吃不起。你可以爱国不吃饭，但你没资格让别人一起饿肚子。 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历代中国领导人都讲的很清楚，合作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伊朗是一面镜子 有人认为我们已经是GDP世界第二了，我们就要超越美国了，中美之间必须要通过斗争来获取世界领导权。那么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下伊朗的情况，我们对美国会有更多的认知。 在19世纪70年代，仅有两千万人口的伊朗GDP世界第九，人均收入亚洲第一。伊朗那时每年的石油收入是200亿美金，那么70年代的中国呢？国家外汇储备才一亿多美金。下图是豆丁网提供的数据 1979年之前伊朗是亲欧美的政府，1979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文化大革命，霍梅尼骑着月亮告诉伊朗人民国王腐败，里通外国，号召人民走上街头抗议。霍梅尼承诺他会给本国人民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美好的伊斯兰世界。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大学生围攻美国大使馆，烧美国国旗，将66名美国使馆人员扣为人质。危机爆发后，美伊战争在即，伊朗人民在美国的压力面前空前的一致，高度拥护霍梅尼修改宪法，成立了宗教高于一切的新政权。 到2020年，伊朗和美国对抗了40年，伊朗成为中东地区产油国里最贫困的国家，本国货币20000里亚尔兑换1元人民币。伊朗有着世界第一的油气资源，金矿，铜矿，水泥矿等资源，也有着中东最丰富的人才资源，这个国家至今一贫如洗。 我遇到的伊朗最著名的德黑兰大学的双硕士毕业生毕业了N年后的工作是到中餐馆教波斯语，我遇到的另一个伊朗重点大学毕业的学霸，毕业十年后的工作是临时翻译。德黑兰北部AVA中心的咖啡馆服务员都是大学毕业，他们的梦想是逃到欧洲当难民。 2019年年末伊朗国家石油部在NPC召开全国的项目报告会，参会的12个重点项目，停工率是100%，一群伊朗最聪明的光头大脑袋企业家和博士们坐满房间出谋划策，大家只能摊摊手—-没钱，没技术，等中国人帮我们？ 2019年末撤出伊朗市场的中国国有企业近乎100%，我知道的所有大企业都离开了伊朗，中国远洋，中航，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烟草。。。 这一切只是因为2018年11月美国财政部的一张制裁令。我无法想象，远在万里之外的一个国家的部门如何做到制裁伊朗的，但我不得不接受现实，一个零外资石化项目的伊朗，一个第三国也无法提供技术和设备过去的伊朗，一个嘴巴依然很强大的伊朗。 伊朗过去四十年间也有几次试探修复和美国的关系，总统鲁哈尼最近仍然想以疫情为理由让美国放弃对伊朗的制裁。在没有得到美国回应后，另一个主角哈美内伊在3月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明美国人想帮助伊朗，但被他拒绝了。强硬的反美立场再次收获了伊朗爱国群众的掌声。 舌战美国及英国，德国，丹麦等诸多西方“列强”，不是能不能赢，敢不敢战的问题，是中国要不要发展经济和发展民生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用舌战打败中国，同样，用汉语饶舌也动不了西方国家的分毫。看也看不懂，翻译后看懂了也只是加深敌意，谁也说服不了谁。 但舌战伤的自己人的心，团结的是外国人的心，引来的是狭隘和隔离主义者的实践。 我想未来取决于各国之间是否能跨过文化屏障进行有效沟通。 中国文化的劣根性 今天看到朋友圈转的一个文章，前上海家化的董事长葛文耀退出了老朋友的群，详见下面的截图。 这是一个代表事件，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群体对中国未来的看法被老红卫兵们彻底打倒了！ 然后看到评论文章，大意是不少大佬都选择了沉默，一般人更要对小人和恶人退避三舍，任他们去。 但是，如果对谬误连争辩的机会都放弃了，如果对小人每次都选择逃避，都去选择明智的如佛，那么中国孩子的未来在哪？ 假如这个事件背后的文化继续蔓延，那么这事儿不小，对中国文革有所了解的中国人都会感到害怕！所谓的“爱国”民意最终会形成洪流，再次以文革为名颠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生态。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像上海家化董事长这样的企业家，科学家，还有改革家都可能会因为“通敌”或“剥削”被“爱国爱民族的红卫兵战士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立场之争的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带来的不平衡的心理基础，加上民族文化中被移植进去的劣根性，在一致对外的借口中慢慢发酵。 什么是中国文化 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在历史的迷雾里 这么大的话题我不敢谈，各位尊敬的读者可以找到一些书籍去了解下。我个人的粗浅理解是文化是一个国家人民评判是非的价值观，做事的习惯，各种仪式和习俗，是各种著名的作品里的角色和英雄模范人物对社会带来的象征意义。 历史文化总归是在传承和创新中发展的，传承需要一个稳定的载体，那么如果看中国自宋以来的历史，因为朝代更迭，因为巨大的民族冲突甚至杀戮，所以中国的古代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伴随着一次次颠覆和灭绝式的打击，已经丢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了。 中国的文化基因到底是什么？哪些是需要传承的优秀中国文化？哪些是特殊时期被移植进来的劣等文化？这本身就是在迷雾中，因为历史书是活着的人写的，是根据胜利者的意志改写的，中国的老话说叫“成者王侯败者贼” 我们在引用民族文化为自己打气的时候，确实是需要慎重的进行独立思考，否则很容易迷失。比如为什么有时候是“大丈夫顶天立地”，隔天就成了“大丈夫能屈能伸”。我们曾尊孔子为圣人，我们也曾认为孔子庙是旧事物，要彻底砸烂旧事物，批斗孔老二。同一个人，同一个事，某日的评价是睿智而英明，隔日的评价是独断而贪婪。 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需要甄别出来，稳定地传承。如果我们以历史阶段来跟踪中国文化的传承的话，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散到了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地区。受战乱干扰的越少的地方，文化的传承越稳定。 在杭州附近的江南，在广东福建的客家族，甚至在日本，可能有更多唐宋文化的基因。 黄河以北，可能更多是元明清三代，北方民族和中原民族混合之后的文化基因。 现代中国的文化的基因包括1979年之前近百年斗争的文化基因和之后改革开发注重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 自我认知和真实自我之间的鸿沟 我想中国人自我认知的文化应该都不反对4个词“勤劳，聪明，勇敢，善良”。… Read More »

来源：慢读时间 整理/策山 王家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方方不仅在遭受大肆围攻、甚至人身威胁的情形下坚持写了下来，而且愈写愈“猛”。她的这六十篇日记，几乎每一篇都是巨大的冒犯。它们不仅让很多人“不舒服”，也不仅令权贵们和那些还在发号施令的人“相目而变色”，也让我们很多人感到汗颜。 这不是简单的个人记录，这是顶着暴力和谎言发出的声音。 她的这六十篇日记，并非“完美”（也许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最可怕也最可笑的，就是那种所谓的“完美”了），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它们却是不可磨灭的纪念碑，也是那些死难者和无数还活着的人们的安慰。 她不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为我们的文学多少挽回了几分高贵和尊严。 人们常常有口无心地讲“文学是良心的事业”，什么是“良心的事业”？这就是。一场巨大的把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卷入其中的重大灾难，不仅暴露了我们社会和文化的深层问题，不仅“见出了人心”，也把文学的千古不灭的尺度再一次提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摘自王家新文章《致敬方方的六十篇日记》） 阎连科：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这些日记是时代最坚实的细节。如果没有这些日记，不要太久，疫情之后的三年或五年，十年八年，在这场疫劫里死去的数千鲜活的生命将会成为记忆的空白。比如17年前的SARS，我们去哪儿还能找到如方方日记这样的记忆作品呢？ 历史总是以里程碑的方式来概括、轮廓过往和时间，而方方的日记和许多良知记者的书写，才是里程碑上刻写的最具体的文字。 要感谢方方，是她捡起了作家和文学掉在地上的脸。 我们的才华、勇气和心力，如果不能让我们成为方方那样的写作者，那么至少在猜忌、嘲讽方方的人群里，要没有我们的身影和声音。不能做李文亮那样的吹哨人，就让我们做一个听见哨音的人。（摘自阎连科在香港科技大学网络授课的第一讲） 彭永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方方日记和方方日记可以公开流传，体现了我们这个国家政治不断走向进步，社会不断走向成熟。我们看重从苏俄来的那套制度中有极强凝聚力、动员力的部分，也需要清醒地认知和克服那套制度中许多负面的东西。 如果非要去设计一个好作家的标准去要求所有作家，很可能只剩下官媒的评论员而剩不下什么作家，如果非要设计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去甄别其他人，很可能就只剩下“二十八个半”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讲求“和合”，人们从不同角度观察和讲述同一个事件，才是生活的常态和本有的样子。 人们支持方方日记并不是同意和欣赏日记本身所有的内容，而是珍视并试图守卫我们这个国家经历过惨痛磨难、惨痛教训之后，而使我们逐渐成为正常国家的那些点滴进步。（摘自公众号“诗评万象”2020-04-13）陈家琪：同济大学教授 当一个人不得不面对自己时，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勇气。首先，你敢不敢承认你心中还有一个自己；其次，你敢不敢面对心中的这个与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全然不同的自己？ 无论是冯天瑜还是方方，尽管他们都说的是一些很平实的话，但所需要的竟然都是一种非凡的勇气。 一个人有没有心目中的自己，这与一个国家到底有没有对未来的美好生活有一个设想，这是同一个道理。无论如何，当自己说话时要左顾右盼，担惊受怕，总不是我们心目中的美好生活。在勇气上，我们，至少是我，还真的应该向冯天瑜先生和方方女士学习，尽管这不一定就能使我从此变得更有勇气，但至少，我会敬佩他们，心中暗暗看不起自己。 （摘自陈家琪文章《夜读冯天瑜新启蒙说访谈与方方日记》） 朱大可：同济大学教授 方方的现场叙事，引发出一个更为广泛的议题，那就是作家在巨大灾变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作家通常被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歌德型，这类作家负责赞美苦难，把民众引向幸福和快乐的感受；第二是揭示者，这类作家负责说出真相，尽管冒着某种被训诫的危险；第三类是审判者，这类作家试图对事件、人物及其象征意义作寓言式的裁决。 方方无疑是罕见的第二类作家。她身居病毒爆发的原点，以女性的敏锐和独特的勇气，在众所周知的语境中，尽其所能地讲述“围城”中的事实和感受，独自建造起一座虚拟的互联网哭墙，并提供了一种罕见的中式奢侈品——真相。 但这完全不符合某些人对第一类作家的期待，也不符合另一些人对第三类作家的期待。人们已经发现，在中国大陆，第三类作家还没诞生，第二类作家凤毛麟角，只有第一类作家四处可见，犹如爬满宫墙的苔藓。（摘自朱大可文章《从方方日记到普希金戏剧》） 丁帆：南京大学教授 在这一场世界级的大灾难面前，一个作家，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哈姆莱特式的生死叩问。 方方日记这种非虚构文本要比纯粹的文学创作的魅力要大得多，这种文体更切近民众，也更能触动人心，直扺人的灵魂深处。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启蒙意识竟然没有一次能够如此广泛地深入人心，不用强制地宣传与灌输，五千多万人每天都在子夜时分自觉等待着阅读方方日记这一刻，这是一个惊人的阅读场景，它打破了虚构文学的局限性。 我反反复复思忖，如其说这是一种新型文体的胜利，还不如说是启蒙主义价值观普及民众的胜利！         方方不是肩扛着闸门的女英雄，也不是施放林中响箭的“吹哨人”，她只是在表达一个智识者的良知，为普通人的心理疾病开一剂良方而已，这就是启蒙者的职责所在，从中我们又望见了人性的微光。         人类不亡，启蒙不死！启蒙者虽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但是她是没有一个私敌的人。（摘自丁帆文章《方方：一个没有私敌的人》） 苗怀明：南京大学教授 若干年后，当人们谈起这场灾难时，肯定会想到方方日记，它注定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而永恒。 她无意于做英雄，但那些咒骂、谩骂她的人将她逼成了英雄。就像李文亮，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眼科医生，但有人硬是将其逼成英雄。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假如我是文学最高奖的评委，我会毫不犹豫把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方方，以文学经典的名义，用善良人性的名义。（摘自苗怀明文章《话说方方日记——以文学经典和善良人性的名义 》） 陈国恩：武汉大学教授 一些人对武汉日记的指责，重复着历史上教条主义文艺批评的套路，把现实生活窄化、主观化，反过来又把主观化的“生活”当作生活本身，作为指责作家创作的生活真实性标准。 比如在与病毒搏斗中，要你写红旗飘飘的队伍，写大卡车从四面八方运来全国人民的温暖。这些当然应该写，但作家是通过具体视角写作的，她对生命的哀悼，完全可以是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抗疫初期的一些混乱场景的描写，是因为希望改变这种状态，早日终止疫情。 每个人的生活自己作主，生命的形态是无限丰富的，不可能概括成几种标准的类型，更不可能由某个批评者垄断对生活的理解。无限丰富的生命形态，凝聚起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今天的读者期待真情与真实，拒绝虚假。而批评者也在读者之中，要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切忌把自己主观化的理解视为生活的全部，回过头又用它来指责别人的那种简单与粗暴。 那种认为写了痛苦和死亡就是消极态度的论调，是把人简单化了，反映的是武断者自己的狭隘和脆弱。少数质疑者曲解武汉日记的文本，纠缠于移花接木后的细节，而对生命的消逝却无动于衷，这只能说明他们惊人的冷漠。至于个别“官老爷”自称代表人民，实际背离了人民的立场，甚至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则是更为深刻的教训。（摘自陈国恩文章《方方的武汉日记映照出一些人的思维方式没有进步》《“手机照片”质疑者的逻辑缺陷和意图问题》） 冯黎明：武汉大学教授 对于一个心智正常的人来说，能够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是他获得关于世界的“自明性”知识的起点，因此在一个人性化的社会中，人们理应获得的第一权力就是“看”的权力，所以鲁迅宣称，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同理，失去了“看”的权力或者甘愿交出“看”的权力，则意味着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当然扭曲和异化的人是不愿意读方方日记的，因为他们不敢且不愿“看”。（摘自冯黎明文章《方方日记，我们在看》）唐翼明：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唐翼明在接受《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采访时，称赞方方是“最出色的战地记者”。他指出，这次疫情不仅仅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其背后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他呼吁人们说真话，“凡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自己的立场，没有自己的看法，不敢说话呢？”“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方方那样，敢于说真话，这样国家才有希望。” 有人指责说，方方道听途说，自己又没有去什么危险地方。还有比武汉更危险的地方？我们这些人就在战场上，方方就是最出色的战地记者。我们听到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活生生的悲剧呀。问题是你有没有胆量正视，愿不愿意正视，愿不愿意如实的写下来。方方做到了，我要向她致敬！戴建业：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方方是一位老奶奶级的女作家，在这次人人生畏的疫情中，不顾个人生命的安危，蔑视四周的冷嘲热讽，用她朴实而又泼辣的文笔，既不虚美也不隐恶，既不卖弄也不煽情，在这场罕见的灾难面前，写出了武汉人面对生死的豁达坚毅，面对病毒的紧张害怕，写出了武汉人的希望与沮丧，眼泪与欢笑，卑微与尊严。“方方日记”是难得的日记体散文，更是宝贵的武汉封城“信史”。 “方方日记”，不过是一个有良知和勇气的作家，在武汉封城的疫情期间，每天在电脑上敲出来的文本。 目前所见到的这六十篇日记，并非完美无暇的经典。不过，希望不要由这些日记，牵扯到什么“阴谋”“煽动”“抹黑”“砸锅”上面去，并进而展开对作者的人身攻击。 以平民视角来书写这次“大国抗疫”，是“方方日记”的一大特点，这在体制内的著名作家中可能相当另类。 从个人理性的运用和书写视角的选择来看，方方具有个体与作家的双重觉醒，但这仅限于她个体自觉的范围，与其说具有对社会的启蒙意义，还不如说具有对作家的示范效应。 “方方日记”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是日记使疫情中的国人产生广泛的共鸣，是这些日记具有社会、历史和文学价值，是这些日记回应了社会大众的关切，缓解了困境中人们的焦虑，是这些日记表达了各个阶层的心声，是日记中书写的酸甜苦辣与大众产生了心理共振。 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写真事，说真话，有真意，露真情，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在作家学者这个群体中，像方方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摘自戴建业文章《你们，我们，难道就没有一点愧意》《方方日记：对风骨最精彩的演示》） 邹贤敏：湖北大学教授… Read More »

来源：易中天 文： 易中天 我的《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共识》发布后，照例众说纷纭。这很正常，也都值得尊重，有些问题也问得有道理，比如： 我们还有共识吗？ 共识是最重要的吗？ 你说的共识做得到吗？ 那就答来。 为了共存要共识 我们还有共识吗？ 实话实说，不多。 但，可以有，也必须有。 因为第一，每个人都希望活下去。 第二，只有互相帮助才能活下去。 还是那句话： 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船翻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这条船，你可以理解为国家，也可以理解为地球。 没有直升机或太空船，你就只能在这条船上与他人同生死，共患难。 所以，我说的“还是同舟共济为好”这句话，就可能成为共识。 共识必定是底线 此刻，已经听见有人嗤之以鼻了：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论呢？原来只有“活下去”三个字。 抱歉，找不到比这更低端的共识了。 为什么非得低端？ 因为只有低，才能共，高了就有人够不着。 所以： 共识必定是底线，底线就是最起码的共识。 从“我们都想活下去”这个最低端或者最起码的共识出发，可以逻辑地推出做人的底线，比如： 可以袖手旁观，不能幸灾乐祸。 可以明哲保身，不能落井下石。 可以只顾自己，不能损人利己。 道理也很简单：你想活下去，别人也想，而且只有同舟共济你才活得下去。 讨论问题也一样。 你想说话，别人也想，而且只有大家都说才叫讨论。 所以我才会说：喜欢的尽管喜欢，反感的尽管反感，支持的尽管支持，想骂的尽管去骂。这是和稀泥吗？不是。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你希望自己能够畅所欲言，就不能剥夺别人反对的权利，反倒必须做好被怼和挨骂的思想准备。 出来混，是要还的。 每个人都一样。 影响越大，代价越高。 守住底线靠规则 每个人的言论都由自己负责，并不等于他人批评的时候就可以肆意妄为。恰恰相反，由于你对别人言论的批评也是言论，便也应该有负责任的态度。 最起码，要尊重事实吧？ 可惜，不实之词比比皆是。 不实有两种，一是造谣，二是诛心。 造谣就不说了。 那不是不守底线，而是涉嫌违法犯罪。 更为常见的不顾事实，是诛心。 诛心就是问动机，在动机上做文章。比如有人一口咬定方方的动机是诺贝尔和平奖，这可哪有一丁点事实依据？ 但是他们乐此不疲。 原因也很简单：诛心并不违法，也不需要取证，可以说是零成本。 可惜，任何手段都是双刃剑，伤人的时候也会伤到自己。其实在我看来，那篇文章对作者自己的伤害比对方方的大得多。想想看吧，你这样把自己沉浸在莫名其妙的愤怒和仇恨中，你认为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吗？ 这就是不智了。 给方方扣上各种帽子同样不智。 中央调查组说，李文亮不是反体制人士，我也认为不是，他就是个恪守职业道德的医生。方方也一样，没忘记自己是作家而已。这就不但牵涉到事实认定，也牵涉到政治智慧。因为所谓政治智慧，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你们硬要说方方反体制，对你们要维护的体制是有利呢，还是不利？ 因此我以为，讨论问题要有这样一些规则： 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歪曲事实。 可以表示愤怒，但不要上纲上线。… Read More »

来源：中国法治评论 是谁给了方方“日记”春天 文 ｜ 支振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突然把社会的撕裂放大在人们面前。极左极右互咬，国际国内“脱钩”。一个朋友说，这是“大撕裂时代”。方方“日记”（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日记）被很多人认为助长了社会的撕裂，但实际上它本身就是这个撕裂时代的副产品。我的专业是法学，也做互联网治理研究，都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强调实证，因此我近年来对文学（特别是那种作协的文学）并不感兴趣。起先曾偶然浏览过方方“日记”的某些篇章，虽然觉得有一些描述封城状态下武汉同胞生活的文字挺好，但也只是一扫而过，基本上无感。不是不关心武汉同胞的境况，我有一位研究生一直在武汉，我也曾对湖北F4的颟顸几乎出离愤怒。在互联网时代，“日记”里所提供的信息并不稀缺。突然之间，这个“日记”火了，有文章说互联网上相关话题讨论达数十亿人次。争议极大，很多人甚至以对方方的态度为交友标准，不少朋友因此拉黑、断交，割袍断义。但我仍然无感。在认识极化的互联网时代，互撕太常见了。但近几天，由于“日记”英文版和德文版在国外开始预售，争议更加炙热。我在朋友群里也和一些师友进行了讨论，甚至争论。作为这个时代的一员，似乎该说点什么了。 一、多少人认真读过方方“日记”？ 这个所谓的“日记”，毁誉之多，争论之戾，令人唏嘘。如无意外，围绕“日记”的互撕，将成为2020年上半年一个极其醒目的舆论现象。誉之者认为方方是社会良心、暗夜明灯，把“日记”视为武汉封城状态下的“信史”；毁之者则认为方方动机不良、中伤抹黑，所谓“日记”也不过是不足为凭的道听途说。但从双方的争论来看，很多人有没有认真看过方方这些文字，其实很难说。我以前也没有认真看过这个“日记”。但为了写这个东西，出于做基本的严谨，我还真在财新网读了“合集”。但坦率说，看到第23篇，就坚持不下去了，后面的主要是挑着浏览。她的文笔和思想，都不足以打动我；她所提供的信息，基本上都很容易获取——从封城之初就很容易获取。在“日记”里，她主要是根据个人所见、朋友所言，与医生聊天以及新闻报道和网络信息等信源，叙述了封城下一部分武汉同胞的生活。她自己也说，“不相信媒体这说法，也过于偏颇。大的报道，总体疫情走向，还是得看媒体报道。” “日记”中，有对志愿者表达的感谢，对警察尽忠职守的认可，对一省包一市、举国援鄂的赞叹，她还表示“一定会和政府和所有武汉人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共同抗疫。”也有不满和愤怒，指责当时专家组做出“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结论是犯了“滔天大罪”，批评主政官员“土未守民不安，他们怎么会没有责任”，质疑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领导为何不为本院严重的伤亡承担责任，表示要“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她的文字，越到后期越刺激；她的心态，越到后来越激动。她有很多激烈的批评，既批评“应负责任者”，也批评她的批评者。很多批评，动辄“戴帽子”，几乎已经是“互骂”。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与她认为的那些“极左”批评者，在思维方式上是同一类人。言论自由，既包括言论者表达的自由，也包括其他人对该言论进行评判的自由。这个“日记”，既非不刊之论，更非绝对真理，为什么别人批不得？ 二、方方“日记”的“危害”是什么？ 对方方“日记”的质疑，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失实”。比如关于一地的 “无主手机”、护士是否已经牺牲等等。二是“抹黑”。认为她对武汉抗疫期间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那么多勇敢无畏的“最美逆行者”视而不见，却主要盯着疫情防控中的问题，动机显然不纯。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系到她以前的作品《软埋》（我没读过），认为她就是对体制不满，很明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最严厉的指控是第四点。在英文版和德文版开始预售，标题改为《武汉日记》（英文版副标题中还曾有original epicenter（最初疫情中心）字样）之后，公众对方方纷纷“粉转黑”，甚至有人斥她为“汉奸”。不少人认为，她这是故意与国外敌对势力里应外合，是在西方政客不断“甩锅”中国、甚至意欲向中国提出“索赔”的情况下给敌人送“弹药”；还会导致全球性对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和华裔的歧视、排斥甚至仇恨。当然，还有人指责方方利用特权送侄女赴机场、小产权别墅“转正”等。武汉封城前后那一段时间，湖北和武汉有些主政官员的表现的确糟糕，对此进行批评当然可以。但方方在文字中所或明或晦表达的政治立场，有一种源自冷战和文革的陈腐味儿，令人难以接受。对于大部分80后、90后、00后，甚至70末看来，既觉得那些早已经翻篇了、不感兴趣，也对他们营造的西方乌托邦无甚敬畏。所以余亮先生说，方方之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新旧之争。信哉斯言。新型冠状病毒之所以说是“新型”，乃是由于人们对其知之实在太少，到现在很多基本的问题都没搞清楚。一座1400万人口的城市，封城是史无前例的，哪儿那么容易？特别是时值国人最重视的春节，主政者一时无法做出最明智的判断，虽然结果不可接受，但实践中很难避免。但在中央介入之后，无论是及时发布信息，统筹防控资源，免费救治、应收尽收，还是邻里相望、社区防控，可以说，整个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执行以及效果，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横向比较，美国等西方国家竟然能够白白浪费中国作出重大牺牲所争取的宝贵两个月，导致全球大流行，酿成150余万人确诊、近10万人丧生的惨剧；谁更对人民负责，谁更对社会尽责，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如果仅仅因为个人的政治立场、偏见甚至情绪而罔顾事实，那就丧失了一个作家最基本的职业伦理和道德操守。因此，作为文学上的非虚构写作，方方在“封城日记”中有客观全面、如实记述武汉封城生活的道义责任和伦理要求。不应失实，更不应抹黑。但说方方是汉奸，是为西方反华势力送去抹黑中国的“弹药”，甚至为某些国家将来向中国索赔提供“证据”，则有些言过其实，高看她了。从法律上讲，即便方方不加校订就出版了所谓“日记”的外文版，也不可能成为将来其他国家向中国索赔的“呈堂证供”。原因很简单，这是文学作品，不是调查报告，根本不具有证据的可采信性；而且，这60篇日记早已在中国互联网发布并广泛传阅，如果真能作为所谓“证据”，也根本无需外文版。真向中国索赔，除非靠“不平等条约”，指望方方“日记”肯定是不行的。今天的中国不是晚清，丧权辱国，可能吗？也要看到，方方文字的主基调是晦暗的，她对封城期间武汉市民生活的描述，尤其是对疫情防控的描述，显然是不全面的。她记述的“事实”（即便不失实），也是主观裁剪的。特别是以外文版来呈现这些被裁剪的武汉抗疫历程，对10几万为包括方方本人的健康在内付出重大努力和牺牲的医护人员、志愿者是不公平的；在西方国家民粹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对5000万海外华人、华裔甚至亚裔则是危险的。可以说，在置国家于尴尬境地、置海外华人、亚裔于更大险境的同时，实际上也置方方个人于不义之中。 三、是谁给了方方“日记”春天 方方“日记”引发如此关注和争议，从“流量”上来说，好像挺成功的。但作为非虚构写作，无论是文笔，还是思想，这个“日记”都难言成功。它也未能起到“实时”报道，全面传递信息的作用。据在武汉的同学讲，她身边的武汉人对这个自封的“武汉日记”也并不“领情”，还颇有意见。如果复盘的话，可以说，如果不是“删帖”的神助攻，它大概率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因此，很难认为方方的“日记”成功了，或者说方方因为这些文字成功了。根据现行中国法律，方方当然有写作的权利，有表达的自由。现在，这个“日记”全网可见，任人阅读，既体现了方方言论自由的实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封城时武汉同胞生活状态和疫情防控的信息渴求。在国外出版也无妨。很难说方方能以“日记”卖国或成为汉奸。她没那个能力，“日记”也没那么厉害，不过是让一些人感觉别扭、不爽而已。除非在“日记”中找出了明确损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秩序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内容，这事儿也扯不上法律责任。但从政治立场上，从作家的职业伦理和道德操守上说，是另一回事。然而，真正值得思索的是，一个年过六旬、并无生花妙笔和深邃思想的老太太，是怎么单枪匹马纵横两月余，数进数出，将全国舆论系统百万大军杀得人仰马翻，最后还能载“誉”而归的？过去两个多月，亿万人都在冬寒料峭中，是谁给了方方“日记”春天？不管方方主观上如何，尽管国家肯定不会因为一本书而坍塌，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客因抗疫无力而四处“甩锅”、煽动民粹主义风潮的背景下，方方“日记”外文本的出版，已经成为他们反中努力的一部分。这不是“动机论”！2011年秋天，我在纽约亲眼见到过一个精致谎言的炮制。那是哥伦比亚大学某系的一个所谓“中国民族理论问题研讨会”，但“理论研讨会”不允许作为参会者的我谈理论，只鼓励谈“体验”。所以，一个藏族女孩儿发言，她应该是中国留学生。她说自己从小被送到汉语小学，要学汉语，感到很压抑，她不明白自己一个藏人为何要学汉语。了了几语，是不是一副文化压迫的景象？也许她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但这些话放在一起却构成了极其精致的谎言。我问她，是政府还是你父母送你去汉语小学的，当地有藏语小学吗。小姑娘避而不答。很显然，当地有藏语小学，是父母为了子女前途才送她去汉语小学的，不是政府的强制。但会议主办者要的就是这“体验”。对我而言，那真是一次刻骨铭心的“体验”。“学术”的外衣下，“教授”的外表下，的确可能有一颗政治和偏见的心。而这，也同样是美国和西方媒体最擅长的。前一阵曾接受彭博社记者采访，我直言不讳地要求她，发稿前要给我审核，因为美国媒体“太会精心炮制每句都是实话的谎言了”。西方精英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傲慢太强烈了。方方“日记”即便多属于“事实”，但传递给西方公众的信息却未必是真相。但对于方方“日记”的春天，却不能说“不是皇军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永远不要去责怪别人的强大和狡猾，关键要看自己是否能战善战有智慧。如果说疫情是对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那么，舆论系统考试及格了吗？第一，专业素养很重要。一是将舆情应对能力纳入到执政能力之中。不要怪方方卡了C位，要问自己人为何缺位。要认识到，在社交媒体时代，信息的生产方式注定了信息市场的良莠不齐。信息内容在数量上呈爆炸式增长，在生产上也由专业生产（PGC）为主转变为以用户生产（UGC）为主。全世界传统媒体每天生产的信息不过数千万条，作者基本都是专业人士，受职业伦理和法律法规约束，信息质量较有保证；而全球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每天生产的信息超过数十亿条，但其作者却主要是普通网民，信息内容的生产更难控制，质量也更难保障。这意味着，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更大程度上的信息混乱、复杂和良莠不齐，已经成为任何个人、组织甚至政府处理几乎任何问题时的先决条件和前提环境。在这种情况下，试图打造一个完美的信息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可望不可即的理想。生活在一个有问题的信息环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日常。因此，明智的做法就不应该是试图去管控甚至消除每天数十亿条良莠不齐的信息，而只能是在充分理解和把握社交媒体信息生产规律的前提下，依靠法律和技术控制网络信息内容生产的底线，然后通过政府部门和专业部门提供的权威信息，穿透复杂网络信息的噪声，传递给社会公众、特别是有需要的人，实现“良币驱逐劣币”。这是一种“灯塔效应”。正如在无垠的黑暗中，让迷途的帆船返航，依靠的不是消灭大海，而是高高耸立的明亮灯塔。这就意味着，不可能消除舆情，而只能将舆情应对能力纳入执政能力之中。比如，4.2万甘赴险境的医护人员，10几万“最美逆行者”，里面有多少故事，多少“日记”，但咋就没见到春天呢？二是法律素养。如果有一定的法律常识，怎么能够相信西方国家可以将方方“日记”作为向中国提起索赔的“证据”呢？第二，凝聚共识是正道。理论竞争比粗暴斗争更重要，驳倒比打倒更重要。一是要认识到，舆论工作是吸引同道，而不是四面树敌的。舆论工作也要敢打敢冲，但不能蛮干，徒逞口舌之快，但却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简直就是高级黑，能有何意义？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明。凝心聚气、凝神聚魂，主要靠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实，主要靠国家发展的伟大成就，主要靠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然后靠宣传、理论部门把道理讲清楚。二是舆论工作要科学、讲究方法。极左极右都是少数，绝大部分是中间派。争取中间派不易，但把他们推开却很简单。后真相时代，情绪为王。只要受众不喜欢你，对手就赢了。所以动脑、动笔、动口为要，尽可能别在思想、舆论问题上“动手”“动脚”“动粗”，删帖、屏蔽、“跨省”，很多时候就是给对手的神助攻。第三，贯彻“双百方针”，鼓励思想创新。一是区分批评监督和反对党的领导。习近平说，共产党要能听得进尖锐批评。尤其是对于党内客观存在的贪污腐败、形式主义、官僚习气等问题，必须大加批判，这才是对党和国家负责。二是要清楚区分不同见解和反党言论。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更是人民内心的呼唤。要能够吸引人民群众自发的、出自内心的拥护党的领导。思想的问题要靠更深刻的思想来化解，理论问题要靠更彻底的理论来澄清。要允许人民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自由思想和发言，要鼓励健康、宽容的讨论氛围，鼓励解放思想、观念创新，防止扣帽子、打棍子。不能“站队”胜过讲道理。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什么时候别人愿意掏腰包买你的文化产品，说明你真有文化了。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是希望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分析，为国家谏言。有朋友批评我两边不讨好。我想，这也许就对了，不讨好应该是学者的本分啊。所以我不喜欢“站队”。如果非得说“站队”，那我永远站自己的国家。附：财新网——《方方日记60篇（2020年1月25日—3月25日）》http://m.app.caixin.com/m_topic_detail/14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