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友吴宓
来源：私人史 作者：谭优学 文教界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知道吴宓先生的人，大概并不少。据说《大英百科全书》里也列了他。可算一个“知名人物”吧。但这标题得先声明一下：“棚”非“朋”之误，两字也不能通假，请校勘学家不要误会。不管从哪方面说，我还够不上是吴先生的朋友，但确实是“棚友”，同在“牛棚”之友也。然而我知道他的大名，却是猗欤久矣。近日偶阅1984年《学林漫录》第九集金克木《记曾星笠（运乾）先生》那篇文章，其中有这么几句话：“……还有吴雨僧（宓）先生，是一位新旧文化交替中的特殊人物，却还未见有文章谈他。”不免触发了我想来补这个空白。不过说起新旧文化，我都是外行，说不出个什么道道来。这儿只记我与吴先生成为“棚友”前后的一些闻见和个人的想法。以上算是“序”或者叫“引言”吧。事情得从头说起，圣经贤传不云乎：“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么？“近道”何敢，为记叙方便而已。这得请读者不嫌我啰唆为荷。大概是1937或1938年吧！那时我正在高中念书。一天，从《大公报》上看到一篇很长的大学各科“部聘教授”名单，记得中国文学有胡小石先生，英国文学是朱光潜和吴宓。至今印象深刻，其他的人名全忘了。为什么呢？大概因为我比较喜欢中国，而最感头痛的却是英文。从高小到高中，以致后来上大学，英文总是不及格。最难背的历史人名地名，我都记得，却偏偏记不得英文单词。因此，我对于英语学得好的人，总是肃然起敬，艳羡得很。即使在“不学ABC，照样闹革命”的喧嚣声中，也并未降低我的肃然和艳羡——不过，我“狡猾”，没有表现出来。从此我这个小小中学生，对鼎鼎大名的英国文学部聘教授吴宓先生，有了不忘的记忆。上小学时，老师教了我们读《婉容词》，对作者吴芳吉很崇拜。后来知道吴芳吉就是白屋诗人，而且是咱们四川江津人，崇拜得更加虔诚。过了些年头，友人送给我一部《吴白屋先生遗书》，知道吴白屋吴宓二吴是挚友，还有《两吴生诗集》，也有《吴宓诗集》一大本，使我对吴宓先生就更加景仰了。学贯中西嘛，怎不令人佩服？不过他的诗集，很抱歉，我却没有拜读。我得老老实实，不能冒充读了。因为在“史无前例”中，“造反派”经常呵斥我们：“要老老实实交代！”所以我至今是老老实实的。没读就没读，不能说谎。后来，有点糟糕了。我从鲁迅先生的文章中，三次碰到他批评吴宓，大意说吴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化身。新中国成立前夕，又学习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更不那么景仰了，尽仰，颈仰也仰痛了么！但对于他是英国文学部聘教授，精通外语，还是肃然起敬，很艳羡的。1954年，我在一所高等师院附设工农中学担任教育行政工作。院领导为了提高我们学校历史教师的业务能力和历史教学水平，叫我们和历史系的教授讲师们开个会，见见面，以便今后帮助我们，我们好向他们请教。会上介绍时，就有吴宓先生在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头戴一顶褪了色的毛线睡帽，一套很旧的中山服，朴素得近乎寒碜，与他的名声很不相称。真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却又使人有“一旦得见，雷从耳出”之感。我是欠恭敬，犯了“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毛病。我想他怎么又搞到历史系去了？而不在外语系或中文系？当然不好问他，他很热情，表示凡来问的，一定尽量解答。这印象给我却很好，其实会后我们的历史教师并没有去向历史系的教授讲师请教，不知什么缘故，“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吧？很辜负了院领导的一番好意。大概生扯而不拢与？1961年夏，我在某高校学习结业了，被分配到这所学院的中文系教书，第一次教研组会上，吴宓先生赫然在焉。他怎么又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了，却没有去外语系？我不解，也一直没去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是恪遵了的。根本不问这件事。从此，我就忝与吴先生同事且同组了既在一个组里，何以没给他排课？他身体也蛮棒嘛。我刚去，记得让他教了一年级一个学期的“文言文导读”，以后就一直没他的课上。不过，学院办助教进修班，派他教英语，这可算发挥了他的长处。英国文学的部聘教授岂有不该教一个助教进修班的？这当然是领导的英明决策。后来得知他在班上可能因为讲语法造例句，造了“三两尚不足，而况二两乎”的句子。那是困难年间，就被领导和学员认为他在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从此被撵下讲台。文革中，批斗他时，少不了要举这个例子，证明他很反动。“革命群众”一举这个例子，无不义愤填膺，咬牙切齿云。原来当时的领导和学员中的积极分子认定吴宓很反动，是不能让他借讲台“放毒”的，所以从此没给他排课。他当时是学院仅有的两个二级教授之一，月工资270余元。有的助教这就有意见了：光拿钱，不做事，白吃人民血汗。其实吴先生是曾要求上课的。他说他有最简便的办法，三个月内可以将英语教上路，只要肯学，一定不难学好。也不知他那办法灵不灵，因为没有让他试验，怕他又来个三两二两的。我也没打算“老来出家”（去学），所以始终未去领教。系里年轻助教舆论云，吴宓并不懂什么英国文学，只不过记得一些英国作家有几个女儿有几个儿子，恋爱过几次，她们的长相、性格、家世情况如何，作家屋子里有什么陈设，如此等等；或者一些文坛掌故，文人轶事而已，这有什么用？说不上文学。似乎他们比吴宓还内行，故能指出其短处。我是不懂英文的，也没有向他做调查研究，不知是不是真的。但我和他相处近20年，却从来没有听见他口吐一个英文单词，更不必说抛一句英文了，这和张乔治、李约翰、王玛丽之流，口中常抛出些洋文，迥然不同。算守旧呢？算什么的？我不清楚。舆论既然如此，吴宓不但不通英国文学，一个同志说，就是中国文学，也没有什么修养的。例证是他认错了两个字。说他还自以为很热爱中国文学、中国传统文化呢！又一个同事向我抱怨：吴宓这人真无用，叫他校对教材，尽把简体字改为繁体字。的确他是从来不写简化字的。吴先生反对文字改革，反对汉字拼音化是出了名的。因此为他的“花岗岩脑袋”“老顽固”添了一条有力的“证据”。汉字改革是毛主席的指示，是鲁迅的主张。吴宓反对文字改革，就“等于”反对鲁迅，反对毛主席。非反动而何？看，多么严密的推理啊！所以文革中，列举其罪状，总少不了这一条。后来，我在想，吴宓先生是精通拼音文字的。和汉字比较起来，音符与意符文字的长短利弊，他应该是很了解的，何以还“顽固”地反对汉字改革？我不是文字学家，不懂。最近，一位朋友告诉我，逃居美国的林语堂，曾说过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第二道长城。大家都知道林语堂博士比吴宓先生更学贯中西，他也这么说，其意若曰，汉字拼音化，就等于毁掉中华民族的第二道长城。今天，第一道长城都不容毁，毁了的地段，还要修复呢。当然有些人可以下结论：林语堂、吴宓就是“一丘之貉”。这多干脆简明啊。吴宓抱住汉字不放，真叫作“顽固到底”。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树立了一种牢固的信念：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简言之叫政治挂帅。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凡事绝对化不得，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不承认学术问题对政治有相对独立性，许多问题是扯不清楚的。否则就无所谓“百家争鸣”了。吴先生很笃于友情。吴芳吉去世多年了，但他每月寄钱去接济吴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儿子。据说从未间断过。除了吴家外，他还接济一些有困难的朋友。吴先生不抽烟（而且讨厌抽烟），不喝酒，似乎也不买什么书，他的一些外文书都捐给院图书馆了，收入那么多而生活很简朴，他的衣着，在全院老教师中算最坏的，甚至有人目之为“老叫花子”。是“豪华落尽见真淳”吧？他每月270余元哪里去了呢？有些青年教师经过调查研究，断言：拿国家的钱去接济坏人了，是吴宓立场反动的表现。这又是吴宓的一条罪状。文革中“革命群众”批斗他时，也没有少掉这一条。其实，吴先生不但“接济坏人”，“好人”他也是接济的。“好人”向他借钱，他都肯借。有些是存心借了不还，理由是：不义之财该拿来共产。“好人”不还，他也并不逼着要，久了也就算了。认真说来，吴先生在金钱上是慷慨的，并非吝啬鬼、守财奴那一路数的人。文革中，我们被扣了工资，只发生活费。我向他借了近百元来生活，后来如数奉璧，他还感激称赞说，只有您这么讲信用啊。据此推知，对他不讲信用，借而不还的是大有人在。《增广贤文》曰：“酒中不语真君子，财上分明大丈夫。”大丈夫小丈夫且不去管它，与朋友信嘛，这恐怕应是做人的起码品德。因为吴先生是个“高薪阶层”，我们刚成为“棚友”时，白天劳动，晚上“学习”。监管我们的“红卫兵小将”有一天晚上，“学习”完，叫我们各人滚回去，只留下吴宓，说是要对他单独训话。我们都很关注“训话”的内容，因为休戚与共嘛。但又不敢打听。这是“纪律”，不得违犯。记不清过了许久，终于知道所谓“训话”者，红卫兵小将要他出200元钱，作为捐献，支持红卫兵小将去“大串连”也。吴先生说他是“赎罪”。我们认为这是可耻的敲诈勒索。不但勒索了吴先生，另一“肥实”的“棚友”也是被勒索了的，且遵令不得泄露，否则，“一切严重后果，自己负责。”还是那位棚友的夫人——没有辫子，挂不起，毛着胆子去问那个“革命组织”，事情才敞开来。真是，在“格抄勿论”，“格斗勿论”，“格砸勿论”，“格抢勿论”之外，还发明了“格借勿论”，这也算“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吧。我还是没有调查研究，不知“格借勿论”去的钱退出来没有？吴先生离婚后，晚年曾得到一个女生的爱戴，后来作了他的夫人。可惜这位夫人患肺结核，不久就死去了。吴先生将她土葬在距学院数里外原是乱草坟的地方。文革中批判他时，同组一个青年积极分子揭发说，这个女人地主家庭出身，痨病鬼，吴宓爱她，她爱吴宓，心有灵犀一点通，立场同样反动，所以一拍即合云云。又揭发吴先生寝室中还变相供奉着她的灵位。有一年清明节，吴宓还偷偷摸摸去上坟扫墓，烧钱化纸，大搞“封建迷信”云云。那位青年教师又是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当我们第二次被“勒令”集中监管“学习”时，监督者忙于“革命”搞武斗去了。棚友们违背学习“纪律”，便不免闲扯起来。一次，吴先生不在，棚友中他的一个学生辈说，吴宓一辈子搞女人，弄得和师母关系不好，他们也不离婚，君子协定，分居各过生活，吴宓每月按约定给师母送生活补偿费。那时他们都在昆明，吴宓很守信用，每月领了薪水，当天即奔赴师母住处，笃！笃笃！敲开门，脸朝着一边，手递过钱去，师母接了，他转身就走，不看也不交言。又说吴宓从美国留学回来，在上海和一个有名的交际花叫毛彦文的，打得火热。毛要求结婚，吴宓老是迟疑不决。突然一天，吴宓接到毛寄来的结婚请帖，是和曾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的熊希龄结婚。毛37，熊73，年龄倒转巧合上海传为“佳话”。这可把吴宓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悲愤之余，赋诗抒怀有云：“奉劝世人莫恋爱，恋爱无益有百害。”吴先生的奉劝当然不起作用，世人照旧恋爱不误。我们听了，一阵哈哈。自幸没有拜读吴先生的诗集。但不知那位棚友所叙是否属实。我不是“专案组同志”，没有资格去“清”别人的“队”。无法核实。也是那位棚友讲了吴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的另一件轶事。昆明当时有个牛肉馆，老板异想天开，招牌标为“潇湘馆”。吴先生是红学家，很气愤这家馆子胆敢亵渎林妹妹，提着手杖去一顿打，锅盆碗盏，盆盆罐罐，被砸碎一地。吴先生是社会名流，名教授，那牛肉馆老板只好自认晦气，谁叫你乱去附庸风雅呢？舆论说，该打。这或可看出吴先生维护传统文化尊严的憨厚直戆，可以发给精神文明奖。1966年夏，从学习《五一六通知》起，到9月初我们被“揪出，挂起”那一段时间，因为搞运动——其实我们是被搞，规定天天到教研室学文件，写大字报揭发，我们能“揭发”谁？只有被揭发。吴先生的任何一句话，都是要挨批驳的。为了“加强火力”，领导还特从其他组调来几尊大炮——最革命的积极分子，专轰早已内定的我们几个。例如吴先生曾说，他在哈佛大学时，系里（院里？）办事人员只有一两个，事情却办得井井有条。这就不得了了，“大炮”立即发言，骂他是崇洋媚外，攻击了我们的人事配备，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引而申之，不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吗？！真是“狗胆包天”！事后吴先生悄悄问我：“怎么现在他们对我这么严厉了？说任何一句话都错？”我说这是在搞运动，对我们老教师——当时还没有发明“臭老九”之称——要严厉些。运动过了就好了。哪料到一运动就是10年！连他的健步如飞，也被“运动”成了个跛子。此系后话，且按下不表。1966年9月初的一天，我们早已被抄被揪过了，战战兢兢地坐在教研室里。忽然一个“革命小将”叫我们出来，在巷道里站成一排，赏每人一块上书“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牌子，挂在颈上，亮在胸前。挂讫，押到大操场主席台上去接受批斗。啊哟，我的乖乖！济济一台的“牛鬼蛇神”！台下场上黑压压的一片“革命群众”。我们虽然是“一小撮”，但也不免有“浩浩荡荡”之感，并不觉得孤寂。吴先生就走在我的前头，躬腰站在我的旁边。批斗完毕之后，系里一个“革命小将”向我们宣布：从今天起，你们被专政了，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或写交代，准备接受批斗云云。这里得诠释一下“棚友”之义。棚者，牛棚也。凡住人牛棚者，相互间，均得谓之棚友。人而谓之牛者，斥言之耳。牛系牛鬼蛇神之省称也。我为什么仿《公》《谷》笔法，之乎者也地解释一通？盖窃恐一百年后难住考据学家搞不清楚。用心该算是好的。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住”牛棚，晚上是各自住在家里的。不可“诬蔑”“革命群众”。本来“革命群众”正筹设牛棚，勒令我们住进去，好监督管理。一时还没找到适合的地方，“保”与“革”之间便激烈斗争起来了。接着又是“一月风暴”和所谓“二月逆流”，他们忙于“揪走资派”，又接着弃文斗而武斗，“革命行动”忙煞了“革命小将”，也就无暇考虑我们的牛棚问题；当然我们很乐得如此。我们的牛棚，其实是存放锄头、箩筐、扁担等劳动工具的地方。一片矮塌、潮湿、阴暗的瓦房。每天早饭后，他们遵令低头列队站在指定的教学楼前，恭聆小将一顿呵斥训诲后，就下降到牛棚，由队长分配任务，拿起工具就开干。这时，吴宓因为年纪大了，监管人默许他就留在牛棚里，为我们看守衣服。有时叫他烧开水，他却分不清水开没开，大家教了他辨认，还是搞不清楚。有一次，在牛棚附近插红苕秧子和栽大蒜，轻微劳动，叫吴先生参加。他分不清倒顺，都栽插反了，出了洋相。被舆论斥为“百无一用的老废物”“剥削生活过惯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云云。那时用脑子是不算劳动，只有种庄稼做工才算。让吴宓种庄稼哪能不出洋相？那年头出洋相的总是知识分子。至于从大字报和高音喇叭传出的批判词中，常常会碰到“向偶（隅）而立（泣）”呀，“现刑（行）反革命”呀，“沾（玷）污”呀，“七屈（届）二中全会”呀，据说那正是“造反派脾气”的表现，谁敢说他们错了呢？“知识越多越反动”，愚昧是最革命、最好的。我曾暗中打油二句：“悔不当初事百工，亦未南亩学老农。”而今落得个“牛鬼蛇神”的恶谥，将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呜呼！彻底完蛋了。至于吴宓先生的完蛋，会比我更彻底，我想。1968年夏，两派斗争又紧张起来。“革命群众”突然对吴宓采取了一次“革命行动”。抄走了他的“反动日记”。这可惹下泼天大祸了。不但自讨苦吃，还连累到我们。他日记里说，叫中学生造反，等于拿小刀给孩子玩，没有不伤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罪状之一。日记说“姚文元在江青卵翼之下”，是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姚文元。罪状之二。日记里有些地方对毛主席的文艺讲话，说了不全赞同的话，“狗胆包天”，竟敢“唱反调”！罪状之三。我们在“学习”中，监督有时不在，不免对两派的某些事有长短得失的议论。他也记在日记里，而且记下是“某君云”。“牛鬼蛇神想翻天了！那还了得！”于是我们被勒令于某日上午去某处集合。其他系的几条“辫子”挨了毒打，杀鸡给鹅看。我们还挨了一顿毒骂。吴宓大概因为年老，免于挨揍，但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严加监管。还据说“两派同志都同意，公安部已批下来给吴宓戴这顶帽子”。这下真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1969年和1971年，我们都曾被赶到川东某县某乡的一个幺店子旁边去劳动和重新清队。住地原系劳改农场，以后学院就办在那里。我们当然很清楚，“革命群众”是劳动锻炼和“清”我们，我们是劳动改造和被“清”。很荣幸，我的“罪恶”轻些，已放到“革命群众”中去受监督。领导宣布编组名单时，摆在最后，加了“还有”，以示区别。其实我并没有妄图混进去的意思。而“现行反革命分子”吴宓的几个棚友，“罪恶”大概重些，单独关在一边。三顿饭前，拿着碗筷，还要站在毛主席像前“请罪”。我虽有罪而不请了。谁愿意无罪去请罪来着？但“革命群众”只要高兴，随时可以喊着吴宓或我们的名字，奚落或臭骂几句，吴宓点头称是，我们默不作声。“秀才遇到（红卫）兵，有理说不清。”何况你根本无权说呢？“闭关自守”，是我们的基本对策。一次，开吴宓的批斗会，会毕，两个最富于革命精神的彪形“革命‘大’将”把跪着的吴宓，凶恶粗暴地拖出去，这是按规矩不能由自己“滚下去”的。不知是有意或无意，一下子竟把吴宓的一条腿整坏了。从那以后便成了跛子，再也不能健步如飞了。“革命群众”说，对“现行反革命分子是不能手软的，否则便要丧失革命立场”云。吴先生鳏居多年，由一个隔房的妻侄儿经佑他，给他当佣人。这个妻侄儿五短粗壮身材，流里流气，不三不四，说不准那是个什么人，总之，大家对他印象不好。吴宓先生为人忠厚，困难年间，上级分配给他“高知”享受的许多东西，买来都归他侄儿享用。前后两间屋，好的一间让给他侄儿住。这大概是“爱屋及乌”的缘故吧。文革开始，“橫扫”一切，那侄儿被扫回老家去了，吴先生已是“牛鬼”，当然不能有佣人了。白天进牛棚，早晚生活自理。人是个贱皮子，颠顿狼狈，也存活过来了。从1972年开始，革命高潮已过，学校又逐渐从那幺店子旁边迁回重庆。1973年，工农兵进大学“上管改”，当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找哪个做“黑靶子”呢？吴宓名气大，最合适。上头也派了人来住下一同整材料。整来整去，就是那么几条（如上文所说的），没有新的。“可恨”的是，这吴老头历史上连普通国民党员都不是，更不要说军、政、警、宪、特、反动会道门了。再打死老虎，激不起群众的义愤，收不到什么效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斗吴宓，肯定抓而不灵，只好收刀捡卦，算了。这是粉碎“噬人帮”后，上头派来的那位同志，亲口告诉我，对吴宓曾有那么一场暗算。对吴宓既然“算了”，组织和“革命群众”也就不再去管他。“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就不翼而飞了。吴宓更加衰老，他后来雇了个中年妇女照看其生活起居。据说每月给好几十元的工资，他从不亏待佣人的。公私均忙于迁校搬家和给“上管改”的工农学员上课，事情很多，无暇去理吴宓，吴宓和这些事也全不沾边，再说，牛鬼蛇神哪有资格去沾边呢？我有时偶尔碰到他一瘸一跛地在他门前路上散步，女佣人的姑娘还得在旁边扶着他。招呼他，他却叫不出我的名字，老糊涂了，我想。吴先生雇的中年妇女，早来晚归。听说有一夜，吴先生从床上跌下来，稀里糊涂在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被女佣人发觉。年过80，记忆力消失殆尽，谁也不愿去看看他。说他精神上“晚景凄凉”，应是恰当的。听说他两个女儿中有一个是党员高干，要坐小包车来看父亲。单位领导也为此忙了一阵。高干一走，“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女儿也未能把固执的老父亲接走。后来吴先生的陕西泾阳老家，派人来将他接走了。落叶归根，狐死首丘，这大概是吴先生情愿的。吴先生长离单位归去，不知有人去送行否？我估计有也很寥寥。我们这批“棚友”就没有一个人去的。再则，那时谁又敢去呢？大概是1978年吧，听说吴宓先生已在原籍老家病故。大概又过了一两年，由系主任主持在教研室里，开了一个规模小得不能再小的追悼会。历时大约十分钟。用意算是平反，恢复名誉。主持人报告中说，吴宓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反动派再三逼他去台湾，他坚决拒绝了。可见吴先生在政治上何尝无可取之处？！然而他自己从来没说，大家也是第一次才听到。从这件事看来，并不如“革命”大小将呵斥的“反动透顶”。反动容或有之？透顶则未必也。根据我近20年的观察，说吴先生思想反动，也还需要研究一下：正如毛主席所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爱国的。他们对新社会一时还不习惯，有个适应的过程（大意）。我觉得这是很公平的。我从来就没有听他说过一句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话。用马列主义思想、共产党员水平（我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去要求吴宓这种旧知识分子，当然就百无一是，“反动透顶”了。这是时代的“悲剧”吧？“在劫难逃”！但我深信、庆幸，在我们新的党中央领导下，这“悲剧”是不会重演的。“棚友”吴宓先生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