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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江西去 “文革”结束，大专院校进了一大批社会油子 阿城操着他一贯不紧不慢的语调，侃侃而谈，说到妙处，两眼在无框镜片背后发光，然后和我一起笑起来。后来我整理录音时，发现那一夜看似散漫无际的谈话，其实有着极清晰的思路：阿城不仅是有备而来，并且是深思熟虑。整个谈话沿着“知识结构”与“焦虑”这两个主题渐次展开，触动的乃是百年来中国最基本的问题。这样来回顾是把1980年代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和意识结构中去描述。视野广阔，却并不空疏，因为其中活动着种种世俗和个人的细节，有关阿城的，有关朋友的。我想起阿城当年那些铅笔画，只几笔就勾勒出一个人来，而这人的举止神态又散发着某个时代某个阶层的独特气息。  ——查建英  查建英：你想怎样来讲1980年代这个题目呢？  阿城：我不是太有“10年”这种概念。就像艺术的变化不会随着政治时期的改变而变化，单从“1980年代”划分，有点儿难说了。  查建英：那个时间其实是人为的计量。 阿城：对。我自己的量度不是这种，而是知识结构，或者文化构成。从这个角度来说，1840年是个坎儿，新的知识撼动中国的知识结构，船坚炮利；1919年“五四”是一个坎儿，新的文化撼动中国文化构成，科学民主；1949年是最大的一个坎儿，从知识结构、文化构成直到权力结构，全盘“马列”化。就这三个标志，其他就别再分什么10年了。  不过既然定的话题是1980年代，总要来说说吧。对1949年这个坎儿，我觉得1970年代算是一个活跃的时期，1976年，“文革”结束，使1980年代成为一个表现的时期，毕竟出版又被允许了。1970年代，大家会认为是“文革”时代，控制很严，可为什么恰恰这时思想活跃呢？因为大人都忙于权力的争夺，没有人注意城市角落和到乡下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查建英：对，1966年、1967年是特厉害的，1968年以后学生就开始下乡了。  阿城：管不着了，这些学生坐在田间炕头了。他们在想什么，传阅什么，写什么，权力者不知道。像1960年代末，芒克、根子、多多、严力他们在河北白洋淀形成了一个诗的区域，尤其根子的《三月的末日》，意象锐利迷茫，与食指的《鱼群三部曲》失望迷茫区别得很开。这样，一直贯穿整个1970年代。所以，猛一看是受压制最厉害的时期，但是因为被推到权力、行政力管理相对松散的地方，他们反而有些自由。  “文革”一结束，1977、1978年可以考大学了。一下子，大专院校进了一大批社会油子！  查建英：（笑）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非常现象。  阿城：所以，思想活跃，这一代人在1970年代都已经完成了，1980年代就是表现期。要从政治上说呢，我是比较清楚地感觉到，1980年代是一个想要弥补信用的年代。  查建英：经济方面从1990年代起中国也算在搞资本、市场了，但因为这个信用问题，这资本、市场成了个怪胎。  阿城：知识构成呢，比如说我个人，我是歪打误撞。1960年代我已经上初中了，因为我父亲在政治上的变故，班上有活动，好比说到长安街去欢迎一个什么亚非拉总统，我们出身不好的就不能去了。尤其1965年，这与当时疯狂强调阶级斗争有关。要去之前，老师会念三十几个学生的名字，之后说：没有念到名字的同学回家吧！  回家是什么意思呢？是没尊严，边缘。另一方面，回家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的时间了。大家都上那个锣鼓喧天的地方去了，那你上哪儿去？就得自己策划了。那时我家在宣武门里，琉璃厂就在宣武门外，一溜烟儿就去了。琉璃厂的画店、旧书铺、古玩店很集中，几乎是免费的博物馆。店里的伙计，态度很好。我在那里学了不少东西，乱七八糟的，看了不少书。我的启蒙是那里。这样就开始有了不一样的知识结构了，和你同班同学不一样，和你的同代人不一样，最后是和正统的知识结构不一样了。  查建英：对，我第一次读《棋王》，觉得特别意外，因为跟其他的都不一样。心想这人从哪儿冒出来的？什么年龄的人呀？  阿城：那个时候你觉得写下来是正常的，可是一发表，面临的是与读者的知识结构差异。所以，到西方，同样面临的是知识结构跟人家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最重要的差别。  查建英：对，比如跟你同龄的美国人或欧洲人打交道，他们成长时读的是什么、接触的是什么，直接关系到能不能交流。  阿城：对。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代沟，只有知识结构沟。我的知识结构可能跟一个99岁的人一致，或者和一个20岁的人一样，我们谈起话来就没有障碍。但是跟我的同龄人，反而有沟！  1949年后，整个知识结构改变了。你想，连字都变了，变成简体字。文字的变化，事关重大。一代之后，阅读古籍成了特殊或者专门的技能，实际上被剥夺了阅读传统的权利。  查建英：所以后来的人跟“五四”那个年代教育出来的人，就无法交流了。  阿城：说不上话！成了台湾人、香港人了，成了韩国人、日本人了。  后来，你发现不但知识结构起了变化，连情感模式都一样了。情感本来应该是有点儿个性的，可一看，都是一个情感模式。  查建英：比如说？  阿城：比如说喜欢唱苏联歌，但不知道俄国歌。他们唱的《三套车》，是苏联的，改过的。这有点儿像会唱《东方红》，但不知道《白马调》。  唱歌这个事情，特别能够显露我们的情感模式。我还记得在美国有两次朋友聚会，北岛喝得差不多了就唱《东方红》，还朗诵“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我还以为北岛在开玩笑，后来发现不是。他喝酒了，在抒发真的情绪，但是得唱共和国情感模式的歌才抒发得出来。就像有人喜欢样板戏，那是他们成长时期的感情模式，无关是非。  当然，说起来，1980年代几乎是全民进行知识重构的时候，有翻译了，进来了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这也造成很多人变化非常快。嗯，这算是1980年代的一个特点吧。  查建英：所以，你同意“文化断层”的看法？  阿城：当然。1985年我写过一篇很蹩脚的小文《文化制约人类》，题目还好，可是内容吞吞吐吐，那时候还怕牵连我父亲，其中就讲文化的断层。很早我就感觉到这个，大概是在初中的时候。你想，教材是统一的，图书馆的借阅，控制非常严。我还记得西城区图书馆在西华门对着的街上，我当时是初中生，只有资格去这个图书馆，初中生只能借1949年以后出的书，看来看去就那些。  但是琉璃厂旧书店、西单商场旧书店、东安市场旧书店、隆福寺，就有不一样的书。  除了书，还有就是遗漏下来的生活细节。大凡出身不好的，好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人的家庭在1949年之后多少留下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书啊、画报啊什么的。你会发现以前的一些气息。  我记得有个姓宋的同学，邀我几次去他家里。他母亲大概是民国时名气不大的一个明星。他给我看他父母的一些照片，发在当时那种蓝油墨印的杂志上，他母亲拿个花儿啊什么的。他家里中式的、西式的小玩意儿特别多。于是你看到一种生活形态，1949年后这个生活形态因逐次运动而消失，现在又成了时髦了。  还记得有一个同学也是邀我到他家去看他发现的他父母的照片。是他父母在美国留学拍的裸体照片，天体的。  查建英：他父母本人的照片？  阿城：对，还有什么樱桃沟啊，在香山那边拍的裸体照片。用的是那种Kodak chrome反转片。所有这些具体的东西，印刷品啦，家庭私物啦，经过“文革”都没有了，烧了，自己就烧了，你想那还得了！ 不切身，不焦虑  阿城：我们以前所谓的好人家，起码是中等人家，大概起码有两代是念书的，生活状态是自足的，思想上生活上自足。西方那些叫什么？叫玩意儿。“哎，这玩意儿有意思，这玩意儿新鲜！”可没有这个他也行，有这个呢也不会破坏自足。西方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清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讲亡国亡种，于是产生焦虑。但绝大部分的两代读书、三代读书的家庭，当时科举废除了，让孩子上个新学堂，学点新东西，可他们的家庭还应该是自足的。这样的家庭是没有焦虑感的家庭。教材里让我们读到的“五四”那些人是有焦虑感的。  “文革”时我父亲去乡下，沙河，离北京不远，房东还是复员军人，穷得只能和子女合盖一条军棉被过冬，我父亲目瞪口呆，走的时候把自己的被子留给房东了。“文革”时，延庆县还有农民一家子睡沙子，白天撮出去晒，晚上撮回炕上，图个热乎气儿。  查建英：那你现在回头看1980年代的好多讨论啊、话题啊，其实它是一个特别短暂的现象，有点虚幻，一个更现实的年代已经就在拐角了，但当时没有人预料到。那时大家充满一种解冻期的热情，生活上还有国家给托着，是个有理想也有很多幻想的年代。很多艺术家、作家就觉得没准儿很快就能赶上西方，我们天天在创新嘛。记得黄子平有句俏皮话：小说家们被创新之狗追得连在路边撒泡尿都来不及。王蒙也说作家们“各领风骚三五天”。总之，三五年就把西方作家一个世纪各种流派都给过了一遍，然后就是拿诺贝尔奖啊，出大师啊、传世之作啊什么的。那时真的气儿挺足的，并没感觉后边有这么多问题呢。它还是集体主义生活沿袭下来的一种艺术形态。所以当时提的问题不太个人化，都挺大的，考虑的都是有关民族的、国家命运的大事。  阿城：他们叫宏大叙述。倒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是有个人问题的。我在美国，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你的小说里老有个词——“众人”？我想想，是啊，众人，稍微近点儿的，我用“大家”，感觉上“大家”比“众人”清晰点儿，其实还是面目不清。其实，“众人”和“大家”是中译《圣经》里常用的词。  查建英：你觉得还有哪些作品比较个人化？  阿城：《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莫言当初写的很多东西都很个人。为什么，因为他在高密，那真的是共和国的一个边缘，他后面有一个文化构成是家乡啊、传说啊、鬼故事啊，对正统文化的不恭啊，等等。他提出来的是个人的问题。莫言后来慢慢不太个人了。  文化，“是生态系统啊”  查建英：说说“寻根文学”吧。你一般也被当做“寻根派”的一个主将。那你现在怎么评价它呢？  阿城：“寻根”是韩少功的贡献。我只是对知识构成和文化结构有兴趣。  查建英：那时候呢，你讲过文化的重要。你那一篇《文化制约人类》的文章可能也给算做“寻根派”的一个文件了。但实际上你并没有感觉自己是寻根的？  阿城：我的文化构成让我知道根是什么，我不要寻。那时在我看来，产生并且保持中国文化的土壤已经被铲除了。中国文化的事情是中国农业中产阶级的事情，这些人有财力，就供自己的孩子念书，科举中了就经济和政治大翻身。他们也可能紧紧巴巴的，但还是有余力。艺术啊文化啊什么的是奢侈的事情，不是阿Q能够独力承担的。结果狂风暴雨之后，土壤被扫清了，怎么长庄稼？不可能了嘛。 查建英：就变成工农文化了。  阿城：从肉身或从意识形态上把商人、工业中产阶级、乡绅、农业中产阶级消灭，当然大跃进就会出现了。如果这层土壤还在，还有话语权，是会抵制那种鬼话的。这之前，要夺天下，在解放区把这个扫清，没办法。得了天下，还这么扫，还谈什么中国文化？文化产生的那个土壤被清除了。剩下的，其实叫文化知识。  查建英：就是课本上的那些。  阿城：对。可以清谈，做学术，但不能安身立命，前人读它是为了安身立命啊。  查建英：文化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  阿城：是生态系统啊。 … Read More »

来源：各界导报，各界杂志，2020年第9期 作者：散木 藏书世家 顾颉刚是史学大家，此外又以藏书的浩繁一向为世人所知。如果追踪其藏书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他的先世。据顾颉刚的《自述书》（1953年）所言：“我祖和我父都好读书，家藏书籍已有两万册。”三代藏书，其始也颇可观矣。然而在顾颉刚的记忆中，不是别人，是他的祖母对其后来的藏书活动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顾颉刚晚年在《玉渊潭忆往》中回忆：祖母虽极平凡，可是见识不凡，特别是对于小辈的教育，十分上心： 她一切节省，只有对我要买书却极慷慨。因此，我在十一岁以后就天天出入书肆，一本一本的买了回来。积少成多，一年就可有五六百册。有时要买一部大书，须十余元或廿余元的，向她恳求，她每月只有从我父亲那里收到三十元钱，一切苏州开销包括在内，却肯付给我一笔书款。所以我从小怀着做一个藏书家的野心。当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就买了几部丛书（《惜阴轩》《咫进斋》《滂熹斋》《功顺堂》……），这些书钱哪有一个不是我的祖母从千省万省中省出来的。自从她去世以后，我为了北京历史材料丰富，作终身居住之计，苏州的书全带了去。 一个小孩子，能够得到老人的宽容，甚至是纵容，放手让他去买书，而买书的钱都是仔细节省下来的，这不经意之间，无形造就了一个不世出的学者，而如此传统社会之下的经验，特别是江南苏州的家庭文化生活的氛围，曾经培养和塑造了众多的文化人，包括许多知名的文化世家之养成。 稍微熟悉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史，大概都会知道江南顾氏藏书，其含意及范围皆非常人所能理解和定义的，而如其所回忆，也是祖母对他产生的影响，或竟是与其父亲与叔父相反，是谓：“我现在被人称为‘历史家’，我自己也确有搜集材料研究‘史料学’的癖好。但我的父亲和叔父是最不爱保存旧材料的，每隔一年半年就把各处来信和其它认为用不着的日历及各种宣传品一把火烧光。我在旁边看着，嘴里不敢谏止，心中总觉得太可惜了。父子之间的性格为什么有这样不同呢？我很明白，这不光是先天的差异，乃是我受祖母的教育太深了。她从来不肯轻弃一张纸、一个小瓶、一些过时了的东西，所以她的房间里尽是些旧材料。她固然每隔几个月也要整理一次，但这不过理得齐整些而已，东西的数量是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的。她的目的只为的‘惜物’，觉得世上原没有一件废物，只要善于用它。但我承受了她的思想教育而应用于学问工作上便成为‘搜集材料’的科学要求了。” 于是，所谓顾氏与其藏书，就是其所标榜的“好大喜功，永为怨府；贪多务得，何有闲时”。 新时代的藏书记 依照惯常的现象，学人之所依归，常常是要看其藏书之依归的。具体到顾颉刚，则因其藏书数量过于浩大，于是也竟常常为其藏书的依归所忧。 从发动“古史辨”的讨论而名声大噪之后，顾颉刚藏书之归宿，其可选择的方向，分别是其家乡的苏州或甪直，以及其事业中心地带的上海，抑或文化之都的北京，是三地皆可为其藏书的所在。在一番寻寻觅觅之后，对于这位藏家而言，其所汲汲的，除了寻觅藏书的所在，他还另有其它的打算，那或者可说是他心中的一个情结。1948年9月6日，顾氏写信称： 我的书全部运到了上海，但上海放不开，苏州也放不开，放不开我就不能使用，有了等于没有。拟看甪直殷家（顾氏亡妻名殷履安。笔者注）有无空屋可租。我平常在沪办公，需要做研究工作时就到甪直去，好在只消半天功夫（昆山下车，上轮船）。另办一所履安小学，纪念亡妻。那时书籍便可托小学校长保管，公开展览，成为甪直镇上惟一大图书馆。 再有一个大原因，我总觉得甪直比各地一律安全。那里四面是水，陆路走不通，故最少受兵灾。那里在苏州的东南，昆山的南面，不当交通线，故就使有兵事也可不受骚扰。现在美、苏双方摩拳擦掌，第三次大战必不可免。今年美国大选，如杜威当选总统，则战事之爆发必更快。美、苏开战之地，可能在朝鲜，也可能在我国的东北，到那时沿海一带，尤其是京沪，必不能免于苏机之轰炸。到那时，我们还得逃难。如果那时你肯拖儿带女到西北来，那也很好，我在西北不怕没有饭吃，不怕不能养家。但西北还有一顾忌，如果苏联从新疆出兵，则兰州也当要冲，仍不能安定。我想，到那时，我们还是躲在甪直的好。因为美、苏的阵地战必不会到江苏，而甪直是一个幽僻的水乡，没有吃炸弹的资格，比较上海、苏州必然安宁。 到那时，只要我们有一点积蓄，便可安稳住上一二年（武器进步了，第三次大战的时间可以缩短了），让我在那里读书和著作。这是我打的一个算盘，请你批评一下。总而言之，做一个人生在这时代是太苦了，做一个想研究学问的人生在这时代是更太痛苦了。我们为了儿女，为了书籍，实在不能不作此打算。 乱世为苦，书生尤苦，苦还在于为了书籍的“安身”。内战进入决战之际，顾氏对时局的一番判断，竟判定将引发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作为战时的后方，显然江苏的甪直胜于树大招风的京沪以及前线的东北、西北，只是他的这个想法，只能落个“毕竟是书生”的微词了。其实，还是于抗战“光复”之后，中国纷攘的局势不仅没有朝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方向去发展，相反，大战“大佬”的美国竟黯然退出了大陆中国，蒋介石国民党颓然退守台岛。中国是翻天覆地、沧海桑田了。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下，藏书家和学问家如顾氏等等，将会有怎样的变化呢？也是其时，顾氏的友人郭绍虞一次见其收拾藏书，不禁发问，而郭的一番话顿时引起顾氏心中“一水涟漪”。他在1950年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绍虞来视我，笑曰：这个时代，你还弄这些东西做什么？予曰：此犹饮醇酒也，可借之以忘忧。” 书生也，伺弄书籍，强胜于常人的“妇人醇酒”也，而其藏书之效，犹强于“杜康”也。果然，藏书，不仅使其于乱世之中可以“忘忧”，也可以给其带来“安身立命”的“桃花运”，所谓因书得福，由藏书而人气大旺，是所谓“双赢”矣。 其一，上海复旦大学“引进人才”的尝试。顾氏有信曰：“现在复旦因为要我这个人，连带要我这些书，使得这些书又能集中起来，我要用的时候可以一索即得，这当然是我最高兴的事。去年陈校长曾对我说：‘学校里现在诚然没有房子，但是可以盖起来。’我更感激他的好意。但华东区尚未到大建设之年，我家中的八张床，尚愁校内无处安放，何况这几万册图书。我现在住在城内，到各处取书已感不方便，若住到复旦，以我的气管支炎的毛病，实不宜冒着北风，仆仆城郊，那么取书更难，自更不便于作研究了。”此事遂罢。 其二，是为北京新政府之下的新机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无疑，这也是顾氏最宜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但北行，人是方便，书呢？应该说这是考量新政府重视人才以及对于人才的诚意的一个信号，特别于顾氏，对这样一位长期游移于革命之外的，或者说是长期居处于学术与政治边缘的著名史学家，新政府会怎样表态和对待呢？答案可以说是相当的圆满，新政府甚至不惜庞大的财力和物力，予以解决其全部藏书的北运，而那竟是整整一个车皮的运输量呵。 其初，1954年4月11日，上海市市长陈毅为讨论毛泽东在杭州西湖所草拟的宪法召集上海市代表讨论，会后又在茂名路设宴招待，“以予列首席客位，问讯近来工作情况。”显然，顾氏反映的问题很快得到了回音和解决。是年８月，顾氏北上，赴历史所第一所及科学院院部报到，而其在沪、苏的家当，包括书籍、家具以一节火车皮北运，运费则实报实销，约合两千余万元（旧币）。北京，其居家是乾面胡同三十一号，大小共十二间。又其待遇，是一级研究员，合工资八百三十六元（而所长也不过七百余元）。其时，除了运输，居京的住房、薪金，也一并予以解决了。彼时，顾氏在日记中写道：“苏州迁京，书籍一百零七箱，家具一百一十八件，与上海不相上下。予之书籍向无统计，兹合沪、苏两方凡二百二十五箱，大箱可容六七百册，小箱容二百册，平均以四百计，凡九万册矣，如抗战时不损失，胜利后不捐赠，则十二万册矣。以予清贫尚能如此，可见做事不间断，必有厚积无疑也。” 匪夷所思的书厄记 顾颉刚携书北上，欢欣鼓舞，然而不久，一道阴影爬上了他的心头。这道阴影，其实不过是一句话，然而正是这样一句话，让顾颉刚蓦然当头一棒，从而使他好好思量：你是什么人？你的那些书是什么货色？而说出这句话的人，也是造成顾氏晚年心理极大痛苦的一个象征性人物——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某位领导。 顾氏在《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一文（1958年撰）中说： 1954年到京供职，我非常高兴，心想“九·一八”事变后，我的生活漂流动荡，许多顿在心头的问题一直没有着手研究，现在可以安心到那里工作，对后来人作出一个交代来了。我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积太多，科学院代我全部运京，又给了我一所大屋子安放，我非常感激政府对我的照顾。可是到京不久，领导干部就对我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我听了骇然，心想：科学院为了我能掌握些史料，才招我来此，他竟说我为书本所害，那么招我岂非多事？过了些时，那位干部又说了一些关于我对蒋介石存在着幻想的话。我犯了很多年的神经衰弱，大脑皮层容易紧张，而又一向“傲骨崚嶒”，受不了别人的气，听了这些有强烈刺激的话，直使我眼前发黑，几乎倒了下去。 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顾氏携书北上，正准备大展身手时，那一句“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让他惊愕不已，他骇然、不解，果然此后的历次“劫难”，皆对其藏书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这一过程，只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方略有好转，那是1959年10月，傅彬然编辑来信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史记>三家记》，作为国庆献礼的成果，“毛主席打三次电话索取，览后表示满意”，顾氏闻之十分欣慰，他说：“斯我辈多人之积年辛勤之收获也。”此后又得“毛主席的命令，成立标点通鉴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而两大工程，顾氏皆有责在焉（前者为总校对），则其人其书又有了正面的作用，甚至面对如此辉煌的业绩，顾氏于兴奋之余对于其藏书的愿景也曾升华到了欲创办图书馆而纳之的高度上，然而揆诸实际，知其不可为，兼以居处狭仄，人与书争地，顾氏又起去书、散书之念，所谓“化私藏为公藏”，他开始加快了售书的动作。 1960年1月4日，顾氏在日记中说： 予一生想做藏书家，积书至十万册以上，并想独立经营一图书馆，使永不散失。今其事已不可能矣。而公家图书馆越来越多，亦无须由私人为之。值此劳动力极端缺乏之际，我一人之力亦不能维护并检取此五万余册书，故决取不需要者售出。兹由中国书店派孙助廉来商谈，决先售出下列数种：李氏藏书正续、广雅丛书、历代诗余、艺文类聚、每周评论。此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手卖书与书店，此种书随我三四十年，临别时亦不无恋恋之情也。但祝物得其所，使用率加强，于学术界有裨益耳。这年10月24日，他复又售书二百二十七种（作价八百二十元，“比售进之价差得多了”），所谓“予急欲减轻包袱，遂尔成议。祝这些书能得其所，供学人之参考，则予虽不得见，亦无恨也”。 学者及藏书家售书于人，这是怎样的难堪，虽说“无恨”，毕竟是自己一生的积蓄，何况那些藏书无一书无来历，每一册宛若其一子，售一书若其失一子，此中况味，外人岂能体会一二。于是，在顾氏的家庭生活中，有了如下经常的一种场景，当然，这是顾氏“不足为外人道也”而只能在日记中抒发的一番郁闷了。 1960年10月7日：“静秋以我不肯多卖书，每来一客即将我数说一顿，予实难忍受，遂屡吵闹。”10月19日：“近日理书，发现许多平装书失去，此必内盗所为。盖生计困难，有不得不以窃自活者，而我则‘多藏厚亡’矣。”12月14日：“家用乏绝，不得不理出一批书求售矣。现在予工资收入，付一家六人吃饭尚不足，奈何！” 在这样的状况下，所谓藏书，莫若化私藏为公藏，顾氏因遂有建立“国家图书馆”之议。1962年12月5日有记：“予自1954年起，即提议在北京造一全国性之图书馆，而迄今未能实现。览此次提案，则有向达、袁翰青二案，与予案而三。闻翁独健转述周扬言，谓十大建筑中未排入图书馆，实为错误。想领导既有此认识，则至迟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必能兴工矣。” 随之，顾氏藏书在政治运动和家庭生活矛盾等的夹击下，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这先是书与人争地，所谓“来京十年，以居室通风，冬则迁而南，夏则迁而北，终年生活不定，物件无安置定所，一切混乱。自屋子改好后，南面住人，北面放书及什物，置书者八小间，置什物者二小间，然仍嫌挤，故静秋招拍卖行人来售去若干，其中大冰箱一件，是许地山赴香港大学时售与我者，裙箱底座则履安陪嫁物也”。（1965年1月16日日记）继之，早已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让极度敏感的人们视为祸害的书信物件，也势将处于被消灭之列，如顾氏在日记中所云：“予积压信件过多，正欲一一清理，而静秋以开会归来，果酱烧焦，感情冲动，迁怒于他人信件，撕之不足，又投炉中烧之，予亦无法遏止怒火矣。此中信件，最可惜者为童书业与予讨论《左传》成书时代之万数千字一函，而周扬季、张大椿、徐家震诸函，既付一炬，即其地址亦不详矣。予生平函札，除抗战前全部佚失，又居重庆上清寺时日机轰炸外，此为第三次之损失。得偶如此，所不料也。”这如何是好？没来由，顾氏只得加快了售书的步伐。 随着藏书的渐次散去，迫使顾氏专门为其藏书立下了遗嘱。这是他预立的遗嘱。其谓：“我家三代藏书，经历抗日战争时的损失和解放后的捐献，尚存五万余册。我的一个妻子，四个儿女，在我身后无以为生，所以这批藏书只有出售才可解决他们的问题。我的藏书，虽无值大钱的古本，却有许多名著的原刻本，许多书现在已买不到。又有一种书而搜罗了许多版本，足供校勘之需。我的意思，这批书由中华书局购下最为合用。如中华不能全购，也希望由他们先行挑送，再求他主，最好不要分得太零碎，泯灭我家祖孙三代积存的苦心。另拟一个书籍、碑帖、书画整理委员会人名单备考。我一生写作，应悉交中华书局，请他们组织委员会整理。俟整理工作完了时，捐献北京图书馆稿本部庋存。我的祖父和父亲的写本也同样处理。我家先人所刻书两箱，最好捐与苏州市图书馆保存，以存本地文献。”（1965年12月31日日记）不过，当历史岁月渐渐逼近那场“浩劫”之际，这一点念想或说是愿景，也不得不落空了。 彼时漫说私藏，就是公藏也出了问题了。如顾氏1966年2月2日日记：“阿英同志，姓钱，芜湖人，今年六十六。阿英云：为了备战，北京图书馆等机关均在卖书以轻负担，价值奇廉。年轻同志主其事，但问此书于现代有用否，能为人民服务否。苟不合此标准，即斥去，领导不敢问也。然各省图书馆正缺书，如能分与各省，免得被炸，岂非佳事！闻之叹息，图书馆之收藏岂但供一时之用乎！”还有书肆，如北京“东安市场古旧书部，门上贴纸条云：本部业务已归并琉璃厂古旧书部，从此东城已无线装书肆矣。予于本月初尚从此购得《敬吾心室彝器款识》，见有沈兼士主编之《广韵声系》，以标二十元，不能购，今日欲再往一抚而不得矣。从此茫茫人海，不知能觅得否？为之一叹”。（7月18日日记） 顾氏1968年1月3日至6月25日之日记，“全为静秋烧去。” 在此一历史场景中的顾颉刚，于心灰意冷之余，已然被“革命”所征服、内化，作为一个例子，是关于藏书等等，此前其曾立有遗嘱，此后其更有如下被降低了他的祈望的“愿景”：“希望此次运动完了之后：一、许我退休，俾得整理宿稿，不管能否刊出，总是了一心事。二、除必用书留三五千册外，余均捐献国家。（注：顾颉刚藏书达四万六千余册，其中线装书约六千部，平装书约二千六百种，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收藏，据称该中心设有顾颉刚文库。）三、易住集体宿舍，有煤气、暖气，减轻劳动力。四、好好地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尤其注意改造史学观点。五、尽量减少参加集体活动，避免紧张，以适应体力。如此以终天年，我无恨矣！然终恐无此福分耳。”

原创 张郎郎 财新文化 2016-04-26 1979年3月19日，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手杨秉荪（中）与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约瑟夫·希尔弗斯坦（右）在演奏间歇交谈。 财新文化，获得微信“双认证”（媒体认证及原创认证）的公号。 监狱里的杨首席 文|张郎郎 （美籍华人作家）一 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石家庄市河北省第二监狱。在此之前，我先在北京著名的半步桥看守所练了三年闷功。然后，转移到河北饶阳县大狱，又在那里练了三年饿功。六年之后的1974年，我才算熬出个头儿，从死刑未决犯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五年，还带个“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的尾巴。剥夺不剥夺，对我没意义，说来可笑，我们这种人还有值得被剥夺的权利么？ 对一个死里逃生的未决犯来说，能当个堂堂正正的劳改犯，已经是一步登天。更何况，我将要去的中队，牛啊。要来这儿有条件：必须是死缓、无期或至少十五年徒刑以上的重刑犯；来者必须身怀绝技，能说能干、手脚利索，不收等闲之辈。 我背着行李在饶阳公安人员押解下进了第二监狱办公室，警官抬头看了看我，对旁边一个看热闹的犯人说：“小王，你们给他松开。”那个小王忙上来给我松绑，一边解绳子一边说：“嘿，哪儿是绑人呢，简直是勒猪啊。这么虐待犯人，你可以告他们。”队长一边看判决书，一边笑着说：“你少说两句吧。”我一言不发，心想：这小王胆子也忒大了，跟队长怎么说话呢？这六年里，从没见过犯人当着警察敢这么放话，更没想到警官居然没抽他、没骂他，还笑着和他有问有答。 哦，看来这儿的犯人已经从地狱最底层上升了至少一个台阶。这里的游戏规则和看守所完全不一样了，我不由得暗自心花怒放。 张郎郎，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之子。1968年，因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入狱，曾被判处死刑，后在狱中十年。“文革”后平反，后移居香港、美国。上图摄于2010年，作者授权使用。 队长看完我的卷宗，轻轻哼一声：“还是个大学生呢。你们把他送到零修组去。”所谓零修的意思就是随到随修，可能就是两榔头、一改锥的活儿。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个重大的恩典。零修组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这儿才是高手云集的地方。你想想这个汽车修配厂，是归省公安厅管，专为公安系统服务。重刑囚犯给警察修车？听起来似乎有点儿荒诞，有点儿悬。其实细一想你就明白了——这些重刑犯个个都趴在生死边缘的刀刃上。当年，饶阳县看守所的张所长就是这么说的：“你们都和蚂蚱一样，过去趴在锅台上，现在趴在锅沿儿上了，一不留神就进了油锅了。”如今能让你们修车，能不精益求精么？ 跟我一样因“反动言论罪”进来的杨秉荪可没有这么幸运，他被判了十年，少了一个“重刑犯”的必要条件，就进不了零修组。来之前，他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可监狱里不管这个，给他分到了施工队。重体力活儿啊。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员的手，用来搬运水泥墩子、水泥块儿——纯属暴殄天物。 他们哪儿知道杨秉荪不同凡响的来历呢。二 杨秉荪在红色摇篮里度过了童年。他是个孤儿，在陶行知先生办的重庆育才小学里长大。他是个音乐天才，陶行知先生是名副其实的伯乐，特意请马思聪先生、黎国荃先生来指教小杨秉荪们的音乐课。 那个学校有很多老师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也有人说，这个学校相当于八路军办事处的儿童团。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常到这个学校去看望这些成长中的孤儿，杨秉荪等几个尖子学生都把周伯伯当成自己的父亲，周恩来也一直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 杨秉荪20岁，新中国建立。1950年他随中国第一个青年艺术代表团，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各国去巡回演出，走到哪儿轰动到哪儿。谁会想到，新中国的青年艺术家们能有这种水平？后来，团中几位佼佼者去柏林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杨秉荪的小提琴和后来成为他妻子邬漪丽的钢琴都成功为祖国争了光，拿到了金奖。 1951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德国少女向中国青年代表团献花。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新中国几位青年艺术尖子留在苏联留学，杨秉荪就是其中之一。之后他又被送去匈牙利深造。回国后，他自然就分到当时中国最牛的交响乐团——中央乐团。从工作到1966年，他从来都没有中断过小提琴练习。小提琴是他事业的根基，是他迷倒众人的魔棒，是他人生征途上的贴身利器。 一声惊雷！“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在交响乐《沙家浜》还没上演之前，西洋乐器和它们的主人们，统统都被打翻在地，还踏上无产阶级的无数只大脚。 可杨秉荪依然在偷偷地练琴，把指法与运弓分开来，不让琴发出声音。无独有偶，被打断手指的钢琴家刘诗昆，也在无声地练习弹钢琴，他把窗台当作钢琴的键盘。那是一个无声音乐流行的年代。 在“抓出造谣坏人”的一声令下，老杨和我还有成百上千的人一起被“扭送”到了各个公安机关。这时候，他才第一次不得不和他的小提琴一刀两断。 说来有趣，我和杨秉荪并不是头一次同监，在饶阳看守所我们就是狱友。他曾经给我讲述在匈牙利受到的振憾。1956年的一天清晨，苏联坦克轰轰隆隆开入了布达佩斯，一辆辆战车排成一字长蛇阵，大地都在颤抖。匈牙利人居然还有零星抵抗，苏军坦克就开炮回击了。老杨住的对面是座五层大楼，炮声一响，这座大楼的一整面墙就咔嚓嚓地垮了下来，似乎是被巨人抽掉了朝向街面的墙，眼前的大楼立刻变成了一台布景。家家依然布置得整齐舒适、井然有序，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每家都有一架斯坦威钢琴。他站在窗口，惊愕，惊讶，惊叹！当年，全北京只有一架德国制的斯坦威钢琴，还相当老旧。在当时，那可是国宝级的稀罕物啦。 老杨如今在美国休斯敦安度晚年了，这些年来他一直在那儿教孩子们拉提琴。如果不是他当年在监狱里告诉我，布达佩斯不可思议的文化景观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现在斯坦威钢琴（无论是美国产的还是德国产的）如烂漫山花遍布中国大地，那年头儿谁都不可能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三 1975年，杨秉荪的天时到了。邓小平已经出山，全国都在恢复调整中，监狱里的气氛也相应好转。地利呢？就是二监是大城市里的一个大型企业，相对稳定，有发展空间。人和呢？我们的费典狱长喜欢读书，还喜欢文艺。他想要让单位气氛焕然一新，把改造思想的灵魂医院推上一层台阶。再说，那时费狱长也想趁机和北京第一模范监狱拼一拼，在劳改系统创出一条新路。 于是，费狱长一声令下，让每个中队都得准备新年文艺节目，优秀节目还可算是改造成果的一部分。各大队和中队摩拳擦掌，挖掘文艺方面的潜在人才。从艺术团体扭送来的“现行反革命”，原先根本没人待见，觉得这些人要技术没技术，要力气没力气，全是废物点心。但此一时彼一时，这些人顿时变成香饽饽了。 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歌手小左、中央乐团的男高音小王、电影学院的三位青年教师、中央芭蕾舞团的小丁、中国京剧院的小齐等等，差不多都是属于“一打三反”运动时期抓出来各大案的案犯，有的是“造谣者”，有的是“传谣者”，还有写错标语的，喊错口号的，原来分布在各个不同狱所，这时期从采石场的山沟里，从铸造厂大炉边，从青纱帐的玉米地里⋯⋯一个一个被选拔回来，开始发光发热。 1961年，张郎郎与三姨合影。 中队为了让杨秉荪表演好这个节目，让他写信给前妻邬漪丽，请她把小提琴托人带到监狱来。可队长听说这把琴价值的天文数字，当场就傻了眼，于是，狱部决定派最靠谱的人专程到北京去取。 邬漪丽是祖籍上海的华侨，当她听说老杨栽进一个大案时，立马吓蒙了。当时中央乐团被称为“样板团”，邬女士不得不赶紧找到军宣队开介绍信，再找法院申请离婚。老杨接到离婚通知书，二话没说，干净-麻利-脆就签了。绝对没哽没泪。人家那是什么层次的主儿啊？ 邬女士与丈夫办了离婚，保住了政治生命和中央乐团独奏演员的位置，心里的一块石头算是落地了。同时，她也满腹心酸，为杨秉荪的突变不幸而难过惋惜，也为他们过去共同的日子伤感万分。如今，他人在监狱，老杨的东西就封存在他们曾经的家里，包括那把贵重的小提琴。 二监派去北京的几位队长，到底都是公安战线的老将。几经周折，总算把这把珍贵的琴全须全尾带回了石家庄。当费狱长把这小提琴递给杨秉荪的时候，老杨当时就双手发颤，那脸上的表情更难以形容，无法描述。仿佛他捧过来的不是一把提琴，而是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四 这是我来二监狱后的第一个新年联欢会，我亲眼见到老杨如何乌鸦变凤凰。 一曲《新疆之春》独奏，把六千多男女重刑犯全都镇晕了。此曲只应天上有，仙乐岂允罪人听？ 你想，他是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过去在北京要听他们演奏的交响乐买张票都难，要是古典名曲，更就难上加难了。不但票价高，而且一票难求，所有想听的人，得到东单售票处领号，彻夜排队。北京人那会儿有这么个说法：“砸锅卖铁弄一耳朵贝多芬。” 他的小提琴高水平表演，在二监狱真有点牡丹花喂牛的意思：五湖四海的犯人哪儿品得出这等芬芳？不过，这曲子以新疆民歌为主旋律，至少听着耳熟，符合国人的欣赏习惯。再说，他们此前不大明白小提琴为何物，这回算是开眼了，也看明白了，用脖子夹着，拉出来这么个速度，这么个旋律，再弄出这么个响动——实在太不容易了。 随着《新疆之春》旋律的余音，“杨秉荪在二监狱服刑！”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石家庄，甚至传遍河北省。到了第二年的新年晚会时，来了许多“贵宾”，都是为了听老杨的琴声而屈尊“入狱”，特地来参加犯人的新年联欢晚会。这些“来宾”里，有河北省军区的文工团演员们，有“支左”军队的首长们，省革委会主管公安或文化单位的官员们，以及他们的家属。 这下子，杨秉荪鸟枪换炮，咸鱼翻身了！大队部想把他调到别的中队去，可建筑队的主管觉得天上掉下来这么个活宝，对所有要求一致回答：“没门儿！” 过去，他们让杨秉荪天天浇筑水泥块儿，把他累成了椎间盘突出，疼起来坐不起来、躺不下去，只能整夜趴在床上。如今，他们死活都不让他再去干这种累活了。先把他送到二监狱的医院里，理疗、推拿、拔罐子，中西合璧全活儿，让他好好恢复。平时就让他干点轻活儿，剩下的时间还让他练琴。每个星期他还有机会坐着队长的吉普车出监一两次，那是要他去给某领导的孩子上小提琴课。他不但放了个大风，也得了点儿口福。 1981年有一部美国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影片奖。片子纪录了美国小提琴大师斯特恩1979年对中国的访问。这片子非常有趣，对我来说，更值得一看，因为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的老熟人杨秉荪。他和我都是1977下半年被释放出狱的。他回到中央乐团，人们大吃一惊，近十年的牢狱之灾后，他的手艺居然没丢。 小提琴大师斯特恩来中国，老杨是主要接待人员之一。首先因为他是中央乐团的副团长，是首席的小提琴家；更实际的原因是，在这些演奏员中他的外语最好。在片子里，你可以看到恩斯特先生和乐团一起排练莫扎特《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杨秉荪就坐在乐队第一小提琴手的位子上。你可以看见，他给斯特恩先生当翻译，向同事们解释其要求和意图。他还陪着斯特恩先生参观、访问、和学生们交谈。虽然我不是搞音乐的，但这部片子会有几次让人感动得眼圈阵阵发红。 有一回，我跟狱友老易聊起老杨境遇的变化。老易说：这事儿和中彩一样，没准儿。前两年我都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听到如此高水平的小提琴现场演奏呢，谁承想这么快就能听到杨秉荪本人的现场演奏。这也是一种运气，一种意外的福气。 我说，就是就是。估计在北京第一监狱服刑的犯人们也没想到，有一天能亲耳听到刘秉义的男高音演唱；关在河北深县公安局看守所的犯人也没想到，这辈子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到北京人艺著名演员英若诚的《茶馆》片断现场表演。你说得不错，这也是一种缘分哪。 这么想来，那年头儿蹲蹲监狱真没什么不好。一来可能你躲过了不少意外之灾。二来每次监狱调动，你永远猜不到，下次你有机会见到谁。众多人物如果不进监狱，也许你这一辈子都没机会见到。 杨秉荪后来在美国休斯敦安度晚年，在那教孩子们拉提琴。谁会想到，四十年前，他和我一起在石家庄河北第二监狱里当劳改犯呢。 刊于《财新周刊》2016年第16期。

来源：草根丽人 柴静 1 两年前，在大理，他开辆老富康来接我们，说，“走，野哥带你看江湖”。 他平头，夹克，脚有些八字。背着手走在前头，手里捞一把钥匙，我对龙炜说：“你看他一半象警察，一半象土匪”。 他听见了，回身哈哈一笑。 院子在苍山上，一进大门，满院子的三角梅无人管，长得疯野。树下拴的是不知谁家寄养的狗，也不起身，两相一望，四下无言。 他常年漫游，偶尔回来住。诺大房子空空荡荡，只有一排旧椅子，沿墙放着，灶清锅冷，有废墟之感。平时一个人，偶尔有朋友来此落脚，席地卷个铺盖，谁也不用照顾谁。 他无家可归。 70年前，他的家族在鄂西清江百丈绝壁上，土家族祖父靠背盐酿酒攒下薄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 … … …（小编：惨苦不得不略去） 父亲没有保护家庭，他的职责是抓捕诛杀其他地主的儿子，一生不提家事一直到死。母亲在暮年出走，留字条说，“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他沿江驾船搜寻，寻找江上肿胀发臭的浮尸，挨个翻找无果。 1995年，他出监后，身边已再无亲人，妻女也离他而去。 2 十几年前他离乡寻找出路，身无长物，朋友到车站送他一只钢锅，让他好埋灶作饭。他说如果你非要送，我就把这锅在铁轨上砸了，天下之大，总有我吃饭之处。 1981年湖北民院毕业后，他当过教师、宣传干事、警察，后来做小生意卖衣服，油炸早点，开挖沙的厂，都赔得血本无归。 这次北上，作了牟其中的秘书——现在牟还关在他当年服刑的地方。很快又转行当编辑，再做书商，做的很得意。 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下去，他说受不了向人催帐的生活，“人到四十，还为一万块钱天天打电话，象黑社会一样——败坏人的心情。” 他把人家欠的一百多万欠条撕掉，离京南下。 偶尔落脚在这两千多米的苍山上，四下没有村落，到暮晚时山黑云暗，一两盏灯更有凄清之感。他说过有时夜里骤雨突来，“林涛如怒，滚滚若万马下山。村居阒寂似旷古墓园，唯听那山海之间狂泻而至的激愤，一如群猿啸哀，嫠妇夜哭。这样的怒夜，非喝酒磨刀，不足以销此九曲孤耿。” 这样的夜里他开始写作。写失踪了十年，“不知暴尸在哪片月光下”的母亲，写二伯服刑29年后，“老得忘了自己的罪名，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房子，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风烛残年直到死去”……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仿佛从未存在过，他对此耿耿于怀，才为逝者作史。他的故乡是武陵，史书说的南蛮旧地，巫风很盛，在遥远年代，土家族死在他乡的人，是千里赶尸也要接回家山的，不想成为无归宿的游魂。他说“我祖父的木 黄死也不足以令苍天开眼，是我的私人叙述才让他的死找到了意义。” 这本来就是中国民间修史者的传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他用的笔名，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的《偶书》：“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3 四年前，我还不认识他，有天工作完，街边店里吃点东西，带了他的书随翻随看。 他写外婆故乡在江汉平原，他出生后才到深山来，开荒种地，养活一家。幼年造反派来家训斥父亲，他不懂事，在旁嬉闹，太压抑的父亲发泄愤怒，用木棍毒打他，没人敢拦阻狂怒的父亲，外婆哭着用身体包围着他，左手无名指被误伤一棍，打得骨折，一直隐忍着没有医治，至死手指一直弯曲。 外婆眷恋家乡，他稍长大些，老人就返回了平原，他十二岁时患重病，写信给外婆，恳求她回来，一进门扑在怀里“我不断地叫着婆婆婆婆，仿佛垂死的孩子看见唯一的亲人。” 等到他成年，外婆觉得责任终于了结，与家族另一老人回到平原荒村住下，纺布缝衣为生，无人可以劝解。只有他去进门跪地抱着她腿，要她回来——明知这对她不公平，但他就是“不能忍心”。 外婆在山中去世，他不相信死亡不可逆转，每晚去坟头点上坟灯，怕外婆不能认得回家的路，次次在坟头痛哭时，他都要把耳朵贴近新土去听，孩子般地幻想听见外婆在棺木里呻吟，立刻就去十指刨开泥石，救出她来。 十年后，他掘开坟墓，开棺捡拾遗骨，偿还她的旧愿——背着她回到千里之外的平原。 我坐在人声鼎沸的地方，看到这里，把筷子搁在碗上，起身走出去了，怕当众放声哭了出来。 近代，身世畸零者并不少见，但野夫的笔端是让人害怕的感情，连看的人都被深情和痛苦吓怕，不敢深入到这样的感受中去。他半生所受的苦，多半都来自这样的激情驱使，情感越深，创痛越烈。写时也呕心沥血，他说有时写完在沙发上要躺整整一天，象一生气力已经用尽。 这样的写作，如同土家祖先的巫术，是要让死者复活，象是一次招魂。 4 到了中午，大理的牛鬼蛇神都来了，野哥一一介绍“这帮老混混”，大家拱个手，报个名号，也不寒暄，邻居候哥搜些活鸡腊肉，在后院摘点黄瓜茄子，加上通红四川辣子和野花椒，炒了十几个铝盆，桂花树下男男女女端着碗站着吃江湖饭，满头汗。 吃饭完，袅袅一根烟，聊旧体诗。 八十年代的江湖，流氓们都还读书。看着某人不顺眼，上去一脚踹翻，地下这位爬起来说“兄台身手这么好，一定写得一手好诗吧”。 就这一点，今天的小混混就没法比。 候哥给大家泡茶，院子里很多高山榕，底下长了野茶。紫荆已经长到了二楼高，开着红色的骨朵。桌上有盆箭兰，玉绿色的十几卷，混着茶香。野哥讲花草的名目，我们觉得好听，他说“看《本草纲目》，是可以看出性感的。” 鄂西是楚辞的故乡，民歌和韵文一直是平民之趣。烧搪瓷盆的手艺人刘镇西，工具箱里也放着《楚辞》，初见面拉野夫去家，喊了几声老婆，没人答应，就去敲隔壁的门借斧头，嘴里念念有词“幸有嘉宾至，何妨破门入”，手起斧落，门锁砍成两截。 真妩媚。 野夫写苏家桥，写刘镇西，写投河自沉的李如波，都是几千字写完一个人生平，象《史记》中的列传。他的文字锻造，也来自古文。写文章时，看得出遍遍锤打，壳落白出。有时有些地方显得过于锤炼了，但写得好处，真是“天地为之久低昂”。 野哥说起时脸上有几分傲色“旧体诗我还是得意的”，诗人里他最喜欢聂绀驽“诗酒猖狂，半生冤祸”。 猖狂是真猖狂，夏日深夜，一轮好月，他与苏家桥一行人喝到酣处，学魏晋中人裸体上街散心头热，路遇一些机关门前挂着的木牌，就去摘下，抬着一路狂奔，找个一角落扔下。有次扔完才发现，木牌上赫然大书“人民法院”。觉得这个还是不惹为好，又只好嘿咻嘿咻地抬回去挂上。 当年他要出山去海南，苏家桥从深山送到恩施，过家门不入，货车送到武汉，怕他孤乘无趣，再火车送到湛江，颠沛到海安，最后干脆一帆渡海，万里相送到海南，第二天再独回。 简直是《世说新语》里的中国。 我原以为写得太传奇，认识他们才觉得只是写实。晚上野夫带我们出去吃饭，叮嘱一句，“不一定能吃上，看运气”，小馆子老板是个香港人，六十多岁，须发皆白，向外贲张。打量人，看得顺眼就做饭，不顺眼轰出去。当天运气好，做完了一桌子十几个人的菜，过来和野夫喝了一杯，扬长而去。说挣够了今天的酒钱，自去喝酒，不必再开张。 这个年头处处都是精致的俗人——不是因为不雅，而是因为无力，没有骨头。还好“礼失，求诸野”，遗失的道统自有民间传承，江湖还深埋了畸人隐者，诗酒一代。 5 下午无事，野哥带我们几个女生逛小铺子，我们挑来捡去耳环项链围巾，他两米外斜站，不上前，也不远离，衔一只烟悠然看过往行人，等我们挑完，他已经把帐结过。 长日无事，坐条挨街的板凳，他给我们讲故事，说少年时暗恋一个女孩，被拒绝，情书也被公开，他承受不住羞辱，吞水银自杀。获救后立下誓愿“要让她爱上自己，再抛弃她”。… Read More »

来源：新三界 原题 书 斋 外 的 学 者 ——纪念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 作者：彭小莲 原载《钟山》杂志2016年第5期 贾植芳先生（1915-2008） 在复旦新闻学院，问起正在就读的年轻学子：你们知道贾植芳先生吗?身边的学生都面面相觑，沉默着。终于听见有人发出声音：谁是贾植芳?我反而被问得愣住了。我该怎么回答?连复旦的学生都不知道贾先生，我说什么好呢? 仔细想想，他们有权利对复旦的元老级教授陌生，因为贾先生的照片并没有出现在学校重要的墙壁上；他们是对的，复旦校史上也不会如实描述他们曾经是如何对待贾先生的。如今学生都那么单纯，他们的人生阅历，几乎是在手机、微信、微博上完成的，真实的世界被遮蔽了，碎片化的信息，把思考同时割裂，但是他们并不在乎。 可是，我在乎，我在乎贾先生作为一个人，他对我、对我们历史的意义。 1916年9月29日，贾植芳先生出生于山西襄汾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 “我生于袁世凯称帝的那年，年轻时曾自号‘洪宪生人’，以后又经过了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等时代，一直到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有缘的是我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监狱，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认真付出过生命的代价的。”（见贾植芳著《狱里狱外》[1]的“序”） 四次监狱，四个时代，同一个罪名，这让我从监狱的铁栏杆上，看见的是时代的印迹，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质。这不变的监狱，像黑夜的降临，让我对时代充满恐惧，它啃啮着人心，或许比黑夜更黑暗，是我们对未来的茫然；但是竟然会有像贾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在黑暗中点亮了文明，带领我们去认识世界，他瘦弱、矮小的身躯，一次一次从监狱的大门里走了出来。 穿行在贾先生的四次监狱里，我没有听见贾先生期期艾艾的抱怨，他只是描述着他曾经共同相处过的犯人。我是在这些犯人身上，看见了社会的变迁，制度正在建构每一个人的生命，而一代一代的人在努力追求打破这建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人，对于生已经没有了追求，只存在着最简单的两个字“渴望”，因为在这“渴望”里，下意识还存有自己的追求，它把人的本能推到悬崖边上。 贾植芳任敏夫妇及女儿贾英，1981年摄于复旦六舍庭院内 四次入狱 第一次入狱，他还是个学生，那个戴着圆圆的眼镜的人，一看就是典型的接受“五四”洗礼的那种年轻人。 1932年，16岁的贾植芳正跟随哥哥在京读书，读的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崇实中学，全部英文教学，校长不让学生介入政治，可是这英文却是可以打开人生的另外一个窗户，看见中国以外的世界。于是贾先生已经不能满足于行侠仗义、浪荡江湖的游侠好汉之情了，他在本质上，已经开始接受西方文明的精神，在人生的价值观上，同样抛弃儒家文化里的内核“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贾先生是带着茫然，开始寻找自己的理想，于是19岁那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随后立刻被抓进监狱。 贾先生被关在北平警察局，因为家里有钱，冬天的他穿着皮袄，头上还戴着法兰绒的小帽子。这与我后来见到的贾先生，完全是天壤之别。老年的时候，他总是穿着粗布衣服，布底鞋，老式的圆口布鞋。我很难把这两个形象对比在一起。这些当年的激进分子、革命者，都不是我们在电影里看见的，他完全是一副小少爷的架势。很快，监狱进来一群军人，都是器宇轩昂的架势，他们也都是穿着貂皮大衣，跟随他们押进来的还有一批妓女，立刻被关入女牢。那是国民党政府在反腐清廉的作为，整顿这些集体嫖娼的军人。但是，用贾先生的话说：“谁都知道，这类罪名不过是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还在于军队里的派系和当时的政治局势。”（《狱里狱外》第160页） 和贾先生关在一起的，有一个老军阀，是张学良下面的航空署长，也是张学良亲自送他去德国留学的。即使进了监狱，他还是一副“领导”做派，同时跟随押进来的军人，随时都在伺候着他。“署长”操着东北话，在那里大骂政府，显然对这个政府是有意见的。可是再骂，也是要熬过监狱里的时间，那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最难对付的东西。于是“署长”把贾先生叫“小朋友”，这让人有亲切感，虽然是个老军阀，在监狱里，竟然也是有教养的。他要教“小朋友”德语，贾先生非常乐意接受这样的教育，于是就从写字母，学发音，从头开始教。贾先生学得开心，署长也教得认真，可是教着教着，署长大烟瘾发作，人就完全废了，痛苦得不堪忍受。可是，当他发作完以后，一旦恢复正常，又开始认认真真教贾先生德语。 不久后的一个下午，贾先生还在睡觉，这个叫赵吏的军阀被戴上铐子，拖出去了。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贾先生还想学德语，惦着他，就悄悄地问看守，这才知道，他被拖出去枪毙了。你再大的职位，在没有法制的社会，这生命不是属于你自己的。这之后，是贾先生的家人，花了大钱，把他从监狱里赎出来了。很快，他逃亡日本留学。 1987年秋，贾植芳与哥哥贾芝在家乡祖坟祭祖 第二次入狱，贾先生已经不是学生，他在社会上有了自己的经历，但他还是那么年轻。那是1945年，29岁。贾先生恋爱了，他带着恋人、才20刚出头的任敏阿姨逃跑到徐州。因为他在国民党独立工兵第三团担任日文资料翻译，原以为生活可以安定了，却又被人怀疑是共产党，有好心人及时赶来通风报信，说兵团在策划要活埋他。当天夜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路上，贾先生在前面爬，然后回头叫一声，任敏。任敏阿姨赶紧跟着爬过来，就这样逃跑了。 一到徐州，他在公告上看见汪伪政府淮海省长是郝鹏举，那是他从日本回国抗战时参加留日学生特别培训班时的教官。贾先生竟然前往郝鹏举驻地去看望他，天真地想策反他。这下，贾先生又被日本宪兵抓起来。 历史总是让我们糊涂，现在都说国民党是在最前沿的战场上杀敌抗战的，可是看着我身边父辈的故事，听他们亲口诉说的，却是在国民党统治下被陷害、被逮捕、被受刑。不管贾先生那时候是否是共产党，他抗日的目的是明确的。那为什么在那样的时刻，不去杀侵略者，却要对自己的国人，对贾先生这样的抗日知识分子一再陷害?中国的历史，真的是深不见底。 贾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听到日本人打进北平，卢沟桥事件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他毅然弃学回国参加抗战。可是当他乘坐的轮船抵达香港时，伯父连夜写信通知他：“你千万不要回国来，你一个人也救不了国家，这战争也不是一下能结束，你要么留在香港念香港大学，要么到欧洲去，比利时、法国都行，读个三五年书再说。”但国难当头，贾先生这样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怎么可能选择书斋里的生活?那椅子都是燃烧的，他坐不住。 现在，贾先生被关进徐州市警察局特高科的监狱，他是和社会最底层的流氓、地痞、无赖关在一起。和他们，贾先生无话可说。不能想象的是，那时候，监狱里允许任敏阿姨每天给贾先生送饭送菜，这样任敏阿姨就可以知道贾先生的存在。虽然担惊受怕，可是贾先生还活着啊，这是最大的希望！没有关到三个月，1945年8月15目，日本无条件投降，于是穿着囚衣，贾先生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1987年秋，在山西襄汾县东侯村时住所合影，贾芝、贾植芳身后是任敏当年下放农村时住的房子 第三次入狱。是战争结束两年以后的事了，新生活开始了。可是谁都不能理解，新生活并不意味着自由的生活，新，原来也不意味着好，更不意味着进步。1947年贾先生再次被人告发，说他咒骂国民党，又在当时复旦大学学生办的《学生新报》上发表文章《给战斗者》，于是被关进了上海南市区蓬莱路的警察局。当然，这是让贾先生成熟的一次监狱生活，因为他终于明白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以及他该做什么。贾先生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胡风却在外四处奔波，设法营救。”（《狱里狱外》第150页） 这一段的监狱生活，是烈士陈子涛占据了他生活和记忆的巨大空间，我们现在还是可以从网上查阅到陈子涛烈士悲壮的英雄事迹。但是，贾先生却刻骨铭心地记着他的一切：“听他说，国民党要抓他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一直东奔西跑，过着游击队的生活，手上一只皮包就成了他从事进步文化事业的办公室。他的被捕完全是偶然的。他住在以开印刷厂为掩护的骆仲达家里，那天他正在洗澡，特务突然冲进来，把他抓住了，但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搜到他一只自来水笔，那时知识分子喜欢在笔上刻自己的名字，这才发现他就是追捕很久的陈子涛。在监狱里，他受到刑法最厉害，上老虎凳，钢签刺手指，用布铰头等酷刑他都尝过。就差一种最惨无人道的刑罚，特务叫它‘猪鬃刺马眼’，是用猪鬃向生殖器的眼孔穿进去，据说这是清代北京的五城兵马司衙门审江洋大盗的刑罚，铁汉也要死去。那天，丧心病狂的特务苏麟阁叫嚷着要用‘那个办法’，只是仓猝间没有刑具，才没使用。（那个苏麟阁也是领头抓我的特务，解放后潜伏下来，1950年在镇江被公安局逮捕，经过审讯处决。报上公布过他的罪行内容，其中有一条是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卢志英、陈子涛、骆仲达、吴二男、杜青禄、贾植芳等人，我和杜青禄被列入‘进步人士’名内了。）那时国民党特务对知识分子还有一点顾忌，若没有什么确实的凭证，还不敢轻易用刑，但一旦证据确凿，认定是共产党，那决不会手软，各种毒辣的刑具都敢用。陈子涛的身份已经暴露，他的苦吃得最多，可是他始终一声不吭，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高风亮节。那个监狱并不大，审讯室就在我们这排牢房的对面，中间只隔了一个天井，每当陈子涛受刑时，我们都把胸紧紧贴在铁栏杆前，整个心都被审讯室揪住了。陈子涛后来是死在狱中。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们经常用这样一句话来互相勉励：‘要活得像一个人！’这句话一直响彻在我的后半生。”（《狱里狱外》第162页） 任何一个正直的、有理想追求的人，在与陈子涛这样的革命者相处的日子里，都会感受到他的人格力量，都会被他追求的理想的信念所打动。所以，贾先生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他不能不以陈子涛为榜样，他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看着共产党人陈子涛的形象，贾先生一定是“因解放而变得美丽的‘早晨’，激动得流着眼泪写道：‘我们竟还能活到这个美丽时日的来临！’”（《狱里狱外》第97页） 1947年~1948年国民党监狱幸存难友，前排：向顷、张长林、张永芝、贾植芳，后排：忻素妹、汪文郁、藏风英、余锦云（罗平夫人） 第四次入狱：国民党夹着尾巴逃跑了，原以为，贾先生可以理直气壮地“活得像一个人”了，枪毙苏麟阁的罪行，正是因为他陷害像贾植芳这样的“进步人士”。可是，怎么又是好景不长，1955年5月16日贾先生再次被捕，他被卷入了“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是他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有想明白的事情，因为当时国民党监狱要求，只要贾先生交出胡风的住址，就可以释放。怎么反革命国民党都逃跑了，被打倒了，自己却成为了反革命。“种种自作多情的理想还没有施展，就被现实击得粉碎！”（《狱里狱外》第97页） 一个漫漫的长夜，比以往的三次入狱都更加无望，无望到耗尽了贾先生最好的中年时期。“哦，监狱，我从此第四次地进入了这个吃饭不要钱的地方了。对我说来，这是轻车熟路。但这次与以往不同，它使我迷惑不解……”（《狱里狱外》第95页）他接着再说一句：“唉！自由，在我的一生里实在太短暂了，然而在这瞬间的自由里，我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时代大裂变。从此我开始了自己长达二十五年的苦难生活历程。这年我还不到四十岁，当我重见天日时，已经是六十开外，垂垂老矣！但这期间我从残酷的生活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变得似乎聪明一些了。”（《狱里狱外》第95页） 为了这点聪明，贾先生付出了多么可怕的代价。如果，你也遇见了贾先生第四次在监狱里碰到的人，你就知道，他终究学到的是什么东西。“在这里，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死。他既不像北平监狱中的那个老军阀，糊里糊涂地做了军阀斗争的牺牲品，也不像陈子涛同志那样气贯长虹，感天动地。他与我的种种经历，回忆起来，也像一场长长的噩梦。”（《狱里狱外》第163页） 那另一个人，就是“老板”。从遇见老板直到他死，贾先生居然叫不出的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老板，解放前承印刊物的国光印刷厂的老板，他说着常州话，身材高大，穿着绸缎衣服，一副体面的老板形象。就是在那个时刻，贾先生找朋友凑钱创办他们的左翼刊物，稿子编辑完后，要找印刷厂，当时承接这样的“活”是有生命危险的，国民党政府知道后，不仅让你倾家荡产，还会遭到拘捕。但是，老板竟然接受了这些年轻人的要求，帮助他们印刷了杂志《犯罪的功劳》，这是一个以刊登杂文为主的杂志，其中有贾先生写的《黑夜颂》，你一看名字，就可以想见他们的激进。没有想到刚出第一集，贾先生还没有看见刊物，就被国民党逮捕了。 刊物印出的那一刻，也是它寿终正寝的日子。于是，他们一下子就欠了老板三百大洋的印刷费。1947年的三百大洋，那可不是一笔小钱啊。直到解放初，贾先生在福州路上的那些小出版社里，遇见了老板，他们客客气气地寒喧了一番，那时候，贾先生已经是震旦大学的教授了，但他身上依然没钱。只是老板像忘记了一样，根本不提往事，贾先生对老板心存内疚。没有想到，1955年的时候，贾先生在监狱里，遇见了老板。他一如既往地高大自信，用贾先生的话说“神态仍然是安详，脸上气色也不坏，不像那些新抓进来的犯人吃不下饭。”（《狱里狱外》第164页） 1967年的贾植芳 老板积极要求上进，一解放，就把自己的小印刷厂交公，搞了公私合营，他觉得这次逮捕是一个误会。因为他家里房子大，公私合营以后大概收入少了，就想以房子出租来挣点外快贴补家用，于是就在马路上贴了条子招租。 今天，我们都不会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很快来了一个租客，住了不久，那个租客又退了房子走了。太平常了。可是，偏偏在肃反的时候，发现那个租客是一个反革命，逃到台湾去了，这下老板就落了“包庇反革命”的罪行。但是，老板觉得这是很容易说清楚的问题，因为上海人从来就不作兴问人家的隐私，租房子就是租房子嘛，他怎么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实际上，人家可能就是逃到台湾，是否真的是反革命，也没有证据。当然，老板不会这样跟人论争，是我们现在的想法。所以在监狱里，老板笃笃定定过着日子，还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等待着很快释放，然后可以过个普通人的生活。后来，贾先生就没有看见他，估计是问题解决了。 直到1960年，灾害来啦，监狱的伙食已经完全不能入口，不仅质量不行，连数量都不能保证。贾先生虽然胃口很小，也饿得全身浮肿，已经从小腿肿到腹部，看来人快要不行了，监狱把他送到提篮桥的监狱医院。那哪像医院，像停尸间，横七竖八躺满了因为饥饿而浑身浮肿的重病犯人，似乎是一个“临终”医院，每天都有死人被抬出去。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贾先生在病房里遇到了老板，已经面目全非，浑身浮肿。他几尽绝望地告诉贾先生，就是那次见过贾先生以后，他被判刑了，罪名是“窝藏反革命”，刑期七年。眼看刑期快满了，他却因为饥饿又得了黄疸肝炎，全身蜡黄，老板完全被打垮了，以往的自信、坦然早就烟消云散。在他身上，看见的是奄奄一息的文明残骸，刑期吞噬着他最后过普通人生活的渴望，他能和贾先生说什么? 不同的昨天，共同的今天，两个浮肿病人，躺在各自的床上在思考什么?对未来的憧憬，必须和报纸上的宣传步调一致，问题是他们读不到报纸。没有憧憬却带着渴望，想不明白太多的现实，却依然对于活下去，有着同样的渴望。老板在提篮桥监狱去世了。至死，贾先生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最终，监狱医院允许子女和父亲告别，老板进入昏迷状态，子女围着他叫喊着：“爸爸！爸爸！”这大概是最让人动容的时刻，这些子女在那样革命的年代，竟然没有与他们坐牢的“罪犯父亲”划清界线。“一会儿，看守人员过来说，探望时间到了，这一家人最后看了病人一眼低着头怏怏地走了。我看到临出病监门时，他的妻子掏出手帕，两手捂在眼睛上，出去了。”（《狱里狱外》第165页） 老板的死亡，让贾先生完全明白了，美丽的口号距离人人平等、自由的王国是两个世界；四次狱中人物的演变，是时代的演变。 书斋外的学者 先生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我不是一个书斋里写文章的人，我的一生中，经历过各种复杂的场面，周旋于各种社会关系，见识过各种政治和社会人物，这些奇奇怪怪的人事在这部回忆录还将继续登场。检点一生，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间，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但心里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从未熄止。”（《狱里狱外》第55页） 贾先生喜欢把自己归纳成江湖中人。是的，他喜欢交朋友，喜欢热闹，喜欢喧嚣，但是他常常又是喧嚣中最孤独的一个人；他不计较，在他家里，任何时候，都是高朋满座，即使在贾先生最艰难的时刻，他只要有点条件，哪怕是几颗花生米，一碟酱菜，伴着一盅小老酒，在那窄小的破屋子里，他也会接待客人，只要有人敢去看望他。在我们掐指算来，贾先生吃的苦头，坐牢的原因，几乎又都是和他的文字有关系，而他偏偏说自己不是书斋里写文章的人，那他犯的是什么罪?或许是社会不能容忍一个激情少年，不能接受他的左翼思想?那后来呢?那牢不可破、神圣到几乎是神秘——时代的变迁，依然没有把贾先生的命运改变。 对现实的认识，他有自己无可辩驳的理解，这个地主的儿子，从中产阶级成为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慢慢超越了激进的革命，他在自己的选择里，重情意，但是在“罪行”面前，他用法律为武器，希望社会秩序化，这个秩序是法制的，还没有等他大声说出来时，他已经入狱了。在文字上，他也没有更多的表示，只是身体力行，既没有加入任何政党，也没有出卖朋友，而是固守着对朋友的真情，最终被监狱裹挟。 贾先生是最典型的性情中人，对自己的未来，他没有设计，是一步一步从认知里朝前走，我们也是这样看着他在政治上一点一点成熟起来的。他在一二·九运动中被捕后，当时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政治犯是可以就地枪毙的。所以，真是危在旦夕，是贾先生的伯父，一个洋务商人，重金将贾先生保释出狱，然后又是在伯父的帮助下，逃亡日本留学。… Read More »

来源：新三界公号 校园丨翟永明：禁欲时期的爱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原题 禁欲时期的爱情 作者：翟永明 　　1976年，我高中毕业了。我们是文革后恢复的第一届高中生，许多人以为，我们就此可以考大学了。那些有上进心的同学，早就在为这个目标做准备。像我这样浑浑噩噩混日子，成天请假往农村跑的人，绝对没有。但事实证明，我的消极，是有道理的。毕业来临，我们知道了，政策不变，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上山下乡”。 顺便说一句，整个高中期间，男生女生是不能在一起成双入对的，只要一男一女在一起多待一会儿，闲言碎语马上满天飞。弄得大家也一见异性，就马上作端庄相。 只有我们排长，一直与副排长（女）公开地花前月下，傍晚午后，在一起谈心。以“谈工作”为名义，一直谈到毕业后开假条之际，大家才发现他们俩谈的是恋爱。而且谈到最后，二人都谈出病来，双双地留在了成都。 真相大白后，一向把排长当成精神领袖的那些男生，气得都与排长绝了交。而排长和副排长，忍辱负重几年之后，双双考取了重点大学，后来，又双双出国去了美国。野心和爱情、成熟和独立，加上成功地把握住机会，使他们成了高中班上最有出息的一对。 那时，城里人吃肉还要肉票。一个月一人才一斤肉票，农村人的肉吃不完，还可以卖给城里的人呢。再说，我那时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冲突，我巴不得赶快离家出走，到广阔天地去，那里意味着自由。 而下乡到这儿的知青，也都各怀鬼胎，一心想着“争表现”，为的是早点离开农村。因此，同大队的知青，也都互相成了竞争的对手，并没有想象中的知青中相互的扶持和情义，而是互相防范，表面团结。 那时，我们的生活补助费只有十四元，全都折成了饭票。饭票卖出去，可就变成了现金、变成了零花钱。十四元的饭票，对男生就不够了，尤其是肉票，只有一斤，男生更是成天都“痨”得慌。所以，肉票也开始在男女生中间交换了。当然，有的时候，交换的是现金，有的时候，交换的是体力；视双方需要和经济程度而定。 我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旅馆都是两人间或多人间，男人和男人住一间房，也是天经地义。女人若想和男人住一间房，就麻烦多了。首先得有介绍信，然后，还得有结婚证。否则，想也别想。 　　于是，好像一场疫情，女孩们快速地成双配对，寻找着爱情的替代品。而且，越到后面越恐慌，因为，别人都配对完了，自己还孤独着，那绝对是可耻的。最后的两三对，几乎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胡乱凑合的。总算有一天，我发现全班十八个女生，一个不落地配成了九对。 翟永明与好友 我也不例外，几乎是毫无争议地就被本地一位女孩，主动地将我与她配上了。其方法，可以教一下那些有了意中人，还未成功的单身女孩：某一天起，我回到宿舍，发现我的饭盒被那位女孩拿走了，不一会儿，她就从食堂打回了香喷喷的饭菜。等我吃完饭后，她几乎是抢过我的碗来，冲到水池洗碗去了。 在享受了多次“田螺姑娘”的“柔情蜜意”之后，一向懒散的我，终于被“征服”了。尽管我一直不是个肉麻的人，但还是皱着眉头，由她挽着我的胳膊，在学校里招摇过市。不过，由于我俩都是本地人，下午下课后，就各自回家去了。所以，“田螺姑娘”的享受，也就限于中午。 1986年西安第六届“青春诗会”代表，左起翟永明、于坚、韩东 当然，在周末的时候，也有男生邀请女生去看电影的，但一邀请就是两个。更多的时候，闹不清楚谁是谁的“电灯泡”。一天晚上，下雨，一个男生主动要借给我雨衣，后来我发现，他实际上是要借给跟我在一起的女孩。 还有一次，我被一位女同学“盛邀”到峨眉山旅行，到那里之后，才发现还有一位男生同行；回来后，班里已经“盛传”他俩的绯闻。到后来.“乱花渐欲迷人眼”，“二人行”有时变成“三人行”或“四人行”，男生们走马灯式地与女生“友谊”过来，“友谊”过去。但始终不变的，却是两个女孩的组合。 1989年春海子去世以后，西川、骆一禾、陈东东、老木、欧阳江河、翟永明等合影于中国美术馆前 现在，开始能够看到他们和她们的组合：哦，原来是这样。让我疑惑的是，他们到底是在何时何地，使用何种手法，成功转型？看来，我不在校的那些夜晚，在这些貌似双胞胎进进出出的背后，其实一直是暗潮涌动呵。而那位一度与我同坐同行的女孩，也在毕业不久后，飞快地、正常地结婚生子，与我渐离渐远。 （选自翟永明著《毕竟流行去》，三联书店2019年出版）

来源：很短2 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淤塞不见底，“浅”不忍睹。——朱学勤 火车上的记忆 文/ 朱学勤 我小时候听见火车凄厉的叫喊，就对它有向往。 少年人常有离家出走的梦，有时果然在外溜达一夜。最爱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老北站，还有共和新路上的旱桥。我喜欢趴在栏杆上，看桥下那两条向远方伸展的铁轨，让南来北往的火车喷出的蒸汽和煤屑扑上我的脸。 但是第一次坐火车的记忆却不愉快，甚至还有恐怖。九岁时随母亲返乡，在老北站的昏暗灯光下，几个犯人五花大绑，先是面壁而立，然后被吆喝着上了我们这节车厢，就坐在我和妈妈的对面，闷闷地不发一语，瞪了我们一路。 “三年自然灾害”留给一个儿童的视觉底色，就是昏暗灯光下的五花大绑，以及押解人员黑森森的枪口…… 01 1966年大串联，我还没有进中学。父亲为了让我“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毛泽东语），凑了二十块钱，安排我和邻居一个高中生出去串联。 我们是在那一年11月16 日离开家门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我的革命第一天，是坐市内电车要买票，到火车站乘火车反而不用买票。车站内人海鼎沸，汹涌澎湃，一浪接一浪地拍击着破旧的老北站，就像海潮冲击一段已经溃决的小岸，哪有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上前阻拦？！ 学生们冲上站台，黄军装，红袖章，指点着横卧在他们脚下的条条长龙，想上哪一列，就上哪一列，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确实比1949年这个城市的小市民挤在外滩大楼前轧黄金好看。 那时我童心尚未褪尽，小男孩对充满军事色彩的“八一”圣地比北京还要向往，于是先挤上一列去南昌的客车。结果发现人太挤，无法立足，只得怏怏下车。 此时正好一列长长的闷罐车在站台另一侧拉着汽笛开进，于是别转身随众人涌入，一屁股坐了下来，管它向北向南，苏州、杭州。车停处，还真是杭州，这就是我的串联第一站了。 杭州七日，开始还很自觉，总是在浙大、杭大围着大字报转。人小，到底熬不住，最后还是去西湖、六和塔探头探脑，参与了“游山玩水”。 大串联岁月，“游山玩水”是个很不好的字眼。后来听我爱人说，她们当时就比我们革命，在杭州一个多星期，居然不知西湖在何方，始终守在大学的大字报区，拼着命抄。为此，我很长时间觉得矮她三分。 “文革”中，通常是中学生比大学生“革命”，而女生又比男生“革命”。几十年后我读到卢森堡名言：“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女人的虔信与偏执，验之“文革”，确实如此。 一星期后，我们又去挤南下广州的火车。那时从上海方向过来的49次特快是中午 12点半进站，列车一停，所有的车门、车窗统统关闭。里面的小将们大概是挤苦了，视外面的小将如虎狼，坚拒不纳，成冷战状态。 双方僵持了好几分钟，终于有一个卧铺车窗开了一条缝，却只伸出来一个茶缸，成千上万个革命小将就涌向那条缝，争着给那个茶缸注水。水一满，茶缸一缩，窗户又要落下。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北京小将将一根扁担伸了进去，众人齐声发喊，如撬杠般将窗户缝越撬越大。但是到一定高度，支点与力点拉开距离，扁担就使不上劲了，双方又成僵局。 塞扁担的红卫兵一看我这个小不点儿，立刻把我高高抱起，像塞一件小行李一样，将我往那条缝里活活塞了进去。我进去后，立刻返身抱住那个正在关窗户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将他往后拖。如此里应外合，这节卧铺车厢终于挤进了二三十个人。 火车因此在杭州站晚发一个多小时。但待列车长鸣，车厢一晃动，大家前仰后哈一番，很快又成了红卫兵战友。刚才恨不得大打出手的“车下派”与“车上派”相互挤插，逐渐安顿下来。 我记得有两个细节很感人。当时坐在下铺座位的是一群女生——上海光明中学的高中生。站在一边的男生就不好意思去挤。她们见我还是个孩子，站得时间太长，拍拍腿说：“你就轮流坐我们的膝盖吧。” 那样的单纯爽朗，在今天的中学生中大概只能引起一阵暧昧的哄笑，但在当时却很平常，谁也没有往其它方面想。 头顶上还有两个上铺，拥挤着一个工人家庭，是内迁支援广州建设去的，拖儿带女，还有一个老人。底下的红卫兵就相互约定，人家是花钱买卧铺票的，我们没花钱，再挤，也不能占上面那一家人的铺位。就这样，底下的人站着，上面的人睡着，两天两夜到广州，大家成了好朋友。 “文革”是万万应该否定的，但万万不能像今天这样简单否定。如此否定，难免会有报应。近年来新左派思想回潮，即可视作报应一端。比如当时的秩序，是失序中有序，有序中失序，打一口井耐心研究，能养活一大群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 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淤塞不见底，“浅”不忍睹。 广州给我的印象很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前朝建筑？真是一个前朝的背影，在一片红海洋中很不协调。我们住沙河，到市区必经过一条“先烈路”，而“先烈路”纪念的并不是江姐、刘胡兰，而是国民党，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十九路军将士公墓等。那些建筑的风格也很独特，既有南国风味，还有明显的西洋风格，两者糅合，不协调，却也不难看。 我对广州的这一早年记忆，后来在美国南方游历时得到印证。那里也是与北方不一样，到处是纪念南北战争的建筑，而且总与北方说得相反。 从此我对南方这一简单的地理名词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总觉得凡地处南者，有“它者”意蕴，被遮蔽着，却因此而有神秘感，奇奇怪怪的东西在底下蠕动，温暖暧昧，使人不敢遽断。 两年一过，老毛变脸，“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一挥手，把青年学生往乡下撵。那时坐火车就是另一番滋味了。 上海有几百万知青下乡，几乎是哭喊着从母城分娩出一座子城。破旧的老北站，就是这一喧闹的硕大产房。谁也受不了这样的分娩，何况三五天就要来一次。老北站不堪忍受，就把这一光荣任务转移到远在北郊的彭浦货车场。 彭浦货车场空旷，潦草挂几条红色横幅，就算给孩子们送行。送的人多了，”热烈欢送”这四个字就不用改，只改它下面的地名：今天蒙一块“黑龙江”，明天蒙一块“云南”，后天再蒙一块“内蒙古”。下个星期如果又是“黑龙江”，把蒙在它上面的前几个地名拿掉就是了。 弄堂里有一些更小的男孩，肯走路，每次都步行两三个小时去看热闹，回来说：“先是锣鼓喧天，口号震天，送的人喊，走的人不喊。汽笛一响，火车一晃，哭声马上响起来，压住了口号。一万个人一起哭，吓死人！” 我那时虽然左，决心到一个当局没有动员的地方去插队，所谓“越是艰险越向前”，但是听这些孩子说多了，心里也是黯然。等到自己走的那天，不流泪，却与车站工作人员为细故而大吵一场。 我下乡的那个地方离铁路远，以后每到县城办事，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到火车站去站一会儿，向着上海方向回望。这种对火车、铁轨的眷恋，我自己也知道不好，说明扎根农村的决心还不牢靠，回生产队后就不敢对集体户里的革命大姐说。但是每年到秋后，就会萌动思绪：今年回不回？ 头一年秋后算帐，共得余粮款十三元整，不多不少，等于一张从兰考到上海的座铺票。买了这张票，等于后一年不吃不喝，这就绝了坐火车回去的念想。 我后来听说， 1979 年知青刮起回城风，上面的政策之所以让步，一是云南知青集体请愿搞大了，二是上海知青在北站附近集体卧轨，惊动国际了观瞻。冥冥之中，似有一报还一报？ 知青们是敲锣打鼓坐着火车离开生身城市的，最后争取回城，居然也是排着队，一个一个从容卧倒于火车铁轨而得以实现。 02 就是在知青时代，我学会了爬火车、钻火车、跳火车这些荒唐勾当。 先说爬货车。 河南太穷，兰考更穷。焦裕禄去世后，兰考还是有出门讨饭的习惯。尤其是到每年的五月，青黄不接，出门要饭是天经地义，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生存权”，联合国也挡不住。 我那时还很崇拜毛泽东以乞丐身份走遍湘江两岸作社会调查，就想随老乡去要一回饭，闯一回江湖。我联系的那户人家，成份绝对纯正，贫农。他们同意我以家庭长子的身份一起随行。不料大队支书知道，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怕上面怪罪下来，他承担不起。 那户人家走了，但他们留下的要饭经验鼓励了我：只要有一块脏手巾包住头，穿对襟衫、圆口布鞋，肩上挂个布褡，作贫下中农状，陇海线、京广线上的货车随你坐，谁也不会拦。 我和集体户另一个成员下决心化装成那个效果，像个偷地雷的模样，鬼鬼祟祟地出了村。 从兰考到郑州，确实没有人管，风驰电掣，如入无人之境。但是火车一停，问题来了。眼看它呜呜叫着到郑州车站，却不停，而是通过。一直开向郑州大北郊，停靠它自己的到达场，才歇脚。 从到达场下车，往回走，经过编组场，走到出发场，至少有四五里铁路线，全靠步行。就在这段步行距离中，我鼻梁上的眼镜出卖了我，哪有戴眼镜的贫下中农出来要饭的呢？三问两问，铁路职工就问出了我的底细。 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听说我们是上海知青，反而更加同情，带我们去铁路职工食堂吃饭。白面馒头、糊辣汤，在农村两年没有吃过一顿这么好的饭，当然是狼吞虎咽。饭后摸到出发场，又犯了难。 那是全国铁路系统最大的出发场，有几十股道岔，几十辆火车头升火待发，全停向一个方向，场面很壮观，也很迷人，谁知道它们是奔南，还是向北呢？我们俩就在火车肚子下钻来钻去，张皇失措，就更像偷地雷的样子了。 这时，一个摇着号子灯像李玉和那样的铁路工人走过来了。他看出我们的窘境，居然教我们读那些信号灯：原来每一股道岔上都竖着六个信号灯，两列三行，六盏灯亮出不同的排列，就指示出灯下待命的火车头出发后，究竟奔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全亏那个李玉和说出了“密电码”，我们终于得救。… Read More »

上世纪七十年代洪湖县城里的王受之 来源：原创 文｜ 谭文祥 王受之七十年代在洪湖县城“知青”圈子里，是事实上的启蒙角色。我们当年结识王受之，真要说“幸甚、幸甚”。无此遇合，后来，我进大学时眼界要狭隘、愚钝很多。王受之确属天资聪慧，而又博览博识，任何领域都能刨根寻源，举一反三，有大成。降低点标准，可说是天才。王受之在学科上开疆拓土，有创见，且能坐言起行，并非空头学问家，比大陆当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师”们更近于大师。 洪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是荆州地区十二县中排末位的小县，县城在新堤镇，据萧继石回忆，居民仅二、三万人，县城里勉强算有三条商业街。这就是当年王受之、萧继石与我所处的“天下”范围。 1971年春节后，我从呆了两年的生产队到洪湖县粮油供运站上班，岗位是管大粮仓。两年后，肖继石从县财办调来供运站做秘书。在那个百余人的单位里，秘书一人要承担当今办公室的所有职责。王受之进洪湖贝雕厂应是1972年，次年我们才认识他。介绍人是我爸的老朋友，叫吴长青。王受之与他儿子同学。 吴伯在我爸妈的交往圈子中，人称“吴胖子”，大个子，戴眼镜，说话洪亮，嗜蹄髈，医生警告不止，吴伯照吃不误，最后死因肯定与高血脂有关，但已是医生判决的一、二十年后。吴伯是我爸妈交往圈子中的“白眉”。至今想来，其它人经共和国三十年“运动“折磨，只议婆婆妈妈琐事，属“避席畏闻文字狱”般小心。但吴伯仍性格乐天，言辞犀利，见解通脱。那些嬉笑怒骂当然只能在友朋间，不过当年即使如此也风险巨大，那可是监视与告密早已没有道德负疚感的岁月。 吴伯是西南联大毕业生，抗战胜利后，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干过一阵。吴伯说，不过是把美军中印战区剩余的物资“援助”中国，其中大部分是面粉、罐头、香烟、巧克力、还有女性丝袜等。随笔大家黄裳四十年代出过一本随笔集，叫《两个翻译官》，里面就写了这类人。吴伯从不把我引见给他的儿子女儿，说他们资质中人，兴趣也不在读书一路；说王受之是武师附中的知青，高中六六届，招工到洪湖县贝雕厂干设计师。有才气、读书多、英语好，还热情过人。说我俩肯定能谈得来。 以吴伯的阅人无数而郑重推介，我当然觉得王受之是个人物。以我当年读书范围，觉“受之”此名罕见甚至仅见，后来才知道。《明史》中还有士人张姓，字“受之”，名什么忘了。 我与王受之从认识到熟络，时间极短，当年在小县城存身的武汉“知青”中，似他经历之丰富，兴趣之广泛，不作第二人想。而且王受之好新事物，好为人师，与他聊天总能启发思路，屡有心得。七十年代的小县城里，异地单身者能找到的乐事不多。招工到县城里的武汉知青们，有各种各样的圈子，玩乐器的、打篮球的、学技术的。当然最多的是读书聊天的，读书能消愁、解闷、打发时光。没功利目的，纯粹是精神上能向外看，不沉沦。聊天更是比独自读书更大的享受。当年日记中记聊天处的，俯拾皆是： 1976年8月27日 江陵……晚上拿到受之16日信，是这几年写给我最长的一封。 1976年9月14日 洪湖抵洪湖，晚上与萧继石去受之处聊天，他还剩2个苹果，四人各啃一半，津津有味。 1976年9月15日 洪湖下午到受之处聊天，……从他处拿到《十八世纪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晚上赵国富、王习之夫妇来贺受之30岁生日，停电，在室内燃蜡烛二支聊天，室外夜空深沉，小镇天灯光了，静得瘆人。 1976年9月16日 洪湖地区粮局电话催回荆州。肖继石忙吊唁会场布置种种琐事，难找机会长谈。到长途车站购明日去荆州车票，出来去受之厂，他从设计室没回宿舍，躲房间里聊天，中午吃贝雕厂食堂，是找人打回来的面条、米饭与青菜。晚上接着聊：老子思想对于欧洲“回到自然去”思潮之影响。中国青花、釉下彩对洛可可风格之影响。受之下月计划去上海或广州一趟。借他在轻工部资料室记的资料，用铅笔画在速写本上，很有味道。 9月30日 武汉午后一点抵汉，晚饭后过武昌，在受之家遇几个单身教师，还有受之同学，聊天到夜11点，有咖啡、天府花生，宿受之家三楼阁楼，是受之兄弟下乡当知青前住室。 10月1日 武汉早起与受之去学院外买牛奶，周姨从食堂买回早点，有肉包。与受之、冯达美骑车去水院。 10月3日 武汉上午去卢仲秋家取代买的长途车票，午饭后送去受之家，遇张 祖武。受之爸介绍说， 曾是总政创作员，有少将衔， 国庆后带学生去沙市，做沙市公园工农兵群像雕塑，给他留了我在地区粮局的地址、电话。去欧昊阁楼，典型单身汉房间。欧昊用葡萄酒兑咖啡招待。欧昊文革前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生，出生广东华侨家庭，离异，但乐天。每日练琴、读书、煮咖啡。受之说自己与小玉、与马宁两场恋爱，欧昊都是知情者。 10月25日 江陵从武汉返江陵，拿到受之22日信，杨鸿21日信。晚上学习会上写受之、杨鸿、肖继石信，会上传达“华国锋接见三省市负责人谈话纪要”。 以上挑的这几则日记是当代史上最为敏感一段时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初民

来源：原创 文｜ 萧继实 我们这些老三届中的小字辈，文革的喧嚣声中，匆匆地被中断学业，下乡、回乡。几年后招工进城，我和文祥在一个单位。单位的头是搬运工出身，没多少文化，人很敦厚，把一些出墙报、写口号之类事交给我俩。文祥父亲是一位有识之士。近“墨”者黑嘛。通过朋友介绍文祥结识同在乡下，文史与艺术修养很全面的王受之。稍后，文祥带我认识受之。 1973年，我和文祥都20岁刚出头，受之大几岁。我们都是“老三届”的，招工进城，同在洪湖县城。受之的父亲是创办湖北音乐学院的教授，母亲是抗战时期孩子剧团成员。家学渊源深厚。受之天分极高、特勤奋。 那时，洪湖新堤镇新开了一家贝雕厂。厂房就在内荆河边的民房里。受之作设计工作，设计室在房顶搭建的小房子里。 我、文祥的工作在粮食局的一个单位，和贝雕厂隔着一条连通洪湖的穿城小河，我们每每下班吃过晚饭，走过河东的石板老街，来到河西的老街角落贝雕厂楼顶和受之兄聊上几个钟头。 古代的、当代的、国内的、国外的，一会儿历史、文学的、一会儿艺术的，偶尔街头花边新闻小道消息 ，没办法，受之是百科全书式却比百科全书重点突出的人，和他聊，“引人入胜”这个词都有点苍白。 前些年，上海媒体评受之为全国十大知道分子，其实，我们那时就认为他是一大知道分子。 我那时想入非非又不着边际，自信善画，又没多少理论，读了一点书，与他比，只能算皮毛而已。 受之每次参加广交会回来，就指着设计室摆放的贝雕作品一一介绍，哪几幅 ，外商又订了多少万的合同。就是这间“幺子角落”（当地俗语）的简陋工艺厂，短短两年时间，成为全国知名的淡水贝雕工艺厂，受到省外贸的重视，拨款新建厂房，不久后就搬进新的厂房。 今年9月，他回武汉，我们在一起聊天，我说：“我是你的追随者，不敢称你的学生。”他笑而不答。 他是一个自信而又谦虚的人，他说，走到哪里，口口声声称我大师，哪来那么多大师？ “你不是大师，那我就从来未见过大师了”。这是我的感慨。 受之在设计教育领域的建树，为世人瞩目。 追随者，他无法否认。在那个动荡而又贫苦的年代，遇到这位“知道分子”，算是幸运了。 他在洪湖工艺厂做设计员一直到四人帮倒台、恢复高考这五六年时间，我、文祥与受之交流最多。 那个年代，我痴迷于绘画，从受之那里得到的教益，弥足珍贵。 我的父亲是闻名四乡的教书先生。懂事后，父亲很少提及他的经历。我上完初中一年级上学期，父亲病故，很多有关父亲的故事，是从乡亲那里听到的。父亲天资好，写得一手好字，四邻每逢春节对联由他书写。农村妇女生小孩，遇到难产，医疗条件差，容易坏事，迷信是月母鬼害的，临产前挂张钟馗辟邪。有乡亲提着母鸡来求父亲画钟馗，父亲居然无师自通地画出来。父亲常与镇上一个刻图章的彭先生交流画技。彭先生刻图章呱呱叫，用木板刻得冥钞版，刷上色，印出来，人见都说和真钞差不多。画画在镇上也算得上一流。他可能是根据芥子园手绘的一本水墨画稿学习，父亲借来看，我也反复翻阅。渐渐的，我迷上了绘画。 文革来了，没学上了。绘画爱好派上了用场，1973年7月，当年改变政策，通过考试上高校。我的成绩在录取之列。后来某人交白卷，全国批“白专”道路。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人说我父亲15岁儿童团时期有问题。所以，这次我政审未过关。我问到负责招生的人，他一脸暗淡，支支吾吾，无能为力的样子。我的政治前途和求学之路等于画上了句号，那就只有一条所谓的“白专”道路了，因而我对绘画的兴趣更加集中了。 那时政治统帅一切，宣传放在首位，我在所谓八大公司的财资战线，绝大部分时间由单位安排画宣传画、布置会议室，其实是临摹作品，平时基本靠自学，资料很少，一位画友文革前从苏联画报上剪贴的一本苏联油画家的作品，我才三十几元的月工资里拿出十元买下来学习临摹。有一阵迷上临摹希什金和列维坦的作品，每有画家来体验生活，县文化馆便把我们这些美术青年邀到一起，请画家言传身教。 那时相继来洪湖采风的画家白统绪、汤文选、邵声朗、姚治华、鲁慕迅、恽其昌····， 水彩画家白统绪每年都上洪湖呆上一段时间，每次来镇上采风，我们几个”美术青年”总是伴其左右，他边写生示范，边讲解。他那时画洪湖的一批作品好评如潮，几幅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再后来，全国五年一届的美术大展征集作品，白统绪来洪湖搜集素材，我们在一起讨论创作很热烈。我说要画洪湖的秋天，绝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人们印象中的秋天都是金色的，洪湖的秋天是银色，水波如银，丰收的满船鱼虾如银。我神侃居然得到白统绪肯定，还确定以此为题创作冲刺大展。我那时不知高低，好高骛远，思想跳跃无边无际，白老师为人谦逊随和，像老大哥，和我们喝酒，偶想起他是河南人，喝酒一定喜欢猜拳行令，他不善辞令，埋头画画，未必善猜拳之道，我们提议猜拳，六·六六···，五魁首··七星照···，每每我们喝的时候多，没办法，又提出猜火柴棍，结果还是我们败下阵来。 那年，白统绪老师与我合作《洪湖银秋》，入选第五届全国美展。也体现老师带我们后进一把的心意。 身边常年有受之这位好老师，真是幸运。设计工艺贝雕画的稿子，他与别人不同，有时四张设计稿纸在桌子上一齐展开，同时设计完成四张设计稿。厂长叼根烟，光顾设计室，看王受之这样的劲头和效率，操着干哑的烟嗓子说：“个杂（口头语），受之还真有本事！” 这些一般是比较传统的四季花卉翎羽，设计起来，他几乎是烂熟于心、信手拈来。 那时讲创新，看着他设计现代题材的《丹江之春》，作品反映丹江大坝，近景山花烂漫、中景巍巍大坝、远景水库水阔天空、白帆点点，巧妙应用淡水贝壳的自然光泽，展现了人工之力的伟大。从设计到指导制作、上色，他一丝不苟。不久传来轻工部工艺品年度获奖的消息。我们一起分享这份快乐。 受之作为设计员，英语已有相当水平，他儿童时代在广州度过，会讲一口地道粤语，所以一有广交会，厂里必会派他参加，他回来时，总有让全厂振奋的消息：“今年又订了70万订单。”这在当年是个不小的数字，意味着 一年厂长的业绩、工人的工资全有保障了。 受之每次出差回来，带回的消息也是全方位的。我们最受用的是他带回是美术界最前沿的信息。他的两个舅舅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周令钊、一个是湖南的画家。周令钊参与了国徽的设计。一次受之从北京回来，给我们介绍     参与全运会团体操设计过程、众人展示的宏大画面，如红旗  招展、白云蓝天、百花竞放，这些是个人手持彩色卡片，按照规定的音乐节奏，依顺序展示，实际上每张卡片只有一个颜色。受之还给我们展示了其舅舅的设计手稿。画报刊出了何孔德创作的《古田会议》，他到军事博物馆看了原作，说画中毛主席脸部色彩用得特别精到，以致于我后来到北京出差，一到目的地就迫不及待地去军事博物馆看那张油画。 有一年从广交会回来，受之带回一套伍启中画的《国际歌》的连环画，比十六开还大一点，画面采用大明暗块来表现、构图剪裁有点像刚出来的宽银幕电影，近景特写比较多，这在当时比较新颖。 出差途中的见闻和画的南方风景人物钢笔速写一定要和我们分享的。哪个寺庙的明清雕像保存完好，哪个寺庙在修复中，中央美院的教授携同弟子共同完成的造像也很不错。广交会全国富商需求变化，参展工艺品的时尚，白雪石的山水画的雅致……他一一道来，观察、摄取信息的效率无人与之项背。我经常跟不上他的节奏与思维，洗耳恭听的时候多。 回到贝雕厂，复归到他有计划和高效率的工作与生活中。设计、指导创作、读书，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史》，然后冲个冷水澡，躺在床上听英语电台节目提高英语水平。他还有晚间冲冷水澡的习惯，哪怕冬天的寒风在工厂简陋的平台肆无忌惮刮着，刮得再透彻，也能见到受之精干得彻底的光膀子，听到他瓢泼冲水的声音。 和他在一起，我总有一种虚掷光阴的愧疚感。 一段时间，受之在临摹李可染的山水。“李可染的山水墨色厚重，但墨彩华滋、钟灵毓秀，用笔如锥画沙，善于采用逆光的感觉。”他边画边介绍。 三十年过去了，我最近在他的博客里看到一段视频，身为 汕头大学设计学院院长的他为学院画了一张风景画，我看到有点李氏山水的元素。 一个夏季，受之出差回来，又带回全国美展消息，湖北的《地下长城》出了风头。 设计室的画册新发表了黄永玉的《雀墩》，八开全张，印得精致。画还可以那样表现，那么富于诗意的美！中国画？水粉？水彩？这派那派？都不是！全都有。黄永玉的作品就是不同于一般。受之也极为赞赏。 一份画报整版登了一张赭色调的水粉人物画，和那个年代通常的明快、饱和、透亮的宣传画不一样。“你看，整个画面用色并不复杂，土红、土黄为主，整体也很协调。”他这样评价，我若有所悟。 有段时间，他在着手撰写《中国工艺美术史稿》，让我帮他抄录一份。那时复印机技术还未问世。我正好借抄录的机会补习一下历史知识。稿中的图例，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石器、陶器等，是他钢笔绘制，细致、轻松而又准确。我边抄录边临摹图例，几笔勾勒一个石器砍砸器，一笔代表一个面。印象中抄录的稿子写到了两汉时期。当时的工艺美术史还是空白，老的史学家、学术权威进了“牛棚”，只有“梁效”的文章和政治宣传充斥书刊。受之为撰写《中国工艺美术史》做了大量研究。 后来，他成为中国当代设计史教育奠基人之一，著作等身，学术界、设计界见证了他的成就和影响力。可是他早年的卧薪尝胆，却鲜为人知。 那时物质匮乏，没有什么休闲活动，整个县城还没有电视。长航的一家单位拆船拆下的一台彩色电视机，我像看“西洋镜”似的，步行四五里路去看电视节目，只不过看画报大小的屏幕和播出内容基本靠猜的“马赛克”画面。偶尔，我和文祥拉他到我们工作单位的老旧楼房里“打牙祭”，请同房的王兄掌勺做上几个菜，基本“老三样”：椿菜、花生、红烧肉。一瓶红葡萄酒，摆开龙门阵，受之的主讲，任何情况下，这是毫无悬念的。喝酒他向来低调浅酌，有次例外，“龙门阵”中谈起酒量来，他说他是可以喝一点的，我哪里相信？大约装三两酒的玻璃杯倒满，碰杯，每人一杯几大口喝下去，受之从容如前，文祥少喝一点没事，我却当场现丑，不由自主地傻笑。 受之的弟弟习之拥有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还有从拆旧船的朋友那里买来拆下来的一台式旧电风扇。夏夜，受之常约文祥和我到江堤边的 弟弟居所摆龙门阵。习之每次都拿出“保留节目”——蒸八宝饭招待我们。 夏夜聊天海阔天空，“连续剧”却是少数。某日，他在武汉把友人从香港带回的小说《基督山恩仇记》借回，连夜读完后还给主人。这本当时的禁书，一般只能悄悄传看。他回洪湖给我们介绍这本书据传是某大人物放在枕边的书籍，我们追着他几个晚上把全书故事讲完。我们佩服他高超的记忆力，读过一遍，居然能绘声绘色地讲述小说全部故事与细节。 省里传来了筹办全省美术展览征集作品的消息。他利用设计间隙创作年画。从勾草图、定稿、勾线上色，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年画《巧手绘出新农村》创作完成。画面展现的是一个农村姑娘创作壁画的情景，画中有画。民间年画线描明快、色彩平涂为主，略加晕染，表现了农村早春的气息。看到他创作的全过程，从人物形象、表情到动态，都胸有成竹、信手拈来，一气呵成。作品入选了那次的省展。展览在武汉展览馆举行，当时还展出由张振铎、陈立言等人的作品。 唐山大地震后，军民救灾 ，报纸上登出长篇通讯。受之看到这篇通讯，提议与我合作改成连环画，我勉为其难地答应，对他的这份信任是感激的，也很高兴想看看他如何创作，只是担心自己能否胜任。他这人是说干就干、马上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我实际就是协助作些脚本编辑整理工作，受之创作绘画。 连环画像电影一样，再现场景、人物、道具、情节。如唐山的人开吉普岛中南海汇报实情，北京沿途一些市民睡在露天的帐篷里，解放军、市民投入救灾，工厂工人加班生产救灾物资，所有细节好像装在受之的脑子里。他在纸上用铅笔只是三两下勾个位置，然后用钢笔直接画出局部到整体。两个月的工余时间，上百幅连环画就创作出来了。 至于脚本，他根据画面在报纸通讯文字上划出段落，我整理出初稿，他润色后，我再抄一遍。稿件寄出后不久，四人帮倒台，政治的大变局，这套快速反映救灾的的连环画被搁置。不过，我们更加深入地体验了他超强的观察记忆和造型能力，还有那不知疲倦的状态。 冬去春来，为了提高人物绘画的造型能力和结构的准确性，我到码头、茶馆画速写素描，并临摹受之推荐的美国人著的一本人体解剖结构书。文祥去了一趟武汉。那时，从洪湖新堤镇往返汉口大多坐江轮，半夜靠岸到洪湖。我睡得迷迷糊糊中，文祥背着行囊抱着“安琪尔”石膏像回来。 我经常对着这个“卷毛”像一坐三四个小时，打轮廓、画明阴分界线，转折、过渡、背景… Read More »

文｜ 谭文祥 越剧“红楼梦”里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已经是妇孺皆知的熟语了。还有一句草根味更浓郁的“石缝里蹦出个孙猴子”。二者都是说的那种毫无由来、突然现身的人与事。二者的表达都活灵活现，生动非常，一见之下，再难忘记。 紫蔷薇的画作，就有这样横空出世的味道。她在商场上打滚二十余年，两年前开始涂鸦，一发不可收拾。只不过是在纸上，而不是涂在街道围墙上。紫蔷薇画得快乐，那是种纯粹表达的快乐。有刺激，就反应。是那种冥冥之中或画面、或色彩、或物象启示的快乐。她虽画得天真、稚拙，是完全不受拘束的别才，完全不搭理当今学院派的那套训练流程。那种毫不沾染绘画训练体系，毫不沾染绘画史的表达，是艺术天性上的纯真状态。 有本影响过几代中国文青的《金蔷薇》作者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书里有个论断：“诗人是把童年的天真一直保持到成年期的那种人。” 古希腊罗马时，绘画与诗歌同属“七艺”。绘画也如歌谣，天生表达情绪，无需训练。紫蔷薇的画即是实例。 那个后来以象征派诗人博得大名的波德莱尔，青年时期还是个风格犀利的艺评人。他就一再强调，画作中自发率真，远胜于学院派的精致技巧。后者久视之下，索然无味。 紫蔷薇以本心来画，自由自在，即兴挥洒，只属于她自己的世界。她只求画得快乐，所以最宜于与童画相通。东莞有幼儿园小朋友集体仿画紫蔷薇的画，也正理所当然。 其实古今中外艺术史内外，有不少靠本能作画，依天性选择，以画画追求快乐的艺术家。并非所有的绘画作品都要承担意义，更不是如当今以“当代艺术”打包的种种流派作品，没有外加的理论阐释，都活不下去。 苏珊·桑塔格有本文集，就名为《反对阐释》，她说：“纯粹的自我表现，是不需要形式的。”这个睿智的女思想家说的什么意思，对于我们不以理论为业的圈外观众，试着凭借举例来了解一下。婴幼儿不会使用成人世界的所谓语言时，他仍旧是能表达的，奶娃时的咿咿呀呀，到能游戏时的口水儿歌。从成人语言看，只是无意义的声音或无意义的语词拼搭，或者是在拼搭中丧失了它们原有的意义。那么，这些声音是形式，但不是“有意义”的形式。“有意义”在苏珊·桑塔格的使用中，指的是在人群中传播，为一群人所辨识，记忆、解释、重复呈现。 我们难以在紫蔷薇的画中，寻找某派某流的技法的对应物。紫蔷薇的画作中，难寻当今绘画体系认可的有意识的形式。 对于那些熟悉绘画史，熟悉评判标准，熟悉学院训练体系者，对这一大套习以为常者来说，紫蔷薇表现了完整的“素人”创作状态。或者说让自己的作画返归人类的幼年期、青年期那种单纯的，追求快乐的功能。 紫蔷薇画画，对于自己的快乐远大于对我们观画者的反应。或者换种说法，紫蔷薇为她自己而画，远过于为我们而画。 看紫蔷薇的画，总让我们反思，我们在艺术教育中，习得的那套东西，是否真能价值长存。读了点书的都知道胡适老先生的那句名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艺术史、绘画史何尝不是那个小姑娘。有艺术史、绘画史以来，对于几千年来浩于烟海的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现象的挑选、编排、归类、评判、解说，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艺术史家都希望自己能一言盖棺定论，只是时移势易，艺术偏好改变，对于艺术家、艺术作品的挑选与解读又会重新再来。此即种种重写艺术史的冲动。所以西方有关于艺术史演变的研究课题，就如史学史，也是一门学问。 但当今无论怎样编排的艺术史谱系中，到难以找到紫蔷薇这类画作的对标经典。或者反过来说，用现今掌握在学院派手中的艺术史话语体系，阐释不了紫蔷薇一类的作品。因为它不承担社会交流责任，它返归绘画还未分化独立成为绘画的时期，画画仅仅只单纯表达快乐。那是画画的“原生态”。 2017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