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李智杰 来源：扬美文化 文 ｜ 徐景安 疫情以来，方方的封城日记受到追捧。看到王诚发起对方方的高调声讨和严重加罪，引起了我的兴趣。每当发生一个社会事件，都会引来不同的声音。但在我国的国情下，有一种来自极左的声音，惯用的套路，是把对方扣上“卖国贼”、“反革命”、“敌对势力的工具”、 “颜色革命的内应”等帽子。这已多次发生。 一、 为此，我随便看了一篇方方写的《下一个吹哨人该轮到谁？》，她说： “关于媒体记者的话题，网上议论哄哄，内容极丰富。我也顺便扯几句：中心医院的艾芬医生说，她是发哨子的人；老百姓说，李文亮医生是吹哨子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哨子从艾芬手上，传到了李文亮手上，那么，从李文亮手上接过哨子的，应该是什么人呢？ 新型病毒出现的信息，2019年的12月31日已经昭告天下。至少，我是在这一天获知的这一信息。次日，警方训诫‘八个网民’的消息，也见诸各报乃至央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哨子’被没收了。那么，接过哨子继续吹的人，应该是谁？也就是说，下一个吹哨人，该轮到了谁？ 在武汉，有两大新闻传媒集团，老大当然是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老二毫无疑问是长江日报报业集团。两大集团有多少记者？我不知道。百度上说，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旗下‘拥有7报、8刊、12网站、5个移动客户端和1家出版机构、56家（独资、控股）公司，在全省17个市州建有分社（记者站），是湖北最大的新闻信息平台和外界了解湖北的重要信息窗口。’看这个架势，长报集团旗下各报刊、网站及公司，也不会少。我懒得查了。这样庞大的两个集团中，新闻记者应该人数不少吧？ 新闻记者的职责和使命是什么？可能有很多，但在我的个人理解中，关注社会和民生，应该是职责和使命中最重要的一条。那么，我就想问了：新型病毒的发现，这是个爆炸性的新闻，警方训诫八个‘造谣网民’，也不是小消息。这两条都与社会和民生大大相关，记者发了消息，可有继续跟进？比方病毒是怎样发现的以及是否有感染？又或八位网民是什么人，他们为何要造谣？ 对于这类事件，职业记者本该有高度的职业敏感，他们应该是接过李文亮哨子的人。但是，他们的人呢？不是常有人说，‘记者不是在现场，就是在通往现场的路上。’如果当时有记者深入调查新型病毒的始末，了解到医院的医生正在成批倒下，又或是调查出八位‘造谣网民’实则是八位医生，设若持有更高的职业精神：努力与平台沟通交涉，尽可能把自己的声音发出去，那么，结果会是怎样的？还会有武汉这么多天的惨烈现场吗？还会有湖北全省人遭封又遭弃的现象吗？以及还会引发全国各式各样的损失吗？ 当然，我倒是愿意相信：无论湖北还是武汉，都有很多杰出记者。大有可能的是：他们既跟进了，也调查了，甚至也为此写了稿，却并没有被签发。又或是，他们申报了选题，根本没有被批准。如果真有这样的事，还让人有几分欣慰。只可惜，到目前为止，并没听说。唉，艾芬已经把哨子发了出去，李文亮的哨子也吹响了一声。然后，接哨的人没有了，哨音消失在两大报业集团的欢歌与笑语之中。病毒毫不留情地蔓延和扩散，医护人员有的已倒下，而我们的报纸，满是彩色，笑脸，红旗，鲜花，欢呼，一张接着一张。” 这是方方对两大媒体的批评。 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对于党政机关报究竟担当什么角色，是一直存在争议或分歧的。我是1959年入学的，原新闻系主任王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党报既有党性，还有商品性。理由是一张党报是要老百姓花5分钱买的，就要考虑读者的需求。如果读者不愿意买报，党报所体现的党性就传播不出去。王中因此而被打成右派。 从武汉疫情来说，当发生李文亮事件后，媒体记者是完全应该调查追问的，至于是否公开发表，那可以酌处。像这样的事件可以以内参方式，向武汉市委市政府反映。如果说，当官的忙于各种事务，而记者应该更敏锐，更易深入一线进行调查。如果武汉两报对此没有任何作为，方方的批评是对的。 2008年10月14日我对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班演讲时说：“如今正规的媒体可以分为三类，大多热衷于抢新闻、抓热点，没有兴趣发掘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三流媒体。发掘新闻、热点背后的制度、理念原因，寻求解决的办法和途径，这是二流媒体。将人们不注意的冷点变为热点，从而影响社会、推动进步，这是一流媒体。现实社会中，三流媒体是大多数，但二流的要多起来，一流的应该有。一个好的媒体，总有几个战略性的记者善于挖掘冷点，研究热点，能发表有影响力的文章和报道。问题是媒体有没有这种追求？我遇到过不少记者只满足于完成任务，谈一点有深度的问题毫无兴趣，那一辈子只能当三流记者。” 我说的“将人们不注意的冷点变为热点，从而影响社会、推动进步”，这就是现在说“哨子”。 我完全清楚，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作为党报的难处，弄得不好要挨批评、追责任，甚至丢饭碗。这既需要担当，也需要智慧。 我说：“媒体工作者有可能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制造了一大堆无用的文字垃圾、影像垃圾，这是浪费生命；也可能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制造了一大堆有毒的垃圾，毒害人的身心，那是有害的生命。也可以花费毕生的精力去影响社会、推动进步，那是有益的生命。” 二、 我看了几篇方方的日记，觉得她的文字朴实、自然，在隔离的空间里，收集来自朋友、社会的信息，写了自己的感受。其中有二条主线，一是对防疫中存在的问题、漏洞、毛病、不足，进行抨击和批评，二是对防疫中存在的问题、漏洞、毛病、不足产生的原因追责。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我们非常希望听到来自民间真实的声音，如果我们的社会有多一些这样的信息，对改进工作，完善治理，关心民众，弥补盲点，大有好处。况且这次疫情，民众和社会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应该反省、检讨、总结、提升。 从文化工作者来讲，最基本的要分清真假、善恶、美丑、是非、对错，歌颂、弘扬、赞美有利于社会进步、关心民众福祉的人和事，揭露、批评、鞭挞社会中隐瞒真相、欺骗民众、坑害百姓的官僚、奸商、恶人。 从人的基本权益看，应该有关系自己利益，尤其是健康、生命的知情权，发言权，参与权。 从这三个方面，我看方方日记都无可指责，而且值得褒扬，反映了她作为一个作家的良知和良心,勇气和担当。正因为如此，有这么多粉丝愿意看。我想作为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和有关部门能直接听到来自民间真实的信息，也是非常有益和宝贵的。中央为什么派巡视组、调查组，就是为了从社会基层获取真实的情况，寻求真相，揭露问题，以便采取措施纠正和改错。如果中国有很多个方方，成为义务的吹哨员，这真是社会的进步，治理的改善。 三、 但是，中国社会总是有一批人，打着“爱党”、“爱国”的旗号，容不得批评的声音。当然，只要摆事实，讲道理，反批评也是正常的。可是，他们的习惯套路，就是戴高帽、打棍子、定罪名。 看北大哲学系博士王诚给方方安了多少罪名：“充当西方颜色革命的工具”，“ 境外资本集团的宠物宝贝”，“颠覆国家政权”。更有惊人之句，说方方有杀人之罪。“在这一次新冠疫情当中，武汉和湖北有近三千人不幸离世，这三千人当中，有三分之一是被新冠病毒杀死的（可能还不到），有三分之一是被西医杀死的，还有三分之一是被方方传播的恐慌、怨恨、自私等心理病毒杀死的（可能还不止）！” 王诚幸亏念的是哲学，可以以自己的思维和想象来推理定罪，其实真正的哲学抽象也是来自大量的现象，经过去伪存真的思考，发现本质，做出结论。他的哲学念歪了，竟变成了胡乱定罪。 请问王诚：方方“充当西方颜色革命的工具”，有什么证据？西方哪个国家？她与西方什么人联系？通过什么渠道？获取什么指令？方方是“ 境外资本集团的宠物宝贝”，境外哪个资本集团？获得了多少经费？通过什么途径获取？方方“颠覆国家政权”，应该是秘密进行的，怎么能以日记方式公布大众，世界上还没有以日记“颠覆国家政权”的先例！如果我们伟大的祖国，凭一本日记就能颠覆，你是张扬方方的威力，还是污蔑我们国家政权的无能？说方方运用心理病毒杀死了武汉一千人，还说“可能还不止”，这是要判方方以极刑的。王诚，你能先举一例，被方方毒害之死的，姓名、年龄、住址，死亡时间，尤其是死者与方方日记关联的医学鉴定。如果你不能举证，在网络上给方方定杀人罪，是触犯刑法的，犯有诬陷罪、诽谤罪、造谣罪和损害名誉罪。 王诚还指控方方“领取三份高薪是否涉及职务犯罪，她的五套别墅是否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方方回应道：“自己去删掉什么三份高薪五套别墅一类的话吧。这是货真价实的造谣哦! ” 王诚在回应中也不再提起。作为哲学博士应该是知识精英了，不了解事实，不掌握证据就随意给对方定罪，实在匪夷所思。这是对自己的人格和名誉不负责。 王诚是学哲学的，可对政治特别有兴趣。他对苏联解体的见解非常独特。他批评方方“别以为你投靠境外资本集团，端碗砸锅，就能像莫言一样混个诺贝尔奖。做人要讲良心，虽然你说你不是党员，不受党纪约束，但是总要讲职业道德吧。” “你就应该为这个国家做些有益的事情，而不是相反，给境外反华势力充当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马前卒，早晚把你肠子悔青，骂自己比猪还蠢。当然众多苏联的作家、老师、知识分子端碗砸锅，又傻又天真，以为搞跨了苏联就进入自由世界的天堂……”这里不仅定性方方受外国势力操纵，要故意搞跨中国，而且以这个“事实”为依据，认定是“众多苏联的作家、老师、知识分子”， 为了“进入自由世界的天堂”而“搞跨了苏联”？ 苏联和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一夜崩溃，怪罪于“苏联的作家、老师、知识分子”？这些作家、老师、知识分子有这么大能耐？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那么脆弱？这是北大哲学博士的认知水平，实在太低了！ 谈起逻辑来，那应该是王诚的专业和优势，但正如方方所言，王文“逻辑混乱”。王诚说：“至于说我要发动文革，简直让人笑掉大牙，再蠢的人也不会真的相信文革会再来吧，只不过是给异见者乱扣帽子罢了。”这就是说王诚对文革持否定态度。但接着又说：“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除他老人家，还真没有谁能发动得了。文革是好是坏，将来历史自有公论。所有的历史都有两面，你只看到戴高帽，斗地主，就觉得文革是十年浩劫，别人看到的是两弹一星、运十大飞机、核糖核酸、杂交水稻，觉得文革是伟大崇高的时代。各人眼界不一样，看到的就不一样。” 这位自称哲学家是国宝，称方方是活宝的王诚，真的你应该是个活宝。 第一、对于文革，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有定论：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王诚博士，党中央对文革是全面否定，你居然说：“文革是好是坏，将来历史自有公论。”还宣称“文革是伟大崇高的时代”。如果你是共产党员，你在公开场合反对党中央的决定，这是反党行为。 第二、你说：“所有的历史都有两面”，实在荒唐之极，日本侵华，希特勒发动二次大战，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然后说：“你只看到戴高帽，斗地主，就觉得文革是十年浩劫，别人看到的是两弹一星、运十大飞机、核糖核酸、杂交水稻”，这连事实也混淆，“两弹一星、运十大飞机、核糖核酸、杂交水稻”怎么能算是文革的成绩呢？这恰恰是文革否定建国十七年，认为十七年是贯彻了一条黑线。 第三、前面否定文革，后面又肯定文革，这是前后矛盾，连形式逻辑都不讲。哲学也白读了。 总之，王诚博士对政治、历史、哲学都一窍不通，还自称是国宝，劝别人低调。实在有损北大的名声。 被方方毒鸡汤“软埋”的武汉人…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