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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夏颖奇 来源：不详 1978年以来，几百万留学生出国和大量的海归，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这些人对祖国母亲的回馈，对中国科技的重大贡献，可圈可点。这里我写写我所认识的倪光南。 1981年我正在渥太华大学机械系读研究生，国内来了一位科学院计算所的访问学者叫倪光南。乍见面，人长得清瘦，不苟言笑，言语甚至木讷。我就想科学院的人怎么都这样，像搞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 与众不同的是，当时我们公派留学生，使馆每月给生活费313加元（那时加元基本等量美元），租房子150，吃饭生活费80，剩下80块钱攒下来留着买电视冰箱。那时候留学报国，也还有两个朴素的私心：读个博士耀祖光宗，买日本家用电器。这每月313加元已是天文数字，那时我在国内的工资是39.5元人民币，十年不变！ 倪光南挣多少？年薪43000加元！他怎么拿那么多，使馆说，加拿大科学院（NRC）院长访华，与倪光南交流，当即聘请他客座研究员两年，不走我们的政府资助渠道。现在想来，加拿大也没欺负人，按照国外教授待遇。 当时在渥太华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一共不到二十人，大家都认识熟络，各忙各的，又总凑在一起想家。倪光南一般不参加，说他没空。又来了一位清华“自费生”曾同学，是LEE教授访问清华时相中的，当即给了全奖领去了渥太华。我去机场接曾同学，他身上只有50美元，我就对倪光南说：“就属你有钱，借给他一些呗。”倪光南二话不说当即就掏钱。曾同学后来是曾博士，核电站安全专家，被国际原子能机构聘为专家组长。 我问倪光南在科学院搞什么，他说计算机，其他具体我都听不懂。转眼两年，1983年倪光南要回国了，我去送他，吓了一大跳！国际航班只能托运30公斤，他的东西多的像小山，大箱子小箱子都是原包装。我问他你买了什么家用电器，他说：“我的钱都买了这些仪器！”吓得我说你怎么拿回去？他说集装箱海运。我说给我儿子带点玩具吧，两个A4小纸盒，另一位邱同学也带了两个小纸盒。邱同学后来是科技部首席科学家，负责解决计算机跨世纪“千年虫”问题。 人和人不能比！倪光南把所有的钱都买了仪器，决心回计算所大搞计算机，那可是八万美元的本钱，在1983年，计算所有没有八万美元？把自己的全部“私房钱”拿来公用，这也太无私了吧？科学家的格局压榨得我们非常渺小！几十年来，我认识的海归成千上万，倾家荡产发集装箱回国搞科研，倪光南是唯一！ 倪光南请人打了几个大木箱子，再装集装箱，漂洋过海。货到了天津大港，我老婆和邱同学家人起大早陪倪光南去港口，那时候没有高速，一路颠簸。倪光南不知怎么找的军队大货车，还有解放军战士去帮忙搬运，回来时天已大黑。 后来我回国，倪光南已经是院士。他那“集装箱”帮他搞了联想汉卡和联想系列微机，得了两个国家一等奖，那个“计算所公司”也就因此取名“联想公司”。我猜想，没有“集装箱”，他也做不出无米之炊。 再后来，倪光南的联想解聘了联想的倪光南。被扫地出门的总工程师，他的劳动、智慧、产品和知识产权呢？他投入的硬件“集装箱”呢？一文不值了吗？窝囊的科学家啊，至今我问起他，他也不说话，一杠子压不出个屁来，祥林嫂一般，还是心心念念地“芯片芯片”。 再后来，我到了中关村管委会当副主任，没别的能耐，就为创业者服务。倪光南常常带着青年创业者来找我，魔症了一般就想搞芯片和操作系统，就像晚年爱因斯坦钻了牛角尖，一心要搞“统一场”那么执着。 再后来，倪光南寻寻觅觅，终于领来了李德磊，搞芯片。他们又引来了赫赫有名的号称“风险投资之父”的硅谷大咖，甲骨文和CADENCE董事长卢卡斯（Don Lucas，见我的《硅谷美国人之四—卢卡斯》）, 我又找主管副市长，领命在北清路建设了集成电路学院。甲骨文用大集装箱发来了300套硅谷最先进的服务器设备，CADENCE拿出了顶尖的EDA技术，派来了硅谷老师手把手地教（那是中关村与硅谷的亲密握手。那年头还行，现在这中美关系，想都别想），北京市盖教学楼实验室宿舍，十二万平米昼夜施工，目标是三年内要为中关村培养2000个高端集成电路设计人才。倪光南李德磊被聘为顾问，管委会戴处长做中方院长，我们都出席了开学典礼！ 行文至此，仰天长叹！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李德磊的芯片公司失败了，人也不再见面。副市长的集成电路学院也失败了，十二万平米给了党校。中关村的十几个芯片公司纷纷下马转行，去做什么监控抓拍摄像头或者指纹打卡人脸识别，还有的回到了加州和早稻田过日子去了。怎么啦？到底为什么啊？再说吧，再说吧。 倪光南又成了孤魂野鬼，每天在中关村转悠，见人就说“芯片！芯片！”看得我都心疼！我也退休了，约他吃路边摊，我说开车去接，他坚决不肯，八十一岁骑着个破自行车来了！问起他的身体和生活，倪光南告诉我：老伴走了几年了，儿子在国外，自己一个人过。中科院分的房子要爬楼，爬不动了，就租出去，8000一个月。自己在五道口租了个一层小三居，孩子回国可以小住，学生来了就在厅里讨论会，月租一万二，自己院士每月一万多，够花了。又说：请了小时工，每天中午来做一顿饭，剩下的晚上吃，早上自己牛奶鸡蛋，吃不了多少的。我说你请个保姆吧，他说太贵，自己能行。我说这破车扔了都没人要，哪有80岁骑车的？他像孩子一样朝我笑笑，还是晃晃悠悠地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担心他在路上的安全。 2018年国家评选倪光南“最美科技工作者”，还出了电视专题片《不老人生》。我电话祝贺他，他说：“一个老头子，什么美不美的，我们还是谈谈芯片吧。” 呜呼！这就是四十年前发集装箱回国报效的倪光南么？这就是我们中国的顶级计算机专家倪光南么？你可知道中关村亏待了你么？你怎么就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呢？一辈子为祖国的核心技术以命相搏，被误解被羞辱被嘲讽，“在命运的前头撞得头破血流也永不回头”！一个命里就有的悲怆人物！ 看着老院士如此“落魄”，又心心念念“芯片芯片”的，莫名地悲从中来，心头涌起“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哀叹。我是俗人，话到嘴边还是没有说出口：“当年如果你不从联想净身出户，即使不能挣大钱，也不至于租住小房子、晚上吃剩饭吧。看看人家！” 好在倪光南们的丰碑已经在中关村高高耸立！ 早年中关村王永民的计算机五笔字型输入法，倪光南的联想汉卡存储器和联想微机，王选的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王缉志的四通汉字打印机，还有求伯君的WPS办公软件，形成了中国完整的“计算机汉字化”系统技术，使我们中华民族老祖宗的方块字及时赶上了信息时代，没有掉队。 中关村的第一梯队太强悍了！伟大的贡献成就了中关村的美名，伟大的功劳怎么评价也不为过！不管后来技术如何发展，联想百度小米，网购共享外卖，抖音美团拼多多，一切的一切都源于中关村前辈开荒拓土奠基铺路！ 只是，倪光南们都很穷，他们的财富都用了来惠及国家和人民！ 高山仰止！高山仰止啊！ 致敬倪光南！致敬中关村的前辈们！ 夏颖奇，2021年12月15日于中关村 注：我写这些，只为致敬，不与任何人争论。 后记：此篇不是我的力作，却是我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文章。一个半小时写的征求意见稿，错字还没有改，就在IT群、社区群、家庭群、退休群、同学群、吃喝玩乐群，各种公众号，“瞬间引爆网络”。海内外热传了一个星期，大多评语是“看哭了”。 再后记：几年前，倪光南的学生梁宁写了《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万字长文，讲述倪光南的那段历史和不堪。我在留言区写到“读此文，我泪流满面，几乎放声！ 败兵之将，败仗之兵，何处哀嚎！！！”（留言被置顶）。中国的芯片之路啊，何其悲壮，何其艰难！

文/ 谭文祥 赵向阳，满人，爱新觉罗氏。其父早年参加中共，“南下”湖北，累官至地委书记。赵向阳本人这大半生，可用熟语“经历丰富，阅人无数”总括。先说前半句：文革中学生，文革后工人，金融系统干部，报纸、电视台、杂志、编辑记者，最后成《武汉工人报》操盘人，其办报多次受全总好评！后因改革之争开罪当年市总主事者，被投散置闲。 赵向阳从此一门心思浸润于《易》经，闭户苦读数年，再出江湖时，一举成名，能在周易之学与术上均达开宗立派之境。 周易者，汉民族先民认识自然、解释自然，因应自然之基础理论大平台，被古人称为众经之首，当代大学者冯天瑜论之中国文化“元典”，并释意说，“元”者，初始也，核心也。是当时最先进之系统“科学”，与欧洲文化传统之“科学”走的并不是一条道。西方是分科拆零的认知模式，那种以人为地球中心，技术崇拜，不惜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思想传统已走到尽头，恶果尽显。不用百年，转向中国文化传统的趋势必将露头。 赵向阳杂览而至博，在周易学问上，无老师同门，溶古人典籍与自身经历于一炉，面壁深思，一朝顿悟。从此断事判人，无不中的。远道上门者日众，赵向阳答疑解惑，几无宁日。 这就是前举后半句之“阅人无数”。而且赵向阳之“阅”人，能判人生之潮起潮落，比常人感知，其深入程度之差异，不可以道里计。 赵向阳性格内向，正契合了周易之精深，须研习者有大定力，相切相琢，习之玩之，乃成大器。当今周易之业者，学院派有学无术，江湖占筮者有术无学，两者统一，还待岁月！ 赵向阳生活简单朴质，常年中式衣褂，不沾烟酒，即使吃宴席，也是半饱即止。熟人圈子吃饭，则以饭桌为卦，赵向阳按各人座位，断近事，每每让初历者叹为观止。按赵向阳说法：“善易者不占”，所以以象成卦，也是易学之能事，自不必大惊小怪的。 赵向阳最得意者，是他关于周易的一套教学讲义，自认能发前人之未见，之误见。遍观当下易学出版物，赵向阳推许者了了，说宋以来，易学每下愈况，待今人重理。 （选自《武汉面孔》未定稿 ）

文/ 梁艳萍 我的母亲孙玉珍（1938—2007），离开这个世界已经14年多，再过2个月就15年了。 母亲1938年1月27日出生在山西浑源县城南顺街的孙家，是清末光绪进士孙秉衡的曾孙女。那一天是五九的头一天，大寒。距离春打六九头的立春，还有8天。母亲出生于一个多灾多难，战争频仍的时代。 浑源这个地方多山，恒山山脉离县城只有十几公里，县城形制如老龟驼碑。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这里就是道家、佛教的供奉之地，悬空寺、恒山大殿每年多有祭祀与供养。浑源重视教育，据志书记载：从金朝在浑源建立州治以来，历代名流学士为研经习礼、校刊典籍、集贤讲学之便，先后在建造了翠屏、风山等七处书院。到清乾隆年间，浑源在知州龙云雯至知州桂敬顺任时，重教兴学，于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正式创办州学府——恒麓学院。这是浑源第一所类似于现代的中等教育机构。 母亲出生不到满月，1938年农历正月十二（2月11日）浑源就发生了史称“唐庄惨案”屠杀，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黑田旅团长命令山杉大尉带领日军300余人，突袭距县城四公里的唐庄村，杀死了占村民总是六分之一的人口。即使是生活在县城里的人们，也感觉到大屠杀的恐惧，恓惶不安，终日难得安宁。战争的恐怖，杀戮的惊惧，使得人们不得不敛声息气，残存苟活。在抗日战争进入拉锯战之后，浑源就成为日军、国军、八路军和游击队反复进出的地方，国民生活在战争期间的境况可想而知。母亲的伯父孙振武（音）在这个时候，早已离开故乡，军校毕业后，成长为晋绥军名将商震将军的参谋长，随军征战在抗日前线。为了查找这位长辈的资料，我曾经专门高价购买了《河北文史资料》，阅读其中刊载的《商震将军》；也阅读了《世界知识》2011年 第15期刊登的关培凤的《商震:从陆军上将到高级外交官》，王兴纲《我所知道的商震》等论著、文献，在日本的图书馆查找资料，但是，都没有找到这位孙振武的踪迹。 我的母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环境中出生，慢慢长大。1939年7月15日 （阴历五月廿九），恒山南峪口突然爆发特大洪水，洪水裹挟着山石、泥土直奔县城而来，匆忙中，姥姥、姥爷把一岁多的母亲放在一个大盆里面顶着洪水，蹚水离家。这次的洪水，使得浑源城关数千人瞬间家破人亡，庐舍一空，有些甚至灭门绝户，尸骨无存。姚文锦在《浑源70年前发生的事，太惨了！》中记载，“城内因有坚实高厚的砖包城墙阻挡，所以约占全城人口三分之一的城内居民幸免于难”。姥姥、姥爷全家人虽然在洪水中幸免于难，存活下来，但是损失也是很大的。土地、房屋都要重新修缮、清理，慢慢复苏。洪水之年粮食虽然欠收，但苦菜却在疯长，很多人家每日两餐总是离不开苦菜。苦菜加上山药蛋就是一餐，如果苦菜、土豆做馅料，用莜面包成饺子，就是难得的美味佳肴了。从我记事起，每年春天，姥姥总是会包一点苦菜莜面饺子，说实话，涩口，不好吃。母亲也不喜欢吃，她天忌吃素，但好像并不喜欢吃莜面、苦菜、山药蛋。 战争前，孙秉衡（光绪进士）先生已经辞去天津副议长的职务，应麻席珍只邀回到了浑源，成为旧浑源中学的教师。参与到故乡兴办教育，知识育人的活动中。这也是旧式文人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理想难以实现后，辞官返乡，回归故里的一种奉献和志愿吧。孙老先生重视教育，特别是女子教育，他的孙女孙桂兰便成为浑源中学自己的学校培养的的早期女学生之一。据浑源地方历史学者韩众城考据，当年的浑源中学堂设在东门外的恒麓书院旧址。 好不容易抗战胜利，母亲和她那一代人似乎可以安稳读书了。可是，刚入学没多久，事变又来了。三年内战，国共之争中，浑源属于老解放区，土改开始很早，大约1947年就开始了。刘少奇在向中共中央报告各地的土改情况时，几次批评了晋察冀和晋绥等地。认为：“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都不彻底，尚须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农民大会上发表讲话。“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到（倒）地主阶级……”（《晋绥日报》，1947年9月25日）平分土地之后，斗争进一步深入，目的是“起浮财，挖地财”。“起浮财”就是要没收地主、富农的一切所有家产，包括粮食、家具、衣服和住宅。“挖底财”就是要将地主、富农藏起来的财产（主要是现金和金银财宝）全部挖出来。这样，浑源县内，老一辈留有的土地、产业的家族，便无一例外地成为无产者打击、分割、改造的对象。不仅仅财产被瓜分，而且被打、被杀也是家常便饭。他们不是阿Q，不会满足于在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上滚一滚，而是要斩草除根，赶尽杀绝。母亲一家为了活命，迅速地放弃了在县城及乡下的所有家产，一无所有地逃离了故乡、土地。当时的形势，也不允许全家人一道离开，只能分别行动。姥爷先是去了怀仁的朋友那里，姥姥带着母亲和舅舅去了恒山山里的亲戚家躲避，后来又步行60多公里来到了大同市，一家人借住在我祖父四合院的南屋里。这种借住，也是后来我父母结合的起源吧？ 母亲那时候，有几年在辗转迁徙奔波中，当然无法继续读书，自然也就失学了。这种失学的状态持续到1950年代，才逐步安定下来。不管她自己是否愿意，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都只能随波逐流。只有活着，才可能有未来。在重男轻女的年代，孙家一直比较重视女子教育。一是因为女儿比较少，每一代只有一个女孩；二是因为女孩子读书都读的比较好的缘故。女孩子从姑奶奶那一代人就开始读书，成为有知识的女性。所以在面临灾难与挫折的时候，可以当机立断，决定何去何从，何舍何顾；可以面临大事有底气，不折腰，努力做到俯仰无愧。 刚刚到大同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是身无长物，柴碳都要去捡来烧火做饭。姥姥有一手好的女红缝纫手艺，帮助别人缝补、洗涮贴补家用，维持生活。就在艰难的情况下，姥姥让鼓励母亲继续去读书。外婆姥姥认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要办学校、办医院，都需要教书的先生，治病的医生。女孩子做教书先生，是一个可以不依靠她任何人、张口就有饭吃的职业。”“人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偷被抢，唯有文化知识，即使被杀掉也是无法抢夺去的。”就是这样的理念，姥姥支持母亲读书。所以，母亲在读完小学之后，进入大同师范继续读书。   大同师范学校是晋北的一所百年老校，校史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1905年，其前身为山西省立第三中学，为晋北培养了很多教育人才，也为省内与外省的大学输送了优秀的学子。 进入师范之后，成为免费师范生，就不再需要家里供养。学校有发给生活费，吃住都在学校了。1950年代，一切都是新的，青春年华的母亲开始学习新的知识，文化课之外，唱歌跳舞校园活动也不落人后。在师范，她还加入了共青团，成为先进青年的一员。可见她是要求进步的，希望跟上新时代的步伐。在我懂事以后，有时候母亲回来比较晚，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父亲问她，今天怎么晚了，母亲回答：“今天过组织生活”，父亲就不说话了。 听姥姥说，父母结婚是父亲从朝鲜回国之后，我祖父向我姥姥家提亲的。那时候，母亲在煤峪口矿小学教书，父亲转业后在城市勘测队工作。因为父亲在部队的时候是负责地图测绘的作战参谋，所以分配到城市勘测队也是理所当然吧？ 母亲从师范毕业后就做了教师，开始是在煤峪口矿的小学教书，姐姐出生之后，才调回到市内下寺坡街华严寺旁边的第四小学（后华严中学）。母亲是一个“负书人”——背负书本的人，从入职开始就是语文教师，一教40年，直到退休。母亲是教师，一直很忙，每到寒暑假，总会生病，总要躺下一周左右。那时候我很不理解，上班上课的时候没有病，怎么一放假就生病了呢？后来才慢慢了解，那是教师的职业病，平时不敢懈怠，不愿意耽误学生的课业，有个头疼脑热的，也就硬挺下来，坚持到学期结束。 小时候，带领我们读书识字的，不是母亲，而是父亲。父亲在文革之前，给我们讲完了《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名著，也给我们讲了《林海雪原》这样的当代作品，记忆深刻的贾宝玉、诸葛亮、孙悟空、卢俊义、蝴蝶迷、小炉匠、一撮毛等人物，就是在父亲的讲解中活灵活现的。母亲总是早出晚归，在学校里，忙着忙着。我大概4、5岁的时候，跟着已经读书的姐姐认识了不少字，也会背很多诗词、儿歌了。有一天，我蹬着板凳，爬上了高高的红色皮箱顶，把父亲放在上面的书拿下来。有一本《中国通史》，作者是范文澜。晚上，母亲下班回到家，问我在家里做了什么？这一天怎么过来的？我及很得意地告诉她，我一天都在看书啊。母亲问我，“看了什么书？”我说，“范文门的《中国通史》。”父母面面相觑，范文门？我把书拿给他们看，母亲笑起来，“那个作者不是范文门，而是范文澜。你仔细看看，除了门，还有什么？”我拿过书，在看看，确实，门字的旁边有三滴水，门字的里面还有东西，我不认识。父亲说，“那个字不念门，应该念澜，波澜的澜”。母亲接着说，“认字不能自己想当然，读半边，读外框，不仔细就会出错。不认识的字，可以查字典。”第二天，母亲拿回来一本她经常用的《新华字典》，开始教我查字典了。我当时不会拼音，查字典，又开始学拼音。在后面，父亲教会我使用四角号码字典，“横一、竖二、三点捺，叉四岔五方块六，七七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背会了口诀，很快就可以查到需要的字。现在四角号码字典已经再没有人在使用了，电脑和互联网给人带来了的查找字词和资料的便捷。 母亲虽然是在动荡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但因为家中只有一个女儿，备加呵护。母亲天忌，从出生起就没有吃过肉。姥姥姥爷也随她的性子和习惯，为她做些素食。每次做有肉的饭菜时，总是先给母亲把素的做出来，在烩入做好的肉，给我们大家吃。包饺子，也是专门包素馅饺子给母亲。我总是跟着母亲吃素，姥姥就说，“要吃点肉，什么都吃，不然，你就无法走到远处去。”那个年代，衣食短缺，吃肉的机会不太多，一个月有一次、两次就很不错了，别人抢着吃，我家总是母亲不吃，我基本不吃。但是，在姥姥和母亲的却说下，我开始慢慢多吃肉，也逐渐的走到了远方。 由于家里只有一个女儿，母亲除了读书，基本不会做饭、做家务，但是，母亲的毛衣织的很哈好看，肩膀的连接处会缝合起来，没有任何痕迹，像买的一样。这个技术可能也是和同学、同事学来的。母亲有一件米灰色的毛线织成的，一直不怎么舍得穿，后来给我穿。我穿着到学校里去，同事说我穿的毛衣，像个奶奶。于是，我回到家里，在毛衣的周围——领口、袖口、门襟和下摆勾了一圈紫色的边，又在下摆绣了一些不同颜色的小三角毛衣，这样穿出去，就不会有人说了吧？母亲的这件毛衣，我后来带到了武汉，一直保存到现在。 1966年6月间，文革刚刚开始，周围已经开始有抄家的行动，同学的奶奶被涂上如戏剧中媒婆三仙姑一般的红脸蛋，小脚站在小圆凳子上面挨批斗。一天，一群红卫兵闯进了姥姥家，要把姥姥、姥爷赶出大同，赶回老家去。以不连累子女，会浑源住回自己家的院子为条件，姥姥和姥爷回老家去了。哪里知道，这场运动根本不可能考虑或者顾及到个人的命运，而是有一场扫除和清理，苟全性命于乱世尚且不易，哪里有个人讲条件的可能性。姥姥姥爷根本没有可能在县城立足回家，而是直接被发配到了离城40多里的西坊城公社西坊城大队。从此，我的记忆力就有了“西坊城”这个地名。姥姥走的时候，母亲正在怀孕，弟弟尚在母腹中未出生。姥姥走后三个多月，弟弟在医院出生了。这是母亲的第四个孩子，一个人坐月子，带弟弟，还要给我们姐妹做饭。大同的十月，天气冷了，记得母亲头上罩着头巾，穿着一件厚夹袄，在耳房的窗台下把煤块砸碎，把柴火折断，把麻黄点燃，家里烟喷雾罩的，好不容易做好了晚饭，天已经黑了。 弟弟56天的时候，母亲要开学上班了。那时候，附近没有什么幼儿园，弟弟只好先放在家里，我们不上学的姐姐轮流照看，都去上学的时候，请大伯母抽时间看一下。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于是母亲开始想办法，雇人看弟弟。找来找去，在棋盘街找到了一位腿有残障的大娘——香芝母亲愿意帮忙照看弟弟。每天早上送过去，晚上接回来。那时候，总有最高指示在深夜传来，高音喇叭在天空中呼喊，父母总是要半夜三更去开会。我就在家里抱着弟弟，打着盹，等待父母的归来。记忆中，母亲似乎从来没有哭过，即使小声地和父亲商量什么，也是轻声细语，从未声色俱厉，她好像总是那样平静、稳重，不为外界的风雨所动。母亲内心的波涛，我们无从知晓。 经过不断的申诉和争取，2年后，姥姥终于回到了大同，和我们住在一起，母亲有全力以赴的去学校工作了。那是时候，上课不多，总是在学工、学农、学军，究竟学到些什么，也不得而知，母亲在家里从未说过。那时候，城市的学校条件也很差，没有暖气取暖。冬天只能生炉子。秋田的时候，老师总要带着学生长途步行，去远郊的农田收集农民留下的玉米茬子，以便学校冬季引火取暖使用。母亲每次结束了这种长途步行，回到家里的时候，就很累了，不说话，也只吃很少的东西，就和衣躺下了…… 一个夏天，我没有衣服穿了，接替的衣服都变小了，市面上也没有什么衣服、布料可以买——一切都需要票证（券）。没办法，母亲就只好从一个躺柜包袱下面，找出自己年轻时候穿的玉白色镂空绣花的短袖上衣给我穿。同时，还托一个同学的亲戚，花了3元钱，从天津买了一条绵绸的黑色抽绳松紧半截裙，一双白色的塑料凉鞋。我穿着新衣新鞋去学校上学，从此，在同学的眼里，就成为了资产阶级的小姐，思想品德不好，需要时时被监督，处处受批评。连我悄悄读《冰山上的来客》等电影连环画，也是黄色小说，被粗胖妞班长抢走没收，交给了上面。母亲回到家，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我只是说“我没有在课堂上看小说”，母亲告诉我，以后不要把家里看的书带到学校去了。我答应了。那以后，我们总是在家里读各种能够找到的、借到的和抄下来的文学作品…… 时间终于到了1979年代末，社会逐步开始调整，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母亲也可以一心一意地从事教学了。对于学习困难的学生，她总是很耐心地交给他们一些阅读和写作的方法。傍晚的时候，家里总是会有几个毛头孩子在做作业——他们或者没有写完，或者不会写，家长就委托老师带着，写完作业，甚至吃了饭再回家。有几个孩子是经常来的，我下班回来问：“怎么又来了？”那个大眼睛的男孩子就用铅笔挠挠头，不好意思的笑笑，继续低头做作业。 1977年高考恢复，我也参加了第一次高考，因为是初中生，没有上过高中，也没有补习，居然报名考理科，名落孙山也是自然。第二年，再次高考的时候，我考了中等专业学校，从下放的十里店回到了城市。那一段时间，其实，我是不开心的。因为当时学校学习成绩不如我的几个同学，也考试了大专。我自然会和母亲抱怨，就是因为他们的短视，他们的安排，早早把我送到了乡下，这样，我就无法考入自己想去的大学。母亲却说：“自学也可以成才啊！你看华罗庚，不是自学成才的吗？”1970年代，华罗庚的优选法在全国很有名气，各个层次都在推广应用他的“优选法”、“统筹法”，中央新影制片厂新闻简报还拍摄了《教授在工人中间》的纪录片在全国播放。母亲比较善于用当下熟悉的成功事例来劝导和鼓励自己的子女与学生。她又说，“我们学校开始办夜校了，我给你交学费，你去学吧，学外语，学数学都可以。”于是，在母亲的建议之下，我选了2个科目去上夜校，准备再次参加高考。外语学日语（教师是刚刚平反回来的、曾经在东京大学留学的国军将领赵一民老师），理科选了数学，跟着老师学解析几何。每天下班后，就直接骑车到学校去上课，晚上9点半结束后再回家。正是母亲的建议和安排，改变了我以后的道路，让我再次走上了读书、求学之路。从夜校、到大学、研究生，一路走来，都有母亲的支持和鼓励。 2004年，我彻底离开了大同，来的武汉读书工作，就与母亲离多聚少。虽然寒暑假都要回家，但总是忙着自己的事情，只有晚上，有一点交流的时间。究竟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在都记不起来了。2007年春天，我要去东京大学访学，利用在北京开会的间隙，回家呆了8、9个小时，告诉父母我的行程和任务。母亲依然没有太多的言说，父亲却笑话我，说：“国家领导人去了耶路撒冷还要呆3天，你回家却只有几个小时，你好忙啊？”那天，本来我约了朋友，要出去吃饭，母亲硬是不允许，这是她少有的强力阻止我的一次。没办法，我只好邀请朋友到我家里来吃饭。母亲和姐姐他们做了油炸糕、各种菜肴，算是为我送行。那天告别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母亲…… 2007年元月8日，我最后一次去了东京秋叶原的“ヨトバシカメラ”，想为母亲买一件礼物，尽管我已经在9月的时候为母亲邮寄了一些衣服和围巾，给晚辈赠送了刻有东大银杏校徽、用北海道的橡树雕刻的笔筒，可我还是想再为母亲买一点，好让母亲在北京治病时更愉快，更开心。 母亲一直克己，平淡生活。做了一生教师的母亲，非常注重时间，那是因为在她工作的每一天，都要按时上课，那里有她的学生在等待。退休后，两个孙辈每天中午要回来吃饭，下午也要按时去学校读书的。时间对于母亲来说，是那么的重要，她总是每天踏着时间的脚步，分割、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床，早餐，午餐，午休，散步……因此，我为母亲选择的礼物是——手表，一块金色的天梭。1月9日上午，我从东京大学电话回北京，母亲当时正在阜外医院住院观察，准备手术。那天的电话是妹婿接的，说母亲正在做术前检查，他陪着。从手机里传来母亲的声音：“告诉姐姐，不要胡乱买东西，不要乱花钱！我这里什么都不需要。把重的东西托运出去，一定要轻装回来。”这是我听到的母亲最后的话语。病重的母亲仍然在想着她孤身远游异国的柔弱女儿，不要过多地负重，不要考虑家人过多。我竟然害怕母亲责怪，不敢告诉她我又为她买了礼物。 当天晚上，与庆应大学的大石昌史教授在三田的研究室见面，谈谈我的论文和翻译，以及我回国的研究设想。听大石阐释关于游戏美学的理解与思考，听他提示我如何解读西村先生和他的论文，九鬼与西田在日本美学价值方面的差异与差距……很奇怪，在其他同学眼里“厳しい”的大石，在我看来是那么平和，那么亲切。日语听力不是特别好的我，大石的话，我却都可以听懂。 离开三田的宫川，大石送我去地铁车站。地铁口，告别大石。望着他略微前倾的背影渐行渐远，又一次轻轻地说了声，“さようなら！”突然，一阵语言无法形容的难受向我袭来，眩晕、疼痛、瘫软……我这是怎么了？我生病了吗？大石已经走远了，三田站附近冷冷地、几乎空无一人。我像似被抽空拉一般，没有一点力量。只好软软地靠在车站的花坛边，等着，等着那难受慢慢过去。现在知道了，就是那一刻，母亲开始进入最后的时刻，医院开始进行最后的抢救。 1月10日晚，会馆的守门人告诉我，有紧急电话找我，要我务必回话。是谁呢？电话过去，那边传来家里的留言：“不要在北京停留，下飞机后，立即返回大同。”即刻，我给在国内做律师的弟弟电话，家里无人接听。手机接通，弟弟告诉我：“母亲回家去了！术前检查后再次发病。12日举行葬礼，不能等我！……”我回到家乡时，一切已经飞灰湮灭。 母亲离去的100多个日夜里，我这个和母亲一样的“负书人”，常常枯坐、流泪。不读书，不写东西，更不思想。生前母亲一直关心我的学业，希望我早点完成论文，安排好生活，不再负重，不再远游，不再累。其实，我也想尽快做完，做好一点，让母亲高兴。现在，母亲不在了，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母亲离世至今已经与14年了，疫情以来，我无法归乡为母亲扫墓。很多母亲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变得平淡，也变得入骨，虽然不会常常提及，但只要夤夜想起，就会泪流满面……

文/ 董宏猷 前天晚上，刚刚回到武汉，便接到朋友电话，说刘晓航刚刚走了！人便惊呆了。是晓航吗？是那个滿世界行走、热情似火的晓航吗？这个噩耗竟然是真的。晓航真的离我们而去了。 与晓航相识，是在二十五年前，共同编撰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的日子里。那是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与晓航便成为挚友。晓航为人正直、坦诚、热情、侠义，是桃李滿天下的好老师，亦是充满大爱与悲悯情怀的知行合一的作家与学者。他对万里茶道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知青史、中国知青文化的研究、著述与推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成果丰硕。他的前进与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发显示出理想与诗意的光辉。 今天上午，晓航的亲人挚友们为他壮行了。晓航兄，一路走好！ 惊闻大江失晓航仰天号啕泪滿衫笔走龙蛇知青史风吹原野板桥霜万里茶马说古道一腔热血祭大荒青山踏遍含笑去风雨过后是阳光 2021.10.24

文/ 张福臣 2021年10月25日，晴。从晓航兄10月8日第二次住进湖北省中医医院（花园山院区）那时起，我就心神不宁、六神无主，隔三差五就去医院病房看上一眼，看着晓航瘦得变了形的身体，只有那眼神还有说不完的话，想说又说不出来，我心里难受，但无可奈可又无能为力！有谁能替晓航兄减少半分的痛苦也好啊，我做不到，再好的兄弟也做不到，谁也做不到啊！ 10月12日下午4点钟左右我正在湖北一家出版社办事，突然接到晓航兄的一个电话，委托我接待一下从上海专程来汉看望晓航兄的知青代表陆亚平教授。从第二天起我就早晚各一次频繁出入于昙华林老张书舍与医院之间。21日早8点不到，我买了两碗武汉热干面，两杯豆腐脑来到病房让晓航兄的女儿和护工吃早点，她们俩出病房吃早点时，晓航兄和我说：“我想吃豆腐脑”，我问过护士，“不能吃”，三个冷冰冰的汉字，谁又奈何的了呢？中午我在看晓航兄时，张大口喘气，只出不进，眼睛无神，嫂夫人把我叫出病房说：“就这一两天的事。” 从这一刻起我就六神无主了，心神不定地回到了老张书舍，煮了杯咖啡喝了，再六神无主也好、心神不宁也罢，该做的事马上做。1、 电话联系了我和晓航兄挚友萧继石先生起草悼词，并致悼词。2、 联系挚友艾杰起草挽联。3、 电话、微信告知全国晓航的挚友和作家们。22日早到病房，嫂夫人说晓航兄想吃馄饨，医生不许。中午后晓航昏迷休克，晚8时49分吐出最后一口鲜血，安详地闭上眼睛，一步一步地走向天堂！ 在晓航兄闭上眼睛前后，我和晓航共同的好兄弟董宏猷兄通了两次电话，后一次宏猷兄接到电话泣不成声，当晚写下： 惊闻大江失晓航，仰天号啕泪满衫。 笔走龙蛇知青史，风吹原野板桥霜。 万里茶马说古道，一腔热血祭大荒。 青山踏遍含笑去，风雨过后是阳光。 23日下午5时许，宏猷兄改签了到南昌讲课的火车票，来到晓航家悼念，在写花圈挽联回头看了看，一眼就看到“兄弟福臣敬挽”，说到，福臣你也敢称兄弟，我们三个人你最小，应称弟。我愣在了那里，我恍惚中想起“刘关张”，“刘、董、张”…… 从10月23日晚8时49分晓航兄含笑向天堂走去，到现在才62小时22分钟，我恍惚看到晓航兄在微笑，微笑着拿起笔，微笑中开始写书！晓航兄你在天堂中写书，我在天堂中开书店、天堂中卖书！晓航兄天堂再见！ 弟：福 臣 2021年10月25日11点11分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6年5月11日 转自：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他的一席讲演征服了英国人——记李赋宁先生 接下来我要记述的作译者，便是对我馆英语出版物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李赋宁先生了。 李赋宁先生，1935年考入清华土木系，后转外文系。1941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后即在西南联大任讲师至1946年，联大随着抗战胜利而解散，李先生即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攻读，二年后获硕士学位。1949年建国后，李先生中断攻博，于1950年回清华任副教授。1953年院系调整后，他到北大即任教授（当时36岁），直至2004年去世。 李赋宁先生是我国英语界的知名学者，也是我的老师。我在北大求学期间，大三时他给我们讲过一年欧洲文学史，大四给我们开过西方文论课。 他是我馆的老作译者了。早在上个世纪的1962—1965年，他就和王佐良等四位先生为我馆主编过《英美文学活页文选》；改革开放后，李先生等又在这些活页文选的基础上选择和扩充，遍约全国多所高校的英语界专家学者，编成一部《英国文学名篇选注》，每篇英语选文后面都附有“题解与注释”，辑成厚厚一册，大32开精装本，共1200多页。由于是名家主编，名家选名篇，名家讲名篇，此书于1983年9月出版后，立即成为全国高校英语系师生的必备书，到上个世纪末，即1999年5月已8次重印，迄今仍是我馆的常销书。 李赋宁先生倾注了很多心血的专著《英语史》是上个世纪90年代由我馆出版的。出版过程中，为了此书的某些内容增补及作者看校样的时限问题，我曾去过李先生在北大朗润园的住处与他商讨问题，李先生对我这个昔日的学生十分客气，而且完全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其对待晚辈的谦和态度一如当年。 我这里要特别提一提李赋宁先生于1997年我馆百年馆庆时在专门为国外与境外来宾开的庆祝会上的讲话。百年馆庆时，有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国外来宾和来自我国港、台地区的境外来宾，由于要配备翻译会延长会议时间及主席台座席次序难以安排等原因，当时馆里决定，在有我馆全体员工和上级首长参加的正式庆祝大会之前，先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厅为国外和境外来宾单独安排一次座谈会，与会人员只限于馆有关领导和外语编辑室全体同志。馆里请李赋宁先生作为我馆作译者代表用英文发表一篇讲演（未配翻译）。 记得那天李先生讲得特别有精神，他一头白发，挺立在麦克风前，用不快不慢的语速、一口略带美语腔调的标准语音娓娓而谈，他的英语讲演辞用词精准典雅，句法跌宕多变，是一篇上佳英语文章。当时，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OUP”）亚洲地区出版总监斯恪先生（Alastair Scott）正好坐在我身边，我见他对李先生的演讲听得十分专心。记得李先生曾讲到“publisher”在中文里不应该译为“出版商”（李先生用英语译释作“从事出版业的商人”），而应译为“出版人”（李先生用英语译释作“从事出版业的人士”），因为publisher虽然要出书谋利，不谋利便无法生存，但作为publisher，其更为重要的追求应该是出书育人，以出书来推动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像OUP和商务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知名出版社无不如此（大意）。 对于这几句话，斯恪先生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在会议间歇时，我告知斯恪先生，李赋宁先生是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中国英语界第一流学者，在我馆出版过《英语史》专著。他早在1946年就去美国耶鲁大学深造。除英语外，还精通法语、德语、拉丁语、古希腊语。斯恪先生听了我的介绍后说：“和OUP一样，只有你们商务印书馆这样的著名老出版社，才会有这样优秀的作者（authors）啊。”当时，我馆正在与OUP加强合作，已经出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简体字中文本的第三版和第四版。这两版的译者都是港台人士。此后，在我馆与OUP商讨出版“牛六”（《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时，OUP便欣然同意由我馆来负责中文本的组译工作，组织内地高校的译者来翻译，再由两家的编辑分头审稿。我想，在推动我馆与OUP的合作上，李赋宁先生的这一席讲演也可能起到了一些作用。 由李先生作为总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是国家出版规划的重点项目，其第一卷和第二卷在上个世纪末由我馆顺利出版，第三卷（含上、下两册）也于2001年出版。可惜的是，李先生于2004年5月就去世了，其时，我也不再担任副总编辑而改任《英语世界》杂志社社长了，故而，在我后来去李先生的蓝旗营新居向师母徐述华先生表示慰问并送上唁金时，只能代表杂志社了，而李先生早在西南联大就与该刊前主编、我馆已故编审陈羽纶相识，担任过该刊顾问，还为该刊《识途篇》专栏写过文章，所以说，李先生在多个方面为我馆作了贡献。 天下何人不识君——记许国璋先生 1979年改革开放伊始，我国出现了全民学英语的热潮。我馆那时出版的由许国璋先生主编的《英语》1—4册就成了当时我馆最畅销的出版物之一。 许国璋先生，1934年9月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1936年9月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9年9月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毕业。先后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1947年12月赴英国留学，相继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攻读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1949年10月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直至逝世。 这套教科书由全国多所高校的知名教师分头编写，而由许国璋先生总其成，他以先进的英语教学观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并结合中国人学英语的特点规划大纲，指导课文与习题配置，因而选材精当、复习题设计科学、课文深浅循序渐进，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每重印一次，全国各地新华书店都抢着来订货，我馆王府井门市部（一排小平房，位于今涵芬楼书店北侧马路边上）每次开售此书更是热闹非凡，门市部小小的空间里挤满了人，挤不进来的购书读者于是在门市部外面向南北两侧排起长队。那时，我们中午到食堂买饭时经常会见到这样的排队“长龙”。 我初识许先生大约是在1984年于天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至今还记得，会议结束后，我们集体乘宾馆门前的一辆大巴赴火车站返京时，宾馆大堂内忽然出现了围观的人群，其中有不少女服务员，听她们叽叽喳喳地轻声交谈，“哪个是许国璋？”“看，楼梯口那个戴眼镜的瘦老头就是！”七八年后，我向许先生提起这件事，我说“许先生，您真是天下何人不识君啊！”他老人家听了满脸笑意，连连摆手让我不要谈这些事了。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许国璋英语”（那时大家都这么叫，《北京晚报》上各种英语补习班的广告上更简化为“许国璋一、二”、“许国璋三、四”等等）需要修订，还出现了版权纠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要求许先生从我馆收回这套教科书的版权而改由他们出书）。为此，时任我馆总经理兼代总编辑的林尔蔚同志带着我几次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以下统称“北外”）许先生家登门造访，与他商谈“许国璋英语”的修订与版权事宜。林尔蔚同志态度谦恭，说话语气诚恳，许先生对我们也很谦和，由于双方都能相互谅解，故提出的处理方案虽然不同，但每次磋商的气氛都很融洽。我们每次去许先生家谈完正事后还常拉拉家常，他和许师母每次都坚持“留饭”——在北外校门边一家餐厅里请我们吃饭。因此，许先生每次到我馆来，林尔蔚同志都亲自接待，并且也坚持“留饭”——到外面找家饭店吃顿饭。每次用餐到中途，尔蔚同志都示意我先去柜台结账，以免许先生又争着要“买单”。一来二往，许先生和我们的关系日益紧密，最后发展到了几乎无话不谈的“好友”的程度。最后，尔蔚同志出于对许先生身在北外的这一具体处境的谅解，毅然作出让步，达成协议：“许国璋英语”仍由我馆出版，其修订版（改名为《现代英语》）的一、二两册改由外研社出版发行，我馆则出版其三、四册。一、二两册的销路显然会大于三、四册（前者是入门阶段的用书，后者是进一步深造的用书），我们甘愿吃亏（到后来，由于读者水平普遍提高，各种各样引进的与国人自编的英语教科书层出不穷，《现代英语》的销售已不再有“许国璋英语”当年的热销盛况了）。 为了对我馆表示一点“补偿”的心意，在此期间（好像是1991年左右），他答应把自己的心血结晶——一百余篇有关语言学理论、语言研究、外语教育、文化与翻译、英国文学等领域的论文编成“论集”交我馆出版，我们当然欢迎。当时，他带的一位博士研究生正在帮他整理这些文章。1993年，许先生赴欧洲讲学回京后，由于辛劳过度，没多久便病倒，1994年9月许先生在北京病逝，许师母不久也随他而去，令人伤感。 1997年5月，我们赶在许先生离世三周年前夕，出版了《许国璋文集》第一卷，1999年1月出版了第二卷。许先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语言文字卷”的副主编，这两本《文集》内容丰富，学术水平极高，例如《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马氏文通〉与其语言哲学》等文，表现了许先生学贯中西的极高学术造诣，令人钦佩。出于胶片老化等多种原因，该书至今未重印，目前已是一书难求，《文集》第一卷在网上的销售价格已高达200多元（原价28.50元）。 2015年冬，北外举办许国璋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我馆总编辑周洪波同志出席并讲了话，这充分体现了我馆对作译者的尊重，也足以告慰许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一次成功的组稿——记王佐良先生 上文提到的初识许国璋先生的那次会议，是由教育部于1984年在天津召开的，是教育部属下“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后改为“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一次年会。编辑室的领导派我去天津与会，任务有二，一是了解全国高校英语教育的发展走向，二是鉴于到会者都是英语界的领军人物，让我去看看有无组稿、约稿的机会。 王佐良先生，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1939年于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教员、讲师。1947年考取庚款公费留学，入牛津大学，成为茂登学院研究生，师从英国文艺复兴学者威尔逊教授。1949年9月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直至去世。 在那次会上，我组到了山东大学英语系编写的一套英语教材，这套教材还是编得不错的，曾多次重印，但总的印数不多，因为采用这套教材的，大多限于山东省内的高校。而令我更难忘记的一部书稿，却是王佐良先生撰写的《英国散文的流变》。 王佐良先生是我国英语界的名家，其英诗汉译早就脍炙人口。他也是上文提到的我馆出版的《英国文学名篇选注》一书的首席主编。他那时已担任了北外副院长，又是全国人大代表。 由于王先生地位太高，到会后我未敢冒昧接触他，不料在一次用午餐时，我与王先生邻桌，背靠着背，椅子靠得很近，我听到了王先生对那一桌的人（大多是英语界名流）说：“……现在大家研究英国文学，重点都放在英诗和长篇小说上，很少看到有人谈及英国散文。我倒是想写一点有关英国散文方面的东西……”听到王先生的这番话我心头一动，于是在当天晚上我大着胆子找到王先生住的单间。我记得，单间的门是虚掩着的。我轻轻地叩门，王先生听见了，从房间里说“请进”，我就走进去了。见到王先生，我急忙掏出名片递过去，自我介绍说：“我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想和王先生谈点事。”他那时正在看电视（似乎是足球赛），听了我这话以后便把电视关了，请我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来。他边转动小沙发边说：“噢，你是商务的，你找我有什么事？”我于是把他中午在餐厅里说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说：“听了王先生的话，我们商务对王先生打算写的这本书很感兴趣，不知道书写完没有，这本书愿不愿意交给商务出版？” 他听到后很高兴，但他告诉我，他现在担任了行政职务（指北外副院长），杂事多，会多，太忙了，只能抽空写一点儿是一点儿，现在刚开了个头，接着他又明确表示：“我当然愿意把书交给你们出了，你们商务在学术界名气太大了，外研社成立的时间短，和你们可比不了！” 我听了急忙钉牢一句：“那就谈定了，王先生这本书由我们商务出了！”——其实，我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编辑，对书稿并无拍板权，但我料定我馆有关领导肯定会接受王佐良先生这样的名家之作的。 我临走时王先生主动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并且告诉我，他白天电话忙，打不进去要耐心多等一会儿，后来他想了片刻，又拿起笔来在名片上写下他家里的电话，以便我与他联系。我对王先生做事考虑如此周到十分钦佩，但我后来从未给他打过电话（哪敢真的打扰他呢），有事多半是写信。 大约隔了两三年，王佐良先生才把稿子寄来。该书由我担任责编，出书后王先生还专门打电话给我，对书的封面设计和版式都表示十分满意，那时，我馆是新闻出版署直属单位，每隔两年署里都要对直属社的出版物评一次奖，在某一年的评奖中，王佐良先生这本填补了英国文学研究领域空白的《英国散文的流变》获得了“编辑奖”，那张奖状我至今还保存在手边。

来源：南方都市报 砥砺二十载，刘象愚译全本《尤利西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 近日，詹姆斯·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文学巨著《尤利西斯》全新译本由刘象愚先生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该书是继萧乾、文洁若和金隄译本之后整个华语世界的第三部《尤利西斯》全译本。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诗人，被公认为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影响最为深远的巨匠和宗师，甚至被誉为继莎士比亚后英语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 《尤利西斯》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是现代派小说的经典，它被评为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首。为表达对这部巨著的尊崇，小说的情节发生的日期6月16日已经被确立为“勃鲁姆日”，每年都会举行纪念活动。 小说以时间为顺序，描述了主人公——苦闷彷徨的都柏林小市民、广告推销员利奥波尔德·勃鲁姆，于1904年6月16日一昼夜间在都柏林的种种真实经历和所思所想。乔伊斯将勃鲁姆在都柏林街头的一日游荡比作奥德修斯（即尤利西斯）的海上十年漂泊，同时刻画了他不忠诚的妻子莫莉以及“斯蒂芬英雄”寻找精神上的父亲的心理历程。小说大量运用细节描写和意识流手法构建了一个交错凌乱的时空，语言上形成了一种独树一帜的风格。 刘象愚先生花费超过二十年时间潜心翻译，可谓苦心孤诣、殚精竭虑，数易其稿，终成完稿。除《尤利西斯》文本外，本版《尤利西斯》附赠刘象愚先生五百多页的翻译札记《译“不可译”之天书——<尤利西斯>的翻译》，从翻译理论到具体的翻译技巧、字句斟酌，全面讨论了像《尤利西斯》这类“天书”一样的现代派经典究竟应该如何翻译的问题。 精彩书摘 《尤利西斯》译后记 文/刘象愚 断续地缠绵在这个译本中已经20多年，现在，终于要为它划上句号了，不情愿，但却也不得已。不情愿，是因为舍不得，总觉得继续缠绵下去，会使她变得更美，会使我们之间的情感更加深沉；不得已，乃是因为她的美有如蒙娜丽莎的微笑，无论怎样体认，无论怎样摹拟，恐都难以穷尽，而且我这个私慕者也已是日渐衰老的江郎，手中这支秃笔怕再难给她增添更多的光彩了。 从20世纪70年代末读研时起，我开始接触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开始接触老乔和他的《尤利西斯》，开始读解这部被称作“天书”的作品。我产生了将其译成中文的想法，斯图尔特·吉尔伯特（Stuart Gilbert）的《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James Joyce’s Ulysses）成了最早引导我进入此作的钥匙。吉尔伯特曾协助奥古斯特·莫雷尔（Auguste Morel）和瓦莱里·拉尔博（Valery Larbaud）将《尤利西斯》译作法语。为了做好这一译事，每逢疑难，他必向乔伊斯请教。他语重心长地说：“翻译最要紧的是透彻理解自己的翻译对象；而任何的含混与不确定都必将导致失败。在翻译那些结构复杂、意义极难把握的作品时这一点尤其重要。译者须从细致解析原作起步，只有当原作隐含的种种意味完全展现出来时，他才能开始寻找接近另一种语言的途径。”（In making a translation the first essential is thoroughly to understand what one is translating; any vagueness or uncertainty in this respect must lead to failure. This applies especially when the texture of the work to… Read More »

本文转自：中国文艺网 许渊冲教授曾翻译过《顾毓琇诗词选》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顾毓琇诗词共100首。笔者来到北京大学畅春园许老的家中，就他与顾先生之间的故事采访了这位当年西南联大的高材生。 近百岁高龄的许老，在谈及顾毓琇先生时，显得很兴奋，不住感叹道：“顾老是真正学贯中西的文理大师！”顾毓琇先生1902年生于江苏无锡。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电机系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并在1972年获得国际上素有电机与电子领域“诺贝尔”奖之誉的兰姆金奖。作为一名教育家，他是清华大学电机系、无线电研究所和航空研究所的创始人，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老师。同时，他又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佛学家。 许老说，他与顾先生是师生关系，但始终没能见面。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顾先生随清华大学到长沙，担任由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工学院院长。其时，临时大学文学院院长为胡适之，理学院院长为吴有训，法学院院长则是陈岱孙。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在汉口改组，顾毓琇被任命为教育部政务次长，离开了长沙临时大学。同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前往昆明，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许老则是考入西南联大的第一届学生，但此时顾先生早已离开联大。 二人虽无面缘，却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书信成为忘年交。 许老早在中学时期就读过顾先生的中篇小说《芝兰与茉莉》 。许老的表叔熊式一是顾先生在清华的同级同学。熊式一曾将《王宝钏》改编为英文话剧，并在欧美上演，轰动一时，是继辜鸿铭之后将中国文化带向世界的第二位中国人，并与英国大文豪萧伯纳交往甚密。1946年顾先生去牛津，熊式一邀请他和陈伯通一起去拜访91岁的萧伯纳。顾先生之后填了3首《水龙吟》 ，其中1首就是谒萧伯纳之作： 萧翁还似莎翁，人间何世总堪说。有情如愿，空忙无事，诗思双绝。凯撒雄图，贞婀壮志，几番周折。比莎翁半百，萧翁九十，巍巍杖，飘银发。 上世纪90年代，许老将自己的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寄给顾先生。其时，迁居美国多年的顾先生已是九旬老人。他在收到书后“当即一口气读完” ，并亲笔回信说：“甚佩。许多西南联大旧事及人物，均感兴趣。先生毕业于江西二中，与吴有训兄先后同学，又为好友熊式一之表侄。联大诸师友，本人大致相识。” 1997年4月26日，时年95岁的顾先生在看了许老英译的《中国不朽诗三百首》后，非常欣赏，并写信说：“历代诗、词、曲译成英文，且能押韵自然，功力过人！” 在信中，顾先生提到让许老译诗的事：“建议将拙作诗选择60首，词曲约40首，考虑试译。从1997起每年译25首，至2000年可得100首。先生比余约小20岁（与杨振宁1922年生比，只大一岁） ，此后20年大有可为！”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与许老是同学，其父杨武之曾任教于清华，顾先生任清华工学院院长时居于清华西苑16号，与杨武之为邻，故早在杨振宁中学时就已与其熟识。顾先生一生交友甚广，当时已是鲐背之年，仍清楚记得许与杨的生辰。其对晚辈的关注、赞赏与鼓励，在写与许老的信中可见一斑。 在计划翻译的100首诗词中，顾先生只自选了大概50首，剩下一半则交由许老选择。翻译过程中，许老曾多次写信给大洋彼岸的顾先生询问翻译的准确性。在翻译“莫愁湖”时，顾先生说音译为“Mochou Lake”即可，而许老提议翻成“Grief – less Lake”即“没有忧愁的湖” ，顾先生则采纳了他的建议。每当二人意见相左时，顾毓琇先生都以许老的意见为主。在采访中，许老向笔者感慨道：“顾老很开明的，尽管我们是师生。” 二人还曾就翻译标准、真与美的关系在信中进行探讨。许老主张文学要以美为主，科学要以真为主，顾先生对此表示赞同，并让其用文学的方法去翻译自己的诗词。在与笔者谈及这些内容时，今年已92岁高龄的许老不时激动得抚掌而笑，他说：“谈到真与美的关系，我们也谈得来，虽然隔了一代。” 2001年《顾毓琇诗词选》出版后，顾毓琇先生对此颇为满意，还送了一本给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许老日后在谈及此书时说：“在顾毓琇的诗词中，我们还可以听到世纪走过的脚步声，如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的爆炸、登陆月球；可以看到世界的名胜古迹，如中国的南京、英国的牛津、美国的哈佛；可以见到国际的风云人物，如法国的拿破仑、美国的罗斯福和杜鲁门等。英国诗人说得好：‘一粒沙中见世界，一小时内见永恒。’在《顾毓琇诗词选》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的缩影。” 2002年9月9日，顾毓琇先生在美国逝世，享年100岁。许老寄去一篇纪念文章《文理大师顾毓琇》 。文中写道：“顾毓琇被誉为本世纪唯一的文理大师，只在文艺复兴时期才有的全才。”

来源：学人Scholar 文 | 徐复观中国的历史是由在历史中只有集体纪录而无各个纪录的绝大多数的士人所塑造的。此绝大多数人的性格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历史的性格，因为除了他们外还有更多数的由中国文化所陶冶的善良农民。但他们的性格一直到现在为止，依然可以决定中国历史的命运，因为决定命运的政治与文化还是在这般人手里。于是他们的命运也几乎就是中国历史的命运。一知识分子的性格，首先是关系于他所持载的文化的性格。中国文化精神的指向主要是在成就道德而不在成就知识。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就也是在行为而不在知识。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也缺乏对客观知识负责的习性。西方人为求得知识，要从具体的事物上求出抽象的概念。中国人则是就具体事物之本身来看事物，缺乏概念性的思维习性。每一个具体的东西，其内容都是无限的，一草一木都是一个无限。人们对于无限的东西常是想象重于定义，并且也无从下定义，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缺少对事物确切不移的概念，可以多方立说，并且可以随便做翻案文章。我小的时候父亲告诉我舌头是扁的，可以说得过来，也可以说得过去。这是过去开启青年人思路的一般说法。固然，我们早就承认“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这只能从各人的动机去向内认取，并不能在客观中如二加二等于四样地共同肯定。所以“是非”在中国文化中缺少客观的保证。中国知识分子甚至于因读书而来的才智，只是作为变乱是非的工具。因此，把这一群人称为“知识分子”实在有一点勉强，我觉得最妥当的称呼是“读书人”。 中国文化所建立的道德性格是“内发”的、“自本自根”而无待于外的道德。其对象是各人自己的心，其尺度也是各人自己的心。心在内面，可内视而不可外见，可省察而不可计量，其证验只是个人的体验，其方法只是个人的操存，一切都是主观上的。于是作为中国文化基石的“心”，没有方法作客观的规定，而只靠自验于心之安不安。孔子的学生宰予和孔子争辩三年之丧，孔子问他对自己的主张是否心安，宰予自己承认心安时，孔子便毫无办法，只好说如“汝安，则为之”。这种只能信自己而无法求信于他人，只好看自己而不能看他人的格局，若不向上升起而系向下坠落，便可一转而成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格局，恰合乎作为自然人的自私自利的自然愿望。因之，中国知识分子常是由文化上以道德之心为一切的出发点，一转而为以自利之心为一切的出发点；由以一切为充实个人道德之心之资具，一转而为以一切为满足个人私利之心之工具。于是中国文化在成就人的人格上，常表现为两极的世界。一是文化向上性的少数知识分子的世界；一是多数的一般知识分子的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世界。西方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可由“他力”的宗教、法、国家社会等加以限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则没有也不接受这些“他力”的限制，只有听其“人欲横流”地“横”下去。二文化落在历史的实践中，必定和历史条件互相影响。希腊的知识分子是由商业蓄积的富裕生活而来的精神闲暇所形成的。他们解决了自己的生活，乃以其闲暇来从事于知性的思索活动。他们不是为了求生活而去找知识，这便保障了知识的纯粹性，养成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优良学统。中国由贵族没落而开始形成的士大夫阶层，亦即是此处之所谓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无物质生活的根基，除政治外亦无自由活动的天地。于是一开始便是政治的寄生虫，便是统治集团的乞丐。所以历史条件中的政治条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性格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不过，我们若以为中国历史中的知识分子的性格，就是和现在的一模一样，那便是很大的错误。现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可以在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中去寻找其历史根源。唐宋以前和唐宋以后，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因而知识分子的性格，大概地说，也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西汉文帝以前，政府与士人尚无正式的制度化关系。文帝二年十一月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这是士人进入政府开辟正常门径之始。汉武帝虽然听董仲舒的话立了太学，但汉代的人才很少是出于太学，而皆出于由文帝所开始建立的“乡举里选”。选举的大别为贤良方正与孝廉，再加上直言极谏和茂材异能等。贤良重才学，孝廉重“行义”。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几种历史的意义。第一，士人仕途是由于政府的选举征辟，而不是出于士人直接对政治的趋附奔竞，可以养士人的廉耻，并使士人不能不以社会为本位。第二，士人的科别行能不是出于以皇帝为中心的灵感，而是出于乡曲的“清议”，是社会与政府共人事进退之权，而且社会是一种原动力，无异于政府把人事权公之于社会。第三，中国文化是道德性的文化，是要成就人的道德行为的，而两汉对士人的要求，在这一方面，与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相一致。因此，汉代的选举制度虽有流弊，但其所表现的基本精神则确是趋向真正民主的这一条路上。 到魏文帝时，尚书陈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即所谓“九品中正”。中正的品鉴是以士人的行谊为标准，此一标准，中正仍须采之于社会，并在理论上可以不为政治权力所左右。知识分子依然是站在皇帝与老百姓的中间，发生一种贯串平衡的作用。其自身即在此贯串平衡的作用中，对政治保持了相当的尊严，维持住若干的人格。这里，应稍稍提到南北朝的世族问题。南北朝三百年间用人多取之世族，士大夫至此形成社会上的特殊阶级，形成知识分子的贵族。这是社会的一大变局，流弊当然很多，但从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关系而论，也有许多好的影响。第一，此种门第仍受社会清议约束，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第二，知识分子的门第保证了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独立性。所以六朝士大夫多带名贵气，与后世龌龊不堪的情形两样。这站在知识分子的本身来说，也算是难能可贵的幸运。三科举制度，即今日之所谓考试制度，严格一点地说是始于隋大业中之始建进士科，自此历唐宋元明清而不废。这是知识分子本身命运的一大变局，也是中国历史命运的一大变局。州举里选之法，人才选择的根据是社会舆论。科举在事势上却只着眼于文字，这便使士大夫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脱节，使知识分子对文化无真正的责任感。文字的好坏要揣摩朝廷的好恶，这便使士大夫一面在精神上乃至在形式上可完全弃置其乡里于不顾，完全与现实的社会脱节，更使其浮游无根；一面使朝廷再无须、亦无法与社会共人才进退之大权，州举里选的一点民主精神因此一变革而扫荡以尽。科举考试都是“投牒自进”，破坏士大夫的廉耻，使士大夫日趋于卑贱，日安于卑贱，把士人与政治的关系简化为一单纯的利禄之门，把读书的事情简化为一单纯的利禄的工具。科举考试下的士大夫与政治的关系全靠天朝的黄榜向下吊了下来，做皇帝的由此而更存轻视天下之心。世传唐太宗所说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入彀”两字，实已刻画出此种制度的精神与面貌。所以唐代“进士浮薄”、“世所共患”，清流遂随唐社而俱尽。宋太祖承五代盗贼夷狄交相凌虐之后，本其真正悔祸之诚，与夫歉然有所不足之念，承认“道理最大”，故发为宽容之政，并遗诫子孙不杀士大夫，这是宋代儒学能够复兴的重要条件。但取士之制一依唐旧，而局格更为完备。加以门第之势已尽，印刷之术渐昌，士人的数目便大大地增长。加以平民虽可以读书，但读书后即不复如汉代士人之“耕且读”，而成为社会上游手好闲之徒，生计上毫无自立之道。士庶分途之外，再加上儒吏分途，至宋而更为确定，不仅士大夫少实事磨炼的机会，并少一谋出身衣食的途径。杨龟山《答练子安书》谓“与其屈己以求人，孰若以义受禄于吾君为安乎”。这是多么寒酸的语调。 有明一代的结论，可以顾亭林的《生员论》作说明。他从正面指出在科举下的生员弄成“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由此可知明代之亡于盗贼夷狄，可说是必然之势。满族以异族凭陵中夏，威逼利诱并进，八股之外，更创造出读上谕、读圣训等的奴化方法。于是士大夫在“盗贼”的气氛外，再加强“奴才”的气氛，求其如唐宋明三代尚有站在科举中而为真正的人生、社会、民族奋起呼吁之人，亦不可多得。考据学的兴起，开始不过出于聪明才智之士避开正面问题而逃空虚的心情，以后则在既成风气之下互为名高，因而辟出一条门径。而梁任公竟说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未免对中西文化的大本大源太皮相耳食了。说到此处，我们应该想到在这种历史条件之下，有程朱陆王这一辈人出来，指出程文之外另有学问，科名之外另有人生，朝廷之外另有立脚地。何者是士人的真事业，何者是士人的真责任，如何才能真正算得一个人，这才是在强盗、奴才的气氛中真正的人的觉醒、知识分子的觉醒，这才是中国的真正文艺复兴。赖有这一辈人，使漫漫长夜中犹见一炬之明，以维系人道于不绝，这是何等的艰难，何等的气魄，何等的伟大。这种人只是多数中的极少数，他们的存在永远是岁寒中的松柏，使人知道春天的颜色，使人相信可以有一个春天的。但亭亭之柏、郁郁之松，其本身并不就是春天。这毕竟是中国文化的制限、中国文化的悲剧。四由孤立而进入东西正式交通以后的中国历史，确是历史上的一大转机。代表西方文化的科学与民主一方面可以把中国文化精神从主观状态中迎接出来，使道德客观化而为法治，使动机具体化而为能力，并以可视的可量的知识补不可视不可量的道德文化所缺少的一面。另一方面则由科学民主而提供了我们以新的生活条件与方法，使我们可以解决二千年久悬不决的问题。欧洲由中世走向近世的改变，冒险的商人是走在知识分子的先头，而由商人为主干的新兴市民阶级的力量，也远大于作为市民阶级组成分子之一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中国则只是由知识分子带头，社会变化的程度远落在后面。但时代毕竟是进步。我希望每一个人以平旦之气面对现实问题，一样一样地切实去想。朱子在指出宋代上下是以盗贼相与之后，接着说“只上之人，主张分别善恶，擢用正人，使士子少知趋向，人心自变”。这可说是最低调的说法。我试仿此意说：“只今培养大家的人格，尊重中西的文化，使每一人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自己的知识负责，对客观问题的是非得失负责，使人人两脚站稳地下，从下向上伸长，而不要两脚倒悬，从空吊下，则人心自转，局势自变。”（本文摘自徐复观：《论智识分子》，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来源：吾庐道场 黄永玉 今天 可染先生逝世了。离开他那么远，我很想念他，为他守几个钟头的灵，和他告别，看一眼他最后的容颜，不枉我们友谊一场。唉，可惜办不到了！ 他比我大十六岁，也就是说，我回北京二十八岁那年，他才四十四岁。那算什么年龄呢？太年轻了。往昔如梦，几乎不信我们在那时已开始了友谊，那一段温暖的时光。 黄永玉率领大雅宝的孩子们郊游一九五三年，我，带着七个月大的黑蛮，从香港回到北京，先住在北京北新桥大头条沈从文表叔家。按年代算，那时表叔也才四十五岁，真了不起，他那些辉煌的文学作品都是在四十五岁以前完成的。 在他家里住了不久，学校就给我安排好了住处。那就是我将安居十年左右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 第一个到新家来探望我们的就是可染夫妇。 一群孩子——二三十个大小不同的脸孔趴在窗口参观这次的探望。他们知道，有一个从香港搬来的小家庭从今天起将和他们共享以后的几十年的命运。 可染夫妇给我的印象那么好！ “欢迎你们来，太好了！太好了！没有想到两位这么年轻！太好了！太好了！刚来，有什么缺的，先拿我们的用用！——你们广东人，北京话讲得那么好！” 我说：“她是广东人，我是湖南人。” “好！好！我们告辞了，以后大家在一起住了。” 　　和可染先生夫妇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今年年初的一个什么会上。我给了他几支英国水彩赭石颜料，这东西画人物皮肤很见效，比眼前的中国颜料细腻。他一直是相信我的话的，但没有机会听到他说是否好用的消息了。 对于他们的孩子，我几乎是他们的真叔叔，尊敬，信赖。猛然遇见我时会肃立认真地叫一声叔叔。大雅宝的孩子长大以后都是这样，这不是一般的关系。郎郎、大卫、寥寥、毛毛、小弟、沙贝、沙雷、伊沙、袁季、袁聪是这样，小可、李庚更是这样。我们混得太熟、太亲，想起来令人流泪。 文革以后除了被国家邀请与作人、淑芳先生夫妇，可染、佩珠先生夫妇，黄冑老弟夫妇住在一个好地方画任务画之外，记得只去过可染先生家一次。 为什么只一次？只是不忍心。一个老人有自己特定的生活方式、创作氛围，一种艺术思路的逻辑线索。不光是时间问题。客人来了，真诚地高兴；客人走了，再回到原来的兴致已不可能。不是被恶意地破坏，不是干扰，只是自我迷失。我也老了，有这种感受，不能不为他设想。 不过十年以来，倒是在我们家有过几次聚会。那是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国外，放暑假回家，请伯伯、伯母们吃一次饭。照例约请可染夫妇，作人夫妇，君武夫妇，苗子、郁风夫妇，丁井文老兄，周葆华老弟，间或木刻家李少言兄和一些偶然从外地来的好朋友。梅溪做的菜在诸位心目中很有威信。大家一起也很好玩，说笑没有个尽头。到了晚上九点十点，车子来接他们回家了，都不情愿走，可染和作人两位老人还比赛划拳，谁输谁先走。一次杨凡老弟恰巧也在，照了不少相片。 “世上无不散的筵席”。孩子都长大了，伯伯、叔叔们一天天老去，虽明白这是常规常理，却不免感慨怆然。 和可染先生夫妇多次谈到大雅宝胡同的每一件零碎小事，他们都那么兴奋，充满快乐的回忆，说我的记性好，要我快些写出来。当然，他们是希望通过我的回忆重温那段甜美的生活。我答应了，我以为可染先生起码会活到九十岁，“仁者寿”嘛！不料他来不及看我的这些片段了。唯愿有一天把这篇文章祭奠在他的灵前…… 当然，我还要请读者原谅我这篇文章的体例格式。我是为了活着的李可染而写的，是我们两家之间的一次聊天，回忆我们共同度过的那近十年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生活。一九五六年我在上海《文汇报》用江纹的笔名发表了篇谈叶浅予先生的文章，人家问起他，他就说：“是大雅宝那边的人写的！”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不是一个画派，是一圈人，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老的凋谢，小的成长，遍布全球，见了面，免不了会说： “我们大雅宝”如何如何…… 大雅宝于今“走”的老人多了！苦禅、希文、袁迈、尚仁、常浚、布文，现又添了个可染。 听说佩珠栽的那棵红石榴树已经长成了大树。四十年过去，经历了那么多的忧患。恐惧能使生命缩短，难怪文革那些不幸的日子觉得过得快。其实，“四人帮”垮台之后的日子也快。那是我们解放以来从来未有过的真的笑、真的舒坦的好日子。树若有知，会记得这段漫长的甘苦的。 因此，不能不先写写我们大院子所有的人和生活。李可染活动在我们之中。文章点到那里，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 那时的运动一个接一个，人们的情绪饱含着革命的内容，一肚子、一脑子的激情。交谈都离不开这些主题。与其说是虚伪，不如说是幼稚、蒙昧，再加上点恐惧来得更确切。像各人躲在自己的帐子里互相交谈，免不了都隔了一层。因为习惯了，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但和李可染相互的谈话都是艺术上的探讨，我又说得多，大家直来直去，倒得到无限真诚的默契。 也有很多机会听他谈齐白石。他谈齐白石，是真正原味的、不加味精香料的齐白石，这么一来，倒非常之像他自己。 他第一次见齐白石是带了一卷画去的。齐见到李，因徐悲鸿的介绍，已经是越过一般礼貌上的亲切，及至他读到李的画作，从座位上站起来，再一张一张慢慢地看，轻轻地赞美，然后说：“你要印出来！要用这种纸……” 于是他转身在柜子顶上搬出一盒类乎“蝉翅宣”的纸来，说：“这种，你没有，我有！用我这些纸……” 他明显地欣赏可染的画。齐九十岁，可染才四十刚出头。后来李对齐产生拜师的动机，是对齐艺术的景仰，并且发现这位大师的农民气质与自己某些地方极其相似，已经不是什么常人的亦步亦趋的学习，更无所谓“哺乳”式的传授。一种荣誉的“门下”；一种艺术法门的精神归依。 可染精通白石艺术的精髓。他曾经向老人请教“笔法三昧”。老人迟疑地从右手边笔堆中拈起一支笔，注视好一会儿，像自言自语地说：“……抓紧了，不要掉下来！”可染不止一次告诉我这个故事。他也没有向我分析这句话的心得。 “抓紧了，不要掉下来”之外，还有重要的秘诀吗？没有了。世上有抓笔的秘诀吗？老人没有说，只是提醒他这个弟子，如果“掉下来”，就不能画画。抓紧，不掉下来，怎么拿笔都行。笔，不能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笔是一种完成有趣事物的工具；一匹自由的坐骑。白石一辈子的经验就是“法无定法”，“道可道，非常道”。可染不言，意思就在这里。可染不是孺子，不是牛犊。白石论法，是看准了这个火候已足的弟子的。 第一次拜见白石老人是可染先生带去的。 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两碟这样的东西端出来。月饼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座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 可染先生介绍了我，特别说明我是老人的同乡。“啊！熊凤凰熊希龄你见过了？”老人问。 “我没能见到；家祖是他的亲戚，帮他在北京和芷江管过一些事，家父年轻时候在北京熊家住过一段时间。” “见过毛夫人？” “没有。” “嗯！去过湘潭？” “真抱歉，我离开家乡时年纪很小，湖南本省走的地方反而很少！” “歉么子？我也没有去过凤凰县城！” 大家笑起来，老人也微微翘了翘嘴，自得这小小的“反扣”。 然后我们就吃螃蟹。螃蟹是可染先生提醒我去西单小菜市场买的。两大串，四十来个。老人显然很高兴，叫阿姨提去蒸了。阿姨出房门不久又提了螃蟹回来：“你数！”对老人说，“是四十四只啊！”老人“嗯”了一声，表示认可。阿姨转身之后轻轻地嘀嘀咕咕：“到时说我吃了他的……” 老人一生，点点积累都是自己辛苦换来，及老发现占便宜的人环绕周围时，不免产生一种设防情绪来保护自己。 人谓之“小气”。自己画的画不肯送人是小气，那么随便向人索画就是大方吗？不送一个人的画是小气，不送一千一万人的画也是小气吗？为这帮占小便宜的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大方吗？ 随便向人要画的中国传统恶习的蔓延已成为灾难。多少画家对这种陋习的抗拒，几乎前仆后继，是一种壮烈行为。 可染先生还提到老人学问的精博，记忆力之牢实。北京荣宝斋请齐老写“发展民族传统”六个横幅大字。老人想了几天，还问可染《天发神谶碑》拓片哪里可找，上头那个“发”字应该弄来看看。不久就看到了那个拓本，六个大字书就后挂在荣宝斋当年老屋的过厅门额上。字是随意体，写得雄厚滋润之极，看得出其中的“发”字受到《天发神谶碑》中的“发”字的鼓舞，乘搭过气势，倒看不出其中任何一笔的模拟。这是齐白石之所以为齐白石的地方。 可染先生对齐白石不仅尽精神上弟子之礼，每月由中央美院发出的名誉教授的薪俸也由可染先生代领，亲自送去白石老人手中。冬天来了，白石老人的家里就会打电话来问：学院为什么还不送煤来？ 送薪俸到西城，有时可染带着小女儿李珠或小儿子李庚去，老人总要取一张小票子给孩子作为“糖果钱”，人情入理，充满温暖好意。 跟可染先生找齐老大约三次：一次吃螃蟹；一次在他女弟子家画像、拍照；一次是把刻好的木刻像送去请齐老题字。 我记得可染先生说过，唯一的一幅他与齐老的合照，是我拍的；同时我跟齐老合照的一幅当然是可染拍的了。我记得给过他一张，底片可能还在我家哪个抽屉里，得找找看。　　一次除夕晚会，中央美院大礼堂有演出，李苦禅在京剧《黄鹤楼》中扮赵子龙，扎全套的靠，白盔白甲，神采飞扬。为白石老人安排了一张大软沙发在第一排座位的中间。男女学生簇拥着他一起看这场由他弟子挑大梁的演出。近一千人的礼堂坐得满满的。 锣鼓响处，赵子龙出场，几圈场子过后亮相，高底粉靴加上全身扎的重靠，已经累得汗流浃背、七上八下，于是报名时的“啊！常山赵子龙”就累成： “啊！啊！常，常，常，常……” 齐老头笑得前仰后合，学生们、教职员工和家属孩子们登时也跟着大笑起来。…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