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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近真貌的可能

文/ 龚明德 题目中“真貌”,是“史实的真面貌”之简缩。在这里,主要指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文事真实状况,也就是已经出版了二百八十六期《绿土》学术月报上刊布文章的主要内容范围。不容置疑,由于自鲁迅、胡适等那一辈精英前贤动手创建启始,我们这个学科就有了相当稳定的经典层次,到百年后的今天,这个经典层次的特性更加突出。通俗一点儿讲,要在这个领域说话,必须有充分的文献史料准备,随心所欲地信口开河,此处没有市场! 在具有“经典层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从事过或者正在弄实证研究的学者,基本上都有饱览相关老旧报刊的长期阅读训练。这训练不可能是一时兴起地临时抱佛脚,而是严谨学者的天然文化本性,同时又长期堆积沉淀很久时间的一种呈现。我们这个年纪该学科从业者大都相当熟知的马蹄疾、朱正、朱金顺、姜德明、倪墨炎等前辈,就是我们的榜样。 把一件几十上百年前的“文事”说清楚,真不容易。因为当时“文事”发生方方面面相牵连的史实,脱掉了哪怕仅仅一两处小小的细节联系,硬着头皮来述说,明眼的读者一下子就看出了破绽。无论怎样挖空心思旁绕,必须提及的相关细节不讲出来、不予以前后左右详加比较、核对,要说清楚的那一件史实真貌,就没有被找出的希望。 而且,一种强大的阻力,从这个学科诞生起就一直存在,这便是施蛰存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的一句透彻的感悟,大意为:我努力想弄明白、弄清楚的,正是人家拼命掩饰的。人家就是不准某一件史实被查清楚、被公开,人家就是要以符合他本人意愿的事件“重塑”面貌出现……丁玲、唐弢等前辈生前都有过深刻的公开感叹。我写过一篇紧急呼吁书性质的短文《令人忧心的“伪‘史料’”》,二三十年前在《人民日报》副刊《大地》发表后,曾被樊骏几乎全文引用于他的一部重要著作中,这部著作早已成为各大学文科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硕士博士的必读书。 樊骏在引用拙文《令人忧心的“伪‘史料’”》一文时,他说我把大量的造假回忆文章定性为“伪‘史料’”,稍嫌苛刻。但,二三十年后,我仍然不改变我当年的“莽撞”。不管是有意的制造假相还是无心的回忆差错,导致“史实的真面貌”大受损害的恶果,就一定会给学科带来灾难!我们的青年学子尤其是中学生、大学生,如果不具备分辨真假“历史”的能力,相信了一些“伪‘史料’”,把大量的虚构、造假的自我鼓吹和宣扬,当作可信文献,就让严谨的学者简直不敢去设想再往后几十上百年的学科现实…… 以上这些“杞人忧天”的话,也许全是老生常谈。当得知我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定期阅读的《绿土》学术月报要结集印行所刊文章分类汇编,即分三部出版《那时文人》、《那时书刊》和《那时信札》的消息时,我以上忧虑重重的心思有所缓解。这真是一桩“我们学科”的好消息:又有一个系列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实真貌”图书公开出版,可以丰富我们的学科建设,给这个学科带来一股清新的学术气息。 我大学毕业就留校担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任教职,稍后有二十五年在出版社谋食也主要组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书稿,再后又回归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职。这就是说,我一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领域做工,而且做的是苦工,自然是苦中有乐,否则早就“跳槽”了。《绿土》已经出版的近三百期,我现在还集中收存着的有二百三四十期吧。缺存的几十期,应该是我放在别处了。 我爱读《绿土》,就因为这个学术月报上发表的文章都具有“可读性”,每个月拿到新的一期,总是把两个A3版面的文章遍读后再重读自己更感兴趣的。这些文章,大多没有空泛的论说,是努力把言说范围内的“文事”说清楚了,就结束。这就是好文章呀!把好文章结集出书,更宜于阅读、传播。“那时”,用一个普通的词汇道出了这三部书讲的全是过往的值得言说的经典话题。“书刊”,其实就是指老旧的书、报、刊等印品。几十上百年前的印品,这些发黄甚或已变得一触即碎的纸质出版物如今已是“一纸难求”了。但上面的文章,都是前贤的心血,值得我们细加探究。“信札”,更是一个遥远的记忆。今天网络普及,手机微信交流、电脑伊妹儿来往,使得纸质的“信札”瞬间变成过往乃至“过时”。估计已经没有人再用毛笔写一封信札,装进信封,写上受信人地址和姓名,再贴上邮票投进街边绿色邮筒或送交邮局寄走,而后就翘首盼望着对方的回信了。但是我们这个学科,所有参与过建设的好几代前贤,他们留下的难以计数的“信札”在受到珍视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被毁弃、被淹没甚至被埋葬。只有在实施“学问乃天下公器”境界的学人这里,他们见过的“信札”,再经过他们的考究,而后公布出来的他们的考究成果,又成了学科的财富。《那时信札》中所收各文,都是值得细品的书信类文献的考究心得。 在动手写这篇小文之前,翻了一遍我珍存的一大包《绿土》,其中有一封“信札”,是《绿土》首任编辑葛玲良写在“上海市虹口区图书馆”绿色字样纸笺上,言及《绿土》编入《虹口文化》两个月试行出版,却因为“两份刊物的读者层次”有别,最终“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经过协调,馆里决定针对《绿土》的特定读者,出版特刊”。这应该就是A3正反两个版面的《绿土》持续印行的又一次决定。编辑出版内行都知道一个常识:并不是编者决定刊物的性质,而是刊物的性质决定了编者必须只能选用哪一类的文章。 《绿土》一月一期从不间断地出版了二十多年,如今又更进一步地升华,分类选辑公开出版三部文章汇编,就表明办报方向的成功。 谨此为序。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日晨 来源:香槟杂志,https://champaignmagazine.com/2024/11/10/趋近真貌的可能/

一片雪

文 / 张箭飞 我读武汉大学英语系的时候,《英国文学选读》一课的主讲是聂文杞先生。他似乎快到退休的年龄,显得有些精力不济,讲课的语速比较缓慢。八十年代初,建于民国时期的天井内廊式的外文系小楼,多年没有修缮,已被恣意生长的桂树,香樟、蔷薇、紫藤紧紧裹了起来,天光很难穿透绿帷翠屏,射进窗户。于是,底楼的教室,即便整日开著顶灯,也有一种昏如幽冥的氛围。初夏的午后,讲台上是一位神情淡淡的老先生,低声咏哦《贝奥武甫》的一段,讲台下是十来个神态各异的学生。逃课的学生已经理直气壮地逃了——八十年代的武大,依然还有一丝民国大学的遗风,许多教师有“来者不问,去者不追”气度,学校也不强求老师点名,把学生死死箍在他没兴趣的课堂上。我那一级就有好几个逃课牛人,正经的专业课上,很少露面,倒是长期霸住老图书馆的座位,自修起高深的尼采哲学来。我属于逃课牛人不屑为伍的那种模范学生,每週必与几个闺蜜,联袂捧场几门 “票房毒药”的课程,聂先生的课也许就是其中之一吧。诚实地说,我们几个的死忠不是由于别具 “人弃我取”的眼光,之所以每堂不拉,大半因为乖学生的惯性,小半因为怀著一个盼头:聂先生 “声声慢”的间隙,不时会插入一段忆往昔,峥嵘岁月,风流人物,往往是因为某个词句的解释令他想起当年自己的老师是如何教的。话题就这麽跳转到他的求学时代,西南联大的逸事。 当英语换成中文,聂先生滞缓的语流变得畅快起来,一直半闭的眼睛渐次全开。因为我就坐在第一排,他眼睛的这个切换动作,犹如慢镜头一般,给我一种很深的印象。后来去川外念研究生,我曾把这种印象形容给一位写诗的好友,说是“百叶窗打开,往昔照射进来。”她半开玩笑地说:“算得上一句好诗”。 其实,聂先生打开百叶窗后,就连脑袋在课桌上啄米好半晌的同学也支楞起两隻耳朵。聂先生提到的人,三十多年前的人,也就是我们的年龄吧,他们怎麽就那麽有趣啊,好像个个身怀绝学,成就非凡呢。我们瞪大眼睛听著,衹有啧啧惊叹的份儿了。偶尔地,我也会给邻座投去一个纸条,自惭自嘲一下下:“你不是王佐良,俺不是许国璋。” 邻座凑趣:“旁听沉从文,相约逃课去”。八十年代的大陆,王佐良、许国璋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常被英语系的老师挂在嘴边。不过,由聂先生嘴裡说出来,我觉得他们不再是遥远的星辰。 可惜的是,我那时愚钝寡闻,不知道世上还有一门学问叫做“口述史”的,更不知道自己正面对的是一位重大时代、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只将聂先生的回忆当做课间的逸兴,不曾用心记下他提到的那些人和事。再后来,读到了唐德刚,听说了易社强(John Israel),结识了郭于华,那个悔呀:我错失了一个口述史最佳的访谈对像,错失了访谈的最佳时机——聂先生那时虽然体弱,记忆却十分强健。他来讲课,也会带上几本书,就往桌子上一放,眼睛半闭著,嘴巴一张一合,唱片缓缓转动,有那麽一点从容,一点迟疑。有时候,唱针咔哒一声,不用看,就知道是聂先生在拧水杯的金属盖。此时置身台下的我们,就像在语音室裡自修听力,往老旧的留声机上放上一张灵格风,听著听著,魂儿飞上绵软的云层,身子漂移到万里之外。毕竟,按时到堂的这些人还没哪个对《简爱》之前的英国文学有真正的兴趣。尽管明白乔叟啊,莎士比亚啊,弥尔顿啊很伟大,但是真要去读他们的文本,哪怕就是一些节选,还是相当吃力的。何况,八十年代初,中国大学风云激盪,无数新鲜惊险的话题正被那些七七级、七八级“老三届”讨论著,传播著。 一个大三“老学生”有关政治改革的即兴演讲,一个大四“青年诗人” 的诗歌朗诵,一场标著“教学专用”的外国电影要比老先生们的课程更有上座率。班上那些最有才华最有主见的学生不是翘课自修,就是忙著各类地下半地下的社团活动。 当然,还有几个已在暗暗准备出国申请,改修法律、经济去了。那样一个年代,在我们的武大,有种种希望,有种种诱惑,有种种挑战,而课堂裡的聂先生则如淡定的老僧,对著十来隻牛犊,兀自弹著他的竖琴。再过几年,等我回到母校,做了文学教师,每当瞥见讲台下有人埋首抽屉,有人目光游离,有人拈笔微笑,我就像看见了我自己当年听课的样子!我不时会在查找点击PPT 的瞬间,意识流一把:“物换星移,昨日今日,几人同在,一曲自幽。” 说起来,也是三十年过去了,但面对我的学生,我却不会有聂先生的自豪,说我有一个燕卜逊那样的老师,一个王佐良那样的学长,一个许国璋那样的同学…… 产生他们的时代,造就他们的大学已经随风而逝,随风而逝的还有聂先生关于他们的回忆。间或地,我也会八卦下我的同窗故旧,有趣的人还有几个,有为的几近于无了。唉,我们这一代,大概不会给历史留下可待追踪的痕迹了。 二零一一年四月初,聂文杞先生去世。这个时候,樱花正在灿然盛放,风起时,雪白淡红的花瓣漫天飞舞,整个武大都在下雪,“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 ……”, 我听见聂先生微微地低吟: When April with his showers sweet with fruit  The drought of March has pierced unto the root And bathed each vein with liquor that has power To generate therein and sire the flower; 我的英国文学教育始于聂先生,始于乔叟:“四月,甜蜜的阵雨飘………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