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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周百义 2018年12月17日，二月河先生逝世两天后，一个叫《红酋长》的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二月河，欠中国人一个道歉》的一篇文章。文章中，作者我是红番茄（以下简称红蕃茄）以“十四亿中国人代表”名义自居，高举“正义与公理”的大旗，义愤填膺地列举了二月河的“十宗罪”。从行文来看，文章论述并不严谨，缺少扎实的学理性的分析，口号似的标题，满天飞的帽子，似乎刀刀见血，实际刀刀都漫无边际。所以，纸媒未见跟风，就连公众号上也未见有人真名实姓出来响应。但却是这样一篇文章，从二月河先生逝世至今，在互联网上却是一直招摇过市。笔者浏览这些公众号，虽然标题各异，但却都是照搬《红酋长》的内容。如下面这些耸人听闻的标题，其实都是一个模版的产物。 除了上述的公众号，还有公众号《王育琨频道》《三默的世界》《红缨满洲》《沅湘读书》《静嘉读书》《学者荟》《老友悦读》《做一个思想清醒者》《麻雀的理想》《思想潮流》《新思想大视野》《思想火炬》《巴越的城》《李阳疯狂英语订阅号》《只读所好书》《春秋留学游学资讯》《艺术阵地》《书香神州》《云上经略》《济宁人文》《书香神州》《精英文摘》等等，均在转载这篇文章。   我分析了一下这些转载的公众号，以营销号居多，毫无疑问，他们是吸引眼球为目的。不过，文章内容上不得台面，但阅读者并不少，因此，五年来总是有人拿这个话题来赚流量。互联网上的生态使然，一只跳蚤蹦到脚背上，本来不用去理会的，但作为二月河的老朋友和研究者，看到人云亦云，还是觉得有必要回应下“红番茄”之流，免得以为二先生已经不在人世，便可以打横拳，泼脏水，为了出名，为了银子，毒化互联网生态。 我对红蕃茄的“高论”不敢苟同。 红蕃茄：首先是，从二月河开始，清宫戏一直红火到今天。当美国屏幕主人公进化为蜘蛛侠、变种人、星球大战等等时候，我们打开电视却唯见大辫子飞呀飞、奴才声声震华夏。 将清宫戏的红火归咎于二月河，此君一是不了解戏曲发展史，二是不了解当下文化政策，三是不知道所谓的“清宫戏”的文化价值。    如果将以清代历史为素材的影视剧称为“清宫戏”，最早涉足清宫题材的还是台湾的影视界。如1970年有人拍摄了《清宫残梦》、《烟雨江南》（1983）、《慈禧外传》（1986）、《皇帝与公主》（1986）、《八月桂花香》（1988）、《赛金花》（1991）、《末代儿女情》（1991）、《戏说乾隆》（1991）、《末代皇孙》、（1992）、《一代皇后大玉儿》（1992）、《戏说慈禧》（1993）、《新月格格》（1995）、《红楼梦》（1996）、《欢喜游龙》（1997）等，香港在1997年拍摄了《乾隆大帝》、《金玉满堂》（1999）。大陆拍摄清宫戏最早是1983年，当时由香港导演李翰祥执导，陆港合拍了“西太后三部曲”之《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一代妖后》。这些影视剧在大陆获得好评，前两部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特别奖。到了1987年，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执导的《末代皇帝》由中国、英国、意大利联合出品，播出后也在大陆引起轰动。根据二月河的长篇小说《雍正皇帝》改编的《雍正王朝》播出之前，1991年，根据作家王云高、计红绪历史小说《雍正皇帝》改编的31集同名电视剧，已在中央电视台一频道播出，现在可以查询得到的豆瓣的评分是6.8分。当时二月河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签署历史小说《雍正皇帝》出版合同时，出版社考虑到市场上已经有了同名小说，并且电视剧在央视都播出了，曾一度犹豫是否接受二月河的小说。除此之外，1997大陆还拍过《宰相刘罗锅》《日落紫禁城》《康熙微服私访记》，1988年拍了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所以， 将清宫戏这份开疆拓土的工作归功于二月河，是少见多怪，信口开河。最多说根据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改编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在观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今还在播出，或许还有几分道理。 同时，认为现在的荧屏上因为二月河的“恶劣影响”，“打开电视却唯见大辫子飞呀飞、奴才声声震华夏”，更是异想天开。早在2015年，国家广电总局就颁布了对古装剧的限制令：“所有卫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每年度播出古装剧总集数，不得超过当年黄金时段所有播出剧目总集数的15%。”因此，此文的作者以为有钱就可以随意拍摄古装戏，电视台想播就播，只是一厢情愿。因此，其认为打开电视就“大辫子飞呀飞”，是对我国影视管理政策的无视与无知。    其实，清宫戏在东南亚及海外华人中有很大的市场，电视剧《还珠格格》播出后等曾风靡一时，小燕子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符号。目前我国大部分出口海外的影视剧多为古装剧。据娱乐资本论报道，电视剧《延禧攻略》海外收入已达千万级别。近年来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很大一部分是古风网文改编的IP。 红蕃茄：其次是，二月河篡改了历史，跪颂皇帝；这些皇帝个个都是胸怀天下、雄才大略、仁慈宽厚、一心为民的焦裕禄式好领导，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么千年一遇，要么最差也是500年一遇……   实际上，历史中的这些皇帝杀人如麻、残暴无比。比如真实的康熙，由他引发和策划的平三藩战争中，死于清军屠刀之下的足有数百万人。史载“……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 红蕃茄的上述观点比较混乱，从其前后闪烁其词来看，大约认为二月河美化了康雍乾三个皇帝。二是对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的历史认知。 选择康熙作为自己创作历史小说的突破口，用二月河的话说，直接的起因是1983年他参加中国红学会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时，专家谈到作为“千古一帝”的康熙，历史上贡献那么大，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人写出文学作品。因此，二月河暗暗下定决心，要来写这位大有作为的皇帝。其实，关于康熙，他在之前研究《红楼梦》时，已经比较熟悉这段历史。   关于如何评价康熙、雍正和乾隆那一百三十四年的历史贡献，有这样几个维度。  一是关于中国疆域面积的变化。康雍乾时期的疆域，与明代相比，有了很大的拓展。明朝的疆域版图，实控约在400万平方公里，而乾隆时期中国的疆域达1453万平方公里。北起自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北海，东含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继承了1758年准噶尔汗国的边界，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面积仅次于元朝时期。《清史稿》称其疆域“汉、唐以来未之有也”。关于这一时期的中国版图，康熙时绘制的中国第一张地图《皇輿全览图》已可以看到其盛况。 二是关于中国当时的人口数量。美籍学者何炳棣测算结果表明， “中国1700年人口约为1.5亿，1798年约为3.13亿”。（见葛剑雄译《1368－1953 中国人口研究》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学者赵林文等测算结果表明，“1700年约为1亿，1798年约为3.19亿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当然，关于这一时期人口增长的研究还有很多著述，虽然数字略有差异，但增长将近三倍则是公认的数据。此一时期中国的人口，约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人口的增长说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三是当时国家赋税的收入增长。赋税的收入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据学者李强等研究，1682年（康熙二十年）财政收入为3110万两，1685年为3123万两，1724年达到3092.6万两，1791年达到4359万两；此外，国库存银也在不断增加，1673年存银2136万两，1691年激增到3185万两，1791年增至4737万两，1725年增至4000万两，1730年增至6218万两，1763年增至4706万两，1777年（乾隆四十一年）达到8182万两。（《“康乾盛世”真的存在吗? ———基于经济数据测算的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四是文化的昌盛。清初统治者便重视尊孔崇儒，重视教育，通过科举制度推动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康熙乾隆这一时期，经学、史学、语言文字学、目录学、文学艺术均有很大的收获，诞生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和重要的学者。康熙时期下令纂修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时期开始修纂的《四库全书》，汇集并保存了先秦以来的重要文献。虽然图书的编纂过程中有毁书和篡改的现象，但毕竟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在文化史、思想史和出版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康熙字典》的编纂，是语言文字学划时代的成就。乾隆时期，代表中国古典小说最高水平的世情小说《红楼梦》问世。    因此，史称这一时期为“康乾盛世”。 其实，我们阅读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二月河在用文学表现这一时期的历史时，既写到这些皇帝推动历史前进的贡献，也看到了在封建皇权制度下历朝皇帝身上的性格缺陷与“任性”。他曾说： 我最初写康熙，是把他作为民族的优秀人物来写的。我就是想把满人入关后的虎虎生气、开拓疆域和实现民族的大融合展现给读者。我认为，康、雍、乾三代清帝是华夏民族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这百多年时期，生产发展、疆域辽阔、民族团结、社会安宁。我觉得对历史人物，既不能搞阶级斗争论，也不能搞成分论，不能以阶级成分定终身。帝王要是对发展生产、社会安定有贡献，就应有所肯定。农民起义，若是对社会对生产有破坏，损失太重，也不应肯定。帝王也有明君，农民也有痞子。当然，对康、雍、乾我是肯定又否定。如搞权谋、文字狱、专横、排外、封闭、保守，等等。再一点，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我要揭示其腐朽没落的本质，充其量它是落日的辉煌。我的清帝系列小说的总题目就是《落霞三部曲》。（ 周熠：《二月河纵论历史小说创作》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2月28日） 关于“三藩之乱”，并不是如红番茄所言，是康熙“策划与引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中记载，撤藩是平南王尚可喜上疏要求返辽东养老，要求由其子尚之信接王位。吏部议复，“查藩王现存，子无移袭之例”，没有同意尚可喜的请求。吴三桂与耿精忠闻讯则主动要求“撤藩”，康熙考虑吴三桂“所奏情词恳切”决定准予撤藩，迁移关外，并派礼部侍郎前往云南迎接吴三桂北返。吴三桂上疏“撤藩”并非发自内心，但引起这场战争，首先发乱始于吴三桂。这场战争波及南方十一个省，历时八年，“劳师动众，兵民困苦已极”，但以吴三桂等割据势力的失败而告终。并促成盘踞台湾的郑经降附，台湾完全划入清朝的版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曾引清兵入关，又诱杀明永历帝的吴三桂，并不是如其所言是“反清复明”，而是“意在割据称王”。所以，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是符合历史潮流的重大举措。    对于封建皇权制度下的社会腐败现象，二月河从来不吝笔墨加以暴露。无论是“实行仁政”的康熙，还是铁腕反腐的雍正，还是“以宽为政”的乾隆时期，小说多次写到大大小小官员的贪腐行径，如康熙时期的权臣明珠、乾隆时期的和珅，他们如何一步步取得权力，如何一步步不择手段攫取财富的。对于社会上触目惊心的贪腐现象，三个皇帝，包括身居中枢的汉大臣，都有清醒的认识。《乾隆皇帝.天步艰难》中写乾隆在巡视仪征期间，与纪昀、陈世倌、范时捷议政，谈到当时的腐败现象时说：“从县、府、道、省，一层一层底下先烂起来，是一群一伙的贪婪，借办差之便，上下其手掏弄国库，虽然不加捐赋，暗地里官商勾结弄银子，官员从中折扣取银，或者官员自己偷偷经商，更有借刑狱官司发财的……” 红蕃茄：清初的中国人口锐减数千万，以至于“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在满清大屠杀后，家家都有人被杀。 明末清初人口锐减是事实，但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清兵入关之前，从天启七年开始，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已经陆续将半个中国十余个省卷入战火。张献忠在湖北、河南、四川的大屠杀，与清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并不讳言清军对汉族反抗的无情镇压，如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但将明末清初人口的锐减完全归之于“满清”，则缺少史料支撑。同时，说全中国“家家都有人被杀”，更是信口开河。不知红蕃茄家族此时是否有人遇难，在我的家乡，是从没听说清军扫荡、家家死人一说，倒是张献忠“三洗河南”，造成“道不拾遗”，则妇孺皆知。 红蕃茄：二月河“忽略了文字狱”。正是文字狱，被称为满清祸华300年。中国5000年历史，满清文字狱最多。 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通过文字狱钳制汉文人，在有清一代制造了大量狱案，则是历史事实。二月河在小说中是否为了鼓吹清政权，有意忽略这些文字狱呢，作为批评者，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是要细读文本，然后才能进入批评阶段。不知道红蕃茄是否认真阅读过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关于清代“文字狱”，小说虽然没有逐一罗列，但或详或略，对有影响的重要的文字狱，均没有漏过。如汪景琪案、钱名世案、查嗣庭案，还有后来的谢济世与曾静案，小说都有详细的描述。《雍正皇帝.恨水东逝》中第十四回《揣叵测弘时会庄王，狱文字名士遭奇辱》，便写钱名世写诗吹捧年羹尧，被雍正批为“名教罪人”。免其职务永不叙用，还在其家门额上挂个“名教罪人”牌匾，要求当地官员定期去检查。钱名世离京时，要求官员每人都写一首诗羞辱这位江南才子。第四十回《汇郁忿再兴文字狱，明心志颠倒奇料理》，写破获曾静张熙一案后，又将李绂、谢济世、蔡铤等人交部问罪，召见工部主事陆生楠时，因其当面顶撞雍正，被押进养蜂夹道关押。史书记载，陆生楠后被发往军中效力，因写《通鉴论》17篇讽刺康熙建储失误，于军前被正法。 红蕃茄：二月河从来不告诉读者：老百姓有多苦！……在他的书里，只有皇帝们的文治武功；而从来见不到老百姓的死活。 二月河是否写了民间的疾苦，翻开《康熙大帝·夺宫》的开篇“楔子”，便可看到顺治十八年正月北京哈德门外乞丐聚集的悲惨情景。 刚过完年，一群一群的叫花子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又开始沿街乞讨。北京城哈德门以西的店铺屋檐下、破庙里挤满了这些人。一家家，一窝窝在城墙根搭起了破庵子、茅草棚，竟有长住下来的意思。 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背井离乡，四处乞讨，主要是因为满人“圈地”造成的。因为圈地，“弄得京畿、直隶、山东、河南、山西七十七州县，纵横二千里，田园荒芜，哀鸿遍野，饿殍满道，哭声不绝于耳。” 再如小说《雍正皇帝·九王夺嫡》第二回《虎踞关冤家巧聚头，人市口小童偶作戏》中，写江南富庶之地扬州虹桥，便有一个买卖人口的市场。这时已是康熙年间，小说写这里“从宝应、山阳、龙王庙一带逃来的难民，个个面黄肌瘦，有的三块石头架着煮白薯刺菜……”这里，人牙子像买卖牲口一样叫卖走投无路的孩子。“雍正刚刚高兴一点的心情被这里的人间惨景洗得干干净净”。后来成为名臣的李卫，便是这人市上插着草标售卖的一个叫狗儿的孩子。 此类关于民间疾苦的描写，小说中尚有不少，不用我再赘述。 当然，正因为没有回避民间的疾苦，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皇帝才励精图治，兴利除弊，前后一百多年间持续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清代历史上取得了难得的辉煌。据史书记载，清政府鉴于明末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局面，清朝初年，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清政府采取一系列“轻徭薄赋”政策。主要有如下几项措施。一是“蠲免明末加派”。明末加派，指的是万历末至明亡二十多年间为辽东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而对田赋、关税等的加征，包括所谓辽晌、剿晌和练晌。二是新增人丁永不加赋。是从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实行的。它规定丁赋的征收，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新增的人丁，永不加赋。三是摊丁入亩。即将原来按人丁所征之税摊入地亩，这样无地百姓就不用交纳赋税。四是蠲免钱粮。史载康熙六十一年，蠲免钱粮及数省，有时一省连蠲数年。乾隆六十年中，四次普免天下钱粮，三次普免各省漕米。当然，这些政策在执行中，有些走样，有些省迟迟不贯彻落实。据载吉林省“摊丁入亩”到了光绪八年还没有落地。 雍正时期，废除了历代留下来的贱籍制度，解放了一批社会最底层的百姓。如山陕乐户、浙江惰民、安徽伴当、世仆、广东疍户、江苏丐户，将他们除籍为良，编入户籍。如二月河小说中写到的乔引娣的家族，即是因为明代永乐年间朱棣争夺皇位获胜后对不附靖难的兵民编为乐籍而导致的。 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国民经济的状况，我们还是以国外专家对“康乾盛世”经济数据的统计分析来说明。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 根据当时人们的消费情况进行估算。他按1960年美元价格，分别测算了1800年和1840年中国、英国、法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结果显示，1800 年英国人均国民收入为324美元，法国为220美元，中国为228美元，比法国略高一些，大约相当于英国的2/3。由此看来，中国当时的国民收入低入英国，但高于法国。 安格斯·麦迪森是研究国际经济比较和各国经济长期增长领域的专家。他通过计算认为，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人口从1.38亿增加到3.8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由22.88%提高到36.57%；GDP由828亿增加到2286亿，占世界 GDP总量的比重由22.29%提高到32.92%。这说明中国的GDP占了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2023年，中国的GDP近18万亿美元，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这说明康雍乾时期GDP占世界的总量比例比现在还要高。 康雍乾时期的经济状况和国力、人均收入，这些数字也许最能说明问题。 红蕃茄：美化知识分子。在二月河的笔下，皇帝和大臣、尤其是知识分子之间，一个是情意绵绵、恩重如山；一个是坚贞不二、肝脑涂地。其实，二月河欺骗了所有中国人。在满清皇帝眼里，知识分子要么被镇压、要么被利用。乾隆就公开说：科举既不为选贤任能，也不为教化国民；而在于让读书人拘于八股，皓首穷经；用名利二字牢牢拴住他们，使其再无暇思索什么真理大道，则大清永姓爱新觉罗。 清朝统治者以几十万人的数量，统治汉族上亿人口，前后达二百六十七年之久，其成功之处就在于尊重汉族上层精英，实行民族团结，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清朝统治者具有这种共识，始自关外，为了实现征服明朝的宏图大业，就开始重视利用汉族知识分子。在努尔哈赤主政时，曾用汉人文士龚正陆为师傅，掌管文书。到了皇太极时，曾下谕将俘虏的汉人文士考试擢用。沈阳人范文程，是明兵部尚书的曾孙，祖父范沈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范文程随其父居抚顺时被清人俘虏，后奉召入直文馆，成为最受重视的汉人文臣。他和汉人宁完我、鲍承先等成为皇太极建立大清国的得力助手。未入关前，皇太极就行科举，考取满蒙汉人。多尔衮入北京后，宣布尊孔崇儒，遣官祭祀孔子。顺治时满汉官员品级划一。四大臣辅政时，一度恢复旧制，康熙时再度实行满汉官员品级划一。康熙在即将平定三藩时，开始征招博学鸿儒，各地推荐一百四十三人，在体仁殿考试词赋。那些举荐到京但未参加考试的，也授职放还。考试卷子没有写完的，也予入等。康熙重用汉人文士，顺治年间进士、湖北孝感人熊赐履，以翰林院掌院学士进为经筵讲官，后任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博学鸿儒考试一等的汤斌后出任江宁巡抚。还有江南桐城人张英入值翰林院侍读学士，其子张廷玉曾辅佐康雍乾三皇帝，死后配享太庙。汉人徐乾学本在顺治“江南奏销案”中被褫革削籍，康熙起用入值南书房。布衣高士奇后入值南书房，成为康熙的左右手，参预政议。方苞本来因戴名世《南山集》案曾被牵连入狱，被赦后以布衣入直南书房，历经雍正、乾隆共三朝，一直受到重用。另一位名士纪昀，考中进士后曾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任侍读学士，因姻亲案牵连谪戍乌鲁木齐，遇赦返京后任《四库全书》总裁，后累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Read More »

历史不会永远沉默：卡廷惨案”82 周年祭 文/ 戴耘 一、1940 年在卡廷森林发生了什么 每年的四月上旬，是中国的祭拜先辈的清明节。每年 4 月 13 日则是对亡灵的特殊纪念日。2007 年 4 月 13 日，波兰政府宣布每年 4 月 13 日为“卡廷惨案遇难者纪念日”。 1991 年苏联瓦解前夕，争论了 50 年的“卡廷惨案”事件终于真相大白。1939 年希特勒要求波兰归还德国一战后割让给波兰的“但泽走廊”，遭到波兰拒绝，于是希特勒考虑举兵讨伐波兰，是年 8 月 23 日，德国外长和苏联外长（即莫洛托夫）签署了《德苏互不侵犯》（the Germany-Soviet Pact）秘密协定，协议的本质是划分两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两国一起瓜分波兰，并在协定中划定两国在波兰境内的中间线。其他内容还包括苏联将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纳入自己囊中。一星期后，9 月 1 日，德国入侵波兰西部，拉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9 月 17 日，苏联包抄“后路”，不宣而战侵入波兰东部，并在 1940 年占领了北面的波罗的海三国和南边的小国莫尔多瓦（Moldova），同时，苏联发动了对芬兰的“冬季战争”（1939-1940），最后迫使芬兰割让了大片和俄罗斯接壤的芬兰领土。 当时的波兰，军力和苏德相比差距悬殊，挡不住西线的德国军队的“闪电战”，东线又“腹背受敌”，只能对苏联的占领军采取绥靖立场，要求波兰军队不要抵抗，结果多达二十五万波兰军人和平民瞬间沦为苏联“战俘”。由于德国军队逐渐逼近西部、很快将占领波兰全境，1940 年初，斯大林向波兰流亡政府总理、军队总司令西科尔斯基承诺，会将集中营里大量的波兰“战俘” 全部特赦，而且很快释放了十多万战俘。但私下里，苏联内务部（即秘密警察 NKVD，“克格勃”前身）主任贝利亚在波兰战俘中进行“甄别”， 同情苏联的波兰人立即予以释放，有“民族主义”和“反革命”倾向的反苏危险分子另行处置。随后，贝利亚向斯大林提议将两万多名“危险分子”秘密屠杀，以免后患，这个建议被斯大林为首的苏维埃政治局采纳，1940 年 4 月 3 日到 5 月 19 日一个多月中，苏联分批将俄国西部城市斯莫林斯克的数个集中营里囚禁的 21857 名波兰军官、警官和知识分子秘密押送到郊外几处荒野之地，逐一蒙面用手枪对着后脑勺开枪处决，并将两万多具尸体集中到一片叫卡廷（Katyn）的林地挖深坑进行大规模掩埋，然后种上大量的松树和白桦树进行掩盖。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卡廷惨案”（又称“卡廷大屠杀”，Katyn… Read More »

一个空前绝后的教育群体：77、78级大学生 来源：陈志文教育观察 原编者按：2022年1月，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77级毕业40周年，今天特推出刘海峰教授发表在《教育研究》2008年第12期的一篇论文。网上广泛流传的刘海峰《77、78级大学生的命运与作为》一文（《光明日报》2012年7月25日），即本文的简写本。 时代与人物的互动：77、78级大学生群体扫描 刘海峰 社会发展进程往往并非匀速推进，而是波浪似地前进，时而湍急，时而舒缓。不同时代的大学生经历与命运也各不相同，有的大学生在学期间被卷入惊涛骇浪，有的大学生过得波澜不惊，因此有“幸运的一代”、“求职的一代”等说法。77、78级大学生都于1978入学，至2008年已整整30年了。他们在动乱年代抛洒青春，参加过恢复高考时激动人心的考试竞争，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成长，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密切相关。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特殊教育群体，近年来已出版许多《难忘1977》、《我们的1977、1978》之类的著作，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然而，对这个颇有研究价值的群体，却是个体回忆多、群体分析少；一般谈论多、学术研究少。本文拟对77、78级大学生进行宏观的扫描，在回顾其成长历程的基础上，分析其群体特征，并探讨该群体的命运与作为，从中看出时代与人物的互动互造关系。 一、空前绝后的教育群体 1978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一年，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于春天入学。紧接着，夏天又举行了全国统一高考，78级大学生是1978年秋季入学，结果这一年有两届学生入学。1978年冬，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征程。这样，30年来，77、78级大学生与改革开放的历程相始终。 邓小平关于推迟1977年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 批示（1977年8月） 77、78级大学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个群体。1977年招生的专业较少，有不少专业是1978年才首次招生，于是这些78级大学生也是等于是这些专业的首批大学生，类同于77级。还有许多专业1977年招生人数很少，如教育学专业1977年只有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等少数几个学校招生，法学专业只有北京大学等学校招生。到了1978年，许多大学扩大了招生专业。 在学期间，77级与78级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区隔，因为很多78级大学生也参加过1977年高考，而77年高考是分省市命题分地市评卷，78年则是全国统一命题分省市评卷。不过，这两个年级之间的差异远小于共同点。尤其是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78年春季入学，两届大学生都于1982年毕业，同属于1982届。两个年级的大学生在生源构成和社会经历、思想特征等方面颇为接近。经历过20多年的风雨，两个年级大学生之间的差异日渐模糊，而共同点则日益显现。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他们都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 华国锋、邓小平关于恢复高考的批示 （1977年10月3日） “文革”后期招收工农兵学员要求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1977年恢复高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允许招收应届生。教育部于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时，决定试招少数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试招的人数约占招生总数的2%~5%，约4000至1万人左右。到1977年9月邓小平明确要恢复高考时，确定从高中毕业生直接招收的比例增加到20%~30%。 国务院关于恢复高考的文件 （1977年10月12日） 1977年9月6日，邓小平在《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的信》中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1]一开始还考虑报考年龄限制在25周岁以下，但后来考虑在学业荒废多年、社会百废待兴的时刻，应最大限度地选拔人才，因此在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就明确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2]这一特别规定和提醒，为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考试和录取机会。同时，还规定在校的高中生，成绩特别优良，也可提出申请参加报考。而当时中学的学制是4年。正是放宽了报考限制，所以才会有77、78级大学生中年龄十分悬殊的情况出现。过去出现父子同考、师生一起考中的情况是科举时代，如康有为与梁启超师生一起参加会试，公车上书。而77、78级也有一些兄妹同学，甚至还有个别父子同学，年岁最大者入学时已过30，最小的只有14岁。 1977、1978年的高考，是录取率极低的高考。1977年9月决定恢复高考时，起初预计报考者有可能达到2000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是1%。[3]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筛选出来，参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国超过半数的青年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报考中专，结果1977年最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8万人，按考生比例来算，是20.5：1，录取率为4.9%。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1978年也有扩招的举措，610万人报考,起初计划招生29.3万人，考后仍有大批比较好的考生不能入学，经过扩招11万人,总共录取了40万人，（杨学为：《中国高考史述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260、263页。）录取率为6.6%。也就是说,当时包括了大专生的录取率,按现在一般省市的高考录取线来比较,也都在本科重点线(一本线)以上。 因此，77、78级大学生，是一个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练的群体，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的幸运的群体，是一个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的群体，是一个大浪淘沙后特色鲜明的群体。 二、群体特征扫描 1977年的高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而且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由此，77、78级大学生便注定成为一个很特殊的教育群体。 以往靠推荐上学的工农兵上大学生中也有一些优秀的人才，但总体而言，文化程度严重参差不齐。而经过高考的筛选，77、78级大学生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为整齐。除此以外，这一批大学生还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大体分析，其群体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年龄差异巨大，社会阅历丰富。以往丰富而复杂的学前经历，使这两届学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相比现在同一级大学生多数是一个年级的高中毕业生所构成，77、78级大学生在上大学前几乎所有人的遭遇和生存状态都不一样，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说出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有的人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家长，有的人连什么是恋爱都还没想过；有的人带薪学习，有的人拿助学金读书；有的人成熟练达，有的人年少气盛。这种差异化的班级集体，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当时录取分数也略有不同，通常是年龄较大的“老三届”基础较好，分数也要求较高一些。 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的：“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年龄跨度极大，而且普遍具有底层生存经历。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亲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并痛入骨髓地反思过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所谓神圣教条。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这就注定了77、78级要出人才。”[4]在饱经沧桑之后，这一群体普遍个性坚定沉毅，较能吃苦。而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形成坚毅的个性和练达的人情，也成为日后的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求知欲望强烈，学习格外刻苦。77、78年的高考，由于备考时间很短，考生原有基础便显得格外重要。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文革期间坚持读书者不全是最聪明者，更多的是喜欢读书者、有信念者。[5]77、78年考上大学者除了智力因素以外，更多的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过去，科举时代有“读书种子”之说，我看77、78级大学生中也有部分属于“读书种子”。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仍然坚持读书，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氛围中追求知识，在一般人理想破灭的时候追求理想，因为有信念，有爱好，或者就是天性喜欢读书。 另外，这两个年级大学生中，出身于知识份子家庭的比例也较大。以厦门大学8821名学生记有家庭出身的档案作为有效样本作研究，可以看出，77、78级大学生中家庭出身于学界的比例达到25.38%和23.46%，在各个时期中是最高的两个年级，尤其是与1965年的6.2%、1976年的9.83%相比大大提高。而1977级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比例是11.93%，1978年是11.27%，是各个时期中最低的比例，尤其是与1965年的47.05%和1976年的26.08%相比，更显格外悬殊。[6]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书籍匮乏、社会普遍不重视教育的年代，家庭的影响起到较大作用。 而且，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学生普遍有一种“知识饥渴症”，尤其是77、78级大学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时光。当时人人会背诵“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这首诗，大家都懂得要“将被四人帮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的道理。这是一个在文化断裂的年代坚持学习的人所形成的群体，知识的饥饿感十分强烈。大学期间都努力抓住机会，给自己补课。这一群体中许多人的强烈求知欲，还延续到毕业后的长时期。 （三）心态积极向上，敢于拼搏进取。恢复高考改变了以往许多人听天由命、前途由领导决定的观念，使广大知识青年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处境，让人们觉得有了盼头。许多参加过高考的过来人认为：“高考以它的公正，丰富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赋予我们公正平等的竞争精神，冷静沉着的竞争意识，以及一种永恒的拼搏精神。”[7]经历过高考的成功，77、78级大学生普遍带着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投入学习。当时还是物质高度匮乏的年代，粮票、布票、肉票、油票……许多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但学生普遍有助学金，对未来充满希望和自信。在那个物质匮乏、精神亢奋的年代，对理想的追求远远高于对金钱的追求。科学的春天到来，冰封多年之后的解冻，造就一批富有理想的青年。 70年代末至80年代大学生中流行的 《青年友谊圆舞曲》 他们知道“人生能有几回搏”，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大学绽放出青春的花朵。在校期间，他们欣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大家开始反省“文革”，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存在主义、民主政治观念、邓丽君歌曲……并参与了人生观大讨论、伤痕文学的创作等等。 邓丽君纪念公园（刘海峰摄于2008年6月） 命运之神对77、78级大学生也格外眷顾，历史给了他们非常好的机遇，他们中的多数人对邓小平、对国家和社会也有一颗感恩的心，具有报效祖国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为国家民族勇攀科学文化高峰的豪情壮志。在大学生被视为“天之骄子”的时代，77、78级大学生相对较为乐观自信，许多人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期待，并具有较强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观念。在特殊历史时期、在学期间形成的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特质，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四）知识不够完整，外语基础较差。“文革”的十年，在“打倒封资修，砸烂旧世界”的口号下，有多年教育基本中断，即使“复课闹革命”后，有几年语文课本中连唐诗宋词和西方文学作品都基本上被逐出，甚至以《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课程代替数、理、化课程。历史、地理课就根本没有开设，77、78级大学生的历史、地理知识很多是靠准备高考的短时间内“恶补”的。英语教材学完26个字母后，就以“毛主席万岁”为开头，背诵少数单词包括了“贫下中农”、“资本家”这类现代英语中极少用到的词汇。在“教育要与工农相结合”的宗旨下，除了短暂的“回潮”时期以外，每学期都“开门办学”，安排中学生学工、学农、学军。 “文革”期间高中教材 （福建人民出版社，1972年） 这一群体中的多数人，或在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长期投入体力劳动，或者在最佳受教育的年龄整天处于动乱的环境中，知识不成系统，有的甚至是残缺不全，尤其是外语水平，除少数同学外，普遍较差。或许勤能补拙，但有些知识和能力错过了最佳学习时间很难弥补。因此，有77级大学生反省：“我们都经历了磨难，经得起摔打，同时心态成熟，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因此当官的和经商的都有不错成绩。但我们做科研有先天不足，相对来说后面的大学生基础更扎实。”[8] 77、78级大学生有许多出类拔萃者已作出许多贡献，但也有大量的人由于知识的缺陷和缺乏系统训练，加上毕业时年龄已大，注定只能做出一般成就。 当然，以上所概括的只是77、78级大学生的群体特征，并不全面，在67万余人的群体中，许多个体还有巨大的差异，肯定也有一些个体与上述特征不符。但一般不排斥个别，个别不否定一般。本文只是作群体扫描和宏观概括，这一群体中的多数还是具有这些特征的。 三、群体的命运与作为 77、78级大学生走出大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紧锣密鼓之中，他们用青春年华和才智参与其中，他们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也正是改革开放的大潮，舞动着他们的人生奇迹。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推动者和维护者，其命运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还是处于万物复苏、需才孔急的状况。甚至在77级本科生读到三年级时，主管部门就曾在部分大学征求学生的意见，问是否愿意提前毕业，读完三年或三年半就按本科毕业走上工作岗位。1980年夏到1982年春之间，1977年考录的27万本专科大学生陆续毕业，成为改革开放后所选拔、培养的第一批优秀人才，为求才若渴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批新生力量。1982年夏，40万名78级大学生也基本毕业。经过十年浩劫，各行各业人才出现断层，“青黄不接”严重。而十一年的耽误和积压人才，67万毕业生汇聚到一起喷涌出来，作为当时社会的稀缺人才，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他们毕业后，填补巨大的需才空缺。 当时流行在大学生中的一个顺口溜叫作“金77,银78”,大学生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比作金银一样珍贵。另一种说法是，后来因这两届学生成功率之高，被民间戏称为“金77，银78”。[9]77、78级大学生集合了13个年头的青年中的精英，因而人才较为集中一点也就不足为奇。“有人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意谓在历史的断层，适龄人才短缺成就了‘77、78’的一代风流。其实，‘77、78’的成功不在知识，不在年龄，而在精神。这是一种落入底层社会、过早承载人生苦难、洞悉人情世故、强烈渴求改变身份现状而又能屈能伸的坚忍奋斗的精神。改革开放近30年，‘77、78’大体扮演了新思想的传播者、旧秩序的改革者、新体制的维护者三种角色。”[10] 相对其他同龄人而言，77、78级大学生级无疑是时代的幸运儿。考上大学，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大好事，“大学生”似乎是头上罩着光环的三个字。他们的工作和发展机遇特别好，作为与众不同的群体，起点普遍比其他同龄人高，后来发展也较快。20多年后，无论是在政界、学界、商界，都有许多领军人物是77、78级大学生。2008年以来，随着各级、各地中高层党政领导班子中77、78大学生的增多，有人将之成为中国政坛的“77、78级现象”。“77、78级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自然更迭，也是特定时代的需要、特定时代的产物。[11]当然，并不是所有77、78级大学生都很成功，也存在许多默默无闻的平凡人。这就有如宋太宗所说的：“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12]宋太宗很明白科举所取之士不可能个个都成大器，只要有百分之一二十的人能成大才便算成功。高考所选拔的人才也类似，在一个群体里面，成材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可比的对象，便可看出其特征和意义。 《厦门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纪念册》中的“级史” （1982年1月14日印发） 时势可以造英雄，英雄也可以造时势。历史时代与教育群体之间存在一种的互动互造关系，77、78级大学生也体现出一种时代与人物交互影响的关系。特定的时代造就了77、78级大学生，恢复高考、招收优秀人才进高校深造，让他们具有了登上历史舞台施展抱负的机会，而77、78级大学生毕业后为后来国家的发展积蓄了足够的能量，也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贡献出智慧和力量。历史不一定记得他们中单个人的所作所为，但一定会记得这一群体的所作所为。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邓小平顺应时势的英明决断所赋予的，而且还由于77、78级等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人才的所作所为体现出来。 “才生於世，世实须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资世？”[1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物，如唐代的诗与诗人，宋代的词与词人。台湾和大陆都有产生校园歌曲的一段时期，过了那阵风头之后，就很少校园歌曲产生了，或者即使产生也难以流行了。校园歌曲的淳朴、邓丽君歌曲的甜美、孟庭苇歌声的纯情，在台湾社会动荡纷扰的时期已很难产生。77、78级大学生是从2000多万被耽误了青春的人中突围而出的一个群体，相对于现在的大学生，他们的命运与经历颇有几分神奇的色彩。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77、78级大学生的经历和道路不可复制，但其经验和精神却可以传承。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可能将是一个科学和文化成果集中产出的时期，经过多年的磅礴郁积之后，终会有喷薄而出的一天。 凤凰网（2017年6月7日）：https://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7778gkmrb/ （注：该榜资料主要来源于网站，而由于有许多77级大学生的简历都写成1978年入学、1982年毕业，没有标明月份，因此该榜将许多77级误标为78级。如厦门大学郑兰荪、田中群、孙世刚3位院士都是77级，该榜刚发布时却将他们写成78级，经刘海峰指出后，改为77级。目前该榜中还有许多77级误为78级的情况。）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在现代，即使是人才，大概也只能各领风骚数十年甚至三五年。77、78级大学生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毕业后起点相同，经过多年的发展，终点却各不相同。不像一般大学生多为同龄人因而基本上同时退休，由于年龄差距很大，77、78级的人才洪流，在一波“老三届”的人才洪峰消退之后，还将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持续上十年。77、78级大学生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和作为，相信还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更加显现出来。 （原刊于《教育研究》2008年12期，原文刊出时略有删节） 该文写于77、78级大学生入学30周年的2008年。14年后，这两级大学生绝大多数已经退休，但在学界、政界、商界，还有一批高层次的77、78级大学生在起着顶梁柱的作用，例如这两级在学界还有一批院士、文科资深教授等将会发挥长远的影响力。…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