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s: wengao

来源：原创 在河洲 名人档案 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刘宁荣教授撰文，就本次疫情，谈了自己的看法：1、庚子鼠年以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力，开始了这一场天灾，但这也是一场人祸。如果武汉提前三个星期开始狙击这一病毒，仅中国受感染的数目就可以减少95%。如果武汉封城之后欧美各国不会如此傲慢，而是积极合作应对，今天的欧洲和美国或许就不会面对这样的人道危机！2、在全球面临这样的大灾难面前，我们看到的是自私与自大、嘲讽与指责、恐惧与推卸，甚至阴谋论甚嚣尘上，代替了理性的思考和应有的反思。面对这样的世纪疫情大流行的恐惧，我们缺乏的远非控制疫情的疫苗！3、新冠肺炎也成了阴谋论的温床。一个月内，有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毒之说”，有美国驻武汉领事馆留下八个可疑生化毒物箱的“种毒之说”，有美国参议员柯顿指控毒源来自大陆生化实验室的“放毒之说”，有武汉军运会期间美国兵“播毒之说”。我总觉得人性虽恶，但人类的恶行还不至于如此匪夷所思。4、疫情刚爆发时，有不少人总在那里质问，美国每年季节性流感死了成千上万人，无人恐慌。如今纽约成为另一个武汉，大家应该可以明白每年在美国发生的季节性流感和新冠肺炎之间的根本不同。5、欧美各国，根本不把新冠病毒当回事，认为新冠病毒不只属于亚洲人，他们原先冷眼旁观，以为白种人可以刀枪不入，最终酿成今日欧美各国沦陷的惨痛教训。即便全球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对病毒都缺乏足够的认识，束手无策，无法预见其发展方向，至多只能依靠模型做出推算。当时，内地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都不认为这次疫情比“非典”严重。管轶教授是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最早发出疫情将失控的警告。6、我们的见识受限于我们的生活经历和环境，获取全面的信息就变得至关重要。不幸的是我们因防火墙无法获得客观的信息，因处在同温层里拒绝不同的信息，更不要说我们因缺乏透明度难以接收真实的信息。7、从中国最早处理新冠肺炎的不当做法，到世卫迟迟未对全球发出最高级别的警告，到欧美各国的迟缓应对行动，都和缺乏透明度有关联。这次疫情如此迅猛扩散的第一责任人当然是武汉当局、湖北当局，他们对公众隐瞒信息甚至掩盖真相，引发了民众的不信任，国际社会不少人甚至怀疑中国的死亡率造假。8、中国最为受伤的就是因封锁和隐瞒信息，导致疫情的控制受到延误，遭到国际社会诟病、排斥和指责。武汉封城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民生受到重创的举措和牺牲也因此大打折扣，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其实刚刚浮现。9、美国政客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刻，颇有隔岸观火的看客心态。特朗普以为关闭了来往中国的航线，切断了来自中国的人流就万事大吉了。在疫情终于席卷美国之后，他也是不断大事化小，尽量降低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10、除了刻意隐瞒信息，还有虚假资讯泛滥。在任何一场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政府是不可能靠屏蔽信息来阻止危机的蔓延。恰恰相反，这只会造成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即便在上个世纪的苏联时代，对切尔诺贝利核泄露的隐瞒最终给人类带来了一场世纪大灾难，更何况我们已经身处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11、各国抗疫的做法离不开其体制、文化、历史等因素。在中国，一声令下，举国体制立马见效，整个国家有如一部机器，全力抗灾，所有其它事情都要靠边站。事实证明，这样的牺牲确实巨大，但这一抗疫历史上未曾经历过的举措，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被封城两个月的战略最终是奏效的。12、中国的牺牲阻止了疫情蔓延，可歌可泣。即便如此，可圈可点之处也多如牛毛，野蛮作业的现象也并非个别。13、新加坡从“重灾区”到“模范生”，表面上看去似乎选择了“佛系”的抗疫策略，曾引来不少怀疑、甚至嘲笑。新加坡防疫成功是有原因的，其策略可以概括为：最快反应、最早防范、最有系统、最严惩罚、最少折腾、最缺恐慌。韩国这次的抗疫模式在西方更是受到肯定，韩国的经验可以归结为：早干预、早准备、早检测、早跟踪、早隔离、早观察。14、现在中国不准外国人入境，这是因为中国不能再冒第二次疫情失控的风险，于情于理都不是自私自利。同样，疫情爆发初期，香港、新加坡、意大利、美国等地对中国人封关、撤侨也是同理。而对中国最早锁国的是朝鲜、俄罗斯、越南等国！15、在疫情袭击的恐惧中，我们更不可以幸灾乐祸地嘲笑别人的行为，透过渲染别国的疫情失控来展现自己的英明和伟大，而忘记了自己并没有走出险境。美国和意大利的报纸上密密麻麻的讣告，看去令人悲伤和沉重，恰恰彰显了人性的一面。16、在这次疫情中最常听到的一个字就是甩锅，这场“甩锅大战”从武汉封城的那一刻开始就不断上演，从当地的医疗机构，到各级政府官员，到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大家都在问，疫情失控和蔓延的责任在谁？17、几乎每天陪同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美国传染病首席专家福西不谄媚权贵，不介意道出与他旁边的总统立场不同的看法，其独立的专业精神不受政治的左右，但他的专业判断也同样被美国总统束之高阁。特朗普本人就是一个阴谋论者。他同样不信任主流媒体，不停地和主流媒体在白宫记者会上唇枪舌剑，甚至当众侮辱记者。特朗普也不重视来自情报机关的报告，警告疫情的严重性被中国低估和隐瞒，以及疫情将会蔓延全球。白宫领导无方，政府官僚作风，导致美国失去了疫情防控的黄金30天。18、而疫情在美国开始蔓延后，这场“甩锅”大战竟然也蔓延到国际社会，中美两国爆发了令人捧腹的唇枪舌战。中国外交部的新任发言人在推特上怀疑美军在武汉播毒，特朗普亲自上阵，恶意地称新冠肺炎为“中国病毒”。病毒起源地的争论凸显了各方意图透过“甩锅”来推卸应有的责任，其实起源地何罪之有？连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的时候，不仅感慨美国失去了领导世界战疫的能力，而且惊叹这两个世界大国竟然可以如此低水平地进行“口水战”。19、从亚洲到欧洲到美洲，昔日繁忙的大都会因这场疫情，生活已经停顿。这场疫情不仅暴露了我们制度的缺陷、系统的脆弱、和人性的罪恶，全球已经跌入新一轮的金融市场大动荡和全球经济大衰退，但不幸的是，我们不仅没有进行反思，却依旧在那里自我陶醉和自我撕裂！20、西方也常常从固有的认知出发，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在这场抗疫中，与东亚各地在武汉“封城”之后迅速进入作战状态完全不同，欧美各国不仅负面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而且没有从中国的“封城”行动中嗅出危机的严重程度。21、这让我们再次活生生地看到了傲慢与无知，欧美各国普遍将最初在武汉出现的新病毒归结为黄种人的病。特朗普的傲慢与自大终于在疫情横扫美国之后，被迫承认美国将面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惨重的死亡。22、自媒体vs主流媒体（赞美vs批评）：在疫情的报道上，中国的主力军是自媒体，不管是赞歌，还是批评，自媒体带有更多的主观性和情绪性。而在许多其它地方，报道疫情的主力是主流媒体，力求客观。特别是美国媒体，其角色是监督政府，且喜欢监督全世界的政府，多数又是自由主义倾向，所以特朗普也反感美国主流媒体。23、在欧洲成为重灾区之后，德国的死亡率却一直很低，这或许与日耳曼民族的自律有关。在亚洲处于恐慌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跟随中国封城、没有跟随韩国大面积检测，但也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失控，这或许与大和民族的自律和生活习惯有关。如果将抗疫简单地看成是中国体制的胜利，那么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又是何种体制？24、纽约在中央公园、体育场迅速建起方舟医院，并加快对受感染疑似人员的检测。来自全美的六万多名医务人员主动报名成为自愿者，自发前往纽约支援人手不足的医院，“捷蓝”航空免费载送这些医护人员“上战场”，酒店免费提供住宿，企业慷慨捐赠急需的防护用品和医疗设备，但没有企业对这些行动发稿、做公关、高调宣传。即便美国总统面对新冠肺炎的反应丑态百出，但这个国家所幸不是一个人说的算，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纽约州、加州、华盛顿州都不理睬他的狂言妄语。25、在全球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时，我们需要理性地思考人类的失误和失败，而非指责和推卸。这场大灾难离落幕之日还有漫漫长路，但这场天灾与人祸也给人类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反思机会。在这场疫情结束之后，或许全球终将明白这不是“中国病毒”，是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世界病毒”。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全球的视野和全球的胸怀，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合作去共同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庚子年常常是灾难之年，但或许也是转折之年。在新冠病毒横扫全球之后，这不应该是我们重拾孤立的时刻，而是通向一个不一样的全球化新时代的新起点。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 路艳霞 2020-04-02 20:45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武汉封城以来，武汉大学教授、文化史名家冯天瑜驻足武汉家中，他静心阅读、思考，修订近作《中华文化生态论纲》校样，并在书首写下“谨以本书敬献封城两月的武汉父老乡亲”。日前，冯天瑜先生接受了本端记者独家专访。 记者：“封城”期间冯先生读什么书？ 冯天瑜：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人类面临一次严峻的生态危机，其对国际社会冲击力之巨大，为二战结束后七十余年所仅见。而疫情及抗疫之战又给我们以诸多启示，所谓忧患启哲思。机缘巧合，此间我正在修订新作《中华文化生态论纲》校样，三个月来围绕“文化生态”论题阅览，重读了中外典籍，涉猎《诗经》《周易》《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明夷待访录》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人类简史》《历史的教训》《罗马家俱乐部》《寂静的春天》等篇什，形成“大疫期间议生态”“上医医国”“商贾救亡”“采风与诗谏”“勿入修昔底德陷阱”等议题。 记者：您说阅读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有不少体悟，能谈谈吗？ 冯天瑜：浏览唐初“药王”孙思邈的医药学名著《备急千金要方》，确有入山探宝的感觉，书中尤其开人神智的金句是：“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其出典《国语·晋语》对“上医医国”题旨有具体铺陈：上等医生不仅为人疗疾，还应医治国家的病患。近人孙中山、鲁迅、契诃夫等是医国之上医；今次悲壮的抗疫之战中，涌现钟南山等一批由治病、医人进而医国的医者。这些古今“上医”值得我们效法。 记者：您读古近史籍，引出《商贾救亡》《“采风”与“诗谏”》二题，很有意思。 冯天瑜：《左传》载春秋商人弦高救郑，抗日战争史著载卢作孚及民生公司抗日救亡壮举，联想到这次抗疫民营企业家的卓异表现，对商人的历史功能有进一步认识。古今史事有助于我们走出“重本抑末”、贬斥商人的故套，并使近年一度出现的“民企下课”论调不攻自破。 鲁迅说：“读经不如读史。”历史的具体演进将许多经典道理实实在在地展开，教训不言自明。读《诗经·国风》《左传》《战国策·齐策》，引出《“采风”与“诗谏”》一题，领悟广开言路的重要性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历史教训。《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诚哉斯言。 我阅读关于生态问题的域外典籍，如《人类简史》《历史的教训》《寂静的春天》等，对文化生态问题有新的体会。 记者：3月中旬以来，北京阅读季、深圳读书月两大阅读推广品牌联手，推出“共读一本书 点亮南北城”名家线上分享活动。您抱病在线上作近两小时讲座，有京、深两地上百个书店、读书会的微信读者群同步收听，反响热烈。您对这一读书活动有何评价？ 冯天瑜：这种由出版界、图书界组织的活动，用互联网把学者与阅读者联系起来，就同一主题、同一组典籍展开研讨，相互切磋，交流心得，使读书活动向深广度拓展。我听杨天石先生的讲座，内容精当、新颖，与读者的讨论也生动多趣。这样的读书活动持续下去，必有可观成效。 记者：在武汉封城前一周，冯先生拿到近年撰写的《中华文化生态论纲》校样，封城期间修订，并在书首写下“谨以本书敬献封城两月的武汉父老乡亲”。可见这次疫情对您的文化生态研究有新的启发。 冯天瑜：的确如此。近代武汉有过两次封城，一是太平军进攻时清方封武昌城，二是北伐战争时吴佩孚北洋军封武昌城。但这两次军事性封城规模有限（仅三镇之一的武昌）。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1月23日武汉三镇封城，一座千万人口级的特大城市因生态问题封城两个多月，堪称史无前例。这使我们对生态问题的重要性、严峻性有了新的认识，拙著《中华文化生态论纲》的题旨因此得以深化 。 从1980年开始，我致力于文化史研习，40年来一直把文化生态作为重要切入口。文化史不限于个别文化英雄的生平记述，决非帝王将相的家谱，而是亿万庶众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的创造性“共业”。1990年出版的《中华文化史》，上编“中华文化生态”即论此。以后又在几种论著中继续讨论文化生态，但始终意犹未尽。 近几年我得两场大病，数度垂危，抢救过来后，觉得来日无多，要抓紧深究此题，至2019年下半年，草成《中华文化生态论纲》，从地理环境、人类经济活动、社会制度三个层面考析中国文化生态的历史演进。因为我认为文化生态问题不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括人的社会关系，是“天人”与“人文”的结合。而修订校样之际，恰逢封城抗疫，风云际会，引得浮想联翩，书稿中留下此类心印，待日后书出，请诸君批评指正。 记者：您长期生活在武汉，又是这次疫情亲历者，您对以后武汉的重振复兴有何展望？ 冯天瑜：抗战胜利时我3岁，随父母来武汉。对于这座居留70余年的城市，充满深厚的情感。对经历大疫的武汉的复兴，我抱有充分信心。武汉乃九省通衢，具备上佳的自然禀赋和雄厚的经济、文化底蕴。拙著《张之洞评传》《辛亥首义史》详论于此。将武汉置之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考察，其区位优势都非常突出，早在清代，美国、日本都将武汉称为“东洋芝加哥”，此非虚誉。汉口外贸曾“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武汉工商业名列全国前茅。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到21世纪，武汉突飞猛进。这里还是全国最大的高等教育基地之一，大学生数量超过百万，居全国第一，也即世界第一。武汉人民勤劳、智慧，善于学习，富有创造力。诸多因素，决定了武汉一定可以再度崛起，重现辉煌。 记 者：在您看来，疫情的世界性蔓延，对“全球化”发生何种影响？ 冯天瑜：疫情的世界性蔓延，是十分严重的事态，正如一些科学家和政治家所预测，这是二战结束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各国用“封城”以至“封国”应对之，这势必令全球化空前遇挫，各国、各地区的自我封闭将成为一种走势。而新冠病毒的变异性、顽固性将导致疫情较长时段演绎，加之各种次生灾害，将在数年间危及经济活动，并影响国际政治，故不可对形势盲目乐观，我们更当未雨绸缪。 有论者认为，“全球化”萎缩，封闭主义抬头，是今后趋势。我以为，不可一叶障目。各国“封城”甚至“封国”以应对疫情，这势必令全球化受挫，孤立主义借机抬头，但这是短期现象，也将波及中期，但不会笼罩长期。因为，二战后大半个世纪形成的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传递已成惯性，如产业链各国分工，一国一地难以完成生产全过程，故经济一体的基盘大定，全球化方向不可能扭转。但各种程度的调适是会发生的，我们应当做好科学的调适。 记者：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冯先生有哪些启示？ 冯天瑜：这场疫情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可略列几项： 其一，提升国家和民众的生态意识。工业革命以后，人类中心主义及征服自然，成为主流意识，其无限膨胀，是非常危险的。上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文化生态学，对此有所反思，主张人类应从“制天”回归“顺天”，从一味征服自然的“强势人类中心主义”走向尊重自然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而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给我们以教训：在利用自然之际必须顺应自然，保持生态平衡，这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 其二，面对大疫对人类的惩戒，我们必须完善卫生保健系统。近二十年卫生保健工作有明显进展，但还须提升。时下我国医卫支出在财政总额所占份额偏低。今后应当较大幅度增加医卫投入，建立比较完善的医卫系统，既滿足常规需用，也有益于应对紧急。这是长治久安之道。 其三，此次全国军民抗疫中的“仁心侠行”应予保持与弘扬，高举人道、民主、法制旗帜，发扬南丁格尔治病救人精神，对于本国、本地区发生的灾难，充满忧患和同情，及时伸出援手，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现灾难，也应滿怀情志，而不是以邻为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有益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来源：经观书评 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朱天元 历史学毋庸置疑是一门以研究人作为核心的学科，无论是在历史课本还是历史著作中，我们却常常发现作为历史叙述主角的人，往往是模糊的、空洞的，历史中的人民或是等待着英雄来临，或是在乱世与灾荒中沉默地忍受，或是揭竿而起成为新的权力精英。历史学家经常以上帝视角代入到历史当中，他们制造出“人民”的概念配合着权力，但人民常常是被意识形态想象与编织的对象。那些无缘进入历史书写的人群，他们琐碎的生活常常被历史学家的笔墨与目光忽略。敏感的历史学家常常会反思自己不自觉的与上帝视角是否能够真实地反应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冷静的、中立的、带着必然性的，后者则是粗糙的、热切的、充满着偶然，如果历史中的人面目模糊，成为典范记忆的注脚，那么以关注个体差异与特征的历史学的生命力则将大大地打了折扣。 对于历史学者刘志伟来说，历史学的意义在于还原在具体情况下每一个具体的人。在与思想史学者孙歌的一次对谈中，他曾经如此重申走出国家权力与制度为核心的历史观，建立以个人为基点的历史观的重要性“如果历史的主体是国家，就可以演绎出我们熟悉的很多历史的论述；但如果历史的主体是人，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对自由地由人的行为去建构起一个包括国家甚至一个更大范围的历史，也包括很多抽象的概念的历史。”在刘志伟的一系列研究中，我们也看见了他孜孜不倦的尝试，在大量的乡邦文献的阅读与田野调查背后，他试图追溯古代中国的中央政府如何塑造了各个区域的基层，尤其是在长期被视为帝国边陲的华南，被规训的个体又如何通过自身在本土的资源与权力讨价还价。两者之间的共谋与妥协，又是如何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制度，并深深地影响着历史与今天。 2019年刘志伟将自己多年的序跋文章结集为《借题发挥》这本小书，其中更得以见到他多年的旨趣与研究背后深切的关怀。在他关于南岭区域历史、口述史学、族群与制度的评议中，都有着他多年以来坚持的观念：以中原和中央王朝为基点的历史叙述，并不足以理解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不足以理解作为多元结构的中国。在取法区域视角、个人视角与国家的平衡之间，对于生硬的概念与理论的拆解，理解中国的多元才成为一种可能。而“中国”的概念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用自己的智慧与实践共同演绎形成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权力的回应，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由政治精英们创造的历史。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于国家、制度、族群、思想因素的背后，是一个个生活在这些概念之中，有着欢笑与泪水、痛感与愤怒的人。

来源：我是拾遗君 武志红 来源 | 拾遗ID：shiyi201633 01 葛文耀，中国日化领军人物，曾是上海家化董事长。他前几天在微博发了一条信息：“最近，我退出了两个同年龄的群。”为什么要退群呢？“因为群里一谈到国家大事，分歧就很明显，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眼不见为净。”这段时间，退群的大佬，何止是葛文耀。我所在的一个群，里面几乎都是全国知名的企业家和学者，（汗颜，除了我之外）这次因为新冠肺炎的事情，大佬们在里面争论不休，争论到最后已经不讲理了，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互骂，骂到最后开始退群或强迫对方退群：“懒得跟你们这些傻逼辩论，我退群了。”“你俩退不退群，你不退我就退。” 02 记得有一句话：“微博是用来撕逼的，微信是用来点赞的。”就是不管你在微博上发表什么，总有人过来找你撕逼理论。而不管你在微信朋友圈发表什么，得到的基本都是一片点赞。但这段时间因为“方方日记”，这个规律被打破了，很多人直接就在微信朋友圈干上了。 我认识的好几位朋友也是，有人认同“方方日记”，有人不认同“方方日记”，结果直接在朋友圈辩论上了。一开始大家都很克制，但辩着辩着就吵上了，“我竟然认识了你这样一个傻逼。”最后互删好友，不欢而散。南京大学教授丁帆总结得好：“大灾面前，价值观念的撕杀比疫情还要残酷无情。”而通过这次新冠疫情，我得到最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成年人最大的自律，就是克制自己去纠正别人的欲望。 03 为什么克制自己去纠正别人？我说四个理由。第一个：别以为事实与逻辑天下无敌，它们往往赢不了情绪。举个例子。我去年写了一篇Diss阴谋论的文章，一个读者留言说：“你写的文章就是一堆狗屎。”我回复问他：“你觉得哪些地方有问题，如能指出来，我非常感谢。”对方回答说：“你写得那么长，我看个开头就不想看了。”我不服气了：“那你都没看，凭什么说我写的是狗屎？”对方蛮不讲理地说：“我说是狗屎就是狗屎，你们做公号的全是狗屎。”我生气了，和他大辩起来。但最后我还是吵输了。因为对方根本不跟我讲理，他一直用下三滥的方式骂我，所以我只得闭嘴。我的心情因此坏了两天。吃一堑长一智，从此，我就很少跟人争论了。关于掐架，有一个定律——修辞定律。“就是争论一般都会发展成为掐架，最后谁会赢，不是取决于谁的观点好，而是取决于谁更会用‘修辞’。”所以，永远不要跟有些人争论，因为他会把你的智商拉到和他一个水平，然后用丰富的“修辞”打败你。 04 第二个：不要试图说服愚蠢，愚蠢不接受启蒙。李笑来举过一个例子：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竟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坚信：地球是平的，不是球体的。这些人还专门成立了地平协会。想说服这些人，比登天还难。你拿着地球仪跟他说：“你看，地球是圆的吧。”对方会不屑地说：“这么假的东西都做得出来。”你为了说服他，去找宇航员在太空拍的地球照片：“喏，你看，地球是圆的吧。”哪知对方瞪着眼睛说：“你看你看，它不就是平的嘛。”遇到这样的人，你讲再多道理、摆再多事实，也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们不仅拥有自己一套自洽的逻辑，还拥有一种颠倒黑白的本事，你的证据，反会被他们占为己有。关于掐架，有一个定律——分歧倍增定律。“如果双方观点有分歧，那么每一次掐架之后，分歧都将倍增。”人真的是教不了的，你只能“教”一些即使没有你最终也能学明白的人。 05 第三个：掐架的胜负，往往取决于谁更能耗。去年我跟那位读者吵架，就整整吵了一下午，我不仅不如他会用“修辞”，也不如他那样能耗，浪费几个小时我就心疼时间了，所以最后只好偃旗息鼓。关于掐架，有一个定律——耗散定律。“一场掐架的耗散率，决定于双方的体力消耗。也就是说，一场掐架最终的胜负，往往取决于谁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巨多时间和精力，去争一个“分歧倍增”的结果，真的得不偿失。 06 第四个：得罪小人可能会遭报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去年因为香港暴乱事情，跟一个同事发生了争论。我朋友搞销售的，口才特别好，所以说得对方哑口无言。但对方哑口无言不代表你就赢了，对方说：“但你还是说服不了我。”没想到隔了几天，对方悄悄给领导打小报告，说我朋友在销售中吃回扣。吃回扣这种事情，本来就很难解释清楚，结果我朋友被领导大骂了一顿。关于掐架还有一个定律——小人定律。“气量小的人喜欢报复，得罪了他，他就怀恨在心，会背后玩阴的报复你。”所以千万不要跟小人争论，不管是你争赢了还是争输了，你都多了一个想报复你的人。对于这样的人不要想改变他，远离他才是上策。 07 前几天看到一个大佬感叹：“沟通很难，争辩更难，不但要求知识对等，阅历对等，更重要的是自尊也要对等。只有这些都对等了，才能有理有据、友善平和地进行辩论。”但想遇到这样的对手实在太难了，所以真的没必要因为对某件事的看法不一样，对某件事的价值观不一样，就想去“教育”别人。人与人之间终是不同的，不要强行去劝诫一个三观和认知跟你不同的人，不然不仅会无功而返，还会惹上一身骚。何必呢！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不再急着与人争辩自己的看法，逐渐明白，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成长大概就是，以前被人误解或看法不一样时，恨不得揪住对方衣领说个三天三夜。现在不了，如果你不能理解，那我就掉头而走。”如果你看不惯对方，不理会对方就行了，或者偷偷删除他就行了，或者以后不来往就行了，没必要花精力去“教育”他。成年人最大的自律，就是克制自己去纠正别人的欲望。— END — 本文转载自“拾遗”（ID：shiyi201633）。一个有趣、有品、有态度的文化生活微刊。

来源：高校人文界 反常识的历史叙事 ——重申中国史研究的若干命题 文 | 杨念群 我上一次来南京大学还是三十年前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南大老校区待了一个月，那是在寒冷的冬季，我觉得南大的氛围非常好，有历史文化的气息。今天我将和在场的老师同学交流一些历史研究方面的心得。大家看了标题觉得有些诧异，好像我在卖什么关子，故意要讲一套另类的历史观。 也许大家会问，所谓“常识”是支撑我们日常言行的一些知识与行为准则，好好守护这些不可或缺的东西尚且不及，为什么还要反对它呢？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先生曾写过一本书叫作《常识》，他写这本书的初衷恰恰是批评国人平常忙忙碌碌，很多时候却没有遵循文明社会公认的规则，这就是缺乏常识的表现。梁先生是从伦理和行为逻辑入手剖析国人思维的阙失，我是反其道而行之，觉得国人恰恰不知不觉陷入一些错误的历史常识之中。 我的基本观点是，这些历史常识本身应当是被质疑的，却一直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没有人怀疑，或者有困惑而不自觉。如何反省这一现象，正是今天想和大家交流的内容。所以我演讲的副标题是“重审中国史研究的若干命题”。 ➀当下的一些“新常识” 我首先举两个例子：例一，大家都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由宗族组成的大家庭中，宗族讲究的是集体行为逻辑而非个人行为逻辑，所以它是压抑个性的。五四以来，反宗族、反族权最终成为革命的一个主题。但实际上，中国普通老百姓被允许聚族而居是从宋代以后开始的，宋代以前只有皇帝和贵族有权力组成大族，普通乡村百姓根本没资格这样做，也就不存在后来所说的宗族。所以，五四的命题非常奇怪，好像我们反对的是一套自古形成的历史知识，其实不然。反宗法、反族权已经成为我们的固有常识，这些常识需要质疑，至少我们要清楚，民间宗法制的形成并没有那么漫长的历史，而是唐宋转型以后的结果。例二，“封建”一词在没有被更准确地定义之前，却被无节制地滥用。我们要是说谁“太封建”，那意思是他太古板保守，历史事实却是，中国自秦朝以后早已没有封建制度，郡县制取代了过去的分封制，民众都是某个王朝的编户齐民。问题是，无论“封建”是否已经消失，至今“反封建”仍作为一个我们几乎能脱口而出的关键词在被滥用着，岂不是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这说明，类似“封建”之类的说法已经和旧的“封建”概念完全脱离了关系，演变成了一种叫“新常识”的东西，这种“新常识”和历史真实无关，却在现实生活中支配着我们对历史的认识。那么，我们是依靠哪些“新常识”活在当下呢？首先，我们总是习惯“进化论”的无处不在。历史永远像直线一样向前奔流，我们不打算停下来看一看。有人认为“历”和“史”联系在一起是一个近代才有的概念，“历史”连在一起用，就变成了一个新词，成为一个强调时间流程的概念。其实除此之外，“历史”还应该有一个空间扩张与伸缩的过程，但“空间的历史”在“时间的历史”压抑下消失了，或者说成了“时间”的奴隶，这就是因为我们习惯用向前走不回头的方式看待任何事情的变化。在西方，决定时间不断往前走的力量就是物质增长的能力，教科书中的表述叫“生产力”，它可以决定政治、社会、文化的走向，我称之为“连带一体论”。从现实就是合理的角度看， “连带一体论”不是没有道理，西方地盘不大，全是一个个小国割据一方，但它的艺术表现却以大尺度为荣，如果你去欧洲看卢浮宫等博物馆，到处都是巨大的雕塑、绘画，有的尺寸之大可以占据几面墙，让你觉得自己非常渺小，西方的文化压迫我们不仅仅是源于对物质本身的敏感，还依赖它们背后的“大尺寸”逻辑，西方疆域地盘虽小物质能量却大，以“小”博“大”是西方本身的一个重要特质。从西方回来，我有点“尺寸决定论”的感觉，中国疆域广大，文化却以小见长，处处给人细微窄小的印象，虽不时有大尺度的山水画出现，但艺术主流还是用缓慢的节奏去把玩小尺度的对象，当然小不一定就差，正如一股脑向前奔的历史观不一定就合理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以前的历史观被误解成向后看的循环论，如“黄金三代论”“文质之辩”等，与大尺度的进化论相比显得保守落伍、动作太慢，一步三回头，老是觉得过去比现在好。其次，我们看历史，总是习惯把很多现象政治化，给它们戴上从西方裁缝店里借来的帽子，比如把历史过程武断地描述成封建的、专制的、保守的，没有人理睬私人对历史有血有肉的描写和判断。因此，真正的私人写史在中国无法生存。古代的“五种生产形态”，近代的“三大高潮，八大运动”都是给历史扣上的政治帽子，没人问这顶帽子的尺寸到底合不合适。第三，我们总是习惯生活在“五四”启蒙的阴影里。比如前面提到对宗族起源的误解，“五四”以后对宗族、家庭的描述有一个从温暖到黑暗的变化，“宗族”在“五四”的叙述里变为一个完全负面的东西，《家》《雷雨》等文学作品都含有大量对宗族迫害的隐喻描写。考试与用人制度也从高效变成了腐恶。最突出的例子是《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科举常常把人逼疯是今人创造的历史想象。加上儒教没落，打倒孔家店成了时髦口号，士绅阶层最终走向溃灭。“五四”后来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马克思主义激进青年培养基和自由主义文艺青年起源地。最后自由主义被打败了，我们从此不可能从一种个人视角去观察历史，而是必须戴上集体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有色眼镜，旧常识与新常识无法兼容，非激进即保守，非光明即黑暗。第四，我们总是习惯从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观察近代中国的变化。最初的乡村在文人眼里是美好的，是隐居的休憩地。近代以来，介于城市和乡村间的“镇”很具文化特色（如周庄、乌镇被重新发掘，它们只是当年千百个镇的代表），之后乡村逐渐衰败，成为城市的对立面，有宜居特色的镇也逐渐消失，城市变成追逐繁华梦的地点，农民形象趋于负面。不久，这个城乡二元对立的新常识又被另一股“反常识”潮流替代。因为乡村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提供了人员和动力，“五四”以来对乡村的负面评价又一次遭到彻底逆转。我在《读书》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上海亭子间文人之病》，讲萧军在延安的境遇，上海这些大城市来的文人本来是农民的启蒙者，却反过来成为工农阶级改造的对象。毛泽东的乡村论、城市论与五四知识青年的观点完全不同。毛有一个重要的看法，那就是“上海来的青年不要把乡村看成黑暗一片，乡村是未来的中国生活、革命、理想的萌生地，你们要向工农学习”。萧军追求的是介于乡村和城市间的一种个体自由游走状态，他拒绝接受毛式的改造，最后成为一个近乎右派的角色，彻底在历史舞台上消失。我们的历史观总是把城市——乡村对立起来，然后在这两极之间不断摇摆，没有看到两者界限的模糊恰恰是近代欧洲革命的出发点和结果。 ➁新常识产生的当代根源 我刚刚举了几个例子，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到底在依靠哪些新常识活在当下，我想和大家交流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我们面对这些新常识的时候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新常识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我把它归结为“逆现代化现象”的产生与历史叙事的“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下面为大家一一做些解释。首先我们要问：什么叫“逆现代化现象”？刚刚我提到，“连带一体论”认为，只要物质生活变化了，肚子喂饱了，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紧随着发生好的转变，这是一种直线进化的逻辑。这种逻辑在改革开放初几乎人人都信，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遭到致命打击。按照西方理论，现代化过程本应像推土机一样，一路疯狂碾压过去，在它的巨轮下，一切旧事物被彻底粉碎实属理所应当。人们越富裕，那些过去支配生活的旧常识就被消灭得越彻底。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中国南方一些富庶地区，现代化程度越高，宗族复兴运动和求神拜庙现象就恢复得越厉害，旧常识重新获得人们青睐的可能性就越大，经济的突飞猛进恰好与传统的逆向回流并肩而行，这就是我说的“逆现代化效应”。 其次，与之相呼应，学术界产生了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逆反潮流，如“文化热”“国学热”“孔子热”等。这说明“逆现代化现象”出现后大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所以想回头再看看传统有什么用，借此摆脱经济发展决定论的模式。令人遗憾的是，旧常识对新常识发起反冲击后还是找不到一个新支点，因为两者的关系不能抽象讨论，必须有强大的制度和历史分析作支撑。在当代学界，新儒家们每年都要开会，争论儒学到底是个啥，争来争去大多说的是些四六不着调的闲话，没几个人说到点子上。有人不怀好意，说国学热的副产品就是琢磨出了一种叫“开会儒学”的东西，除了有闲心开会，根本没打算解决中国问题。话是损了点，却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为了给自己挣面子，老说西方充其量是个贫血的巨人，只有坚船利炮没有人文精神，好像人家就是单靠财大气粗犯浑打架就能吃遍天下，骨子里根本没资格和国人谈什么文化，讲什么人文精神，好像这东西纯粹是中国的专利发明。口气俨然当年宋朝人打了败仗还不忘捎上辽金是番邦野人这句骂人话。 第三，“文化中心主义”的兴起涉及了儒学复兴的问题，一个途径是认为儒学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孔子化身为一个普通人，是每个人身边的孔子。到底什么是“生孔子”“死孔子”“真孔子”“假孔子”？同样涉及旧常识与新常识之间的纠缠对抗。比如李零先生解读《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这句话时举了个例子，“比”是拉拉扯扯，“周”是和衷共济。北京人、东北人和上海人、江浙人比，好像比较豪放。前者喜欢说，后者斤斤计较，什么都事儿事儿的，特别矫情，特别孙子。但这种豪放，有时很可怕。他说，咱俩谁和谁呀，一下就豪放到你的钱包上了。这个路子就是把孔子放在普通人的生活脉络中，看看他到底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智慧。第四，只有把儒学看作是社会治理技术，解释才有穿透力。儒学是对调理社会有用的技术，不是娘娘腔式的没用说教。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只把儒学放在进化论的时间脉络中估算它的价值，那儒学真是没什么用，可是如果把它复原到历史空间中去检验它就会有意义，因为儒学在疆域广大的中国可以用软性的道德控制节约治理成本。第五，“儒家社会主义”“儒家宪政主义”等等说法现在很时髦，我对此不予评论，因为把儒学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生拉硬扯在一起的人是想当帝王师，想把儒学再政治化，儒学的思想绝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和民主，两者之间不能直接画等号。第六，“儒家民族主义”在当代的复苏和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族群冲突既有差别也有联系，儒学最早讨论民族问题依靠的是华夷之辨，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到了现在，儒学成为对抗西方张扬自身文化优势的资源，西方是远来的“夷”，我们接受了“夷”的逻辑和制度，但又在自卑与自信中不断摇摆徘徊。关于儒学有很多旧常识，也发明了许多新常识，一些新儒家喜欢从政治的角度，用民族主义的语言去解释儒学是什么，最后形成了一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类的自说自话，纯属自摸意淫，根本没人信。以上简单揭示的是新常识产生的一些当代根源。 ➂如何建立起“反常识”的历史观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建立起“反常识”的历史观呢？需要特别警惕的是，一些表面看上去反常识的观点却常常不自觉地掉入最俗套的新常识陷阱，比如美国中国学界正流行一个观点叫作“早期近代论”，大体意思是说，你们不是说中国古代是封闭落后的，完全没有近代因素吗？我还真不信这个邪，我偏要找出一些疑似的证据给你看。不能否认，他们都是一些好心的学者，拼命较着一股劲，想证明中国不比西方差，但好心也可能办坏事，我总是怀疑，这真的是一种有效的反常识办法吗？也许效果刚好相反，这类研究恰恰容易重新把我们引入西方中心论的圈套，甚至不知不觉地成了合伙人。我的问题是，我们为何偏要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寻找类似西方近代化的因子呢，这种思路对我来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常识举动。接下来我想尝试着与大家简单探讨一下什么才是我心目中的反常识叙事。我的看法是，谈反“进化论”，不是说要事事都拧着干，非要彻底把进化论打趴下不可，事实上也做不到。我们只是想在这个巨无霸叙事的笼罩之外，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较为合理的历史观作为补充。这里可以举个例子略加讨论，中国古代经典中常常会出现“文”和“质”这对概念，如果要建立起非进化论的历史观，可以从重审文质之辩入手，“文”与“质”的互动是中国古代历史观的精髓，《论语》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指事物都有内在的本质，这种本质朴实无华；“文”是外在的修饰，赏心悦目；“野”是粗陋鄙俗；“史”是精巧、文雅。“质”太多了，“文”的部分就显得粗糙，“文”太多了压过了“质”，就会显得太精巧奢靡。文质相须而用，文太多、质太多都不宜，最好把两者结合起来。历史也是在“文质”的相互消长过程中才能前进，这不是循环论，恰恰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理论，大家千万不要低估古代人的智慧。还有一种说法，道德是“质”，礼乐是“文”，文和质相辅而行，道德太多流于刻板，礼乐太多流于奢靡，必须时时有所损益。中国社会治理靠的是礼法结合，秦朝用周礼被批过于繁琐，汉代改为黄老之治，文质和道德、礼乐之间是非常复杂的辩证关系。文质论和学风变化密切相关，明清易代后，清代皇帝和学者都认为明代学问空疏，空疏的表现就是过“文”，治学华而不实，必须向实学（质）的方面转变。清代考据之学与明季心学的关系不仅仅是思想理路的差异，还涉及士人的气质、性格，以及相关制度、礼乐的复杂转变。此外，用阶级论梳理历史变化显得非常呆板，不适合中国，中国讲究流品、品度与伦际，不是一种高低、贵贱等简单的等级划分，其中有人文品位和伦理关系作依托。钱穆先生就曾指出，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表面上看中国人阶层秩序分明，其实当中有很微妙的清浊之分，雅俗之辨。唱戏、种田和读书人同样是职业，行业与行业之间以及行业内部却有流品的差别。流品中体现出的文化韵味很难翻译成西语。流品观念在科举制度中也有反映，比如士子身份有“清流”“浊流”之分，进士及第是“清流”，秀才举人则变成“浊流”，沉淀于社会底层，但都发挥着贯穿上下教化功能的作用。在舆论界，也有人根据对时事的看法将一些士子归类为清流党的传统，对人品与政治观点的评鉴依据的也是流品观念，直至晚清也是如此。在十九世纪晚清宫廷官场政治中，甚至以是否反对洋务为清流浊流之分，表现出在舆论中进行流品划分的趋向。要想建立起具有中国本土色彩的历史观，就不能把儒学仅仅理解为中国哲学史意义上的概念体系，现在儒学多谈“理”“气”“仁”“道”是什么，但儒学的本质不在于谈玄，也不在于审美，而是一套节省制度成本的系统，所以儒学不应该为旧制度的终结负全部责任。从节约制度成本的角度看，唐宋以后的统治面临两个选择：“以吏为师”还是“以儒为师”，换句话说是采取“制度主义”的办法还是“道德主义”的办法，结果道德主义更能节省制度成本，于是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统治的基本手段。大家读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他的一个著名命题是数目字管理，他认为道德主义要不得，我们要通过西方式的制度进行程序控制，但果真如此，人岂不是变成了行尸走肉？如果人没有道德作为支撑点，他不过是机器中的零件。反道德论想完全推翻儒学在节省制度成本方面的贡献，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否则的话中国就不能成为中国了，也成为不了纯粹的西方。儒学节省制度成本的经验具体表现在，儒家讲“无讼”，讲协商，尽量少进衙门，就是因为诉讼的成本太高。审判过程不是依靠西方形式法的程序，而是“情”“理”“法”的结合，对刑事案件规定处理细节，对民事案件则完全按照人情世故加以裁断。大清律例中“律”和“例”为何要分开，“律”是规定好的法律程序，“例”是对律的灵活补充，面对某个个案在具体情境下如何处理，遵循因时而变的原则，这也是中国法律的重要特点。我们总是用西方法律标准来指斥中国没有民法，但中国的民法都包含在对“例”本身的自由选择之中，这就是“情”“理”“法”的精髓所在，未必违背法律的真精神。道德主义虽然被认为是应该摈弃的旧常识，在这点上却不应完全否定。节约制度成本的思想前提是人性本善，恶习可以通过修炼劝诫变成善习（尽管这点很难做到）。宋明理学那些布衣儒者入朝先格“君心”，再格“民心”，儒学地域化变成了一种“地方性知识”，这是我二十多年前提出的命题，这与汉代儒家鼓吹学者精英化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子。节约制度成本的社会前提是祭祖的民间化，地方宗族的产生与宗族组织权的下移有关，宋儒经此渠道把儒学价值观渗入基层社会。宋以前普通民众不能祭五代以上的祖先，朱熹认为应该让老百姓有资格祭祖，儒学通过宗族组织渗透到民间，节约制度成本的社会前提才能形成。人人拜祖使敬宗收族变得容易，民众自发学习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这是宋儒的贡献。节约成本有官方督促、民间监控、个人觉悟等途径，乾隆皇帝曾发谕旨讲教养观，老百姓生活变好的同时，道德与思想觉悟也应提高，这是官员必须承担的责任，于是从教养入手要求经济扶持与道德训练双轨并行。节约成本的机构有乡约、宗族家族、社学、书院、社仓、义仓等，这方面有大量的研究著作，我就不仔细展开讲了。要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当代历史观，还必须拥有反制度论的意识，新常识一贯假设科举制以八股文为中心选拔人才，是个戕害人性的制度，这是极大的误解。我这几年常常为科举制辩护。我认为，科举制不仅仅是单纯的考试，还是教育制度、身份分配制度、地区代议制度的结合。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一些科举考试的试卷，就会发现它的厉害之处。科举共有五场，第一场是四书五经题解和试帖诗，这是一般说的八股文的范围，我们以前认为这是科举制的全部，其实还有论、表、诏诰、判和策等考试内容，诏诰是模仿皇帝的谕旨写出的文章，判是给出几个实际案子考考你如何处理。我曾经看到一道题大意是说，用保甲制度应付人口稠密的地区没有问题，但山区人口分散保甲实施困难，要求考生给出解决方案。类似这样的题目在科举试卷中非常多，比如如何治水，如何解决救灾和仓储问题等都是常被问到的题目，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难度要明显高于如今的高考试题，与我们想象中的科举制完全不一样。 最后想和大家交流的是如何看待“自治论”。在社会史研究中，有一种说法叫“皇权不下县”，现在几乎成为一个不可置疑的常识，它果真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吗？大家可能读过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我们都很熟悉费先生的双轨制理论，那就是王朝统治在县级以上是行政当家，在县级以下是乡民自治状态，乡土自治论流行了至少三十年。学界为此分成两派：一种看法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地方自治能力大大加强，导致清朝的垮台和革命的兴起，美国的孔飞力、魏斐德，日本的重田德、森正夫、岸本美绪、沟口雄三等教授都认为清朝有一个自治能力很强的地方社会。另一种观点恰恰相反，认为晚清同治中兴导致国家力量大大加强，洋务运动之后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借助现代化的推进迅速增长，向地方渗透的行政能力日益增强，自治秩序也随之彻底崩溃，遂有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最著名的就是杜赞奇的观点。但是国家力量到底在什么意义上加强了，地方到底能自治到什么样的程度，大家始终争论不休，我个人比较倾向第二种观点。明代里甲制的实行比较系统，但在一条鞭法实施后趋于崩溃，民众交税用自封投柜法交纳白银，无须从事实际劳役，银子转化为可交易的东西，国家通过银子去购买雇工。在这个过程中，收税权从里长甲长等乡绅逐步收归县官胥吏之手，这是国家重新控制地方的最重要转折。同时也说明无限夸大地方自治的作用是有偏差的，这对费孝通先生的双轨制等新常识构成了挑战。我的结论是：新常识与旧常识在不断冲突互动过程中有可能实现相互转化，反常识不是要构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也不是单纯想要对抗以往的历史观，摆出一副不屑的叛逆姿态。反常识中的“反”是对应的意思，即对已构成我们生活常识的那部分历史观提出商榷和修正，想办法克服一种刻板僵化的认识，激活一些鲜灵的思想。既然是对应，不是对抗，那么，反常识的历史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会变成一种僵化的常识，受到批判和摒弃，这正是我期许的，历史学之所以丰富和有趣恰恰是在不断相互替代的过程中不断进步。在人文领域里，任何有益的观点都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不存在最终的权威。我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杜尚专展里曾经读到一句话，这句话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杜尚说：“‘品味’无所谓好与坏，因为对一些人是‘好’的，对另外一些人却是‘坏’的，最关键的本质是，它总是一种‘品味’。”我以此勉励自己，也希望大家有勇气去探索一种被误认为不合理、不合主流的异端观点，因为它总是一种品味，这是现代艺术探索的真谛，也不妨移为历史研究的镜鉴。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来源：乐言经研 写《封城第七日》时，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封城会超过七十天！ 1.一滴水最纯净。池子大了，水更容易被搅浑。最初的传言，往往更接近真相。 2.《切尔诺贝利》：为了避免恐慌，他们选择了谎（）言。 3.仓促被迫的无奈选择，哪有对错，更不用赞美。 4.这边黑云压城城欲摧，那边歌舞升平把酒欢。它们发生在同一天。 5.我确信，在武汉封城后头两周内，几近崩=溃的医疗系统，是民间志愿组织支撑起了救护物资供应系统。 6.封城后，第一个宣布禁止中国人入境的国家是朝鲜，第一个从中国撤走侨民的是美国。 7.谎（）言与真相，都可以被垄断。 8.《西部世界》：灾难催生自我意识的觉醒。 9.慌乱、紧张、焦虑、恐惧，在于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在于它突如其来。 10.一夜之间，武汉人湖北人沦为了弃儿，仿佛不是血浓于水的同胞。我很害怕，将来的中国，会不会成为世界的武汉湖北？ 11.火神山医院施工景象我们太熟悉了：然而那里此时并没有一个病患。 12.微信朋友圈里，陆续不能发声的是作家ye夫、法学家秦qian红、书画家陈谢等， 也会轮到老木。 13.所谓“错误”，无一不是17年前的重蹈覆辙，还“填补空白”。 14.那个高烧十日不退的年轻人事后告诉我，求医所经历的一切，让我明白了什么是“人间炼yu狱”。 15.那个坐在阳台上敲锣的女儿，也敲响了居家隔离者呼救的群声。 16.司门口那绝望心碎的一坠。当视频传来时，我正在听冯翔的《汉阳门花园》。司门口紧挨着汉阳门。 17.今天，刷屏的一句话是：我把一生的眼泪都流干了。 18.日子的节点：1月1日，1月3日，1月7日，1月10日，1月13日，1月20日，1月23日。 19.“除夕之夜，遵从政令 ——永别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常kai的yi言，是武汉亡灵的共同署名。 20.2月柒日晚9时，武汉人有一个仪式。李大文夫亮：他的名字，将比那些想要不朽的人高贵和永恒。 21.我无力去做关于真相的拼图游戏，更不想无比正确地指点江山。以我的渺小，我只能把它们放下。–同事黄斌诗《什么都不爱》 22.《权力的游戏》：狮子哪会在乎羊群的想法？ 23. 嫂子们的汉骂，是两千多年以前楚人“不服周”的现代映照。 24.灾难的初始源头和最终结局，在这里往往是最隐秘的禁忌。 25.因先父曾求学于武汉，至今很多亲人仍在湖北。家父去年仙逝。如果他仍健在，必对病毒魔牵魂缠梦。在此我代家父捐款以慰他老人家之灵！—-大学同学捐款留言 26.问：朱自清《春》第二段第一句 答：一切都像刚刚睡醒的样子。小区口令每日更新。 27.要感谢方方，是她捡起了作家和文学掉在地上的脸。—阎nian（连）科 28. 1998年8月1日晚，长江湖北段在嘉鱼簰洲湾溃口。洪水涌进入垸内，灾难最惨烈不是垸中心簰洲镇，而是溃口下那个猝不及防的村落。 29.人们对“口欠口肖人”的定义也发生了歧义：吹的方向不同。 30.竹鼠、蛇、蝙蝠、穿山甲，都可能是中间宿主。现在，终于有专家论证中间宿主可能是“龟类”，就是王八！ 31. “甩 钅呙“是T（体）Z（制）少有的弹性机制。离开TZ，锅就没法甩出去了。 32.“我的yi体捐国家。我老婆呢？”肖贤友的yi言。上面的人喜欢上一行字，下面的人喜欢下一行字。 33.头发越来越长，眼泪越来越短。–朋友严春芳诗《长与短》 34.那个庚子年，那些饿殍一定是听信了那高悬在村口的独一无二的大喇叭。 35.我们相互打听，原来我们都是那1%。 36.弘扬xianfa精神，落实xianfa条文。 37.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德经》 38.一场阻击战，活生生地打成了一场全民战。 39.“冠状病毒不可怕，只要大家听党话”，红色标语一例。 40.武汉那个病du所，推出了双黄连让国人疯狂，又抢注了“人民的希望”，让美帝懵逼。它还干了什么？ 41.我困守在房内已快二十天，每天看着灾难中的各色情形，正在丧失敏感，渐渐麻木。这很让我自己害怕。我害怕以后当有人问我这个武汉人关于这场灾难，我只会木然地回答：我不知道。你去问医生护士，你去问的士司机，你去问快递小哥，你去问社区志愿者，你去问殡仪装 殓工—– 42.疫情传至日本韩国伊朗后，“抄作业”突然热络刷屏，没几天，又迅速销声匿迹。 43.上午辟谣，下午证实。 44.灾难之后，写诗并非是野蛮的，用无耻的言论继续灾难才是野蛮的。而反抗这种野蛮的唯一办法，就是真实。—诗人小引 45.你等着他道（sorry）歉，他等着你感(grateful)恩。当日金句。… Read More »

来源：凡小西 凡小西 许久没写武汉的事了，不是不想写，也不是没内容写，只是，复杂的心情，无从下笔。 写昨天一句谣言，整个武汉开始疯抢大米，我也买了150斤吗？写那些隐形的无症状感染者？写全世界各国已经被这个病毒整的睁不开眼了吗？还是写我们小区昨天因为团购的一条鱼是死的，最后下着大雨，一家人和志愿者闹得喊来了警察？ 尽管武汉每天新增为0已经许多天了，但是魔幻的2020年依旧在继续，各种闻所未闻的事，还在每天上演。 自从3月25日湖北除武汉之外，陆续解封后，压在我们心中的一块巨石也有所松动，小区的人明显多了起来，每天我会和老公一起下楼散步两三次，楼下会遇到许多邻居，有的打羽毛球，有的在跑步，还有的孕妇在慢慢散步，看着那肚子，似乎要生了。 小区的花也开得很灿烂，不知是因为无人打扰，还是因为我在家里锁了太久，总觉得这些花比去年春天开得更繁盛。 有人说，每一个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自从确诊那一天，未来都必将是一个人的旅程—— 孤独地死去。 或者 治愈后，有家回不去，孤独远离人群 3月27日那天，武汉降温了，天下起了大雨，气温一下子从初夏降到了冬天。而这一天，武汉市各大殡仪馆开始 有序通知逝去者的家属来领骨灰盒。 小杨，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湖北女生，几年前，父亲去世后，小杨随着母亲一起来到武汉生活，妈妈在一家超市做收银员。 母女俩相依为命，妈妈努力工作，每晚八九点才能回家，小杨虽然不到10岁，却已经会做好几种饭菜。每天放学后，她会先写作业，到了八点多，做好饭菜，等妈妈回家。 对于她们来说，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母女一起坐在小桌子旁，一起吃饭聊天。小小的出租屋，也因为她们变得有了温度。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了武汉，小杨的妈妈被击中了，几天高烧不退，最终去医院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 妈妈住院的日子，小杨的奶奶和孙女一起生活。许多夜晚，小杨看着窗户外漆黑的暗夜，瘦小的她都会认真地祈祷，希望妈妈能好起来，她折了很多千纸鹤，上面写着：“妈妈，我最近又学会了许多新菜，等你回家，我烧给你吃。” 可惜，很多时候，我们的祈祷并没有什么用。新冠肺炎夺走了小杨妈妈的生命，大概是因为没见到妈妈的最后一面，很多个清晨，小杨醒来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喊一声妈妈。似乎，日子还和从前一样，妈妈在厨房为她做早饭，催她快起来，不然上学就要迟到了。 3月27日，大雨，小杨和奶奶一起，拿到了妈妈的骨灰。记得，离家的时候，妈妈还和小杨说：“你乖乖在家，千万不要出门，外面有病毒。妈妈治好病就回家。记得给金鱼喂食。”可是，如今妈妈却已经是一盒骨灰。小杨紧紧抱着妈妈的骨灰盒，轻轻说：“这是妈妈。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相比于孤独逝去的患者，还有一群人，他们的痛苦，或许将比逝去者更为绵长且煎熬。这群人就是——治愈后的新冠患者。 阿芳，是一位湖北省黄石市的新冠确诊患者。1月底确诊住院后，她精神好的时候，会打开手机看看微信，然而，许多邻居都在群里骂她和她们家。那段时间，只要阿芳住的附近小区有人确诊，大家都把罪行加在阿芳身上，甚至有人根据网上披露的个人信息，发短信骂她，祝她这种害人精早日去死，活着也是害人。而这样的短信，一天就收到几十条。 最后，不堪重负的阿芳退掉了所有的微信群，甚至大多数时间都关闭了手机。她不得不选择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然而，当阿芳出院后，才发现，灾难并没远离她，而是换了一种新的形式继续存在。 小区的群众堵着门，不让她回家，最后社区的工作人员好说歹说，阿芳被家人接回家了，但是小区的邻居却到门口，强烈要求他们家不开窗，不上厕所，最好出去到酒店住。 这些争吵的场景，都是阿芳的老公去面对，阿芳听着这些话，在卧室默默掉泪。最后协商的结果是，28天不开窗，不出门。 康复后的阿芳，做过几次核酸检测，全部是阴性，身体也在逐渐康复。但是阿芳依然不敢和家人一起吃饭，每天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独来独往。 在家隔离四十多天，阿芳出门倒垃圾了，戴着双层口罩，她下楼了。楼下的花开得正艳，阿芳想看看花，没想到几个邻居看到她，立刻撒腿跑了。 疫情会有结束的那一天，但与之如影随形的恐惧和各种心理问题，却不会立时消散。纪录片《非典十年·被遗忘的时光》记载：“我们采访了3个（非典患者）家庭，每位主人都会战战兢兢问：要不要喝水？介不介意用我们自家杯子？怕不怕非典？” 当时的采访时间，是2013年3月。距离非典爆发已经整整十年。 2003年，中国的非典确诊人数是8069人，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人数，截止到4月1日，中国确诊人数为82631人。 这场传染性极强的病毒灾难，带给我们的可能远远不止死伤，远远不止一些网络暴力，更多的，可能是各种地域歧视、个人歧视、各种心理障碍以及随之产生的悲剧，或许会在灾难过后的许多年，依然存在。 有一位外省的新冠肺炎痊愈后的读者，在后台和我倾诉，回家后，因为小区邻居的反复举报，最终他不得不搬家，挪到了自己在郊区的一处小房子住。那个郊区的小区，几乎就是个空置小区，整个小区大概住了不到20户人家。尽管担心各种治安问题，也忍受着物业严重不配套的各种问题，但是他依然还是选择住在那里，因为他无处可去。 这些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从疑似患者、确诊患者到治愈者，迈过一道道坎，却发现自己成了“感染过病毒的人”，而这个烙印究竟会打多久，最终是否被人群接纳，没有一个人说得出具体时间。 广东的林女士是我的另一位读者，她对我讲了她的故事—— 1月26日林女士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很快，她的所有路径和信息，都被疯狂传播在各大微信群。这份详细的资料，不仅包括自己的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和支付宝账号、qq号，还包括自己老公的所有信息，父母的信息，甚至表姐表哥的全套信息，都在其中。 许多陌生人发短信骂她，说她是瘟神害人精。表姐说，自己的车也被人砸了。因为那份详细信息里，还披露了所有的车牌号码。 对于自己为什么会感染，林女士说自己也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己从未去过湖北，一年内都没接触过湖北人，但是邻居们却不信，坚持认为林女士隐瞒了自己的行踪。 甚至有人直接编造，说林女士有一个湖北的情人，年前两人约会过。谣言说多了，就连林女士的老公也开始怀疑妻子。 对于这样无中生有的谣言，林女士非常难过，也第一次感受到了网络暴力的可怕。 幸运的是，林女士最终康复出院了，可是小区却联系她，让他们最好搬家，或者住酒店，不要住进小区。有一些邻居直接打电话过来说：“希望你做做好事，不要害死了全部小区的人。” 但是林女士还是坚持回到了自己家住，却发现，这层楼的四户人家，几乎全部搬走了。 2月21日，林女士的公司复工了，公司却打电话劝她，希望她半年后再来上班。公司领导甚至用哀求的语气说：“你不要让我难做。” 这一切，都想一把把隐形的刀，把她和人群割离开。林女士说，现在很担心，半年后去上班，同事没会不会像过去那样对她，同时，她也担心，自己经过这半年多的遭遇，也会变得格外敏感，可能人家一个眼神，她都会难过许久。 昨天，是武汉许多企业复工第二天，我的好朋友赵先生去上班了，他们公司在这次疫情中，一共确诊了5名新冠肺炎患者，都已经治愈出院，而且隔离完毕。其中，一位男士就是赵先生部门的。昨天复工第一天，大家发现那位治愈出院的男士没来上班，同事们松了一口气，并且一起给公司领导建议：2个月内，让那位同事不要来上班。不然，大家就一起回家办公。 赵先生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表示：“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治好了，毕竟他是1月底得病的，现在都2个月了。但内心深处，还是担忧和恐惧。” 这个春天，新型冠状病毒疯狂席卷了整个地球，每个人的心头仿佛被扎入了一把刀，疫情慢慢过去，刀也慢慢被拔出，可是刀口却难以愈合，甚至终生无法愈合。 我理解这些新冠肺炎出院患者被人群排挤后的痛苦，我也理解每一位群众对病毒的恐慌。 但是，就像电影《火星救援》里的一句台词： “每个人类成员都有一种本能，帮助彼此走出困境。” 面对凶猛的病毒，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理智一些、科学一些，更多地给予那些苦难中和暴风眼中心的人民一些阳光、一些关爱、一些理解以及一些接纳。帮助更多的人类同胞们，尽快走出伤痛与阴霾。 完

来源：冯天瑜 经心书院 3月18日，经心读书会邀请著名历史文化学家冯天瑜先生主讲《“采风”与“诗谏”》。冯先生从《诗经》《国语》《治安策》《明夷待访录》等典籍出发，鉴古知今，给人以警醒和深思。本文根据当天分享整理而成，经冯先生授权发布。 己亥末、庚子初，疫情发生，特别是武汉“封城”以后，禁足在家，读书思考，逐渐形成几个题目，一是“上医医国”：最好的医生不仅要疗治人身疾患，还须医救国家毛病。二是“商贾救亡”：商贾以发展商品经济为务，又不忘社会担当，例如春秋商人弦高救郑；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主持宜昌大撤退，不畏牺牲，为抗战作出重大贡献。今天的民营企业家（如陈东升、艾路明、阎志等）在抗疫间斥资献力，昭显爱国护民精神。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是吾国经济两大支柱，缺一不可。那种鼓噪一时的“民营经济下课”及贬抑民营企业家的调头，在这些古今史例面前不攻自破。 今天谈第三个题目——《“采风”与“诗谏”》，涉及言路开放问题。关于此题，国史有丰富载述，虽然那是君主制时代的史论，但开通言路是一个普遍性、永久性议题，现时代仍可从历史记述中获取有益教训。 “采风”乃古之良制中国古代政制有两大系统——封建分权的“周制”与君主集权的“秦制”。社会相对宽和的周制，有一种沟通上下，使信息畅达的举措，这便是“采风”——朝廷派专人到民间采集反映民情的“风”。风的本义是空气流动，引伸为风俗、风教，具体指承载民俗民情的民歌。“采风”便是搜集反映民俗民情的歌谣。 无论古今中外，包括古代的清明治世和现代民主制，社会的上下层总是存在距离、难免隔阂的。而要缩小距离，化解隔阂，便需要执政方倾听民意，体察下情，纠正国政弊端；而民众则有义务、有权利将意见上达朝廷。周代的“采风”便是沟通上下信息的一种举措。 当然，采风的一个直接目的，是提供宫廷乐舞演出所需要的歌词和曲调。而上层人士欣赏采风所得民歌，便随之获悉下情，这比倾听一味歌功颂德的谀词有益得多。终年陶醉于吹捧之中的君王，定然昏瞆，如西晋惠帝，当饿殍遍野之际，却问身边侍臣：“百姓既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晋书·惠帝纪》）西晋的速亡，与惠帝一类昏君昧于民情大有干系。 周代享国791年，是史上历时最久的朝代，这与其实行下情上达的采风制颇有关系。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康王、宣王等深怀忧患，勤谨治国，原因之一是了解社情民意，这得益于采风制。 周朝专设采诗机构，由职官收集民歌向上呈报。《汉书·艺文志》云： 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采诗之官，分“行人”（采访员）和“太师”（审查、修饰采诗的长官）两级。此制运作过程略为：“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每年三月，气候温和，朝廷派专门采诗的行官，敲着木梆子，向路边人招唤：我来了，大家有什么好的诗歌，都告诉我。行人返回朝廷，把所采之诗献给高官太师，太师对这些诗进行加工，并令人配上音乐，以在宫廷演唱。天子通过这些来自民间的歌曲，知道老百姓怎么想的，老百姓对时政有什么意见。 周代采风所得甚丰，据说古诗三千，孔子删留三百篇（有学者认为删诗者不是孔子，而是众人汰选的结果）。《论语》多言“诗三百”，显示春秋末存诗状况，传世至今的诗305篇。《诗》由《风》、《雅》、《颂》组成。《风》即国风，为十四个诸侯国加上周天子直接管辖的周地的民歌，共为“十五国风”，160篇，占《诗经》篇幅之半。大小《雅》多为卿大夫诗作，也有民歌；《颂》是庙堂诗乐。诗三百篇，尤其是十五国风，涉及西周到春秋末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民众的喜怒哀乐，不乏对时政的尖锐抨击，以后列朝也没有以“妄议”删除“怨望”篇目。 周代的采风制，秦汉有所承袭。如秦朝设乐府，汉朝武帝以后正式成立乐府，采集民间歌谣及文人诗篇，不乏卓异篇章，如“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反映了民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汉乐府》与《诗经》《楚辞》在中国文化史上三峰并峙。 从诗经到乐府诗，也有歌功颂德篇章，但数量有限，其历史认识价值和文学价值不高，而放射光芒的，多为反映生民真情实感，洋溢着社会批判精神的篇什： 一，揭露政治弊端，谴责权贵。如《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麦”，将贪官污吏比喻为粮仓里吃得肥硕的老鼠。 二，控诉兵役徭役。《君子于役》“一日不见如三秋”，对苛重的徭役发出怨愤之音。汉乐府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痛陈兵役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唐代诗人杜甫承其绪，“三吏三别”尽写民间疾苦。 三，男女追求恋爱自由。如《国风》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皆千古不朽的爱情篇章。《孔雀东南飞》控诉礼教的残忍，赞颂焦仲卿夫妇的坚贞。 四，农事诗。表现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人疾苦，“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些诗歌非常有价值。现在研究中国农耕文明，无不引用《诗经》的农事诗。沿着诗经传统，后世有很多惜农作品，如唐代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白居易的《观刈麦》《卖炭翁》等等皆为佳作。 五，爱国抗敌诗。表现人民抵御外敌入侵的壮丽诗篇。《诗经》的功能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指联想、启示；“观”指了解社会民情，观察风俗盛衰；“群”指通过诗歌，使大家交流思想、联络感情；“怨”指讽喻社会不良现象，尤其是讥刺政务弊端。讽刺诗（怨望之诗）在《诗经》中占较大比例，《诗经》洋溢着社会批判精神。而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周代采风制有直接关系，这便是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诗·大序》（相传子夏撰）有一段阐发如何对待批评的文字：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 “上以风化下”，指统治者以《风》教化下民；“下以风刺上”（“刺”有指责、揭发讥讽之义），指下民以《风》讽刺、责难当朝。这就道出“风”沟通上下的双向功能。《诗·大序》又讲，社会批评不宜采取直白的说教，而应该“主文而谲谏”。“主文”，就是用文学化的方式规劝；“谲谏”之“谲”可释为狡猾、聪明，“谏”即提意见，“谲谏”是用委婉而生动的方式提意见。 《诗·大序》进而指出，听意见的人（主要指统治者）应持的态度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提意见是无罪的，意见正确固如是，即使意见欠妥，也是无罪的。无论意见确切程度如何，听意见者都足以引为鉴戒。只有如此，提意见的人方无顾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此一“纳谏”卓论，烛照千古。 关于纳谏，《战国策·齐策一》有一精彩故事，这就是大家熟知的邹忌劝诫齐王纳谏。《古文观止》收录《战国策》这段文字，命名“邹忌讽齐王纳谏”。我少时读古文，主要用《古文观止》本子，里面的不少篇章留下深刻印象。 《战国策》所讲故事如下：齐国谋士邹忌长得漂亮，夫人夸奖他比另外一个美男子徐公还要标致。后来邹忌见到徐公，对着镜子一看，觉得自已大不如人。这使邹忌领悟到，身边人的颂语是靠不住的，不能被其美言蒙蔽。邹忌把这个感悟告诉齐威王，劝谏齐威王切勿被“私王”“畏王”者所误。齐威王接受邹忌意见，“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如果臣民能够当面指出我的过失，给予最高奖赏；如果不当面讲，“上书谏寡人者，受中奖”；如果上书也有顾虑，“能谤议于市朝”，在外面市场批评我的，受下赏。此令一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谏）进”。齐威王参酌这些意见修改政策法令，齐国很快强盛起来，燕、赵、韩、魏得知，都到齐国来朝拜。“此所谓战胜于朝廷”——不用派兵出征，在朝廷修政，便赢得胜利。 《古文观止》编者在这一故事后按语曰：“千古臣谄君蔽，兴亡关头，从闺房小语破之，快哉！”点破“言谏”与“纳谏”的妙处。 “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纳谏的要义，在于接纳“诽谤”，这是需要雅量的。 古时把批评称之“诽谤”。今日衍为贬义词的“诽谤”，古时是褒义词或中性词。“诽”是背地议论，“谤”是公开指责，周代的采风制，便是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谠”意为正直，“纳忠谠之言”即接纳忠实正直的意见。 天安门前优雅而壮观的华表，大家都熟悉，游人常将其作为留影的背景。若作历史追溯，这汉白玉华表是从谤木演化来的。“谤木”为何物？《吕氏春秋》讲，古圣王尧舜禹汤为了解下情，采取一些方法：“尧有欲谏之鼓”，尧帝在宫庭前安设大鼓，供人敲击，尧闻声出来听取意见。“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现在谈谈“诽谤之木”。 诽谤之木，简称“谤木”，是朝廷门口树立的一根木柱，上面可以挂木牌，臣民对朝政有意见，书写于木牌，挂在谤木上。《战国策·齐策》记载：齐威王在王宫门前树立一根与人身体等高的木柱，称“诽谤之木”。谤木与人身体等高，以便人们悬挂书写意见的木牌，官吏定期收集木牌呈给威王看，威王就知道哪些政令需要修正，这样齐国官风国政大为改观。 故事在延伸。齐威王死后，人亡政息，君王不再倾听批评，谄上之风重起，臣下专说好听的话：王很伟大，我们要好好学习王令，不变样地照办。这样一来，谤木就没有用处了，但朝廷又不好意思撤去谤木，于是将榜木高度提升，书写意见的木牌挂不上去，谤木也就变成装饰物，以后演化为映衬宫廷壮美的华表，收集意见的功能完全丧失。 汉初文学家、少年天才贾谊的名篇《治安策》主张学习周朝，让太子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太子成人以后，还须保持几样要件：“记过之史”（记载政策朝廷过失的史官），“进善之旌”（仿效尧舜，在宫门树立一面旗帜，有意见的人站在旗帜下面发表意见），“诽谤之木”（人们有意见可以挂上去），“敢谏之鼓”（供人击鼓进谏）。要让“大夫进谋”，“士传民语”。贾谊说，秦朝二世而亡，原因之一是拒绝真活，指鹿为马；而周朝国祚八百年，得益于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诚哉斯言！ 头脑清醒的国君，皆有接纳批评的气度。下举三例。 北周宣帝时，大臣于义上疏指谪朝政，宣帝认为于义是在诽谤朝廷，御史大夫颜之仪批评宣帝道：“古先哲王立诽谤之木，置敢谏之鼓，犹惧不闻过。”古圣王生怕听不到时朝廷过失的指责，而现在于义对朝廷提意见，不可以下罪。宣帝听了颜之仪的劝诫，马上放弃处罚于义的想法，表示要让人讲话，允许批评。 东汉有个叫任延的官员要出任外官，汉光武帝刘秀告诫临行的任延：好好服事上司（“善事上官”），而任延颇有风骨，当即反诘皇帝：让我对上司唯命是从，就会造成上下雷同，大家都如一个模板出来，这不是皇上你的福分。（“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光武帝不以为忤，赞叹道：“卿言是也。“ 武周时期（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史称武周），有个张姓官员编歌谣嘲讽官制松弛，沈全交续写歌谣，指责武周职官泛滥，被御史逮捕，准备以诽谤朝政、败坏国风定罪，武则天阅览歌谣后笑道，沈氏是要官府莫乱来，干嘛要处罚他呢？并说：“何虑天下人语！”武则天确乎有点接纳异见的气量，“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作《为徐敬业讨武瞾檄》，历数武则天篡夺罪恶，称其“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武则天读檄文时，或微笑，或不悦，最后大赏其才，说骆宾王这么有才华的人未被庙堂所用，是宰相的过错。 当然，史上多有君上拒绝批评，堵塞言路，导致国家衰亡的例子。《国语·周语》的一段名文收入《古文观止》，拟题《召公谏厉王止谤》。文曰，周厉王残暴虐民（“厉王虐”），老百姓批评国君（“国人谤王”），元老召公告诉厉王：老百姓为什么批评你，因为他们实在受不了你的做法。周厉王听了很恼火（“王怒”），不但没有接受召公的意见，反而启用名卫的巫，严厉监视、镇压乃至杀害诽谤之人（“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老百姓很害怕，不敢说话，在路上只能用眼睛表示意思（“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周厉王很得意（“王喜”），告诉召公，我有办法消除诽谤，使老百姓不敢言（“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反驳道：老百姓不敢讲话，并不是大家没有意见，而是你障碍了言路。接着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止老百姓讲话，堵塞大家的口，好比是江河水涨时，不让流淌下去。川流只能疏导，不能堵塞。应该让老百姓讲话。厉王不听召公劝告，于是老百姓更加不敢说话了。结果朝政愈益败坏，忍无可忍的国人终于把厉王赶走，“三年，乃流亡于彘。”厉王逃亡后，便有召公、周公等贵族联合执政，这是中国古史上少见的一次“共和行政”。 统治者不让人讲话，拒绝批评的史例甚多，这是君主专制的普遍现象，即使在比较开明的唐朝和宋朝，也时有发生。前面提到的《悯农》的作者李绅，因诗作陈述农民苦难，被人打小报告，说是诽谤朝廷，李绅几乎入狱。宋朝苏东坡写《山村五绝》，对底层民众疾苦深表同情，也被人安上“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的罪名，在乌台诗案中受到严厉处罚，甚至有人主张处斩。毕竟宋朝太祖留下遗诏，不杀议政士子，所以苏东坡没有掉脑袋，而被贬谪黄州。 因言获罪的现象在君主专制时代相当普遍，也一再导致社会灾祸，故召公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成为垂之千古的警语。 “公其非是于学校” 上对下“纳谏”，下对上“言谏”，构成一种纠错机制，有益于社会生态平衡。周厉王不让人讲话，落得身败名裂，与此相反，古代也有开放言路、接受意见的明智之例。这虽然是君主体制内的举措，但包蕴着的智慧可供今人玩味。 唐宋很多诗文批评朝政，人称唐诗为“诗谏”，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各个方面。武大中文系尚永亮教授，研究唐宋贬谪士人的诗文。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等等，被贬谪以后，深入下层，对时政的批评入木三分，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阐发“苛政猛于虎”、“苛政毒于蛇”。 中古以降的“言谏”，渐渐触及到朝野关系、官民关系。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送薛存义序》中对官民关系有新的解释，全然不同于与他齐名的韩愈《原道》的尊君抑民论。 友人薛存义启程赴官任，柳宗元追至江边为之送行，并有一番赠言：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值，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柳宗元指出，地方官是老百姓的仆役，并非役使老百姓的。老百姓靠田土生活，拿出田亩收入的十分之一，雇佣官吏为百姓主持公道。现在做官的拿了百姓给的俸禄，应当是官吏敬畏百姓，而不是相反。柳宗元之论，被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发挥。 宋太祖了解下情民心，他强调，是民众养着官吏，官食民饭，宋代在衙门口立石碑，上书十六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诚哉卓论！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指出，君民不是主奴关系，而是类似一起扛木头的同事那样的关系。（《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进而指出，是非标准不能由君（朝廷）独定，引出“公其非是于学校”的辉煌命题。 传统中国是非标准一向由朝廷决定，但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说，是非不能由朝廷决定，而要由学校，即由有知识、有见解的社会公众商议。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舆论和舆论监督问题上的飞跃性认识。在两汉时期，朝廷把监督与上谏的任务交给言官。言官包括两种，一是监察官，二是谏官，他们共同对舆论畅达起到一些作用。但言官毕竟是由帝王、朝廷任免，反映的意见有局限性，所以还应该广开言路。《明夷待访录》的“公其非是于学校”便是卓异的见解。 有人把黄宗羲之议称作中国的《社会契约论》，这有一定道理。但此说并不完备，应当讲，《明夷待访录》所言“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应该“公其非是于学校”，把舆论的发纵地交还给社会，交往给公众，其实是继承和发扬了先秦以来的“采风”—“诗谏”传统。中国文化存在着走向民主与法治的内生资源，不能把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诉求完全视作舶来品。 感谢大家倾听，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经心书院介绍 经心书院为同治八年（1869年）晚清名臣张之洞在武昌所创办的著名书院，是湖北省重要历史文脉。今由一群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共同发起复建，旨在“文化传承、智慧分享、兼济社会”。

来源：王悦 南风窗 78岁高龄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迎来了他人生的“至暗时刻”。 这不仅是因为意大利在短短一个多月内，成为了整个欧洲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而这种疾病对于65岁以上的老人来说有可能是致命的。更重要的是，阿甘本处在了欧洲哲学界近年来最大的一场论战的中心。 阿甘本在哲学界的地位备受尊敬，但他对疫情的思考却引发了几乎整个欧洲哲学界的反对，即便是其朋友也难以认同。 在这场论战中，哲学家们关心的是欧洲的疫情到底有多严重？各国政府的防疫措施是过于严厉还是过于宽松？疫情过后，欧洲还能够恢复往日的样貌吗？疫情还在酝酿着一种尚不可捉摸的政治后果？ 无端的“紧急状态” 自从1月31日罗马出现首2例新冠肺炎病例，意大利政府就宣布进入为期半年的“国家紧急状态”，并暂停了所有往返意大利和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的航班。在此后的20天里，意大利境内仅新增了1例本国籍病患。 好景不长，2月21日后，北部伦巴第大区突现社区传播，确诊病例猛增，甚至在第二天就出现首例死亡病例。 显然，“国家紧急状态”已经不足以应付疫情的突袭。意大利政府在2月22日宣布对密集出现疫情的北部伦巴第、威尼托两大区11城镇的约5万居民实行隔离检疫，并在该区域内实施了多项管制措施，包括禁止公众集会，取消一切体育、宗教活动，关闭学校、酒吧等。此后，官方还增派了警察在隔离区巡逻，并派遣军队介入隔离区的检查站。 论战的导火索是2月25日，阿甘本在《宣言报》和“任意”出版社的博客上刊登的一篇社论，题为《由无端的紧急状态带来的例外状态》。但让老哲学家感到担忧的，并不是疫情的蔓延，而是意大利政府采取的强硬防疫措施。 阿甘本指责意大利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疯狂、不合理且毫无依据的”，因为意大利国家研究中心的声明显示出，疫情并未像媒体和政府官方渲染的那么可怕。 在阿甘本看来，政府以“卫生与公共安全”为名的法令条款“模糊且不确定”，却会让悬置法律效力的“例外状态”合理扩散到意大利所有大区。他更担心当人们习惯了恐惧，这种恐惧会转换为一种对安全的渴望，人们会为了满足这种渴望自愿放弃个人自由。 也许是因为阿甘本发表这篇社论之时，欧洲疫情的严重程度的确尚不明朗，阿甘本的判断是否正确也无从知晓。 实际上，在意大利，并不只有阿甘本对政府的严厉措施怀有抵触情绪。政府重启“国家紧急状态”，无疑令意大利人苦涩地回忆起1970年代当局为镇压“红色旅”等极左团体动用“莫罗法”制造的“白色恐怖”。 两天之后的2月27日，阿甘本的“老朋友”、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首先发难，他在“二律背反”网站上发表题为《病毒性例外》的简短回应文章。论战的序幕拉开。 身处法国的南希也许感受到了疫情的紧迫。就在这一天，法国的疫情迎来了第一个高峰，当日新增20例确诊病例。南希提醒“老朋友”注意，我们有疫苗应对“常规”流感，但是还没有疫苗可以对抗新冠病毒。这个差别会使得冠状病毒有更高的致死率。 至于“例外状态”，南希则认为不能仅仅归咎于意大利政府，因为“这种例外实际上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成了一种规则”。换句话说，真正有益的政治反思应当把矛头指向全球化，而“政府只是可悲的执行者”。 事实上，据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的防疫并非如铁桶一般，而是漏洞百出，造成了一种“封锁归封锁，活动归活动”的态势。 对哲学家马西莫·卡奇亚里而言，真正的“例外”是这种完全混乱的氛围。他在27日接受《新普利亚日报》的访问时感叹：“如果俱乐部照常开放，那么，在没有新冠病毒染病记录的地区封闭学校的意义何在？” 与阿甘本对政府限制自由的担忧形成鲜明反差，卡奇亚里抱怨政府“脆弱且无脑”，只能被动遵循孤立主义的逻辑。 3月1日，意大利政府和议会通过了《防控新冠疫情法令》，将意大利分为“红区”、“黄区”和安全区。3月4日，意大利首次出现单日死亡病例过百。 与此同时，阿甘本的文章引发的争议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哲学家加入到批判阿甘本的行列。“二律背反”网站则成为了学者们论辩的主战场。 创办《欧洲精神分析期刊》的意大利哲学家塞吉奥·本维努托3月5日发表文章，题为《欢迎来隔离》。（他拿自己的名字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因为在意大利文中，本维努托的意思就是“欢迎”。） 虽然本努韦托把阿甘本称作“我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但是他并不认同阿甘本。他认为，阿甘本把政府采取的措施看成是“统治阶级暴虐本能”的结果的观点既不切实际，也容易助长阴谋论。 而且，人们面对未知病毒的恐慌并不是“非理性的”。在当前，政治权力选择制造恐慌，以鼓励人们隔离病毒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阿甘本的“至暗时刻” 3月8日，来自印度的两位年轻哲学家沙吉·莫汉与迪维亚·德维迪也向阿甘本宣战。 两人发表《被遗弃者的共同体：回应阿甘本与南希》，大致认同南希的反驳。他们认为，与“例外状态”相对的“普通状态”只存在于阿甘本的想象中。比如在印度就不存在处在普通状态的人，几乎所有人都因属于特定种姓而可以称作是“例外”的。 此时疫情已急转直下，包括米兰、威尼斯、帕尔马等在内的11座城市，被意大利政府宣布“处于隔离检疫的警戒状态”，而意大利单日新增确诊数却还是突破了1500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万。 总理孔特在3月10日凌晨签署全境防疫法令，使得意大利成为全球首个为应对新冠疫情，在全国范围实施封闭政策的国家。 但是阿甘本并未动摇。他在意大利封国的第二天3月11日发表题为《论感染》的文章再次申明立场，想要揭示“传染”这个医学概念的生命政治学意涵。 阿甘本引用了曼佐尼描述1630年代米兰大瘟疫的小说《约婚夫妇》，谴责意大利政府的措施“实际上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潜在的涂油者”。他担忧这些防疫措施有可能导致的“人际关系的恶化”。 哲学家洛可·隆奇在14日发表的《病毒的美德》中对防疫措施做了与阿甘本截然相反的解读。与人保持距离并不是对自由的限制，因为真正的自由是“在特定情况下做必须做的事情”。隆奇也不像南希那样认为今天只存在“例外”，而是根本不存在“例外”。 “病毒显示出，整体必然包含在部分中，而在自然中没有任何自治的领域可以构成‘例外’。”有些人面对疫情蔓延而不愿有所行动，正是因为他们愚蠢地相信自己的“例外”。 真正让阿甘本备受打击的，是哲学家兼记者保罗·弗洛雷斯·达凯斯在《微型巨人》杂志发表的文章。 这篇于3月16日刊出的文章《哲学与病毒：阿甘本的幻觉》言辞尖锐，达凯斯显然没有阿甘本的朋友和崇拜者那么客气。他嘲讽阿甘本“偏爱迷信的传播与神学的反刍，偏爱精神上的娱乐和反科学的驱魔，偏爱平庸的抱怨和自恋的妄想”。 因为阿甘本的文章“旨在证明并没有传染病，而只有传染观念的传播”。达凯斯断言，阿甘本提供的是一种“糟糕的哲学”，在逻辑手册上需要添加上“阿甘本的失败”。 达凯斯的言辞彻底惹恼了阿甘本。老哲学家在第二天17日发布声明：“一位意大利记者此前发挥自己的职业优势，误解和扭曲了我对一些伦理学困惑的反思”。但声明的大部分内容，只不过重复了他在前两篇文章中的观点。 显然，阿甘本并没有要修正自己的观点的意思。他只是要强调自己担忧的不只是当下，还有瘟疫结束之后，我们该如何共同生活。 不过，形势已经对阿甘本极为不利。本努韦托直接把第二篇文章定名为《忘记阿甘本》。他无疑是模仿了43年前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批评福柯的文章《忘记福柯》。 阿甘本的另一位“老朋友”、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伊·齐泽克也在《温情脉脉的野蛮行径乃是我们的宿命？》中表明，“虽然对阿甘本充满敬意，但我不同意他的见解”。他认为，保持身体上的距离是出于对对方的尊重，而不一定会“把人们分割开来”。 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非常坦然地承认了这一点。 埃斯波西托与南希：“生命政治”之争 唯一站出来为阿甘本辩护的是哲学家罗贝托·埃斯波西托。 2月28日，他为《共和报》和“二律背反”网站各写了一篇文章，分别题为《党派与病毒：生命政治当权》和《“治”到最后》，主要是为了回应让-吕克·南希。 实际上，埃斯波西托和阿甘本的哲学工作有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生命政治”。它成了这次论战的另一个焦点。 “生命政治”的概念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指涉18世纪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种将人民当作生物性人口加以计算和调节的治理技术。这种治理技术结合了人口学、统计学、公共卫生和都市计划等新兴知识，政治权力从此不再通过死亡的威吓施展，而是专注于养育国家的人口素质。 阿甘本在福柯的基础上提出了“神圣人”和“赤裸生命”的概念，用来表示“例外状态”下被政治弃置的人的处境。埃斯波西托则敏锐地意识到，南希对阿甘本观点的疑虑源自于他对“生命政治”概念由来已久的怀疑态度。 埃斯波西托认为，“生命政治”在现代社会的应用有目共睹，而南希所使用的“病毒性”一词本身就表明生命政治的污染跨越了政治、社会、医疗和技术多种语言。 埃斯波西托同意阿甘本，虽然长时间以来，紧急法令都被用以应对疫情，但却“并非绝对必要”。将政治推向例外状态，终究会损坏民主国家所珍视的权力平衡。 不过，埃斯波西托的观点要更为折中。他也像卡奇亚里一样意识到，当下意大利政府表现出的与其说是极权主义，不如说是“公共机构的崩溃”。 在阿甘本发布《声明》的同一天3月17日，让-吕克·南希再次出手。这次他直接表达了他对“生命政治”及其狭隘视野的反对。就在前一天，法国政府也继意大利之后宣布了迄今最为严厉且彻底的“封禁”措施。 南希在视频中朗读了自己的长文《一种太人性的病毒》，他更加肯定地宣称，“作为一种瘟疫，冠状病毒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全球化的产物”。各个国家的“例外状态”必须结合人类的整体处境来看，否则就只会让人陷入阴谋论的狂想。 “生命”和“政治”两者都呈现出自身的复杂性，令人难以掌控，这使得谈论“生命政治”显得非常“可笑”。… Read More »

来源：尹国明 明人明察 九、方方的日记在国外为什么那么受重视？      方方日记的危害性，还可以从美国对方方日记的重视程度及政治意图分析得出。      我们前文说过，美国是当今世界最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对美国来有利的，什么是有威胁的，美国从不含糊，立场坚定且分明。 美国这一次对方方日记重视到什么程度呢？不仅仅美国之音等美国媒体连续密集报道，方方日记还登上《洛杉矶时报》的头版，题目是“来自武汉真实的声音”。 九、方方的日记在国外为什么那么受重视？      方方日记的危害性，还可以从美国对方方日记的重视程度及政治意图分析得出。      我们前文说过，美国是当今世界最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对美国来有利的，什么是有威胁的，美国从不含糊，立场坚定且分明。 美国这一次对方方日记重视到什么程度呢？不仅仅美国之音等美国媒体连续密集报道，方方日记还登上《洛杉矶时报》的头版，题目是“来自武汉真实的声音”。 照这个趋势，诺贝尔文学奖很快就向方方招手了。       国内已经有文化学者这么建议了，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唐翼明提议：下次诺贝尔奖应该颁给方方。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方方日记重视到如此程度，当然是因为方方日记里面有他们需要的东西。这些国家这么看重方方日记，目的自然是要借方方日记全盘否定中国抗击疫情取得的成绩，以“方方日记”为依据，寻找中国“失败的证据”。      美国是西方的代表，所以分析时以美国为例。       对美国来说，疫情的严重程度隐瞒不下去了，每天的数字在翻着筋头暴增。美国确诊人数已经突破16万的事实，媒体也没办法屏蔽在舆论场主流视野之外了。       如果方方们用同样的标准审视这场中外抗疫行动，“血泪”、“炼狱”这些词用在美国和西方身上，显然更为合适。     这场疫情作为一场面向全世界的考验（考试），美国还有欧洲以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正在面临一场制度信任危机。      长期笼罩着经济高度发达、医疗高度发达、体制先进光环的欧洲、美国，被一场病毒引发的疫情搞的一地鸡毛。先是欧洲，后是美国，成为全世界疫情的“震中”。 看看下面这张昨天的中国以外世界疫情地图（最新数据又有快速增加，美国确诊人数超过16万，意大利超过10万），被发达国家霸榜了，中国现在是世界疫情中最大的安全岛。  西方虽然现在竭力避免把抗击疫情的表现差别和体制差别联系在一起，但在中国疫情严重之时，西方可是把疫情和体制捆绑在一起进行分析的，希望新冠疫情变成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事件，西方政客和媒体人都在等那一天。      但中国让他们失望了，也让中国的精神美国（西方）人失望了。剧本没有按照他们的设想演绎，最初想隔岸观火的西方，现在自己正在体验烈火焚身的感觉。      中国人还真没有幸灾乐祸的想法，那是美国人和精神美国人时常出现的想法，比如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美国明星莎朗斯通就公开说：“四川地震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是中国人的报应！”。中国的媒体和文化学者也有样学样，发明了“天谴说”：“这就是天谴吗？死难者并非作孽者。这不是天谴，为什么又要在佛诞日将大地震裂？”      美国一些政客还有美国一些媒体，正在忙着做两件事：一是如何帮特朗普政府推卸因前期的隐瞒和懈怠而导致疫情失控的责任；二是如何维护美国的制度光环不因疫情而褪色。  …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