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s: wengao

来源：友朋说，共识网 这是选自共识网上，一篇三位学者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讨论，我们究竟是要告别“革命”，拥抱“改良”;或在不否定革命的前提下，摸着石头过河？吸取法国、俄国、美国、中国大革命的经验，当代中国的改革之路应走向何方？ 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出版《告别革命》一书。近20年过去了，革命的话题热度再起。一些学者参加“中国能否告别革命”座谈会，在会上再议“告别革命”。 告别或拥抱革命都是危险的 文/朱学勤 革命不可能像一些人的主观愿望那样，想抛弃就抛弃得了，想告别就告别得了，也不能像一些不太负责任的愤青，一说革命就来劲，一说革命就要拥抱，在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我们要正视革命。 告别革命，首先要告别的是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为什么呢？ 我觉得告别革命非常容易混淆，实际上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重大事情。我们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整个80年代中国知识界有过一场启蒙，也有过一场对革命观念的再启蒙，到1989年以前大家形成的一个话语是，对历史上出现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这种暴力的大革命要有一个批判和反思的态度。 李泽厚的“告别革命”，既是对上世纪80年代告别红色革命、暴力革命的一个继承，也是一个扭曲。因为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界悄悄兴起一个思潮，既有对法国、俄国、中国革命等以往革命传统的告别，还有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改革还是革命。 李氏“告别革命”的话语是借着对传统历史革命的否定来抽空当下的革命危机，抽空这个危机底下人们对革命的讨论。 因为李氏革命话语在形式上跟我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最接近，很多人认为我们是一家，我不断地重复讲不是一家。我不得不出来说我跟李氏告别革命是两回事，我要告别的是历史上的革命。 但对当下这个状况，我主观上认为要改革。如果不改革怎么办？那就是既没有改革也没有革命，这个状况就延续下去。这不是不可能。民众的底线没有到，继续拖下去，我们被拖掉了一代，再拖一代两代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种，由于信息化，信息的平面流通、横向流通越来越快，中国人好死不如赖活的空间越来越小。革命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矗立在你的面前，你不正视也得正视。在这种时候，知识界应该承担对革命话语的辨析，而不是笼而统之，说我们告别革命或者我们拥抱革命，这两种都是很危险的。 如果不改革我们可能遭遇一种危机，而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束手无策，提不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而拥抱革命同样危险，不分青红皂白地拥抱革命，最后肯定拥抱一场大革命。这时候要仔细辨析，革命是不是就只有一种，是不是有多种，人们可以在革命话语当中做某种选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提出小革命1.0，中革命2.0，大革命3.0的细分的一个说法，供大家思考。 1.0的革命就是政治革命，就是改变旧制度，改变统治集团。用鲁迅的话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大王旗底下社会是什么状况呢？就像邓小平曾经说的，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这叫1.0的小革命：仅仅政治领域发生动荡，不波及社会。 2.0的革命就是社会革命，那就是经济上的诉求，包括贫富两极分化全部付诸革命手段来解决，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分工厂，分商店。 3.0大革命就是精神文化领域，与所有传统彻底决裂，塑造新人，铲除旧人，改造人性。 我最近知道一个新的情况，最早把托克维尔的革命和改革之间危险的关系引进中南海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1982年《国外社会科学》有一篇文章就介绍了托克维尔的观点，那时候他的汉译本还没有出现，海内有识之士立刻注意到这篇文章，而且复印下来送给高层领导看。高层里面有些人比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明白，革命是要区分的，要警惕的是哪一种，要告别的是哪一种。 我认为革命不可能像李泽厚的主观愿望一样，你想抛弃就抛弃得了，想告别就告别得了，也不能像一些不太负责任的愤青，一说革命就来劲，一说革命就要拥抱。 我提出在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我们要正视革命，革命当中有哪些是我们要准备面对的，有哪些是我们事先要说清楚，一定要防范，一定要警惕的。 改良未必更和平 文/秦晖 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实际在历史上很多的改革要比革命更无序，流血也更多。我的看法是转型要推进，快慢看时宜，暴力/无序应力避。 最近许多人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引起了关于“革命”的热议。而不久前金雁的《倒转红轮》也被一些人当作鼓吹“保守主义”的书，说是与萧功秦先生的主张形成了呼应。后来我们一再说这里有点误解。金雁此书对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的确很重视，有新评价(但也谈不上鼓吹，她对这一传统的局限性也讲了不少)。 但是文化保守主义不等于政治保守主义。此书对俄国政治保守主义(如斯托雷平和马克拉科夫等所谓“寻人派”)有明确的批评，而她提到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包括了从普加乔夫到索尔仁尼琴等人，这些人在政治上可几乎都是不妥协的反对派，我想萧功秦兄也不会自比这些人吧。 “告别革命”是个假命题 我们肯定是反对“革命崇拜”、主张反思过去那些被崇拜的革命。但反思革命并不是反过来鼓吹革命恐惧症，更不是简单地讲“告别革命”。朱学勤兄说他当年就对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持异议。其实，16年前金雁和我就与李泽厚此论发生过冲突，但这事发生在香港，很多人不知道。 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时，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了一组反思文章。李泽厚看了很兴奋，写了篇读者来信夸这组文章“十分精彩，值得祝贺”，说这“使我更坚定自己的‘告别革命’论”云云。我们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就回了一篇，说你读错了，我们是批了“十月革命”，但主要还是反思斯托雷平改革，指出寡头主义导致民粹主义，专制者不公正的“改革”导致革命的危险，因此“坚持正义比‘告别革命’更重要”，实际上这是为改革敲警钟的。 结果李泽厚面子可能有点挂不住，又写了一篇措词很强烈的《以俄为鉴，避免革命》，说我这才发现你们的“本意所在”，你们是要“在近日数千万人下岗的中国现实环境下促动革命”，那口气就像在揭发“乱臣贼子”了。 我们回应说：其实早在1990年，即还在李先生“告别革命”之前数年，我们就曾在国内首先提出重新批判民粹主义，警惕转型社会的民粹主义危险。但我们认为，决不能以寡头主义来反对民粹主义，因为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看似相反，实则相成，以前者反后者犹如以油灭火，适足以增加民粹主义“革命”的危险。以俄国而论，正如李先生所言，1917年革命的确“酝酿有因，由来有自”，问题是其“因”其“自”何在？李先生难道至今还相信《联共(布)党史》的夸耀，以为沙皇的垮台(二月革命)是自号布尔什维克的那几个“激进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促动”的？ 其实前沙皇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1915年去世前便预见到：斯托雷平的“警察式改革”将使俄国陷入“严重的革命动乱”，而宪政进程的中断则是斯托雷平时代的一大错误。维特该比李先生更希望“告别革命”吧，但他对何以会有革命的认识却比李先生深刻得多。以不“正义”的方式谋“发展”于先，以不讲宪政民主的方式求“正义”于后，这不正是沙俄走向“革命”的轨迹吗？ 16年后回头看，其实今天“革命”议论的语境和当年并无实质变化，只是问题似乎更尖锐了。不过今天引起议论的托克维尔观点与当年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倒很不一样，其实托克维尔并不是个“告别革命”论者，多读几本他的书(不止《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知道，他不仅对美国革命是肯定的，对法国革命总体上其实也是欢迎的，他反感的只是雅各宾专政。他搞法国与美国的比较研究，也不是要肯定法国的“旧制度”而排斥无论何种的“革命”，他只是遗憾法国的“革命”未能像美国的那样处理好民主与自由的关系，避免雅各宾式的狂暴和走火入魔。他得出的结论更不是像李泽厚那样认为“发展是硬道理”，靠“发展”来消弭“革命”，恰恰相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题之一就是指出法国革命并非因为经济不繁荣，革命正是在“发展”成就不小的条件下爆发的！ 这事非常有意思，我们对所谓“十月革命”的否定众所周知。包括最近金雁这本书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肯定不想那么简单，把十月革命理解为只是一些激进知识分子想捣乱就搞起来了。《倒转红轮》也讲到，虽然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需要反思，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其实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到了20世纪以后就逐渐冷却，尤其到1905年－1907年革命以后“路标”就变了，后来的激进主义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 革命未必更暴力 所以“告别革命”这个话语到底多大程度上是真命题，我有点怀疑。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害怕“革命”的朋友主要的担心其实是两点：一是流血和暴力，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我们都不愿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希望看到一种完全不流血的变革方式，或曰转型方式。二是无序，如果变革以后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或者造成社会的极度混乱，对大家都没有好处，而且无论哪种“文化”中，公众长期缺乏安全感就会重新呼唤铁腕，使转型失败。因此尽量避免流血和无序的确是个真问题。 可是流血、无序和和平、有序的区别是不是可以等同于革命和改良之别？避免流血、无序可以转换成避免“革命”吗？我觉得是转换不了的。 通常我们说的革命与改革(改良)是就变革的深刻性而言，像辛亥那样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我们就谓之革命，东欧废除极权制度建立民主，通常也叫做革命(所谓“天鹅绒革命”或“和平革命”，我们官方认为革命是好词，便带贬义地称为“剧变”，其实也是说它并非渐进改良)。而明治日本在维持天皇制下发生的变革，就叫改良或“维新”，越南那样政治体制不变的经济转轨，也叫改革或“革新”。 但是变革越深刻越快节奏，就越会有更多的暴力和无序吗？我想说：实际上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其实在历史上相反的例子是很多的。 例如我们通常讲的最多的两个典型。过去一讲改良，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典型，一讲革命，辛亥革命就是典型。尤其在晚清这个话题上，中国为什么能搞成明治维新，为什么会搞辛亥革命，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说中国就是搞不成明治维新，所以辛亥革命是正面的。也有人说，其实本来中国可以走明治维新的路，所以辛亥革命是负面的。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辛亥革命本身流的血并不多，而明治维新流的血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不说别的，明治维新中那些名人有几个能够善终的？明治“前三杰”“后三杰”六大名人，就有四人在维新过程中死于非命。从维新前夜改革派与保守派就不断以死刑、流血政变和恐怖暗杀等形式进行暴力斗争：所谓安政大狱、樱田门事变、池田屋事变、坂下门事变、禁门之变、功山寺起义等，更不用说维新过程中光战争就打了三次(征长战争、讨幕战争、西南战争)，战火从日本最北的北海道五棱郭，一直燃到最南端的萨摩藩鹿儿岛。仅仅西南战争中的一场田原坂之战，就有3000多人战死。 所以后来中国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坚决不流亡国外，说是中国还没人为变法流血，就从我开始吧。那时中国的维新派也是把日本的明治维新看做流血变法的榜样，而非“和平演变”的模范。中国的维新派与革命派之别在于他们想保留帝制，反对共和，但他们并不是甘地主义者，从谋划兵变刺杀慈禧到发动自立军起义，武装“勤王”、暴力维新的选项他们是一直有的。 倒是辛亥革命死的人比明治维新少得多。甚至就是俄国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也没有流什么血。至于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一个杀人如麻的体制，那已经是体制杀人，不是变革杀人；是变革的方向不对，而不是“激进”还是“渐进”、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了。用托克维尔的话说，那就是“旧制度”杀人，而改变这个“旧制度”的“大革命”(所谓东欧“剧变”)在绝大多数国家倒真是一枪未放、滴血未流的“天鹅绒革命”。 所以，说革命一定会死很多人，改革一定会死很少人，这种说法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有一个严格的路线图，上面规定好了，就按照这个步骤去做。而革命就是猛打猛冲，到哪是哪，走一步看一步的。其实很多的情况也是相反：革命有蓝图，改革反倒没有什么蓝图，用我们熟知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例子也是非常之多的。比如明治维新，谁当时有一个最终的设想？我们知道，开始推动明治维新的很多人，最典型的如西乡隆盛，后来就变成改革的对象了。明治维新一开始是几个比较开明的大藩(长州、萨摩等)反对中央(幕府)，中央讨伐他们。但是到了天皇掌权以后，那些强藩都被镇压下去了。像萨摩藩的西乡隆盛本来是所谓明治三杰之一，他当时怎么能想到明治维新会搞到他头上呢？所以其实所谓维新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 “革命类型”的区分很模糊 可见，我们以前对改革和革命的区分本身就是靠不住的，实际上这种区分非常模糊。 甚至这里我要跟学勤兄商榷，你讲的1.0、2.0、3.0版本，意思是不是它们有一个递进关系？是不是一个比一个激烈？好像也不见得。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显然是你讲的3.0版，但是它连“城头变换大王旗”都没有，翻云覆雨的人为折腾固然堪称浩劫，体制却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连“王朝”也没有发生更迭。但是它就把大家都整得灵魂出窍。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一种递进关系也是值得怀疑。 还有一点，我们也不要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差别讲得太绝对。这两个革命的确是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讲得太绝对会导致很多问题。首先美、法革命有很多互相学习之处。最初发动法国革命的拉法叶特等人就是支援美国革命回来后受启发在本国搞革命的。而美国不少革命元勋也是高度的法国崇拜者，所谓的亲法仇英情绪非常明显。杰弗逊就是个典型。他的亲法仇英不仅是在外交上，实际上也有仇视英国君主制看好法国共和制的意思。 都说法国革命太“雅各宾”，美国革命就很温和。其实美国革命中的清算也很厉害的，例如清算托利党人。当然美国托利党人死得比法国贵族少，因为美英终战时他们很多都跟英国人走了。他们是独立前的“爱国者”，当然爱的是英国，不是美国。后来托利党在美国完全消失，美国变成辉格党人一统天下，以后的民主党共和党实际都是从辉格党人中衍生的。英国的两党是托利党(后来的保守党)和辉格党(后来被更左的社会主义的工党取代)，而美国没了贵族的托利党，穷人的工党也就兴不起来。所以有人说美国“既没有保守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只有稍微偏左和偏右的两支自由主义”。 这与其说是美国有什么独特的文化，不如说是美国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使其不同于前宗主国。由于托利党退出美国，“贵族传统”在北美消失，新建立的美国成了纯粹的平民国家。这对北美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像美国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居于主流的李普塞特等人就不同意那种“英美”vs“欧陆”的两分法，他们认为由于美国革命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使得英美差异甚至大于美国与不少欧陆国家(如丹麦、瑞士等)的差异。所以，我们也很难说美国革命只是政治革命，就没有社会革命的内容。 相反，法国革命，我觉得也是被简单化了，法国革命最血腥的一幕就是雅各宾派掌权，杀掉国王，还杀了许多无辜者。但法国革命是不是由于有了卢梭的影响就必然会走到这一步，我觉得也很难说。要知道法国当时不但有社会变革，更在与几乎全欧洲都参与的“反法联盟”进行残酷战争。杀国王主要并非因为社会矛盾，而是当时反法联盟打进来，国王要跑到反法联盟那一边，结果被抓住，杀国王给他加的罪名是叛国，而不是国内矛盾意义上的“反动”或“反革命”。如果当时没有这种国际大战，法国革命会不会如此走火入魔？我看雅各派都未必能够掌权，当然更不会发生大恐怖和杀国王的事。卢梭的观点，我认为毛病确实很大，我也赞同批判卢梭。但是，把法国革命中的问题简单地说成是卢梭的必然后果，恐怕不对。 同样，现在一讲英国革命就是温和的“光荣革命”，好像英国革命就没有经历过杀国王，没有经历过克伦威尔的恐怖专横。其实英国杀国王倒是基于国内变革的理由，与国际战争无关。 避免转型中的暴力和无序 所以，与其说什么革命还是改良、美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我们不如就事论事： 第一，我们到底要使中国有一种什么样的变革。这一点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的革命和改良，都是指在认定了一个方向的基础上讲它的“速度”(激进或渐进)问题。但是方向问题首先是我们要搞清楚的。无论激进还是渐进，关键是往哪个方向进？在中国现在这还是一个很混乱的问题。… Read More »

来源：财经杂志 文｜ 刘川鄂 1. 和方方以前的作品相比，您认为武汉日记有哪些特别之处？《软埋》时期，方方就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历史反思，但是此前她更多的是文学性，您认为方方的写作风格变化是什么原因？ 谈不上写作风格的变化，只是不同文体有不同的写作要求。日记写实，小说虚构，艺术审美因素的考量更多。面对如此大的一场灾难，方方身处疫情中心地，每一天经历着感受着，把所闻所感记录下来是很有责任心有担当的行为。日记体就是要简明直白，人人能懂。对大众发言，要用大众最能接受的表达。同时发表类似日记的不止方方一人，不乏深刻精彩的表达，有的写得比较书生气、诗人气，但不如方方直白叙述更能够引起关注。何况她名气最大，受关注的程度本来就高。表面上看起来她并不推敲文采，但充盈着思想的力量，自然而然涌出的金句穿插其间，淡中出奇，直捣人心。她搁笔当天，有热心者辑录《<方方日记>剧终，一起回味一下这50个金句》，阅读量超高。相信她的很多话会永远传扬下去。 2. 武汉日记陆续发表后，从一开始的褒奖，到后面的褒贬不一，甚至批评多过于赞美，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一个民意调查，支持方方者远超质疑和诋毁她的人，学术圈里绝大多数也是支持她的。早期大家在疫情中每天看日记支持褒奖，因为感同身受。后期极左言论甚嚣尘上，年轻人思想不坚定，容易被煽动，人云亦云。加上人性的弱点“好了伤疤忘了痛”，陷入了“群体性失忆”。质疑和诋毁者数量虽少但音量不小。叫骂的大多匿名，不敢实名实姓公开辩论。有的自媒体就是利用部分头脑简单者的情绪冲动收割流量插广告骗打赏。 一个家庭本位的国度，面子文化根深蒂固。可以关着房门内部批评，但家丑（国丑）不可外扬。我发现近两天朋友圈中好几个早期支持方方的人态度转变了，指责方方不该把丑事兜售到海外，就是好面子、“护短”心态造成的。自以为很爱国，但只是本能的爱国主义者，不是理性的爱国主义者。理性爱国者应该向鲁迅、方方这样，既同情民众、肯定民族的脊梁，也刨历史的坏种、对于国于民有过有罪者“一个也不宽恕”。要让普通民众上升到这种爱国层次，认同并尊敬伟大的批判者，真是太难太难，这是我从去冬到今春最大的“梗”。 要让他们明白两点：第一，护短没用，第二，护也护不住的。全球化时代、大数据时代，藏不住，捂不住。一个现代人，不读书不思考非理性瞎跟风，你好意思说爱国？你爱的是贴在家国上的面子，乐为妈宝、甘当巨婴。 3. 对于武汉日记在美国和德国出版，您怎么看？通常中文作品在海外出版周期都比较长，为什么这次时间特别短？ 这个问题方方在微博中已有答案，我也很赞同她说的，“中国作家在海外出书的人很多呀。这是件很正常的事。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重要的不是在哪出版，而是我写了什么”。现在还在翻译阶段，预计出版是八月份。在高科技时代，根本不算快。我经常跟出版社打交道，两三个月出一本书根本没有技术难度。有人拿《三体》六年才出版来比较，完全是讲歪道理，有意误导不了解出版行业的民众。版权是版权问题，表达是表达问题，解读是解读问题，都只能负自己该负的责。就像有高手所评论的那样，美国人批评美国的文章在中国人转载很正常，为什么中国人批评中国的文章被外国人一转载就不正常了呢？是中国没有值得批评的地方，还是中国不让批评？方方在武汉当然批评武汉的问题，外国很糟，让外国的方方去批评，轮不到武汉的方方去指手画脚啊。 4. 在您看来，武汉日记在这次重大历史事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有记录时代的意义吗？有人认为这会成为国际政治的工具，您怎么看？ 在21世纪世界当代文学史上，人类灾难史上，《武汉日记》都会留下重重的一笔。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人人都识字的时代，谁会只凭一本书就直下判断就自行其事呢？极左思潮和冠状病毒捆绑在一起，才是巨大的破坏力量，国家和民众对此应保持足够的警惕。国际社会国际政治是太复杂的一个话题，我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是我相信中外的明智人士，都会理性客观地看待并肯定，一个作家作为个体、作为公民、作为知识分子体，对自己国家的某些记录包括批评，因为中肯切实的批评会有助于国家的进步，也有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就像是左拉、米兰.昆德拉、略萨对自己国内某些现象的批评给他们国家长分了一样，也会给方方的祖国加分而不是扣分。 5. 您长期关注方方，您认为方方是个什么样的作家？作家在历史事件中应该肩负起一些责任吗？您在社交媒体（朋友圈）也发表了一些对方方的看法，您周围的人怎么看？ 我跟方方同一年同一个城市读大学中文系，但不在同一个学校。她出道早，成名早，担任作协主席之后，我后来是副主席，在我写了《为方方三辩》之后，有人胡咧咧推测我给她帮腔就是这个理由。体制外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作协是个人民团体，很多主席、副主席不在公务员系列，荣誉认可、义务帮忙的成分居多。我跟方方纯粹都是工作来往，没有单独在一起喝过一次茶，吃过一餐饭，聊过一次天。思想型作家的人文理性、启蒙情怀，武汉女工的爽直泼辣、勇敢无畏，方方兼而有之，在当代中国文坛殊为难得。她是我心目中分量极重的作家。

来源：晓芒学园VIP 编者按：今天（4月7日）是邓曉芒老师的生日。我们从邓老师《人论三题（新编本）》中选了2018年他70岁生日前夕的一篇讲演稿，与朋友们分享。祝邓老师生日快乐！ 文 ｜ 邓晓芒 在这值得纪念的时刻，我想起了两千年前，孔子在他的晚年回顾自己一生时所说的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我乃一介凡夫，当然远不能和孔圣人相比，恰好相反，我的一生是：吾十有五而失学，三十而未立，四十而解惑，五十而知人命，六十而耳难顺，七十而从心所欲，常逾矩。我16岁下乡当知青；26—31岁回城当土工和搬运工，31岁考上武汉大学研究生，34岁成家；39岁写成《灵之舞》，42岁写成《思辨的张力》；48—50岁发表《人之镜》《灵魂之旅》，52岁发表《新批判主义》；59—61岁与儒生们展开大规模论战，并调入华中科技大学；70岁之前完成康德、黑格尔的几个《句读》，并打破常规，被聘为湖北大学哲学院资深教授，这些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七十以后准备干什么？我还有一系列庞大的写作计划，估计这一辈子是写不完了。我的写作原则是，第一，不是为当代人写作，而是为后人写作，只写那种留得下来的东西；第二，只写别人写不了的东西，别人能写的让别人写去。我认为，作为一个学者、思想者，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努力发出我们时代思想的最强音。这就是我的人生观。 今年元月4号是已故著名作家史铁生的生日，北京青年报邀请我去为史铁生作品的爱好者作了一场名为“史铁生的哲学”的报告，其中涉及生命和死亡的问题。史铁生想生死问题想得很透，有些想法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在讲演中又借题发挥了一下，实际上讲的是我自己的思想。主要意思如下：人生从肉体上说不过是一堆原子分子，它们每天都在更换，我们从生下来到今天已经更换了不知道多少轮了，早已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或者说，其实“我”早就死去了，“我”每天都在死着。那为什么还有“我”？是因为这堆原子分子的结构方式延续下来并且日益复杂化了，这才是一个人的真正的“生命”。这种结构方式有层次高低的不同，最低层次的就是基因。基因其实就是一种结构信息，中国人过去称之为“血脉”，以为是由血液而传下来的，所谓传宗接代就靠这个。其实是人身上的原子分子的结构方式。中国人很早就把人的真正的生命系于种族的繁衍，我死了不要紧，我把我的血脉传下去了，我就还活着，我的儿子就是我的替身。只要种族链条在，人就是不死的，或者虽死犹生。这有一定的道理。在历史上，这种不朽观造就了世世代代的仁人志士舍生忘死，为了种族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留下了无数的楷模和佳话。但这毕竟是基于动物性的血缘传承关系，并没有超出动物的繁衍模式。如果仅限于此，那就免不了动物式的生存竞争，在竞争中有可能整个种族遭到淘汰。真正的不朽必须超出这种动物式的基因结构而上升到更高的结构，这种更高的结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思想。其实，从前一种血缘的传承关系中已经开始萌发了某种思想的结构，例如儒家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一整套的伦理学说，这些都不是原始人类的种族观念所能够比拟的。但由于儒家不谈个人的死亡问题，所以他们讲的不朽仍然只限于现实的种族关系的内容，与具体的利害关系结合得太紧，缺乏从精神上超出这种种族关系之上的人类普世的层次。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则发展出一种更纯粹的结构方式，这就是哲学，或者“爱智慧”。柏拉图说，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死亡。一个有思想的人，如果能够把这种思想的结构方式表达出来、流传下来，他就是不死的。但无论如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马克思，还有孔孟老庄，他们所创造的结构方式一直流传到今天，并且还在和我们对话，帮助我们建立起更高的结构方式，所以是不朽的。在没有达到这种结构方式之前，我们对待生命只能像孔子那样，避而不谈死亡的问题，或者只能慨叹“无可奈何花落去”，沉沦于虚无。我们每天都在死去，我们的记忆在消失，感觉在消失，要是有人记录下来回放给我，我都不认识自己了。正如林黛玉所悲叹的：“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最终会归于生命的虚无主义。但是我们不能每天都沉浸于悼念中，每天都沉浸于对过去的惋惜中，因为我们每天都有新的记忆和感觉到来，有新的思想和发现，要准备迎接它们的到来，这就是生命。然而，生命匆匆如过客，生命最后全部都要消失，难道我们就不曾活过？每个人都不会甘心这样，都想要永恒。怎么办？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们随时都记录下来，用语言文字，用画笔，用音乐。这些都是“结构”。那些消失了的记忆和感觉都在这些结构里面，后人读它们时就会被唤醒。所以我说，读一部长篇小说，相当于多活了一辈子。我是我，同时又是他、她、他们，我把我的感觉写下来，我就又成了他们。史铁生所干的就是这件事，他虽然从21岁就在轮椅上度日，不到60岁去世，但他活在他的作品中，他创造了自己永恒的生命。当然，人不可能把每一点感觉和想法都变成结构，只能拣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最感人至深的。有时候，你能够把一个感觉记录下来，就堪称不朽了。你也不可能同时是画家、音乐家和作家，你要选择自己最合适的。没有办法，人是有限的，人不是上帝，这不是值得悲哀的。但人居然就能做到在某一点上不朽，这已经值得骄傲了。除了那些想要自杀的人之外，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活得更久一些、更多一些而奋斗，实际上也是在梦想不朽。但我们在生活中往往不能够贯彻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的想法很模糊。在这点上我也许比很多人强，因为我想到了底。谢谢大家！（此文为作者2018年4月4日在湖北大学召开的资深教授聘任仪式上的讲演稿。）（晓芒学园本期编辑：启蒙时代）

来源：秦朔朋友圈 作者：秦朔 作者丨秦朔来源丨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01 就其波及的人口数和人类消耗的总时长来看，新冠病毒疫情已是21世纪最重大的全球事件，超过9.11，超过次贷危机，更远超SARS那样的“东亚茶杯里的风暴”。每个人都被迫回应和思考。你可以从自然灾害的角度，反思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可以从治理的角度，比较国家的能力与社会的秩序。你可以从国与国的互助与龃龉，预测国际供应链的变化；也可以从全球公共品的供给，判断未来是更加全球化还是更加部落化，以及全球领导力如何重新分布。你可以反思人性与“后真相”，也可以看到同舟共济，看到勇气、拯救、自觉和曙光。百年未遇之变局在每个人眼前展开，谁也不知道病毒明年会不会来。我们早已习惯了乐观的线性增长，顶多只是速度快慢的问题，而这一次，谁都不得不停下来——如果新冠常态化，怎么办？这就是新冠病毒的“威力”所在。它触发的不是短期、片段、可有可无的思考，而是长期、整体、迫在眉睫的思考。人类要降服它，不仅靠科学，更靠思想。否则，即使它隐匿了，但它造成的思想病毒让国与国、人与人疏离对抗，分割撕裂，它也赢了。我们习惯了经济优先，而新冠动摇了整个经济增长的基础，人和物的流动。托马斯·弗里德曼说：“这将会是两个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界。”“我们下半辈子，大概会一直生活在这次疫情危机的延长线上了。”中国一家媒体的评论员这样感叹。能不能真正穿越危机，取决于有没有新的、更健康的认知。 02 新冠病毒无处不在，社交媒体无时不在，两者结合，让中国人同时经历了“三大战役”：和病毒本身斗争；和国外的抗疫模式比照；和不同的立场战斗。围绕信息透明，围绕湖北人，围绕对外国人的隔离，围绕留学生，围绕防控措施和生活正常化，围绕发言人表态，争论一直延续，并随着疫情变化而更新。 你肯定会发现，和中美贸易摩擦时的情况类似，无数微信群因为观点不同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绝交，退群，极化和污名化也比比皆是。有网友说，过去的评论区有句被用烂的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今天则变成，“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一定誓死举报你的账号，并保留人肉你全家的权力”。当然，随着疫情减弱，有些争议会淡化。但有些争议也可能加强，比如中美之间，再小的问题也可能引起巨大的争议。从贸易摩擦到新冠疫情，无数人被裹挟于其中，不能自拔。这两大事件，中国一开始都比较被动。贸易摩擦始于2018年3月22日，美国宣布对大约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3月23日A股重挫，3000只股票下跌。此后的拉锯式谈判，特朗普多次极限施压，中国团队韧性周旋，终在今年1月15日完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这一次，武汉在1月暴发疫情，1月23日封城，形势极其严峻。通过举国努力，中国用40天左右控制了疫情。美国1月初已了解到病毒在武汉的传播，却因种种想当然和疏忽，一步步走进危机，从3月5日确诊病例破百，到11日破千，18日破万，27日破10万，4月4日破30万，加速暴发，并牵动金融、经济、就业、全球供应链等震荡。如果说贸易摩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新冠疫情则是一张考卷，虽然答题国各有各的国情、制度和文化，但从病毒对生命的伤害看，则是同一把尺子，可以量出很多距离。眼见拥有世界一流研究机构和医院、堪为医疗创新灯塔的美国，变成全球性流行病的中心，无数人都大跌眼镜。而在中国舆论场上，近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怀疑美国、批判美国的声量越来越大，年轻人的比例尤其高。在网上的很多评论区，凡涉及中美话题，只要有谁为美国说话或批评阿中哥，就是不爱国，就是美分美狗。在另一个方向上，不少知识分子在抨击时弊时，尽管话语空间日窄，依然常常援引美国的案例、宪制及背后的思维。我们处在一个思想的关键时刻。问题的本质，是如何透彻理解中国道路和美国道路。这是一个“元问题”，无论谈经济、文化还是国家治理，谈到深处，都会指向这里。一种流行的解释是“权力的转移”，美国世纪结束，中国时代开始，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向着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过渡。另一种理解是“中国还要过大关”，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都是进行时，如果骄傲自满，也会摔跤。在中美关系上，一种声音是“敌人正一天天烂下去”，另一种声音是：鉴于中美关系对双边和世界的重要性，尽管美国把中国当成战略对手，中国还是要尽最大可能，建设性地处理中美关系，并继续吸收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先进经验。这些声音将长期并存，让时间检验。我所担心的是，如果口水之战越来越多由简单化、情绪化、妖魔化的声音主导，既无准确事实为依据，也无理智思考去过滤，则急躁与“不智”就会给未来增添更多不确定性。近世以来，每一代中国人都无法逃避对传统的再认识和对中西的再比较。沉浸在弱国悲情时，恨不得把汉字都废掉。以意识形态为主导时，资本主义又成为一定要埋葬的对象。及至今日，我们的精神和认知理当更加自信、强健和开朗。可惜的是，舆论场的声音并不让人放心和乐观。之前，我在写过的文章里，提出中国必须走现代化之路，也必须建构支撑现代化的现代性。与现代性相对立、相排斥的主体性，很容易走到唯我独尊的传统里。同时，中国现代性的塑造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是与世界现代化、现代性演进相联系的过程，也是从自身的精神资源中展开的“内源性生长”和“主体性建构”。不能体现出主体性的现代性，很容易走到鹦鹉学舌、机械照搬的路径上。7年后的今天，我的观点依然未变。这篇文章会把最近的一些思考和大家分享，主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怎么看待美国道路？怎么看待中国道路？ 03 美国的历史相对很短，但美国精英将美国的根基上溯到《旧约》里的先知时代，历任总统也都按着《圣经》宣誓。 最近看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拉塞尔·柯克的《美国秩序的根基》，他认为，美国的持续强大，不是来自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环境、发达的教育和科技、强大的国防或高素质的民众，而是来自建立在正确原理之上的美国秩序。只要根基是正确而牢固的，秩序就是坚实而持久的，有了好的秩序，强大繁荣才可以持续。拉塞尔·柯克提出，美国秩序源于对西方文明三千年历史的萃取，今天美国人体验到的秩序源自耶路撒冷、雅典、罗马和伦敦四座古老城市的经验。耶路撒冷启示了秩序的奥秘与原理，圣殿山上的神明才是美国秩序的首席作者；雅典贡献了艺术与科学；罗马贡献了政体与自然法；伦敦贡献了法治、市场、语言、习俗与盎格鲁传承。所有这一切，最后融汇到由清教徒肇始的美国秩序之中。“宗教信念派生出有秩序的自由观；有秩序的自由观派生出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则为美国经济、社会和个人活力的发挥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保障。”拉塞尔·柯克这样总结美国的成功之道。我在做美国商业文明历史的研究时，注意到这样三次航行：第一次航行是1606年12月，英国一家商业冒险公司拿着英王的“特许状”，组织了三艘帆船和144个移民，航过大西洋，于第二年5月到达北美洲中部的一个沼泽地半岛，到达时只剩105人，赶上大旱，又死去一半，但终于在北美有了第一个成功的定居点，即詹姆斯顿，而此前的18个定居点均无法立足。第二次航行是1620年的“五月花号”船。因靠岸时偏离了原定目的地，有人提出，既然已经不是原来协议的管辖范围，每个人可以自行其是。但经过辩论，人们在上岸前最终签署了一份公约，确立社会必须依法而治，大家要共同遵循自觉自愿订立的规则。第三次航行是1630年的“阿尔贝拉号”船。约翰·温斯罗普在船上发布了一个布道词，提出“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将如山巅之城，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们”，号召建立一个清教共同体。从这些历史看，美国的立国之基是继承西方的文明传统，到新大陆自由拓荒，依法而治，担当使命。这也是美国软实力的缘起。而今天美国的情况如何呢？可以看看几位学者的评论。库特·坎贝尔（曾任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虽然当前最重要的是保证健康安全，但从长远看，疫情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化将对美国的全球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世界秩序的变化一开始是逐步的量变，而后是突然的质变。在1956年，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拙劣干预不仅显示出其实力的衰弱，也标志其全球统治的终结。如今，美国的决策者也该明白，如果美国不采取积极的行动，新冠病毒的蔓延将成为美国的“苏伊士时刻”。在过去70多年中，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领袖，不只是因为其财富和力量，也是由于美国对国内的治理能力、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意愿，和引领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危机的能力。这场新冠疫情正检验着以上三个领导力因素，然而美国至今未能通过这次测验史蒂芬·沃尔特（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过去的25年里，美国在挥霍其宝贵声誉（负责任的领导和具有基本能力）方面可以拉出一长串的违章罚单：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对白宫实习生不负责任的调戏；小布什政府忽视了9·11之前的恐怖袭击警告；安然丑闻和麦道夫骗局；对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和2017年玛丽亚飓风的笨拙反应；无力赢得或结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对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地不明智的干预；2008年的华尔街危机；波音737MAX客机的空难；以及共和党的领导引起的“政府关门”，等等。紧接而来的是新冠疫情的暴发。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是怎样被挥霍掉的？问题的一部分来自于美国对其辉煌历史的傲慢。迄今为止，美国一直是现代世界中最幸运的国家，美国人甚至开始认为成功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而非必须去争取、培育和保护的东西。如果这种趋势没有得到逆转，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将会继续衰退。这并不是因为美国抛出“美国第一”的理念并有意选择脱离世界，而是因为全世界不会像以前那样认真地对待美国的理念或建议赫拉利（《人类简史》等作者）：近些年来，美国已经辞去全球领导者的角色。现任美国政府取消了对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支持，并向世界清晰表明美国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利益。当新冠病毒疫情暴发时，美国隔岸观火，迄今未发挥任何领导作用。这种态度与《今日简史》中所描述的，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如出一辙。即使它最终试图充当领导者，鉴于公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已削弱到这般境地，估计没有几个国家会追随它的领导。美国留下的空白尚未被任何人填补。恰好相反，仇外心理、孤立主义和不信任是现在大多数国际体系的特征…… 我之所以不主张把太多精力用于在社交媒体上声讨美国，是因为美国的问题，美国学者解剖得比我们深刻。与其口水横飞又似是而非，不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省下力气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事。 04 美国依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依然站在金融秩序、科学创新与教育的制高点上。这是由历史实践形成的。而实践是不断变化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秩序。美国的问题在于，当美国秩序的内在价值慢慢减弱，秩序红利还能吃多久？如同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直到今天的确还没有真正的挑战者，但并不等于就是公平合理的安排，而且能一直延续。 美国的另一问题在于，当它承继西方三千年文明精华于一身，且历经奋斗终登世界霸主，坐了大半个世纪之后，美国模式至高无上的正当性已经成为它的潜意识和政治正确。因此，它很难承认“山外有山”。当一些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的崛起，就认为那一定是偷的，投机的，畸形的，不道德的，如果有好的地方，也是模仿的，抄袭的。不少美国媒体似乎比中国人更善于总结中国，只是基本上都从负面展开，这种总结的一个客观效果，就是在全球化经济的激烈竞赛中，对本该重视的加以轻视。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因为疫情，中国的大中小学主要依靠在线上课。《纽约时报》选择的报道角度是“上不了网课的孩子：疫情暴露中国教育的数字鸿沟”。中国农村今年才全部脱贫，所以很容易理解有些孩子买不起智能手机，上不了网课。但反过来说，一个人均GDP尚不及全球平均水平（1.146万美元）的国家，每天有几千万人同时在上网课，这背后的技术支持和对人力资本的重视，在全球是罕见的。《纽约时报》这样的报道越多，中国在线教育的改进就越有动力，就会越来越好，而《纽约时报》除了强化历来如此的指责中国的快感，并不能帮到美国实实在在的进步于万一。美国并不缺乏具有全球视野的有识之士和真知灼见。比如波士顿咨询公司最近发布报告指出，如果美国限制对华贸易将终结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全球领先地位。核心理由是，如果禁止半导体公司向中国客户销售，美国公司可能会损失很大的全球市场份额和收入，收入下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幅削减研发投入和资本支出，破坏半导体行业的良性创新循环。短期看，韩国可能凭借其在存储器、显示器、成像和移动处理器等关键器件中的强大供应能力和扩产能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中长期来看，中国可能会逐渐满足大部分国内所需半导体产品，半导体自给率达到85%以上，全球份额从3%增长到30%以上，从而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但在已经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框架下，这些声音往往被忽略，而某些政客和媒体在恶化中国形象方面更容易协同。他们的傲慢与偏见可能会赢得选民一时的掌声，但却阻住了对美国真正有益的路径选择。美国完全可以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规模、且未来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到三倍的市场上获得更多利益，但因为对中国喝倒彩才是“正确”，所以根本不去思考，在封堵中国的同时美国也在剪掉自己飞翔的翅膀，而且只会加强中国的自尊和自强。当然，过去四十多年主导中美关系的轴心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基于世界和平与合作互利的理性现实主义。在双方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交流融合中，合作还是主流。通过合作发现，意识形态的某些分歧并不会必然通向分离。事实上，人类社会在“二战”之后奠定的基本秩序，以及这些秩序背后的价值观，中国是接受者，也是受益者。就此而言，即使在价值主张以及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中美之间也有很多共识和合作空间。无数在美国留学、工作、生活的华人，对此应该都有深刻理解。在当前，重温记忆中的那些良善和美好，会带给我们更多一些希望，而不只是悲观。 05 现在我们来看中国的道路。中国的成就无需多言，存在的问题也很多，中国的现代化复兴依然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机会与挑战并存。中国有严格的舆论管控，很多地方的措施让人费解和失望，但这种表现并不是无法修正的。拿武汉疫情防控前期的信息披露来说，教训沉痛，但正如湖北省政协常委叶青在日记中所写的，“武汉抗疫，老百姓把官僚主义一步步逼到死角，对全国党政干部上了生动的一课”。官僚主义也是病毒，官僚主义和新冠病毒一样会杀死人，没有人敢为官僚主义辩护。比如青山区垃圾车运肉事件，下午5点群众举报，晚上处理干部，半夜宣布查处分管副区长，处理迅速，对官僚主义绝不姑息，比上党校更有效。中国在疫情防控中的动态调整以及结果，证明了中国治理的可靠和有效，尽管还有不少教训和短板。但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来说，要承认中国治理的有效性，是一个很大的认知挑战。由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确落后美国很多，也从对美开放中获益良多，所以在中国内部也有一种真诚的看法，凡是和美国走的近的国家都是比较富裕的国家，背离美国的都是日子不太好过的国家。但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命运，从根本上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从亚洲到非洲到美洲，很多国家对美国的开放比中国早的多，彻底的多，但真正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并不多。不是说美国害了它们，但至少可以说，它们没有胃口好好消化来自美国的食物。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看中国。近代以来，中国确实是后发的、追赶型的国家，但中国同时也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国家，在历史上达到过很高的文明水平并对东亚和欧洲产生过深刻影响。中国有高度的稳定性，背后有一整套的制度和文化支撑。中国有过诸子百家的思想解放，唐朝更有不仅引入外族人更收纳三千外国人做官的海纳百川，唐太宗曾写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而朕独爱之如一。”那真是一个“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时代。中国也有很发达的商品经济，在司马迁笔下就是“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因为专制与封闭相结合，再加上妄自尊大。乾隆皇帝那一句“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就是傲慢的明证。因此，中国在一国之内无法激活近代意义上的工商业革命，生产力落伍，被动挨打，自以为是的超稳定结构也被打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曾说，集体行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有利于社会，但组织有着逐渐走向机械重复和墨守成规的趋势，这对组织运行和个人的自我发展都会造成危害。维持过去习以为常的行为规则看上去是一个便利简化之举，但这种僵化却妨碍了有关新生事物和非常态事件的信息传递。组织必须准备针对知识和需求的变化作出反应。中国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这一超级组织墨守成规、禁锢了个人创造力的结果。1978年之后，中国在独立和稳定的基础上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在强烈的危机意识下（如“开除球籍”的警示），推动改革开放，激活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中国的动态演进如大河奔涌，无数地方、企业、个人的创造力则如源源不断的溪流汇入大河，小溪不竭，大河水满。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就是“开放倒逼改革”。这是对的，组织变革往往都是被外力、危机、忧患意识所激发的。但更深一步思考，就会明白。首先，组织必须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被开放冲垮，这需要治理方面的能力。其次，开放是一个全面的概念，不等于只是对美国开放（虽然这是非常重要的开放），还包括对内开放，对内开放的实质是激活，是计划体制向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的开放，是单一国有经济向民间个体的开放，是垂直控制体制向水平分权探索的开放。最终，中国既保持了稳定，同时在水平意义上又实现了巨大的流动和资源的再配置。换言之，开放成就中国，这句话更完整的理解应该是——中国内部的治理稳定性加上激活、放活的效应（对内开放），创造出了一个有效的吸纳机制，使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对营养应收尽收，却较少消化不良。 所以开放倒逼改革，是有两重含义的：对外开放，拥抱世界潮流和国际规则；对内开放，激活自身，让十几亿人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大舞台，人民才是这个舞台上的真正主角。 简单举例说明对内开放的重要性。在传统计划体制下，1978年中国的市场主体仅49万户，2019年底则是1.2亿户。在传统人口管理体制下，1978年东莞户籍人口111万，外来人口几乎没有，2018年东莞户籍人口211万，和40年前比增加了100万，而非户籍的外来人口则高达623万。有的镇，外来人口甚至是本地人口的十倍以上。这种发生在水平意义上的、分布式的巨大流动，改善了资源配置，放射出万千活力。从我长期的观察调研看，凡是能够比较好地显示中国制度有效性的方面和地方，其一般规律都是：能比较好地吸取市场、企业、百姓自下而上的意见，给予建设性的、灵活的响应。中国制度的有效性在于，它在全球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多元化的环境中，对传统管控模式做了修正，并把这种修正变成新制度的基因。其核心就是尊重市场，尊重人民的权利，尊重更接近信息的主体的意见，尊重国际通用的营商准则。不是自上而下所以正确，是因为自下而上地汲取养分，更贴近市场和民间，因此正确。在这个伟大的创造过程中，中国人在很多方面，已经有了不少放之全球亦属领先的创新经验。人类在21世纪前后几十年的商业文明史，中国篇章可能是最为重要的部分。这种中国人民和中国企业的内源性成长，当然不是“跟美国学的”那么简单和轻飘飘。改革未有穷期，中国仍需努力。但中国走过的道路，显示出了制度变迁的能动性、浮动性，以及自我调整的可能性。这是中国成就的一个关键。 06 今天如果问一个年轻人，你最崇拜哪个企业家？回答可能是，马云，马化腾，张一鸣。他们的成就，有明显的中国标识，并不是照抄照搬美国模式。如果问，你最喜欢哪个城市？可能是上海，深圳，杭州，不一定是纽约，伦敦。在有着如此长的历史和如此浩大的市场的中国大地上，因为对内开放的激活效应，高速发展了几十年，成为世界性的现象。没有开放，就没有这一切。没有向西方开放，向美国开放，中国也不可能一开始就站在比较高的起点上，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历史不应忘记。同时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的发展有强大的内生驱动力。这和我们的传统有关，和文化有关，和规模有关，和追求现代化复兴的国家治理目标有关，更和亿万中国人的创造力热忱有关。也因为改革开放的成功，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过去更多是去粗，现在更多是存精。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和西方有关联、和美国有关联的经济体的崛起，但更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和价值的经济体的崛起，是为世界创造价值、为人民创造福祉的文明的崛起。文明的演化不是只有一种路径。也许有人依然把中国成功的方面当成“按照西方模式定制”的成功，而把中国的不足当成“不遵循西方模式”的结果。可以理解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情感，但越来越多人会更加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看到的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确实是一个重要参照系，但中国的发展是依托中国大地，依托中国人的需求，反向定制而成的。如果我们对自己真的有信心，就应该更开放，更坦然，更诚实，不怕直面和暴露自己的问题。还有很多雄关待越，我们依然需要抱着生于忧患的态度，兢兢业业，慎终如始。我们还需要清醒的是，尽管中国找到了自己发展的路径，但在人类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家庭中，仍需学习一切值得学习的地方，特别是作为西方文明旗帜的美国。中美之间的故事会很长，某些回旋不改大势，机遇会留给更虚心的人而不是更骄傲的人，谦虚使人进步，因为他会学的更多，成长更快。无论美国如何定义中国，我们相信这个同样依托着伟大文明传统的国家，在中美关系的历史大航道上，总会找到合适和正确的方向。无非是时间和方式。我们要释放更多善意，因为善意不会伤害自己，但有助于沟通。如果中国和美国的未来是一场文明的竞赛，价值的竞赛，对全球更加负责、改善全球公共品供给的竞赛，这个星球将更加美好。这是我们在新冠疫情之后，跳出一时的、局部的得失，化解心中的悲情，坚定对自己的信心，所应该看到和为之努力的更大的方向。

来源：吉言賢食 文/【美】冯可云 【1】 　　 “超限战”这个概念的走红， 大约跟班农在网络上反复推送一本名为《超限战》的书有关。 　　所谓超限战，即超越限制和极限的战争，包括超越人类文化中的道德伦理观念，把传统战争扩大到经济、信息、网络等多维领域。其形态在于无声无息不宣而战。追其原理则是但凡能打击对手的软肋，削弱其意志和实力的手段，都可以成为武器。 　　当我们聚焦全球化的今天，传统意义上的战争面孔日益模糊，突破一切底线的新型“广义战争”的图景，正在被现代人所熟知。 　　掀起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的金融炒家索罗斯，用量子基金做空东南亚股市和汇市，血洗多国资产，用金融工具摧毁国家经济，演绎的正是金融战场上的超限战。 　　2020年1月3日，美国动用无人机在巴格达机场针对伊朗高官苏莱曼尼的“斩首“行动，也体现了超限战的标准化格式：通过秘密线人情报，电子拦截，侦察机和其他监视工具提供的信息手段，实施精准追踪政治人物，并达成定点清除的目标。 　　2018年中美之间展开的毛衣大战，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老大对老二间的对决，是混合经济、金融、科技、间谍、心理和意识形态的超限战。在战况恶化的进程中，被推演为中方不惜一切代价，务必要阻止川普连任的超限战。 　　大众并不陌生的其他超限战形式，还包括黑客入侵窃取信息情报，干扰民用/军用交通管制网络，造成空难，火车相撞等等打破军事与非军事，战争与非战争界限和作战原则的手法和打法。 　　超限战让人类对战争的构成因素和定义有了全新的认知。当超限战以更复杂，广泛和隐秘的方式入侵人类社会生活时，我们见证的是无所不备的手段，无所不至的信息，和无处不在的战争。   【2】  　　今天想说的是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际，这个战场上海外华人在以网络信息舆论为导向的超限战中，其生存状态发生的一些改变。 　　去年12月爆发于湖北武汉的新冠，截至今天已延烧到全球187个国家和地区。而关于病毒源头的争执，官方一直语焉不详, 坊间不同版本的传闻此消彼长。直至3月12日深夜，中方赵姓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上发文，才正式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他在推文中指责美国隐瞒真相，暗示美国在去年10月的军运会上“可能把新冠病毒带进了中国”，并提出“美国欠中国一个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间点。赵发言人选择在此刻挑起外交战的一个重大背景是，中国疫情向好而美国疫情走向爆发和前景不明。此刻的宣战无疑显示了高层战略方向上的一个转向。 　　超限战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36计里也叫趁火打劫。 　　或许是老赵甩锅用力过猛，美方金毛总统闻声做出的反应是火气超大不能忍，立刻在社交媒体上把病毒名称由医学名词covid-19改为了Chinese Virus中国病毒， 并在多个场合反复使用。 　　金毛“老子到处说”的高调反击，一时间在国内外引发海啸般的嘘声和反弹。      　　对总统引爆的种族风波，白人的反应甚至盖过华人，有人干脆以“川普病毒”斥之来宣泄怒火。 　　插句题外话。老美对于种族言论的敏感由来已久，形成了浓厚的“反歧视文化”，这与国家长期的黑人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的暗黑历史有关。上世纪50年代兴起的以反种族歧视为核心的民权运动，更强化了他们反种族歧视的“政治正确”。 　　虽然仇恨言论属于合法，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在道义上不为公众所接受，而在任何公开场合下，反歧视的话语都能获得广泛的共鸣和呼应。 　　长年定居美国的笔者观察到一个矛盾的现象：老美可以在内心对华人不甚友善，认同程度低，但这个却完全不妨碍他们对于种族言论的严重反感和蔑视。这或许源于一个他们的心理暗示， 即公开发表种族歧视言论，是一种被默认的自降身价的low。 　　说回川普对这个敏感称呼的处理。此事刚在网络炸开，选民就一致看衰川普的华人支持率，多数华人群体也在同一时间表达了强烈不满，忧心将病毒名以地名简称的叙事，会招致社会对华人的抵制甚至人身暴力。 　　凭心而论，对病毒的称呼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川普的辩解是他不能容忍中方对美国军人的污名化，病毒来源于中国，所以中国病毒是一个“精准的称呼”，不存在种族或地域歧视。若单纯对一个病毒进行命名，这个说法或也无可厚非，毕竟“西班牙病毒”, ”日本脑炎”“埃博拉病毒”，“非洲猪瘟”，“马尔堡病毒”等也曾作为医学名称广为人知。 　　但金毛此刻对新冠名称的改写显然没有那么单纯，明显既有拒绝背锅的没商量，也有反噬对手的不留情。而他这个并不单纯的动机，瞬间迎来自四面八方包括敌手对此无尽的解读和发挥。而华人躺枪的局面，从这一刻起就覆水难收了。 接下来，围绕华人在美处境的一系列操作，进一步见证了网络超限战不可思议的魔力。我们看到一切理念，技术，人力和想象力灵活的叠加和运用， 360度无死角地对华人的心理和承受能力进行了强有力的挑战。 【3】 　　话说3月18晚，笔者的微信群突然有人组织起了所谓保护华人安全的“紧急救助队”。秒建的这个微信群，呼吁华人居民各自进入按邮编组成的小群，群主紧急交代了各种受到袭击时的应对措施，包括如何在群里呼救，如何自救（如按车钥匙上的紧急按钮发出汽车报警，把监视器或摄像头标识放显眼的地方等），并详细指导施救的人应如何行动等。一整套标准的防贼防盗手册。这让笔者在惊慌失措之余倍感集体的温暖和给力。 　　之后的数天，笔者又不断在微信群收到不同州的华人惨遭袭击的文章和视频，歹徒各种花式攻略层出不穷。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伙人通体着白色防护服的图片，随图附上的解读是这伙人乔装成新冠检疫人员，挨家挨户敲门，其背后祸心是针对华人的入室抢劫。 　　另一个直击灵魂的视频是国内亲戚微信转发的，亲戚对我们的安危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传来的视频中男子面色严峻紧张，语气低沉压抑地进行了现场直播：现在是凌晨三点的纽约，由于川普说了“中国病毒”（直奔主题），纽约以及全美各地到处都陷入了辱骂甚至殴打华人的状况。然后镜头里出现了一个叫骂的白人，一辆燃烧的汽车，一群黑人站在车顶，另一群黑人狂奔在街头打砸抢……随即，视频里出现了手机屏幕上满满的各种互助防爆群，华人拥有的各种枪械……最后一段是向D表忠心，表扬国内疫情好转，谴责跑回国躲避瘟疫的华人，并代表华人发誓绝不回国给祖国添乱。 　　紧接着，笔者又收到了国内友人发来的一篇微文，求证真伪，文章标题是“尔湾的华人开始战备了”，摘录文中描述如下：尔湾本地武装皮卡 坚决打击暴徒！我们已准备好武器！散弹枪，自动步枪！防毒面具！您在群里喊，我们就去您家！坚决不投降！我们华人武器将用生命捍卫您的尊严！！！尔湾华人青年和退伍军人将随时到您家！！！ 　　一连串的惊叹号和战时号令，都在排山倒海地营造和强化着紧迫和恐怖的气氛。笔者弱女子一枚，这一轮轰炸之下就不仅仅是倍感温暖，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 　　接下来的数天，笔者不间断地接收到诸如此类的视频和微文，微信亲友群更不时嘘寒问暖严重关切，令笔者在感动之余，生平头一次冒出了要登记申请买枪的冲动。 　　就在此时，网上出现了来自美国官方的声明“停止利用疫情，挑动社区恐慌”，呼吁华人不要参加这些没有名头的持枪互助群，因为在美国除了警察外，任何组织及人员都没有权力执法。持枪互助群声称的“志愿者会持枪上门保护华人，遇事不要拨打911”等，显然更是超越法律界限的胡言乱语。 　　这些网群不停更改名称，终于惊动了不谙此道的美国警方。 　　信息既是资源又是武器，作为一统全球时局的老大，美国从未轻忽信息战的潜力。事实上它的信息与情报，监视和侦察的能力和布局一直超强无敌，然而当前在应对国内的网络水军上却一直表现出明显地滞后和漫不经心。 　　美中毛衣战中，中方一再强调“文本平衡”，双方秀过肌肉后，显示出的“经济战你来，舆论战我来”的“平衡”，是笔者此刻生发的一丝感慨。 此刻，在美华人于猝不及防中置身这场现代的超限战，在自我保护的本能下，迅速地向信息投放的多发虚拟子弹投降了；在丧失基本的判断能力时，甚至没有想到求助所谓的持枪救助群本身就是触犯法律的行为，是颠覆美国枪械管制条例的无知。在大数据时代，一旦获取微信群中每个人的名字和地址，其全部信息包括社会安全号、银行信息、信用卡、房产信息等将全盘暴露。细思极恐。广大华人在危情中入群，求助前当三思而行！ 需要强调的是，美国社会的常态是逢灾必乱，时局动荡之时常引沉渣泛起。新冠疫情在美爆发初期，老美们先于抢购食品，掀起了疯狂囤枪的热潮。获取枪支是美国人在不确定时期寻求安全的心理象征。有武器店老板表示，出现开店以来从未经历过的“销售旺季”。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美股第五次熔断，但两家大型枪支制造商股价依旧上扬。 【4】 　　 囤枪自卫听起来魔幻，但众所周知，在美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值此动荡之际的在美华人，囤枪囤粮都不失为保护自己的最佳手段；尤其在或明或暗的种族牌抛出之后，华人迎来至暗时刻，当下与未来都会遭遇比和平时期更多言辞上的攻击和行为上的伤害。在此特别强调，任何利己不损人的自保行为都不过分。减少出门，随机应变。 　　祖国在遥远的大洋那头；所在国即脚下这块土地。当此之际，故乡他乡，各种复杂的情感与思绪盘旋纠结于心头。因此，不得不为海外华人，特别是身处美利坚的华人多说两句。 　　从新冠肺炎这只黑天鹅去年12月突然降临湖北武汉，及至今日，在众人既没猜中开头也猜不出结局的错愕中，又迅速席卷了全球。海外华人“上半场”尽全力援助了祖国的抗疫，“下半场”又投身居住国周边居民和相关机构的捐赠。打全场的华人有太多的责任和放不下。那是一个个自己都没有充分肯定过的爱心华人的闪光形象。 　　有数据显示，在1月24日至2月29日间，国内海关共验防疫情防控物资24.6亿件，其中仅口罩总量就达到20.2亿只，防护服2538万件。这些捐赠物资大部分来自全球华人在各国的采购。海外华人华侨恨不得买空货架上全部的口罩寄回祖国。对家乡亲人的情分就这样一点点揉进那带着温度的包裹里。… Read More »

来源：吉言贤食 文/【美】冯可云 [1] 　　连月来，新冠病毒的铁蹄踏遍美国50个州，纽约沦陷的惨况更形同疫病爆发期的武汉。 　　在众多相似的桥段中，美国吹哨人，罗斯福号的克罗泽尔舰长4月3日被国防部解职，舰上全体官兵与之惜别的催泪场面，尤其令人唏嘘: 对大洋彼岸李文亮医师被训诫的追责之声未落，转身便披挂上演了同样的荒谬。 　　官媒滔滔尽皆虚言，政客喋喋全是妄语？英国作家吉卜林的诗篇“东西方民谣”头一句是“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它们永不交汇”。然，因着对“利”的妥协，东西方这次画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交汇点。 　　载有4800名官兵的罗斯福号舰艇，是部署在西太平洋上的美国海军11艘航母之一，本文的主角正是罗斯福航母战斗群的海军上校舰长。 　　罗斯福号舰艇是为战争设计的居住空间，除部分军官享有单独舱间外，士兵只有单人床位，且共处于10人或30人的密闭狭窄区域：3公尺高的空间通常有三层床铺，每层之间仅有0.6公尺的间隔，完全谈不上新冠期间保持必要“社交距离”所需的基本条件。 　　眼见病毒迅速攻陷舰艇上的官兵，在向军内系统上报无果后，克罗泽尔上校于3月30日向海军高层发出了四页纸的求救信，促请其迅速撤离舰上全部官兵下船接受隔离和治疗。这封信发出后很快被《旧金山纪事报》曝光。 上校在信中疾呼若继续让船舰在海上锚泊，恐出现“类似钻石公主号游轮上的大规模舱内交叉感染”，“我们没有处在战争状态，没有理由让任何一名水兵毫无必要地殒命于这场大流行病。” [2] 　　这艘核动力航母克上的“求救信”，顷刻成为全美疫情中一个新的“爆点”。 　　舆情汹汹，美国军方不得不火速疏散了1000名海军，分批送往关岛的空酒店，接受14天隔离。美国海军表示，周五前离舰人数将达到3000人。 　　舰艇上的官兵们得救了，克罗泽尔上校却被指控“给船舰工作人员的家属带来不必要的恐慌”，不遵循军队的“指挥链”，“将未加密的邮件抄送给20到30名收件人，有违反保密规定之嫌” 。这些指控耳熟到令人心惊。 　　这里想展开讨论的是高度相似的灾难背景之下，上校的处境如何有别于李文亮医师的悲情遭遇。 　　与传统对手的交锋相比，新冠病毒的破坏性被证明在时间和能量上都大得多，转眼间美国这个被称为“世界警察”的军事力量的弱点被罕见地公之于众。 　　曾几何时，全球的焦点还集中于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中东战争中的神勇，与中俄权力争霸中刀光剑影的玄幻，然而没有任何一场冲突堪比此情此景：在几天之内重创美国航母。无论是平民世界，还是海上战力，美国都在经历空前的挑战。 　　在这场危机中，中美政府的腐败和低效如出一辙，只有体zhi的不同，在细微处让事态的演变呈现不同的公众效应。 　　首先，上校发出信件后，没有被秘密训诫，更没有被迫向政府和公众谢罪，而是被公开解职 – 残酷现实下依然保持了对公众的透明。判决将进一步进入司法审理程序。 　　提起诉讼的美国军方内部也同时发出谴责和力挺舰长的两方意见，并不断被媒体披露。 　　其次，信件能很快被媒体接收和爆料，力证了皿煮治下媒体功能健全监管及时，不受国家暴力机器打压的媒体人，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独立，公众得以同步了解事情的真相。 　　更有甚者国防部这次是通过媒体的曝光才得知信件的内容，换言之，媒体的速度打败了美国军方he心机构对局势的掌控。 　　国防部除了被迫狼狈地向公众辩解，还不得不火速安排撤离舰艇上的官兵。危机公关引发军方对持续在军中爆发的新冠病毒应对战略的深度反思，发誓将“与舰队，舰载，潜艇官兵和纳税人”共商国策。 在白宫举行的每日一报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总统在上校被解职的当天，也被记者直接问到对此事的看法，老头急不可待地用白开水一样的大白话向大众掏心窝子 “I don’t agree with that at all. Not at all. Not even a little bit – 我完全不能同意。没门儿。一丁点儿也不可能同意”。总统的小九九草民无从揣测，但他所代表的公权力站在了捍卫人民生命的立场。 另外我们观察到的是，克上姣上校的行为也比李医生直接和大胆得多，他将信函抄送给几十个在“指挥链”之外的人，这最终导致信件被泄漏给一家加州报社并快速在媒体圈中散播。 [3] 　　美国军事强大的标志之一，是有能力在世界各地部署精锐的武器和部队，驻韩美军被命名为“准备今晚战斗”；海军陆战队的海上远征部队则有“美国的911”之名- 在声势上就天然具备制敌于无形，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优势。 　　而此刻的敌人是新型冠状病毒，它在迅速解构美国神话。当它突破防线深入腹内，导致美国军事力量的护身符 -罗斯福核动力航母陷入“瘫痪”时，国防部不得不挣扎在两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一方面要保护军人免受病毒感染，另一方面，若亚太地区突然出现危机，罗斯福号航母必须保证能很快投入战斗使命，维持备战状态。 　　上校捅的娄子不可谓不大。 　　罗斯福号航母染病的消息曝光，是否会动摇美国对亚太地区安全的承诺？ 　　若航母撤离，是否会造成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力空隙？ 　　尤其是，罗斯福航母除了跟游轮一样，载满人员漂浮在海面上之外，它最大的不同是载有有武器，弹药，昂贵的飞机和核电站。核动力航母要确保反应炉的安全运转，需要大约1千名水兵留守航母，维护该舰的“关键职能”和武器系统，… Read More »

来源：范学德 范学德2017 本文作者 云浩 2020年初春，我把老群《大师的花园》恢复了。《浩客厅》也开张了。 而群友并不看好这个群会有未来，诗人北岛说：“浩哥，你的群也就能活两天。” 活到第四天时候，我请进来小崔。 一时熙攘，小崔赢得列队欢迎，有文化界的翘楚鳌头，艺术圈的魁首泰斗。 方方入群，是她发最后一篇日记的前一天，全群列队欢迎，有翘楚鳌头、魁首泰斗，还有小崔。 小崔在方方被水军围攻的最猛烈的时候，发过一个微信，我截了图让朋友们转给方方，这也是方方进入我们群的一个机缘。 《方方日记》，其实和被Xun诫某医生说的话一样，就是大白话。就是再普通不过的人话。只是人话很难说出的时刻，残存的声音，部分的显示了真相而已。 (……此处删除一节） 方方的可贵在于，在举国知识人害怕因言HuoZui而选择明哲保身的沉默之时，方方孤胆挺立，用亲历者真实的第一视角，描述所见，并以此遏制了因远离真相导致的谎言流传，疏解了因举国幽闭带来的心理恐慌。 她只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和视角，去做普通人该有的正常的人类反应，而在各种病毒肆虐的黑暗中，那唯一的正常，就变成了光，照亮至暗时刻。 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一样，为了保住自己镀金的铁饭碗，在大山还没有压到自己头上的时候，选择转过头去不闻不问，以此度过自己静好的学府岁月。从而以分裂的群体人格形成知识分子群体。 (……此处删除一节） 而方方独立出来，选择做那个终归会被枪打的出头九头鸟。 方方和鲁迅不同，鲁迅看得更深更远，但也更黑暗，并沉浸在黑暗中。因为那就是他的安全。据说他出生的房舍，整日黑暗阴霾。形成他的心灵底色，成就他的心灵家园。鲁迅持守着他无尽的黑暗阴霾。 方方不一样，方方的文字充满着向往光明的力量。她没有鲁迅深刻深厚深沉，但她的文字就是真实本身。而鲁迅的文字只是不停的告诉你黑暗的最深处，并且自动陨灭了你反抗的希望，因为大屋顶的压迫，因为那些黑暗的床榻。 但，和鲁迅一样，你给予民族多少希望，XX就还给你多少失望，甚至是生命灭绝的绝望。 先是一个“十六岁中学生”.其实那个文风，年纪大些的知识分子一定会打个激灵，这是创伤后的应激反应，人们一定想到了当年一个写作班子“梁效”。 这名字现在能读出来深刻含义：上梁不正，上行下效。这个梁效，绝对高效，比“希特勒冲锋队”“以色列二人组”等刀笔吏机器有过之无不及，这不是形容，“梁效”这个同类机器以人民的名义，可真活活的杀害了不少活生生的人。 (黄健翔画外音：它不是一个人，它不是一个人) 是的，既不是一个，更不是人。 所以，这个“十六岁”班底，里面未必没有这个出场年岁的枪。 现在的Guo之重器，当年的高效机器余qiuyu，那年也就十六岁年纪。搞不好重操旧业的国手在书写标题时候，忆往昔。 不寄名的班底被一觉醒来的人群打了个稀碎，大伙听见了方方敲响的晨钟。于是，大boss登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 我回忆起2004年和张颐武的一次邂逅，那时候的我在做房地产广告策划，为土地富豪的腰包添砖加瓦。 那时有一本杂志叫《安家》，杂志老总每年评奖，按照地产商赞助费的多少，评选出“最佳地产”，“上好地产”，比较抠的叫做“希望地产”，希望他们以后多出血。 《安家》老总名字不屑记忆，倒记得他在花样说服开发商多花银两时候的柔声细语娓娓道来，加上他没有胡须的姿容，暂时叫他安公公。 他更善于邀约轿夫和吹鼓手，为出资多的开发商举办文化沙龙，出资的厚度也配置相应的文化高度。 那时候顺驰地产攻城拔寨，四方举债，不亚于今天的负豪王健林。因为出资最多，所以沙龙的文化配置也最高，是顶配。 一位是那时候就荣膺教授的张颐武，还有我们艺术圈一位当年大咖，也是日后被赐罪逃税的老爱，那时候老爱和张颐武是各大地产土豪争相聘请的两位顶配吹鼓手。 顺驰掌门人是如今资本大鳄，当年命悬一线的海河土豪孙宏斌。沙龙之前，老孙御驾临幸，小小个子淹没在人丛，人丛按孙总行走路线低头哈腰，显露出老孙神圣面容和一旁扶持的安公公的不老姿容。 身形高大一直法相庄严的张颐武瞬间低头、低眉、低身形，笑容可掬低过去，和孙大圣君臣握手言笑。 大圣回銮后，文化沙龙开始，按惯例，老爱第一个发言，但就在这位从来霸气的老爱发言之时，张颐武不停地带着抑制不住的暧昧偷笑在回短信，分流了很多关注老爱的目光。 早已洞悉张颐武生活习性的老爱于是直接揭穿：“咱张教授还在忙着回小情人的短信……”。 老爱是老北京，在说“人”这个字的时候，加上了儿化音，“小情人儿”，显得那么俏皮可爱，而张教授默契含嗔的苦笑回应中也流露出那般的可爱俏皮。让我觉得大教授好有人情味儿。 老爱从艺术上着眼，这就暗示了地产的设计格调高，张颐武则是提供文化高度的第一人。这样，文化和艺术双高度，简直就是文艺复兴。 当然，在那些地产被爆出粗制滥造之后信誉崩塌是之后的事情了。当年这俩文艺轿夫可是赚了个盆满钵满。自然，钱财都来自于孙大圣等豪那些金光灿烂的手。 那时的我就知道了，张颐武说什么话，都是背后那只金灿灿的手拿捏的，他只是背后主公旨意的人肉传声筒。但这传声筒上两个泛着红光的大字：北大。 面对大圣时候的憨态可掬，回信小情人（儿）时候的俏皮可爱，以及在我们面前的庄严深沉，让我看见了一个丰富而多面的北大。 这些年北大张教授有什么言行，我一无所知，于是百度：张颐武北大。 放眼望去，北大所有的网站都有对他整齐划一的评语：“张颐武粗鄙，张颐武低级。” 而百度知道上面：“张颐武的种种表现证明，他就是一个时刻钻研溜须拍马，幻想被权贵豢养的……” 而张教授除了与时俱进的说出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更重要的话之外，也终于看见他的文化评论：这是一篇“赞”“赋”合体的谈周小P的文章 文章是梁效风格加上现代鸡汤，这文章（如果这也算文章）除了花样并更高调的重复口号，再无其他一句干货。里面的所有警句均来自于上司。这一次人肉传声筒升华为上司发言的接地气复读机。 至于周小P，有识之士总觉得是那些居心叵测的贪官污吏给中国文化下的毒，它们有意的选择这么个不学无术，用心卑鄙的货色，把他直接扶上青云，以此把正能量、爱国等概念彻底粗鄙化，污名化，以期人民对这等词语产生厌恶，这是给中国文化的“毒丸”。而且，为了让人们对其产生足够的厌恶，加上他们粗制滥造的一贯作风，把毒丸直接做成了屎蛋。 当这枚屎蛋在茫茫人群中被升到高处，我心疼那些初生的孩子，他们的第一口可千万别吃到屎，否则就作为对营养的最初记忆跟他（她）们一辈子。 救救孩子。 这枚屎蛋却被张颐武全力加持，我想原因有两个： 一是张颐武毕竟读过书，他虽然可以把卑鄙无耻做的那么辞藻斐然，但他似乎应该也懂得食物和粪便的基本区别，只是他仅是个复读机而已，他为背后的主公违心夸赞。 还有一种更真实的可能，所谓惺惺惜惺惺，张颐武是发自肺腑的取得了和周小P的共鸣，他和周小P才是心灵和文化的……没错：知音。这样也就印证了全北大下的张颐武粗鄙的定语，张颐武的粗鄙有着周小P的高度。 其实张颐武们受指责，不仅仅因为他们文化素质低劣，主要是他们的批评毫无公信力，在方方老师走红的时候，张颐武们不惜断章取义的去刻意逢迎，而在他们闻见风向不对的时候，又用最肮脏的兽语去诋毁和谩骂。就像他对小崔做的那样。 张颐武们最远离正义和真相，最靠近利益和财色。为了满足动物性的需求，把人性不停的降低，直至了无痕迹的渐变成兽性。叠加上刻入骨髓的奴性，形成当代顶配——奴… Read More »

来源：王光明 必读财经评论 题记：拙文本即兴之作，无心插柳。3月31日小圈子传阅笔记版，孰料共鸣者众，迅速“谬种”流传。公号“候鸟群落”抢先刊发，未几寿终。4月1日上午删补润色，四个公号先后推出，至晚八点，全部点亮红灯笼。承蒙错爱，一日有余，总阅读量超十万。虽然力求平和理性，仍连连坠坑，徒呼奈何。本着审查和自我审查的精神，再出藏拙版收官，供朋友们惠存。一篇小文，几番斟酌，跨越中美两个时区的愚人节，不亦乐乎？是为记。  一觉醒来发现初中群再一次热闹。此番争论，系因几天前我点评段同学的先生冯老师抨击芳芳日记的文章而起。 我的基本观点是：任何人的作品都可受批评，芳芳也不例外；冯文笔很好，惜乎主要是讲政治，而不是站在文艺批评和普罗大众的角度；冯对细节的苛责也失之武断。 进而，我认为对于一场波及全国乃至世界，代价惨重、甚至会重塑人类文明与政经格局的重大灾难性事件，如果只有正史的记载而没有野史的补充，也是不完整的。 因此，包容、理解、致敬芳芳日记，是一个民族慎终追远起码的胸怀与良知。 未料，此论引起公务员高同学和教师冯同学的强烈不满。上周五高同学发了一通宏论，含沙射影，什么“苍蝇、臭气”都来了；今天冯同学再次居高临下指桑骂槐，连“汉奸”都说出来了， 就差“罪大恶极”了。这中间肖师哥也来助阵，俨然三剑客。本来高同学说的那些我回应过，不想再说。但冯同学的得寸进尺，让我觉得不回应一下就失礼了。 都是嫡亲同学，你们毫不客气，我也就直言不讳，好吧？ 你们的基本观点大致这样几点： 1、美国不是好东西，就是靠搞垮别人称霸的，中国离开美国没什么； 2、我一生在英山，就是没见过世面，但我爱国爱乡，不崇洋媚外，芳芳诋毁我们的幸福生活，我就反对； 3、在国内赚了钱移民的，就是不爱国，甚至是汉奸； 4、不能因为家庭的经历而跟国家有仇。我（冯同学）亲外公在运动中被枪决、爷爷被关押，对吗？不对吗？ 关键词都跟国有关：美国、爱国、出国、家国！ 好吧，我就围绕这几个关键词来说道说道。 一、美国 首先，美国是一个客观存在。我之前说过，中国的历史、现实与将来，无论你粉谁或怼谁，三个国家是回避不了的：苏俄、日本、美国。 苏俄占了中国一百多万的领土，输出了革命理论，今天是最重要的战略伙伴； 日本跟中国打了两场战争，今天还有领土纠纷，但又是重要的贸易伙伴； 美国与中国恩恩怨怨但没有占过中国一寸领土，今天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竞争者，中国近 80%外贸顺差来自美国（2018 年占比高达 91.9%）。 21世纪的世界，不是泾渭分明非黑即白。中美关系，意识形态制式冲突，经贸科技相互依存，既竞争又合作、斗而不破将是常态。不因你的好恶或缺乏了解而改变。它将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不信，去看看几代领导人的论述。 其次，美国好不好，这是一个主观评价，见仁见智，或者此一时彼一时，都很正常。 如果愿意看事实，简单讲几点：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如果不是美国人强力出手和大量牺牲，今天欧洲和俄罗斯可能都讲德语，而我们可能在用日文； 第二，高晓松有个研究，1949 年之前美国对中国的无偿援助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有对外赔款的三倍，就不要说飞虎队了； 第三，美国让中国加入世贸，对中国开放了巨大的市场，让中国有了黄金 20 年和今天的家底（肖师哥说美国是为了绑住中国的手脚才让中国加入世贸的，与事实相去甚远）； 第四，92 年至今美国家庭累计收养了十几万的中国孤儿（弃婴），其中大多数是女婴和残疾儿童； 第五，美国是中国最大的留学生接受国，为中国输送了大量的人才，特别是高科技领域，大多数技术和技术人才是来自美国的。 当然，反过来，你也可以说，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还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今天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都有美国的黑手。没错，这就是现实，硬币都有两面。政治问题太复杂，这里也不宜讨论，但可以提示两点： 第一，记住盲人摸象的寓言，如果你得到的信息是单一的和不充分的，不要太自信，大象腿像柱子，不等于大象就是柱子。 第二，美国是联邦制的三权分立国家，不是大一统，谁是美国？其实是个问题。这是一个留美三十年多年的法学博士老乡告诫我的。 再次，美国强大的原因。冯同学说美国就是靠搞乱别人来称霸的，倘如此，这也不是它强大的原因，而只是强大的表现。六十年代我们也曾向亚非拉输出革命理论，为什么没有成功？ 如果我们虚心一点，羡慕嫉妒恨之外，就该想想，为什么人家立国两百多年，就能称霸世界近一百年？为什么全世界的人（精英、俗众甚至流氓罪犯）都想去美国？它有没有值得见贤思齐的地方？ 美国不是天堂，美国问题很多，世界上很多人骂美国，美国人也天天骂政府，美国总统的支持率超过 50%就很了不起。可是美国的科技军事经济金融文化的实力还是全面碾压，让你不得不服！原因何在？ 一千个人有一千哈姆雷特，我的理解是：新教传统、自由意志、平等包容、分权法治、创新精神！美国南北战争之后，任何政治纠纷都是通过内部协商或者法律途径解决，只数人头，不砍人头，永远只是茶壶里的风暴。这样才能长治久安恒产恒心。 同时，这是一个崇尚自由、自律又自强的社会。举两个例子： 1、美国家庭（哪怕再有钱，哪怕是双职工带两三个孩子）很少有保姆的，各种家务和维修都是自己做，家家户户车库里有各种工具。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美国人工贵，但不可否认美国人的动手能力和劳动习惯； 2、现在疫情，政府下令大家待在家里，出门保持距离，大家都自觉遵守，绝少人违反。不需要宣传车、纠察队或红袖章。 最后，中国离开美国行不行？当然行。高同学说了，200 多年前没有美国，中国生存了5000 年，美国曾经封锁我们几十年也过来了。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问题是，你们还愿意回到我们穿开裆裤时候的日子吗？你们愿意、有权利让你们的后代接受那样的生活吗？ 现在国人中有两股对立的势力在做同一件事，就是极力鼓动中美脱钩：一是极左的战狼小粉红，二是极右的反执政党人士！前者是信心爆棚，要教训美国，睥睨天下；后者是恨屋及乌，要打击执政党，让中国乱套。可见，极左和极右其实殊途同归，都会搞乱中国。 现在美国也有强大的势力要对中国强硬，要中美脱钩。这次疫情又助长了这种声音。 我们要站在什么位置？我的立场很明确，中美合作加斗争，维持斗而不破的基本格局，于我有利。可以口水，不能结冰！ 别的不说，对美出口… Read More »

来源：秦晖 海派评论 ◎作者 |  秦晖 ◎来源 |  澎湃新闻 本文系2018年4月2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秦晖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发表题为“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的学术演讲。由澎湃新闻记者依据现场录音整理首发。 0.1 这两年里， 最异乎寻常的两件大事 从两三年前开始，就是2016年，大家就开始感到，有很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 第一件事，英国脱欧，这个事情出乎很多人意料。 第二件事，美国选出一个既不是传统左派、也不是传统右派的奇葩总统，这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而且他上台以后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也非常令人吃惊。不管是传统的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想到过会这样。 到底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以前我们经常讲，左派上台右派会骂，右派上台左派会骂。可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这两件事情，好像都不能以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左右派来称之。 于是这两年出现了一个词用来描述这一类现象。这并不是一个新词，但是这个词在最近这几年用得特别广泛，就是“民粹”，populism。 以整体性的人民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并不仅仅是侵犯精英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以街头运动、集体暴力破坏民主程序，以人民领袖的名义来垄断公共决策，这就被认为是民粹主义。 但如果我们看特朗普胜选的全过程，我们真的很难说，他的胜选和民粹主义有什么关系。 事实是，在资金、媒体支持都不占优势，在政界、商界、学界主流意见都不看好的情况下，特朗普以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民主方式登上总统宝座，粉碎了美国民主受金钱和媒体操控的神话，证明了美国的国家权力确实是人民所授，民主在美国绝不是虚伪的。 但是，不是虚伪的，它是不是好的呢？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我们可以说，特朗普的胜选在程序上确实体现了民主的胜利而不是民粹的胜利。 特朗普当选后的很多作为可能不正确，但迄今为止，没有权威意见认为他超越了美国法律所规定的界线，认定他有违宪的举动。 说穿了，人们对特朗普的当选以及对他当选之后很多政策的不满意，实际上是人们对美国现状不满意或者说是一种无以解释的愤怒或困惑的反映。 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等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一样，是在全球化走向出人意料的时代，人们对如今这个“乱了套的世界”不知所措的结果。 由于不知所措，所以他们对左派的主张失去了信心，对右派的主张也失去了信心，于是就选择接受了很多在常理上不可能被接受的东西。 特朗普的言行不正确，其实正是以往正确的言行效果不佳所引起的反弹。0.2 历史轮回，全球化再次走到令人困惑的境地为什么会有无以解释现状的困惑呢？我们的话题就从特朗普当选到底是不是民粹主义，转向为什么全球化走向了当下这种令人困惑的境地。其实历史上不是没有类似的现象。1918年，一战刚结束，包括中国人比如陈独秀在内，当时的人们也是非常乐观的，但是后来变悲观了。一战后，几大帝国纷纷解体，整个欧洲地区出现了大片宪政民主国家，但到三十年代，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为“民主失败”的案例，不是像沙俄那样变为左派极权国家，就是像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那样变成右派极权国家。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比如2010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原来大家认为那是阿拉伯国家实现民主的大潮，实际上演变为一场原教旨主义的大潮，成了“阿拉伯之冬”；比如2010年前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比如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这些现象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管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使得西方原来的主流理念——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同时遇到挑战。长期以来，西方是有左右之分的。最简单地讲，在公共领域，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右派强调市场竞争，这是最主要的，他们认为竞争能带来效率，带来经济的活力，面包做大了，所有人都会有面包吃的。然后左派认为平等更重要，所以需要福利国家来给大家提供社会保障。像这样一些争论，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左右政党轮替的一个基本线索。大体上就是，左派当政一段时间，选民会抱怨福利国家养了太多懒汉，导致国家经济活力不足，然后就选右派上台。右派上台后，搞自由放任太厉害了，大家又会把左派选上来。可是，无论是特朗普当选还是英国脱欧，似乎都既不是左派的胜利，也不是右派的胜利。他既仇恨福利国家，又反对自由贸易，在传统的西方左右派的划分中，你是找不到这种人的。不论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都是贸易保护主义和仇恨福利国家这两种东西的结合。 0.3 从皮凯蒂的书到特朗普当选，有些事情已不能回避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认为，西方从八十年代以来再度出现两极分化，原来已经基本解决的贫富差距问题又再重新强化。皮凯蒂的书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他提出的问题完全是真的问题，反对他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右派，他们认为皮凯蒂书中讲到的西方贫富分化的现状夸大其词，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总而言之，他们主要针对的是皮凯蒂所讲的事实。从皮凯蒂的书到特朗普当选，我觉得有些事情已经不能回避了。因为特朗普当选本身就和这些事情有关。如果不是美国穷人特别是白种穷人的强烈诉求，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当选。但是，皮凯蒂本身是怎么解释他指出的贫富分化问题的呢？皮凯蒂等于没有解释。他的那一大本厚书，主要是要证明，西方的贫富分化很严重，但这种贫富分化到底是怎么来的，实际上他并没有做出论证。他的论证依据的是一个很武断的公式，就是说，资本利润率通常情况下一定高于经济增长率。因此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国家不严厉地节制资本，那么这个社会肯定就会越来越不平等。他说，为什么以前我们一度以为这个问题好像不那么严重呢，那是因为以前世界很多地方的经济都处在不正常的高增长状态，也就是所谓奇迹状态。如果增长率异乎寻常地高，那么就可以使上面的公式暂时不成立。也就是说，资本收益率一般来讲是高于经济增长率的。但是皮凯蒂认为，这只是个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奇迹一过去，社会就回归正常，而这个正常在他看来，两千年以来都是不变的。皮凯蒂对当代西方贫富状况的描述主要依据大量统计数据，我觉得完全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要证明两千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据。因为要找到两千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可以说就是一个假定。他的这个解释显然是不行的。他的这个解释就等于说，以前的平等，或者说以前相对而言不平等不是那么严重的状况，纯粹就是因为高增长造成的暂时性现象。但是高增长是奇迹，而奇迹是不能持久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不了。　  0.4 全球化在造成了不平等加剧但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以前的高增长也不见得都会带来平等。比如说，拉丁美洲在1970年前后也是处在高增长状态。那个时候中国媒体提到墨西哥奇迹、巴西奇迹，它们当时都是高增长。但是拉美的高增长伴随着不公平的非常严重的扩大。很重要的一点是，拉美当时的高增长和东亚的高增长是不一样的，当时拉美执行的是所谓进口替代政策，它的高增长不是出口拉动的。而出口拉动的高增长，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世界各国吸引资本，招商引资，然后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生产，再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这种高增长是外向型的高增长，只有外向型的高增长能带来基尼系数的降低，能够带来看上去比较平等的局面。在这个时期，日本的确是这样的，东亚地区，包括中国的台湾省，包括韩国也的确是这样的。当然它们现在都已经超越了这个发展阶段，它们现在已经是输出资本、进口商品了。贫富问题也就重新建立起来了。如果只是外向型的高增长，我们可以证明，它在国际上的确可以带来平等的改善。道理很简单。从市场的角度讲，劳动和资本在一个利益的博弈中，到底谁能占优势呢？很大程度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取决于哪一种要素更为稀缺。假如资本稀缺，那么资本在国际要素市场谈判中就占据优势；假如劳动力过剩，那么劳动力就不具备议价能力。但如果是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就像我们前些年出现所谓的民工荒，当时我们的经济是高速增长，这就有利于劳动力在市场上提高要价。我们向世界各国招商引资，把世界各国的资本吸引到中国，把中国的廉价商品出口到世界。把中国的廉价商品输出到世界，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劳动输出到世界。有的人认为，这种要素的流动是不合理的，因为只有资本的流动，没有劳动的流动，这种流动是一种偏向。我认为，所谓的劳务输出，在今天有国界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大规模进行。我们国家现在也有规模很大的劳务输出，但是我们讲中国人输出劳动的方式，主要不是以劳务输出的方式，而是以中国廉价商品输出的方式。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做的廉价商品替代了人家的昂贵劳工。就是本来由它们的高工资工人生产的东西，现在由我们的农民工生产了。这等于是我们的劳动，通过商品贸易输出到了它们那里，同时它们资本跑到我们从这里。为什么原来它们的劳工很有地位，原来它们这个社会能够维持高福利，能够维持强势工会呢？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经过两百多年积累以后，出现了资本高度过剩。它们的资本高度过剩，劳工就有谈判余地。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里来了，那么对它们来讲，它们的资本就不过剩了，甚至于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资本稀缺的状态。资本不过剩，什么过剩了呢，劳动就过剩了。一方面它们的资本跑到我们这边来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商品把它们的劳动给取代了，它们出现高了失业率。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要搞贸易保护，为什么他要为美国人争取饭碗。至于他的政策到底是不是能为美国人争取到饭碗，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它们的资本外流，造成它们的资本不再过剩，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输入，造成它们的劳动不再稀缺。这两个过程显然会使得，在各个要素持有者的博弈中出现不利于劳工阶层的博弈。那么在它们那边就会出现基尼系数的增加，不平等的扩大。依据同样的逻辑，在我们这边应该出现一个相反的过程。我们搞外向型经济，输入资本，输出商品，应该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平等才对。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案例中，凡是处在外向型发展阶段的国家，包括日本，包括亚洲四小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它们面对中国大陆时是很自豪的。它们认为它们实现了的所谓的民主、均富。民主我就不说了，说均富吧，当时它们的基尼系数是很低的。当时在台湾是国民党执政，当局说那是三民主义的功劳。老实说，亚洲四小龙里的其他三个经济体其实都是这样，它们并不信仰三民主义。我觉得这和三民主义没有关系，纯粹就是因为它们当时的经济发展处在高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有利于平等的。可是这里碰到两个例外。一个是1990年以前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当时的南非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但同时又是当时世界上不平等最突出的国家。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也是外向型经济，也是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可基尼系数是在不断扩大，而不是在减少的。南非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当然与种族隔离制度有关。中国之所以也出现不平等加剧的趋势，简而言之，是因为中国在体制方面的一些弊病，使得全球化本来应该有利于中国平等扩大的一些功能不能够正常发挥。全球化在西方那里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在我们这里本来应该增加社会平等的一些功能，也没有真正能够落实。所以全球化就变成了，无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他们那里，都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造成的一个困境。全球化本身是一件好事，从理论上很多人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逻辑上也是如此。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内部，要讲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确实出现了分配不均的问题。其实经济全球化是应该有利于改变这种状况的。我们也看到过这样一些现象，比如说， 民工荒推动农民工工资上升。比如说，我们改革这几十年来，中国人的收入确实提高了，而且社会福利——我这里讲的是真正使分配向穷人倾斜的福利——在改革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也在改善。改革以前中国也有福利，但那种福利基本上是和特权挂钩的，基本上不是为弱者提供的福利，而是为强者提供的福利。城里人的福利比农民要高，干部的福利比工人高。越是初始分配占便宜的人，二次分配又再占一次便宜。我们的福利以前就是这样的。那么真正有利于穷人的福利还是在这三十年里实现的，这都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但这些好处本来应该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明显得多。这些好处实际上是被压抑的，被压抑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自己也是基尼系数上升，也是不平等在增加。这样一来，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一个不平等加剧的现象。这就使人们感到非常担忧，也对21世纪本身提出了一个挑战。 0.6 原东德人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 我在2009年访问过德国。大家都知道，两德统一以后，东德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是有很大的变化，收入有很大提高，人权就更不用说了。但是，统一也不是没有副作用，一个很大的负作用是，东德的制造业基本上就垮掉了。因为东德原来的国营制造业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两德合并以后基本上就垮了。两德统一后，当时人们认为，西德有那么多的资本，应该去东德更新那里的制造业，东德那里低效率的制造业被淘汰后，西德高效的制造业就应该过去更新。但是实际上，西德资本家不愿意到东德投资，他们更愿意跑到中国投资。两个德国统一以后，东德也实行了西德式的高福利，工人也可以组织独立工会，所有一切都和西德拉平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西德资本跑到东德那里要做什么呢？结果就导致东德那里的产业更新计划完不成，老是完不成，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东德现在虽然人均收入等各方面指标都比统一以前高得多，但是人们抱怨的声音还是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抱怨就是，那里失业率比较高，而且老龄化比较严重，因为凡是年轻力壮的人都跑到西德找工作了。由于人口老龄化，由于靠福利供养的人口增加，使得东德的人均收入至今为止还是和西德有一定差距。这个差距并不是因为东德工人工资比西德低，而是因为东德的工作人口本身就比西德少，而很多年轻人去西德就业，福利供养人口留在东德了。我们知道，福利制度有利于降低不平等，但是再怎么说，福利供养人口与就业人口之间的收入还是有差距的。这一点是东德人很不满意的。你可以设想，那里的人现在并不是和以前的东德比，而是与现在的西德比，那么一和西德比，当然就很愤怒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你现在到了东德，如果你是一个旅游者，你的确会发现那里比以前要漂亮得多，以前那些高污染的地带，现在变成了高档住宅区。两德统一后，德累斯顿这样的城市，与其说更现代化了，不如说更古代化了，因为原来的工业都没有了，原来的教堂都修复了。但是，老百姓还是有抱怨的声音。尤其是巨变之前的共产党，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现在的左派党的领导人，当然对现状很不满。因为当年他们也是拥护统一的，但是统一使他们不再掌权，成了反对派。反对派总是要提意见的，他们的一些反对意见的确有理由充分。 0.6 不曾发生的“昂纳克寓言” 其中有一位是统一以前最后一届共产党政府的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我在2009年访问德国的时候跟他谈过一次。他到过中国，对中国的经济成就非常羡慕。我问他：你当年是不是可以采取类似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他想了想说：不可能，当时东德没有改革的条件。我说：那你假如不改革、不变，会不会比现在好？他想了想说：也是不行的，我们原来那一套肯定是失败的，继续搞那一套是没有前途的。我又问：两个德国统一，是西德统一了东德，你作为东德总理，有没有想过，东德去把西德统一了，把西德吞掉呢？他说：根本没有想过，我们原来那一套体制是失败的，用正常手段不可能统一西德。而且我们有1600万人，西德有6000万人，光是投票就投不过西德。后来我再问：有没有第三种可能？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那位东德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假如他把那个事情平息了，柏林墙没有倒，东德维持原来的铁腕制度，但是有一点不同：他去了西方的花花世界转了一圈之后，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完全可以用维持原来统治的方式去搞市场经济。也就是说，柏林墙还是有，政府要抢谁的土地照样抢得到，想把工人撵走就直接撵走；农民的农会、工人的工会，谁都不能讨价还价；政府向西方提供任何民主国家都不能提供的最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这样一来会是什么状况呢？汉斯•莫德罗先生根本就没有想过还有这回事。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我告诉他，东德当年要是那样搞了，你就不会担心现在东德没有制造业了，因为西德所有的资本家会一窝蜂地把工厂移到东德，把整个东德变成一大片血汗工厂，把所有的东德人都变成农民工，然后生产大量的商品覆盖西德的市场。这个时候，所谓的去工业化，所谓的失业问题，就都不会出现在东德，而是会出现在西德。然后西德人会抱怨，我们现在制造业没有了，工作机会没有了。最重要的是，西德战后建立起的一整套以高福利和强势工会为代表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就根本不可能维持了。因为资本家跑掉了，你工人去和谁谈判呢？你工会还有什么谈判力量呢？资本家没有了，税基没有了，你的高税收、高福利怎么维持呢？整个就会发生严重的危机。那么西德会怎么应付这个危机？照我看无非就是三种方案。第一种，既然一体化带来了这样的问题，那我就重新把柏林墙砌起来。从西德的层面来讲，主要就是搞贸易保护，也就是说，我的资本不准过去，你的商品不准过来，我们还是各搞各的。这实际上是去一体化。这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自由贸易也好，加强交流也好，本来是你西德提倡的。现在你要是开始搞贸易保护，自己闭关自守了，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何况，东德可以搞柏林墙，谁敢翻墙就予以击毙，可以搞闭关自守，西德可以搞吗？假如有西德资本家要去东德投资，你西德可以把他抓起来枪毙吗？这条做不成，那怎么办？第二条方案，西德要想与东德竞争，它就必须向东德学习。于是，西德就不能有那么高的福利，不能有那么高的工资，不能有那么强大的工会，是吧？东德人成了农民工，西德的工人也要变成农民工，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东德工人竞争。你所有的这些都要向西德学习。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在体制上西德就被东德统一了。但这种情况也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下，这样一些情况一旦出现，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包括延长退休年龄、紧缩债务在内的很多措施已经引发抗议，比如说在希腊，欧盟要求它紧缩债务，一紧缩就引发抗议，闹得不可开交。第三种方案，就是强行大规模削减福利，在西德引发的反应会比现在在希腊要激烈十倍，西德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正常情况下，东德不可能统一西德，但一旦西德发生大乱，出现不可控的状态，东德用非正常手段统一西德并不是不可设想的。我问莫德罗，假如真的出现了这种状况，一个极右派会怎么看？他说不知道。我说，你作为一个左派，是怎么看这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样演变的话，那显然是东德战胜了西德。但这能说是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这能说是儒家文明诞生了西方文明吗？照我说，这就是不折不扣的18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21世纪的资本主义，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这种现象右派赞成不赞成我不知道，作为左派，你能赞成吗？莫德罗先生很诚恳，他说他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就一直说肯定不可能这样。我最后和他说，我只是讲了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叫“昂纳克寓言”。因为这个寓言并没有发生，所以它只是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在德国没有发生，但是在德国以外的地方是不是也不可能发生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刚才讲了三种方案，特朗普实际上正常在做的就是第一种。他就是想要竖起一道柏林墙，至于能不能成功，我就不知道了。　 0.7 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肯定出现赤字财政 上面说的是国际经济平等层面的问题。在国家层面，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很多国家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国家能力危机。弗朗西斯•福山二十五年前曾经很乐观，但是他现在忧心忡忡，认为西方国家出现了国家能力危机，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国家想办但是办不成。他到中国来，很羡慕中国，认为中国具备超强的国家能力。所以他说，民主制度还是很可贵的，但是如果不能解决国家能力的问题，将面临严重的局面。在我看来，国家能力无非就是两个含义。一个是制度，就是说你这个制度是让你这个国家做得成事情，或者做不成事情。第二个含义，就是财政。不管你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你要做事都是要有财力的。如果说它们以前是民主制度，现在也是民主制度，在制度上没有变化，但是在财力这个问题上变化很大。现在西方各国普遍都是债台高筑，债务危机非常严重，因为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太多了。它们的债务负担是刚性的，没办法维持。债务问题怎么来的？讲得简单一点，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左右两派马上斗得不可开交。左派说，都是因为你们右派讲自由太多，尤其是金融过度自由化，过度发放房贷，最终造成资金链断裂。右派说，为什么会有次贷，就是因为你政府想让穷人买房子，用降低首付的方式实行一种超级福利制度；欧洲福利制度使穷人有房住，你美国还不满足，要让穷人不但有房住，还要鼓励他们也当房主，最终引发次贷危机。争论的结果还是，左派认为自由搞得太多，右派认为福利搞得太多。2009年，我参加过一次会议，当时我提出，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我说你们左右派在这里争得不亦乐乎，但实际上问题至少是你们共同造成的。道理很简单，为什么你们的国家财政会形成那么大的一个债务窟窿呢？按照左派的理论应该实行高福利、高税收，按照右派的理论应该实行低税收、低福利。无论是低税收、低福利还是高税收、高福利，理论上讲各有利弊，但是都不应该造成债务负担。实行高税收、高福利，你可以说是福利国家养懒汉；实行低税收、低福利，你可以说贫富分化很严重。但是债务窟窿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你不管是高税收、高福利还是低税收低福利，财政都是可以平衡的。讲得简单点，就是有多少税收，就搞多少福利。左派上台，你想搞高福利，你就必须搞高税收。右派上台，你想减税，首先要减福利。可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你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的老百姓对左派和右派的主张都是只喜欢一半的。他们为什么会选左派呢？因为喜欢高福利。但是他们不喜欢高税收。所以左派上台，提高福利很容易，提高税收就比较困难。为什么老百姓会愿意选右派呢？因为右派可以给他们减税。但是老百姓喜欢减税，并不喜欢减福利。所以，右派上台减税很容易，但减福利很困难。那好了，左派上台福利增加，但税收增加的不多；右派上台税收减少，但福利减少的不多。这样，债务不是就越来越多了吗？如果只有左派或者只有右派一家当权，也不会造成这种局面。不管是高福利、高税收还是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这样。从源头上讲，为什么左派右派的主张会造成这种结果？很简单，民主制度下，左派右派互相竞争，都要讨好老百姓，那结果当然就是这样。要取消这一点 ，除非左派右派不再讨好老百姓了。但不再讨好老百姓的话，还是民主制度吗？不是了。比如说，假如左派右派都要讨好皇上，因为皇上总是既喜欢收费又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假如左派说皇上就应该横征暴敛，那么皇上肯定很高兴；假如右派说皇上就应该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必为他们太操劳而影响健康，那皇上也会很高兴。但是你只要搞了民主，你就不能这样。倒不是说左派没有良心，在那种民主体制下，因为左派的手段要能实现，你就必须有多数的支持，右派的主张也一样。通常我们说，劳苦大众支持左派，一小撮富人支持右派，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民主选举中，右派怎么得到多数票的支持呢？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肯定就会出现赤字财政。假如说民主制度从来就是这样，从来就会造成赤字财政，为什么还能延续两百年，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呢？为什么以前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功，为什么以前不是这样呢？既想要最多的自由，又想要最多的福利，我把这种诉求叫做“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0.8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能力会因债务不可控而恶化 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右派说，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意思就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自由。左派说，服务最多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意思是说这样的政府能给老百姓最多的福利。其实我说，最好的政府是政府既不征税，又可以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左派右派都满意，自由最多，福利也最多。可惜这样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不可能的。以前的民主国家为什么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债务问题？很简单，就是以前在全球化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在一个孤立国家的财政系统内部，“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不可行性是很容易被国民认识的。讲得简单一点，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既不想交税，又想高福利，那很快就会使国家财政破产。国家财政破产，就会乱印钱，乱印钱就会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老百姓就会觉得这不行了。老百姓觉得这不行了，那么不管你是降低福利还是增加税收，老百姓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老百姓，你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是全知全能的精英，但也不是傻瓜，不会不撞南墙不回头。出现问题，他们体会到了，是会改的。就希腊而言，我们现在说希腊人又想要福利又不愿意交税，实际上他们加入欧盟之前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但当时不那么严重。为什么不那么严重？因为以前他们没有加入欧元区，是要自己发行货币的，这个货币就是德拉克马。历史上德拉克马曾经多次贬值，一贬值就是通货膨胀，希腊老百姓就知道，这么玩是玩不下去的。可是他们自从加入欧盟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知道入欧以后他们用欧元，欧元是不会有通货膨胀的。所以他们不管借了多少债，都不会再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了，他们就感觉不到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这样，全球化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使一个国家的财政会通过经济的一体化向全球无限制透支，导致债务窟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会被掩盖住，使得人们遏制“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诉求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希腊是一个小的例子。大的例子当然就是美国。美国的国债多，这还是次要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也是负债的标志。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它买的多卖的少。它买东西时给你一笔美元，它这笔美元其实就是它欠你的账。你拿了美元之后不再买商品，那不就是废纸吗?其实就等于是他欠你的。你拿了美元不去用，还有贬值的风险，那么避免贬值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买美国的国债，美债最安全，而且收益率最高。这个问题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谓国家能力会因国家财政不可控的债务状况而恶化。那么好了，你可以说全球化导致了一个国家会向全球透支，但是你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因为透支的本质是借钱，而不是抢钱——如果是抢钱就不会有债务，因为抢来的钱是不用还的。而且，抢钱需要有霸权，但对借钱来讲，霸权是不管用的。因为借钱的前提是别人愿意借给你，美国这样的国家不去借钱，对方还会着急，还就是愿意借给美国。美国不去借钱，对方还不高兴。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全球化过程还有另外一极。刚才已经讲了，美国这种体制下，它的老百姓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但是在全球化的另一极，也有一些左派和右派，他们的主张都是从西方来的，但是他们的左派和右派玩游戏的平台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但在全球化的另一极，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这一点和西方不一样。那么由于那里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政府，所以那里就不存在老百姓既要福利又不想交税的情况。恰恰相反，那里的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税，它给一点福利，你老百姓就要感恩，如果不给，老百姓也不能问政府要。这样，政府手中的钱就会越来越多。全球化就在这两极中形成了严重的互动。结果就是，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但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不见得它的老百姓越来越穷；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不见得它的老百姓也越来越富。完全是两回事。 09.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世界的命运 有些人说，这二十多年来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了一个趋同化的趋势。就是说，我们现在搞的其实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了，而它们也没有人说，它们搞的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如果要讲计划的作用、市场的作用，任何国家都有这样两种作用。如果要讲社会保障和经济效率，也没有任何国家说可以只要一样。但，是不是这两种国家就是一样的了？其实不是的。不但不一样，而且还越来越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市场经济在世界上某些国家那里，意味着政府权力不减，但推卸福利责任；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要维护老百姓的福利。因此这两种体制表面上看趋同，但实际上完全相反的。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使这种两种相反的特征都在不断强化。在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小，但是责任越来越大；在另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是责任越来越小。这样下去肯定要出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我觉得也是很难逆转的。但是这里的确有一个全球化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的问题。全球化从理论上讲应该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也的确给我们中国带来了好处。我这里讲的好处不只是说全球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我们在体制上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至少在改革三十年以后，我们中国人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从纵向的角度看都比过去进步了很多。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西方的工会制度、福利制度出现了一定的衰败。我们中国人是把这些事情当作西方人的笑话看，还是把它们看作对我们也是一种威胁呢？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我们说，以前我们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是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来源：秦晖 问渠笔谈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2001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3000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做“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我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专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志，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1900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国民收入增长78.8%。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1917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本文作于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