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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易中天 文： 易中天 我的《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共识》发布后，照例众说纷纭。这很正常，也都值得尊重，有些问题也问得有道理，比如： 我们还有共识吗？ 共识是最重要的吗？ 你说的共识做得到吗？ 那就答来。 为了共存要共识 我们还有共识吗？ 实话实说，不多。 但，可以有，也必须有。 因为第一，每个人都希望活下去。 第二，只有互相帮助才能活下去。 还是那句话： 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船翻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这条船，你可以理解为国家，也可以理解为地球。 没有直升机或太空船，你就只能在这条船上与他人同生死，共患难。 所以，我说的“还是同舟共济为好”这句话，就可能成为共识。 共识必定是底线 此刻，已经听见有人嗤之以鼻了：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论呢？原来只有“活下去”三个字。 抱歉，找不到比这更低端的共识了。 为什么非得低端？ 因为只有低，才能共，高了就有人够不着。 所以： 共识必定是底线，底线就是最起码的共识。 从“我们都想活下去”这个最低端或者最起码的共识出发，可以逻辑地推出做人的底线，比如： 可以袖手旁观，不能幸灾乐祸。 可以明哲保身，不能落井下石。 可以只顾自己，不能损人利己。 道理也很简单：你想活下去，别人也想，而且只有同舟共济你才活得下去。 讨论问题也一样。 你想说话，别人也想，而且只有大家都说才叫讨论。 所以我才会说：喜欢的尽管喜欢，反感的尽管反感，支持的尽管支持，想骂的尽管去骂。这是和稀泥吗？不是。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你希望自己能够畅所欲言，就不能剥夺别人反对的权利，反倒必须做好被怼和挨骂的思想准备。 出来混，是要还的。 每个人都一样。 影响越大，代价越高。 守住底线靠规则 每个人的言论都由自己负责，并不等于他人批评的时候就可以肆意妄为。恰恰相反，由于你对别人言论的批评也是言论，便也应该有负责任的态度。 最起码，要尊重事实吧？ 可惜，不实之词比比皆是。 不实有两种，一是造谣，二是诛心。 造谣就不说了。 那不是不守底线，而是涉嫌违法犯罪。 更为常见的不顾事实，是诛心。 诛心就是问动机，在动机上做文章。比如有人一口咬定方方的动机是诺贝尔和平奖，这可哪有一丁点事实依据？ 但是他们乐此不疲。 原因也很简单：诛心并不违法，也不需要取证，可以说是零成本。 可惜，任何手段都是双刃剑，伤人的时候也会伤到自己。其实在我看来，那篇文章对作者自己的伤害比对方方的大得多。想想看吧，你这样把自己沉浸在莫名其妙的愤怒和仇恨中，你认为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吗？ 这就是不智了。 给方方扣上各种帽子同样不智。 中央调查组说，李文亮不是反体制人士，我也认为不是，他就是个恪守职业道德的医生。方方也一样，没忘记自己是作家而已。这就不但牵涉到事实认定，也牵涉到政治智慧。因为所谓政治智慧，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你们硬要说方方反体制，对你们要维护的体制是有利呢，还是不利？ 因此我以为，讨论问题要有这样一些规则： 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歪曲事实。 可以表示愤怒，但不要上纲上线。… Read More »

来源：中国法治评论 是谁给了方方“日记”春天 文 ｜ 支振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突然把社会的撕裂放大在人们面前。极左极右互咬，国际国内“脱钩”。一个朋友说，这是“大撕裂时代”。方方“日记”（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日记）被很多人认为助长了社会的撕裂，但实际上它本身就是这个撕裂时代的副产品。我的专业是法学，也做互联网治理研究，都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强调实证，因此我近年来对文学（特别是那种作协的文学）并不感兴趣。起先曾偶然浏览过方方“日记”的某些篇章，虽然觉得有一些描述封城状态下武汉同胞生活的文字挺好，但也只是一扫而过，基本上无感。不是不关心武汉同胞的境况，我有一位研究生一直在武汉，我也曾对湖北F4的颟顸几乎出离愤怒。在互联网时代，“日记”里所提供的信息并不稀缺。突然之间，这个“日记”火了，有文章说互联网上相关话题讨论达数十亿人次。争议极大，很多人甚至以对方方的态度为交友标准，不少朋友因此拉黑、断交，割袍断义。但我仍然无感。在认识极化的互联网时代，互撕太常见了。但近几天，由于“日记”英文版和德文版在国外开始预售，争议更加炙热。我在朋友群里也和一些师友进行了讨论，甚至争论。作为这个时代的一员，似乎该说点什么了。 一、多少人认真读过方方“日记”？ 这个所谓的“日记”，毁誉之多，争论之戾，令人唏嘘。如无意外，围绕“日记”的互撕，将成为2020年上半年一个极其醒目的舆论现象。誉之者认为方方是社会良心、暗夜明灯，把“日记”视为武汉封城状态下的“信史”；毁之者则认为方方动机不良、中伤抹黑，所谓“日记”也不过是不足为凭的道听途说。但从双方的争论来看，很多人有没有认真看过方方这些文字，其实很难说。我以前也没有认真看过这个“日记”。但为了写这个东西，出于做基本的严谨，我还真在财新网读了“合集”。但坦率说，看到第23篇，就坚持不下去了，后面的主要是挑着浏览。她的文笔和思想，都不足以打动我；她所提供的信息，基本上都很容易获取——从封城之初就很容易获取。在“日记”里，她主要是根据个人所见、朋友所言，与医生聊天以及新闻报道和网络信息等信源，叙述了封城下一部分武汉同胞的生活。她自己也说，“不相信媒体这说法，也过于偏颇。大的报道，总体疫情走向，还是得看媒体报道。” “日记”中，有对志愿者表达的感谢，对警察尽忠职守的认可，对一省包一市、举国援鄂的赞叹，她还表示“一定会和政府和所有武汉人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共同抗疫。”也有不满和愤怒，指责当时专家组做出“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结论是犯了“滔天大罪”，批评主政官员“土未守民不安，他们怎么会没有责任”，质疑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领导为何不为本院严重的伤亡承担责任，表示要“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她的文字，越到后期越刺激；她的心态，越到后来越激动。她有很多激烈的批评，既批评“应负责任者”，也批评她的批评者。很多批评，动辄“戴帽子”，几乎已经是“互骂”。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与她认为的那些“极左”批评者，在思维方式上是同一类人。言论自由，既包括言论者表达的自由，也包括其他人对该言论进行评判的自由。这个“日记”，既非不刊之论，更非绝对真理，为什么别人批不得？ 二、方方“日记”的“危害”是什么？ 对方方“日记”的质疑，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失实”。比如关于一地的 “无主手机”、护士是否已经牺牲等等。二是“抹黑”。认为她对武汉抗疫期间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那么多勇敢无畏的“最美逆行者”视而不见，却主要盯着疫情防控中的问题，动机显然不纯。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系到她以前的作品《软埋》（我没读过），认为她就是对体制不满，很明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最严厉的指控是第四点。在英文版和德文版开始预售，标题改为《武汉日记》（英文版副标题中还曾有original epicenter（最初疫情中心）字样）之后，公众对方方纷纷“粉转黑”，甚至有人斥她为“汉奸”。不少人认为，她这是故意与国外敌对势力里应外合，是在西方政客不断“甩锅”中国、甚至意欲向中国提出“索赔”的情况下给敌人送“弹药”；还会导致全球性对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和华裔的歧视、排斥甚至仇恨。当然，还有人指责方方利用特权送侄女赴机场、小产权别墅“转正”等。武汉封城前后那一段时间，湖北和武汉有些主政官员的表现的确糟糕，对此进行批评当然可以。但方方在文字中所或明或晦表达的政治立场，有一种源自冷战和文革的陈腐味儿，令人难以接受。对于大部分80后、90后、00后，甚至70末看来，既觉得那些早已经翻篇了、不感兴趣，也对他们营造的西方乌托邦无甚敬畏。所以余亮先生说，方方之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新旧之争。信哉斯言。新型冠状病毒之所以说是“新型”，乃是由于人们对其知之实在太少，到现在很多基本的问题都没搞清楚。一座1400万人口的城市，封城是史无前例的，哪儿那么容易？特别是时值国人最重视的春节，主政者一时无法做出最明智的判断，虽然结果不可接受，但实践中很难避免。但在中央介入之后，无论是及时发布信息，统筹防控资源，免费救治、应收尽收，还是邻里相望、社区防控，可以说，整个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执行以及效果，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横向比较，美国等西方国家竟然能够白白浪费中国作出重大牺牲所争取的宝贵两个月，导致全球大流行，酿成150余万人确诊、近10万人丧生的惨剧；谁更对人民负责，谁更对社会尽责，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如果仅仅因为个人的政治立场、偏见甚至情绪而罔顾事实，那就丧失了一个作家最基本的职业伦理和道德操守。因此，作为文学上的非虚构写作，方方在“封城日记”中有客观全面、如实记述武汉封城生活的道义责任和伦理要求。不应失实，更不应抹黑。但说方方是汉奸，是为西方反华势力送去抹黑中国的“弹药”，甚至为某些国家将来向中国索赔提供“证据”，则有些言过其实，高看她了。从法律上讲，即便方方不加校订就出版了所谓“日记”的外文版，也不可能成为将来其他国家向中国索赔的“呈堂证供”。原因很简单，这是文学作品，不是调查报告，根本不具有证据的可采信性；而且，这60篇日记早已在中国互联网发布并广泛传阅，如果真能作为所谓“证据”，也根本无需外文版。真向中国索赔，除非靠“不平等条约”，指望方方“日记”肯定是不行的。今天的中国不是晚清，丧权辱国，可能吗？也要看到，方方文字的主基调是晦暗的，她对封城期间武汉市民生活的描述，尤其是对疫情防控的描述，显然是不全面的。她记述的“事实”（即便不失实），也是主观裁剪的。特别是以外文版来呈现这些被裁剪的武汉抗疫历程，对10几万为包括方方本人的健康在内付出重大努力和牺牲的医护人员、志愿者是不公平的；在西方国家民粹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对5000万海外华人、华裔甚至亚裔则是危险的。可以说，在置国家于尴尬境地、置海外华人、亚裔于更大险境的同时，实际上也置方方个人于不义之中。 三、是谁给了方方“日记”春天 方方“日记”引发如此关注和争议，从“流量”上来说，好像挺成功的。但作为非虚构写作，无论是文笔，还是思想，这个“日记”都难言成功。它也未能起到“实时”报道，全面传递信息的作用。据在武汉的同学讲，她身边的武汉人对这个自封的“武汉日记”也并不“领情”，还颇有意见。如果复盘的话，可以说，如果不是“删帖”的神助攻，它大概率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因此，很难认为方方的“日记”成功了，或者说方方因为这些文字成功了。根据现行中国法律，方方当然有写作的权利，有表达的自由。现在，这个“日记”全网可见，任人阅读，既体现了方方言论自由的实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封城时武汉同胞生活状态和疫情防控的信息渴求。在国外出版也无妨。很难说方方能以“日记”卖国或成为汉奸。她没那个能力，“日记”也没那么厉害，不过是让一些人感觉别扭、不爽而已。除非在“日记”中找出了明确损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秩序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内容，这事儿也扯不上法律责任。但从政治立场上，从作家的职业伦理和道德操守上说，是另一回事。然而，真正值得思索的是，一个年过六旬、并无生花妙笔和深邃思想的老太太，是怎么单枪匹马纵横两月余，数进数出，将全国舆论系统百万大军杀得人仰马翻，最后还能载“誉”而归的？过去两个多月，亿万人都在冬寒料峭中，是谁给了方方“日记”春天？不管方方主观上如何，尽管国家肯定不会因为一本书而坍塌，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客因抗疫无力而四处“甩锅”、煽动民粹主义风潮的背景下，方方“日记”外文本的出版，已经成为他们反中努力的一部分。这不是“动机论”！2011年秋天，我在纽约亲眼见到过一个精致谎言的炮制。那是哥伦比亚大学某系的一个所谓“中国民族理论问题研讨会”，但“理论研讨会”不允许作为参会者的我谈理论，只鼓励谈“体验”。所以，一个藏族女孩儿发言，她应该是中国留学生。她说自己从小被送到汉语小学，要学汉语，感到很压抑，她不明白自己一个藏人为何要学汉语。了了几语，是不是一副文化压迫的景象？也许她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但这些话放在一起却构成了极其精致的谎言。我问她，是政府还是你父母送你去汉语小学的，当地有藏语小学吗。小姑娘避而不答。很显然，当地有藏语小学，是父母为了子女前途才送她去汉语小学的，不是政府的强制。但会议主办者要的就是这“体验”。对我而言，那真是一次刻骨铭心的“体验”。“学术”的外衣下，“教授”的外表下，的确可能有一颗政治和偏见的心。而这，也同样是美国和西方媒体最擅长的。前一阵曾接受彭博社记者采访，我直言不讳地要求她，发稿前要给我审核，因为美国媒体“太会精心炮制每句都是实话的谎言了”。西方精英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傲慢太强烈了。方方“日记”即便多属于“事实”，但传递给西方公众的信息却未必是真相。但对于方方“日记”的春天，却不能说“不是皇军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永远不要去责怪别人的强大和狡猾，关键要看自己是否能战善战有智慧。如果说疫情是对我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那么，舆论系统考试及格了吗？第一，专业素养很重要。一是将舆情应对能力纳入到执政能力之中。不要怪方方卡了C位，要问自己人为何缺位。要认识到，在社交媒体时代，信息的生产方式注定了信息市场的良莠不齐。信息内容在数量上呈爆炸式增长，在生产上也由专业生产（PGC）为主转变为以用户生产（UGC）为主。全世界传统媒体每天生产的信息不过数千万条，作者基本都是专业人士，受职业伦理和法律法规约束，信息质量较有保证；而全球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每天生产的信息超过数十亿条，但其作者却主要是普通网民，信息内容的生产更难控制，质量也更难保障。这意味着，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更大程度上的信息混乱、复杂和良莠不齐，已经成为任何个人、组织甚至政府处理几乎任何问题时的先决条件和前提环境。在这种情况下，试图打造一个完美的信息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可望不可即的理想。生活在一个有问题的信息环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日常。因此，明智的做法就不应该是试图去管控甚至消除每天数十亿条良莠不齐的信息，而只能是在充分理解和把握社交媒体信息生产规律的前提下，依靠法律和技术控制网络信息内容生产的底线，然后通过政府部门和专业部门提供的权威信息，穿透复杂网络信息的噪声，传递给社会公众、特别是有需要的人，实现“良币驱逐劣币”。这是一种“灯塔效应”。正如在无垠的黑暗中，让迷途的帆船返航，依靠的不是消灭大海，而是高高耸立的明亮灯塔。这就意味着，不可能消除舆情，而只能将舆情应对能力纳入执政能力之中。比如，4.2万甘赴险境的医护人员，10几万“最美逆行者”，里面有多少故事，多少“日记”，但咋就没见到春天呢？二是法律素养。如果有一定的法律常识，怎么能够相信西方国家可以将方方“日记”作为向中国提起索赔的“证据”呢？第二，凝聚共识是正道。理论竞争比粗暴斗争更重要，驳倒比打倒更重要。一是要认识到，舆论工作是吸引同道，而不是四面树敌的。舆论工作也要敢打敢冲，但不能蛮干，徒逞口舌之快，但却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简直就是高级黑，能有何意义？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明。凝心聚气、凝神聚魂，主要靠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实，主要靠国家发展的伟大成就，主要靠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然后靠宣传、理论部门把道理讲清楚。二是舆论工作要科学、讲究方法。极左极右都是少数，绝大部分是中间派。争取中间派不易，但把他们推开却很简单。后真相时代，情绪为王。只要受众不喜欢你，对手就赢了。所以动脑、动笔、动口为要，尽可能别在思想、舆论问题上“动手”“动脚”“动粗”，删帖、屏蔽、“跨省”，很多时候就是给对手的神助攻。第三，贯彻“双百方针”，鼓励思想创新。一是区分批评监督和反对党的领导。习近平说，共产党要能听得进尖锐批评。尤其是对于党内客观存在的贪污腐败、形式主义、官僚习气等问题，必须大加批判，这才是对党和国家负责。二是要清楚区分不同见解和反党言论。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更是人民内心的呼唤。要能够吸引人民群众自发的、出自内心的拥护党的领导。思想的问题要靠更深刻的思想来化解，理论问题要靠更彻底的理论来澄清。要允许人民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自由思想和发言，要鼓励健康、宽容的讨论氛围，鼓励解放思想、观念创新，防止扣帽子、打棍子。不能“站队”胜过讲道理。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什么时候别人愿意掏腰包买你的文化产品，说明你真有文化了。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是希望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分析，为国家谏言。有朋友批评我两边不讨好。我想，这也许就对了，不讨好应该是学者的本分啊。所以我不喜欢“站队”。如果非得说“站队”，那我永远站自己的国家。附：财新网——《方方日记60篇（2020年1月25日—3月25日）》http://m.app.caixin.com/m_topic_detail/1489.html

来源：螺丝壳 文｜ 萧辉，现财新杂志调查记者 武大中南医院是我在武汉一线报道八十天遇到的宝藏医院，我接触了武汉十多家医院，只有武大中南医院独树一帜，一股清流。别的大医院连门都不让我们进，中南医院对所有记者敞开大门，我采访的从院长到医生护士十多人，每一个人都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地把实际情况告诉我。 他们也确实有骄傲的资本。在一群精英医生的带领下，中南医院于遭遇战及早预警，在1月3日就启动了战时动员，按照SARS最高防护级别建立了发热门诊、隔离病房；在相持战阶段接管了定点医院七医院和最大的方仓医院武汉客厅，在决战阶段主持雷神山医院，以专业精神从头打到尾，现在还坚守在雷神山医院，救治最后的数十病人。体量在武汉医院中只能排到中等的中南医院，承担了最重的救治任务，高峰时为新冠病人提供了5400张床位。 中南医院院长王行环尤其特立独行，他是国内顶级泌尿科专家，刚获得2019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王行环院长2003年在广州一线抗击非典，对SARS记忆尤深，他的电脑里保存了一份SARS大事记。1月10日，他感觉事态严重后，他不断提醒官员，并给多位省市领导转发SARS大事记，提醒他们莫忘SARS惨痛教训。遗憾的是，事情最终还是朝着他预想的最坏的方向发展。 在封城之前，中南医院不停向卫健委上报疑似病例，多次被批评“政治觉悟不高”。1月20日，世界卫生组织安排考察中南医院，1月19日，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领导来中南医院考察安排接待WHO专家一事，卫健委领导要中南医院“注意政治影响和说话方式”。王行环院长拍案而起，直接把领导怼回去：“我一定会实话实说。你们难道忘记了SARS教训了吗？救人命是最大的政治，实事求是是最大的政治。” 当天晚上一位和王院长相熟的省领导给他打电话，依然要他注意政治影响，王行环院长很果断地说：你们过去总是批评我们中南医院不讲政治，现在我把这句话送还回去。只站在部门利益考虑，而不考虑人民的利益，才是不讲政治。真正的政治站位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党中央的全局高度立场上。”省领导沉默了。 在采访中，我问王行环院长，直接顶撞顶头上司，不怕被穿小鞋么。王院长光明磊落地回答，“作为一个学者专家，就是应该讲真话。大不了，我这个院长不当了。我还是泌尿外科的一把刀。” 王院长说，“我是从农村走出来大学生，小时候家里穷，我一边放牛一边读书，我知道底层人生活的艰辛。大学填报志愿，选了医学专业，就是希望当医生能为老百姓做实事。我作为医院院长，看到老百姓病重住不进院，我心里很痛，如果我不把真实情况说出来，我会心中内疚。我考上大学，走出农村。若要我说假话，才能生存，那我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还不如回家种田去。”王院长要我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不加改动发表了。这也是让我肃然起敬的地方。 在采访中，王院长抛给我两个问题，“事情何以至此？如果再来一次，我们能否防得住？”他特意强调：“我所说的不针对任何特定人，处理个别的特定人并不会对事情有本质改变。悲剧发生了，死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医护人员感染了，我们应该反思哪些地方做得不到位，哪些地方可以改进的。若再有下一次病毒侵袭，希望我们能防得住，别让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发生。” 在武汉期间，我也反复琢磨这个问题：新冠疫情何以至此，若再来一次，我们是否防得住？老实说，在武汉与行政部门和其他医院打交道的诸多不愉快经历，我很难乐观起来。直到我深入了解了中南医院这群医术精湛、勇敢诚实的医生，他们给我了我信心，如果更多医院和医生像他们一样实事求是、勇敢冲锋，若再来一次灾难，我们应该防得住。感谢中南医院的医生，让我有了信心，毕竟还有他们在。 4月7日最后一次探访雷神山医院，下午六点多从ICU隔离病房走出来，ICU主任彭志勇医生为我们送别。我们走得很远了，回头看，彭主任依然站在门廊边朝我们挥手。那天的夕阳特别美，一层金色的光洒在他身上，他在金色的光芒里一直朝我们挥手，定格了我们在武汉采访的最后一幕。 感谢中南医院和中南医院的医生们，他们就是金子呀。这是我和丁刚每次采访中南医院都要发出的感慨，感动到词穷了，直接就说金光闪闪了。 BY the way,中南医院被很多媒体采过，我们为何如此挖出独家呢。感谢一位神秘人物给我指点。我直接给中南医院宣传部长高翔部长和王行环院长说：中南医院在早期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又承担了最重的救治任务，能打硬战，啃得了硬骨头，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财新和中南医院的气质最相投呀，你可要接受财新采访呀。于是有了这篇封面报道，作为财新前方报道团队的收尾，也作为致敬中南医院和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 文章转自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唐建光微博 文章不做商业之用，仅为传播有价值的资讯。

来源：王光明 必读财经评论 题记：拙文本即兴之作，无心插柳。3月31日小圈子传阅笔记版，孰料共鸣者众，迅速“谬种”流传。公号“候鸟群落”抢先刊发，未几寿终。4月1日上午删补润色，四个公号先后推出，至晚八点，全部点亮红灯笼。承蒙错爱，一日有余，总阅读量超十万。虽然力求平和理性，仍连连坠坑，徒呼奈何。本着审查和自我审查的精神，再出藏拙版收官，供朋友们惠存。一篇小文，几番斟酌，跨越中美两个时区的愚人节，不亦乐乎？是为记。  一觉醒来发现初中群再一次热闹。此番争论，系因几天前我点评段同学的先生冯老师抨击芳芳日记的文章而起。 我的基本观点是：任何人的作品都可受批评，芳芳也不例外；冯文笔很好，惜乎主要是讲政治，而不是站在文艺批评和普罗大众的角度；冯对细节的苛责也失之武断。 进而，我认为对于一场波及全国乃至世界，代价惨重、甚至会重塑人类文明与政经格局的重大灾难性事件，如果只有正史的记载而没有野史的补充，也是不完整的。 因此，包容、理解、致敬芳芳日记，是一个民族慎终追远起码的胸怀与良知。 未料，此论引起公务员高同学和教师冯同学的强烈不满。上周五高同学发了一通宏论，含沙射影，什么“苍蝇、臭气”都来了；今天冯同学再次居高临下指桑骂槐，连“汉奸”都说出来了， 就差“罪大恶极”了。这中间肖师哥也来助阵，俨然三剑客。本来高同学说的那些我回应过，不想再说。但冯同学的得寸进尺，让我觉得不回应一下就失礼了。 都是嫡亲同学，你们毫不客气，我也就直言不讳，好吧？ 你们的基本观点大致这样几点： 1、美国不是好东西，就是靠搞垮别人称霸的，中国离开美国没什么； 2、我一生在英山，就是没见过世面，但我爱国爱乡，不崇洋媚外，芳芳诋毁我们的幸福生活，我就反对； 3、在国内赚了钱移民的，就是不爱国，甚至是汉奸； 4、不能因为家庭的经历而跟国家有仇。我（冯同学）亲外公在运动中被枪决、爷爷被关押，对吗？不对吗？ 关键词都跟国有关：美国、爱国、出国、家国！ 好吧，我就围绕这几个关键词来说道说道。 一、美国 首先，美国是一个客观存在。我之前说过，中国的历史、现实与将来，无论你粉谁或怼谁，三个国家是回避不了的：苏俄、日本、美国。 苏俄占了中国一百多万的领土，输出了革命理论，今天是最重要的战略伙伴； 日本跟中国打了两场战争，今天还有领土纠纷，但又是重要的贸易伙伴； 美国与中国恩恩怨怨但没有占过中国一寸领土，今天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竞争者，中国近 80%外贸顺差来自美国（2018 年占比高达 91.9%）。 21世纪的世界，不是泾渭分明非黑即白。中美关系，意识形态制式冲突，经贸科技相互依存，既竞争又合作、斗而不破将是常态。不因你的好恶或缺乏了解而改变。它将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不信，去看看几代领导人的论述。 其次，美国好不好，这是一个主观评价，见仁见智，或者此一时彼一时，都很正常。 如果愿意看事实，简单讲几点：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如果不是美国人强力出手和大量牺牲，今天欧洲和俄罗斯可能都讲德语，而我们可能在用日文； 第二，高晓松有个研究，1949 年之前美国对中国的无偿援助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有对外赔款的三倍，就不要说飞虎队了； 第三，美国让中国加入世贸，对中国开放了巨大的市场，让中国有了黄金 20 年和今天的家底（肖师哥说美国是为了绑住中国的手脚才让中国加入世贸的，与事实相去甚远）； 第四，92 年至今美国家庭累计收养了十几万的中国孤儿（弃婴），其中大多数是女婴和残疾儿童； 第五，美国是中国最大的留学生接受国，为中国输送了大量的人才，特别是高科技领域，大多数技术和技术人才是来自美国的。 当然，反过来，你也可以说，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还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今天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都有美国的黑手。没错，这就是现实，硬币都有两面。政治问题太复杂，这里也不宜讨论，但可以提示两点： 第一，记住盲人摸象的寓言，如果你得到的信息是单一的和不充分的，不要太自信，大象腿像柱子，不等于大象就是柱子。 第二，美国是联邦制的三权分立国家，不是大一统，谁是美国？其实是个问题。这是一个留美三十年多年的法学博士老乡告诫我的。 再次，美国强大的原因。冯同学说美国就是靠搞乱别人来称霸的，倘如此，这也不是它强大的原因，而只是强大的表现。六十年代我们也曾向亚非拉输出革命理论，为什么没有成功？ 如果我们虚心一点，羡慕嫉妒恨之外，就该想想，为什么人家立国两百多年，就能称霸世界近一百年？为什么全世界的人（精英、俗众甚至流氓罪犯）都想去美国？它有没有值得见贤思齐的地方？ 美国不是天堂，美国问题很多，世界上很多人骂美国，美国人也天天骂政府，美国总统的支持率超过 50%就很了不起。可是美国的科技军事经济金融文化的实力还是全面碾压，让你不得不服！原因何在？ 一千个人有一千哈姆雷特，我的理解是：新教传统、自由意志、平等包容、分权法治、创新精神！美国南北战争之后，任何政治纠纷都是通过内部协商或者法律途径解决，只数人头，不砍人头，永远只是茶壶里的风暴。这样才能长治久安恒产恒心。 同时，这是一个崇尚自由、自律又自强的社会。举两个例子： 1、美国家庭（哪怕再有钱，哪怕是双职工带两三个孩子）很少有保姆的，各种家务和维修都是自己做，家家户户车库里有各种工具。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美国人工贵，但不可否认美国人的动手能力和劳动习惯； 2、现在疫情，政府下令大家待在家里，出门保持距离，大家都自觉遵守，绝少人违反。不需要宣传车、纠察队或红袖章。 最后，中国离开美国行不行？当然行。高同学说了，200 多年前没有美国，中国生存了5000 年，美国曾经封锁我们几十年也过来了。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问题是，你们还愿意回到我们穿开裆裤时候的日子吗？你们愿意、有权利让你们的后代接受那样的生活吗？ 现在国人中有两股对立的势力在做同一件事，就是极力鼓动中美脱钩：一是极左的战狼小粉红，二是极右的反执政党人士！前者是信心爆棚，要教训美国，睥睨天下；后者是恨屋及乌，要打击执政党，让中国乱套。可见，极左和极右其实殊途同归，都会搞乱中国。 现在美国也有强大的势力要对中国强硬，要中美脱钩。这次疫情又助长了这种声音。 我们要站在什么位置？我的立场很明确，中美合作加斗争，维持斗而不破的基本格局，于我有利。可以口水，不能结冰！ 别的不说，对美出口… Read More »

来源：西越sd 我的思考与不安 作者丨崔永元 “正能量”是一面旗子，你掀开看，里面很多垃圾人。多年前，列宁发现了这个问题，注意嘴上常挂着爱国的人，兴许是流氓。 英国首相病重，44万个中国流氓点赞。美国发病人数最高，一个中国流氓电视台描述为“荣升第一”，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疫情都被这些流氓当成喜事。它们喝粥相庆，它们登上了国外的报纸和电视。我的祖国怎么这么多成群结队的流氓？我不同意它们是爱国者，因为它们没有人性牲畜不如。我到愿意把他们归到“正能量”。近几年，在网络上它们就是以“正能量”的身份出现，成群结队、打击异己、围攻谩骂、造谣生事、污言秽语、为所欲为……恐怖的是，有关部门表现得很暧昧，甚至很受用。动用公款让他们组团出动，或到地方或到国外，代表中国网络的主流势力。所到之处，无不设宴欢迎。肘子、夹头、燃香、张教授都是代表团常务团员。每到一地，酒肉饲候。当地主要官员满脸堆笑前后照应介绍情况汇报工作并奉上土特产。只为了他们能在微博上发几条表扬信息。当地官员也见过些世面，点头哈腰，只因为知道它们是代表政府的一个机构来的。 我生在天津胡同长在北京胡同。胡同里，有个把小混混小流氓是寻常事。胡同都有胡同文明和胡同自信，不认可混混来代表。看到他们上房揭瓦，吼一声是必须的。 揭批“四人帮”时受到一次惊吓，一个上海小瘪三，差点就当上国家副主席。 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是有点讲究的，有一年，他们把封面人物给了网民。这个信号很明显，网络时代网民不仅代表自己，也可以代表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德行。再说严重一点，代表国家形象也不是没有可能。 油管上有个网红名叫李子柒。姑娘面容姣好还会打扮，最主要的是勤劳质朴。一年四季会把田野上的果啊花啊草啊叶啊什么的，变成餐桌上的佳肴和奶奶一起分享。李子柒受过苦也愿意干农活，她粗糙的手美丽的脸加上起早贪黑辛苦劳作的样子。让七千万海内外网友如醉如痴。外国人说，喜欢中国的田园生活，原因就是看了李子柒的视频。我是学传播的，我觉得一个李子柒，其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不知大过那些大把洒钱的外宣部门多少倍，不知道谁该反省谁该惭愧。 换个角度看，这些“正能量”在网上也被误解为国家形象。有时候我想，假如一个英国记者提问，为什么我们首相病了中国有44万国民点赞？该怎么回答？我都替华春盈着急。为什么所有国家因疫情中招中国网友都兴奋，耿爽皱着眉头怎么答？刚刚，赵立坚对外国记者说，我们没说过让别国抄作业。其实，网上“正能量”一天说多少遍。他们还热衷于动武、热衷于开战，以全世界为敌。其实，多放过几挂鞭炮的人都知道战争的恐怖。全世界的正义人士全力以赴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避免战争的和解方式。唯独中国“正能量”对世界大战充满渴望不知道。请问有关部门，你们希望中国的形象在世界舞台上是这个样子？ 到网上看看，义和团越来越多。常给政府提意见的人都被一剑封喉，越来越多的爱国人士被剥夺了发言权，还能发出微弱声音的，帖子一发就没，好像有人24小时蹲守一样。假如这真能代表国家形象，我不相信我们的人民政府愿意言论环境如此。毛主席曾经说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这样描述那个美好的景象：“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让人说两句真话，天就塌下来了？ 这两天我脑海中，老是浮现着两张面孔：一张是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的沉重、无奈却要保持冷静的面孔。他字斟句酌有理有利有节地尽可能准确的表达中国政府的确切态度：即中美两国联手抗疫，共克时艰。即便是面对一些故意刁难的问题，他也表现出一位职业外交官的涵养和从容，有问必答以理服人。 另一张面孔属于一个叫胡锡进的人，奸诈交杂着无耻。私下里，我们愿意叫他胡叼盘，因为不管出台什么政策。他都会找到一个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角度去阐释，这根本不科学，这是个纯技术体力活儿。这张面孔恶心到我是他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被问到：国内网友不能翻墙。你是怎么做到的？胡叼盘说我和我的同事都有办法，你要知道国内网民每个人想上外网都会有自己的办法（大意如此）。这屌味的回答加上满脸的狞笑，干脆就是对中国宣称依法治国的侮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被他用到了极致，言而无信成了它做 人做事的绝招，他在五千年文化中不断刨食着垃圾。 随着传统媒体的衰落，网络媒体越来越成为展示国民性的窗口。而这些“正能量”正在不断刷新触碰底线，料理全世界的三观，让崛起的中国陷入尴尬。有关部门出于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的考量也不能袖手旁观任其发展。1900年，因为有了义和团的胡作非为，大清王朝成了世界的公敌，殷鉴不远。 那一个庚子年义和团是正能量，这一个庚子年正能量是义和团。 2020.4.10

来源：友朋说，共识网 这是选自共识网上，一篇三位学者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讨论，我们究竟是要告别“革命”，拥抱“改良”;或在不否定革命的前提下，摸着石头过河？吸取法国、俄国、美国、中国大革命的经验，当代中国的改革之路应走向何方？ 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出版《告别革命》一书。近20年过去了，革命的话题热度再起。一些学者参加“中国能否告别革命”座谈会，在会上再议“告别革命”。 告别或拥抱革命都是危险的 文/朱学勤 革命不可能像一些人的主观愿望那样，想抛弃就抛弃得了，想告别就告别得了，也不能像一些不太负责任的愤青，一说革命就来劲，一说革命就要拥抱，在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我们要正视革命。 告别革命，首先要告别的是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为什么呢？ 我觉得告别革命非常容易混淆，实际上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重大事情。我们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整个80年代中国知识界有过一场启蒙，也有过一场对革命观念的再启蒙，到1989年以前大家形成的一个话语是，对历史上出现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这种暴力的大革命要有一个批判和反思的态度。 李泽厚的“告别革命”，既是对上世纪80年代告别红色革命、暴力革命的一个继承，也是一个扭曲。因为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界悄悄兴起一个思潮，既有对法国、俄国、中国革命等以往革命传统的告别，还有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改革还是革命。 李氏“告别革命”的话语是借着对传统历史革命的否定来抽空当下的革命危机，抽空这个危机底下人们对革命的讨论。 因为李氏革命话语在形式上跟我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最接近，很多人认为我们是一家，我不断地重复讲不是一家。我不得不出来说我跟李氏告别革命是两回事，我要告别的是历史上的革命。 但对当下这个状况，我主观上认为要改革。如果不改革怎么办？那就是既没有改革也没有革命，这个状况就延续下去。这不是不可能。民众的底线没有到，继续拖下去，我们被拖掉了一代，再拖一代两代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种，由于信息化，信息的平面流通、横向流通越来越快，中国人好死不如赖活的空间越来越小。革命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矗立在你的面前，你不正视也得正视。在这种时候，知识界应该承担对革命话语的辨析，而不是笼而统之，说我们告别革命或者我们拥抱革命，这两种都是很危险的。 如果不改革我们可能遭遇一种危机，而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束手无策，提不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而拥抱革命同样危险，不分青红皂白地拥抱革命，最后肯定拥抱一场大革命。这时候要仔细辨析，革命是不是就只有一种，是不是有多种，人们可以在革命话语当中做某种选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提出小革命1.0，中革命2.0，大革命3.0的细分的一个说法，供大家思考。 1.0的革命就是政治革命，就是改变旧制度，改变统治集团。用鲁迅的话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大王旗底下社会是什么状况呢？就像邓小平曾经说的，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这叫1.0的小革命：仅仅政治领域发生动荡，不波及社会。 2.0的革命就是社会革命，那就是经济上的诉求，包括贫富两极分化全部付诸革命手段来解决，那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分工厂，分商店。 3.0大革命就是精神文化领域，与所有传统彻底决裂，塑造新人，铲除旧人，改造人性。 我最近知道一个新的情况，最早把托克维尔的革命和改革之间危险的关系引进中南海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1982年《国外社会科学》有一篇文章就介绍了托克维尔的观点，那时候他的汉译本还没有出现，海内有识之士立刻注意到这篇文章，而且复印下来送给高层领导看。高层里面有些人比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明白，革命是要区分的，要警惕的是哪一种，要告别的是哪一种。 我认为革命不可能像李泽厚的主观愿望一样，你想抛弃就抛弃得了，想告别就告别得了，也不能像一些不太负责任的愤青，一说革命就来劲，一说革命就要拥抱。 我提出在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我们要正视革命，革命当中有哪些是我们要准备面对的，有哪些是我们事先要说清楚，一定要防范，一定要警惕的。 改良未必更和平 文/秦晖 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实际在历史上很多的改革要比革命更无序，流血也更多。我的看法是转型要推进，快慢看时宜，暴力/无序应力避。 最近许多人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引起了关于“革命”的热议。而不久前金雁的《倒转红轮》也被一些人当作鼓吹“保守主义”的书，说是与萧功秦先生的主张形成了呼应。后来我们一再说这里有点误解。金雁此书对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的确很重视，有新评价(但也谈不上鼓吹，她对这一传统的局限性也讲了不少)。 但是文化保守主义不等于政治保守主义。此书对俄国政治保守主义(如斯托雷平和马克拉科夫等所谓“寻人派”)有明确的批评，而她提到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包括了从普加乔夫到索尔仁尼琴等人，这些人在政治上可几乎都是不妥协的反对派，我想萧功秦兄也不会自比这些人吧。 “告别革命”是个假命题 我们肯定是反对“革命崇拜”、主张反思过去那些被崇拜的革命。但反思革命并不是反过来鼓吹革命恐惧症，更不是简单地讲“告别革命”。朱学勤兄说他当年就对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持异议。其实，16年前金雁和我就与李泽厚此论发生过冲突，但这事发生在香港，很多人不知道。 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时，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了一组反思文章。李泽厚看了很兴奋，写了篇读者来信夸这组文章“十分精彩，值得祝贺”，说这“使我更坚定自己的‘告别革命’论”云云。我们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就回了一篇，说你读错了，我们是批了“十月革命”，但主要还是反思斯托雷平改革，指出寡头主义导致民粹主义，专制者不公正的“改革”导致革命的危险，因此“坚持正义比‘告别革命’更重要”，实际上这是为改革敲警钟的。 结果李泽厚面子可能有点挂不住，又写了一篇措词很强烈的《以俄为鉴，避免革命》，说我这才发现你们的“本意所在”，你们是要“在近日数千万人下岗的中国现实环境下促动革命”，那口气就像在揭发“乱臣贼子”了。 我们回应说：其实早在1990年，即还在李先生“告别革命”之前数年，我们就曾在国内首先提出重新批判民粹主义，警惕转型社会的民粹主义危险。但我们认为，决不能以寡头主义来反对民粹主义，因为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看似相反，实则相成，以前者反后者犹如以油灭火，适足以增加民粹主义“革命”的危险。以俄国而论，正如李先生所言，1917年革命的确“酝酿有因，由来有自”，问题是其“因”其“自”何在？李先生难道至今还相信《联共(布)党史》的夸耀，以为沙皇的垮台(二月革命)是自号布尔什维克的那几个“激进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促动”的？ 其实前沙皇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1915年去世前便预见到：斯托雷平的“警察式改革”将使俄国陷入“严重的革命动乱”，而宪政进程的中断则是斯托雷平时代的一大错误。维特该比李先生更希望“告别革命”吧，但他对何以会有革命的认识却比李先生深刻得多。以不“正义”的方式谋“发展”于先，以不讲宪政民主的方式求“正义”于后，这不正是沙俄走向“革命”的轨迹吗？ 16年后回头看，其实今天“革命”议论的语境和当年并无实质变化，只是问题似乎更尖锐了。不过今天引起议论的托克维尔观点与当年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倒很不一样，其实托克维尔并不是个“告别革命”论者，多读几本他的书(不止《旧制度与大革命》)就知道，他不仅对美国革命是肯定的，对法国革命总体上其实也是欢迎的，他反感的只是雅各宾专政。他搞法国与美国的比较研究，也不是要肯定法国的“旧制度”而排斥无论何种的“革命”，他只是遗憾法国的“革命”未能像美国的那样处理好民主与自由的关系，避免雅各宾式的狂暴和走火入魔。他得出的结论更不是像李泽厚那样认为“发展是硬道理”，靠“发展”来消弭“革命”，恰恰相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题之一就是指出法国革命并非因为经济不繁荣，革命正是在“发展”成就不小的条件下爆发的！ 这事非常有意思，我们对所谓“十月革命”的否定众所周知。包括最近金雁这本书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肯定不想那么简单，把十月革命理解为只是一些激进知识分子想捣乱就搞起来了。《倒转红轮》也讲到，虽然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需要反思，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其实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到了20世纪以后就逐渐冷却，尤其到1905年－1907年革命以后“路标”就变了，后来的激进主义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 革命未必更暴力 所以“告别革命”这个话语到底多大程度上是真命题，我有点怀疑。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害怕“革命”的朋友主要的担心其实是两点：一是流血和暴力，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我们都不愿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希望看到一种完全不流血的变革方式，或曰转型方式。二是无序，如果变革以后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或者造成社会的极度混乱，对大家都没有好处，而且无论哪种“文化”中，公众长期缺乏安全感就会重新呼唤铁腕，使转型失败。因此尽量避免流血和无序的确是个真问题。 可是流血、无序和和平、有序的区别是不是可以等同于革命和改良之别？避免流血、无序可以转换成避免“革命”吗？我觉得是转换不了的。 通常我们说的革命与改革(改良)是就变革的深刻性而言，像辛亥那样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我们就谓之革命，东欧废除极权制度建立民主，通常也叫做革命(所谓“天鹅绒革命”或“和平革命”，我们官方认为革命是好词，便带贬义地称为“剧变”，其实也是说它并非渐进改良)。而明治日本在维持天皇制下发生的变革，就叫改良或“维新”，越南那样政治体制不变的经济转轨，也叫改革或“革新”。 但是变革越深刻越快节奏，就越会有更多的暴力和无序吗？我想说：实际上我们有一种假设是很靠不住的，所谓革命一定是暴力、无序，而所谓的改革一定是和平和有序，其实在历史上相反的例子是很多的。 例如我们通常讲的最多的两个典型。过去一讲改良，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典型，一讲革命，辛亥革命就是典型。尤其在晚清这个话题上，中国为什么能搞成明治维新，为什么会搞辛亥革命，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说中国就是搞不成明治维新，所以辛亥革命是正面的。也有人说，其实本来中国可以走明治维新的路，所以辛亥革命是负面的。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辛亥革命本身流的血并不多，而明治维新流的血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不说别的，明治维新中那些名人有几个能够善终的？明治“前三杰”“后三杰”六大名人，就有四人在维新过程中死于非命。从维新前夜改革派与保守派就不断以死刑、流血政变和恐怖暗杀等形式进行暴力斗争：所谓安政大狱、樱田门事变、池田屋事变、坂下门事变、禁门之变、功山寺起义等，更不用说维新过程中光战争就打了三次(征长战争、讨幕战争、西南战争)，战火从日本最北的北海道五棱郭，一直燃到最南端的萨摩藩鹿儿岛。仅仅西南战争中的一场田原坂之战，就有3000多人战死。 所以后来中国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坚决不流亡国外，说是中国还没人为变法流血，就从我开始吧。那时中国的维新派也是把日本的明治维新看做流血变法的榜样，而非“和平演变”的模范。中国的维新派与革命派之别在于他们想保留帝制，反对共和，但他们并不是甘地主义者，从谋划兵变刺杀慈禧到发动自立军起义，武装“勤王”、暴力维新的选项他们是一直有的。 倒是辛亥革命死的人比明治维新少得多。甚至就是俄国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也没有流什么血。至于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一个杀人如麻的体制，那已经是体制杀人，不是变革杀人；是变革的方向不对，而不是“激进”还是“渐进”、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了。用托克维尔的话说，那就是“旧制度”杀人，而改变这个“旧制度”的“大革命”(所谓东欧“剧变”)在绝大多数国家倒真是一枪未放、滴血未流的“天鹅绒革命”。 所以，说革命一定会死很多人，改革一定会死很少人，这种说法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有一个严格的路线图，上面规定好了，就按照这个步骤去做。而革命就是猛打猛冲，到哪是哪，走一步看一步的。其实很多的情况也是相反：革命有蓝图，改革反倒没有什么蓝图，用我们熟知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例子也是非常之多的。比如明治维新，谁当时有一个最终的设想？我们知道，开始推动明治维新的很多人，最典型的如西乡隆盛，后来就变成改革的对象了。明治维新一开始是几个比较开明的大藩(长州、萨摩等)反对中央(幕府)，中央讨伐他们。但是到了天皇掌权以后，那些强藩都被镇压下去了。像萨摩藩的西乡隆盛本来是所谓明治三杰之一，他当时怎么能想到明治维新会搞到他头上呢？所以其实所谓维新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 “革命类型”的区分很模糊 可见，我们以前对改革和革命的区分本身就是靠不住的，实际上这种区分非常模糊。 甚至这里我要跟学勤兄商榷，你讲的1.0、2.0、3.0版本，意思是不是它们有一个递进关系？是不是一个比一个激烈？好像也不见得。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显然是你讲的3.0版，但是它连“城头变换大王旗”都没有，翻云覆雨的人为折腾固然堪称浩劫，体制却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连“王朝”也没有发生更迭。但是它就把大家都整得灵魂出窍。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一种递进关系也是值得怀疑。 还有一点，我们也不要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差别讲得太绝对。这两个革命的确是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讲得太绝对会导致很多问题。首先美、法革命有很多互相学习之处。最初发动法国革命的拉法叶特等人就是支援美国革命回来后受启发在本国搞革命的。而美国不少革命元勋也是高度的法国崇拜者，所谓的亲法仇英情绪非常明显。杰弗逊就是个典型。他的亲法仇英不仅是在外交上，实际上也有仇视英国君主制看好法国共和制的意思。 都说法国革命太“雅各宾”，美国革命就很温和。其实美国革命中的清算也很厉害的，例如清算托利党人。当然美国托利党人死得比法国贵族少，因为美英终战时他们很多都跟英国人走了。他们是独立前的“爱国者”，当然爱的是英国，不是美国。后来托利党在美国完全消失，美国变成辉格党人一统天下，以后的民主党共和党实际都是从辉格党人中衍生的。英国的两党是托利党(后来的保守党)和辉格党(后来被更左的社会主义的工党取代)，而美国没了贵族的托利党，穷人的工党也就兴不起来。所以有人说美国“既没有保守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只有稍微偏左和偏右的两支自由主义”。 这与其说是美国有什么独特的文化，不如说是美国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使其不同于前宗主国。由于托利党退出美国，“贵族传统”在北美消失，新建立的美国成了纯粹的平民国家。这对北美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像美国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居于主流的李普塞特等人就不同意那种“英美”vs“欧陆”的两分法，他们认为由于美国革命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使得英美差异甚至大于美国与不少欧陆国家(如丹麦、瑞士等)的差异。所以，我们也很难说美国革命只是政治革命，就没有社会革命的内容。 相反，法国革命，我觉得也是被简单化了，法国革命最血腥的一幕就是雅各宾派掌权，杀掉国王，还杀了许多无辜者。但法国革命是不是由于有了卢梭的影响就必然会走到这一步，我觉得也很难说。要知道法国当时不但有社会变革，更在与几乎全欧洲都参与的“反法联盟”进行残酷战争。杀国王主要并非因为社会矛盾，而是当时反法联盟打进来，国王要跑到反法联盟那一边，结果被抓住，杀国王给他加的罪名是叛国，而不是国内矛盾意义上的“反动”或“反革命”。如果当时没有这种国际大战，法国革命会不会如此走火入魔？我看雅各派都未必能够掌权，当然更不会发生大恐怖和杀国王的事。卢梭的观点，我认为毛病确实很大，我也赞同批判卢梭。但是，把法国革命中的问题简单地说成是卢梭的必然后果，恐怕不对。 同样，现在一讲英国革命就是温和的“光荣革命”，好像英国革命就没有经历过杀国王，没有经历过克伦威尔的恐怖专横。其实英国杀国王倒是基于国内变革的理由，与国际战争无关。 避免转型中的暴力和无序 所以，与其说什么革命还是改良、美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我们不如就事论事： 第一，我们到底要使中国有一种什么样的变革。这一点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讲的革命和改良，都是指在认定了一个方向的基础上讲它的“速度”(激进或渐进)问题。但是方向问题首先是我们要搞清楚的。无论激进还是渐进，关键是往哪个方向进？在中国现在这还是一个很混乱的问题。… Read More »

来源：财经杂志 文｜ 刘川鄂 1. 和方方以前的作品相比，您认为武汉日记有哪些特别之处？《软埋》时期，方方就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历史反思，但是此前她更多的是文学性，您认为方方的写作风格变化是什么原因？ 谈不上写作风格的变化，只是不同文体有不同的写作要求。日记写实，小说虚构，艺术审美因素的考量更多。面对如此大的一场灾难，方方身处疫情中心地，每一天经历着感受着，把所闻所感记录下来是很有责任心有担当的行为。日记体就是要简明直白，人人能懂。对大众发言，要用大众最能接受的表达。同时发表类似日记的不止方方一人，不乏深刻精彩的表达，有的写得比较书生气、诗人气，但不如方方直白叙述更能够引起关注。何况她名气最大，受关注的程度本来就高。表面上看起来她并不推敲文采，但充盈着思想的力量，自然而然涌出的金句穿插其间，淡中出奇，直捣人心。她搁笔当天，有热心者辑录《<方方日记>剧终，一起回味一下这50个金句》，阅读量超高。相信她的很多话会永远传扬下去。 2. 武汉日记陆续发表后，从一开始的褒奖，到后面的褒贬不一，甚至批评多过于赞美，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一个民意调查，支持方方者远超质疑和诋毁她的人，学术圈里绝大多数也是支持她的。早期大家在疫情中每天看日记支持褒奖，因为感同身受。后期极左言论甚嚣尘上，年轻人思想不坚定，容易被煽动，人云亦云。加上人性的弱点“好了伤疤忘了痛”，陷入了“群体性失忆”。质疑和诋毁者数量虽少但音量不小。叫骂的大多匿名，不敢实名实姓公开辩论。有的自媒体就是利用部分头脑简单者的情绪冲动收割流量插广告骗打赏。 一个家庭本位的国度，面子文化根深蒂固。可以关着房门内部批评，但家丑（国丑）不可外扬。我发现近两天朋友圈中好几个早期支持方方的人态度转变了，指责方方不该把丑事兜售到海外，就是好面子、“护短”心态造成的。自以为很爱国，但只是本能的爱国主义者，不是理性的爱国主义者。理性爱国者应该向鲁迅、方方这样，既同情民众、肯定民族的脊梁，也刨历史的坏种、对于国于民有过有罪者“一个也不宽恕”。要让普通民众上升到这种爱国层次，认同并尊敬伟大的批判者，真是太难太难，这是我从去冬到今春最大的“梗”。 要让他们明白两点：第一，护短没用，第二，护也护不住的。全球化时代、大数据时代，藏不住，捂不住。一个现代人，不读书不思考非理性瞎跟风，你好意思说爱国？你爱的是贴在家国上的面子，乐为妈宝、甘当巨婴。 3. 对于武汉日记在美国和德国出版，您怎么看？通常中文作品在海外出版周期都比较长，为什么这次时间特别短？ 这个问题方方在微博中已有答案，我也很赞同她说的，“中国作家在海外出书的人很多呀。这是件很正常的事。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重要的不是在哪出版，而是我写了什么”。现在还在翻译阶段，预计出版是八月份。在高科技时代，根本不算快。我经常跟出版社打交道，两三个月出一本书根本没有技术难度。有人拿《三体》六年才出版来比较，完全是讲歪道理，有意误导不了解出版行业的民众。版权是版权问题，表达是表达问题，解读是解读问题，都只能负自己该负的责。就像有高手所评论的那样，美国人批评美国的文章在中国人转载很正常，为什么中国人批评中国的文章被外国人一转载就不正常了呢？是中国没有值得批评的地方，还是中国不让批评？方方在武汉当然批评武汉的问题，外国很糟，让外国的方方去批评，轮不到武汉的方方去指手画脚啊。 4. 在您看来，武汉日记在这次重大历史事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有记录时代的意义吗？有人认为这会成为国际政治的工具，您怎么看？ 在21世纪世界当代文学史上，人类灾难史上，《武汉日记》都会留下重重的一笔。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人人都识字的时代，谁会只凭一本书就直下判断就自行其事呢？极左思潮和冠状病毒捆绑在一起，才是巨大的破坏力量，国家和民众对此应保持足够的警惕。国际社会国际政治是太复杂的一个话题，我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是我相信中外的明智人士，都会理性客观地看待并肯定，一个作家作为个体、作为公民、作为知识分子体，对自己国家的某些记录包括批评，因为中肯切实的批评会有助于国家的进步，也有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就像是左拉、米兰.昆德拉、略萨对自己国内某些现象的批评给他们国家长分了一样，也会给方方的祖国加分而不是扣分。 5. 您长期关注方方，您认为方方是个什么样的作家？作家在历史事件中应该肩负起一些责任吗？您在社交媒体（朋友圈）也发表了一些对方方的看法，您周围的人怎么看？ 我跟方方同一年同一个城市读大学中文系，但不在同一个学校。她出道早，成名早，担任作协主席之后，我后来是副主席，在我写了《为方方三辩》之后，有人胡咧咧推测我给她帮腔就是这个理由。体制外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作协是个人民团体，很多主席、副主席不在公务员系列，荣誉认可、义务帮忙的成分居多。我跟方方纯粹都是工作来往，没有单独在一起喝过一次茶，吃过一餐饭，聊过一次天。思想型作家的人文理性、启蒙情怀，武汉女工的爽直泼辣、勇敢无畏，方方兼而有之，在当代中国文坛殊为难得。她是我心目中分量极重的作家。

来源：晓芒学园VIP 编者按：今天（4月7日）是邓曉芒老师的生日。我们从邓老师《人论三题（新编本）》中选了2018年他70岁生日前夕的一篇讲演稿，与朋友们分享。祝邓老师生日快乐！ 文 ｜ 邓晓芒 在这值得纪念的时刻，我想起了两千年前，孔子在他的晚年回顾自己一生时所说的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我乃一介凡夫，当然远不能和孔圣人相比，恰好相反，我的一生是：吾十有五而失学，三十而未立，四十而解惑，五十而知人命，六十而耳难顺，七十而从心所欲，常逾矩。我16岁下乡当知青；26—31岁回城当土工和搬运工，31岁考上武汉大学研究生，34岁成家；39岁写成《灵之舞》，42岁写成《思辨的张力》；48—50岁发表《人之镜》《灵魂之旅》，52岁发表《新批判主义》；59—61岁与儒生们展开大规模论战，并调入华中科技大学；70岁之前完成康德、黑格尔的几个《句读》，并打破常规，被聘为湖北大学哲学院资深教授，这些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七十以后准备干什么？我还有一系列庞大的写作计划，估计这一辈子是写不完了。我的写作原则是，第一，不是为当代人写作，而是为后人写作，只写那种留得下来的东西；第二，只写别人写不了的东西，别人能写的让别人写去。我认为，作为一个学者、思想者，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努力发出我们时代思想的最强音。这就是我的人生观。 今年元月4号是已故著名作家史铁生的生日，北京青年报邀请我去为史铁生作品的爱好者作了一场名为“史铁生的哲学”的报告，其中涉及生命和死亡的问题。史铁生想生死问题想得很透，有些想法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在讲演中又借题发挥了一下，实际上讲的是我自己的思想。主要意思如下：人生从肉体上说不过是一堆原子分子，它们每天都在更换，我们从生下来到今天已经更换了不知道多少轮了，早已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或者说，其实“我”早就死去了，“我”每天都在死着。那为什么还有“我”？是因为这堆原子分子的结构方式延续下来并且日益复杂化了，这才是一个人的真正的“生命”。这种结构方式有层次高低的不同，最低层次的就是基因。基因其实就是一种结构信息，中国人过去称之为“血脉”，以为是由血液而传下来的，所谓传宗接代就靠这个。其实是人身上的原子分子的结构方式。中国人很早就把人的真正的生命系于种族的繁衍，我死了不要紧，我把我的血脉传下去了，我就还活着，我的儿子就是我的替身。只要种族链条在，人就是不死的，或者虽死犹生。这有一定的道理。在历史上，这种不朽观造就了世世代代的仁人志士舍生忘死，为了种族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留下了无数的楷模和佳话。但这毕竟是基于动物性的血缘传承关系，并没有超出动物的繁衍模式。如果仅限于此，那就免不了动物式的生存竞争，在竞争中有可能整个种族遭到淘汰。真正的不朽必须超出这种动物式的基因结构而上升到更高的结构，这种更高的结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思想。其实，从前一种血缘的传承关系中已经开始萌发了某种思想的结构，例如儒家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一整套的伦理学说，这些都不是原始人类的种族观念所能够比拟的。但由于儒家不谈个人的死亡问题，所以他们讲的不朽仍然只限于现实的种族关系的内容，与具体的利害关系结合得太紧，缺乏从精神上超出这种种族关系之上的人类普世的层次。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则发展出一种更纯粹的结构方式，这就是哲学，或者“爱智慧”。柏拉图说，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死亡。一个有思想的人，如果能够把这种思想的结构方式表达出来、流传下来，他就是不死的。但无论如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马克思，还有孔孟老庄，他们所创造的结构方式一直流传到今天，并且还在和我们对话，帮助我们建立起更高的结构方式，所以是不朽的。在没有达到这种结构方式之前，我们对待生命只能像孔子那样，避而不谈死亡的问题，或者只能慨叹“无可奈何花落去”，沉沦于虚无。我们每天都在死去，我们的记忆在消失，感觉在消失，要是有人记录下来回放给我，我都不认识自己了。正如林黛玉所悲叹的：“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最终会归于生命的虚无主义。但是我们不能每天都沉浸于悼念中，每天都沉浸于对过去的惋惜中，因为我们每天都有新的记忆和感觉到来，有新的思想和发现，要准备迎接它们的到来，这就是生命。然而，生命匆匆如过客，生命最后全部都要消失，难道我们就不曾活过？每个人都不会甘心这样，都想要永恒。怎么办？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们随时都记录下来，用语言文字，用画笔，用音乐。这些都是“结构”。那些消失了的记忆和感觉都在这些结构里面，后人读它们时就会被唤醒。所以我说，读一部长篇小说，相当于多活了一辈子。我是我，同时又是他、她、他们，我把我的感觉写下来，我就又成了他们。史铁生所干的就是这件事，他虽然从21岁就在轮椅上度日，不到60岁去世，但他活在他的作品中，他创造了自己永恒的生命。当然，人不可能把每一点感觉和想法都变成结构，只能拣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最感人至深的。有时候，你能够把一个感觉记录下来，就堪称不朽了。你也不可能同时是画家、音乐家和作家，你要选择自己最合适的。没有办法，人是有限的，人不是上帝，这不是值得悲哀的。但人居然就能做到在某一点上不朽，这已经值得骄傲了。除了那些想要自杀的人之外，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活得更久一些、更多一些而奋斗，实际上也是在梦想不朽。但我们在生活中往往不能够贯彻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的想法很模糊。在这点上我也许比很多人强，因为我想到了底。谢谢大家！（此文为作者2018年4月4日在湖北大学召开的资深教授聘任仪式上的讲演稿。）（晓芒学园本期编辑：启蒙时代）

来源：秦朔朋友圈 作者：秦朔 作者丨秦朔来源丨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01 就其波及的人口数和人类消耗的总时长来看，新冠病毒疫情已是21世纪最重大的全球事件，超过9.11，超过次贷危机，更远超SARS那样的“东亚茶杯里的风暴”。每个人都被迫回应和思考。你可以从自然灾害的角度，反思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可以从治理的角度，比较国家的能力与社会的秩序。你可以从国与国的互助与龃龉，预测国际供应链的变化；也可以从全球公共品的供给，判断未来是更加全球化还是更加部落化，以及全球领导力如何重新分布。你可以反思人性与“后真相”，也可以看到同舟共济，看到勇气、拯救、自觉和曙光。百年未遇之变局在每个人眼前展开，谁也不知道病毒明年会不会来。我们早已习惯了乐观的线性增长，顶多只是速度快慢的问题，而这一次，谁都不得不停下来——如果新冠常态化，怎么办？这就是新冠病毒的“威力”所在。它触发的不是短期、片段、可有可无的思考，而是长期、整体、迫在眉睫的思考。人类要降服它，不仅靠科学，更靠思想。否则，即使它隐匿了，但它造成的思想病毒让国与国、人与人疏离对抗，分割撕裂，它也赢了。我们习惯了经济优先，而新冠动摇了整个经济增长的基础，人和物的流动。托马斯·弗里德曼说：“这将会是两个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界。”“我们下半辈子，大概会一直生活在这次疫情危机的延长线上了。”中国一家媒体的评论员这样感叹。能不能真正穿越危机，取决于有没有新的、更健康的认知。 02 新冠病毒无处不在，社交媒体无时不在，两者结合，让中国人同时经历了“三大战役”：和病毒本身斗争；和国外的抗疫模式比照；和不同的立场战斗。围绕信息透明，围绕湖北人，围绕对外国人的隔离，围绕留学生，围绕防控措施和生活正常化，围绕发言人表态，争论一直延续，并随着疫情变化而更新。 你肯定会发现，和中美贸易摩擦时的情况类似，无数微信群因为观点不同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绝交，退群，极化和污名化也比比皆是。有网友说，过去的评论区有句被用烂的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今天则变成，“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一定誓死举报你的账号，并保留人肉你全家的权力”。当然，随着疫情减弱，有些争议会淡化。但有些争议也可能加强，比如中美之间，再小的问题也可能引起巨大的争议。从贸易摩擦到新冠疫情，无数人被裹挟于其中，不能自拔。这两大事件，中国一开始都比较被动。贸易摩擦始于2018年3月22日，美国宣布对大约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3月23日A股重挫，3000只股票下跌。此后的拉锯式谈判，特朗普多次极限施压，中国团队韧性周旋，终在今年1月15日完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这一次，武汉在1月暴发疫情，1月23日封城，形势极其严峻。通过举国努力，中国用40天左右控制了疫情。美国1月初已了解到病毒在武汉的传播，却因种种想当然和疏忽，一步步走进危机，从3月5日确诊病例破百，到11日破千，18日破万，27日破10万，4月4日破30万，加速暴发，并牵动金融、经济、就业、全球供应链等震荡。如果说贸易摩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新冠疫情则是一张考卷，虽然答题国各有各的国情、制度和文化，但从病毒对生命的伤害看，则是同一把尺子，可以量出很多距离。眼见拥有世界一流研究机构和医院、堪为医疗创新灯塔的美国，变成全球性流行病的中心，无数人都大跌眼镜。而在中国舆论场上，近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怀疑美国、批判美国的声量越来越大，年轻人的比例尤其高。在网上的很多评论区，凡涉及中美话题，只要有谁为美国说话或批评阿中哥，就是不爱国，就是美分美狗。在另一个方向上，不少知识分子在抨击时弊时，尽管话语空间日窄，依然常常援引美国的案例、宪制及背后的思维。我们处在一个思想的关键时刻。问题的本质，是如何透彻理解中国道路和美国道路。这是一个“元问题”，无论谈经济、文化还是国家治理，谈到深处，都会指向这里。一种流行的解释是“权力的转移”，美国世纪结束，中国时代开始，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向着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过渡。另一种理解是“中国还要过大关”，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都是进行时，如果骄傲自满，也会摔跤。在中美关系上，一种声音是“敌人正一天天烂下去”，另一种声音是：鉴于中美关系对双边和世界的重要性，尽管美国把中国当成战略对手，中国还是要尽最大可能，建设性地处理中美关系，并继续吸收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先进经验。这些声音将长期并存，让时间检验。我所担心的是，如果口水之战越来越多由简单化、情绪化、妖魔化的声音主导，既无准确事实为依据，也无理智思考去过滤，则急躁与“不智”就会给未来增添更多不确定性。近世以来，每一代中国人都无法逃避对传统的再认识和对中西的再比较。沉浸在弱国悲情时，恨不得把汉字都废掉。以意识形态为主导时，资本主义又成为一定要埋葬的对象。及至今日，我们的精神和认知理当更加自信、强健和开朗。可惜的是，舆论场的声音并不让人放心和乐观。之前，我在写过的文章里，提出中国必须走现代化之路，也必须建构支撑现代化的现代性。与现代性相对立、相排斥的主体性，很容易走到唯我独尊的传统里。同时，中国现代性的塑造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是与世界现代化、现代性演进相联系的过程，也是从自身的精神资源中展开的“内源性生长”和“主体性建构”。不能体现出主体性的现代性，很容易走到鹦鹉学舌、机械照搬的路径上。7年后的今天，我的观点依然未变。这篇文章会把最近的一些思考和大家分享，主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怎么看待美国道路？怎么看待中国道路？ 03 美国的历史相对很短，但美国精英将美国的根基上溯到《旧约》里的先知时代，历任总统也都按着《圣经》宣誓。 最近看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拉塞尔·柯克的《美国秩序的根基》，他认为，美国的持续强大，不是来自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环境、发达的教育和科技、强大的国防或高素质的民众，而是来自建立在正确原理之上的美国秩序。只要根基是正确而牢固的，秩序就是坚实而持久的，有了好的秩序，强大繁荣才可以持续。拉塞尔·柯克提出，美国秩序源于对西方文明三千年历史的萃取，今天美国人体验到的秩序源自耶路撒冷、雅典、罗马和伦敦四座古老城市的经验。耶路撒冷启示了秩序的奥秘与原理，圣殿山上的神明才是美国秩序的首席作者；雅典贡献了艺术与科学；罗马贡献了政体与自然法；伦敦贡献了法治、市场、语言、习俗与盎格鲁传承。所有这一切，最后融汇到由清教徒肇始的美国秩序之中。“宗教信念派生出有秩序的自由观；有秩序的自由观派生出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则为美国经济、社会和个人活力的发挥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保障。”拉塞尔·柯克这样总结美国的成功之道。我在做美国商业文明历史的研究时，注意到这样三次航行：第一次航行是1606年12月，英国一家商业冒险公司拿着英王的“特许状”，组织了三艘帆船和144个移民，航过大西洋，于第二年5月到达北美洲中部的一个沼泽地半岛，到达时只剩105人，赶上大旱，又死去一半，但终于在北美有了第一个成功的定居点，即詹姆斯顿，而此前的18个定居点均无法立足。第二次航行是1620年的“五月花号”船。因靠岸时偏离了原定目的地，有人提出，既然已经不是原来协议的管辖范围，每个人可以自行其是。但经过辩论，人们在上岸前最终签署了一份公约，确立社会必须依法而治，大家要共同遵循自觉自愿订立的规则。第三次航行是1630年的“阿尔贝拉号”船。约翰·温斯罗普在船上发布了一个布道词，提出“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将如山巅之城，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们”，号召建立一个清教共同体。从这些历史看，美国的立国之基是继承西方的文明传统，到新大陆自由拓荒，依法而治，担当使命。这也是美国软实力的缘起。而今天美国的情况如何呢？可以看看几位学者的评论。库特·坎贝尔（曾任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虽然当前最重要的是保证健康安全，但从长远看，疫情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化将对美国的全球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世界秩序的变化一开始是逐步的量变，而后是突然的质变。在1956年，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拙劣干预不仅显示出其实力的衰弱，也标志其全球统治的终结。如今，美国的决策者也该明白，如果美国不采取积极的行动，新冠病毒的蔓延将成为美国的“苏伊士时刻”。在过去70多年中，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领袖，不只是因为其财富和力量，也是由于美国对国内的治理能力、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意愿，和引领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危机的能力。这场新冠疫情正检验着以上三个领导力因素，然而美国至今未能通过这次测验史蒂芬·沃尔特（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过去的25年里，美国在挥霍其宝贵声誉（负责任的领导和具有基本能力）方面可以拉出一长串的违章罚单：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对白宫实习生不负责任的调戏；小布什政府忽视了9·11之前的恐怖袭击警告；安然丑闻和麦道夫骗局；对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和2017年玛丽亚飓风的笨拙反应；无力赢得或结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对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地不明智的干预；2008年的华尔街危机；波音737MAX客机的空难；以及共和党的领导引起的“政府关门”，等等。紧接而来的是新冠疫情的暴发。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是怎样被挥霍掉的？问题的一部分来自于美国对其辉煌历史的傲慢。迄今为止，美国一直是现代世界中最幸运的国家，美国人甚至开始认为成功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而非必须去争取、培育和保护的东西。如果这种趋势没有得到逆转，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将会继续衰退。这并不是因为美国抛出“美国第一”的理念并有意选择脱离世界，而是因为全世界不会像以前那样认真地对待美国的理念或建议赫拉利（《人类简史》等作者）：近些年来，美国已经辞去全球领导者的角色。现任美国政府取消了对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支持，并向世界清晰表明美国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利益。当新冠病毒疫情暴发时，美国隔岸观火，迄今未发挥任何领导作用。这种态度与《今日简史》中所描述的，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如出一辙。即使它最终试图充当领导者，鉴于公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已削弱到这般境地，估计没有几个国家会追随它的领导。美国留下的空白尚未被任何人填补。恰好相反，仇外心理、孤立主义和不信任是现在大多数国际体系的特征…… 我之所以不主张把太多精力用于在社交媒体上声讨美国，是因为美国的问题，美国学者解剖得比我们深刻。与其口水横飞又似是而非，不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省下力气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事。 04 美国依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依然站在金融秩序、科学创新与教育的制高点上。这是由历史实践形成的。而实践是不断变化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秩序。美国的问题在于，当美国秩序的内在价值慢慢减弱，秩序红利还能吃多久？如同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直到今天的确还没有真正的挑战者，但并不等于就是公平合理的安排，而且能一直延续。 美国的另一问题在于，当它承继西方三千年文明精华于一身，且历经奋斗终登世界霸主，坐了大半个世纪之后，美国模式至高无上的正当性已经成为它的潜意识和政治正确。因此，它很难承认“山外有山”。当一些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的崛起，就认为那一定是偷的，投机的，畸形的，不道德的，如果有好的地方，也是模仿的，抄袭的。不少美国媒体似乎比中国人更善于总结中国，只是基本上都从负面展开，这种总结的一个客观效果，就是在全球化经济的激烈竞赛中，对本该重视的加以轻视。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因为疫情，中国的大中小学主要依靠在线上课。《纽约时报》选择的报道角度是“上不了网课的孩子：疫情暴露中国教育的数字鸿沟”。中国农村今年才全部脱贫，所以很容易理解有些孩子买不起智能手机，上不了网课。但反过来说，一个人均GDP尚不及全球平均水平（1.146万美元）的国家，每天有几千万人同时在上网课，这背后的技术支持和对人力资本的重视，在全球是罕见的。《纽约时报》这样的报道越多，中国在线教育的改进就越有动力，就会越来越好，而《纽约时报》除了强化历来如此的指责中国的快感，并不能帮到美国实实在在的进步于万一。美国并不缺乏具有全球视野的有识之士和真知灼见。比如波士顿咨询公司最近发布报告指出，如果美国限制对华贸易将终结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全球领先地位。核心理由是，如果禁止半导体公司向中国客户销售，美国公司可能会损失很大的全球市场份额和收入，收入下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幅削减研发投入和资本支出，破坏半导体行业的良性创新循环。短期看，韩国可能凭借其在存储器、显示器、成像和移动处理器等关键器件中的强大供应能力和扩产能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中长期来看，中国可能会逐渐满足大部分国内所需半导体产品，半导体自给率达到85%以上，全球份额从3%增长到30%以上，从而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但在已经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框架下，这些声音往往被忽略，而某些政客和媒体在恶化中国形象方面更容易协同。他们的傲慢与偏见可能会赢得选民一时的掌声，但却阻住了对美国真正有益的路径选择。美国完全可以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规模、且未来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到三倍的市场上获得更多利益，但因为对中国喝倒彩才是“正确”，所以根本不去思考，在封堵中国的同时美国也在剪掉自己飞翔的翅膀，而且只会加强中国的自尊和自强。当然，过去四十多年主导中美关系的轴心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基于世界和平与合作互利的理性现实主义。在双方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交流融合中，合作还是主流。通过合作发现，意识形态的某些分歧并不会必然通向分离。事实上，人类社会在“二战”之后奠定的基本秩序，以及这些秩序背后的价值观，中国是接受者，也是受益者。就此而言，即使在价值主张以及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中美之间也有很多共识和合作空间。无数在美国留学、工作、生活的华人，对此应该都有深刻理解。在当前，重温记忆中的那些良善和美好，会带给我们更多一些希望，而不只是悲观。 05 现在我们来看中国的道路。中国的成就无需多言，存在的问题也很多，中国的现代化复兴依然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机会与挑战并存。中国有严格的舆论管控，很多地方的措施让人费解和失望，但这种表现并不是无法修正的。拿武汉疫情防控前期的信息披露来说，教训沉痛，但正如湖北省政协常委叶青在日记中所写的，“武汉抗疫，老百姓把官僚主义一步步逼到死角，对全国党政干部上了生动的一课”。官僚主义也是病毒，官僚主义和新冠病毒一样会杀死人，没有人敢为官僚主义辩护。比如青山区垃圾车运肉事件，下午5点群众举报，晚上处理干部，半夜宣布查处分管副区长，处理迅速，对官僚主义绝不姑息，比上党校更有效。中国在疫情防控中的动态调整以及结果，证明了中国治理的可靠和有效，尽管还有不少教训和短板。但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来说，要承认中国治理的有效性，是一个很大的认知挑战。由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确落后美国很多，也从对美开放中获益良多，所以在中国内部也有一种真诚的看法，凡是和美国走的近的国家都是比较富裕的国家，背离美国的都是日子不太好过的国家。但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命运，从根本上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从亚洲到非洲到美洲，很多国家对美国的开放比中国早的多，彻底的多，但真正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并不多。不是说美国害了它们，但至少可以说，它们没有胃口好好消化来自美国的食物。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看中国。近代以来，中国确实是后发的、追赶型的国家，但中国同时也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国家，在历史上达到过很高的文明水平并对东亚和欧洲产生过深刻影响。中国有高度的稳定性，背后有一整套的制度和文化支撑。中国有过诸子百家的思想解放，唐朝更有不仅引入外族人更收纳三千外国人做官的海纳百川，唐太宗曾写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而朕独爱之如一。”那真是一个“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时代。中国也有很发达的商品经济，在司马迁笔下就是“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因为专制与封闭相结合，再加上妄自尊大。乾隆皇帝那一句“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就是傲慢的明证。因此，中国在一国之内无法激活近代意义上的工商业革命，生产力落伍，被动挨打，自以为是的超稳定结构也被打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曾说，集体行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有利于社会，但组织有着逐渐走向机械重复和墨守成规的趋势，这对组织运行和个人的自我发展都会造成危害。维持过去习以为常的行为规则看上去是一个便利简化之举，但这种僵化却妨碍了有关新生事物和非常态事件的信息传递。组织必须准备针对知识和需求的变化作出反应。中国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这一超级组织墨守成规、禁锢了个人创造力的结果。1978年之后，中国在独立和稳定的基础上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在强烈的危机意识下（如“开除球籍”的警示），推动改革开放，激活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中国的动态演进如大河奔涌，无数地方、企业、个人的创造力则如源源不断的溪流汇入大河，小溪不竭，大河水满。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就是“开放倒逼改革”。这是对的，组织变革往往都是被外力、危机、忧患意识所激发的。但更深一步思考，就会明白。首先，组织必须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被开放冲垮，这需要治理方面的能力。其次，开放是一个全面的概念，不等于只是对美国开放（虽然这是非常重要的开放），还包括对内开放，对内开放的实质是激活，是计划体制向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的开放，是单一国有经济向民间个体的开放，是垂直控制体制向水平分权探索的开放。最终，中国既保持了稳定，同时在水平意义上又实现了巨大的流动和资源的再配置。换言之，开放成就中国，这句话更完整的理解应该是——中国内部的治理稳定性加上激活、放活的效应（对内开放），创造出了一个有效的吸纳机制，使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对营养应收尽收，却较少消化不良。 所以开放倒逼改革，是有两重含义的：对外开放，拥抱世界潮流和国际规则；对内开放，激活自身，让十几亿人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大舞台，人民才是这个舞台上的真正主角。 简单举例说明对内开放的重要性。在传统计划体制下，1978年中国的市场主体仅49万户，2019年底则是1.2亿户。在传统人口管理体制下，1978年东莞户籍人口111万，外来人口几乎没有，2018年东莞户籍人口211万，和40年前比增加了100万，而非户籍的外来人口则高达623万。有的镇，外来人口甚至是本地人口的十倍以上。这种发生在水平意义上的、分布式的巨大流动，改善了资源配置，放射出万千活力。从我长期的观察调研看，凡是能够比较好地显示中国制度有效性的方面和地方，其一般规律都是：能比较好地吸取市场、企业、百姓自下而上的意见，给予建设性的、灵活的响应。中国制度的有效性在于，它在全球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多元化的环境中，对传统管控模式做了修正，并把这种修正变成新制度的基因。其核心就是尊重市场，尊重人民的权利，尊重更接近信息的主体的意见，尊重国际通用的营商准则。不是自上而下所以正确，是因为自下而上地汲取养分，更贴近市场和民间，因此正确。在这个伟大的创造过程中，中国人在很多方面，已经有了不少放之全球亦属领先的创新经验。人类在21世纪前后几十年的商业文明史，中国篇章可能是最为重要的部分。这种中国人民和中国企业的内源性成长，当然不是“跟美国学的”那么简单和轻飘飘。改革未有穷期，中国仍需努力。但中国走过的道路，显示出了制度变迁的能动性、浮动性，以及自我调整的可能性。这是中国成就的一个关键。 06 今天如果问一个年轻人，你最崇拜哪个企业家？回答可能是，马云，马化腾，张一鸣。他们的成就，有明显的中国标识，并不是照抄照搬美国模式。如果问，你最喜欢哪个城市？可能是上海，深圳，杭州，不一定是纽约，伦敦。在有着如此长的历史和如此浩大的市场的中国大地上，因为对内开放的激活效应，高速发展了几十年，成为世界性的现象。没有开放，就没有这一切。没有向西方开放，向美国开放，中国也不可能一开始就站在比较高的起点上，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历史不应忘记。同时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的发展有强大的内生驱动力。这和我们的传统有关，和文化有关，和规模有关，和追求现代化复兴的国家治理目标有关，更和亿万中国人的创造力热忱有关。也因为改革开放的成功，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过去更多是去粗，现在更多是存精。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和西方有关联、和美国有关联的经济体的崛起，但更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和价值的经济体的崛起，是为世界创造价值、为人民创造福祉的文明的崛起。文明的演化不是只有一种路径。也许有人依然把中国成功的方面当成“按照西方模式定制”的成功，而把中国的不足当成“不遵循西方模式”的结果。可以理解这种恨铁不成钢的情感，但越来越多人会更加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看到的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确实是一个重要参照系，但中国的发展是依托中国大地，依托中国人的需求，反向定制而成的。如果我们对自己真的有信心，就应该更开放，更坦然，更诚实，不怕直面和暴露自己的问题。还有很多雄关待越，我们依然需要抱着生于忧患的态度，兢兢业业，慎终如始。我们还需要清醒的是，尽管中国找到了自己发展的路径，但在人类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家庭中，仍需学习一切值得学习的地方，特别是作为西方文明旗帜的美国。中美之间的故事会很长，某些回旋不改大势，机遇会留给更虚心的人而不是更骄傲的人，谦虚使人进步，因为他会学的更多，成长更快。无论美国如何定义中国，我们相信这个同样依托着伟大文明传统的国家，在中美关系的历史大航道上，总会找到合适和正确的方向。无非是时间和方式。我们要释放更多善意，因为善意不会伤害自己，但有助于沟通。如果中国和美国的未来是一场文明的竞赛，价值的竞赛，对全球更加负责、改善全球公共品供给的竞赛，这个星球将更加美好。这是我们在新冠疫情之后，跳出一时的、局部的得失，化解心中的悲情，坚定对自己的信心，所应该看到和为之努力的更大的方向。

来源：吉言賢食 文/【美】冯可云 【1】 　　 “超限战”这个概念的走红， 大约跟班农在网络上反复推送一本名为《超限战》的书有关。 　　所谓超限战，即超越限制和极限的战争，包括超越人类文化中的道德伦理观念，把传统战争扩大到经济、信息、网络等多维领域。其形态在于无声无息不宣而战。追其原理则是但凡能打击对手的软肋，削弱其意志和实力的手段，都可以成为武器。 　　当我们聚焦全球化的今天，传统意义上的战争面孔日益模糊，突破一切底线的新型“广义战争”的图景，正在被现代人所熟知。 　　掀起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的金融炒家索罗斯，用量子基金做空东南亚股市和汇市，血洗多国资产，用金融工具摧毁国家经济，演绎的正是金融战场上的超限战。 　　2020年1月3日，美国动用无人机在巴格达机场针对伊朗高官苏莱曼尼的“斩首“行动，也体现了超限战的标准化格式：通过秘密线人情报，电子拦截，侦察机和其他监视工具提供的信息手段，实施精准追踪政治人物，并达成定点清除的目标。 　　2018年中美之间展开的毛衣大战，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老大对老二间的对决，是混合经济、金融、科技、间谍、心理和意识形态的超限战。在战况恶化的进程中，被推演为中方不惜一切代价，务必要阻止川普连任的超限战。 　　大众并不陌生的其他超限战形式，还包括黑客入侵窃取信息情报，干扰民用/军用交通管制网络，造成空难，火车相撞等等打破军事与非军事，战争与非战争界限和作战原则的手法和打法。 　　超限战让人类对战争的构成因素和定义有了全新的认知。当超限战以更复杂，广泛和隐秘的方式入侵人类社会生活时，我们见证的是无所不备的手段，无所不至的信息，和无处不在的战争。   【2】  　　今天想说的是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际，这个战场上海外华人在以网络信息舆论为导向的超限战中，其生存状态发生的一些改变。 　　去年12月爆发于湖北武汉的新冠，截至今天已延烧到全球187个国家和地区。而关于病毒源头的争执，官方一直语焉不详, 坊间不同版本的传闻此消彼长。直至3月12日深夜，中方赵姓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上发文，才正式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他在推文中指责美国隐瞒真相，暗示美国在去年10月的军运会上“可能把新冠病毒带进了中国”，并提出“美国欠中国一个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间点。赵发言人选择在此刻挑起外交战的一个重大背景是，中国疫情向好而美国疫情走向爆发和前景不明。此刻的宣战无疑显示了高层战略方向上的一个转向。 　　超限战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36计里也叫趁火打劫。 　　或许是老赵甩锅用力过猛，美方金毛总统闻声做出的反应是火气超大不能忍，立刻在社交媒体上把病毒名称由医学名词covid-19改为了Chinese Virus中国病毒， 并在多个场合反复使用。 　　金毛“老子到处说”的高调反击，一时间在国内外引发海啸般的嘘声和反弹。      　　对总统引爆的种族风波，白人的反应甚至盖过华人，有人干脆以“川普病毒”斥之来宣泄怒火。 　　插句题外话。老美对于种族言论的敏感由来已久，形成了浓厚的“反歧视文化”，这与国家长期的黑人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的暗黑历史有关。上世纪50年代兴起的以反种族歧视为核心的民权运动，更强化了他们反种族歧视的“政治正确”。 　　虽然仇恨言论属于合法，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在道义上不为公众所接受，而在任何公开场合下，反歧视的话语都能获得广泛的共鸣和呼应。 　　长年定居美国的笔者观察到一个矛盾的现象：老美可以在内心对华人不甚友善，认同程度低，但这个却完全不妨碍他们对于种族言论的严重反感和蔑视。这或许源于一个他们的心理暗示， 即公开发表种族歧视言论，是一种被默认的自降身价的low。 　　说回川普对这个敏感称呼的处理。此事刚在网络炸开，选民就一致看衰川普的华人支持率，多数华人群体也在同一时间表达了强烈不满，忧心将病毒名以地名简称的叙事，会招致社会对华人的抵制甚至人身暴力。 　　凭心而论，对病毒的称呼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川普的辩解是他不能容忍中方对美国军人的污名化，病毒来源于中国，所以中国病毒是一个“精准的称呼”，不存在种族或地域歧视。若单纯对一个病毒进行命名，这个说法或也无可厚非，毕竟“西班牙病毒”, ”日本脑炎”“埃博拉病毒”，“非洲猪瘟”，“马尔堡病毒”等也曾作为医学名称广为人知。 　　但金毛此刻对新冠名称的改写显然没有那么单纯，明显既有拒绝背锅的没商量，也有反噬对手的不留情。而他这个并不单纯的动机，瞬间迎来自四面八方包括敌手对此无尽的解读和发挥。而华人躺枪的局面，从这一刻起就覆水难收了。 接下来，围绕华人在美处境的一系列操作，进一步见证了网络超限战不可思议的魔力。我们看到一切理念，技术，人力和想象力灵活的叠加和运用， 360度无死角地对华人的心理和承受能力进行了强有力的挑战。 【3】 　　话说3月18晚，笔者的微信群突然有人组织起了所谓保护华人安全的“紧急救助队”。秒建的这个微信群，呼吁华人居民各自进入按邮编组成的小群，群主紧急交代了各种受到袭击时的应对措施，包括如何在群里呼救，如何自救（如按车钥匙上的紧急按钮发出汽车报警，把监视器或摄像头标识放显眼的地方等），并详细指导施救的人应如何行动等。一整套标准的防贼防盗手册。这让笔者在惊慌失措之余倍感集体的温暖和给力。 　　之后的数天，笔者又不断在微信群收到不同州的华人惨遭袭击的文章和视频，歹徒各种花式攻略层出不穷。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伙人通体着白色防护服的图片，随图附上的解读是这伙人乔装成新冠检疫人员，挨家挨户敲门，其背后祸心是针对华人的入室抢劫。 　　另一个直击灵魂的视频是国内亲戚微信转发的，亲戚对我们的安危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传来的视频中男子面色严峻紧张，语气低沉压抑地进行了现场直播：现在是凌晨三点的纽约，由于川普说了“中国病毒”（直奔主题），纽约以及全美各地到处都陷入了辱骂甚至殴打华人的状况。然后镜头里出现了一个叫骂的白人，一辆燃烧的汽车，一群黑人站在车顶，另一群黑人狂奔在街头打砸抢……随即，视频里出现了手机屏幕上满满的各种互助防爆群，华人拥有的各种枪械……最后一段是向D表忠心，表扬国内疫情好转，谴责跑回国躲避瘟疫的华人，并代表华人发誓绝不回国给祖国添乱。 　　紧接着，笔者又收到了国内友人发来的一篇微文，求证真伪，文章标题是“尔湾的华人开始战备了”，摘录文中描述如下：尔湾本地武装皮卡 坚决打击暴徒！我们已准备好武器！散弹枪，自动步枪！防毒面具！您在群里喊，我们就去您家！坚决不投降！我们华人武器将用生命捍卫您的尊严！！！尔湾华人青年和退伍军人将随时到您家！！！ 　　一连串的惊叹号和战时号令，都在排山倒海地营造和强化着紧迫和恐怖的气氛。笔者弱女子一枚，这一轮轰炸之下就不仅仅是倍感温暖，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 　　接下来的数天，笔者不间断地接收到诸如此类的视频和微文，微信亲友群更不时嘘寒问暖严重关切，令笔者在感动之余，生平头一次冒出了要登记申请买枪的冲动。 　　就在此时，网上出现了来自美国官方的声明“停止利用疫情，挑动社区恐慌”，呼吁华人不要参加这些没有名头的持枪互助群，因为在美国除了警察外，任何组织及人员都没有权力执法。持枪互助群声称的“志愿者会持枪上门保护华人，遇事不要拨打911”等，显然更是超越法律界限的胡言乱语。 　　这些网群不停更改名称，终于惊动了不谙此道的美国警方。 　　信息既是资源又是武器，作为一统全球时局的老大，美国从未轻忽信息战的潜力。事实上它的信息与情报，监视和侦察的能力和布局一直超强无敌，然而当前在应对国内的网络水军上却一直表现出明显地滞后和漫不经心。 　　美中毛衣战中，中方一再强调“文本平衡”，双方秀过肌肉后，显示出的“经济战你来，舆论战我来”的“平衡”，是笔者此刻生发的一丝感慨。 此刻，在美华人于猝不及防中置身这场现代的超限战，在自我保护的本能下，迅速地向信息投放的多发虚拟子弹投降了；在丧失基本的判断能力时，甚至没有想到求助所谓的持枪救助群本身就是触犯法律的行为，是颠覆美国枪械管制条例的无知。在大数据时代，一旦获取微信群中每个人的名字和地址，其全部信息包括社会安全号、银行信息、信用卡、房产信息等将全盘暴露。细思极恐。广大华人在危情中入群，求助前当三思而行！ 需要强调的是，美国社会的常态是逢灾必乱，时局动荡之时常引沉渣泛起。新冠疫情在美爆发初期，老美们先于抢购食品，掀起了疯狂囤枪的热潮。获取枪支是美国人在不确定时期寻求安全的心理象征。有武器店老板表示，出现开店以来从未经历过的“销售旺季”。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美股第五次熔断，但两家大型枪支制造商股价依旧上扬。 【4】 　　 囤枪自卫听起来魔幻，但众所周知，在美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值此动荡之际的在美华人，囤枪囤粮都不失为保护自己的最佳手段；尤其在或明或暗的种族牌抛出之后，华人迎来至暗时刻，当下与未来都会遭遇比和平时期更多言辞上的攻击和行为上的伤害。在此特别强调，任何利己不损人的自保行为都不过分。减少出门，随机应变。 　　祖国在遥远的大洋那头；所在国即脚下这块土地。当此之际，故乡他乡，各种复杂的情感与思绪盘旋纠结于心头。因此，不得不为海外华人，特别是身处美利坚的华人多说两句。 　　从新冠肺炎这只黑天鹅去年12月突然降临湖北武汉，及至今日，在众人既没猜中开头也猜不出结局的错愕中，又迅速席卷了全球。海外华人“上半场”尽全力援助了祖国的抗疫，“下半场”又投身居住国周边居民和相关机构的捐赠。打全场的华人有太多的责任和放不下。那是一个个自己都没有充分肯定过的爱心华人的闪光形象。 　　有数据显示，在1月24日至2月29日间，国内海关共验防疫情防控物资24.6亿件，其中仅口罩总量就达到20.2亿只，防护服2538万件。这些捐赠物资大部分来自全球华人在各国的采购。海外华人华侨恨不得买空货架上全部的口罩寄回祖国。对家乡亲人的情分就这样一点点揉进那带着温度的包裹里。…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