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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草根丽人 柴静 1 两年前，在大理，他开辆老富康来接我们，说，“走，野哥带你看江湖”。 他平头，夹克，脚有些八字。背着手走在前头，手里捞一把钥匙，我对龙炜说：“你看他一半象警察，一半象土匪”。 他听见了，回身哈哈一笑。 院子在苍山上，一进大门，满院子的三角梅无人管，长得疯野。树下拴的是不知谁家寄养的狗，也不起身，两相一望，四下无言。 他常年漫游，偶尔回来住。诺大房子空空荡荡，只有一排旧椅子，沿墙放着，灶清锅冷，有废墟之感。平时一个人，偶尔有朋友来此落脚，席地卷个铺盖，谁也不用照顾谁。 他无家可归。 70年前，他的家族在鄂西清江百丈绝壁上，土家族祖父靠背盐酿酒攒下薄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 … … …（小编：惨苦不得不略去） 父亲没有保护家庭，他的职责是抓捕诛杀其他地主的儿子，一生不提家事一直到死。母亲在暮年出走，留字条说，“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他沿江驾船搜寻，寻找江上肿胀发臭的浮尸，挨个翻找无果。 1995年，他出监后，身边已再无亲人，妻女也离他而去。 2 十几年前他离乡寻找出路，身无长物，朋友到车站送他一只钢锅，让他好埋灶作饭。他说如果你非要送，我就把这锅在铁轨上砸了，天下之大，总有我吃饭之处。 1981年湖北民院毕业后，他当过教师、宣传干事、警察，后来做小生意卖衣服，油炸早点，开挖沙的厂，都赔得血本无归。 这次北上，作了牟其中的秘书——现在牟还关在他当年服刑的地方。很快又转行当编辑，再做书商，做的很得意。 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下去，他说受不了向人催帐的生活，“人到四十，还为一万块钱天天打电话，象黑社会一样——败坏人的心情。” 他把人家欠的一百多万欠条撕掉，离京南下。 偶尔落脚在这两千多米的苍山上，四下没有村落，到暮晚时山黑云暗，一两盏灯更有凄清之感。他说过有时夜里骤雨突来，“林涛如怒，滚滚若万马下山。村居阒寂似旷古墓园，唯听那山海之间狂泻而至的激愤，一如群猿啸哀，嫠妇夜哭。这样的怒夜，非喝酒磨刀，不足以销此九曲孤耿。” 这样的夜里他开始写作。写失踪了十年，“不知暴尸在哪片月光下”的母亲，写二伯服刑29年后，“老得忘了自己的罪名，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房子，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风烛残年直到死去”……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仿佛从未存在过，他对此耿耿于怀，才为逝者作史。他的故乡是武陵，史书说的南蛮旧地，巫风很盛，在遥远年代，土家族死在他乡的人，是千里赶尸也要接回家山的，不想成为无归宿的游魂。他说“我祖父的木 黄死也不足以令苍天开眼，是我的私人叙述才让他的死找到了意义。” 这本来就是中国民间修史者的传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他用的笔名，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的《偶书》：“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3 四年前，我还不认识他，有天工作完，街边店里吃点东西，带了他的书随翻随看。 他写外婆故乡在江汉平原，他出生后才到深山来，开荒种地，养活一家。幼年造反派来家训斥父亲，他不懂事，在旁嬉闹，太压抑的父亲发泄愤怒，用木棍毒打他，没人敢拦阻狂怒的父亲，外婆哭着用身体包围着他，左手无名指被误伤一棍，打得骨折，一直隐忍着没有医治，至死手指一直弯曲。 外婆眷恋家乡，他稍长大些，老人就返回了平原，他十二岁时患重病，写信给外婆，恳求她回来，一进门扑在怀里“我不断地叫着婆婆婆婆，仿佛垂死的孩子看见唯一的亲人。” 等到他成年，外婆觉得责任终于了结，与家族另一老人回到平原荒村住下，纺布缝衣为生，无人可以劝解。只有他去进门跪地抱着她腿，要她回来——明知这对她不公平，但他就是“不能忍心”。 外婆在山中去世，他不相信死亡不可逆转，每晚去坟头点上坟灯，怕外婆不能认得回家的路，次次在坟头痛哭时，他都要把耳朵贴近新土去听，孩子般地幻想听见外婆在棺木里呻吟，立刻就去十指刨开泥石，救出她来。 十年后，他掘开坟墓，开棺捡拾遗骨，偿还她的旧愿——背着她回到千里之外的平原。 我坐在人声鼎沸的地方，看到这里，把筷子搁在碗上，起身走出去了，怕当众放声哭了出来。 近代，身世畸零者并不少见，但野夫的笔端是让人害怕的感情，连看的人都被深情和痛苦吓怕，不敢深入到这样的感受中去。他半生所受的苦，多半都来自这样的激情驱使，情感越深，创痛越烈。写时也呕心沥血，他说有时写完在沙发上要躺整整一天，象一生气力已经用尽。 这样的写作，如同土家祖先的巫术，是要让死者复活，象是一次招魂。 4 到了中午，大理的牛鬼蛇神都来了，野哥一一介绍“这帮老混混”，大家拱个手，报个名号，也不寒暄，邻居候哥搜些活鸡腊肉，在后院摘点黄瓜茄子，加上通红四川辣子和野花椒，炒了十几个铝盆，桂花树下男男女女端着碗站着吃江湖饭，满头汗。 吃饭完，袅袅一根烟，聊旧体诗。 八十年代的江湖，流氓们都还读书。看着某人不顺眼，上去一脚踹翻，地下这位爬起来说“兄台身手这么好，一定写得一手好诗吧”。 就这一点，今天的小混混就没法比。 候哥给大家泡茶，院子里很多高山榕，底下长了野茶。紫荆已经长到了二楼高，开着红色的骨朵。桌上有盆箭兰，玉绿色的十几卷，混着茶香。野哥讲花草的名目，我们觉得好听，他说“看《本草纲目》，是可以看出性感的。” 鄂西是楚辞的故乡，民歌和韵文一直是平民之趣。烧搪瓷盆的手艺人刘镇西，工具箱里也放着《楚辞》，初见面拉野夫去家，喊了几声老婆，没人答应，就去敲隔壁的门借斧头，嘴里念念有词“幸有嘉宾至，何妨破门入”，手起斧落，门锁砍成两截。 真妩媚。 野夫写苏家桥，写刘镇西，写投河自沉的李如波，都是几千字写完一个人生平，象《史记》中的列传。他的文字锻造，也来自古文。写文章时，看得出遍遍锤打，壳落白出。有时有些地方显得过于锤炼了，但写得好处，真是“天地为之久低昂”。 野哥说起时脸上有几分傲色“旧体诗我还是得意的”，诗人里他最喜欢聂绀驽“诗酒猖狂，半生冤祸”。 猖狂是真猖狂，夏日深夜，一轮好月，他与苏家桥一行人喝到酣处，学魏晋中人裸体上街散心头热，路遇一些机关门前挂着的木牌，就去摘下，抬着一路狂奔，找个一角落扔下。有次扔完才发现，木牌上赫然大书“人民法院”。觉得这个还是不惹为好，又只好嘿咻嘿咻地抬回去挂上。 当年他要出山去海南，苏家桥从深山送到恩施，过家门不入，货车送到武汉，怕他孤乘无趣，再火车送到湛江，颠沛到海安，最后干脆一帆渡海，万里相送到海南，第二天再独回。 简直是《世说新语》里的中国。 我原以为写得太传奇，认识他们才觉得只是写实。晚上野夫带我们出去吃饭，叮嘱一句，“不一定能吃上，看运气”，小馆子老板是个香港人，六十多岁，须发皆白，向外贲张。打量人，看得顺眼就做饭，不顺眼轰出去。当天运气好，做完了一桌子十几个人的菜，过来和野夫喝了一杯，扬长而去。说挣够了今天的酒钱，自去喝酒，不必再开张。 这个年头处处都是精致的俗人——不是因为不雅，而是因为无力，没有骨头。还好“礼失，求诸野”，遗失的道统自有民间传承，江湖还深埋了畸人隐者，诗酒一代。 5 下午无事，野哥带我们几个女生逛小铺子，我们挑来捡去耳环项链围巾，他两米外斜站，不上前，也不远离，衔一只烟悠然看过往行人，等我们挑完，他已经把帐结过。 长日无事，坐条挨街的板凳，他给我们讲故事，说少年时暗恋一个女孩，被拒绝，情书也被公开，他承受不住羞辱，吞水银自杀。获救后立下誓愿“要让她爱上自己，再抛弃她”。… Read More »

来源：新三界 原题 书 斋 外 的 学 者 ——纪念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 作者：彭小莲 原载《钟山》杂志2016年第5期 贾植芳先生（1915-2008） 在复旦新闻学院，问起正在就读的年轻学子：你们知道贾植芳先生吗?身边的学生都面面相觑，沉默着。终于听见有人发出声音：谁是贾植芳?我反而被问得愣住了。我该怎么回答?连复旦的学生都不知道贾先生，我说什么好呢? 仔细想想，他们有权利对复旦的元老级教授陌生，因为贾先生的照片并没有出现在学校重要的墙壁上；他们是对的，复旦校史上也不会如实描述他们曾经是如何对待贾先生的。如今学生都那么单纯，他们的人生阅历，几乎是在手机、微信、微博上完成的，真实的世界被遮蔽了，碎片化的信息，把思考同时割裂，但是他们并不在乎。 可是，我在乎，我在乎贾先生作为一个人，他对我、对我们历史的意义。 1916年9月29日，贾植芳先生出生于山西襄汾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 “我生于袁世凯称帝的那年，年轻时曾自号‘洪宪生人’，以后又经过了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等时代，一直到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有缘的是我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监狱，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认真付出过生命的代价的。”（见贾植芳著《狱里狱外》[1]的“序”） 四次监狱，四个时代，同一个罪名，这让我从监狱的铁栏杆上，看见的是时代的印迹，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质。这不变的监狱，像黑夜的降临，让我对时代充满恐惧，它啃啮着人心，或许比黑夜更黑暗，是我们对未来的茫然；但是竟然会有像贾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在黑暗中点亮了文明，带领我们去认识世界，他瘦弱、矮小的身躯，一次一次从监狱的大门里走了出来。 穿行在贾先生的四次监狱里，我没有听见贾先生期期艾艾的抱怨，他只是描述着他曾经共同相处过的犯人。我是在这些犯人身上，看见了社会的变迁，制度正在建构每一个人的生命，而一代一代的人在努力追求打破这建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人，对于生已经没有了追求，只存在着最简单的两个字“渴望”，因为在这“渴望”里，下意识还存有自己的追求，它把人的本能推到悬崖边上。 贾植芳任敏夫妇及女儿贾英，1981年摄于复旦六舍庭院内 四次入狱 第一次入狱，他还是个学生，那个戴着圆圆的眼镜的人，一看就是典型的接受“五四”洗礼的那种年轻人。 1932年，16岁的贾植芳正跟随哥哥在京读书，读的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崇实中学，全部英文教学，校长不让学生介入政治，可是这英文却是可以打开人生的另外一个窗户，看见中国以外的世界。于是贾先生已经不能满足于行侠仗义、浪荡江湖的游侠好汉之情了，他在本质上，已经开始接受西方文明的精神，在人生的价值观上，同样抛弃儒家文化里的内核“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贾先生是带着茫然，开始寻找自己的理想，于是19岁那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随后立刻被抓进监狱。 贾先生被关在北平警察局，因为家里有钱，冬天的他穿着皮袄，头上还戴着法兰绒的小帽子。这与我后来见到的贾先生，完全是天壤之别。老年的时候，他总是穿着粗布衣服，布底鞋，老式的圆口布鞋。我很难把这两个形象对比在一起。这些当年的激进分子、革命者，都不是我们在电影里看见的，他完全是一副小少爷的架势。很快，监狱进来一群军人，都是器宇轩昂的架势，他们也都是穿着貂皮大衣，跟随他们押进来的还有一批妓女，立刻被关入女牢。那是国民党政府在反腐清廉的作为，整顿这些集体嫖娼的军人。但是，用贾先生的话说：“谁都知道，这类罪名不过是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还在于军队里的派系和当时的政治局势。”（《狱里狱外》第160页） 和贾先生关在一起的，有一个老军阀，是张学良下面的航空署长，也是张学良亲自送他去德国留学的。即使进了监狱，他还是一副“领导”做派，同时跟随押进来的军人，随时都在伺候着他。“署长”操着东北话，在那里大骂政府，显然对这个政府是有意见的。可是再骂，也是要熬过监狱里的时间，那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最难对付的东西。于是“署长”把贾先生叫“小朋友”，这让人有亲切感，虽然是个老军阀，在监狱里，竟然也是有教养的。他要教“小朋友”德语，贾先生非常乐意接受这样的教育，于是就从写字母，学发音，从头开始教。贾先生学得开心，署长也教得认真，可是教着教着，署长大烟瘾发作，人就完全废了，痛苦得不堪忍受。可是，当他发作完以后，一旦恢复正常，又开始认认真真教贾先生德语。 不久后的一个下午，贾先生还在睡觉，这个叫赵吏的军阀被戴上铐子，拖出去了。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贾先生还想学德语，惦着他，就悄悄地问看守，这才知道，他被拖出去枪毙了。你再大的职位，在没有法制的社会，这生命不是属于你自己的。这之后，是贾先生的家人，花了大钱，把他从监狱里赎出来了。很快，他逃亡日本留学。 1987年秋，贾植芳与哥哥贾芝在家乡祖坟祭祖 第二次入狱，贾先生已经不是学生，他在社会上有了自己的经历，但他还是那么年轻。那是1945年，29岁。贾先生恋爱了，他带着恋人、才20刚出头的任敏阿姨逃跑到徐州。因为他在国民党独立工兵第三团担任日文资料翻译，原以为生活可以安定了，却又被人怀疑是共产党，有好心人及时赶来通风报信，说兵团在策划要活埋他。当天夜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路上，贾先生在前面爬，然后回头叫一声，任敏。任敏阿姨赶紧跟着爬过来，就这样逃跑了。 一到徐州，他在公告上看见汪伪政府淮海省长是郝鹏举，那是他从日本回国抗战时参加留日学生特别培训班时的教官。贾先生竟然前往郝鹏举驻地去看望他，天真地想策反他。这下，贾先生又被日本宪兵抓起来。 历史总是让我们糊涂，现在都说国民党是在最前沿的战场上杀敌抗战的，可是看着我身边父辈的故事，听他们亲口诉说的，却是在国民党统治下被陷害、被逮捕、被受刑。不管贾先生那时候是否是共产党，他抗日的目的是明确的。那为什么在那样的时刻，不去杀侵略者，却要对自己的国人，对贾先生这样的抗日知识分子一再陷害?中国的历史，真的是深不见底。 贾先生在日本留学时，听到日本人打进北平，卢沟桥事件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他毅然弃学回国参加抗战。可是当他乘坐的轮船抵达香港时，伯父连夜写信通知他：“你千万不要回国来，你一个人也救不了国家，这战争也不是一下能结束，你要么留在香港念香港大学，要么到欧洲去，比利时、法国都行，读个三五年书再说。”但国难当头，贾先生这样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怎么可能选择书斋里的生活?那椅子都是燃烧的，他坐不住。 现在，贾先生被关进徐州市警察局特高科的监狱，他是和社会最底层的流氓、地痞、无赖关在一起。和他们，贾先生无话可说。不能想象的是，那时候，监狱里允许任敏阿姨每天给贾先生送饭送菜，这样任敏阿姨就可以知道贾先生的存在。虽然担惊受怕，可是贾先生还活着啊，这是最大的希望！没有关到三个月，1945年8月15目，日本无条件投降，于是穿着囚衣，贾先生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1987年秋，在山西襄汾县东侯村时住所合影，贾芝、贾植芳身后是任敏当年下放农村时住的房子 第三次入狱。是战争结束两年以后的事了，新生活开始了。可是谁都不能理解，新生活并不意味着自由的生活，新，原来也不意味着好，更不意味着进步。1947年贾先生再次被人告发，说他咒骂国民党，又在当时复旦大学学生办的《学生新报》上发表文章《给战斗者》，于是被关进了上海南市区蓬莱路的警察局。当然，这是让贾先生成熟的一次监狱生活，因为他终于明白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以及他该做什么。贾先生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胡风却在外四处奔波，设法营救。”（《狱里狱外》第150页） 这一段的监狱生活，是烈士陈子涛占据了他生活和记忆的巨大空间，我们现在还是可以从网上查阅到陈子涛烈士悲壮的英雄事迹。但是，贾先生却刻骨铭心地记着他的一切：“听他说，国民党要抓他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一直东奔西跑，过着游击队的生活，手上一只皮包就成了他从事进步文化事业的办公室。他的被捕完全是偶然的。他住在以开印刷厂为掩护的骆仲达家里，那天他正在洗澡，特务突然冲进来，把他抓住了，但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搜到他一只自来水笔，那时知识分子喜欢在笔上刻自己的名字，这才发现他就是追捕很久的陈子涛。在监狱里，他受到刑法最厉害，上老虎凳，钢签刺手指，用布铰头等酷刑他都尝过。就差一种最惨无人道的刑罚，特务叫它‘猪鬃刺马眼’，是用猪鬃向生殖器的眼孔穿进去，据说这是清代北京的五城兵马司衙门审江洋大盗的刑罚，铁汉也要死去。那天，丧心病狂的特务苏麟阁叫嚷着要用‘那个办法’，只是仓猝间没有刑具，才没使用。（那个苏麟阁也是领头抓我的特务，解放后潜伏下来，1950年在镇江被公安局逮捕，经过审讯处决。报上公布过他的罪行内容，其中有一条是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卢志英、陈子涛、骆仲达、吴二男、杜青禄、贾植芳等人，我和杜青禄被列入‘进步人士’名内了。）那时国民党特务对知识分子还有一点顾忌，若没有什么确实的凭证，还不敢轻易用刑，但一旦证据确凿，认定是共产党，那决不会手软，各种毒辣的刑具都敢用。陈子涛的身份已经暴露，他的苦吃得最多，可是他始终一声不吭，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高风亮节。那个监狱并不大，审讯室就在我们这排牢房的对面，中间只隔了一个天井，每当陈子涛受刑时，我们都把胸紧紧贴在铁栏杆前，整个心都被审讯室揪住了。陈子涛后来是死在狱中。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们经常用这样一句话来互相勉励：‘要活得像一个人！’这句话一直响彻在我的后半生。”（《狱里狱外》第162页） 任何一个正直的、有理想追求的人，在与陈子涛这样的革命者相处的日子里，都会感受到他的人格力量，都会被他追求的理想的信念所打动。所以，贾先生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他不能不以陈子涛为榜样，他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看着共产党人陈子涛的形象，贾先生一定是“因解放而变得美丽的‘早晨’，激动得流着眼泪写道：‘我们竟还能活到这个美丽时日的来临！’”（《狱里狱外》第97页） 1947年~1948年国民党监狱幸存难友，前排：向顷、张长林、张永芝、贾植芳，后排：忻素妹、汪文郁、藏风英、余锦云（罗平夫人） 第四次入狱：国民党夹着尾巴逃跑了，原以为，贾先生可以理直气壮地“活得像一个人”了，枪毙苏麟阁的罪行，正是因为他陷害像贾植芳这样的“进步人士”。可是，怎么又是好景不长，1955年5月16日贾先生再次被捕，他被卷入了“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是他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有想明白的事情，因为当时国民党监狱要求，只要贾先生交出胡风的住址，就可以释放。怎么反革命国民党都逃跑了，被打倒了，自己却成为了反革命。“种种自作多情的理想还没有施展，就被现实击得粉碎！”（《狱里狱外》第97页） 一个漫漫的长夜，比以往的三次入狱都更加无望，无望到耗尽了贾先生最好的中年时期。“哦，监狱，我从此第四次地进入了这个吃饭不要钱的地方了。对我说来，这是轻车熟路。但这次与以往不同，它使我迷惑不解……”（《狱里狱外》第95页）他接着再说一句：“唉！自由，在我的一生里实在太短暂了，然而在这瞬间的自由里，我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时代大裂变。从此我开始了自己长达二十五年的苦难生活历程。这年我还不到四十岁，当我重见天日时，已经是六十开外，垂垂老矣！但这期间我从残酷的生活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变得似乎聪明一些了。”（《狱里狱外》第95页） 为了这点聪明，贾先生付出了多么可怕的代价。如果，你也遇见了贾先生第四次在监狱里碰到的人，你就知道，他终究学到的是什么东西。“在这里，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死。他既不像北平监狱中的那个老军阀，糊里糊涂地做了军阀斗争的牺牲品，也不像陈子涛同志那样气贯长虹，感天动地。他与我的种种经历，回忆起来，也像一场长长的噩梦。”（《狱里狱外》第163页） 那另一个人，就是“老板”。从遇见老板直到他死，贾先生居然叫不出的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老板，解放前承印刊物的国光印刷厂的老板，他说着常州话，身材高大，穿着绸缎衣服，一副体面的老板形象。就是在那个时刻，贾先生找朋友凑钱创办他们的左翼刊物，稿子编辑完后，要找印刷厂，当时承接这样的“活”是有生命危险的，国民党政府知道后，不仅让你倾家荡产，还会遭到拘捕。但是，老板竟然接受了这些年轻人的要求，帮助他们印刷了杂志《犯罪的功劳》，这是一个以刊登杂文为主的杂志，其中有贾先生写的《黑夜颂》，你一看名字，就可以想见他们的激进。没有想到刚出第一集，贾先生还没有看见刊物，就被国民党逮捕了。 刊物印出的那一刻，也是它寿终正寝的日子。于是，他们一下子就欠了老板三百大洋的印刷费。1947年的三百大洋，那可不是一笔小钱啊。直到解放初，贾先生在福州路上的那些小出版社里，遇见了老板，他们客客气气地寒喧了一番，那时候，贾先生已经是震旦大学的教授了，但他身上依然没钱。只是老板像忘记了一样，根本不提往事，贾先生对老板心存内疚。没有想到，1955年的时候，贾先生在监狱里，遇见了老板。他一如既往地高大自信，用贾先生的话说“神态仍然是安详，脸上气色也不坏，不像那些新抓进来的犯人吃不下饭。”（《狱里狱外》第164页） 1967年的贾植芳 老板积极要求上进，一解放，就把自己的小印刷厂交公，搞了公私合营，他觉得这次逮捕是一个误会。因为他家里房子大，公私合营以后大概收入少了，就想以房子出租来挣点外快贴补家用，于是就在马路上贴了条子招租。 今天，我们都不会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很快来了一个租客，住了不久，那个租客又退了房子走了。太平常了。可是，偏偏在肃反的时候，发现那个租客是一个反革命，逃到台湾去了，这下老板就落了“包庇反革命”的罪行。但是，老板觉得这是很容易说清楚的问题，因为上海人从来就不作兴问人家的隐私，租房子就是租房子嘛，他怎么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实际上，人家可能就是逃到台湾，是否真的是反革命，也没有证据。当然，老板不会这样跟人论争，是我们现在的想法。所以在监狱里，老板笃笃定定过着日子，还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等待着很快释放，然后可以过个普通人的生活。后来，贾先生就没有看见他，估计是问题解决了。 直到1960年，灾害来啦，监狱的伙食已经完全不能入口，不仅质量不行，连数量都不能保证。贾先生虽然胃口很小，也饿得全身浮肿，已经从小腿肿到腹部，看来人快要不行了，监狱把他送到提篮桥的监狱医院。那哪像医院，像停尸间，横七竖八躺满了因为饥饿而浑身浮肿的重病犯人，似乎是一个“临终”医院，每天都有死人被抬出去。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贾先生在病房里遇到了老板，已经面目全非，浑身浮肿。他几尽绝望地告诉贾先生，就是那次见过贾先生以后，他被判刑了，罪名是“窝藏反革命”，刑期七年。眼看刑期快满了，他却因为饥饿又得了黄疸肝炎，全身蜡黄，老板完全被打垮了，以往的自信、坦然早就烟消云散。在他身上，看见的是奄奄一息的文明残骸，刑期吞噬着他最后过普通人生活的渴望，他能和贾先生说什么? 不同的昨天，共同的今天，两个浮肿病人，躺在各自的床上在思考什么?对未来的憧憬，必须和报纸上的宣传步调一致，问题是他们读不到报纸。没有憧憬却带着渴望，想不明白太多的现实，却依然对于活下去，有着同样的渴望。老板在提篮桥监狱去世了。至死，贾先生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最终，监狱医院允许子女和父亲告别，老板进入昏迷状态，子女围着他叫喊着：“爸爸！爸爸！”这大概是最让人动容的时刻，这些子女在那样革命的年代，竟然没有与他们坐牢的“罪犯父亲”划清界线。“一会儿，看守人员过来说，探望时间到了，这一家人最后看了病人一眼低着头怏怏地走了。我看到临出病监门时，他的妻子掏出手帕，两手捂在眼睛上，出去了。”（《狱里狱外》第165页） 老板的死亡，让贾先生完全明白了，美丽的口号距离人人平等、自由的王国是两个世界；四次狱中人物的演变，是时代的演变。 书斋外的学者 先生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我不是一个书斋里写文章的人，我的一生中，经历过各种复杂的场面，周旋于各种社会关系，见识过各种政治和社会人物，这些奇奇怪怪的人事在这部回忆录还将继续登场。检点一生，出入于黑黑白白之间，周旋于人人鬼鬼之中，但心里所向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从未熄止。”（《狱里狱外》第55页） 贾先生喜欢把自己归纳成江湖中人。是的，他喜欢交朋友，喜欢热闹，喜欢喧嚣，但是他常常又是喧嚣中最孤独的一个人；他不计较，在他家里，任何时候，都是高朋满座，即使在贾先生最艰难的时刻，他只要有点条件，哪怕是几颗花生米，一碟酱菜，伴着一盅小老酒，在那窄小的破屋子里，他也会接待客人，只要有人敢去看望他。在我们掐指算来，贾先生吃的苦头，坐牢的原因，几乎又都是和他的文字有关系，而他偏偏说自己不是书斋里写文章的人，那他犯的是什么罪?或许是社会不能容忍一个激情少年，不能接受他的左翼思想?那后来呢?那牢不可破、神圣到几乎是神秘——时代的变迁，依然没有把贾先生的命运改变。 对现实的认识，他有自己无可辩驳的理解，这个地主的儿子，从中产阶级成为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慢慢超越了激进的革命，他在自己的选择里，重情意，但是在“罪行”面前，他用法律为武器，希望社会秩序化，这个秩序是法制的，还没有等他大声说出来时，他已经入狱了。在文字上，他也没有更多的表示，只是身体力行，既没有加入任何政党，也没有出卖朋友，而是固守着对朋友的真情，最终被监狱裹挟。 贾先生是最典型的性情中人，对自己的未来，他没有设计，是一步一步从认知里朝前走，我们也是这样看着他在政治上一点一点成熟起来的。他在一二·九运动中被捕后，当时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政治犯是可以就地枪毙的。所以，真是危在旦夕，是贾先生的伯父，一个洋务商人，重金将贾先生保释出狱，然后又是在伯父的帮助下，逃亡日本留学。… Read More »

来源：新三界公号 校园丨翟永明：禁欲时期的爱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原题 禁欲时期的爱情 作者：翟永明 　　1976年，我高中毕业了。我们是文革后恢复的第一届高中生，许多人以为，我们就此可以考大学了。那些有上进心的同学，早就在为这个目标做准备。像我这样浑浑噩噩混日子，成天请假往农村跑的人，绝对没有。但事实证明，我的消极，是有道理的。毕业来临，我们知道了，政策不变，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上山下乡”。 顺便说一句，整个高中期间，男生女生是不能在一起成双入对的，只要一男一女在一起多待一会儿，闲言碎语马上满天飞。弄得大家也一见异性，就马上作端庄相。 只有我们排长，一直与副排长（女）公开地花前月下，傍晚午后，在一起谈心。以“谈工作”为名义，一直谈到毕业后开假条之际，大家才发现他们俩谈的是恋爱。而且谈到最后，二人都谈出病来，双双地留在了成都。 真相大白后，一向把排长当成精神领袖的那些男生，气得都与排长绝了交。而排长和副排长，忍辱负重几年之后，双双考取了重点大学，后来，又双双出国去了美国。野心和爱情、成熟和独立，加上成功地把握住机会，使他们成了高中班上最有出息的一对。 那时，城里人吃肉还要肉票。一个月一人才一斤肉票，农村人的肉吃不完，还可以卖给城里的人呢。再说，我那时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冲突，我巴不得赶快离家出走，到广阔天地去，那里意味着自由。 而下乡到这儿的知青，也都各怀鬼胎，一心想着“争表现”，为的是早点离开农村。因此，同大队的知青，也都互相成了竞争的对手，并没有想象中的知青中相互的扶持和情义，而是互相防范，表面团结。 那时，我们的生活补助费只有十四元，全都折成了饭票。饭票卖出去，可就变成了现金、变成了零花钱。十四元的饭票，对男生就不够了，尤其是肉票，只有一斤，男生更是成天都“痨”得慌。所以，肉票也开始在男女生中间交换了。当然，有的时候，交换的是现金，有的时候，交换的是体力；视双方需要和经济程度而定。 我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旅馆都是两人间或多人间，男人和男人住一间房，也是天经地义。女人若想和男人住一间房，就麻烦多了。首先得有介绍信，然后，还得有结婚证。否则，想也别想。 　　于是，好像一场疫情，女孩们快速地成双配对，寻找着爱情的替代品。而且，越到后面越恐慌，因为，别人都配对完了，自己还孤独着，那绝对是可耻的。最后的两三对，几乎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胡乱凑合的。总算有一天，我发现全班十八个女生，一个不落地配成了九对。 翟永明与好友 我也不例外，几乎是毫无争议地就被本地一位女孩，主动地将我与她配上了。其方法，可以教一下那些有了意中人，还未成功的单身女孩：某一天起，我回到宿舍，发现我的饭盒被那位女孩拿走了，不一会儿，她就从食堂打回了香喷喷的饭菜。等我吃完饭后，她几乎是抢过我的碗来，冲到水池洗碗去了。 在享受了多次“田螺姑娘”的“柔情蜜意”之后，一向懒散的我，终于被“征服”了。尽管我一直不是个肉麻的人，但还是皱着眉头，由她挽着我的胳膊，在学校里招摇过市。不过，由于我俩都是本地人，下午下课后，就各自回家去了。所以，“田螺姑娘”的享受，也就限于中午。 1986年西安第六届“青春诗会”代表，左起翟永明、于坚、韩东 当然，在周末的时候，也有男生邀请女生去看电影的，但一邀请就是两个。更多的时候，闹不清楚谁是谁的“电灯泡”。一天晚上，下雨，一个男生主动要借给我雨衣，后来我发现，他实际上是要借给跟我在一起的女孩。 还有一次，我被一位女同学“盛邀”到峨眉山旅行，到那里之后，才发现还有一位男生同行；回来后，班里已经“盛传”他俩的绯闻。到后来.“乱花渐欲迷人眼”，“二人行”有时变成“三人行”或“四人行”，男生们走马灯式地与女生“友谊”过来，“友谊”过去。但始终不变的，却是两个女孩的组合。 1989年春海子去世以后，西川、骆一禾、陈东东、老木、欧阳江河、翟永明等合影于中国美术馆前 现在，开始能够看到他们和她们的组合：哦，原来是这样。让我疑惑的是，他们到底是在何时何地，使用何种手法，成功转型？看来，我不在校的那些夜晚，在这些貌似双胞胎进进出出的背后，其实一直是暗潮涌动呵。而那位一度与我同坐同行的女孩，也在毕业不久后，飞快地、正常地结婚生子，与我渐离渐远。 （选自翟永明著《毕竟流行去》，三联书店2019年出版）

来源：很短2 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淤塞不见底，“浅”不忍睹。——朱学勤 火车上的记忆 文/ 朱学勤 我小时候听见火车凄厉的叫喊，就对它有向往。 少年人常有离家出走的梦，有时果然在外溜达一夜。最爱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老北站，还有共和新路上的旱桥。我喜欢趴在栏杆上，看桥下那两条向远方伸展的铁轨，让南来北往的火车喷出的蒸汽和煤屑扑上我的脸。 但是第一次坐火车的记忆却不愉快，甚至还有恐怖。九岁时随母亲返乡，在老北站的昏暗灯光下，几个犯人五花大绑，先是面壁而立，然后被吆喝着上了我们这节车厢，就坐在我和妈妈的对面，闷闷地不发一语，瞪了我们一路。 “三年自然灾害”留给一个儿童的视觉底色，就是昏暗灯光下的五花大绑，以及押解人员黑森森的枪口…… 01 1966年大串联，我还没有进中学。父亲为了让我“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毛泽东语），凑了二十块钱，安排我和邻居一个高中生出去串联。 我们是在那一年11月16 日离开家门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我的革命第一天，是坐市内电车要买票，到火车站乘火车反而不用买票。车站内人海鼎沸，汹涌澎湃，一浪接一浪地拍击着破旧的老北站，就像海潮冲击一段已经溃决的小岸，哪有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上前阻拦？！ 学生们冲上站台，黄军装，红袖章，指点着横卧在他们脚下的条条长龙，想上哪一列，就上哪一列，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确实比1949年这个城市的小市民挤在外滩大楼前轧黄金好看。 那时我童心尚未褪尽，小男孩对充满军事色彩的“八一”圣地比北京还要向往，于是先挤上一列去南昌的客车。结果发现人太挤，无法立足，只得怏怏下车。 此时正好一列长长的闷罐车在站台另一侧拉着汽笛开进，于是别转身随众人涌入，一屁股坐了下来，管它向北向南，苏州、杭州。车停处，还真是杭州，这就是我的串联第一站了。 杭州七日，开始还很自觉，总是在浙大、杭大围着大字报转。人小，到底熬不住，最后还是去西湖、六和塔探头探脑，参与了“游山玩水”。 大串联岁月，“游山玩水”是个很不好的字眼。后来听我爱人说，她们当时就比我们革命，在杭州一个多星期，居然不知西湖在何方，始终守在大学的大字报区，拼着命抄。为此，我很长时间觉得矮她三分。 “文革”中，通常是中学生比大学生“革命”，而女生又比男生“革命”。几十年后我读到卢森堡名言：“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女人的虔信与偏执，验之“文革”，确实如此。 一星期后，我们又去挤南下广州的火车。那时从上海方向过来的49次特快是中午 12点半进站，列车一停，所有的车门、车窗统统关闭。里面的小将们大概是挤苦了，视外面的小将如虎狼，坚拒不纳，成冷战状态。 双方僵持了好几分钟，终于有一个卧铺车窗开了一条缝，却只伸出来一个茶缸，成千上万个革命小将就涌向那条缝，争着给那个茶缸注水。水一满，茶缸一缩，窗户又要落下。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北京小将将一根扁担伸了进去，众人齐声发喊，如撬杠般将窗户缝越撬越大。但是到一定高度，支点与力点拉开距离，扁担就使不上劲了，双方又成僵局。 塞扁担的红卫兵一看我这个小不点儿，立刻把我高高抱起，像塞一件小行李一样，将我往那条缝里活活塞了进去。我进去后，立刻返身抱住那个正在关窗户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将他往后拖。如此里应外合，这节卧铺车厢终于挤进了二三十个人。 火车因此在杭州站晚发一个多小时。但待列车长鸣，车厢一晃动，大家前仰后哈一番，很快又成了红卫兵战友。刚才恨不得大打出手的“车下派”与“车上派”相互挤插，逐渐安顿下来。 我记得有两个细节很感人。当时坐在下铺座位的是一群女生——上海光明中学的高中生。站在一边的男生就不好意思去挤。她们见我还是个孩子，站得时间太长，拍拍腿说：“你就轮流坐我们的膝盖吧。” 那样的单纯爽朗，在今天的中学生中大概只能引起一阵暧昧的哄笑，但在当时却很平常，谁也没有往其它方面想。 头顶上还有两个上铺，拥挤着一个工人家庭，是内迁支援广州建设去的，拖儿带女，还有一个老人。底下的红卫兵就相互约定，人家是花钱买卧铺票的，我们没花钱，再挤，也不能占上面那一家人的铺位。就这样，底下的人站着，上面的人睡着，两天两夜到广州，大家成了好朋友。 “文革”是万万应该否定的，但万万不能像今天这样简单否定。如此否定，难免会有报应。近年来新左派思想回潮，即可视作报应一端。比如当时的秩序，是失序中有序，有序中失序，打一口井耐心研究，能养活一大群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 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淤塞不见底，“浅”不忍睹。 广州给我的印象很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前朝建筑？真是一个前朝的背影，在一片红海洋中很不协调。我们住沙河，到市区必经过一条“先烈路”，而“先烈路”纪念的并不是江姐、刘胡兰，而是国民党，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十九路军将士公墓等。那些建筑的风格也很独特，既有南国风味，还有明显的西洋风格，两者糅合，不协调，却也不难看。 我对广州的这一早年记忆，后来在美国南方游历时得到印证。那里也是与北方不一样，到处是纪念南北战争的建筑，而且总与北方说得相反。 从此我对南方这一简单的地理名词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总觉得凡地处南者，有“它者”意蕴，被遮蔽着，却因此而有神秘感，奇奇怪怪的东西在底下蠕动，温暖暧昧，使人不敢遽断。 两年一过，老毛变脸，“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一挥手，把青年学生往乡下撵。那时坐火车就是另一番滋味了。 上海有几百万知青下乡，几乎是哭喊着从母城分娩出一座子城。破旧的老北站，就是这一喧闹的硕大产房。谁也受不了这样的分娩，何况三五天就要来一次。老北站不堪忍受，就把这一光荣任务转移到远在北郊的彭浦货车场。 彭浦货车场空旷，潦草挂几条红色横幅，就算给孩子们送行。送的人多了，”热烈欢送”这四个字就不用改，只改它下面的地名：今天蒙一块“黑龙江”，明天蒙一块“云南”，后天再蒙一块“内蒙古”。下个星期如果又是“黑龙江”，把蒙在它上面的前几个地名拿掉就是了。 弄堂里有一些更小的男孩，肯走路，每次都步行两三个小时去看热闹，回来说：“先是锣鼓喧天，口号震天，送的人喊，走的人不喊。汽笛一响，火车一晃，哭声马上响起来，压住了口号。一万个人一起哭，吓死人！” 我那时虽然左，决心到一个当局没有动员的地方去插队，所谓“越是艰险越向前”，但是听这些孩子说多了，心里也是黯然。等到自己走的那天，不流泪，却与车站工作人员为细故而大吵一场。 我下乡的那个地方离铁路远，以后每到县城办事，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到火车站去站一会儿，向着上海方向回望。这种对火车、铁轨的眷恋，我自己也知道不好，说明扎根农村的决心还不牢靠，回生产队后就不敢对集体户里的革命大姐说。但是每年到秋后，就会萌动思绪：今年回不回？ 头一年秋后算帐，共得余粮款十三元整，不多不少，等于一张从兰考到上海的座铺票。买了这张票，等于后一年不吃不喝，这就绝了坐火车回去的念想。 我后来听说， 1979 年知青刮起回城风，上面的政策之所以让步，一是云南知青集体请愿搞大了，二是上海知青在北站附近集体卧轨，惊动国际了观瞻。冥冥之中，似有一报还一报？ 知青们是敲锣打鼓坐着火车离开生身城市的，最后争取回城，居然也是排着队，一个一个从容卧倒于火车铁轨而得以实现。 02 就是在知青时代，我学会了爬火车、钻火车、跳火车这些荒唐勾当。 先说爬货车。 河南太穷，兰考更穷。焦裕禄去世后，兰考还是有出门讨饭的习惯。尤其是到每年的五月，青黄不接，出门要饭是天经地义，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生存权”，联合国也挡不住。 我那时还很崇拜毛泽东以乞丐身份走遍湘江两岸作社会调查，就想随老乡去要一回饭，闯一回江湖。我联系的那户人家，成份绝对纯正，贫农。他们同意我以家庭长子的身份一起随行。不料大队支书知道，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怕上面怪罪下来，他承担不起。 那户人家走了，但他们留下的要饭经验鼓励了我：只要有一块脏手巾包住头，穿对襟衫、圆口布鞋，肩上挂个布褡，作贫下中农状，陇海线、京广线上的货车随你坐，谁也不会拦。 我和集体户另一个成员下决心化装成那个效果，像个偷地雷的模样，鬼鬼祟祟地出了村。 从兰考到郑州，确实没有人管，风驰电掣，如入无人之境。但是火车一停，问题来了。眼看它呜呜叫着到郑州车站，却不停，而是通过。一直开向郑州大北郊，停靠它自己的到达场，才歇脚。 从到达场下车，往回走，经过编组场，走到出发场，至少有四五里铁路线，全靠步行。就在这段步行距离中，我鼻梁上的眼镜出卖了我，哪有戴眼镜的贫下中农出来要饭的呢？三问两问，铁路职工就问出了我的底细。 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听说我们是上海知青，反而更加同情，带我们去铁路职工食堂吃饭。白面馒头、糊辣汤，在农村两年没有吃过一顿这么好的饭，当然是狼吞虎咽。饭后摸到出发场，又犯了难。 那是全国铁路系统最大的出发场，有几十股道岔，几十辆火车头升火待发，全停向一个方向，场面很壮观，也很迷人，谁知道它们是奔南，还是向北呢？我们俩就在火车肚子下钻来钻去，张皇失措，就更像偷地雷的样子了。 这时，一个摇着号子灯像李玉和那样的铁路工人走过来了。他看出我们的窘境，居然教我们读那些信号灯：原来每一股道岔上都竖着六个信号灯，两列三行，六盏灯亮出不同的排列，就指示出灯下待命的火车头出发后，究竟奔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全亏那个李玉和说出了“密电码”，我们终于得救。… Read More »

上世纪七十年代洪湖县城里的王受之 来源：原创 文｜ 谭文祥 王受之七十年代在洪湖县城“知青”圈子里，是事实上的启蒙角色。我们当年结识王受之，真要说“幸甚、幸甚”。无此遇合，后来，我进大学时眼界要狭隘、愚钝很多。王受之确属天资聪慧，而又博览博识，任何领域都能刨根寻源，举一反三，有大成。降低点标准，可说是天才。王受之在学科上开疆拓土，有创见，且能坐言起行，并非空头学问家，比大陆当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师”们更近于大师。 洪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是荆州地区十二县中排末位的小县，县城在新堤镇，据萧继石回忆，居民仅二、三万人，县城里勉强算有三条商业街。这就是当年王受之、萧继石与我所处的“天下”范围。 1971年春节后，我从呆了两年的生产队到洪湖县粮油供运站上班，岗位是管大粮仓。两年后，肖继石从县财办调来供运站做秘书。在那个百余人的单位里，秘书一人要承担当今办公室的所有职责。王受之进洪湖贝雕厂应是1972年，次年我们才认识他。介绍人是我爸的老朋友，叫吴长青。王受之与他儿子同学。 吴伯在我爸妈的交往圈子中，人称“吴胖子”，大个子，戴眼镜，说话洪亮，嗜蹄髈，医生警告不止，吴伯照吃不误，最后死因肯定与高血脂有关，但已是医生判决的一、二十年后。吴伯是我爸妈交往圈子中的“白眉”。至今想来，其它人经共和国三十年“运动“折磨，只议婆婆妈妈琐事，属“避席畏闻文字狱”般小心。但吴伯仍性格乐天，言辞犀利，见解通脱。那些嬉笑怒骂当然只能在友朋间，不过当年即使如此也风险巨大，那可是监视与告密早已没有道德负疚感的岁月。 吴伯是西南联大毕业生，抗战胜利后，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干过一阵。吴伯说，不过是把美军中印战区剩余的物资“援助”中国，其中大部分是面粉、罐头、香烟、巧克力、还有女性丝袜等。随笔大家黄裳四十年代出过一本随笔集，叫《两个翻译官》，里面就写了这类人。吴伯从不把我引见给他的儿子女儿，说他们资质中人，兴趣也不在读书一路；说王受之是武师附中的知青，高中六六届，招工到洪湖县贝雕厂干设计师。有才气、读书多、英语好，还热情过人。说我俩肯定能谈得来。 以吴伯的阅人无数而郑重推介，我当然觉得王受之是个人物。以我当年读书范围，觉“受之”此名罕见甚至仅见，后来才知道。《明史》中还有士人张姓，字“受之”，名什么忘了。 我与王受之从认识到熟络，时间极短，当年在小县城存身的武汉“知青”中，似他经历之丰富，兴趣之广泛，不作第二人想。而且王受之好新事物，好为人师，与他聊天总能启发思路，屡有心得。七十年代的小县城里，异地单身者能找到的乐事不多。招工到县城里的武汉知青们，有各种各样的圈子，玩乐器的、打篮球的、学技术的。当然最多的是读书聊天的，读书能消愁、解闷、打发时光。没功利目的，纯粹是精神上能向外看，不沉沦。聊天更是比独自读书更大的享受。当年日记中记聊天处的，俯拾皆是： 1976年8月27日 江陵……晚上拿到受之16日信，是这几年写给我最长的一封。 1976年9月14日 洪湖抵洪湖，晚上与萧继石去受之处聊天，他还剩2个苹果，四人各啃一半，津津有味。 1976年9月15日 洪湖下午到受之处聊天，……从他处拿到《十八世纪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晚上赵国富、王习之夫妇来贺受之30岁生日，停电，在室内燃蜡烛二支聊天，室外夜空深沉，小镇天灯光了，静得瘆人。 1976年9月16日 洪湖地区粮局电话催回荆州。肖继石忙吊唁会场布置种种琐事，难找机会长谈。到长途车站购明日去荆州车票，出来去受之厂，他从设计室没回宿舍，躲房间里聊天，中午吃贝雕厂食堂，是找人打回来的面条、米饭与青菜。晚上接着聊：老子思想对于欧洲“回到自然去”思潮之影响。中国青花、釉下彩对洛可可风格之影响。受之下月计划去上海或广州一趟。借他在轻工部资料室记的资料，用铅笔画在速写本上，很有味道。 9月30日 武汉午后一点抵汉，晚饭后过武昌，在受之家遇几个单身教师，还有受之同学，聊天到夜11点，有咖啡、天府花生，宿受之家三楼阁楼，是受之兄弟下乡当知青前住室。 10月1日 武汉早起与受之去学院外买牛奶，周姨从食堂买回早点，有肉包。与受之、冯达美骑车去水院。 10月3日 武汉上午去卢仲秋家取代买的长途车票，午饭后送去受之家，遇张 祖武。受之爸介绍说， 曾是总政创作员，有少将衔， 国庆后带学生去沙市，做沙市公园工农兵群像雕塑，给他留了我在地区粮局的地址、电话。去欧昊阁楼，典型单身汉房间。欧昊用葡萄酒兑咖啡招待。欧昊文革前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生，出生广东华侨家庭，离异，但乐天。每日练琴、读书、煮咖啡。受之说自己与小玉、与马宁两场恋爱，欧昊都是知情者。 10月25日 江陵从武汉返江陵，拿到受之22日信，杨鸿21日信。晚上学习会上写受之、杨鸿、肖继石信，会上传达“华国锋接见三省市负责人谈话纪要”。 以上挑的这几则日记是当代史上最为敏感一段时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初民

来源：原创 文｜ 萧继实 我们这些老三届中的小字辈，文革的喧嚣声中，匆匆地被中断学业，下乡、回乡。几年后招工进城，我和文祥在一个单位。单位的头是搬运工出身，没多少文化，人很敦厚，把一些出墙报、写口号之类事交给我俩。文祥父亲是一位有识之士。近“墨”者黑嘛。通过朋友介绍文祥结识同在乡下，文史与艺术修养很全面的王受之。稍后，文祥带我认识受之。 1973年，我和文祥都20岁刚出头，受之大几岁。我们都是“老三届”的，招工进城，同在洪湖县城。受之的父亲是创办湖北音乐学院的教授，母亲是抗战时期孩子剧团成员。家学渊源深厚。受之天分极高、特勤奋。 那时，洪湖新堤镇新开了一家贝雕厂。厂房就在内荆河边的民房里。受之作设计工作，设计室在房顶搭建的小房子里。 我、文祥的工作在粮食局的一个单位，和贝雕厂隔着一条连通洪湖的穿城小河，我们每每下班吃过晚饭，走过河东的石板老街，来到河西的老街角落贝雕厂楼顶和受之兄聊上几个钟头。 古代的、当代的、国内的、国外的，一会儿历史、文学的、一会儿艺术的，偶尔街头花边新闻小道消息 ，没办法，受之是百科全书式却比百科全书重点突出的人，和他聊，“引人入胜”这个词都有点苍白。 前些年，上海媒体评受之为全国十大知道分子，其实，我们那时就认为他是一大知道分子。 我那时想入非非又不着边际，自信善画，又没多少理论，读了一点书，与他比，只能算皮毛而已。 受之每次参加广交会回来，就指着设计室摆放的贝雕作品一一介绍，哪几幅 ，外商又订了多少万的合同。就是这间“幺子角落”（当地俗语）的简陋工艺厂，短短两年时间，成为全国知名的淡水贝雕工艺厂，受到省外贸的重视，拨款新建厂房，不久后就搬进新的厂房。 今年9月，他回武汉，我们在一起聊天，我说：“我是你的追随者，不敢称你的学生。”他笑而不答。 他是一个自信而又谦虚的人，他说，走到哪里，口口声声称我大师，哪来那么多大师？ “你不是大师，那我就从来未见过大师了”。这是我的感慨。 受之在设计教育领域的建树，为世人瞩目。 追随者，他无法否认。在那个动荡而又贫苦的年代，遇到这位“知道分子”，算是幸运了。 他在洪湖工艺厂做设计员一直到四人帮倒台、恢复高考这五六年时间，我、文祥与受之交流最多。 那个年代，我痴迷于绘画，从受之那里得到的教益，弥足珍贵。 我的父亲是闻名四乡的教书先生。懂事后，父亲很少提及他的经历。我上完初中一年级上学期，父亲病故，很多有关父亲的故事，是从乡亲那里听到的。父亲天资好，写得一手好字，四邻每逢春节对联由他书写。农村妇女生小孩，遇到难产，医疗条件差，容易坏事，迷信是月母鬼害的，临产前挂张钟馗辟邪。有乡亲提着母鸡来求父亲画钟馗，父亲居然无师自通地画出来。父亲常与镇上一个刻图章的彭先生交流画技。彭先生刻图章呱呱叫，用木板刻得冥钞版，刷上色，印出来，人见都说和真钞差不多。画画在镇上也算得上一流。他可能是根据芥子园手绘的一本水墨画稿学习，父亲借来看，我也反复翻阅。渐渐的，我迷上了绘画。 文革来了，没学上了。绘画爱好派上了用场，1973年7月，当年改变政策，通过考试上高校。我的成绩在录取之列。后来某人交白卷，全国批“白专”道路。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人说我父亲15岁儿童团时期有问题。所以，这次我政审未过关。我问到负责招生的人，他一脸暗淡，支支吾吾，无能为力的样子。我的政治前途和求学之路等于画上了句号，那就只有一条所谓的“白专”道路了，因而我对绘画的兴趣更加集中了。 那时政治统帅一切，宣传放在首位，我在所谓八大公司的财资战线，绝大部分时间由单位安排画宣传画、布置会议室，其实是临摹作品，平时基本靠自学，资料很少，一位画友文革前从苏联画报上剪贴的一本苏联油画家的作品，我才三十几元的月工资里拿出十元买下来学习临摹。有一阵迷上临摹希什金和列维坦的作品，每有画家来体验生活，县文化馆便把我们这些美术青年邀到一起，请画家言传身教。 那时相继来洪湖采风的画家白统绪、汤文选、邵声朗、姚治华、鲁慕迅、恽其昌····， 水彩画家白统绪每年都上洪湖呆上一段时间，每次来镇上采风，我们几个”美术青年”总是伴其左右，他边写生示范，边讲解。他那时画洪湖的一批作品好评如潮，几幅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再后来，全国五年一届的美术大展征集作品，白统绪来洪湖搜集素材，我们在一起讨论创作很热烈。我说要画洪湖的秋天，绝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人们印象中的秋天都是金色的，洪湖的秋天是银色，水波如银，丰收的满船鱼虾如银。我神侃居然得到白统绪肯定，还确定以此为题创作冲刺大展。我那时不知高低，好高骛远，思想跳跃无边无际，白老师为人谦逊随和，像老大哥，和我们喝酒，偶想起他是河南人，喝酒一定喜欢猜拳行令，他不善辞令，埋头画画，未必善猜拳之道，我们提议猜拳，六·六六···，五魁首··七星照···，每每我们喝的时候多，没办法，又提出猜火柴棍，结果还是我们败下阵来。 那年，白统绪老师与我合作《洪湖银秋》，入选第五届全国美展。也体现老师带我们后进一把的心意。 身边常年有受之这位好老师，真是幸运。设计工艺贝雕画的稿子，他与别人不同，有时四张设计稿纸在桌子上一齐展开，同时设计完成四张设计稿。厂长叼根烟，光顾设计室，看王受之这样的劲头和效率，操着干哑的烟嗓子说：“个杂（口头语），受之还真有本事！” 这些一般是比较传统的四季花卉翎羽，设计起来，他几乎是烂熟于心、信手拈来。 那时讲创新，看着他设计现代题材的《丹江之春》，作品反映丹江大坝，近景山花烂漫、中景巍巍大坝、远景水库水阔天空、白帆点点，巧妙应用淡水贝壳的自然光泽，展现了人工之力的伟大。从设计到指导制作、上色，他一丝不苟。不久传来轻工部工艺品年度获奖的消息。我们一起分享这份快乐。 受之作为设计员，英语已有相当水平，他儿童时代在广州度过，会讲一口地道粤语，所以一有广交会，厂里必会派他参加，他回来时，总有让全厂振奋的消息：“今年又订了70万订单。”这在当年是个不小的数字，意味着 一年厂长的业绩、工人的工资全有保障了。 受之每次出差回来，带回的消息也是全方位的。我们最受用的是他带回是美术界最前沿的信息。他的两个舅舅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周令钊、一个是湖南的画家。周令钊参与了国徽的设计。一次受之从北京回来，给我们介绍     参与全运会团体操设计过程、众人展示的宏大画面，如红旗  招展、白云蓝天、百花竞放，这些是个人手持彩色卡片，按照规定的音乐节奏，依顺序展示，实际上每张卡片只有一个颜色。受之还给我们展示了其舅舅的设计手稿。画报刊出了何孔德创作的《古田会议》，他到军事博物馆看了原作，说画中毛主席脸部色彩用得特别精到，以致于我后来到北京出差，一到目的地就迫不及待地去军事博物馆看那张油画。 有一年从广交会回来，受之带回一套伍启中画的《国际歌》的连环画，比十六开还大一点，画面采用大明暗块来表现、构图剪裁有点像刚出来的宽银幕电影，近景特写比较多，这在当时比较新颖。 出差途中的见闻和画的南方风景人物钢笔速写一定要和我们分享的。哪个寺庙的明清雕像保存完好，哪个寺庙在修复中，中央美院的教授携同弟子共同完成的造像也很不错。广交会全国富商需求变化，参展工艺品的时尚，白雪石的山水画的雅致……他一一道来，观察、摄取信息的效率无人与之项背。我经常跟不上他的节奏与思维，洗耳恭听的时候多。 回到贝雕厂，复归到他有计划和高效率的工作与生活中。设计、指导创作、读书，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史》，然后冲个冷水澡，躺在床上听英语电台节目提高英语水平。他还有晚间冲冷水澡的习惯，哪怕冬天的寒风在工厂简陋的平台肆无忌惮刮着，刮得再透彻，也能见到受之精干得彻底的光膀子，听到他瓢泼冲水的声音。 和他在一起，我总有一种虚掷光阴的愧疚感。 一段时间，受之在临摹李可染的山水。“李可染的山水墨色厚重，但墨彩华滋、钟灵毓秀，用笔如锥画沙，善于采用逆光的感觉。”他边画边介绍。 三十年过去了，我最近在他的博客里看到一段视频，身为 汕头大学设计学院院长的他为学院画了一张风景画，我看到有点李氏山水的元素。 一个夏季，受之出差回来，又带回全国美展消息，湖北的《地下长城》出了风头。 设计室的画册新发表了黄永玉的《雀墩》，八开全张，印得精致。画还可以那样表现，那么富于诗意的美！中国画？水粉？水彩？这派那派？都不是！全都有。黄永玉的作品就是不同于一般。受之也极为赞赏。 一份画报整版登了一张赭色调的水粉人物画，和那个年代通常的明快、饱和、透亮的宣传画不一样。“你看，整个画面用色并不复杂，土红、土黄为主，整体也很协调。”他这样评价，我若有所悟。 有段时间，他在着手撰写《中国工艺美术史稿》，让我帮他抄录一份。那时复印机技术还未问世。我正好借抄录的机会补习一下历史知识。稿中的图例，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石器、陶器等，是他钢笔绘制，细致、轻松而又准确。我边抄录边临摹图例，几笔勾勒一个石器砍砸器，一笔代表一个面。印象中抄录的稿子写到了两汉时期。当时的工艺美术史还是空白，老的史学家、学术权威进了“牛棚”，只有“梁效”的文章和政治宣传充斥书刊。受之为撰写《中国工艺美术史》做了大量研究。 后来，他成为中国当代设计史教育奠基人之一，著作等身，学术界、设计界见证了他的成就和影响力。可是他早年的卧薪尝胆，却鲜为人知。 那时物质匮乏，没有什么休闲活动，整个县城还没有电视。长航的一家单位拆船拆下的一台彩色电视机，我像看“西洋镜”似的，步行四五里路去看电视节目，只不过看画报大小的屏幕和播出内容基本靠猜的“马赛克”画面。偶尔，我和文祥拉他到我们工作单位的老旧楼房里“打牙祭”，请同房的王兄掌勺做上几个菜，基本“老三样”：椿菜、花生、红烧肉。一瓶红葡萄酒，摆开龙门阵，受之的主讲，任何情况下，这是毫无悬念的。喝酒他向来低调浅酌，有次例外，“龙门阵”中谈起酒量来，他说他是可以喝一点的，我哪里相信？大约装三两酒的玻璃杯倒满，碰杯，每人一杯几大口喝下去，受之从容如前，文祥少喝一点没事，我却当场现丑，不由自主地傻笑。 受之的弟弟习之拥有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还有从拆旧船的朋友那里买来拆下来的一台式旧电风扇。夏夜，受之常约文祥和我到江堤边的 弟弟居所摆龙门阵。习之每次都拿出“保留节目”——蒸八宝饭招待我们。 夏夜聊天海阔天空，“连续剧”却是少数。某日，他在武汉把友人从香港带回的小说《基督山恩仇记》借回，连夜读完后还给主人。这本当时的禁书，一般只能悄悄传看。他回洪湖给我们介绍这本书据传是某大人物放在枕边的书籍，我们追着他几个晚上把全书故事讲完。我们佩服他高超的记忆力，读过一遍，居然能绘声绘色地讲述小说全部故事与细节。 省里传来了筹办全省美术展览征集作品的消息。他利用设计间隙创作年画。从勾草图、定稿、勾线上色，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年画《巧手绘出新农村》创作完成。画面展现的是一个农村姑娘创作壁画的情景，画中有画。民间年画线描明快、色彩平涂为主，略加晕染，表现了农村早春的气息。看到他创作的全过程，从人物形象、表情到动态，都胸有成竹、信手拈来，一气呵成。作品入选了那次的省展。展览在武汉展览馆举行，当时还展出由张振铎、陈立言等人的作品。 唐山大地震后，军民救灾 ，报纸上登出长篇通讯。受之看到这篇通讯，提议与我合作改成连环画，我勉为其难地答应，对他的这份信任是感激的，也很高兴想看看他如何创作，只是担心自己能否胜任。他这人是说干就干、马上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我实际就是协助作些脚本编辑整理工作，受之创作绘画。 连环画像电影一样，再现场景、人物、道具、情节。如唐山的人开吉普岛中南海汇报实情，北京沿途一些市民睡在露天的帐篷里，解放军、市民投入救灾，工厂工人加班生产救灾物资，所有细节好像装在受之的脑子里。他在纸上用铅笔只是三两下勾个位置，然后用钢笔直接画出局部到整体。两个月的工余时间，上百幅连环画就创作出来了。 至于脚本，他根据画面在报纸通讯文字上划出段落，我整理出初稿，他润色后，我再抄一遍。稿件寄出后不久，四人帮倒台，政治的大变局，这套快速反映救灾的的连环画被搁置。不过，我们更加深入地体验了他超强的观察记忆和造型能力，还有那不知疲倦的状态。 冬去春来，为了提高人物绘画的造型能力和结构的准确性，我到码头、茶馆画速写素描，并临摹受之推荐的美国人著的一本人体解剖结构书。文祥去了一趟武汉。那时，从洪湖新堤镇往返汉口大多坐江轮，半夜靠岸到洪湖。我睡得迷迷糊糊中，文祥背着行囊抱着“安琪尔”石膏像回来。 我经常对着这个“卷毛”像一坐三四个小时，打轮廓、画明阴分界线，转折、过渡、背景… Read More »

文｜ 谭文祥 越剧“红楼梦”里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已经是妇孺皆知的熟语了。还有一句草根味更浓郁的“石缝里蹦出个孙猴子”。二者都是说的那种毫无由来、突然现身的人与事。二者的表达都活灵活现，生动非常，一见之下，再难忘记。 紫蔷薇的画作，就有这样横空出世的味道。她在商场上打滚二十余年，两年前开始涂鸦，一发不可收拾。只不过是在纸上，而不是涂在街道围墙上。紫蔷薇画得快乐，那是种纯粹表达的快乐。有刺激，就反应。是那种冥冥之中或画面、或色彩、或物象启示的快乐。她虽画得天真、稚拙，是完全不受拘束的别才，完全不搭理当今学院派的那套训练流程。那种毫不沾染绘画训练体系，毫不沾染绘画史的表达，是艺术天性上的纯真状态。 有本影响过几代中国文青的《金蔷薇》作者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书里有个论断：“诗人是把童年的天真一直保持到成年期的那种人。” 古希腊罗马时，绘画与诗歌同属“七艺”。绘画也如歌谣，天生表达情绪，无需训练。紫蔷薇的画即是实例。 那个后来以象征派诗人博得大名的波德莱尔，青年时期还是个风格犀利的艺评人。他就一再强调，画作中自发率真，远胜于学院派的精致技巧。后者久视之下，索然无味。 紫蔷薇以本心来画，自由自在，即兴挥洒，只属于她自己的世界。她只求画得快乐，所以最宜于与童画相通。东莞有幼儿园小朋友集体仿画紫蔷薇的画，也正理所当然。 其实古今中外艺术史内外，有不少靠本能作画，依天性选择，以画画追求快乐的艺术家。并非所有的绘画作品都要承担意义，更不是如当今以“当代艺术”打包的种种流派作品，没有外加的理论阐释，都活不下去。 苏珊·桑塔格有本文集，就名为《反对阐释》，她说：“纯粹的自我表现，是不需要形式的。”这个睿智的女思想家说的什么意思，对于我们不以理论为业的圈外观众，试着凭借举例来了解一下。婴幼儿不会使用成人世界的所谓语言时，他仍旧是能表达的，奶娃时的咿咿呀呀，到能游戏时的口水儿歌。从成人语言看，只是无意义的声音或无意义的语词拼搭，或者是在拼搭中丧失了它们原有的意义。那么，这些声音是形式，但不是“有意义”的形式。“有意义”在苏珊·桑塔格的使用中，指的是在人群中传播，为一群人所辨识，记忆、解释、重复呈现。 我们难以在紫蔷薇的画中，寻找某派某流的技法的对应物。紫蔷薇的画作中，难寻当今绘画体系认可的有意识的形式。 对于那些熟悉绘画史，熟悉评判标准，熟悉学院训练体系者，对这一大套习以为常者来说，紫蔷薇表现了完整的“素人”创作状态。或者说让自己的作画返归人类的幼年期、青年期那种单纯的，追求快乐的功能。 紫蔷薇画画，对于自己的快乐远大于对我们观画者的反应。或者换种说法，紫蔷薇为她自己而画，远过于为我们而画。 看紫蔷薇的画，总让我们反思，我们在艺术教育中，习得的那套东西，是否真能价值长存。读了点书的都知道胡适老先生的那句名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艺术史、绘画史何尝不是那个小姑娘。有艺术史、绘画史以来，对于几千年来浩于烟海的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现象的挑选、编排、归类、评判、解说，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艺术史家都希望自己能一言盖棺定论，只是时移势易，艺术偏好改变，对于艺术家、艺术作品的挑选与解读又会重新再来。此即种种重写艺术史的冲动。所以西方有关于艺术史演变的研究课题，就如史学史，也是一门学问。 但当今无论怎样编排的艺术史谱系中，到难以找到紫蔷薇这类画作的对标经典。或者反过来说，用现今掌握在学院派手中的艺术史话语体系，阐释不了紫蔷薇一类的作品。因为它不承担社会交流责任，它返归绘画还未分化独立成为绘画的时期，画画仅仅只单纯表达快乐。那是画画的“原生态”。 2017年12月12日

来源：私人史 作者：谭优学 文教界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知道吴宓先生的人，大概并不少。据说《大英百科全书》里也列了他。可算一个“知名人物”吧。但这标题得先声明一下：“棚”非“朋”之误，两字也不能通假，请校勘学家不要误会。不管从哪方面说，我还够不上是吴先生的朋友，但确实是“棚友”，同在“牛棚”之友也。然而我知道他的大名，却是猗欤久矣。近日偶阅1984年《学林漫录》第九集金克木《记曾星笠（运乾）先生》那篇文章，其中有这么几句话：“……还有吴雨僧（宓）先生，是一位新旧文化交替中的特殊人物，却还未见有文章谈他。”不免触发了我想来补这个空白。不过说起新旧文化，我都是外行，说不出个什么道道来。这儿只记我与吴先生成为“棚友”前后的一些闻见和个人的想法。以上算是“序”或者叫“引言”吧。事情得从头说起，圣经贤传不云乎：“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么？“近道”何敢，为记叙方便而已。这得请读者不嫌我啰唆为荷。大概是1937或1938年吧！那时我正在高中念书。一天，从《大公报》上看到一篇很长的大学各科“部聘教授”名单，记得中国文学有胡小石先生，英国文学是朱光潜和吴宓。至今印象深刻，其他的人名全忘了。为什么呢？大概因为我比较喜欢中国，而最感头痛的却是英文。从高小到高中，以致后来上大学，英文总是不及格。最难背的历史人名地名，我都记得，却偏偏记不得英文单词。因此，我对于英语学得好的人，总是肃然起敬，艳羡得很。即使在“不学ABC，照样闹革命”的喧嚣声中，也并未降低我的肃然和艳羡——不过，我“狡猾”，没有表现出来。从此我这个小小中学生，对鼎鼎大名的英国文学部聘教授吴宓先生，有了不忘的记忆。上小学时，老师教了我们读《婉容词》，对作者吴芳吉很崇拜。后来知道吴芳吉就是白屋诗人，而且是咱们四川江津人，崇拜得更加虔诚。过了些年头，友人送给我一部《吴白屋先生遗书》，知道吴白屋吴宓二吴是挚友，还有《两吴生诗集》，也有《吴宓诗集》一大本，使我对吴宓先生就更加景仰了。学贯中西嘛，怎不令人佩服？不过他的诗集，很抱歉，我却没有拜读。我得老老实实，不能冒充读了。因为在“史无前例”中，“造反派”经常呵斥我们：“要老老实实交代！”所以我至今是老老实实的。没读就没读，不能说谎。后来，有点糟糕了。我从鲁迅先生的文章中，三次碰到他批评吴宓，大意说吴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化身。新中国成立前夕，又学习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更不那么景仰了，尽仰，颈仰也仰痛了么！但对于他是英国文学部聘教授，精通外语，还是肃然起敬，很艳羡的。1954年，我在一所高等师院附设工农中学担任教育行政工作。院领导为了提高我们学校历史教师的业务能力和历史教学水平，叫我们和历史系的教授讲师们开个会，见见面，以便今后帮助我们，我们好向他们请教。会上介绍时，就有吴宓先生在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头戴一顶褪了色的毛线睡帽，一套很旧的中山服，朴素得近乎寒碜，与他的名声很不相称。真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却又使人有“一旦得见，雷从耳出”之感。我是欠恭敬，犯了“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毛病。我想他怎么又搞到历史系去了？而不在外语系或中文系？当然不好问他，他很热情，表示凡来问的，一定尽量解答。这印象给我却很好，其实会后我们的历史教师并没有去向历史系的教授讲师请教，不知什么缘故，“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吧？很辜负了院领导的一番好意。大概生扯而不拢与？1961年夏，我在某高校学习结业了，被分配到这所学院的中文系教书，第一次教研组会上，吴宓先生赫然在焉。他怎么又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了，却没有去外语系？我不解，也一直没去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是恪遵了的。根本不问这件事。从此，我就忝与吴先生同事且同组了既在一个组里，何以没给他排课？他身体也蛮棒嘛。我刚去，记得让他教了一年级一个学期的“文言文导读”，以后就一直没他的课上。不过，学院办助教进修班，派他教英语，这可算发挥了他的长处。英国文学的部聘教授岂有不该教一个助教进修班的？这当然是领导的英明决策。后来得知他在班上可能因为讲语法造例句，造了“三两尚不足，而况二两乎”的句子。那是困难年间，就被领导和学员认为他在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从此被撵下讲台。文革中，批斗他时，少不了要举这个例子，证明他很反动。“革命群众”一举这个例子，无不义愤填膺，咬牙切齿云。原来当时的领导和学员中的积极分子认定吴宓很反动，是不能让他借讲台“放毒”的，所以从此没给他排课。他当时是学院仅有的两个二级教授之一，月工资270余元。有的助教这就有意见了：光拿钱，不做事，白吃人民血汗。其实吴先生是曾要求上课的。他说他有最简便的办法，三个月内可以将英语教上路，只要肯学，一定不难学好。也不知他那办法灵不灵，因为没有让他试验，怕他又来个三两二两的。我也没打算“老来出家”（去学），所以始终未去领教。系里年轻助教舆论云，吴宓并不懂什么英国文学，只不过记得一些英国作家有几个女儿有几个儿子，恋爱过几次，她们的长相、性格、家世情况如何，作家屋子里有什么陈设，如此等等；或者一些文坛掌故，文人轶事而已，这有什么用？说不上文学。似乎他们比吴宓还内行，故能指出其短处。我是不懂英文的，也没有向他做调查研究，不知是不是真的。但我和他相处近20年，却从来没有听见他口吐一个英文单词，更不必说抛一句英文了，这和张乔治、李约翰、王玛丽之流，口中常抛出些洋文，迥然不同。算守旧呢？算什么的？我不清楚。舆论既然如此，吴宓不但不通英国文学，一个同志说，就是中国文学，也没有什么修养的。例证是他认错了两个字。说他还自以为很热爱中国文学、中国传统文化呢！又一个同事向我抱怨：吴宓这人真无用，叫他校对教材，尽把简体字改为繁体字。的确他是从来不写简化字的。吴先生反对文字改革，反对汉字拼音化是出了名的。因此为他的“花岗岩脑袋”“老顽固”添了一条有力的“证据”。汉字改革是毛主席的指示，是鲁迅的主张。吴宓反对文字改革，就“等于”反对鲁迅，反对毛主席。非反动而何？看，多么严密的推理啊！所以文革中，列举其罪状，总少不了这一条。后来，我在想，吴宓先生是精通拼音文字的。和汉字比较起来，音符与意符文字的长短利弊，他应该是很了解的，何以还“顽固”地反对汉字改革？我不是文字学家，不懂。最近，一位朋友告诉我，逃居美国的林语堂，曾说过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第二道长城。大家都知道林语堂博士比吴宓先生更学贯中西，他也这么说，其意若曰，汉字拼音化，就等于毁掉中华民族的第二道长城。今天，第一道长城都不容毁，毁了的地段，还要修复呢。当然有些人可以下结论：林语堂、吴宓就是“一丘之貉”。这多干脆简明啊。吴宓抱住汉字不放，真叫作“顽固到底”。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树立了一种牢固的信念：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简言之叫政治挂帅。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凡事绝对化不得，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不承认学术问题对政治有相对独立性，许多问题是扯不清楚的。否则就无所谓“百家争鸣”了。吴先生很笃于友情。吴芳吉去世多年了，但他每月寄钱去接济吴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儿子。据说从未间断过。除了吴家外，他还接济一些有困难的朋友。吴先生不抽烟（而且讨厌抽烟），不喝酒，似乎也不买什么书，他的一些外文书都捐给院图书馆了，收入那么多而生活很简朴，他的衣着，在全院老教师中算最坏的，甚至有人目之为“老叫花子”。是“豪华落尽见真淳”吧？他每月270余元哪里去了呢？有些青年教师经过调查研究，断言：拿国家的钱去接济坏人了，是吴宓立场反动的表现。这又是吴宓的一条罪状。文革中“革命群众”批斗他时，也没有少掉这一条。其实，吴先生不但“接济坏人”，“好人”他也是接济的。“好人”向他借钱，他都肯借。有些是存心借了不还，理由是：不义之财该拿来共产。“好人”不还，他也并不逼着要，久了也就算了。认真说来，吴先生在金钱上是慷慨的，并非吝啬鬼、守财奴那一路数的人。文革中，我们被扣了工资，只发生活费。我向他借了近百元来生活，后来如数奉璧，他还感激称赞说，只有您这么讲信用啊。据此推知，对他不讲信用，借而不还的是大有人在。《增广贤文》曰：“酒中不语真君子，财上分明大丈夫。”大丈夫小丈夫且不去管它，与朋友信嘛，这恐怕应是做人的起码品德。因为吴先生是个“高薪阶层”，我们刚成为“棚友”时，白天劳动，晚上“学习”。监管我们的“红卫兵小将”有一天晚上，“学习”完，叫我们各人滚回去，只留下吴宓，说是要对他单独训话。我们都很关注“训话”的内容，因为休戚与共嘛。但又不敢打听。这是“纪律”，不得违犯。记不清过了许久，终于知道所谓“训话”者，红卫兵小将要他出200元钱，作为捐献，支持红卫兵小将去“大串连”也。吴先生说他是“赎罪”。我们认为这是可耻的敲诈勒索。不但勒索了吴先生，另一“肥实”的“棚友”也是被勒索了的，且遵令不得泄露，否则，“一切严重后果，自己负责。”还是那位棚友的夫人——没有辫子，挂不起，毛着胆子去问那个“革命组织”，事情才敞开来。真是，在“格抄勿论”，“格斗勿论”，“格砸勿论”，“格抢勿论”之外，还发明了“格借勿论”，这也算“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吧。我还是没有调查研究，不知“格借勿论”去的钱退出来没有？吴先生离婚后，晚年曾得到一个女生的爱戴，后来作了他的夫人。可惜这位夫人患肺结核，不久就死去了。吴先生将她土葬在距学院数里外原是乱草坟的地方。文革中批判他时，同组一个青年积极分子揭发说，这个女人地主家庭出身，痨病鬼，吴宓爱她，她爱吴宓，心有灵犀一点通，立场同样反动，所以一拍即合云云。又揭发吴先生寝室中还变相供奉着她的灵位。有一年清明节，吴宓还偷偷摸摸去上坟扫墓，烧钱化纸，大搞“封建迷信”云云。那位青年教师又是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当我们第二次被“勒令”集中监管“学习”时，监督者忙于“革命”搞武斗去了。棚友们违背学习“纪律”，便不免闲扯起来。一次，吴先生不在，棚友中他的一个学生辈说，吴宓一辈子搞女人，弄得和师母关系不好，他们也不离婚，君子协定，分居各过生活，吴宓每月按约定给师母送生活补偿费。那时他们都在昆明，吴宓很守信用，每月领了薪水，当天即奔赴师母住处，笃！笃笃！敲开门，脸朝着一边，手递过钱去，师母接了，他转身就走，不看也不交言。又说吴宓从美国留学回来，在上海和一个有名的交际花叫毛彦文的，打得火热。毛要求结婚，吴宓老是迟疑不决。突然一天，吴宓接到毛寄来的结婚请帖，是和曾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的熊希龄结婚。毛37，熊73，年龄倒转巧合上海传为“佳话”。这可把吴宓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悲愤之余，赋诗抒怀有云：“奉劝世人莫恋爱，恋爱无益有百害。”吴先生的奉劝当然不起作用，世人照旧恋爱不误。我们听了，一阵哈哈。自幸没有拜读吴先生的诗集。但不知那位棚友所叙是否属实。我不是“专案组同志”，没有资格去“清”别人的“队”。无法核实。也是那位棚友讲了吴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的另一件轶事。昆明当时有个牛肉馆，老板异想天开，招牌标为“潇湘馆”。吴先生是红学家，很气愤这家馆子胆敢亵渎林妹妹，提着手杖去一顿打，锅盆碗盏，盆盆罐罐，被砸碎一地。吴先生是社会名流，名教授，那牛肉馆老板只好自认晦气，谁叫你乱去附庸风雅呢？舆论说，该打。这或可看出吴先生维护传统文化尊严的憨厚直戆，可以发给精神文明奖。1966年夏，从学习《五一六通知》起，到9月初我们被“揪出，挂起”那一段时间，因为搞运动——其实我们是被搞，规定天天到教研室学文件，写大字报揭发，我们能“揭发”谁？只有被揭发。吴先生的任何一句话，都是要挨批驳的。为了“加强火力”，领导还特从其他组调来几尊大炮——最革命的积极分子，专轰早已内定的我们几个。例如吴先生曾说，他在哈佛大学时，系里（院里？）办事人员只有一两个，事情却办得井井有条。这就不得了了，“大炮”立即发言，骂他是崇洋媚外，攻击了我们的人事配备，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引而申之，不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吗？！真是“狗胆包天”！事后吴先生悄悄问我：“怎么现在他们对我这么严厉了？说任何一句话都错？”我说这是在搞运动，对我们老教师——当时还没有发明“臭老九”之称——要严厉些。运动过了就好了。哪料到一运动就是10年！连他的健步如飞，也被“运动”成了个跛子。此系后话，且按下不表。1966年9月初的一天，我们早已被抄被揪过了，战战兢兢地坐在教研室里。忽然一个“革命小将”叫我们出来，在巷道里站成一排，赏每人一块上书“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牌子，挂在颈上，亮在胸前。挂讫，押到大操场主席台上去接受批斗。啊哟，我的乖乖！济济一台的“牛鬼蛇神”！台下场上黑压压的一片“革命群众”。我们虽然是“一小撮”，但也不免有“浩浩荡荡”之感，并不觉得孤寂。吴先生就走在我的前头，躬腰站在我的旁边。批斗完毕之后，系里一个“革命小将”向我们宣布：从今天起，你们被专政了，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或写交代，准备接受批斗云云。这里得诠释一下“棚友”之义。棚者，牛棚也。凡住人牛棚者，相互间，均得谓之棚友。人而谓之牛者，斥言之耳。牛系牛鬼蛇神之省称也。我为什么仿《公》《谷》笔法，之乎者也地解释一通？盖窃恐一百年后难住考据学家搞不清楚。用心该算是好的。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住”牛棚，晚上是各自住在家里的。不可“诬蔑”“革命群众”。本来“革命群众”正筹设牛棚，勒令我们住进去，好监督管理。一时还没找到适合的地方，“保”与“革”之间便激烈斗争起来了。接着又是“一月风暴”和所谓“二月逆流”，他们忙于“揪走资派”，又接着弃文斗而武斗，“革命行动”忙煞了“革命小将”，也就无暇考虑我们的牛棚问题；当然我们很乐得如此。我们的牛棚，其实是存放锄头、箩筐、扁担等劳动工具的地方。一片矮塌、潮湿、阴暗的瓦房。每天早饭后，他们遵令低头列队站在指定的教学楼前，恭聆小将一顿呵斥训诲后，就下降到牛棚，由队长分配任务，拿起工具就开干。这时，吴宓因为年纪大了，监管人默许他就留在牛棚里，为我们看守衣服。有时叫他烧开水，他却分不清水开没开，大家教了他辨认，还是搞不清楚。有一次，在牛棚附近插红苕秧子和栽大蒜，轻微劳动，叫吴先生参加。他分不清倒顺，都栽插反了，出了洋相。被舆论斥为“百无一用的老废物”“剥削生活过惯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云云。那时用脑子是不算劳动，只有种庄稼做工才算。让吴宓种庄稼哪能不出洋相？那年头出洋相的总是知识分子。至于从大字报和高音喇叭传出的批判词中，常常会碰到“向偶（隅）而立（泣）”呀，“现刑（行）反革命”呀，“沾（玷）污”呀，“七屈（届）二中全会”呀，据说那正是“造反派脾气”的表现，谁敢说他们错了呢？“知识越多越反动”，愚昧是最革命、最好的。我曾暗中打油二句：“悔不当初事百工，亦未南亩学老农。”而今落得个“牛鬼蛇神”的恶谥，将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呜呼！彻底完蛋了。至于吴宓先生的完蛋，会比我更彻底，我想。1968年夏，两派斗争又紧张起来。“革命群众”突然对吴宓采取了一次“革命行动”。抄走了他的“反动日记”。这可惹下泼天大祸了。不但自讨苦吃，还连累到我们。他日记里说，叫中学生造反，等于拿小刀给孩子玩，没有不伤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罪状之一。日记说“姚文元在江青卵翼之下”，是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姚文元。罪状之二。日记里有些地方对毛主席的文艺讲话，说了不全赞同的话，“狗胆包天”，竟敢“唱反调”！罪状之三。我们在“学习”中，监督有时不在，不免对两派的某些事有长短得失的议论。他也记在日记里，而且记下是“某君云”。“牛鬼蛇神想翻天了！那还了得！”于是我们被勒令于某日上午去某处集合。其他系的几条“辫子”挨了毒打，杀鸡给鹅看。我们还挨了一顿毒骂。吴宓大概因为年老，免于挨揍，但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严加监管。还据说“两派同志都同意，公安部已批下来给吴宓戴这顶帽子”。这下真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1969年和1971年，我们都曾被赶到川东某县某乡的一个幺店子旁边去劳动和重新清队。住地原系劳改农场，以后学院就办在那里。我们当然很清楚，“革命群众”是劳动锻炼和“清”我们，我们是劳动改造和被“清”。很荣幸，我的“罪恶”轻些，已放到“革命群众”中去受监督。领导宣布编组名单时，摆在最后，加了“还有”，以示区别。其实我并没有妄图混进去的意思。而“现行反革命分子”吴宓的几个棚友，“罪恶”大概重些，单独关在一边。三顿饭前，拿着碗筷，还要站在毛主席像前“请罪”。我虽有罪而不请了。谁愿意无罪去请罪来着？但“革命群众”只要高兴，随时可以喊着吴宓或我们的名字，奚落或臭骂几句，吴宓点头称是，我们默不作声。“秀才遇到（红卫）兵，有理说不清。”何况你根本无权说呢？“闭关自守”，是我们的基本对策。一次，开吴宓的批斗会，会毕，两个最富于革命精神的彪形“革命‘大’将”把跪着的吴宓，凶恶粗暴地拖出去，这是按规矩不能由自己“滚下去”的。不知是有意或无意，一下子竟把吴宓的一条腿整坏了。从那以后便成了跛子，再也不能健步如飞了。“革命群众”说，对“现行反革命分子是不能手软的，否则便要丧失革命立场”云。吴先生鳏居多年，由一个隔房的妻侄儿经佑他，给他当佣人。这个妻侄儿五短粗壮身材，流里流气，不三不四，说不准那是个什么人，总之，大家对他印象不好。吴宓先生为人忠厚，困难年间，上级分配给他“高知”享受的许多东西，买来都归他侄儿享用。前后两间屋，好的一间让给他侄儿住。这大概是“爱屋及乌”的缘故吧。文革开始，“橫扫”一切，那侄儿被扫回老家去了，吴先生已是“牛鬼”，当然不能有佣人了。白天进牛棚，早晚生活自理。人是个贱皮子，颠顿狼狈，也存活过来了。从1972年开始，革命高潮已过，学校又逐渐从那幺店子旁边迁回重庆。1973年，工农兵进大学“上管改”，当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找哪个做“黑靶子”呢？吴宓名气大，最合适。上头也派了人来住下一同整材料。整来整去，就是那么几条（如上文所说的），没有新的。“可恨”的是，这吴老头历史上连普通国民党员都不是，更不要说军、政、警、宪、特、反动会道门了。再打死老虎，激不起群众的义愤，收不到什么效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斗吴宓，肯定抓而不灵，只好收刀捡卦，算了。这是粉碎“噬人帮”后，上头派来的那位同志，亲口告诉我，对吴宓曾有那么一场暗算。对吴宓既然“算了”，组织和“革命群众”也就不再去管他。“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就不翼而飞了。吴宓更加衰老，他后来雇了个中年妇女照看其生活起居。据说每月给好几十元的工资，他从不亏待佣人的。公私均忙于迁校搬家和给“上管改”的工农学员上课，事情很多，无暇去理吴宓，吴宓和这些事也全不沾边，再说，牛鬼蛇神哪有资格去沾边呢？我有时偶尔碰到他一瘸一跛地在他门前路上散步，女佣人的姑娘还得在旁边扶着他。招呼他，他却叫不出我的名字，老糊涂了，我想。吴先生雇的中年妇女，早来晚归。听说有一夜，吴先生从床上跌下来，稀里糊涂在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被女佣人发觉。年过80，记忆力消失殆尽，谁也不愿去看看他。说他精神上“晚景凄凉”，应是恰当的。听说他两个女儿中有一个是党员高干，要坐小包车来看父亲。单位领导也为此忙了一阵。高干一走，“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女儿也未能把固执的老父亲接走。后来吴先生的陕西泾阳老家，派人来将他接走了。落叶归根，狐死首丘，这大概是吴先生情愿的。吴先生长离单位归去，不知有人去送行否？我估计有也很寥寥。我们这批“棚友”就没有一个人去的。再则，那时谁又敢去呢？大概是1978年吧，听说吴宓先生已在原籍老家病故。大概又过了一两年，由系主任主持在教研室里，开了一个规模小得不能再小的追悼会。历时大约十分钟。用意算是平反，恢复名誉。主持人报告中说，吴宓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反动派再三逼他去台湾，他坚决拒绝了。可见吴先生在政治上何尝无可取之处？！然而他自己从来没说，大家也是第一次才听到。从这件事看来，并不如“革命”大小将呵斥的“反动透顶”。反动容或有之？透顶则未必也。根据我近20年的观察，说吴先生思想反动，也还需要研究一下：正如毛主席所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爱国的。他们对新社会一时还不习惯，有个适应的过程（大意）。我觉得这是很公平的。我从来就没有听他说过一句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话。用马列主义思想、共产党员水平（我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去要求吴宓这种旧知识分子，当然就百无一是，“反动透顶”了。这是时代的“悲剧”吧？“在劫难逃”！但我深信、庆幸，在我们新的党中央领导下，这“悲剧”是不会重演的。“棚友”吴宓先生安息吧。

来源：私人史 作者：王世襄 一 　　文革期间，因只发给生活费，难养五口之家，营养不良而劳动繁重，经常蹬三轮车去大郊亭拉五袋洋灰回沙滩红楼，往返三十多里。至一九六九年肺病复发（“三反”冤狱，还感染上肺结核，释放后治疗一年始愈），且有空洞，医嘱卧床休养。军宣队则勒令必须于十月一日前随同文物局系统下放湖北咸宁干校。　　到干校后，先分配看守菜地，随即参加开畦种植。有一天看见田埂上一株油菜遭风雨袭击，根大半外露，茎亦已伤折，但金黄色菜花开得十分灿烂，有的已经结子。我因它而受到激励，口占小诗： 　　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　　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从此我坚决仿效“菜花精神”，顽强面对现实，不仅要生存下来，还要为人民、为国家勤奋工作，做贡献，出成果。有此精神支柱，居然在艰苦环境中战胜了病魔。到了一九七一年，每天竟能从低洼的水塘中挑一百多挑水浇菜地。军宣队司令在一次对全干校的讲话中说：“你们死了心吧，别想回北京了，把老骨头扔在此地吧！”他自喜已经完成一项“伟大的革命工作”——为一大批来自首都的“牛鬼蛇神”找到了葬身之地。没想到连我这个有肺空洞的病号也能康复，最终返回了北京。当然我是幸运者，死在咸宁、没能回北京的也颇有人在。　　“菜花精神”成为我终身的座右铭。天假我年，从干校回京后又争取到三十个春秋。已经出版的约四十种著作，绝大多数是在这些年里完成的。 二 　　老伴袁荃猷的工作单位是中国音乐研究所，也属文化部系统，但干校不在湖北咸宁，而是由天津宝坻迁至团泊洼。一九七〇年五月，该校团部发来电报，告我“荃猷病危”。因无一语言及病情，我猜测不是患了急症，就是发生意外，故焦虑万分。承蒙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先生和北京图书馆冀淑英研究员同情我的处境，欣然借钱给我，才凑够车票费用。但向军宣队请假，以我尚未“解放”为由，坚决不批准。一周后收到荃猷二姐来信，告我所患为精神分裂症，已住入安定医院，似无生命危险，我始稍安。半年后荃猷清醒过来，重返干校。　　一九七一年，咸宁干校多人获准离校探亲。我再次申请，仍不批准。　　一九七二年，因查明有一个与我同姓名的人曾参加过国民党，与我无涉，才宣布我被“解放”，并批准去团泊洼干校探亲。不料见到荃猷的次日，就收到三封加急电报，命立即返回咸宁。待我询问原因时，军宣队只说“需要”两字。过了两三个月，我连连长（由我所同事担任）透露，只因军宣队看到报上有美国官员黑格来华的消息，怕我和他联系上，所以命令速返。我不禁大笑，一个区区从事文物研究的工作者，只不过在三十多岁时曾出国参观过博物馆，竟能结识现在当政的美国政府要员？军宣队岂不是太抬举我了！别说是黑“鸽”，就是白“鸽”我也不认识。时连中传为笑谈。 三 　　到了1972年，不少人陆续调回北京，每连只有二三十人。食堂粮油满缸，白糖盈坛，圈中肥猪头数不减，常用猪肉换来鱼鳖，故生活大有改善。此时已无人劳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则春挖山坡上的兰草，秋寻栎根上的灵芝，貌似逍遥自在，而实忧心如焚。时光流逝，岁月蹉跎，难道大好年华，竟被如此浪费掉了？也有诗为证： 　　春搴兰草秋芝草，朝啖团鱼暮鳜鱼。　　日日逍遥无一事，咸宁虽好却愁予！ 　　按：“愁予”一词出自《离骚》，屈原正是用此二字来表白心态的。 本文选自《北京文史资料》第69辑，其中前两记被收入《锦灰三堆》一书，题为《咸宁琐记》

来源：私人史 作者：朱学勤 我小时候听见火车凄厉的叫喊，就对它有向往。少年人常有离家出走的梦，有时果然在外溜达一夜，最爱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老北站，还有共和新路上的旱桥。我喜欢趴在栏杆上，看桥下那两条向远方伸展的铁轨，南来北往的火车喷出蒸汽和煤屑扑面而来。但是第一次坐火车的记忆却不愉快，甚至很恐怖。9岁时随母亲返乡，在老北站的昏暗灯光下，几个犯人五花大绑，先是面壁而立，然后被吆喝着上了我们这节车厢，就坐在我和妈妈的对面，手绑在背后，闷闷地不发一语，瞪了我们一路。“三年自然灾害”留给一个儿童的视觉底色，就是昏暗灯光下的五花大绑，以及押解人员黑森森的枪口。…… 一 　　1966年大串联，我还没有进中学。父亲为了让我“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毛泽东语），凑了20块钱，安排我和邻居一个高中生出去串联。我们是在那一年11月16日中午离开家门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我上街革命的第一天，是坐市内电车要买票，到火车站乘火车反而不用买票，大概这就是后现代所说的“隐喻”，预示着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改邪归正。车站内人海鼎沸汹涌澎湃，一浪接一浪地拍击着破旧的老北站，候车室栏杆就像一片岸边水面上的树叶，左右摆荡，不见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上前扶正。学生们势不可挡，冲上站台，黄军装，红袖章，指点着横卧在他们脚下的条条长龙，想上哪一列，就上哪一列，如入无人之境。那股革命豪气，确实比1949年这个城市的小市民挤在外滩大楼前轧黄金好看。那时我童心尚未褪尽，小男孩对充满军事色彩的“八一”圣地比北京还要向往，于是先挤上一列去南昌的客车，结果发现人太挤，无法立足，只得快快下车。此时正好一列长长的闷罐车在站台另一侧拉着汽笛开进，于是便转身随众人涌入，一屁股坐了下来，管它向北向南、苏州杭州。车停处，还真是杭州，这就是我的串联第一站了。　　杭州七日，开始还很自觉，总是在浙大、杭大围着大字报转。　　人小，到底熬不住，最后还是去西湖、六和塔探头探脑，参与了“游山玩水”。大串联岁月很容易游山玩水，但“游山玩水”却又是个最不好的字眼，后来听我爱人说，她们当时就比我们革命，在杭州一个多星期，居然不知西湖在何方，始终守在大学的大字报区，拼着命抄。为此，我很长时间觉得矮她三分。文革中通常是中学生比大学生“革命”，而女生又比男生“革命”。几十年后我读到卢森堡名言：“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女人的虔信与偏执，验之文革，确实如此。　　一星期后，我们又去挤南下广州的火车。那时从上海方向过来的49次特快是中午12点半进站，列车一停，所有的车门、车窗统统关闭。里面的小将大概是挤苦了，视外面的小将如虎狼，坚拒不纳，成冷战状态。双方僵持了好几分钟，终于有一个卧铺车窗开了一条缝，却只伸出来一个茶缸，成千上万个革命小将就涌向那条缝，争着给那个茶缸注水。水一满，茶缸一缩，窗户又要落下，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北京小将将一根扁担伸了进去，众人齐声发喊，如撬杠般将窗户缝越撬越大。但是撬到一定高度，扁担就使不上劲了，双方又成僵局。塞扁担的红卫兵一看我这个小不点儿，立刻把我高高抱起，像塞一件小行李一样，将我往那条缝里活活塞了进去。我进去后，立刻返身抱住那个正在关窗户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将他往后拖，如此里应外合，这节卧铺车厢终于挤进了二三十个人。火车因此在杭州站晚发一个多小时。但待列车长鸣，车厢一晃动，大家前仰后合一番，很快又成了红卫兵战友，刚才恨不得大打出手的“车下派”与“车上派”相互挤插，逐渐安顿下来。我记得有两个细节很感人。当时坐在下铺座位的是一群女生——上海光明中学的高中生，站在一边的男生就不好意思去挤。她们见我还是个孩子，站得时间太长，拍拍腿说，“你就轮流坐我们的膝盖吧。”那样的单纯爽朗，在今天的中学生中大概只能引起一阵暧昧的哄笑，但在当时却很平常，谁也没有往其它方面想。头顶上还有两个上铺，拥挤着一个工人家庭，是内迁支援广州建设去的，拖儿带女，还有一个老人。底下的红卫兵就相互约定，人家是花钱买卧铺票的，我们没花钱，再挤，也不能占上面那一家人的铺位。就这样，底下的人站着，上面的人睡着，两天两夜到广州，大家成了好朋友。文革是万万应该否定的，但万万不能像今天那样先否定，后封存。如此否定加封闭，肯定会有报应，近年来新左派思想回潮，即可视做现世报应之一端。文革如果是一口井，也应该允许把井钻打得深一点，钻出一层层岩芯，能养活一大群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200年近千名历史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唾沫，唾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井底最黑暗的暗箱还没有打开，却已经被淤泥保护起来，淤不见底，“浅”不忍睹。　　广州给我的印象很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国民党纪念性建筑，真像一个前朝的背影，在一片红海洋中很不协调。我们住沙河，到市区必经过一条“先烈路”，而“先烈路”纪念的并不是江姐、刘胡兰，而是国民党成员，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十九路军将士公墓等。那些建筑的风格也很独特，既有南国风味，还有明显的西洋风格，两者糅合，不协调，却也不难看。我对广州的这一早年记忆，后来在美国南方游历时得到印证。那里也是与北方不一样，到处是纪念南北战争的建筑，而且总与北方说得相反。从此我对南方这一简单的地理名词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总觉得凡地处南者，有“它者”意蕴，被遮蔽着，却因此而有神秘感，奇奇怪怪的东西在底下蠕动，温暖暧昧，使人不敢遽断。　　两年一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时坐火车就是另一番滋味了。上海有几百万知青下乡，几乎是哭喊着从母城分娩出一座子城，破旧的老北站，就是这一喧闹的硕大产房。谁也受不了这样的分娩，何况三、五天就要来一次，老北站不堪忍受，就把这一光荣任务转移到远在北郊的彭浦货车场。彭浦货车场空旷，潦草挂几条红色横幅，就算给孩子们送行。送的次数多了，“热烈欢送”这四个字就不用改，只改它下面的地名：今天蒙一块“黑龙江”，明天蒙一块“云南”，后天再蒙一块“内蒙古”，下个星期如果又是“黑龙江”，把蒙在它上面的前几个地名统统拿掉就是了。弄堂里有一些更小的男孩，肯走路，每次都步行两三个小时去看热闹，回来说：“先是锣鼓喧天，口号震天，送的人喊，走的人不喊。汽笛一响，火车一晃，哭声马上压住了口号。一万个人一起哭，吓死人！”我那时虽然左，决心到一个上面没有动员的地方去插队，所谓“越是艰险越向前”，但是听这些孩子说多了，心里也是黯然。等到自己走的那天，不流泪，却与车站工作人员为小事而大吵一场。火车把我送到的　　那个地方叫兰考，再步行70里，才算目的地。以后的日子，每年就在“回不回去过年”的盘算中度过了。一年中有几次到县城办事，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到火车站去站一会儿，向着上海方向回望。这种对火车、铁轨的眷恋，自己也知道不好，说明扎根农村的决心还不牢靠，回生产队后就不敢对集体户里的革命大姐们说。但是每年到秋后，探家思绪总是难以抑制，头一年秋后算账，共得余粮款13元整，不多不少，等于一张从兰考道到上海的座铺票，买了这张票，等于下一年不吃不喝，这就绝了买火车票回去的念想。我后来听说，1979年知青刮起回城风，上面的政策之所以让步，一是云南知青集体请愿搞大了，二是上海知青在北站附近集体卧轨：惊动了国际观瞻。冥冥之中，似有一报还一报？知青们是敲锣打鼓坐着火车离开生身城市的，最后争取回城，居然也是排着队，一个一个从容卧倒于火车铁轨而得以实现。 二 　　就是在知青时代，我学会了爬火车、钻火车、跳火车这些荒唐勾当。先说爬货车。　　河南穷，兰考更穷。焦裕禄去世后，兰考还是有出门讨饭的习惯。尤其是到每年的五月，青黄不接，出门要饭是天经地义，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生存权”，联合国也挡不住。我那时还很崇拜毛泽东以乞丐身份走遍湘江两岸作社会调查，也想随老乡出去要一回饭。我联系的那户人家，成分绝对纯正，贫农，他们同意我以家庭长子的身份一起随行。不料大队支书知道后，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怕上面怪罪下来，他承担不起。那户人家走了，但他们留下的要饭经验鼓励了我：只要有一块脏手巾包住头，穿对襟衫、圆口布鞋肩上挂个布褡，作贫下中农状，陇海线、京广线上的货车随你坐，谁也不会拦。我和集体户另一个成员下决心化装成那个效果，像个偷地雷的模样，鬼鬼祟祟地出了村。　　从兰考到郑州，确实没有人管，风驰电掣，如入无人之境。但是火车一停，问题来了。眼看它呜呜叫着到郑州车站，却不靠站，而是通过，一直开向郑州大北郊，停靠它自己的到达场才歇脚。从到达场下车，往回走，经过编组场，走到出发场，至少有四五里铁路线全靠步行。就在这段步行距离中，我鼻梁上的眼镜出卖了我，哪有贫下中农戴眼镜出来要饭的呢？三问两问，铁路职工就问出了我的底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听说我们是上海知青，反而更加同情，带我们去铁路职工食堂吃饭，白面馒头糊辣汤，在农村两年没有吃过一顿这么好的饭，当然是狼吞虎咽，稀溜溜喝出一串响。饭后摸到出发场，又犯了难。那是全国铁路系统最大的出发场，有几十股道岔，几十辆火车头全停向一个方向，生火待发，喷云吐雾，场面很壮观，也很迷人。但是，谁知道它们是奔南，还是向北呢？我们俩就在火车肚子下钻来钻去，张皇失措，就更像偷地雷的样子了。　　这时，一个摇着号子灯，哼着小曲，像李玉和那样的铁路工人走了过来。他看出我们的窘境，居然教我们读那些信号灯：原来每一股道岔上都竖着六个信号灯，两列三行，六盏灯亮出不同的排列，就指示出灯下待命的火车头出发后，奔向东南西北不同的方向。全亏那个“李玉和”说出了“密电码”，我们终于得救。夜幕下的郑州出发场，铁轨密如蛛网，蓝色信号灯闪烁不停，我按图索骥，很快找到了一列即刻南下的火车。火车折向京广线后，要比陇海线上更加生猛，咣咣咣一鼓作气，新郑、长葛、许昌，一路不停，全是通过，比特快客车还威风。直到天亮，才在漯河站慢慢停靠下来，大口地喘气，加煤添水。我们正得意，突然听到天桥上有人惊恐地叫喊：“你们不要命啦？快换地方，换地方！”抬头看去，原来不是来抓我们的警察，而是一个铁路女职工路过天桥偶然发现停在天桥下的这列敞篷车上有两个“乘客”，坐的位置极其危险，才大呼小叫起来。　　她在桥上，我们在车上，一时听不清，双方又喊又比划，就像聋子的对话，半天才弄明白危险所在：这节车满载原木，前头空出一公尺左右的空挡，我们就坐在那个空挡里，火车一旦遇到意外紧急刹车，身后的一车皮原木控制不住惯性挣脱捆绑的铁丝冲上来，非把我们撞成两张薄薄的肉饼不可，这段道上刚发生过这样的惨剧！真要感谢这个善良的女职工，她首先想到的不是把这两个“盲流”抓起来，而是指点“盲流”离开险地，另找一节安全地方。这一来，我们就不是偷地雷的鬼子了，而是相反，像铁道游击队员那样，掂着布包袱，在车厢顶上跨着走，而那个铁路女工，就像芳林嫂那样，站在天桥上远远指点着我们。每跨一节车皮，我们就回头看一次芳林嫂的手势，张嘴作询问状。终于找到一节装机器的敞篷车，而且是在机器的后面而不是前面坐好，穿制服的芳林嫂才停止手势，放心离去。　　接下来就是豫南信阳地区了。路边逐渐出现了水田，还有骑在水牛背上的牧童，山也青了，水也绿了。离开南方两年，终于又看到青山绿水，不禁站立起来，兴奋地向着那些牧童大叫大喊，那些牛背上的孩子其实听不见，但也挥舞着手臂向我们致意。可惜乐极生悲，火车停靠湖北第一站——广水，我们就被逮住了。　　此前碰到的好人太多，总以为祖国山河处处好，贫下中农个个亲，想当然以为到了湖北也是如此，居然大模大样地下车，还要找水龙头洗脸。不料，广水站的湖北警察正等着我们这些叫花子模样的人，我摇着毛巾走过去，一下撞个正着。他们是为稍微富庶一些的湖北人民看家护院的，不让河南的要饭花子进来窜扰，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地方保护主义其实在文革中就有，相邻两省经济上有差异，自然会生出些歧视。湖北警察把我们这两个奇形怪状的河南盲流押下来，十分得意，一个劲地盘问，而且语多不屑。我因为有郑州出发场的经验，也知道一点湖北人鄙视河南人贫穷的故事，一开始就说明自己身份，不是到湖北来要饭的难民，而是上海到河南插队的知青，争取坦白从宽。不料对方怎么也不相信，说国家没有向河南派过上海知青（这也是实情）。于是双方因上海问题而陷于胶着。说上海话他们听不懂，听不懂也就无从证明我们的上海原籍；反过来他们又提出很多有关上海的问题，考考我们是否知道。我今天还记得的一个高级问题是：崇明岛在上海的哪个方向？当年的铁路警察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问出这样深刻的问题，已经很不简单了。可惜我们是真上海，不是假上海，自然对答如流，百问不倒。这些人很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于是就在结尾处留一个报复：不许我们乘原来的那列货车离境，非要我们掏钱买票坐下一趟客车到武汉。这一报复的用心很深刻，不仅逼我们花去全部盘缠，上车以后才知道其效果：两个学生模样的贫下中农，蓬首垢面脏兮兮，其中一个还戴着眼镜，在客车乘客的奇怪眼神中，真是受够了奚落。我这一辈子对湖北佬没有好印象，就是那次经历造成的。我的一次毛泽东式浪漫行乞，也是那样流产的。我恨湖北，因为它歧视穷人，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南方”。民谚：“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诚哉斯言！　　此后阅世稍深，才知道中国版图上省籍、甚至县籍歧视的现象还很多。如有好事者依据白眼之走向，在这块版图上着以不同的歧视色，彩版一出，必定五彩缤纷。如上海人歧视苏北人，已经闻名海外，却还有一省之内，如广州人歧视中山县人，则不一定出名。但所有歧视邻省、邻县的内地高贵者到了香港，则一律被称为“大陆表叔”，又显得干净、彻底、利落，一网收尽。而包括香港人在内，中国人一到美国，又惊呼美国存在种族歧视，所有的中国人据说都被罩在一个无色透明的“玻璃罩”里，难以升级、提职。“玻璃罩”内，那些在国内歧视同胞的高等华人，踢腾得最为厉害，民族自尊心最为敏感，反歧视呼声也最为强烈。似乎只有走到最远处，歧视性荷尔蒙才能在正负两极得以配平？但也只是两头发泄而已。天尽头，歧视者被歧视，传来一阵阵爱国主义的悲愤呼喊。香港在1997之后有突然爱国者一说，而我则尝试着将这群远方爱国者尊称为“出国爱国者”。我的同行兼前辈葛健雄教授专攻历史地理，自然也听到了那一阵阵悲愤的呼喊，于是戏言：中国人中最爱国的群，要到国外去寻找，而不是在国内。这也是诚哉斯言，信然！　　我还想说的是，在这张歧视图上，河南大概属于负海拔地区。我没有听说他们能歧视谁，却知道他们不仅被南面的湖北佬歧视，也被东面的山东人、西面的陕西人、甚至远在边陲的新疆人歧视，只要比他们多一分钱，谁都可以赏赐他们一个吆喝。我可怜的河南老乡，大概是一屁股坐到底了，蹲坐在一个低洼盆地里，背脊上印满了白眼。周围高地山民不管隶属哪个部落，也不管他们在自己的部落内居于多么低下的阶层，却可以向山下的这个老农斜一斜眼，撇一撇嘴。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穷，穷困中产生愚昧，以及与愚昧相伴相生的忍耐。　　我们离开兰考到300里外的巩县当工人，实在想念一个我爱人曾经住过她家的五保户大娘，过节给她寄点钱，她居然攒在那里，发狠心出远门来看望。兰考农民多半没有看到过火车，有一次县里开三级干部会，一群生产队小队长看到火车会动，居然在车头手舞足蹈地大嚷：“噫！这玩意停下来像长虫，不吃不喝，咋会跑咧？”（要用中原土音念，才能念出效果）火车被迫停下，酿成一次哭笑不得的陇海线停车事故。前面说到的那个大队支书，是个“革命先锋”，人民日报发他的长篇通讯，整版配照片，用的就是这个题目。他和我们集体户户长去北京参加国庆二十周年观礼，到了人民大会堂，闹出一次比小说里陈奂生进城更真实的笑话。河南人的习惯，到哪儿都是蹲着而不是坐着，到了人民大会堂也是那样，老支书双手抱膝，屁股一撅，就蹲上了那个神圣的位置。谁知道那个座位是活络可翻的，他还未蹲结实，底板就翻了过来，把我们的“革命先锋”在大会堂夹了个双脚朝天！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主席台上不知看到这一出喜剧小品没有？多半会很慈祥地莞尔一笑。我们那个大娘更加孤陋寡闻，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又是小脚，提着一篮鸡蛋还有粉条之类，一拐一拐地怎么坐上火车，不迷路居然还能找到我们这个工厂，真是一个奇迹。她坐火车是否闹笑话不得而知，但是到我爱人宿舍头一天，就吓了我一跳。当时我们两个人在外面给她擀面条，她坐在屋里突然传出惊恐的叫喊：“噫！这屋里咋还有一个老娘咧？咋也是黑裤子、红袄？！”（也要用中原土音念）兰考民俗老人过七十要穿红布袄，以辟邪。我闻声奔进屋里，哪里有第二个老娘，只有她一个人好端端坐在衣橱前！原来衣橱镜子映出她的身影，可怜她一辈子没有见过能照见全身的镜子，因此也一辈子没有见过自己的全身，猛一见到，就被自己吓坏了，大呼小叫，惊动了一座楼！　　还有年轻一代的兰考人，如本地知青，也多半和他们的父母辈样淳朴，富于同情心。我后来爬火车发展到爬卡车，从县城回来，多半爬一辆卡车带脚。司机大多会默许，因为这些劳动者的家里多半也会有个把知青在苦水里扑腾。但也有刻薄者，有一次我爬上一辆运煤车，就碰上了一个。那司机从反光镜里看到我上车，非停下车来撵我不可，车一开，我又爬上去，如此者三，那个司机开始破口大骂。此时车上几个兰考本地的女知青看不下去，齐声痛骂，骂曰：“人家从上海来俺兰考，离家那么远，父母又不在，你就欺负人家？你不是人，你是驴，是龟孙，你不得好死！”除了不出那惟一的脏字，该骂到的都骂到了，要比那司机骂我的还要激烈。兰考民间的规矩，其实不是封建，而是很早就有自发的后现代女权主义：男人不能和女人骂，尤其不能和未出嫁的闺女骂，如果对方开骂，男人只能干听不回嘴。那个司机就这样挨这群小闺女骂，干骂不回声，只能恨恨地爬上驾驶楼把车门一摔，开车了事。　　我还很想念我们本村本庄的回乡知青。他们有些是兰考县一中、二中的学习尖子，很不容易考上去，要带着红薯干去上学，功课刻苦，一点不比我们集体户的复旦附中等人差。其中有一个被老乡叫作“假妞”者，白白净净，腼腆斯文如大姑娘一样，正好与我们集体户的革命女生外号“假小子”或什么“铁姑娘”相反。“假妞”们在农村的出路，通常是靠每年的招工、招干、参军，那是天边露出的一丝希望。但是自从来了一个上海集体户，“越是艰险越向前”，天边的那一丝希望就堵住了。“九·一三”事件后，这个集体户的扎根思想相继动摇，开始谋取各种回城之道。上面也有意照顾这个先进集体，有类似的名额下来，总是先让我们走。三两年一过，待我们十个人走完，他们的年龄也被耽误了。平日里我们玩得很好，总有一些小知识分子的共同语言，但是一到集体户有人上调，他们就怀着复杂的心情躲得远远的，从不参加送行的行列。那种幽怨的眼神远远扫来，没人能忍心对视。我后来读到很多老三届忆苦思甜的文章，还有一些小说、诗歌之类，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到他们曾经堵住过那些农家子弟的出路，似乎知青走得应该，农家子弟被堵在乡村，则是天经地义。当年知青进村，农家鼓盆而歌称其为“城里来的文化人，噫，多不容易”，20年一过，后者进城打工，则被前者鄙称为“民工”、“盲流”、“城乡结合部的不稳定因素”。谁说当年的词汇都是“假、大、空”？20年后再检验，阶级区分这一说就很真，只是要把它从地主与贫下中农之间，移到更为宽泛一点的城乡之间而已。如此阶级感情，已经潜入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润物细无声，大概是深入骨髓了。　　一场知青革命，1600万人下乡，一年360日，不能说一点没有贡献，但毕竟是在天天稀释当地农家的工分；到最后一天临走，还要拿走这家人长子手里的最后一粒“红豆”。我刚才说中国的版图可以涂上相互歧视的五彩颜色，这时就有点像在这块版图上再玩一场多米诺骨牌游戏了——　　先是领袖一挥手，骨牌哗哗地倒下去，城里的知青先倒，农家子弟本来在原地，可以不倒，竟也被前面的人挤倒了下去，而且被压在这一圈骨牌的最下一层，沉静片刻有汽笛声响起，知青打个骨碌一翻身，几乎所有的骨牌又哗哗地竖立起来；其间不断出作家、出诗人、出学者，还出各种“话语”，齐声控诉刚刚倒过一阵子的无声岁月；惟独那最后几张骨牌，却沉默着，再也爬不起来了——　　毛泽东爱引李贺诗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天怎么会老呢？只有人会老，或者一茬一茬地死。以我之鄙俗，始终够不着也弄不懂这个伟人的悲天情怀。从李贺到毛泽东，天看见过多少人间不公？谁能看见它老了一寸？我怀疑有没有天这回事，如有之，早该被孟姜女和窦娥冤这两个民间事件哭倒两次了。1997年冬天，我和爱人、孩子回兰考，那是在唐寨，却也应了李贺那个时代的唐诗：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逢不相识。未见天老一分，只见人老一代，庄上大多数青壮年居然不认识我们了，视同陌路。既然不相识，这也是个好，原来担心逢人都要打招呼，挤眉弄眼，然后还要回应一份贺敬之式的“几回回梦里回延安”。此时则把文人之酸与诗人之伪，一概删略，大大方方地松一口气，就像三个普通过路人，只是偶尔路过这一叫做唐寨的北方农村，悄悄地东张西望。远远看到一个人的背影像“假妞”，才敢轻轻走上去试着拍他的肩膀——　　猛回头，一张像树根一样的老脸，几乎贴着我的眼镜喊出声：“噫，这不是学勤吗！”将近30年过去了，他就跟昨天才分手一样，刹那间就叫出了我的名字！ 三 　　按老乡说法，客车不叫客车，叫票车。因此，混客车就有一个很干脆的名字：混票。　　在唐寨，一个男劳力通常只有两套衣服，夏天的布衫冬天的袄，脱了布衫就穿袄。天热下河洗澡，把布衫搓洗后晾在树杈上，人就泡在水里等衣服干，才能上岸。就这么个穷地方，因为出了焦裕禄却能穿透国家生活的多层等级，直接承受从上面顶端下来的人，甚至还有国家级外事活动。我生平第一次与外国人坐下来谈，不是在小时候的上海，也不是在后来的哈佛，而是在兰考，在唐寨，现在想想就可笑。我们这个集体户太先进了，不仅可以走出去，送代表去北京领受毛主席接见，而且可以请进来，接待从开封军用机场过来的老挝飞行员，宣传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泽东世界革命思想。那一次谈得还很热切，双方都被对方感动。这些飞行员回国就参加了印度支那半岛抗美援越斗争，当时被安排在开封那样的内地机场受训，大概是为了在国际上保密？诸如此类的活动，村里的老乡也有机会参与，哪怕是站在旁边看，耳濡目染，语言就有变化，能学会一些与他们自己的乡土生活很不协调的官方词汇。那些一年到头要吞食几千斤红薯以充饥的穷人嘴，时常会有一些很书面的“话语”，夹着发黑的薯干飞进飞出。比如，队长吆喝下地干活，偏不叫“下地”，而是学着城里的干部叫：“上班咯，上班”；老乡们认为我们拿一年的余粮款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太亏，悄悄向我们传授出门要饭混票车的各种经验，那些乞丐经验确实够气概，是他们在地头听我们读《人民日报》学来的，就叫：“人民铁路人民修，人民铁路人民坐！”我的母亲没有父亲那样从国家生活中接受过来的所谓“文化”，一辈子生活在接触不到国家语言的底层民间，有时反而出语惊人。多少年后，当我把上述语言故事很得意地复述给她听的时候，遭到她老人家一个白眼，似乎早就熟悉了这一类语言花样，很不屑地说：“穷人生富嘴”！呛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此后我留意过很多次，确实找不到一句话，能比这句近乎文盲的语言能更好地概括在我周围所谓精神生活中日益涌现的后现代符码。可见我那时在兰考虽然挨饿，却已经提前听到了黑色语码，当时居然不知道这就是很可珍贵的后现代。此情尚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确实够得着黑色幽默了，而且“酷”。　　全中国当时的铁路，只有上海的老北站看得紧，居然设计成死胡同，火车开进去再倒出来，旅客只能从剪票口进出，一个也休想混，真是上海人的杰作。其它地方的车站，都很慷慨，在铁路一侧建个候车室，两边不封死，只要有足够耐心，从两头的铁轨走到站台上去，总能避开候车室的剪票口。因此，进站这一关并不难。难的是在车上碰上查票，很不好办。到了这种时候，我通常是硬闯，硬着头皮向着查票员走过去，作餐车回来路过状，这时我鼻梁上的眼镜能帮一点忙，查票者见是个戴眼镜的，多半不盘问，有时露馅，则腆着个大红脸，补票认罚。可见贫下中农只教会我勇气，还没有教会我智慧，当然也是我自己智商不够。以智取胜者，兰考另一个集体户某朋友为最。他有一次要从陇海线转北京，再转京哈线，去万里之外的黑龙江边陲，看望他在那里插队的妹妹。当时口袋里只有五块钱，仅够买馒头填肚皮。他的绝招是：穿上一件军大衣，领子扣好，底下一条绿军裤，遇有险情发生，即端起茶缸，用一口标准的官话一路说过去：“让一让，让一让”，那查票者见他的装束，只以为他是一位够级别的部队干部去打开水，又戴着一副深度眼镜，说不定是哪个大军区出来的有文化的“政委”，当然是必恭必敬地“让一让”。怎么会想到军大衣里面没有军装，更没有红色领章？五块钱行万里路，利用的是人民群众爱戴亲人解放军的鱼水之情，真是万恶之极！他现在已经是某省文艺批评界著名理论家了，笔下文章多半是先锋符码、边缘写作、私人话语之类，引车卖浆混票者流包括我在内，只能是瞠目其后，读天书一般。　　河南实在太穷了，混票的人越来越多。铁路上也无奈，就派人戴着红袖章在车门下堵，抓住后集体罚苦工，这就造成了进站不难出站难的困难。老革命如何解决这一新问题？　　我到工厂以后，经常要去郑州借书还书，实在买不起这么多票，于是就把插队学来的混车陋习又延续了几年。这个厂所在的巩县离郑州60公里，但是家在郑州的知识青年多，于是通常在周末结伙，借群胆而混车。星期天晚上再从市区分散向车站聚拢，不容易召集，但上车后前后招呼，一下子认出几十个弟兄，同样也能啸聚成伙。查票者后来摸出这一区段逃票多，于是总在巩县站未到之前开始搜索。逃票者这边也摸索出对付办法：一旦个别查出，就移动脚步往同行者那儿蹭，最后越蹭越多，挤成一疙瘩，几十个人聚在一起，对峙一两个查票者，双方就能僵持得住。查票者无奈，只能冀望于站台上的执法人员能在门下堵住他们。看看巩县到了，几十个人发一声喊，同时发力，打开十几扇窗户，就跟下饺子样，噼里啪啦往站台上跳，等到站台上的查票者发现，这些腿脚灵便的小青工早已如鸟兽散，而且事先说好是往四面八方分散逃窜，查票者追哪个是好？几乎每个星期天的晚上，这个车站都会发生几次“下饺子”事件，事后想来也真壮观。　　小青工后来还发明出一种有“高科技”含量的专用工具。他们很快发现，火车上的钥匙是全国通用的，几乎只有一种型号：外三角，中心空洞，插进锁眼，拧住里面的实心三角，向右一扳，全中国的火车车门都能在这时打开。截一段9毫米直径的钢管，放在车床上，摇动车把，三面夹具往里一挤，一把上好的列车钥匙立刻成型，拿下车床即可使用。以后解决下车出站的问题，就利索多了：火车停稳后，只要打开背向站台的那一扇车门，下车抬腿，那才是真正的无人之境！可以叼上一管烟斗，点着火，像英国绅士那样散着步，悠闲出站。我也有一把这样的“高科技”产品，陪我度过了好几年插队后的生涯。在我成了所谓“绅士”，有了所谓“身份感”，再也不好意思混车之后，它还在我的钥匙圈上晃了好几年。好像还带回了上海？按照老乡们的说法，“参加国家干部”了，当了一段劳什子部队院校的教官，才慢慢地“解甲归田”，不知淡忘在哪个犄角旮旯里了。　　我和那位五块钱行万里路的文学仁兄，是考研究生，三考过堂，考出河南的。他考文学，我考历史，因为没有大学学历，以自学资格参考，就要多受一点歧视。连考三年，每次都有不公平事发生。到第四年我只能说“年年难考年年考”，垂头丧气。他的牢骚则能翻出新词，引胡乔木哭三尼的名句自况：“我为你勤傍妆台，再把风流卖”。可见学文学者之灵气，屡战屡败，却照样潇洒飘逸。那一年是我发毒誓，最后一次“傍妆台，卖风流”，果然就有一段小故事发生：　　我们住在巩县，考场设开封，相距300里，正应了豫剧戏文里的那句俗词：仆仆于汴京道上，来回赶考。只是没有驿站，也没有公车，非得在头一天半夜起早，去赶现代化三等火车。那车厢经过一夜闭闷，空气之恶浊，每一口都是别人呼吸过的，熏得人头昏脑涨，一下车，就已失去考前最佳状态。那一天，我是在开封车站广场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坐下后，头朝外，口中念念有词背外语，神智已经不太清醒。车开不久，突听一句开封口音：“老哥，看看丢啥不丢？”——　　不看犹罢，一看之下，惊坏了秀才本色：我那时穿的是蓝色涤卡中山装，上衣口袋本来是扣着的，这时已经解开；口袋里放着的一个信封，也已拆开；里面装的不是钱，却是比钱更重要的准考证；那准考证露出半截，显然是被人拉出来看过，再插还进去，居然就扔在了我的膝盖上！再抬头看去，有三个小伙子大概是随我一起下火车，再上公共汽车，此时围着我，也穿着那种军大衣，大衣撑开以挡住周围人的视线；为首者朝我得意地笑着，以目示意，正在催我看看信封里“丢啥不丢”。这一下我完全清醒了过来！这是“贼”，在火车上就瞄上了我，到汽车上才得手；得手后发现是一张准考证，本可以下车一揉再一扔，回头一想，却不忍心坏了我书生前程，而是掷还失主，甚至不怕他高喊“抓贼”，还要提醒这个失主看看，要当场“验明正身”！这一起转承合，大概只有一分钟时间可供完成：他们是怎样得手的呢？得手后又是怎样交换眼色达成默契，再来一场盗亦有道的古风小品呢？幸亏我那时年轻，虽然一时还来不及想明白，但毕竟不像现在那样容易失言。如果冒冒失失地喊一声“抓贼啊”，那可真是煞了风景，把我后几十年的知识分子脸面都丢尽了。我终于憋住了那一声喊，抬头报以同样微笑：“没丢，啥都不缺！”　　双方配合默契，共同完成了一出颇有古风的现代小品。演出结束，为首者打一个清脆的响指，三人鱼贯下车，军大衣一飘，一会就没了踪影，那才是真正的身姿飘逸！ 　　以后我有一段在美国旅行，也是偏爱火车，不爱坐长途“灰狗”。当然不可能再爬车混票了，只是因为火车一动能拉动往昔记忆。Amtrack当然好，乘客少，座位大，空气洁净。尤其那盥洗室宽大无比，就像从飞机上搬下来再放大一倍，可供轮椅在里面转圈，有香水，有手纸，还有坐便器上的一次性垫圈，应有尽有，绝无可能闻到当年汴京道上厕所里的中国味。最绝的是在窗口下座位边，设一个交流电插口，绅士淑女上车坐定，插上手提电脑，飞快地敲起键盘纤指翻飞，如弹钢琴一样好看。我没出息，上了这样的火车，也还勾起在中国的记忆，而且挥之不去。上面这些很不绅士的回忆，少年时代的种种荒唐就是在美国的火车上一点一点想起来，倚着窗口敲电脑零散记下的。前方不是开封车站了，却还是想念那个车站，以及那个车站上来的年轻人。17年前的那场考试，三天考五场，如有神助，是他帮助我考出了河南，考出了底层生涯的曲折坎坷。他是我命运转折线上的一个亮点，我能称他为“贼”吗？但在中国的字典里却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字眼。　　电脑垫着我的膝盖，膝盖上还留着20年前在中国跳火车留下的伤疤。那是一次在行进中的货车上，前面的火车司机说好，通过巩县车站时，减速一分钟，好让我往巩县车站的站台上跳。扑通一声，到底不是铁道游击队，我还是栽倒在道轨旁的煤渣上，双膝跪倒，鲜血迸流，拔起腿来，还得往站台外飞跑。这就在膝盖上留下三点小煤渣，镶嵌在那块皮肤里，呈透明状，绝好的三点式前现代标记。它们大概是要提醒我：　　——别装蒜啦，老哥。且忘了下一站是耶鲁，是普林斯顿，遮不住你的中国底细；国家是白的，另一块是黑的，你只是从它们中间的灰色地带走出来的；写你那五花大绑，三寸金钥，以及那开信拆信、又封还失主的开封“贼”吧！　　这就是埋在我皮肤下的声音了。有点像祖国医学的封闭埋穴，估计也是有中原土音在那里顽强诉说。而在我开头所说的那个恶业里，以老黑格尔说过的一句最为恶毒：你走吧，你走不出你的皮肤。我后来再也没有看到如此令人沮丧的判决，一句话就烙上一个中世纪式的火印，而且还看不到这一判决的尽头。我的文盲母亲说的“穷人生富嘴”，一点也不差，能和上一个世纪著名哲学家的名句配上对子。她使我一辈子战战兢兢，再也不敢追逐大学里的话语时髦。你走吧，你就是在脖子上系满领带，也走不出自己的皮肤，走不出这褐色标记。 本文选自《书斋里的革命》，朱学勤／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