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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三届公号 一梦一人生 赵韫如的挚爱 作者：庄稼婴 1983年，我在加州一所研究生院读研。暑假，谋得了一份语言暑校的教职。开学前一天，去校园参加暑校教师招待会。蓝天艳阳，花木丛中，葡萄藤下，聚集了二三十位各语种的教师，频频举杯，谈笑风生。 1980年代初期，美国忙着跟华沙条约国冷战，跟日本竞争市场，俄语、德语、日语一时间人强马壮。然而，气场最大的，仍属永远时尚的法兰西语，那几位法语老师，语音动听，衣装精致，态度傲然。 在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找到了中文部的同事。主管来自台湾，手下三名教师，一男同事，戴着眼镜，不修边幅，笨口拙舌，一看就是书呆子，一问，是伯克利大学语言学系的博士生；另一女书呆子，也戴眼镜，也不修边幅，也笨口拙舌，那是我，才读了一年硕士；还有一位中年女士，身著古色古香优质雅典的连衣裙，衬出手中一柄本色的檀木扇，头梳贵妇发髻，端庄的脸庞微施脂粉，举手投足优雅贵气，引得法兰西们也频频注目。 那年头，海外华文教学领域基本是国军的天下。中文部主管比较前卫，打破了惧怕排斥共军的惯例，聘用了大陆的两个书呆子。那位优雅的女士，我想当然地把她定位于港台同胞，因为那个年代的大陆中年妇女，还穿着灰色蓝色的两用衫。 女士平易近人，一开口，就把我弄糊涂了，她的普通话非常标准，不带港台腔，没有那些口字偏旁的语气词。主管介绍说：“赵女士是中国的著名话剧演员。” 对艺术界，以及全世界各行各业的名人，我孤陋寡闻。至于话剧，知识更是零。她叫赵韫如，英文名字Valentine，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退休的演员。 遇到赵韫如阿姨（1920年2月8日––2014年12月31日），是缘份，是幸运，我们之后成了忘年交，从1983年到她去世，一起走过了三十多年。 洗尽铅华 那年夏天，韫如阿姨教中级班，我教初级班，课余，我还兼管语言宿舍。她住得离语言宿舍不远，时而来看学生，一来二去就熟了，在她的坚持下，我跟学生一样，没大没小的，称她Val–––她英文名字的缩写。 闲聊中，得知她老家在常州和宜兴的交界处，我俩时而用吴语聊天，吴语最适合用来细数美味佳肴，阳澄湖的大闸蟹、太湖的银鱼、无锡的肉骨头、苏州的汤面、上海的小笼包，浓浓的老味道，深深的怀乡情。 一天，她邀我去吃便饭。公寓楼在小山坡上，她跟人合租了三楼的一个单元。公用的客厅里空落落的，几件不成套的家具，相当陈旧，是房东提供的。感觉跟学生宿舍差不多，主人似是临时过客，潦潦草草地打发日子。 为了给我看一篇文章，她把我引进她的卧室，有点儿凌乱，老旧的衣柜、梳妆台上，一摞一摞堆了不少书籍报纸，书桌上摊着拆开的信件、夹着杂乱纸条的书、写到一半的稿纸、喝剩下的茶、满是烟头的烟缸，看得出女主人活得随心所欲。屋子里没有脂粉气，没有穿衣镜，也没有女星充满自恋的特写照片，淡淡的烟味里透出的是浓浓的书卷气。 学院所在地，周围居民本来就不多，华人更少得可怜。1980年代初，出国的，一般都是来留学的，自然而然，对她如何来美、为何来美比较好奇。 她是1980年来的，她女儿（网上传的“美帝孤儿”韩秀）在美国外交学院教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女儿在新疆受尽了苦，无法好好照顾孩子，Val 就把外孙女留在北京，一手带大。转眼外孙女十岁了，女儿也在美国安顿下来，她出国是把外孙女送还给女儿。 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家庭，Val 没有留在女儿家，替她照管孩子，而是独身来到了加州，六十多岁开始在国防语言学院教授华语。可惜一两年后，政府削减经费，根据“最后招聘者最先解聘”的原则，她失业了。所幸失业期非常短，没几个星期就跟我一起被研究生院的暑校聘用了。 听罢，心里难免犯嘀咕，什么背景啊，三代人说出来就出来，说团聚就团聚？ Val 直率坦诚。原来，她1946年就曾经在耶鲁大学，一边教授华语一边进修戏剧表演。她的女儿1946年出生于美国，是美国公民。到了1950年，老舍先生给她捎信，说周总理欢迎她回去建设新中国，她就回去了。在北京生活工作了三十年，六十岁又出国了。 她的轻描淡写，勾起我浓郁的好奇。这人生梗概，里边藏着多少故事啊！眼前这位六十岁还敢赤手空拳出国打天下的女性，一定不是凡人。 自那天后，我有空常往她家跑，越聊话越多。三十多年的封闭生活，为了大我，牺牲小我，全国人民有太多太相似的群体记忆。一个词，一句话，不用解释，彼此就心知肚明。她坐过牛棚，受过迫害，遭过批斗，联想到我父母的遭遇，自然把她视为一路人。 实际上，她的经历，太不同于普通人了，随便抽出一段，就是一本书一部电影。因为听得入迷，到了晚上十一二点，为了第二天还要上班，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夜深人静，在黑暗空寂的街道上，只听到自己沙沙的疾步声，边走边回味离奇的片断，不知不觉就回到了语言宿舍。 秋天，Val 搬家后，我们住得更近了，走路两分钟。她在一栋西班牙式的花园洋房里租了一间宽敞的卧室，一扇巨大的玻璃窗，朝南，一屋子的阳光洒落在褐色的橡木地板上。她的随意，自然，坦率，吸引着我，有空我就泡在她那儿。 她把传奇人生，一段一段的，说给我听，一段一块拼板，逐渐拼出一幅错综复杂的图画。一些她刻骨铭心的片段，听过不止一次了，依旧爱听。就像一卷内容丰富的书，每次读，可以换个视角，读到以前忽略的细节，联想到人生的另一个方面，体会到一层新的意义。 绚丽的舞台生涯 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的刘厚生先生，是这样介绍她的：赵韫如，中国话剧的老演员，当代中国杰出的艺术家。 1937年秋天，Val 十七岁，在日寇入侵家乡的前两三个月，考入了国立戏剧学校（后改名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之后并入中央戏剧学院）。正逢战乱，她随着学校一路逃亡，碾转南京、长沙、江安等地，最后到达重庆。 当时的剧专，大师荟萃，她曾受教于余上沅、张俊祥、曹禺、吴祖光、黄佐临、杨村彬等艺术家。刘厚生是她的剧专同学，回忆说：赵韫如在校时就是表演上的尖子，在读期间，已经出演过许多角色。 1940年从剧专毕业后，正赶上重庆话剧的黄金时代，在剧坛上，她很快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她曾跟许多大师级的艺术表演家同台表演，如陶金、张瑞芳、秦怡、石羽等。在曹禺、茅盾、郭沫若、宋之的、阳翰笙、夏衍等剧作家的作品中，扮演了众多不同的角色，是整个重庆话剧界公认的优秀话剧演员。 1950年回国后，她在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在二十多部中外剧目中，扮演了各种角色。 Val描述的世界，基本上是明亮的，少有阴暗面。运动中的遭遇，往往是一语带过。后来，从他人的文章里，才知道她是人艺最早被“揪出来”，最早关牛棚的。 她政治上的幼稚，做人处事的不谙人世，时而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从美国回来，居然穿着高跟鞋皮大衣行走在众多的列宁装中，就此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资产阶级臭小姐。她另类的私人生活，更把自己钉死在妇道的耻辱柱上。她后来醒悟到自己的格格不入，也换上了列宁装，积极地改造思想，甚至希望某一天也能入党。这一愿望，在他人看来，是天大的笑话。 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她的真诚是徒劳的；怀疑、排斥、批斗，如影随形。1976年秋，Val远离舞台十多年后，盼望着能重返舞台，却被迫退休了。 赵韫如八十五岁的时候，出版了自传《梦飞江海——我的戏剧求索之路》。自传厚达400多页，但她八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和四十多年的舞台生涯被压缩在十万字内，只占了100多页。书的另外三分之二，收集了她写的文章，漫谈戏剧节奏，分享演剧经验，评论表演艺术。由此可见，戏剧、表演是她的最爱。 常常聊着聊着，她就不由自主忆起扮演过的角色、北京人艺上演过的剧目、某个剧本中一个细节，顿时精神格外焕发。可惜隔行如隔山，她那些用心血琢磨出来的表演艺术真谛，曲高和寡，我一个外行，听得一头雾水。 她曾经有过宏大的计划，邀我跟她合译国外戏剧表演的教材和大师的评论文章。我们合译了《理解与技巧》，我译初稿，她修改定稿。 这次合作，加深了我对她的敬佩。她的文字功底扎实，文章的结构、措辞、节奏，考虑得十分周全。她一丝不苟的态度，让我为自己的粗糙马虎而汗颜。为了一个贴切的词，一个完美的句子，她一改再改，烟一根连着一根，一天一天端坐在烟雾迷漫的书桌前，就为了那个“顿悟”的瞬间。 遗憾的是，翻译教材的计划，后来因我俩忙于生计和其它的事而搁浅了。 露水浮萍之爱 作为戏剧的门外汉，我最爱听的还是她的经历，不折不扣的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人到老年，变得更往内看，更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大千世界拼搏的往事，都成了过眼烟云，反倒是振聋发聩的启发，铭心刻骨的情感，茅塞顿开的醒悟，沉淀了下来，构成了个人的精神宝藏。随意一想，一个个人，一件件事，一处处景，一幕幕戏，把人带上无尽的回忆之路，三弯九转，漫步在奇妙丰富的心灵世界里。有幸结识了Val，她慷慨地推开了心灵的门窗，让我瞥到了一丁点儿她的内心世界。 初识时，她单身，却有女儿，猜想是离婚了。她却很坦率，女儿小慧（韩秀）来自一段短暂马虎的爱情。还是听她自己来述说那段往事吧。 “我要忘记谢伟思，千方百计要忘记他，我不停地找事做，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但怎么也忘不掉。就在我万分痛苦的时候，1945年秋，我遇到了韩恩（Williams Hanen），一个美军少校。他英俊潇洒，仪表堂堂，当时有很多女人都围着他，他不知为什么却很喜欢我。说我是自暴自弃也好，说我是不检点也好，当时我对韩恩抱有一丝幻想，心想也许他可以使我忘掉谢伟思。但是一起几次以后，我知道根本不可能。他再漂亮，再帅，跟我却没有共同语言。” 她跟韩恩没有谈论过两人的未来。在一起没多久，Val接到了去耶鲁教华语的聘书，韩恩安排她上了重庆到上海的美军运输机。她在上海等待出国的海轮时，发现自己怀孕了。 1946年3月，她坐船离开了上海。同船去美国的，有老舍和曹禺。曹禺是她剧专的老师，她把一切都告诉了曹禺，包括把孩子生下来的打算。曹禺劝她要想得远一些，这会给她的人生带来一连串的问题。然而，她非常固执，不肯听劝，这个决定果然影响了她的余生。 1946年秋天，Val在纽黑文（耶鲁大学所在地）生下了女儿，那时她刚到美国不久，语言不通，人地生疏，学生宿舍不许带孩子，教授华语的收入也十分有限，她惶惶然地东碰西撞，找地方寄托婴儿。后来，多亏谢伟思的老朋友帮忙，才找到一家日本人代管孩子。 孩子两岁的时候，因她授课时间减少，收入锐减，难以维持母女俩的生活，只得托人把女儿带回中国，交由母亲代为抚养。女儿是个卷发洋娃娃，父母关系名不正言不顺，又处在仇视美帝国主义的年代，在国内遭到各种羞辱、排斥、打压，心灵受到极大创伤。送女儿回国，影响了母女关系，女儿无法原谅她，跟她断绝了往来。… Read More »

文/ 冯天瑜 来源：论衡 （一） 约于十多年前，笔者草撰《评时下清宫戏历史观》，简析《雍正王朝》等一批颂扬清代帝王电视剧的史观偏失：把暴君美饰为爱民仁者，将尽斩同类、厉行文字狱、剿灭公论的阴谋家胤禛褒扬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扭曲历史真实，惟此为甚！此类史剧，显然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哈姆雷特》《李尔王》《战争与和平》等中外文学杰作社会批判的传统上大开倒车，沦为宣扬专制君主独裁的御用品，对今人心智毒害匪浅。 （二） 值得注目的是，此后十余年间，同类影视剧一发不可收，对专制帝王颂声的分贝愈益高昂，可谓震耳欲聋。如电影《英雄》，启用一流演职人员，将杀人如麻的独夫民贼秦王盛赞为绝世英雄，连准备前往刺杀的侠士也为其感化，拜服阶下，彻底颠覆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大侠形象。此乃史界、文界的一大奇葩也！ 令人讶异的是，继《英雄》之后，一批颂秦的长卷电视剧接踵而至，观众应接不暇。时下，央视更汇集一线演员，推出七十八集巨制《大秦赋》，高调赞颂秦始皇，将《史记》等史书，《过秦论》等策论，《阿房宮》等文赋，《孟姜女哭长城》等民间故事所定格的那位绝世暴君、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屠夫、百家争鸣的断送者，抬举到政治高峰、道德圣殿；“天下苦秦久矣”一变而为“天下盼秦若久旱望云霓”，这更是史界、文界的空前创举。吾辈已见怪不怪，如此种种，无庸多议，现在仅就该剧历史观的一个症结处试作考析，因为如上奇葩之说皆根源于此一史观。 （三） 《大秦赋》的史论依据，归结起来是：秦王终身力行东出，扫六合，并天下，是为着解万民于倒悬。“一天下”既然是天字第一号的正义之举，成功实行者秦始皇当然便是天字第一号的大英雄。 为辨析上说，我们首先看看，秦王扫六合，是否意在解万民于倒悬。 遍览史籍，兼涉考古发掘材料，可以发现秦王虽讲过“黔首安宁，不用兵革”一类漂亮话，但他“扫六合，一天下”，非为其他，全然为了做天下共主——超越周天子那样分权的宗法封建共主，而是掌握全部军政财文大权的专制集权共主。诚如唐人柳宗元、明清之际王夫之所言，秦皇所为，全然出自一己私欲。为达此目的，可以利用一切、也可以破坏一切。秦王称帝前后的实践，是一部奴役七国臣民的血腥历史。 几代秦王皆奉行商鞅残民、弱民、穷民、愚民政策。中国文化本来长于“治民”，乏于“民治”，而秦制之下，民众更绝无问政权，有的只是服从君令，庶民任君宰割。而滥杀黎民，是秦政的家常便饭，秦将白起一次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卒（此种屠俘之残暴程度，在世界战争史似无第二例），嬴政挥师攻陷赵都邯郸、魏都大梁、楚都郢，皆行屠城，宫廷、民居洗劫空，贵胄、文物全数移往咸阳。列国称秦军为“虎狼之师”决非虚夸。秦王对自国秦人也极端残忍，除橫征暴敛、敲骨吸髓外，还征调数十万黔首长年修建阿房宫（后来项羽焚烧此宫，大火延烧数十日，足见其广大)，又几十年如一日修建骊山陵墓（尚未开掘的始皇陵估计是世界规模最大、藏品最富的帝陵，仅以其附件——秦兵马俑规制之宏大，便可推想皇陵的伟岸），完工后，为保守陵墓机密，数以万计的民伕格杀无论。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 观诸全部史籍，不见秦王东出解民于倒悬的任何实例，而所见只有尸骨遍野、城垣尽毁。但长剧《大秦赋》一而再，再而三让嬴政声情并茂地宣称，东出、一天下，为的是拯救万民于水火，还出现楚人投奔秦国的热烈场景，这种编造实在匪夷所思。 （四） 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始皇、秦二世对自己的文臣武将乃至王族亲贵也极度苛酷残忍，吕不韦、韩非、李斯、蒙恬、芈氏等有大功于秦政者，皆死于非命。秦代开启诸朝屠戮开国功臣之恶例，这正表明中国专制君主政治是一部绞肉机。而《大秦赋》对此或轻描淡写，或给绞肉机的操盘手嬴政虚构脉脉温情（如对吕不韦之死痛心疾首），或百般美化谋臣间的相互残杀（如把李斯陷害韩非写成韩非哀亡于李斯怀抱）。统一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秦廷君臣（包括秦始皇本人）几乎无一人得到好死，这正是秦政残暴无情属性的必然表现。对此类历史现象，若能如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李尔王》那样加以鞭笞，则大有历史教育作用，而《大秦赋》反道而行，竟扭曲历史实情，为秦廷君臣涂脂抹粉，给暴虐、狡诈的秦政乔装打扮，为一部鲜血淋漓的绞肉机披挂粉色锦缎，真不知是何用心。 （五） 统一列国，一合天下，是战国时人的共同愿望。墨子多作其说，孟子有天下“定于一”的名论，韩非子有更明确具体的设计。秦国、秦王是这一历史大势的有力践行者，此点必须肯定。李贽在这一意义上称嬴政为“千古一帝”，是可以成立的。但一切范畴都不应该绝对化，皆要置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加以评价。“大一统”亦如此。一般来说，国家大统可以休止兼并征战，有益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故我们赞同柳宗元《封建论》的言说，肯定秦制的统一措施诸如合六国文字于秦篆，统一度量衡，废封建、立郡县等等，此类秦制的历史贡献不可低估。这是秦王运用“恶”的杠杆启动的历史进步，应予肯定。然而，秦代确立的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传延两千年并不断强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柄庞大的双刃剑，积极作用、消极作用皆不可低估。在近古以至近代，消极作用日益昭彰，君主专制集权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重大惰因。故在文明转型的近现代为君主专制大唱赞歌，把秦始皇抬到德越三皇、功过五帝的位置，让今人对其顶礼膜拜，是莫大错误。 （六） 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志，并非在政治的分合治，而在文明的进步，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进步与否。将历史的正义性简单归结为政教是否大统，必陷虚妄。例如，不能说今天列国分立的西欧比横跨欧亚的大一统俄罗斯落后。大一统的帝俄，长期充当“欧洲警察”，是近代欧洲进步的大障碍。西欧的一些分治的小国，如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丹麦是现代文明的较高典范，而一统大国俄罗斯至今仍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苦苦挣扎。又如，芬兰被俄罗斯“统一”时，苦难深重，而摆脱俄国这一民族监狱后，几十年间即成为先进国家。 以中古史而论，大一统成就了汉唐的昌盛，但大一统也并非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蒙古统和了亚欧大陆，却令东亚、中亚、东欧诸文明破坏惨重，而摆脱蒙古可汗的大一统，反而是亚欧诸国的历史性进步。蒙古征服金、宋，建立版图宏大的元朝，却使“造极”于中华的宋代文明发生大倒退。满洲人再度大一统，然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严重破坏明代文明，尤其使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坠入苦难深渊。元、清两度大一统固然有开疆拓土之功，但造成文明大倒退却是事实。故对“国家一统”须作具体分析，不可笼统赞扬。 值得注意的是，在冷兵器时代，完成大一统的往往是握有强力的后进人群。史上多次发生后进文明一统天下，其对先进文明的破坏，罄竹难书。以秦王扫六合而论，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废封建、立郡县，皆有益于中华文明的进步，应予肯定，然而，较之魏赵齐楚，秦是落后文明，秦灭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野蛮战胜文明，破坏性极大，汉初贾谊、晁错等人雄文生动展现了秦统过程中对繁荣的六国经济文化的毁灭性破坏。从战国中期到秦统一的百年间，人口锐减至三分之一，邯郸、大梁、郢都等繁华都市毁灭殆尽，函谷关以东地区的文明至汉代文景之治时期方得恢复。可见秦的大一统，于民于国带来的灾难并不低于利益。秦二世而亡，是历时最短的统一王朝，绝非偶然。 唐人柳宗元肯定秦代的统一之“制”，又批评其暴虐之“政”;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对专制一统之秦制与封建分权之周制，作利弊得失的具体分析，而没有一味颂秦；近代民主主义者谭嗣同更严厉遺责残暴的秦政，认为近世中国的落后与之直接相关。 回到《大秦赋》所涉时代，秦朝二世而亡，连推行秦制者也以悲剧收场，从商鞅到韩非、李斯、扶苏、蒙恬，以至于秦始皇本人，皆不得好死，而秦以后两千多年治乱循环，治与乱皆与秦制有关；至于中国文明现代转型比西欧、日本较为困难，也与“百代皆行秦政法”有关。既然如此，可以留下一句话： 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 2021年元旦，冯天瑜识于武昌珞珈山

文/ 寒流 来源：二湘的七维空间 在吹哨一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表达一个普通中国公民对艾主任和李医生的由衷敬意。 记“疫”：今天，是文亮吹哨一周年 文/ 寒流 一 12月26日，我携专门为文亮和艾芬老师定制的青瓷双哨抵达武汉，由友人引荐约到了艾主任。这时的她，比3月10日接受《人物》访谈时气色好了很多。卸下白衣战甲的她，就象邻家的大姐。 “你是无锡来的？我结婚的时候就是去无锡度的蜜月，去过你们的三国水浒城。”艾主任的一句话，让气氛顿时非常亲切。 疫情的回顾，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从去年12月30日文亮吹哨时，武汉中心医院还只是零星出现个别新冠肺炎患者，也就是10天，我们急诊一线就明显感觉到了压力，到20号钟南山揭盖子，门诊已是人满为患。之后的20天，我们经历了最最严峻的考验，直到全国十几支医疗队不断加入支援中心医院，到2月10日才逐渐缓过气来。” 谈及文亮的去世。艾主任极为惋惜，“他2月1日确诊时，全国的支援还没全部就位，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抢救患者，根本没料到年轻的他会挺不过去。我真应该去看看他，安慰开导他的。” “整个抗疫期间，中心医院就有近300医护人员中招，6名医生去世，但那时万民待救。我们不干，还有谁干？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无路可退！为了保卫家园和亲人，只能战斗到底！”艾主任说，这段记忆是刻骨铭心的，不该忘，不能忘。疫情初期那些患者和家属的崩溃与绝望经常浮现于她的脑海。她总是不自觉地就想回到从前，把一个没做好的动作做得更好。“我们其实有机会抢救更多的病人！” “小付（文亮夫人）一个人带两个孩子，非常难，但特别坚强。但双方的老人至今还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目前，他们一家暂时离开武汉回到老家，希望能回归平静平凡的生活。”艾主任答应，一定把“珞珈花谢”设法转交李医生的家人。 二 时间之水溯流而上。 尽管武汉市2月26日公布最早发现的新冠肺炎患者发病时间为2019年12月8日。 尽管后来，日本、西班牙、意大利均有专家宣称在更早时间就发现新冠病毒的存在。 但，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个巨大危险的逼近，是李医生吹的哨。 2019年12月30日下午4点，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艾主任把一份病毒检测报告中的“SARS冠状病毒”字样圈出拍下，传给了一位同为医生的同学。下午5点43分，李医生在武大班级群“吹哨”。当晚，消息传遍整个武汉医生圈。 “是文亮救了我们！”无数医生因此提高了警惕，加强了防护，最大程度为武汉保存了有生力量，让武汉在封城抗疫的关键时刻，还有本土8万一线医护可以组成血肉长城，顶住新冠病毒的首轮进攻，为全国的支援争取了最宝贵的时间。  三 作为一名网络媒体工作人员，我有幸参与记录了家乡无锡，在年初支援武汉的许多激动人心时刻： 1月25日大年初一，无锡首批援鄂医疗队出征武汉，进驻江夏区人民医院； 1月30日，第一架由美国20多个州的华人华侨及留学生筹措的8万件防护服和物资通过美国货运包机降落在无锡苏南硕放国际机场，紧急转运武汉。 2月9日，无锡第二批驰援武汉医疗队集结出发，130人进驻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2月15日，听闻急需送物资去武汉的志愿者，无锡蓝天救援队队员们，一次，又一次，把无锡上汽大通刚装配完毕的负压救护车，从车间直接开进了武汉的战场。 在这以前，我一直认为，是全国扛起了武汉。直到2月20日，豪言“疫情不散，婚礼不办”的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彭银华医生感染新冠肺炎去世，改变了我的看法。 无锡队是在1月26日接管的彭银华所在的27病区。而彭银华是在无锡队到达的前夜感染的。连续一个月坚守隔离病房让他无比疲惫，给了新冠病毒可乘之机。 3月17日晚9点，无锡一队32名队员返锡，交出的成绩单是，治愈了289位新冠肺炎患者，全病区未亡一人。第一枚军功章，显然应该颁发给彭银华。 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武汉医护的伤亡惨重被不断提及。钟南山院士在广州的新闻发布会中透露，武汉有三千多例医护人员感染。而根据2月6日的武汉文明网刊登《8万医护人员奋战武汉抗疫一线》的介绍，本土医护人员是实实在在的8万。这就可以推算，在疫情早期，武汉医护的新冠感染率达到了3.75%。一个千万以上人口的武汉最终确诊50333人，医生的感染率居然是武汉市民感染率的8倍！ 疫情初期的武汉医疗系统几近崩溃，但终究，没有垮。假如没有8万武汉医护初期的拼死抵抗，任全国后来再投入再多的医疗队，也是无济于事。 对于武汉的8万，我们必须肃然起敬。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把目光投向这个群体，拍出一部《八万》。 四 能有8万以肉身守土的医护，是2020年初，不幸中的武汉的万幸。 8万医护的万幸，是及时听到了艾主任和李医生拉响的警报。百度搜索“是文亮救了我们医护人员”，全网链接达到53万条。很多武汉医生的自述中，都提到了是在文亮吹哨下提高了警惕，加强了防护。 1月30日，李医生实名接受了财新的采访。我们才得以知道吹哨人的英名。遗憾的是，2月1日，他被正式确诊新冠肺炎。2月7日，文亮因抢救无效去世。如同划过黑夜的流星，结束了光辉却短暂的一生。我们该如何纪念这位为众人抱薪的英雄？ 我能想到的最有意义的纪念品，是瓷器做成的哨子。因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工艺品非瓷器莫属。而且，瓷器的英语和中国同为（china）。瓷器的鼻祖为青瓷，外交部、文化部曾长期将宜兴青瓷作为国礼馈赠外国友人。国礼赠国士，名至实归。 图为宜兴民间工艺美术师效仿“干将莫邪”之典故，历时百日为艾主任李医生创作的吹哨一周年青瓷烛台。 今年八月，我委托江南青瓷社社长、宜兴青瓷协会副会长高静老师创作设计，一听说是为艾主任李医生定制，高老师欣然接受，先后做了4版设计稿，最终确定了青瓷哨形烛台，表达对吹哨人“点燃自己，照亮世界”精神的敬意。 之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高老师先后制作了三批产品，每一批产品都要经过以下工艺：泥坯成型→生坯阴干→生坯手工刻字→900℃素烧制成素坯→素坯上内外釉→釉坯阴干→釉坯写款→1330℃釉烧。在经过两次失败两次调整，最终在第三次烧制成功。圆满实现创意制作。 制成的青瓷对哨各刻有4个字。一为“晴川历历”，这是送艾主任的。典故出自唐代:崔颢 《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原意为阳光照耀下的汉阳树木可以数的很清楚。现在借喻医者拼命，让武汉得获重生。 另一曰“珞珈花谢”，为纪念李医生。文亮就读于武汉大学，学成于珞珈山下。自去年12月30日吹哨，2月1日确诊到2月7日逝世。仅仅8天，这个名字如昙花一现。故在烛台上刻下“珞珈花谢”寄托我们的哀思。 很幸运，我见到了艾医生，并把双哨亲手交给了她。 五 3天的武汉之旅很快就要结束，我不仅参观了武汉客厅的抗疫展，还打卡了武汉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金银潭医院、举办万家宴的百步亭社区，倾听了许多亲历者讲述的一个个生离死别的故事，我真真切切感觉到武汉为全国抗疫的付出。 中国中医研究院最新编辑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记载，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每次疫情，都能让当时的社会为之战栗。 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公认的百年未遇，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截止2020年12月29日上午10点，全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96513人，全球累计确诊81518542人。365天已经过去，这场全球疫情传播不知道还要多久。 一位年轻的父亲带着孩子在滩涂上挖丝螺并吹起了哨。他告诉我，我们武汉江边长大的男人都会用螺吹哨，爷爷传给父亲，父亲传给儿子，现在，该我教小子了。 我在武汉的江滩，在母亲河边，与这个城市做个告别。 此时，飒风烈烈，江涛拍岸。  我落泪了。今天，是文亮吹哨一周年。 谨以此文，表达一个普通中国公民对艾主任和李医生的由衷敬意。

◎赵蘅 来源：北青网 [年终致敬] 躬背移步 一脸笑吟吟 这次见到93岁高龄的文洁若阿姨，真没出息，使劲忍着，也让她看出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了。 除了走进她有意为我虚掩的门第一次让我用鞋套，陪她出门取报放酸奶瓶时会戴上口罩，半年没见，几乎看不出老太太有什么变化，更谈不上疫情对她有多大的干扰。还是那样神气，虽早已躬背移步，却两颊绯红，一脸笑吟吟。 见面第一件事依然是急于送书，问你有没有这本，还是那本。“不急，不急。”我说，“您先坐下，别累着，我先交代给您带什么了。凉席、报纸、口罩、消毒湿巾。这是去年12月戴乃迭百年纪念会的报道，没敢惊动您，我把您的文章选了一段，请人朗诵了，效果特别好。这是我写的草婴书房的剪报，还有纪念邵燕祥老师的文章……” 第一回带礼物没带吃的，事先电话里问过，黄桃，特高级的黄桃，是我儿子鸫儿送的。还有南京鸡鸣寺的绿豆糕，上海图书馆明辉送的，还有……老太太说都不要，吃的很多，吃不完浪费。那凉席要吗？南京今年的新产品。“凉席要，我的那床找不到了。”其实我正矛盾，都过立秋好些天了，还用凉席对老人是否晚了点呢？可这回探望一进门热气扑面，刹那间就出汗了。原来文阿姨既不用空调，也不用电扇，说发出声音太吵。再看她那堆了一桌的书本笔墨，立马领会在这套拥挤的满满当当的房间里，发出任何声音，它的始终以读书写字为第一的主人都会视为干扰！ 毕竟我和文阿姨很熟，还有点面子，今天我居然硬是把老太太哄到“卧房”，半强迫帮她拆下床单枕套枕巾，换上崭新时髦的凉席和同花色的枕套。我知道要不这样，她且舍不得用呢，只好“堵”上一句大话：“您做了这么大的贡献，也该享受一下生活啦！”接着，我再把占据床尾的几床被子挪到床边，冲这室内温度，至少还能用一个月。自然“顺手牵羊”掠走了一堆被单毛巾，我笑说洗好再给您送来，暗笑，这不等于催我再来吗。 正在翻译 川端康成的《东京人》 搀扶文阿姨回到外屋书桌前，自己勉强找个地儿坐下。我问文阿姨，您最近在忙什么啊？她说在翻译川端康成的《东京人》。这本书第一次在中国出版吗？她回答道，“不是，三十年前就翻了，这次是校对，想给人文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在找原版书。” 对日本文学涉猎甚少的我，关切地问作家的相关情况，文阿姨说自杀了，又说他是日本第一位得了诺贝尔奖的作家，获奖作品为《古都》《千只鹤》《雪国》。“得奖后约他稿的太多，大概他觉得写不出来吧。”（这多像海明威）。文阿姨的看法总是和约定俗成的分析大相径庭。我倒更倾向是作家早年丧亲过多的宿命，称他是“温情的陪葬者”再恰当不过。青春时代又遭遇恋人离开，悲凉而无奈。他曾坦白说“《伊豆舞女》中的‘我’就是我”，所以他一直“感激着爱情”。19部小说，功成名就，也阻挡不了1972年4月16日这位极具日本特色的著名作家在工作室吞煤气管的决然。 “你看这是儿子萧桐画的。”展现在文阿姨手里的是一张炭笔画的作家肖像，她翻原书到印有川端康成照片这页给我看，我说画得真好。画是复印的，各有两张，我说把重复的送我吧，她说一定保存好啊，可别丢了。我说不会。问她原画在哪？她非说这就是原画，已经发给了日本。那自然是电子版了。我也不再和她争辩了。 《东京人》写于《雪国》之后。我很喜欢一位书评作者说他的父亲分析《东京人》：“日本文学给人的感觉就像秋天的夜晚，下着雨，雨又不大，巷子里有一盏灯，不甚亮，在雨中透着昏黄的光，却又看不到灯下的事物。而《东京人》里川端康成借笔下的朝子评论他们的生活，用了一句‘恼人的秋天里的蔷薇’，这可能就是《东京人》、是川端康成、是日本文学的另一个真实写照吧。”不禁感叹，川端康成细致缜密描写的日本社会风俗画面和中国女翻译家的现实生活有多么大的差异啊，文阿姨居住环境虽说是杂乱昏暗的，而她的内心却充满积极向上，如同明朗的阳光。 与小说里的人物正相反，寡居二十一年的她并不觉得孤独。在她那里，找不到战后东京那些人的困惑、忧愁、苦涩与挣扎的字眼，尽管她的译笔下是那些乱麻一团的人物关系，她自己却像一股劲地往前冲的斗士，无怨无悔，简单明了。比如她和萧乾伯伯共患难的婚姻，比如她对翻译《尤利西斯》的坚持。因为在她的字典里，除了“工作”，其他都是浪费光阴的。 旧译本里还夹着一摞像是信件的纸片，现在后悔应该翻看一下，估计都是有关翻译这本书的交往，不好细述了。有一点可以弥补自己无知的缺憾，当我回家告诉鸫儿，文奶奶是《东京人》的译者后，他立马在网上订购了《东京人》上下卷，虽是不同的译者，也让我第一次走进这些同样经历过浴火的“东京人”的生活，并被深深吸引了。 《民国少女的日记》背后的幸运者 文阿姨这次送我的书又是《民国少女的日记》。说实话，这本书她已送我多本了，但每送一本她都会在扉页上写下不同的文字，各种题词，句句经典，字迹不但工整，还加盖不止一个印章。这次我挑的一本，扉页上写着“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却‘天凉好个秋’。宋 辛弃疾《丑奴儿》 文洁若录”。这是文阿姨在乙亥年金秋写的，她总是多写几本，来客就送。 《民国少女的日记》是文阿姨早逝的二姐文树新的日记集子。文阿姨说：“要不是我二姐这事，我还去不了日本。她一出事，舆论很大，到处传，我爸受不了，就带全家去了日本，我才有机会在那上了学。从这上讲，我得感谢我姐呢。”我注意到书桌上有一张老照片，是文家的全家福，我问上面有二姐吗？文阿姨说，没有，这是在日本拍的。 第一次问文阿姨二姐文树新的故事。不到十八岁去世的民国少女，想象中水灵得像朵丁香。排行五妹、当年才六岁的文阿姨说，她是产后吃生荸荠吃坏的，这种说法我头一回听，因为一般都认为这个跟老师私奔的痴情少女死于风寒。不管怎样，产妇总是十分虚弱的。显然文阿姨谴责那叫Y的老师不该让她二姐吃的。我问那他们结婚了吗，“他有老婆孩子啊，怎么结婚？生下的孩子后来还不错。”谁养的？我又问，“是老师的前妻给带的。”困难时期，自己生的孩子吃不饱，吃的都给那孩子了。我叹道。算一算，1935年敏（二姐的昵称）产下的女儿比我大十岁，今年也该八十五了。 还有一个女人也很了不起，就是文阿姨的三姐 。《民国少女的日记》的附录上有这位三姐给二姐的信。三姐就是家中唯一给二姐和老师传递情书的又一位民国少女，想不到她年岁还小，竟如此勇敢！她喜欢二姐那是自然的，也佩服二姐追求真爱的勇气。据写过本书评的作家张钊说，三姐同样有才，功课好极，会几门外语，要不是腿残，影响了她的前途，她也会很厉害的。我一直纳闷文阿姨如此不擅长家务，今天直截了当地问，那你们家以前的家务谁做呢，她说是三姐。这就对应了张钊所写的三姐的故事： 全名文棣新，在书中被称为“昭”。文树新与Y的书信联系都通过昭，文树新与Y私奔之后以及文树新去世后，昭在许多信件中表现出了理解、支持、侠气、真挚。虽然在整个故事中，昭只是配角，但她的光彩之处甚至胜过主角。她的命运如何呢？ 在文树新与Y相恋私奔的过程中，昭也与自己的一位男同学开始了鱼雁传情。不幸的是，这次又被父亲发现了，一顿毒打后，昭被父亲软禁起来，直到她答应和那位男友断绝往来。 昭天资聪颖。她曾经用两年时间念完小学六年的功课，还可以直接用英文参加化学考试。17岁时，她就被免试保送到辅仁大学西语系就读。然而，就在这个青春年华的岁月里，抗战期间，年方19岁的昭骑车不小心摔伤了右脚，患上骨髓炎。在家中贫困、医疗条件差的情况下，昭竟然瘫在了床上，直到解放后的1958年才治愈。十七年的疾病，使昭从一位花季少女变成了中年妇女，耽误了学业、耽误了青春、耽误了谈婚论嫁，当然也耽误了事业与工作。昭一直与文洁若、萧乾夫妇住在一起，帮他们照料孩子，管理家务，直到1993年1月15日猝然去世。 文阿姨在《澜沧江畔一对菩提树》里的一篇《我的三姐》，表达了她对三姐的深切怀念。作为文家女儿的幸存者，至今仍笔耕不辍的文阿姨的确选择了和姐姐们截然不同的人生。这次拜访，她送我《生机无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时说，“你看看这篇，有我写的二姐。我的五叔也是，清华多难考啊，他偏要去跟大伯父到青岛海关做事，那是个肥差，染上肺病，结果把命搭进去了。所以我因为他们的事，明白不能像他们这样活着。” 听罢我感叹说，“人的命运都是自己选择的，我妈（著名翻译家杨苡——编者注）也说她不会像您二姐这样，她还说她也不会把这本日记拿出去发表出版。文阿姨，我觉得您比我妈更开明。” 文阿姨问我：“你妈妈还翻译吗？”我说：“早不翻了，最后一本是罗丹传记《我赤裸裸地来》。”“可她的《呼啸山庄》经久不衰，那是一本奇特的书。”文阿姨若有所思地说。 静默了一会，文阿姨突然问：“你怎么看现在？”我应答，中国的防疫应该很不错了，比起世界，我们这儿还是安全的。“是啊，你看我们的医生护士们多么救死扶伤。” 回程路上，在公交车上我读了文阿姨这篇《五叔二姐之死带来的思考》： ……这两个亲人的早逝，使我认识到，必须认认真真念书，完成学业。自1936起，父亲失业，我只好穿二姐的旧大衣，下摆拖地，遭到日本学生的耻笑。但我毫不在意，因为尽管日语是那些孩子的母语，年年获优等生奖的我是这个班上唯一的中国学生。在圣心小学读英文时，我穿的是四姐的一双旧冰鞋（只不过把冰刀卸掉了）。上清华大学时，趿拉着父亲的旧皮鞋。然而我的功课，一直是拔尖儿的。我一点也不羡慕那些身穿皮大衣、每周进两次城去看美国电影的上海小姐。” 仿佛今天我才懂得文阿姨对我说的“我还要再工作二十年，你看那个（周有光）活了112岁”的自信的由来。 意外骨折 让爱她的人心疼 8月24日，星期一，早上微凉。七点，我被凉台上的座机惊醒，奔去接听，是文阿姨的声音：“赵蘅吗？我摔了，你能来吗？”和以往一样直接明了，但能听出这与8月17日我在电话问候时那份快乐的心情判若两人！ 原来老人昨天傍晚取报纸回来，在走廊上绊了一跤。我说昨晚该告诉我呀，她说以为没事，可越来越疼。我赶紧嘱她先别动，会尽快赶到。幸亏我儿子回来了，就住在我家里，我怕一个人弄不动，叫醒他和我一起开车去。文阿姨的房门再次为我虚掩，走进房间，老人坐在外间靠墙的床上，正吃力地穿衣。我上前帮她穿好，眼见那只摔伤的右手腕已呈乌紫色。我们母子俩，一个开道，一个搀扶她缓缓下楼坐进车后座，便直奔复兴医院。 可偏偏因疫情几家合同医院都停止门诊，急中生智，我决断地带文阿姨去了我的合同医院——海淀医院。这一路文阿姨捂着胳膊倚座闭目，面色苍白，显然忍着剧烈的疼，那样子好可怜！我只能不时回身安慰她忍一忍，会好的。急诊外科医生很年轻，看了一眼后便说十有八九骨折了，他说老太太你不该揉，越揉越坏的。医生立即开单子拍片，后给老人上了夹板。 回程中我担心自己身单力薄，无法应对文阿姨养病的非常时期，就迅速联系了几位好友来协助。罗雪村、张钊、人文社老干部处的同事，还有文阿姨的晚辈亲戚和邻居下午都赶来一起解决问题。我们还依靠了社区的居委会，通过他们找到附近的一家家政公司，我亲自接通了那位老总的电话。 真是好人有好命，文阿姨还是有福气的！骨折当日，我们就敲定了一位河南保姆郭姐，她答应当晚就住进文家，从此改变了文阿姨孤寡生活的囧境。8月26日，担心保姆不稳定的儿子萧桐从美国传来他妈妈对保姆满意的消息，他在微信上写道：“亏有小郭，家里干净，我妈舒畅多啦！”文阿姨的小亲戚马燕也发来老太太居家休养的近照，那浅浅的笑容是难得的放松，由衷的愉快。 经过一个月的疗伤，文阿姨奇迹般地康复，让声称需要四五个月才能好的医生大为惊叹。复查是张钊陪去的，我虽惦记，因即刻动身南下，只好放弃。事后他发来微信：“上午陪着文洁若先生去复查了，医生看了，认为恢复得很不错，文先生动了动手指、手腕，也不肿了。医生说，对一般人而言，现在就可以算恢复了，但因为文先生年龄大，所以需要固定一个星期后再看一看。文先生家的亲戚（也就是上次的马大姐）也赶到了医院帮助照料。特告！请放心！” 不幸骨折，让文阿姨最惦记的翻译工作被迫戛然而止。据悉养伤期间她已托人到东京买《东京人》原版书。前时学者魏大海先生从吉隆坡联系了我，他说他北京的家里就有原版书，归国后乐意给文老送过去。他还说已经联系青岛出版社，愿意出版文洁若翻译的《东京人》修订本，也包括出版文洁若所有的译著。消息传来，我太欣慰了！ 文阿姨替她的姐姐们 完成了人生夙愿 国庆、中秋双节长假的第一站是宁波文博会俄罗斯馆相关的文学艺术活动，我下榻在喆啡酒店。入住第一天走进客房，那垂着长长窗帘下的小茶几桌上，竟摆放着一本精装本的读物。刹那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第一反应是上一位客人落下的书，第二反应，即使酒店有意为之，那也该是读者耳熟能详的书啊，比如《简爱》《安娜·卡列尼娜》等，而这本偏偏是《尤利西斯》，两位译者又是我太熟悉的名字:萧乾和文洁若！ 翻开久未触摸过的、其实也并未真正读过的这本世界文学史上的奇书第一本中译本，首先跳入眼帘的是他们的文字。两位各写了长篇译序、译后记。文阿姨在《半世纪文学姻缘的结晶》最新修订本的序里写道：“自从一九九○年八月着手合译《尤利西斯》以来，萧乾和我就和这部意识流登峰之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萧乾曾在《尤利西斯》中译本长序文中写道：“四年前八月间的一天，南京译林出版社李景端社长俩到我家，他说他们社出完普鲁斯特的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之后，还想把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也请人翻译出版。他风闻我早期摸过这本书，又知道文洁若也是学外国文学的，竭力促我们合作动手把它译出来。”在年轻的社长“热情敦促，执意怂恿”下，岁数已进入八十开外的他深感力不从心，第一个表态的正是文阿姨，萧乾描述说文洁若“雄心勃勃”地欣然接受。 他们的译本主要根据莎士比亚书屋1922年版。遇到把握不大时，文洁若还向南京的金陵神学院和北京西什库北堂的天主教神职人员请教过。 “经过一千五百多天紧张奋战，我们终于把《尤利西斯》译完了。继一九九四年的三卷手装本之后，两卷精装本也于一九九五年春与读者见面了。夙愿终于实现了，我们自是感到无限欣喜。”“全书十八章共加了五千八百四十条注释。是十八个小时内发生的事，内容却无比庞杂。如果不一一加注，读来必然不摸头脑。”萧乾、文洁若欣慰地写道。 一位美联社驻北京首席女记者曾惊叹地写道：“这对夫妇啃起这本晦涩难解的书已够令人惊奇的了，今天中国居然出版这本巨著是更大的惊奇。” 写到这里，我特别感慨的是萧乾在完成大业后说了几句由衷感恩的话：“应该感谢的，就是去年今天辞世的三姐。我们之所以把这本书献给她，正是因为倘若没有她作为强大的后盾，当初我们根本就不敢去接受这么重的一项任务。” 这位可敬的三姐，即当年为二姐传递情书的昭。冥冥之中，我以为是文阿姨替她的姐姐们完成了人生夙愿。… Read More »

文｜ 杨继绳 来源：？ 2020年12月20日，90岁的傅高义先生逝世，网上有一些评论。 我想的了一件往事。 2007年，傅高义先生到炎黄春秋杂志社找我。任意（任仲夷之孙，当时在哈佛读博）陪同。他一见到我就说：“你写了《邓小平时代》，我也要写一本这样的书。”他当时77岁了，这么大的年龄要进行这么宏大的文字工程，我佩服他的雄心。 我的《邓小平时代》是199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原稿70多万字，出版时删到50万字，印了五万册，一个月就卖出了三万册。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得知后下令禁卖。中央编译局局长两次被约谈，勒令检查。中央编译出版社也受到处分。（10年以后，中央编译出版社将剩下的两万本卖给一家书商，换了封面全卖完了。我将原稿中删下来的20多万字扩充成为《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04年在香港出版。） 傅高义的中文很好，我们用普通话直接交流。我向他介绍了我这本书的遭遇，他提出了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最后我向他介绍了一些采访对象的名单。几天以后他在中央编译局开了一个座谈会，我给他的名单可能被邀请。我们交谈了两个小时，该吃饭了，他说：“我请你吃饭，我是美国人，有钱。”他请我吃饺子。 五年以后，他的《邓小平时代》出版了。中文版厚1000页，在大陆发行60万册，是经中国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同意的。这时我想起了我的《邓小平时代》的遭遇。同样的主题，同样的书名，为何命运有天地之别？主管部门为何厚彼薄此？ 我想，两本书内容可能有所不同。我的书是秉笔直书，有“负能量”，傅高义的书有曲笔，绕过了主管部门不愿意看到的内容。北京大学一位梵文专家说过一句话：“假话完全不能讲，真话不能讲完全。”傅的书可能是“真话不讲完全”吧？粗看了一下他的书，他的确回避了改革年代发生的一些敏感的事件。对读者来说，这些回避毕竟是遗憾的事。政治家需要“真话不能讲完全”；记者和学者“真话必须尽可能讲完全”。记者和学者的笔下必须还原事件的真相。不完全的“真相”不是真相。 2016年，哈佛大学授我“良知与正义”奖。我不能出国领奖，缺席授奖仪式。86岁高龄的傅高义先生却出席了，为授奖撑了门面。远隔太平洋，我十分感谢他。 杨继绳 2020年12月24日

文｜ 谢正光 来源：南方周末 （一）芮玛丽夫妇 1969年5月，我从香港辗转飞到美国康州新港，中间停留日本、冲绳、夏威夷、旧金山、纽约。粤谚所说“乡巴佬出城”，我之谓耶？ 抵达纽约机场，改乘“灰狗”汽车到康州新港，耶鲁大学所在地。翌日往历史系向瑞特夫人（Mrs. Mary C. Wright，中文名芮玛丽）报到。她的研究室设在研究院大楼二层，和瑞特先生（Mr. Arthur F. Wright，中文名芮沃寿）合用。秘书Jan Cochran 的夫君曾在新亚书院教一年级英文。其时从瑞特夫人攻读博士。我俩本是好友，至今仍是好友。 瑞特夫人见面后立即吩咐我两要事：1）法文阅读课下周开始，共八周；2）选课的事，必须修她的近代中国史研讨会，此外可自由选择，但政治系的课不能修。 会面不到十分钟即结束。其间师生两人各抽香烟三根。临行，听见瑞特先生跟夫人说：“It’s time for my boy to get here”（我的孩子也该到了吧）。后来才知道先生话中所指的是从台湾大学来习宋史的李弘祺。数年后弘祺以《宋代教育史》为题取得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香港、台湾等著名学府任教多年。 瑞特先生夫妇是当时研究中国史的夫妻档：先生治明代以前史，所著《中国史中的佛教》立论崭新，虽薄物小篇，历久弥新。夫人早年力作《同治中兴》则瞻前顾后，以大量文献支持其论点。证之以其后论辛亥革命之作，愈见其观史之敏锐，似非其夫君所可及。 二人同出哈佛大学费正清之门，学位资格试通过后，远走北平，搜集论文资料。及珍珠港事变，夫妇同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二战结束得释出狱，旋逢内战爆发，琉璃厂一带店铺，当代史料文献堆积如山。夫人每日走访，风雨无间，广为搜购。时又值货币贬值，按斤论价，所得实多。返美后，悉送交斯坦福大学。该校特为设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予初来美，路过旧金山，尝往访该中心。入门即见夫人照片，尚在与夫人耶鲁初会之前。 中心成立后，夫人留下工作多年，无非将文献整理、分类、编目。时先生则在大学开坛授课。及夫人所事完成，二人翩然东返，主持耶鲁中国史研究项目。 和夫人见面后约一旬，她约我到一餐馆同进午餐。没有喝酒，彼此抽烟如故。那天谈得多，我亦较放松。她先问我的家庭状况；原来我在京都大学的导师岛田虔次先生已有专函给她报告。继问岛田先生近年生活状况与研究方向，最后详细打听岛田先生的挚友兼合作者小野川秀美教授的近况；小野川在京大主持近代中国史研讨会，我只偶尔当过旁听生而已。半载之后，在图书馆得见由1968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刊印夫人的《中国革命第一时期，1900-1913》，才恍然大悟当日她打听小野川教授的原因。 得到夫人点头后，我在耶鲁第一学期只修两门课：1）夫人主持的Seminar of Modern China;2）Professor John Hall 的Seminar of Pre-Modern Japan。每门必文献总在1000页上下。偶检寒舍尚存夫人《同治中兴》一书，但见页页满写红笔中文批注，真不懂自己究竟是如何活过来的！ 夫人主持的近代中国史研讨会，成员十人。其中大皆专修中国史，仅一人主修俄国史，不谙中文。每周两会，每会由两人提交论文，第三人任主要评论员。会前两日，论文必须复印存夫人研究室，以便其他成员取阅。论文规格：打字纸8至10页，附以注释与参考书目。每会下午二时开始，五时结束。 全体成员每次来上课大都心情紧张，班上则鸦雀无声。说话时遣词用语，亦谨慎万分。校中传言夫人每次上课前，心目中早已在学生中选好一两箭靶，上课时“集中火力”，逐一击破。 今日还清楚记得我曾身逢其会：那天提交论文中有一篇长达15页，作者在课堂上被夫人批评得“体无完肤”，完事后给作者丢了一句话：“下课后来我的研究室。”（事后知道会谈后，夫人告诉作者下学期不必回校！）惟其时距离下课时间还有一小时。只见她朝我看看后，旋即将枪口指向我说：“谢君，请你将你读过的中国通史、近代史给我们说说！” 事起突然，我也只好勉力作答。于是就忆所及，逐一将范文澜、吕思勉、邓之诚、钱穆、蒋廷黼等名家的相关著作宣告。语音落定，夫人问道：“你最满意的是哪一本？最不满意哪一本书？”我从实相告：“最爱钱先生的《国史大纲》，最失望的是范文澜的著作。”夫人接着说：“你有空时把以上的对话记录下来，算你一篇论文！”我提交的第二篇文字，题作《晚清改革另一章：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颇蒙夫人认可。 学期结束后，在图书馆偶然和夫人相遇。她停步寒暄两句，匆匆对我说“再见！”不久听说夫人染上肺癌，1970年6月18日下世，得年63岁。下葬耶鲁墓地。后此六年，瑞特先生亦逝世，遗下一部《中国史学史国际会议论文集》书稿，至今仍待整理出版！ 先生与夫人治学方向不同，为人处事风格亦各异。我从先生修读中国前期史研讨会，班上师生有讲有笑，气氛轻松。先生来上课前，必在耶鲁会所午餐，餐前总少不了两杯餐酒，带着酒意，漫步而来。第一句对学生说：“某某先生、女士，你对某书某章有何想法？” 先生善于人交，显而易见。其组织能力亦强。三本有关儒学的著作皆集三个国际会议论文而成，功力精湛又能服众。对校内汉学发展，多有神来之笔。当年重金礼聘饶宗颐先生从香港来校当访问教授一事，世所熟知。 夫人则寡言笑，全力治学。人有批评，虚心接受。刘子健教授曾给我讲一段瑞特夫妇的往事云：“夫人当年考口试时，杨联陞教授对她同治中兴的论文颇示许可后，随即问她国史上可有‘中兴’的前例？”夫人哑口无言。事后庆祝酒会中第一眼看见夫君，时方忙于品酒。夫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往先生的衣袖一把抓来：“你为啥不告诉我汉光武中兴的事？” 夫人率直、好学的性格，跃然可见矣！但我联想到的却是夫妻情深。 瑞特夫人仙游后，先生曾续弦，对方是一著名佛学史教授的遗孀，哄动一时。惜未及半载，这段婚姻即告结束。 近代史研讨会春季班由哈佛博士Don Price 接任。只记得Dr. Price年轻英俊，笑口常开。一手板书，置之中国老师中，亦不多见！ （二）史景迁老师 瑞特夫人下世后，由她的得意门生Jonathan D. Spence… Read More »

来源： 我从一九三〇年向陈氏十七代拳师陈发科先生学拳至一九四四年离师移家济南。一九五三年从周汉民先生借读陈照丕在南京出版的《陈式太极拳汇宗》，又从杨澄甫弟子葛兰笙先生借读开明书店印行的陈鑫所著《太极拳图说》，经过细心研读，联系陈师口传身教的拳理、拳法，结合返济后与学拳同志们作科学实验，从而对陈式基本规律——缠法有了一定的认识。关于缠法自转的顺逆，发现在眼、身、手、腿部位各有不同的配合，也根据陈师示范中动作，发现公转的正旋、反旋及其左右、前后、上下的不同方向，同时悟出王宗岳《太极拳论》所指出的：“双重”、“懂劲”，如何做到“阴不离阳，阳不离阴”的阴阳相济，也就是“刚柔相济，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等，前人未曾说明，学者都莫知领要的问题。 我当年因病学拳，体力不佳，故尔用功不勤，水平有限。但身懒而思想不懒。学拳时曾多听师教，多看示范动作，多思考，然后按所闻、所见、所能记忆的加以多练，虽然练的趟子不多，却对每一动作，每日反复单练数十次，以至数百次，必求不违师教而后已。解放后三十余年中，又从与学拳同志们多作研究、试验，把早期的“四多”，增为“六多”，一得之愚来自千虑，老马长途体力虽差，而识途经验，略可告人，因此不致怀宝迷邦，数年写出有关陈式文字，将数十万言。 我于前十年写过陈式太极一、二路动作说明，在每式下都对式名考释作了介绍。这次重写式名考释杂谈，不是按原式次序写的，而是将同名不同练法、作用的及同一类型手法而有不同变化的式子排列的。这可以为已经学过陈式一、二路的人们阅览，使之知其变化的原因和用法，以便从认识上有所前进。 我们学拳原是以增强体质为第一目的，不是单纯重在技击。一九六三年山东钢厂工程师沈世谦先生曾向我学陈式一路。据他谈及学习任何技艺都是先进行观察、比较，然后入手学习。例如对炼钢本来学过，为了研究这一技术先购来各国原本有关资料，随看随摘要记录，评比其优点，最后参入自己的科学方法，便可变成个人的创造发明。 学太极拳也是先看有关书刊，并在旧书店用三十元购读陈鑫著作，到各拳场参观教法、练法，最后方来找我学习。我认为这种学习方法是科学的，对我研究陈式大有帮助。沈老学了半个多月，套路将及一半，因领导批准回上海疗养，行前说：“陈式拳真是可以说是神拳。我打算退休后，申请党领导成立陈式太极拳研究机构，你负责拳的理法，我负责有关物理，再约好友中善中西医者负责生理、病理、经络学说等等方面，作深刻研究，准备写出综合的、科学的一部文字，作为对祖国和全世界人类健康事业贡献。”我深感佩其言，应作为我酷爱此拳的最高理想。从美芹而独善其身，作出献芹而并善天下的效益。可惜经过十年动乱，沈老病逝，此愿未能实现。 但，静言思之，我虽不懂科学，应以责任托与后学之秀的懂科学者，特别是懂经络学及力学者共同研究，逐渐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陈鑫原谱讲动作缠丝常常结合经络穴位的运行线路，这就给我们打开捷径。我们可以按照原文已经指出的穴位，从练习中试验它对人体的感觉和效应。再从局部肢体推及全身，从外肢推及内脏，从外形体验到内部的气血循行。这样一步一步地摸索前进，找出太极拳保健医疗的科学论据，是有可能的。陈鑫原著关于技击的说法也随处可见，但只笼统地讲中气为主，也讲到技击方面的方向和时间，因为那时他不一定懂得力学。 我们现在讲技击应当以力学为据。主要的在于杠杆原理，即躯干的重心在动作千变万化中始终保持随遇平衡。然后因敌变化而综合运用力学中的螺旋力、滚动摩擦等等规律，以求在不败中取胜。不过人是微妙的动物，动的规律——即方向时间的配合，连自己也从不能自主，达到不能自知的高深阶段。这种境界是从辛苦而兼毅力的按照拳理、拳法练出来的。凡是有志气的人们都是有成功希望的，也是能成功的。【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洪均生】

来源：大江西去 “文革”结束，大专院校进了一大批社会油子 阿城操着他一贯不紧不慢的语调，侃侃而谈，说到妙处，两眼在无框镜片背后发光，然后和我一起笑起来。后来我整理录音时，发现那一夜看似散漫无际的谈话，其实有着极清晰的思路：阿城不仅是有备而来，并且是深思熟虑。整个谈话沿着“知识结构”与“焦虑”这两个主题渐次展开，触动的乃是百年来中国最基本的问题。这样来回顾是把1980年代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和意识结构中去描述。视野广阔，却并不空疏，因为其中活动着种种世俗和个人的细节，有关阿城的，有关朋友的。我想起阿城当年那些铅笔画，只几笔就勾勒出一个人来，而这人的举止神态又散发着某个时代某个阶层的独特气息。  ——查建英  查建英：你想怎样来讲1980年代这个题目呢？  阿城：我不是太有“10年”这种概念。就像艺术的变化不会随着政治时期的改变而变化，单从“1980年代”划分，有点儿难说了。  查建英：那个时间其实是人为的计量。 阿城：对。我自己的量度不是这种，而是知识结构，或者文化构成。从这个角度来说，1840年是个坎儿，新的知识撼动中国的知识结构，船坚炮利；1919年“五四”是一个坎儿，新的文化撼动中国文化构成，科学民主；1949年是最大的一个坎儿，从知识结构、文化构成直到权力结构，全盘“马列”化。就这三个标志，其他就别再分什么10年了。  不过既然定的话题是1980年代，总要来说说吧。对1949年这个坎儿，我觉得1970年代算是一个活跃的时期，1976年，“文革”结束，使1980年代成为一个表现的时期，毕竟出版又被允许了。1970年代，大家会认为是“文革”时代，控制很严，可为什么恰恰这时思想活跃呢？因为大人都忙于权力的争夺，没有人注意城市角落和到乡下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查建英：对，1966年、1967年是特厉害的，1968年以后学生就开始下乡了。  阿城：管不着了，这些学生坐在田间炕头了。他们在想什么，传阅什么，写什么，权力者不知道。像1960年代末，芒克、根子、多多、严力他们在河北白洋淀形成了一个诗的区域，尤其根子的《三月的末日》，意象锐利迷茫，与食指的《鱼群三部曲》失望迷茫区别得很开。这样，一直贯穿整个1970年代。所以，猛一看是受压制最厉害的时期，但是因为被推到权力、行政力管理相对松散的地方，他们反而有些自由。  “文革”一结束，1977、1978年可以考大学了。一下子，大专院校进了一大批社会油子！  查建英：（笑）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非常现象。  阿城：所以，思想活跃，这一代人在1970年代都已经完成了，1980年代就是表现期。要从政治上说呢，我是比较清楚地感觉到，1980年代是一个想要弥补信用的年代。  查建英：经济方面从1990年代起中国也算在搞资本、市场了，但因为这个信用问题，这资本、市场成了个怪胎。  阿城：知识构成呢，比如说我个人，我是歪打误撞。1960年代我已经上初中了，因为我父亲在政治上的变故，班上有活动，好比说到长安街去欢迎一个什么亚非拉总统，我们出身不好的就不能去了。尤其1965年，这与当时疯狂强调阶级斗争有关。要去之前，老师会念三十几个学生的名字，之后说：没有念到名字的同学回家吧！  回家是什么意思呢？是没尊严，边缘。另一方面，回家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的时间了。大家都上那个锣鼓喧天的地方去了，那你上哪儿去？就得自己策划了。那时我家在宣武门里，琉璃厂就在宣武门外，一溜烟儿就去了。琉璃厂的画店、旧书铺、古玩店很集中，几乎是免费的博物馆。店里的伙计，态度很好。我在那里学了不少东西，乱七八糟的，看了不少书。我的启蒙是那里。这样就开始有了不一样的知识结构了，和你同班同学不一样，和你的同代人不一样，最后是和正统的知识结构不一样了。  查建英：对，我第一次读《棋王》，觉得特别意外，因为跟其他的都不一样。心想这人从哪儿冒出来的？什么年龄的人呀？  阿城：那个时候你觉得写下来是正常的，可是一发表，面临的是与读者的知识结构差异。所以，到西方，同样面临的是知识结构跟人家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最重要的差别。  查建英：对，比如跟你同龄的美国人或欧洲人打交道，他们成长时读的是什么、接触的是什么，直接关系到能不能交流。  阿城：对。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代沟，只有知识结构沟。我的知识结构可能跟一个99岁的人一致，或者和一个20岁的人一样，我们谈起话来就没有障碍。但是跟我的同龄人，反而有沟！  1949年后，整个知识结构改变了。你想，连字都变了，变成简体字。文字的变化，事关重大。一代之后，阅读古籍成了特殊或者专门的技能，实际上被剥夺了阅读传统的权利。  查建英：所以后来的人跟“五四”那个年代教育出来的人，就无法交流了。  阿城：说不上话！成了台湾人、香港人了，成了韩国人、日本人了。  后来，你发现不但知识结构起了变化，连情感模式都一样了。情感本来应该是有点儿个性的，可一看，都是一个情感模式。  查建英：比如说？  阿城：比如说喜欢唱苏联歌，但不知道俄国歌。他们唱的《三套车》，是苏联的，改过的。这有点儿像会唱《东方红》，但不知道《白马调》。  唱歌这个事情，特别能够显露我们的情感模式。我还记得在美国有两次朋友聚会，北岛喝得差不多了就唱《东方红》，还朗诵“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我还以为北岛在开玩笑，后来发现不是。他喝酒了，在抒发真的情绪，但是得唱共和国情感模式的歌才抒发得出来。就像有人喜欢样板戏，那是他们成长时期的感情模式，无关是非。  当然，说起来，1980年代几乎是全民进行知识重构的时候，有翻译了，进来了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这也造成很多人变化非常快。嗯，这算是1980年代的一个特点吧。  查建英：所以，你同意“文化断层”的看法？  阿城：当然。1985年我写过一篇很蹩脚的小文《文化制约人类》，题目还好，可是内容吞吞吐吐，那时候还怕牵连我父亲，其中就讲文化的断层。很早我就感觉到这个，大概是在初中的时候。你想，教材是统一的，图书馆的借阅，控制非常严。我还记得西城区图书馆在西华门对着的街上，我当时是初中生，只有资格去这个图书馆，初中生只能借1949年以后出的书，看来看去就那些。  但是琉璃厂旧书店、西单商场旧书店、东安市场旧书店、隆福寺，就有不一样的书。  除了书，还有就是遗漏下来的生活细节。大凡出身不好的，好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人的家庭在1949年之后多少留下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书啊、画报啊什么的。你会发现以前的一些气息。  我记得有个姓宋的同学，邀我几次去他家里。他母亲大概是民国时名气不大的一个明星。他给我看他父母的一些照片，发在当时那种蓝油墨印的杂志上，他母亲拿个花儿啊什么的。他家里中式的、西式的小玩意儿特别多。于是你看到一种生活形态，1949年后这个生活形态因逐次运动而消失，现在又成了时髦了。  还记得有一个同学也是邀我到他家去看他发现的他父母的照片。是他父母在美国留学拍的裸体照片，天体的。  查建英：他父母本人的照片？  阿城：对，还有什么樱桃沟啊，在香山那边拍的裸体照片。用的是那种Kodak chrome反转片。所有这些具体的东西，印刷品啦，家庭私物啦，经过“文革”都没有了，烧了，自己就烧了，你想那还得了！ 不切身，不焦虑  阿城：我们以前所谓的好人家，起码是中等人家，大概起码有两代是念书的，生活状态是自足的，思想上生活上自足。西方那些叫什么？叫玩意儿。“哎，这玩意儿有意思，这玩意儿新鲜！”可没有这个他也行，有这个呢也不会破坏自足。西方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清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讲亡国亡种，于是产生焦虑。但绝大部分的两代读书、三代读书的家庭，当时科举废除了，让孩子上个新学堂，学点新东西，可他们的家庭还应该是自足的。这样的家庭是没有焦虑感的家庭。教材里让我们读到的“五四”那些人是有焦虑感的。  “文革”时我父亲去乡下，沙河，离北京不远，房东还是复员军人，穷得只能和子女合盖一条军棉被过冬，我父亲目瞪口呆，走的时候把自己的被子留给房东了。“文革”时，延庆县还有农民一家子睡沙子，白天撮出去晒，晚上撮回炕上，图个热乎气儿。  查建英：那你现在回头看1980年代的好多讨论啊、话题啊，其实它是一个特别短暂的现象，有点虚幻，一个更现实的年代已经就在拐角了，但当时没有人预料到。那时大家充满一种解冻期的热情，生活上还有国家给托着，是个有理想也有很多幻想的年代。很多艺术家、作家就觉得没准儿很快就能赶上西方，我们天天在创新嘛。记得黄子平有句俏皮话：小说家们被创新之狗追得连在路边撒泡尿都来不及。王蒙也说作家们“各领风骚三五天”。总之，三五年就把西方作家一个世纪各种流派都给过了一遍，然后就是拿诺贝尔奖啊，出大师啊、传世之作啊什么的。那时真的气儿挺足的，并没感觉后边有这么多问题呢。它还是集体主义生活沿袭下来的一种艺术形态。所以当时提的问题不太个人化，都挺大的，考虑的都是有关民族的、国家命运的大事。  阿城：他们叫宏大叙述。倒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是有个人问题的。我在美国，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你的小说里老有个词——“众人”？我想想，是啊，众人，稍微近点儿的，我用“大家”，感觉上“大家”比“众人”清晰点儿，其实还是面目不清。其实，“众人”和“大家”是中译《圣经》里常用的词。  查建英：你觉得还有哪些作品比较个人化？  阿城：《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莫言当初写的很多东西都很个人。为什么，因为他在高密，那真的是共和国的一个边缘，他后面有一个文化构成是家乡啊、传说啊、鬼故事啊，对正统文化的不恭啊，等等。他提出来的是个人的问题。莫言后来慢慢不太个人了。  文化，“是生态系统啊”  查建英：说说“寻根文学”吧。你一般也被当做“寻根派”的一个主将。那你现在怎么评价它呢？  阿城：“寻根”是韩少功的贡献。我只是对知识构成和文化结构有兴趣。  查建英：那时候呢，你讲过文化的重要。你那一篇《文化制约人类》的文章可能也给算做“寻根派”的一个文件了。但实际上你并没有感觉自己是寻根的？  阿城：我的文化构成让我知道根是什么，我不要寻。那时在我看来，产生并且保持中国文化的土壤已经被铲除了。中国文化的事情是中国农业中产阶级的事情，这些人有财力，就供自己的孩子念书，科举中了就经济和政治大翻身。他们也可能紧紧巴巴的，但还是有余力。艺术啊文化啊什么的是奢侈的事情，不是阿Q能够独力承担的。结果狂风暴雨之后，土壤被扫清了，怎么长庄稼？不可能了嘛。 查建英：就变成工农文化了。  阿城：从肉身或从意识形态上把商人、工业中产阶级、乡绅、农业中产阶级消灭，当然大跃进就会出现了。如果这层土壤还在，还有话语权，是会抵制那种鬼话的。这之前，要夺天下，在解放区把这个扫清，没办法。得了天下，还这么扫，还谈什么中国文化？文化产生的那个土壤被清除了。剩下的，其实叫文化知识。  查建英：就是课本上的那些。  阿城：对。可以清谈，做学术，但不能安身立命，前人读它是为了安身立命啊。  查建英：文化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  阿城：是生态系统啊。 … Read More »

来源：各界导报，各界杂志，2020年第9期 作者：散木 藏书世家 顾颉刚是史学大家，此外又以藏书的浩繁一向为世人所知。如果追踪其藏书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他的先世。据顾颉刚的《自述书》（1953年）所言：“我祖和我父都好读书，家藏书籍已有两万册。”三代藏书，其始也颇可观矣。然而在顾颉刚的记忆中，不是别人，是他的祖母对其后来的藏书活动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顾颉刚晚年在《玉渊潭忆往》中回忆：祖母虽极平凡，可是见识不凡，特别是对于小辈的教育，十分上心： 她一切节省，只有对我要买书却极慷慨。因此，我在十一岁以后就天天出入书肆，一本一本的买了回来。积少成多，一年就可有五六百册。有时要买一部大书，须十余元或廿余元的，向她恳求，她每月只有从我父亲那里收到三十元钱，一切苏州开销包括在内，却肯付给我一笔书款。所以我从小怀着做一个藏书家的野心。当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就买了几部丛书（《惜阴轩》《咫进斋》《滂熹斋》《功顺堂》……），这些书钱哪有一个不是我的祖母从千省万省中省出来的。自从她去世以后，我为了北京历史材料丰富，作终身居住之计，苏州的书全带了去。 一个小孩子，能够得到老人的宽容，甚至是纵容，放手让他去买书，而买书的钱都是仔细节省下来的，这不经意之间，无形造就了一个不世出的学者，而如此传统社会之下的经验，特别是江南苏州的家庭文化生活的氛围，曾经培养和塑造了众多的文化人，包括许多知名的文化世家之养成。 稍微熟悉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史，大概都会知道江南顾氏藏书，其含意及范围皆非常人所能理解和定义的，而如其所回忆，也是祖母对他产生的影响，或竟是与其父亲与叔父相反，是谓：“我现在被人称为‘历史家’，我自己也确有搜集材料研究‘史料学’的癖好。但我的父亲和叔父是最不爱保存旧材料的，每隔一年半年就把各处来信和其它认为用不着的日历及各种宣传品一把火烧光。我在旁边看着，嘴里不敢谏止，心中总觉得太可惜了。父子之间的性格为什么有这样不同呢？我很明白，这不光是先天的差异，乃是我受祖母的教育太深了。她从来不肯轻弃一张纸、一个小瓶、一些过时了的东西，所以她的房间里尽是些旧材料。她固然每隔几个月也要整理一次，但这不过理得齐整些而已，东西的数量是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的。她的目的只为的‘惜物’，觉得世上原没有一件废物，只要善于用它。但我承受了她的思想教育而应用于学问工作上便成为‘搜集材料’的科学要求了。” 于是，所谓顾氏与其藏书，就是其所标榜的“好大喜功，永为怨府；贪多务得，何有闲时”。 新时代的藏书记 依照惯常的现象，学人之所依归，常常是要看其藏书之依归的。具体到顾颉刚，则因其藏书数量过于浩大，于是也竟常常为其藏书的依归所忧。 从发动“古史辨”的讨论而名声大噪之后，顾颉刚藏书之归宿，其可选择的方向，分别是其家乡的苏州或甪直，以及其事业中心地带的上海，抑或文化之都的北京，是三地皆可为其藏书的所在。在一番寻寻觅觅之后，对于这位藏家而言，其所汲汲的，除了寻觅藏书的所在，他还另有其它的打算，那或者可说是他心中的一个情结。1948年9月6日，顾氏写信称： 我的书全部运到了上海，但上海放不开，苏州也放不开，放不开我就不能使用，有了等于没有。拟看甪直殷家（顾氏亡妻名殷履安。笔者注）有无空屋可租。我平常在沪办公，需要做研究工作时就到甪直去，好在只消半天功夫（昆山下车，上轮船）。另办一所履安小学，纪念亡妻。那时书籍便可托小学校长保管，公开展览，成为甪直镇上惟一大图书馆。 再有一个大原因，我总觉得甪直比各地一律安全。那里四面是水，陆路走不通，故最少受兵灾。那里在苏州的东南，昆山的南面，不当交通线，故就使有兵事也可不受骚扰。现在美、苏双方摩拳擦掌，第三次大战必不可免。今年美国大选，如杜威当选总统，则战事之爆发必更快。美、苏开战之地，可能在朝鲜，也可能在我国的东北，到那时沿海一带，尤其是京沪，必不能免于苏机之轰炸。到那时，我们还得逃难。如果那时你肯拖儿带女到西北来，那也很好，我在西北不怕没有饭吃，不怕不能养家。但西北还有一顾忌，如果苏联从新疆出兵，则兰州也当要冲，仍不能安定。我想，到那时，我们还是躲在甪直的好。因为美、苏的阵地战必不会到江苏，而甪直是一个幽僻的水乡，没有吃炸弹的资格，比较上海、苏州必然安宁。 到那时，只要我们有一点积蓄，便可安稳住上一二年（武器进步了，第三次大战的时间可以缩短了），让我在那里读书和著作。这是我打的一个算盘，请你批评一下。总而言之，做一个人生在这时代是太苦了，做一个想研究学问的人生在这时代是更太痛苦了。我们为了儿女，为了书籍，实在不能不作此打算。 乱世为苦，书生尤苦，苦还在于为了书籍的“安身”。内战进入决战之际，顾氏对时局的一番判断，竟判定将引发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作为战时的后方，显然江苏的甪直胜于树大招风的京沪以及前线的东北、西北，只是他的这个想法，只能落个“毕竟是书生”的微词了。其实，还是于抗战“光复”之后，中国纷攘的局势不仅没有朝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方向去发展，相反，大战“大佬”的美国竟黯然退出了大陆中国，蒋介石国民党颓然退守台岛。中国是翻天覆地、沧海桑田了。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下，藏书家和学问家如顾氏等等，将会有怎样的变化呢？也是其时，顾氏的友人郭绍虞一次见其收拾藏书，不禁发问，而郭的一番话顿时引起顾氏心中“一水涟漪”。他在1950年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绍虞来视我，笑曰：这个时代，你还弄这些东西做什么？予曰：此犹饮醇酒也，可借之以忘忧。” 书生也，伺弄书籍，强胜于常人的“妇人醇酒”也，而其藏书之效，犹强于“杜康”也。果然，藏书，不仅使其于乱世之中可以“忘忧”，也可以给其带来“安身立命”的“桃花运”，所谓因书得福，由藏书而人气大旺，是所谓“双赢”矣。 其一，上海复旦大学“引进人才”的尝试。顾氏有信曰：“现在复旦因为要我这个人，连带要我这些书，使得这些书又能集中起来，我要用的时候可以一索即得，这当然是我最高兴的事。去年陈校长曾对我说：‘学校里现在诚然没有房子，但是可以盖起来。’我更感激他的好意。但华东区尚未到大建设之年，我家中的八张床，尚愁校内无处安放，何况这几万册图书。我现在住在城内，到各处取书已感不方便，若住到复旦，以我的气管支炎的毛病，实不宜冒着北风，仆仆城郊，那么取书更难，自更不便于作研究了。”此事遂罢。 其二，是为北京新政府之下的新机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无疑，这也是顾氏最宜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但北行，人是方便，书呢？应该说这是考量新政府重视人才以及对于人才的诚意的一个信号，特别于顾氏，对这样一位长期游移于革命之外的，或者说是长期居处于学术与政治边缘的著名史学家，新政府会怎样表态和对待呢？答案可以说是相当的圆满，新政府甚至不惜庞大的财力和物力，予以解决其全部藏书的北运，而那竟是整整一个车皮的运输量呵。 其初，1954年4月11日，上海市市长陈毅为讨论毛泽东在杭州西湖所草拟的宪法召集上海市代表讨论，会后又在茂名路设宴招待，“以予列首席客位，问讯近来工作情况。”显然，顾氏反映的问题很快得到了回音和解决。是年８月，顾氏北上，赴历史所第一所及科学院院部报到，而其在沪、苏的家当，包括书籍、家具以一节火车皮北运，运费则实报实销，约合两千余万元（旧币）。北京，其居家是乾面胡同三十一号，大小共十二间。又其待遇，是一级研究员，合工资八百三十六元（而所长也不过七百余元）。其时，除了运输，居京的住房、薪金，也一并予以解决了。彼时，顾氏在日记中写道：“苏州迁京，书籍一百零七箱，家具一百一十八件，与上海不相上下。予之书籍向无统计，兹合沪、苏两方凡二百二十五箱，大箱可容六七百册，小箱容二百册，平均以四百计，凡九万册矣，如抗战时不损失，胜利后不捐赠，则十二万册矣。以予清贫尚能如此，可见做事不间断，必有厚积无疑也。” 匪夷所思的书厄记 顾颉刚携书北上，欢欣鼓舞，然而不久，一道阴影爬上了他的心头。这道阴影，其实不过是一句话，然而正是这样一句话，让顾颉刚蓦然当头一棒，从而使他好好思量：你是什么人？你的那些书是什么货色？而说出这句话的人，也是造成顾氏晚年心理极大痛苦的一个象征性人物——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某位领导。 顾氏在《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一文（1958年撰）中说： 1954年到京供职，我非常高兴，心想“九·一八”事变后，我的生活漂流动荡，许多顿在心头的问题一直没有着手研究，现在可以安心到那里工作，对后来人作出一个交代来了。我一生好书，节衣缩食地买书，所积太多，科学院代我全部运京，又给了我一所大屋子安放，我非常感激政府对我的照顾。可是到京不久，领导干部就对我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我听了骇然，心想：科学院为了我能掌握些史料，才招我来此，他竟说我为书本所害，那么招我岂非多事？过了些时，那位干部又说了一些关于我对蒋介石存在着幻想的话。我犯了很多年的神经衰弱，大脑皮层容易紧张，而又一向“傲骨崚嶒”，受不了别人的气，听了这些有强烈刺激的话，直使我眼前发黑，几乎倒了下去。 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顾氏携书北上，正准备大展身手时，那一句“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让他惊愕不已，他骇然、不解，果然此后的历次“劫难”，皆对其藏书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这一过程，只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方略有好转，那是1959年10月，傅彬然编辑来信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史记>三家记》，作为国庆献礼的成果，“毛主席打三次电话索取，览后表示满意”，顾氏闻之十分欣慰，他说：“斯我辈多人之积年辛勤之收获也。”此后又得“毛主席的命令，成立标点通鉴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而两大工程，顾氏皆有责在焉（前者为总校对），则其人其书又有了正面的作用，甚至面对如此辉煌的业绩，顾氏于兴奋之余对于其藏书的愿景也曾升华到了欲创办图书馆而纳之的高度上，然而揆诸实际，知其不可为，兼以居处狭仄，人与书争地，顾氏又起去书、散书之念，所谓“化私藏为公藏”，他开始加快了售书的动作。 1960年1月4日，顾氏在日记中说： 予一生想做藏书家，积书至十万册以上，并想独立经营一图书馆，使永不散失。今其事已不可能矣。而公家图书馆越来越多，亦无须由私人为之。值此劳动力极端缺乏之际，我一人之力亦不能维护并检取此五万余册书，故决取不需要者售出。兹由中国书店派孙助廉来商谈，决先售出下列数种：李氏藏书正续、广雅丛书、历代诗余、艺文类聚、每周评论。此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手卖书与书店，此种书随我三四十年，临别时亦不无恋恋之情也。但祝物得其所，使用率加强，于学术界有裨益耳。这年10月24日，他复又售书二百二十七种（作价八百二十元，“比售进之价差得多了”），所谓“予急欲减轻包袱，遂尔成议。祝这些书能得其所，供学人之参考，则予虽不得见，亦无恨也”。 学者及藏书家售书于人，这是怎样的难堪，虽说“无恨”，毕竟是自己一生的积蓄，何况那些藏书无一书无来历，每一册宛若其一子，售一书若其失一子，此中况味，外人岂能体会一二。于是，在顾氏的家庭生活中，有了如下经常的一种场景，当然，这是顾氏“不足为外人道也”而只能在日记中抒发的一番郁闷了。 1960年10月7日：“静秋以我不肯多卖书，每来一客即将我数说一顿，予实难忍受，遂屡吵闹。”10月19日：“近日理书，发现许多平装书失去，此必内盗所为。盖生计困难，有不得不以窃自活者，而我则‘多藏厚亡’矣。”12月14日：“家用乏绝，不得不理出一批书求售矣。现在予工资收入，付一家六人吃饭尚不足，奈何！” 在这样的状况下，所谓藏书，莫若化私藏为公藏，顾氏因遂有建立“国家图书馆”之议。1962年12月5日有记：“予自1954年起，即提议在北京造一全国性之图书馆，而迄今未能实现。览此次提案，则有向达、袁翰青二案，与予案而三。闻翁独健转述周扬言，谓十大建筑中未排入图书馆，实为错误。想领导既有此认识，则至迟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必能兴工矣。” 随之，顾氏藏书在政治运动和家庭生活矛盾等的夹击下，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这先是书与人争地，所谓“来京十年，以居室通风，冬则迁而南，夏则迁而北，终年生活不定，物件无安置定所，一切混乱。自屋子改好后，南面住人，北面放书及什物，置书者八小间，置什物者二小间，然仍嫌挤，故静秋招拍卖行人来售去若干，其中大冰箱一件，是许地山赴香港大学时售与我者，裙箱底座则履安陪嫁物也”。（1965年1月16日日记）继之，早已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让极度敏感的人们视为祸害的书信物件，也势将处于被消灭之列，如顾氏在日记中所云：“予积压信件过多，正欲一一清理，而静秋以开会归来，果酱烧焦，感情冲动，迁怒于他人信件，撕之不足，又投炉中烧之，予亦无法遏止怒火矣。此中信件，最可惜者为童书业与予讨论《左传》成书时代之万数千字一函，而周扬季、张大椿、徐家震诸函，既付一炬，即其地址亦不详矣。予生平函札，除抗战前全部佚失，又居重庆上清寺时日机轰炸外，此为第三次之损失。得偶如此，所不料也。”这如何是好？没来由，顾氏只得加快了售书的步伐。 随着藏书的渐次散去，迫使顾氏专门为其藏书立下了遗嘱。这是他预立的遗嘱。其谓：“我家三代藏书，经历抗日战争时的损失和解放后的捐献，尚存五万余册。我的一个妻子，四个儿女，在我身后无以为生，所以这批藏书只有出售才可解决他们的问题。我的藏书，虽无值大钱的古本，却有许多名著的原刻本，许多书现在已买不到。又有一种书而搜罗了许多版本，足供校勘之需。我的意思，这批书由中华书局购下最为合用。如中华不能全购，也希望由他们先行挑送，再求他主，最好不要分得太零碎，泯灭我家祖孙三代积存的苦心。另拟一个书籍、碑帖、书画整理委员会人名单备考。我一生写作，应悉交中华书局，请他们组织委员会整理。俟整理工作完了时，捐献北京图书馆稿本部庋存。我的祖父和父亲的写本也同样处理。我家先人所刻书两箱，最好捐与苏州市图书馆保存，以存本地文献。”（1965年12月31日日记）不过，当历史岁月渐渐逼近那场“浩劫”之际，这一点念想或说是愿景，也不得不落空了。 彼时漫说私藏，就是公藏也出了问题了。如顾氏1966年2月2日日记：“阿英同志，姓钱，芜湖人，今年六十六。阿英云：为了备战，北京图书馆等机关均在卖书以轻负担，价值奇廉。年轻同志主其事，但问此书于现代有用否，能为人民服务否。苟不合此标准，即斥去，领导不敢问也。然各省图书馆正缺书，如能分与各省，免得被炸，岂非佳事！闻之叹息，图书馆之收藏岂但供一时之用乎！”还有书肆，如北京“东安市场古旧书部，门上贴纸条云：本部业务已归并琉璃厂古旧书部，从此东城已无线装书肆矣。予于本月初尚从此购得《敬吾心室彝器款识》，见有沈兼士主编之《广韵声系》，以标二十元，不能购，今日欲再往一抚而不得矣。从此茫茫人海，不知能觅得否？为之一叹”。（7月18日日记） 顾氏1968年1月3日至6月25日之日记，“全为静秋烧去。” 在此一历史场景中的顾颉刚，于心灰意冷之余，已然被“革命”所征服、内化，作为一个例子，是关于藏书等等，此前其曾立有遗嘱，此后其更有如下被降低了他的祈望的“愿景”：“希望此次运动完了之后：一、许我退休，俾得整理宿稿，不管能否刊出，总是了一心事。二、除必用书留三五千册外，余均捐献国家。（注：顾颉刚藏书达四万六千余册，其中线装书约六千部，平装书约二千六百种，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收藏，据称该中心设有顾颉刚文库。）三、易住集体宿舍，有煤气、暖气，减轻劳动力。四、好好地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尤其注意改造史学观点。五、尽量减少参加集体活动，避免紧张，以适应体力。如此以终天年，我无恨矣！然终恐无此福分耳。”

原创 张郎郎 财新文化 2016-04-26 1979年3月19日，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手杨秉荪（中）与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约瑟夫·希尔弗斯坦（右）在演奏间歇交谈。 财新文化，获得微信“双认证”（媒体认证及原创认证）的公号。 监狱里的杨首席 文|张郎郎 （美籍华人作家）一 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石家庄市河北省第二监狱。在此之前，我先在北京著名的半步桥看守所练了三年闷功。然后，转移到河北饶阳县大狱，又在那里练了三年饿功。六年之后的1974年，我才算熬出个头儿，从死刑未决犯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五年，还带个“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的尾巴。剥夺不剥夺，对我没意义，说来可笑，我们这种人还有值得被剥夺的权利么？ 对一个死里逃生的未决犯来说，能当个堂堂正正的劳改犯，已经是一步登天。更何况，我将要去的中队，牛啊。要来这儿有条件：必须是死缓、无期或至少十五年徒刑以上的重刑犯；来者必须身怀绝技，能说能干、手脚利索，不收等闲之辈。 我背着行李在饶阳公安人员押解下进了第二监狱办公室，警官抬头看了看我，对旁边一个看热闹的犯人说：“小王，你们给他松开。”那个小王忙上来给我松绑，一边解绳子一边说：“嘿，哪儿是绑人呢，简直是勒猪啊。这么虐待犯人，你可以告他们。”队长一边看判决书，一边笑着说：“你少说两句吧。”我一言不发，心想：这小王胆子也忒大了，跟队长怎么说话呢？这六年里，从没见过犯人当着警察敢这么放话，更没想到警官居然没抽他、没骂他，还笑着和他有问有答。 哦，看来这儿的犯人已经从地狱最底层上升了至少一个台阶。这里的游戏规则和看守所完全不一样了，我不由得暗自心花怒放。 张郎郎，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之子。1968年，因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入狱，曾被判处死刑，后在狱中十年。“文革”后平反，后移居香港、美国。上图摄于2010年，作者授权使用。 队长看完我的卷宗，轻轻哼一声：“还是个大学生呢。你们把他送到零修组去。”所谓零修的意思就是随到随修，可能就是两榔头、一改锥的活儿。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个重大的恩典。零修组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这儿才是高手云集的地方。你想想这个汽车修配厂，是归省公安厅管，专为公安系统服务。重刑囚犯给警察修车？听起来似乎有点儿荒诞，有点儿悬。其实细一想你就明白了——这些重刑犯个个都趴在生死边缘的刀刃上。当年，饶阳县看守所的张所长就是这么说的：“你们都和蚂蚱一样，过去趴在锅台上，现在趴在锅沿儿上了，一不留神就进了油锅了。”如今能让你们修车，能不精益求精么？ 跟我一样因“反动言论罪”进来的杨秉荪可没有这么幸运，他被判了十年，少了一个“重刑犯”的必要条件，就进不了零修组。来之前，他是中央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可监狱里不管这个，给他分到了施工队。重体力活儿啊。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员的手，用来搬运水泥墩子、水泥块儿——纯属暴殄天物。 他们哪儿知道杨秉荪不同凡响的来历呢。二 杨秉荪在红色摇篮里度过了童年。他是个孤儿，在陶行知先生办的重庆育才小学里长大。他是个音乐天才，陶行知先生是名副其实的伯乐，特意请马思聪先生、黎国荃先生来指教小杨秉荪们的音乐课。 那个学校有很多老师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也有人说，这个学校相当于八路军办事处的儿童团。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常到这个学校去看望这些成长中的孤儿，杨秉荪等几个尖子学生都把周伯伯当成自己的父亲，周恩来也一直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 杨秉荪20岁，新中国建立。1950年他随中国第一个青年艺术代表团，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各国去巡回演出，走到哪儿轰动到哪儿。谁会想到，新中国的青年艺术家们能有这种水平？后来，团中几位佼佼者去柏林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杨秉荪的小提琴和后来成为他妻子邬漪丽的钢琴都成功为祖国争了光，拿到了金奖。 1951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德国少女向中国青年代表团献花。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新中国几位青年艺术尖子留在苏联留学，杨秉荪就是其中之一。之后他又被送去匈牙利深造。回国后，他自然就分到当时中国最牛的交响乐团——中央乐团。从工作到1966年，他从来都没有中断过小提琴练习。小提琴是他事业的根基，是他迷倒众人的魔棒，是他人生征途上的贴身利器。 一声惊雷！“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在交响乐《沙家浜》还没上演之前，西洋乐器和它们的主人们，统统都被打翻在地，还踏上无产阶级的无数只大脚。 可杨秉荪依然在偷偷地练琴，把指法与运弓分开来，不让琴发出声音。无独有偶，被打断手指的钢琴家刘诗昆，也在无声地练习弹钢琴，他把窗台当作钢琴的键盘。那是一个无声音乐流行的年代。 在“抓出造谣坏人”的一声令下，老杨和我还有成百上千的人一起被“扭送”到了各个公安机关。这时候，他才第一次不得不和他的小提琴一刀两断。 说来有趣，我和杨秉荪并不是头一次同监，在饶阳看守所我们就是狱友。他曾经给我讲述在匈牙利受到的振憾。1956年的一天清晨，苏联坦克轰轰隆隆开入了布达佩斯，一辆辆战车排成一字长蛇阵，大地都在颤抖。匈牙利人居然还有零星抵抗，苏军坦克就开炮回击了。老杨住的对面是座五层大楼，炮声一响，这座大楼的一整面墙就咔嚓嚓地垮了下来，似乎是被巨人抽掉了朝向街面的墙，眼前的大楼立刻变成了一台布景。家家依然布置得整齐舒适、井然有序，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每家都有一架斯坦威钢琴。他站在窗口，惊愕，惊讶，惊叹！当年，全北京只有一架德国制的斯坦威钢琴，还相当老旧。在当时，那可是国宝级的稀罕物啦。 老杨如今在美国休斯敦安度晚年了，这些年来他一直在那儿教孩子们拉提琴。如果不是他当年在监狱里告诉我，布达佩斯不可思议的文化景观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现在斯坦威钢琴（无论是美国产的还是德国产的）如烂漫山花遍布中国大地，那年头儿谁都不可能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三 1975年，杨秉荪的天时到了。邓小平已经出山，全国都在恢复调整中，监狱里的气氛也相应好转。地利呢？就是二监是大城市里的一个大型企业，相对稳定，有发展空间。人和呢？我们的费典狱长喜欢读书，还喜欢文艺。他想要让单位气氛焕然一新，把改造思想的灵魂医院推上一层台阶。再说，那时费狱长也想趁机和北京第一模范监狱拼一拼，在劳改系统创出一条新路。 于是，费狱长一声令下，让每个中队都得准备新年文艺节目，优秀节目还可算是改造成果的一部分。各大队和中队摩拳擦掌，挖掘文艺方面的潜在人才。从艺术团体扭送来的“现行反革命”，原先根本没人待见，觉得这些人要技术没技术，要力气没力气，全是废物点心。但此一时彼一时，这些人顿时变成香饽饽了。 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歌手小左、中央乐团的男高音小王、电影学院的三位青年教师、中央芭蕾舞团的小丁、中国京剧院的小齐等等，差不多都是属于“一打三反”运动时期抓出来各大案的案犯，有的是“造谣者”，有的是“传谣者”，还有写错标语的，喊错口号的，原来分布在各个不同狱所，这时期从采石场的山沟里，从铸造厂大炉边，从青纱帐的玉米地里⋯⋯一个一个被选拔回来，开始发光发热。 1961年，张郎郎与三姨合影。 中队为了让杨秉荪表演好这个节目，让他写信给前妻邬漪丽，请她把小提琴托人带到监狱来。可队长听说这把琴价值的天文数字，当场就傻了眼，于是，狱部决定派最靠谱的人专程到北京去取。 邬漪丽是祖籍上海的华侨，当她听说老杨栽进一个大案时，立马吓蒙了。当时中央乐团被称为“样板团”，邬女士不得不赶紧找到军宣队开介绍信，再找法院申请离婚。老杨接到离婚通知书，二话没说，干净-麻利-脆就签了。绝对没哽没泪。人家那是什么层次的主儿啊？ 邬女士与丈夫办了离婚，保住了政治生命和中央乐团独奏演员的位置，心里的一块石头算是落地了。同时，她也满腹心酸，为杨秉荪的突变不幸而难过惋惜，也为他们过去共同的日子伤感万分。如今，他人在监狱，老杨的东西就封存在他们曾经的家里，包括那把贵重的小提琴。 二监派去北京的几位队长，到底都是公安战线的老将。几经周折，总算把这把珍贵的琴全须全尾带回了石家庄。当费狱长把这小提琴递给杨秉荪的时候，老杨当时就双手发颤，那脸上的表情更难以形容，无法描述。仿佛他捧过来的不是一把提琴，而是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四 这是我来二监狱后的第一个新年联欢会，我亲眼见到老杨如何乌鸦变凤凰。 一曲《新疆之春》独奏，把六千多男女重刑犯全都镇晕了。此曲只应天上有，仙乐岂允罪人听？ 你想，他是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过去在北京要听他们演奏的交响乐买张票都难，要是古典名曲，更就难上加难了。不但票价高，而且一票难求，所有想听的人，得到东单售票处领号，彻夜排队。北京人那会儿有这么个说法：“砸锅卖铁弄一耳朵贝多芬。” 他的小提琴高水平表演，在二监狱真有点牡丹花喂牛的意思：五湖四海的犯人哪儿品得出这等芬芳？不过，这曲子以新疆民歌为主旋律，至少听着耳熟，符合国人的欣赏习惯。再说，他们此前不大明白小提琴为何物，这回算是开眼了，也看明白了，用脖子夹着，拉出来这么个速度，这么个旋律，再弄出这么个响动——实在太不容易了。 随着《新疆之春》旋律的余音，“杨秉荪在二监狱服刑！”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石家庄，甚至传遍河北省。到了第二年的新年晚会时，来了许多“贵宾”，都是为了听老杨的琴声而屈尊“入狱”，特地来参加犯人的新年联欢晚会。这些“来宾”里，有河北省军区的文工团演员们，有“支左”军队的首长们，省革委会主管公安或文化单位的官员们，以及他们的家属。 这下子，杨秉荪鸟枪换炮，咸鱼翻身了！大队部想把他调到别的中队去，可建筑队的主管觉得天上掉下来这么个活宝，对所有要求一致回答：“没门儿！” 过去，他们让杨秉荪天天浇筑水泥块儿，把他累成了椎间盘突出，疼起来坐不起来、躺不下去，只能整夜趴在床上。如今，他们死活都不让他再去干这种累活了。先把他送到二监狱的医院里，理疗、推拿、拔罐子，中西合璧全活儿，让他好好恢复。平时就让他干点轻活儿，剩下的时间还让他练琴。每个星期他还有机会坐着队长的吉普车出监一两次，那是要他去给某领导的孩子上小提琴课。他不但放了个大风，也得了点儿口福。 1981年有一部美国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影片奖。片子纪录了美国小提琴大师斯特恩1979年对中国的访问。这片子非常有趣，对我来说，更值得一看，因为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的老熟人杨秉荪。他和我都是1977下半年被释放出狱的。他回到中央乐团，人们大吃一惊，近十年的牢狱之灾后，他的手艺居然没丢。 小提琴大师斯特恩来中国，老杨是主要接待人员之一。首先因为他是中央乐团的副团长，是首席的小提琴家；更实际的原因是，在这些演奏员中他的外语最好。在片子里，你可以看到恩斯特先生和乐团一起排练莫扎特《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杨秉荪就坐在乐队第一小提琴手的位子上。你可以看见，他给斯特恩先生当翻译，向同事们解释其要求和意图。他还陪着斯特恩先生参观、访问、和学生们交谈。虽然我不是搞音乐的，但这部片子会有几次让人感动得眼圈阵阵发红。 有一回，我跟狱友老易聊起老杨境遇的变化。老易说：这事儿和中彩一样，没准儿。前两年我都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听到如此高水平的小提琴现场演奏呢，谁承想这么快就能听到杨秉荪本人的现场演奏。这也是一种运气，一种意外的福气。 我说，就是就是。估计在北京第一监狱服刑的犯人们也没想到，有一天能亲耳听到刘秉义的男高音演唱；关在河北深县公安局看守所的犯人也没想到，这辈子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到北京人艺著名演员英若诚的《茶馆》片断现场表演。你说得不错，这也是一种缘分哪。 这么想来，那年头儿蹲蹲监狱真没什么不好。一来可能你躲过了不少意外之灾。二来每次监狱调动，你永远猜不到，下次你有机会见到谁。众多人物如果不进监狱，也许你这一辈子都没机会见到。 杨秉荪后来在美国休斯敦安度晚年，在那教孩子们拉提琴。谁会想到，四十年前，他和我一起在石家庄河北第二监狱里当劳改犯呢。 刊于《财新周刊》2016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