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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谭文祥 赵向阳，满人，爱新觉罗氏。其父早年参加中共，“南下”湖北，累官至地委书记。赵向阳本人这大半生，可用熟语“经历丰富，阅人无数”总括。先说前半句：文革中学生，文革后工人，金融系统干部，报纸、电视台、杂志、编辑记者，最后成《武汉工人报》操盘人，其办报多次受全总好评！后因改革之争开罪当年市总主事者，被投散置闲。 赵向阳从此一门心思浸润于《易》经，闭户苦读数年，再出江湖时，一举成名，能在周易之学与术上均达开宗立派之境。 周易者，汉民族先民认识自然、解释自然，因应自然之基础理论大平台，被古人称为众经之首，当代大学者冯天瑜论之中国文化“元典”，并释意说，“元”者，初始也，核心也。是当时最先进之系统“科学”，与欧洲文化传统之“科学”走的并不是一条道。西方是分科拆零的认知模式，那种以人为地球中心，技术崇拜，不惜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思想传统已走到尽头，恶果尽显。不用百年，转向中国文化传统的趋势必将露头。 赵向阳杂览而至博，在周易学问上，无老师同门，溶古人典籍与自身经历于一炉，面壁深思，一朝顿悟。从此断事判人，无不中的。远道上门者日众，赵向阳答疑解惑，几无宁日。 这就是前举后半句之“阅人无数”。而且赵向阳之“阅”人，能判人生之潮起潮落，比常人感知，其深入程度之差异，不可以道里计。 赵向阳性格内向，正契合了周易之精深，须研习者有大定力，相切相琢，习之玩之，乃成大器。当今周易之业者，学院派有学无术，江湖占筮者有术无学，两者统一，还待岁月！ 赵向阳生活简单朴质，常年中式衣褂，不沾烟酒，即使吃宴席，也是半饱即止。熟人圈子吃饭，则以饭桌为卦，赵向阳按各人座位，断近事，每每让初历者叹为观止。按赵向阳说法：“善易者不占”，所以以象成卦，也是易学之能事，自不必大惊小怪的。 赵向阳最得意者，是他关于周易的一套教学讲义，自认能发前人之未见，之误见。遍观当下易学出版物，赵向阳推许者了了，说宋以来，易学每下愈况，待今人重理。 （选自《武汉面孔》未定稿 ）

文/ 梁艳萍 我的母亲孙玉珍（1938—2007），离开这个世界已经14年多，再过2个月就15年了。 母亲1938年1月27日出生在山西浑源县城南顺街的孙家，是清末光绪进士孙秉衡的曾孙女。那一天是五九的头一天，大寒。距离春打六九头的立春，还有8天。母亲出生于一个多灾多难，战争频仍的时代。 浑源这个地方多山，恒山山脉离县城只有十几公里，县城形制如老龟驼碑。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这里就是道家、佛教的供奉之地，悬空寺、恒山大殿每年多有祭祀与供养。浑源重视教育，据志书记载：从金朝在浑源建立州治以来，历代名流学士为研经习礼、校刊典籍、集贤讲学之便，先后在建造了翠屏、风山等七处书院。到清乾隆年间，浑源在知州龙云雯至知州桂敬顺任时，重教兴学，于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正式创办州学府——恒麓学院。这是浑源第一所类似于现代的中等教育机构。 母亲出生不到满月，1938年农历正月十二（2月11日）浑源就发生了史称“唐庄惨案”屠杀，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黑田旅团长命令山杉大尉带领日军300余人，突袭距县城四公里的唐庄村，杀死了占村民总是六分之一的人口。即使是生活在县城里的人们，也感觉到大屠杀的恐惧，恓惶不安，终日难得安宁。战争的恐怖，杀戮的惊惧，使得人们不得不敛声息气，残存苟活。在抗日战争进入拉锯战之后，浑源就成为日军、国军、八路军和游击队反复进出的地方，国民生活在战争期间的境况可想而知。母亲的伯父孙振武（音）在这个时候，早已离开故乡，军校毕业后，成长为晋绥军名将商震将军的参谋长，随军征战在抗日前线。为了查找这位长辈的资料，我曾经专门高价购买了《河北文史资料》，阅读其中刊载的《商震将军》；也阅读了《世界知识》2011年 第15期刊登的关培凤的《商震:从陆军上将到高级外交官》，王兴纲《我所知道的商震》等论著、文献，在日本的图书馆查找资料，但是，都没有找到这位孙振武的踪迹。 我的母亲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环境中出生，慢慢长大。1939年7月15日 （阴历五月廿九），恒山南峪口突然爆发特大洪水，洪水裹挟着山石、泥土直奔县城而来，匆忙中，姥姥、姥爷把一岁多的母亲放在一个大盆里面顶着洪水，蹚水离家。这次的洪水，使得浑源城关数千人瞬间家破人亡，庐舍一空，有些甚至灭门绝户，尸骨无存。姚文锦在《浑源70年前发生的事，太惨了！》中记载，“城内因有坚实高厚的砖包城墙阻挡，所以约占全城人口三分之一的城内居民幸免于难”。姥姥、姥爷全家人虽然在洪水中幸免于难，存活下来，但是损失也是很大的。土地、房屋都要重新修缮、清理，慢慢复苏。洪水之年粮食虽然欠收，但苦菜却在疯长，很多人家每日两餐总是离不开苦菜。苦菜加上山药蛋就是一餐，如果苦菜、土豆做馅料，用莜面包成饺子，就是难得的美味佳肴了。从我记事起，每年春天，姥姥总是会包一点苦菜莜面饺子，说实话，涩口，不好吃。母亲也不喜欢吃，她天忌吃素，但好像并不喜欢吃莜面、苦菜、山药蛋。 战争前，孙秉衡（光绪进士）先生已经辞去天津副议长的职务，应麻席珍只邀回到了浑源，成为旧浑源中学的教师。参与到故乡兴办教育，知识育人的活动中。这也是旧式文人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理想难以实现后，辞官返乡，回归故里的一种奉献和志愿吧。孙老先生重视教育，特别是女子教育，他的孙女孙桂兰便成为浑源中学自己的学校培养的的早期女学生之一。据浑源地方历史学者韩众城考据，当年的浑源中学堂设在东门外的恒麓书院旧址。 好不容易抗战胜利，母亲和她那一代人似乎可以安稳读书了。可是，刚入学没多久，事变又来了。三年内战，国共之争中，浑源属于老解放区，土改开始很早，大约1947年就开始了。刘少奇在向中共中央报告各地的土改情况时，几次批评了晋察冀和晋绥等地。认为：“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都不彻底，尚须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农民大会上发表讲话。“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到（倒）地主阶级……”（《晋绥日报》，1947年9月25日）平分土地之后，斗争进一步深入，目的是“起浮财，挖地财”。“起浮财”就是要没收地主、富农的一切所有家产，包括粮食、家具、衣服和住宅。“挖底财”就是要将地主、富农藏起来的财产（主要是现金和金银财宝）全部挖出来。这样，浑源县内，老一辈留有的土地、产业的家族，便无一例外地成为无产者打击、分割、改造的对象。不仅仅财产被瓜分，而且被打、被杀也是家常便饭。他们不是阿Q，不会满足于在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上滚一滚，而是要斩草除根，赶尽杀绝。母亲一家为了活命，迅速地放弃了在县城及乡下的所有家产，一无所有地逃离了故乡、土地。当时的形势，也不允许全家人一道离开，只能分别行动。姥爷先是去了怀仁的朋友那里，姥姥带着母亲和舅舅去了恒山山里的亲戚家躲避，后来又步行60多公里来到了大同市，一家人借住在我祖父四合院的南屋里。这种借住，也是后来我父母结合的起源吧？ 母亲那时候，有几年在辗转迁徙奔波中，当然无法继续读书，自然也就失学了。这种失学的状态持续到1950年代，才逐步安定下来。不管她自己是否愿意，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都只能随波逐流。只有活着，才可能有未来。在重男轻女的年代，孙家一直比较重视女子教育。一是因为女儿比较少，每一代只有一个女孩；二是因为女孩子读书都读的比较好的缘故。女孩子从姑奶奶那一代人就开始读书，成为有知识的女性。所以在面临灾难与挫折的时候，可以当机立断，决定何去何从，何舍何顾；可以面临大事有底气，不折腰，努力做到俯仰无愧。 刚刚到大同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是身无长物，柴碳都要去捡来烧火做饭。姥姥有一手好的女红缝纫手艺，帮助别人缝补、洗涮贴补家用，维持生活。就在艰难的情况下，姥姥让鼓励母亲继续去读书。外婆姥姥认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要办学校、办医院，都需要教书的先生，治病的医生。女孩子做教书先生，是一个可以不依靠她任何人、张口就有饭吃的职业。”“人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偷被抢，唯有文化知识，即使被杀掉也是无法抢夺去的。”就是这样的理念，姥姥支持母亲读书。所以，母亲在读完小学之后，进入大同师范继续读书。   大同师范学校是晋北的一所百年老校，校史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1905年，其前身为山西省立第三中学，为晋北培养了很多教育人才，也为省内与外省的大学输送了优秀的学子。 进入师范之后，成为免费师范生，就不再需要家里供养。学校有发给生活费，吃住都在学校了。1950年代，一切都是新的，青春年华的母亲开始学习新的知识，文化课之外，唱歌跳舞校园活动也不落人后。在师范，她还加入了共青团，成为先进青年的一员。可见她是要求进步的，希望跟上新时代的步伐。在我懂事以后，有时候母亲回来比较晚，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父亲问她，今天怎么晚了，母亲回答：“今天过组织生活”，父亲就不说话了。 听姥姥说，父母结婚是父亲从朝鲜回国之后，我祖父向我姥姥家提亲的。那时候，母亲在煤峪口矿小学教书，父亲转业后在城市勘测队工作。因为父亲在部队的时候是负责地图测绘的作战参谋，所以分配到城市勘测队也是理所当然吧？ 母亲从师范毕业后就做了教师，开始是在煤峪口矿的小学教书，姐姐出生之后，才调回到市内下寺坡街华严寺旁边的第四小学（后华严中学）。母亲是一个“负书人”——背负书本的人，从入职开始就是语文教师，一教40年，直到退休。母亲是教师，一直很忙，每到寒暑假，总会生病，总要躺下一周左右。那时候我很不理解，上班上课的时候没有病，怎么一放假就生病了呢？后来才慢慢了解，那是教师的职业病，平时不敢懈怠，不愿意耽误学生的课业，有个头疼脑热的，也就硬挺下来，坚持到学期结束。 小时候，带领我们读书识字的，不是母亲，而是父亲。父亲在文革之前，给我们讲完了《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名著，也给我们讲了《林海雪原》这样的当代作品，记忆深刻的贾宝玉、诸葛亮、孙悟空、卢俊义、蝴蝶迷、小炉匠、一撮毛等人物，就是在父亲的讲解中活灵活现的。母亲总是早出晚归，在学校里，忙着忙着。我大概4、5岁的时候，跟着已经读书的姐姐认识了不少字，也会背很多诗词、儿歌了。有一天，我蹬着板凳，爬上了高高的红色皮箱顶，把父亲放在上面的书拿下来。有一本《中国通史》，作者是范文澜。晚上，母亲下班回到家，问我在家里做了什么？这一天怎么过来的？我及很得意地告诉她，我一天都在看书啊。母亲问我，“看了什么书？”我说，“范文门的《中国通史》。”父母面面相觑，范文门？我把书拿给他们看，母亲笑起来，“那个作者不是范文门，而是范文澜。你仔细看看，除了门，还有什么？”我拿过书，在看看，确实，门字的旁边有三滴水，门字的里面还有东西，我不认识。父亲说，“那个字不念门，应该念澜，波澜的澜”。母亲接着说，“认字不能自己想当然，读半边，读外框，不仔细就会出错。不认识的字，可以查字典。”第二天，母亲拿回来一本她经常用的《新华字典》，开始教我查字典了。我当时不会拼音，查字典，又开始学拼音。在后面，父亲教会我使用四角号码字典，“横一、竖二、三点捺，叉四岔五方块六，七七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背会了口诀，很快就可以查到需要的字。现在四角号码字典已经再没有人在使用了，电脑和互联网给人带来了的查找字词和资料的便捷。 母亲虽然是在动荡的年代成长起来的，但因为家中只有一个女儿，备加呵护。母亲天忌，从出生起就没有吃过肉。姥姥姥爷也随她的性子和习惯，为她做些素食。每次做有肉的饭菜时，总是先给母亲把素的做出来，在烩入做好的肉，给我们大家吃。包饺子，也是专门包素馅饺子给母亲。我总是跟着母亲吃素，姥姥就说，“要吃点肉，什么都吃，不然，你就无法走到远处去。”那个年代，衣食短缺，吃肉的机会不太多，一个月有一次、两次就很不错了，别人抢着吃，我家总是母亲不吃，我基本不吃。但是，在姥姥和母亲的却说下，我开始慢慢多吃肉，也逐渐的走到了远方。 由于家里只有一个女儿，母亲除了读书，基本不会做饭、做家务，但是，母亲的毛衣织的很哈好看，肩膀的连接处会缝合起来，没有任何痕迹，像买的一样。这个技术可能也是和同学、同事学来的。母亲有一件米灰色的毛线织成的，一直不怎么舍得穿，后来给我穿。我穿着到学校里去，同事说我穿的毛衣，像个奶奶。于是，我回到家里，在毛衣的周围——领口、袖口、门襟和下摆勾了一圈紫色的边，又在下摆绣了一些不同颜色的小三角毛衣，这样穿出去，就不会有人说了吧？母亲的这件毛衣，我后来带到了武汉，一直保存到现在。 1966年6月间，文革刚刚开始，周围已经开始有抄家的行动，同学的奶奶被涂上如戏剧中媒婆三仙姑一般的红脸蛋，小脚站在小圆凳子上面挨批斗。一天，一群红卫兵闯进了姥姥家，要把姥姥、姥爷赶出大同，赶回老家去。以不连累子女，会浑源住回自己家的院子为条件，姥姥和姥爷回老家去了。哪里知道，这场运动根本不可能考虑或者顾及到个人的命运，而是有一场扫除和清理，苟全性命于乱世尚且不易，哪里有个人讲条件的可能性。姥姥姥爷根本没有可能在县城立足回家，而是直接被发配到了离城40多里的西坊城公社西坊城大队。从此，我的记忆力就有了“西坊城”这个地名。姥姥走的时候，母亲正在怀孕，弟弟尚在母腹中未出生。姥姥走后三个多月，弟弟在医院出生了。这是母亲的第四个孩子，一个人坐月子，带弟弟，还要给我们姐妹做饭。大同的十月，天气冷了，记得母亲头上罩着头巾，穿着一件厚夹袄，在耳房的窗台下把煤块砸碎，把柴火折断，把麻黄点燃，家里烟喷雾罩的，好不容易做好了晚饭，天已经黑了。 弟弟56天的时候，母亲要开学上班了。那时候，附近没有什么幼儿园，弟弟只好先放在家里，我们不上学的姐姐轮流照看，都去上学的时候，请大伯母抽时间看一下。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于是母亲开始想办法，雇人看弟弟。找来找去，在棋盘街找到了一位腿有残障的大娘——香芝母亲愿意帮忙照看弟弟。每天早上送过去，晚上接回来。那时候，总有最高指示在深夜传来，高音喇叭在天空中呼喊，父母总是要半夜三更去开会。我就在家里抱着弟弟，打着盹，等待父母的归来。记忆中，母亲似乎从来没有哭过，即使小声地和父亲商量什么，也是轻声细语，从未声色俱厉，她好像总是那样平静、稳重，不为外界的风雨所动。母亲内心的波涛，我们无从知晓。 经过不断的申诉和争取，2年后，姥姥终于回到了大同，和我们住在一起，母亲有全力以赴的去学校工作了。那是时候，上课不多，总是在学工、学农、学军，究竟学到些什么，也不得而知，母亲在家里从未说过。那时候，城市的学校条件也很差，没有暖气取暖。冬天只能生炉子。秋田的时候，老师总要带着学生长途步行，去远郊的农田收集农民留下的玉米茬子，以便学校冬季引火取暖使用。母亲每次结束了这种长途步行，回到家里的时候，就很累了，不说话，也只吃很少的东西，就和衣躺下了…… 一个夏天，我没有衣服穿了，接替的衣服都变小了，市面上也没有什么衣服、布料可以买——一切都需要票证（券）。没办法，母亲就只好从一个躺柜包袱下面，找出自己年轻时候穿的玉白色镂空绣花的短袖上衣给我穿。同时，还托一个同学的亲戚，花了3元钱，从天津买了一条绵绸的黑色抽绳松紧半截裙，一双白色的塑料凉鞋。我穿着新衣新鞋去学校上学，从此，在同学的眼里，就成为了资产阶级的小姐，思想品德不好，需要时时被监督，处处受批评。连我悄悄读《冰山上的来客》等电影连环画，也是黄色小说，被粗胖妞班长抢走没收，交给了上面。母亲回到家，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我只是说“我没有在课堂上看小说”，母亲告诉我，以后不要把家里看的书带到学校去了。我答应了。那以后，我们总是在家里读各种能够找到的、借到的和抄下来的文学作品…… 时间终于到了1979年代末，社会逐步开始调整，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母亲也可以一心一意地从事教学了。对于学习困难的学生，她总是很耐心地交给他们一些阅读和写作的方法。傍晚的时候，家里总是会有几个毛头孩子在做作业——他们或者没有写完，或者不会写，家长就委托老师带着，写完作业，甚至吃了饭再回家。有几个孩子是经常来的，我下班回来问：“怎么又来了？”那个大眼睛的男孩子就用铅笔挠挠头，不好意思的笑笑，继续低头做作业。 1977年高考恢复，我也参加了第一次高考，因为是初中生，没有上过高中，也没有补习，居然报名考理科，名落孙山也是自然。第二年，再次高考的时候，我考了中等专业学校，从下放的十里店回到了城市。那一段时间，其实，我是不开心的。因为当时学校学习成绩不如我的几个同学，也考试了大专。我自然会和母亲抱怨，就是因为他们的短视，他们的安排，早早把我送到了乡下，这样，我就无法考入自己想去的大学。母亲却说：“自学也可以成才啊！你看华罗庚，不是自学成才的吗？”1970年代，华罗庚的优选法在全国很有名气，各个层次都在推广应用他的“优选法”、“统筹法”，中央新影制片厂新闻简报还拍摄了《教授在工人中间》的纪录片在全国播放。母亲比较善于用当下熟悉的成功事例来劝导和鼓励自己的子女与学生。她又说，“我们学校开始办夜校了，我给你交学费，你去学吧，学外语，学数学都可以。”于是，在母亲的建议之下，我选了2个科目去上夜校，准备再次参加高考。外语学日语（教师是刚刚平反回来的、曾经在东京大学留学的国军将领赵一民老师），理科选了数学，跟着老师学解析几何。每天下班后，就直接骑车到学校去上课，晚上9点半结束后再回家。正是母亲的建议和安排，改变了我以后的道路，让我再次走上了读书、求学之路。从夜校、到大学、研究生，一路走来，都有母亲的支持和鼓励。 2004年，我彻底离开了大同，来的武汉读书工作，就与母亲离多聚少。虽然寒暑假都要回家，但总是忙着自己的事情，只有晚上，有一点交流的时间。究竟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在都记不起来了。2007年春天，我要去东京大学访学，利用在北京开会的间隙，回家呆了8、9个小时，告诉父母我的行程和任务。母亲依然没有太多的言说，父亲却笑话我，说：“国家领导人去了耶路撒冷还要呆3天，你回家却只有几个小时，你好忙啊？”那天，本来我约了朋友，要出去吃饭，母亲硬是不允许，这是她少有的强力阻止我的一次。没办法，我只好邀请朋友到我家里来吃饭。母亲和姐姐他们做了油炸糕、各种菜肴，算是为我送行。那天告别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母亲…… 2007年元月8日，我最后一次去了东京秋叶原的“ヨトバシカメラ”，想为母亲买一件礼物，尽管我已经在9月的时候为母亲邮寄了一些衣服和围巾，给晚辈赠送了刻有东大银杏校徽、用北海道的橡树雕刻的笔筒，可我还是想再为母亲买一点，好让母亲在北京治病时更愉快，更开心。 母亲一直克己，平淡生活。做了一生教师的母亲，非常注重时间，那是因为在她工作的每一天，都要按时上课，那里有她的学生在等待。退休后，两个孙辈每天中午要回来吃饭，下午也要按时去学校读书的。时间对于母亲来说，是那么的重要，她总是每天踏着时间的脚步，分割、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床，早餐，午餐，午休，散步……因此，我为母亲选择的礼物是——手表，一块金色的天梭。1月9日上午，我从东京大学电话回北京，母亲当时正在阜外医院住院观察，准备手术。那天的电话是妹婿接的，说母亲正在做术前检查，他陪着。从手机里传来母亲的声音：“告诉姐姐，不要胡乱买东西，不要乱花钱！我这里什么都不需要。把重的东西托运出去，一定要轻装回来。”这是我听到的母亲最后的话语。病重的母亲仍然在想着她孤身远游异国的柔弱女儿，不要过多地负重，不要考虑家人过多。我竟然害怕母亲责怪，不敢告诉她我又为她买了礼物。 当天晚上，与庆应大学的大石昌史教授在三田的研究室见面，谈谈我的论文和翻译，以及我回国的研究设想。听大石阐释关于游戏美学的理解与思考，听他提示我如何解读西村先生和他的论文，九鬼与西田在日本美学价值方面的差异与差距……很奇怪，在其他同学眼里“厳しい”的大石，在我看来是那么平和，那么亲切。日语听力不是特别好的我，大石的话，我却都可以听懂。 离开三田的宫川，大石送我去地铁车站。地铁口，告别大石。望着他略微前倾的背影渐行渐远，又一次轻轻地说了声，“さようなら！”突然，一阵语言无法形容的难受向我袭来，眩晕、疼痛、瘫软……我这是怎么了？我生病了吗？大石已经走远了，三田站附近冷冷地、几乎空无一人。我像似被抽空拉一般，没有一点力量。只好软软地靠在车站的花坛边，等着，等着那难受慢慢过去。现在知道了，就是那一刻，母亲开始进入最后的时刻，医院开始进行最后的抢救。 1月10日晚，会馆的守门人告诉我，有紧急电话找我，要我务必回话。是谁呢？电话过去，那边传来家里的留言：“不要在北京停留，下飞机后，立即返回大同。”即刻，我给在国内做律师的弟弟电话，家里无人接听。手机接通，弟弟告诉我：“母亲回家去了！术前检查后再次发病。12日举行葬礼，不能等我！……”我回到家乡时，一切已经飞灰湮灭。 母亲离去的100多个日夜里，我这个和母亲一样的“负书人”，常常枯坐、流泪。不读书，不写东西，更不思想。生前母亲一直关心我的学业，希望我早点完成论文，安排好生活，不再负重，不再远游，不再累。其实，我也想尽快做完，做好一点，让母亲高兴。现在，母亲不在了，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母亲离世至今已经与14年了，疫情以来，我无法归乡为母亲扫墓。很多母亲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变得平淡，也变得入骨，虽然不会常常提及，但只要夤夜想起，就会泪流满面……

文/ 董宏猷 前天晚上，刚刚回到武汉，便接到朋友电话，说刘晓航刚刚走了！人便惊呆了。是晓航吗？是那个滿世界行走、热情似火的晓航吗？这个噩耗竟然是真的。晓航真的离我们而去了。 与晓航相识，是在二十五年前，共同编撰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的日子里。那是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与晓航便成为挚友。晓航为人正直、坦诚、热情、侠义，是桃李滿天下的好老师，亦是充满大爱与悲悯情怀的知行合一的作家与学者。他对万里茶道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知青史、中国知青文化的研究、著述与推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成果丰硕。他的前进与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发显示出理想与诗意的光辉。 今天上午，晓航的亲人挚友们为他壮行了。晓航兄，一路走好！ 惊闻大江失晓航仰天号啕泪滿衫笔走龙蛇知青史风吹原野板桥霜万里茶马说古道一腔热血祭大荒青山踏遍含笑去风雨过后是阳光 2021.10.24

文/ 张福臣 2021年10月25日，晴。从晓航兄10月8日第二次住进湖北省中医医院（花园山院区）那时起，我就心神不宁、六神无主，隔三差五就去医院病房看上一眼，看着晓航瘦得变了形的身体，只有那眼神还有说不完的话，想说又说不出来，我心里难受，但无可奈可又无能为力！有谁能替晓航兄减少半分的痛苦也好啊，我做不到，再好的兄弟也做不到，谁也做不到啊！ 10月12日下午4点钟左右我正在湖北一家出版社办事，突然接到晓航兄的一个电话，委托我接待一下从上海专程来汉看望晓航兄的知青代表陆亚平教授。从第二天起我就早晚各一次频繁出入于昙华林老张书舍与医院之间。21日早8点不到，我买了两碗武汉热干面，两杯豆腐脑来到病房让晓航兄的女儿和护工吃早点，她们俩出病房吃早点时，晓航兄和我说：“我想吃豆腐脑”，我问过护士，“不能吃”，三个冷冰冰的汉字，谁又奈何的了呢？中午我在看晓航兄时，张大口喘气，只出不进，眼睛无神，嫂夫人把我叫出病房说：“就这一两天的事。” 从这一刻起我就六神无主了，心神不定地回到了老张书舍，煮了杯咖啡喝了，再六神无主也好、心神不宁也罢，该做的事马上做。1、 电话联系了我和晓航兄挚友萧继石先生起草悼词，并致悼词。2、 联系挚友艾杰起草挽联。3、 电话、微信告知全国晓航的挚友和作家们。22日早到病房，嫂夫人说晓航兄想吃馄饨，医生不许。中午后晓航昏迷休克，晚8时49分吐出最后一口鲜血，安详地闭上眼睛，一步一步地走向天堂！ 在晓航兄闭上眼睛前后，我和晓航共同的好兄弟董宏猷兄通了两次电话，后一次宏猷兄接到电话泣不成声，当晚写下： 惊闻大江失晓航，仰天号啕泪满衫。 笔走龙蛇知青史，风吹原野板桥霜。 万里茶马说古道，一腔热血祭大荒。 青山踏遍含笑去，风雨过后是阳光。 23日下午5时许，宏猷兄改签了到南昌讲课的火车票，来到晓航家悼念，在写花圈挽联回头看了看，一眼就看到“兄弟福臣敬挽”，说到，福臣你也敢称兄弟，我们三个人你最小，应称弟。我愣在了那里，我恍惚中想起“刘关张”，“刘、董、张”…… 从10月23日晚8时49分晓航兄含笑向天堂走去，到现在才62小时22分钟，我恍惚看到晓航兄在微笑，微笑着拿起笔，微笑中开始写书！晓航兄你在天堂中写书，我在天堂中开书店、天堂中卖书！晓航兄天堂再见！ 弟：福 臣 2021年10月25日11点11分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6年5月11日 转自：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他的一席讲演征服了英国人——记李赋宁先生 接下来我要记述的作译者，便是对我馆英语出版物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李赋宁先生了。 李赋宁先生，1935年考入清华土木系，后转外文系。1941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后即在西南联大任讲师至1946年，联大随着抗战胜利而解散，李先生即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攻读，二年后获硕士学位。1949年建国后，李先生中断攻博，于1950年回清华任副教授。1953年院系调整后，他到北大即任教授（当时36岁），直至2004年去世。 李赋宁先生是我国英语界的知名学者，也是我的老师。我在北大求学期间，大三时他给我们讲过一年欧洲文学史，大四给我们开过西方文论课。 他是我馆的老作译者了。早在上个世纪的1962—1965年，他就和王佐良等四位先生为我馆主编过《英美文学活页文选》；改革开放后，李先生等又在这些活页文选的基础上选择和扩充，遍约全国多所高校的英语界专家学者，编成一部《英国文学名篇选注》，每篇英语选文后面都附有“题解与注释”，辑成厚厚一册，大32开精装本，共1200多页。由于是名家主编，名家选名篇，名家讲名篇，此书于1983年9月出版后，立即成为全国高校英语系师生的必备书，到上个世纪末，即1999年5月已8次重印，迄今仍是我馆的常销书。 李赋宁先生倾注了很多心血的专著《英语史》是上个世纪90年代由我馆出版的。出版过程中，为了此书的某些内容增补及作者看校样的时限问题，我曾去过李先生在北大朗润园的住处与他商讨问题，李先生对我这个昔日的学生十分客气，而且完全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其对待晚辈的谦和态度一如当年。 我这里要特别提一提李赋宁先生于1997年我馆百年馆庆时在专门为国外与境外来宾开的庆祝会上的讲话。百年馆庆时，有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国外来宾和来自我国港、台地区的境外来宾，由于要配备翻译会延长会议时间及主席台座席次序难以安排等原因，当时馆里决定，在有我馆全体员工和上级首长参加的正式庆祝大会之前，先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厅为国外和境外来宾单独安排一次座谈会，与会人员只限于馆有关领导和外语编辑室全体同志。馆里请李赋宁先生作为我馆作译者代表用英文发表一篇讲演（未配翻译）。 记得那天李先生讲得特别有精神，他一头白发，挺立在麦克风前，用不快不慢的语速、一口略带美语腔调的标准语音娓娓而谈，他的英语讲演辞用词精准典雅，句法跌宕多变，是一篇上佳英语文章。当时，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OUP”）亚洲地区出版总监斯恪先生（Alastair Scott）正好坐在我身边，我见他对李先生的演讲听得十分专心。记得李先生曾讲到“publisher”在中文里不应该译为“出版商”（李先生用英语译释作“从事出版业的商人”），而应译为“出版人”（李先生用英语译释作“从事出版业的人士”），因为publisher虽然要出书谋利，不谋利便无法生存，但作为publisher，其更为重要的追求应该是出书育人，以出书来推动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像OUP和商务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知名出版社无不如此（大意）。 对于这几句话，斯恪先生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在会议间歇时，我告知斯恪先生，李赋宁先生是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中国英语界第一流学者，在我馆出版过《英语史》专著。他早在1946年就去美国耶鲁大学深造。除英语外，还精通法语、德语、拉丁语、古希腊语。斯恪先生听了我的介绍后说：“和OUP一样，只有你们商务印书馆这样的著名老出版社，才会有这样优秀的作者（authors）啊。”当时，我馆正在与OUP加强合作，已经出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简体字中文本的第三版和第四版。这两版的译者都是港台人士。此后，在我馆与OUP商讨出版“牛六”（《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时，OUP便欣然同意由我馆来负责中文本的组译工作，组织内地高校的译者来翻译，再由两家的编辑分头审稿。我想，在推动我馆与OUP的合作上，李赋宁先生的这一席讲演也可能起到了一些作用。 由李先生作为总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是国家出版规划的重点项目，其第一卷和第二卷在上个世纪末由我馆顺利出版，第三卷（含上、下两册）也于2001年出版。可惜的是，李先生于2004年5月就去世了，其时，我也不再担任副总编辑而改任《英语世界》杂志社社长了，故而，在我后来去李先生的蓝旗营新居向师母徐述华先生表示慰问并送上唁金时，只能代表杂志社了，而李先生早在西南联大就与该刊前主编、我馆已故编审陈羽纶相识，担任过该刊顾问，还为该刊《识途篇》专栏写过文章，所以说，李先生在多个方面为我馆作了贡献。 天下何人不识君——记许国璋先生 1979年改革开放伊始，我国出现了全民学英语的热潮。我馆那时出版的由许国璋先生主编的《英语》1—4册就成了当时我馆最畅销的出版物之一。 许国璋先生，1934年9月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1936年9月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9年9月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毕业。先后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1947年12月赴英国留学，相继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攻读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1949年10月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直至逝世。 这套教科书由全国多所高校的知名教师分头编写，而由许国璋先生总其成，他以先进的英语教学观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并结合中国人学英语的特点规划大纲，指导课文与习题配置，因而选材精当、复习题设计科学、课文深浅循序渐进，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每重印一次，全国各地新华书店都抢着来订货，我馆王府井门市部（一排小平房，位于今涵芬楼书店北侧马路边上）每次开售此书更是热闹非凡，门市部小小的空间里挤满了人，挤不进来的购书读者于是在门市部外面向南北两侧排起长队。那时，我们中午到食堂买饭时经常会见到这样的排队“长龙”。 我初识许先生大约是在1984年于天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至今还记得，会议结束后，我们集体乘宾馆门前的一辆大巴赴火车站返京时，宾馆大堂内忽然出现了围观的人群，其中有不少女服务员，听她们叽叽喳喳地轻声交谈，“哪个是许国璋？”“看，楼梯口那个戴眼镜的瘦老头就是！”七八年后，我向许先生提起这件事，我说“许先生，您真是天下何人不识君啊！”他老人家听了满脸笑意，连连摆手让我不要谈这些事了。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许国璋英语”（那时大家都这么叫，《北京晚报》上各种英语补习班的广告上更简化为“许国璋一、二”、“许国璋三、四”等等）需要修订，还出现了版权纠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要求许先生从我馆收回这套教科书的版权而改由他们出书）。为此，时任我馆总经理兼代总编辑的林尔蔚同志带着我几次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以下统称“北外”）许先生家登门造访，与他商谈“许国璋英语”的修订与版权事宜。林尔蔚同志态度谦恭，说话语气诚恳，许先生对我们也很谦和，由于双方都能相互谅解，故提出的处理方案虽然不同，但每次磋商的气氛都很融洽。我们每次去许先生家谈完正事后还常拉拉家常，他和许师母每次都坚持“留饭”——在北外校门边一家餐厅里请我们吃饭。因此，许先生每次到我馆来，林尔蔚同志都亲自接待，并且也坚持“留饭”——到外面找家饭店吃顿饭。每次用餐到中途，尔蔚同志都示意我先去柜台结账，以免许先生又争着要“买单”。一来二往，许先生和我们的关系日益紧密，最后发展到了几乎无话不谈的“好友”的程度。最后，尔蔚同志出于对许先生身在北外的这一具体处境的谅解，毅然作出让步，达成协议：“许国璋英语”仍由我馆出版，其修订版（改名为《现代英语》）的一、二两册改由外研社出版发行，我馆则出版其三、四册。一、二两册的销路显然会大于三、四册（前者是入门阶段的用书，后者是进一步深造的用书），我们甘愿吃亏（到后来，由于读者水平普遍提高，各种各样引进的与国人自编的英语教科书层出不穷，《现代英语》的销售已不再有“许国璋英语”当年的热销盛况了）。 为了对我馆表示一点“补偿”的心意，在此期间（好像是1991年左右），他答应把自己的心血结晶——一百余篇有关语言学理论、语言研究、外语教育、文化与翻译、英国文学等领域的论文编成“论集”交我馆出版，我们当然欢迎。当时，他带的一位博士研究生正在帮他整理这些文章。1993年，许先生赴欧洲讲学回京后，由于辛劳过度，没多久便病倒，1994年9月许先生在北京病逝，许师母不久也随他而去，令人伤感。 1997年5月，我们赶在许先生离世三周年前夕，出版了《许国璋文集》第一卷，1999年1月出版了第二卷。许先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语言文字卷”的副主编，这两本《文集》内容丰富，学术水平极高，例如《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马氏文通〉与其语言哲学》等文，表现了许先生学贯中西的极高学术造诣，令人钦佩。出于胶片老化等多种原因，该书至今未重印，目前已是一书难求，《文集》第一卷在网上的销售价格已高达200多元（原价28.50元）。 2015年冬，北外举办许国璋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我馆总编辑周洪波同志出席并讲了话，这充分体现了我馆对作译者的尊重，也足以告慰许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一次成功的组稿——记王佐良先生 上文提到的初识许国璋先生的那次会议，是由教育部于1984年在天津召开的，是教育部属下“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后改为“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一次年会。编辑室的领导派我去天津与会，任务有二，一是了解全国高校英语教育的发展走向，二是鉴于到会者都是英语界的领军人物，让我去看看有无组稿、约稿的机会。 王佐良先生，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1939年于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教员、讲师。1947年考取庚款公费留学，入牛津大学，成为茂登学院研究生，师从英国文艺复兴学者威尔逊教授。1949年9月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直至去世。 在那次会上，我组到了山东大学英语系编写的一套英语教材，这套教材还是编得不错的，曾多次重印，但总的印数不多，因为采用这套教材的，大多限于山东省内的高校。而令我更难忘记的一部书稿，却是王佐良先生撰写的《英国散文的流变》。 王佐良先生是我国英语界的名家，其英诗汉译早就脍炙人口。他也是上文提到的我馆出版的《英国文学名篇选注》一书的首席主编。他那时已担任了北外副院长，又是全国人大代表。 由于王先生地位太高，到会后我未敢冒昧接触他，不料在一次用午餐时，我与王先生邻桌，背靠着背，椅子靠得很近，我听到了王先生对那一桌的人（大多是英语界名流）说：“……现在大家研究英国文学，重点都放在英诗和长篇小说上，很少看到有人谈及英国散文。我倒是想写一点有关英国散文方面的东西……”听到王先生的这番话我心头一动，于是在当天晚上我大着胆子找到王先生住的单间。我记得，单间的门是虚掩着的。我轻轻地叩门，王先生听见了，从房间里说“请进”，我就走进去了。见到王先生，我急忙掏出名片递过去，自我介绍说：“我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想和王先生谈点事。”他那时正在看电视（似乎是足球赛），听了我这话以后便把电视关了，请我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来。他边转动小沙发边说：“噢，你是商务的，你找我有什么事？”我于是把他中午在餐厅里说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说：“听了王先生的话，我们商务对王先生打算写的这本书很感兴趣，不知道书写完没有，这本书愿不愿意交给商务出版？” 他听到后很高兴，但他告诉我，他现在担任了行政职务（指北外副院长），杂事多，会多，太忙了，只能抽空写一点儿是一点儿，现在刚开了个头，接着他又明确表示：“我当然愿意把书交给你们出了，你们商务在学术界名气太大了，外研社成立的时间短，和你们可比不了！” 我听了急忙钉牢一句：“那就谈定了，王先生这本书由我们商务出了！”——其实，我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编辑，对书稿并无拍板权，但我料定我馆有关领导肯定会接受王佐良先生这样的名家之作的。 我临走时王先生主动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并且告诉我，他白天电话忙，打不进去要耐心多等一会儿，后来他想了片刻，又拿起笔来在名片上写下他家里的电话，以便我与他联系。我对王先生做事考虑如此周到十分钦佩，但我后来从未给他打过电话（哪敢真的打扰他呢），有事多半是写信。 大约隔了两三年，王佐良先生才把稿子寄来。该书由我担任责编，出书后王先生还专门打电话给我，对书的封面设计和版式都表示十分满意，那时，我馆是新闻出版署直属单位，每隔两年署里都要对直属社的出版物评一次奖，在某一年的评奖中，王佐良先生这本填补了英国文学研究领域空白的《英国散文的流变》获得了“编辑奖”，那张奖状我至今还保存在手边。

来源：南方都市报 砥砺二十载，刘象愚译全本《尤利西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 近日，詹姆斯·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文学巨著《尤利西斯》全新译本由刘象愚先生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该书是继萧乾、文洁若和金隄译本之后整个华语世界的第三部《尤利西斯》全译本。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诗人，被公认为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影响最为深远的巨匠和宗师，甚至被誉为继莎士比亚后英语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 《尤利西斯》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是现代派小说的经典，它被评为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首。为表达对这部巨著的尊崇，小说的情节发生的日期6月16日已经被确立为“勃鲁姆日”，每年都会举行纪念活动。 小说以时间为顺序，描述了主人公——苦闷彷徨的都柏林小市民、广告推销员利奥波尔德·勃鲁姆，于1904年6月16日一昼夜间在都柏林的种种真实经历和所思所想。乔伊斯将勃鲁姆在都柏林街头的一日游荡比作奥德修斯（即尤利西斯）的海上十年漂泊，同时刻画了他不忠诚的妻子莫莉以及“斯蒂芬英雄”寻找精神上的父亲的心理历程。小说大量运用细节描写和意识流手法构建了一个交错凌乱的时空，语言上形成了一种独树一帜的风格。 刘象愚先生花费超过二十年时间潜心翻译，可谓苦心孤诣、殚精竭虑，数易其稿，终成完稿。除《尤利西斯》文本外，本版《尤利西斯》附赠刘象愚先生五百多页的翻译札记《译“不可译”之天书——<尤利西斯>的翻译》，从翻译理论到具体的翻译技巧、字句斟酌，全面讨论了像《尤利西斯》这类“天书”一样的现代派经典究竟应该如何翻译的问题。 精彩书摘 《尤利西斯》译后记 文/刘象愚 断续地缠绵在这个译本中已经20多年，现在，终于要为它划上句号了，不情愿，但却也不得已。不情愿，是因为舍不得，总觉得继续缠绵下去，会使她变得更美，会使我们之间的情感更加深沉；不得已，乃是因为她的美有如蒙娜丽莎的微笑，无论怎样体认，无论怎样摹拟，恐都难以穷尽，而且我这个私慕者也已是日渐衰老的江郎，手中这支秃笔怕再难给她增添更多的光彩了。 从20世纪70年代末读研时起，我开始接触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开始接触老乔和他的《尤利西斯》，开始读解这部被称作“天书”的作品。我产生了将其译成中文的想法，斯图尔特·吉尔伯特（Stuart Gilbert）的《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James Joyce’s Ulysses）成了最早引导我进入此作的钥匙。吉尔伯特曾协助奥古斯特·莫雷尔（Auguste Morel）和瓦莱里·拉尔博（Valery Larbaud）将《尤利西斯》译作法语。为了做好这一译事，每逢疑难，他必向乔伊斯请教。他语重心长地说：“翻译最要紧的是透彻理解自己的翻译对象；而任何的含混与不确定都必将导致失败。在翻译那些结构复杂、意义极难把握的作品时这一点尤其重要。译者须从细致解析原作起步，只有当原作隐含的种种意味完全展现出来时，他才能开始寻找接近另一种语言的途径。”（In making a translation the first essential is thoroughly to understand what one is translating; any vagueness or uncertainty in this respect must lead to failure. This applies especially when the texture of the work to… Read More »

本文转自：中国文艺网 许渊冲教授曾翻译过《顾毓琇诗词选》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顾毓琇诗词共100首。笔者来到北京大学畅春园许老的家中，就他与顾先生之间的故事采访了这位当年西南联大的高材生。 近百岁高龄的许老，在谈及顾毓琇先生时，显得很兴奋，不住感叹道：“顾老是真正学贯中西的文理大师！”顾毓琇先生1902年生于江苏无锡。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电机系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并在1972年获得国际上素有电机与电子领域“诺贝尔”奖之誉的兰姆金奖。作为一名教育家，他是清华大学电机系、无线电研究所和航空研究所的创始人，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老师。同时，他又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佛学家。 许老说，他与顾先生是师生关系，但始终没能见面。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顾先生随清华大学到长沙，担任由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工学院院长。其时，临时大学文学院院长为胡适之，理学院院长为吴有训，法学院院长则是陈岱孙。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在汉口改组，顾毓琇被任命为教育部政务次长，离开了长沙临时大学。同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前往昆明，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许老则是考入西南联大的第一届学生，但此时顾先生早已离开联大。 二人虽无面缘，却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书信成为忘年交。 许老早在中学时期就读过顾先生的中篇小说《芝兰与茉莉》 。许老的表叔熊式一是顾先生在清华的同级同学。熊式一曾将《王宝钏》改编为英文话剧，并在欧美上演，轰动一时，是继辜鸿铭之后将中国文化带向世界的第二位中国人，并与英国大文豪萧伯纳交往甚密。1946年顾先生去牛津，熊式一邀请他和陈伯通一起去拜访91岁的萧伯纳。顾先生之后填了3首《水龙吟》 ，其中1首就是谒萧伯纳之作： 萧翁还似莎翁，人间何世总堪说。有情如愿，空忙无事，诗思双绝。凯撒雄图，贞婀壮志，几番周折。比莎翁半百，萧翁九十，巍巍杖，飘银发。 上世纪90年代，许老将自己的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寄给顾先生。其时，迁居美国多年的顾先生已是九旬老人。他在收到书后“当即一口气读完” ，并亲笔回信说：“甚佩。许多西南联大旧事及人物，均感兴趣。先生毕业于江西二中，与吴有训兄先后同学，又为好友熊式一之表侄。联大诸师友，本人大致相识。” 1997年4月26日，时年95岁的顾先生在看了许老英译的《中国不朽诗三百首》后，非常欣赏，并写信说：“历代诗、词、曲译成英文，且能押韵自然，功力过人！” 在信中，顾先生提到让许老译诗的事：“建议将拙作诗选择60首，词曲约40首，考虑试译。从1997起每年译25首，至2000年可得100首。先生比余约小20岁（与杨振宁1922年生比，只大一岁） ，此后20年大有可为！”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与许老是同学，其父杨武之曾任教于清华，顾先生任清华工学院院长时居于清华西苑16号，与杨武之为邻，故早在杨振宁中学时就已与其熟识。顾先生一生交友甚广，当时已是鲐背之年，仍清楚记得许与杨的生辰。其对晚辈的关注、赞赏与鼓励，在写与许老的信中可见一斑。 在计划翻译的100首诗词中，顾先生只自选了大概50首，剩下一半则交由许老选择。翻译过程中，许老曾多次写信给大洋彼岸的顾先生询问翻译的准确性。在翻译“莫愁湖”时，顾先生说音译为“Mochou Lake”即可，而许老提议翻成“Grief – less Lake”即“没有忧愁的湖” ，顾先生则采纳了他的建议。每当二人意见相左时，顾毓琇先生都以许老的意见为主。在采访中，许老向笔者感慨道：“顾老很开明的，尽管我们是师生。” 二人还曾就翻译标准、真与美的关系在信中进行探讨。许老主张文学要以美为主，科学要以真为主，顾先生对此表示赞同，并让其用文学的方法去翻译自己的诗词。在与笔者谈及这些内容时，今年已92岁高龄的许老不时激动得抚掌而笑，他说：“谈到真与美的关系，我们也谈得来，虽然隔了一代。” 2001年《顾毓琇诗词选》出版后，顾毓琇先生对此颇为满意，还送了一本给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许老日后在谈及此书时说：“在顾毓琇的诗词中，我们还可以听到世纪走过的脚步声，如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的爆炸、登陆月球；可以看到世界的名胜古迹，如中国的南京、英国的牛津、美国的哈佛；可以见到国际的风云人物，如法国的拿破仑、美国的罗斯福和杜鲁门等。英国诗人说得好：‘一粒沙中见世界，一小时内见永恒。’在《顾毓琇诗词选》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的缩影。” 2002年9月9日，顾毓琇先生在美国逝世，享年100岁。许老寄去一篇纪念文章《文理大师顾毓琇》 。文中写道：“顾毓琇被誉为本世纪唯一的文理大师，只在文艺复兴时期才有的全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