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董宏猷 前天晚上，刚刚回到武汉，便接到朋友电话，说刘晓航刚刚走了！人便惊呆了。是晓航吗？是那个滿世界行走、热情似火的晓航吗？这个噩耗竟然是真的。晓航真的离我们而去了。 与晓航相识，是在二十五年前，共同编撰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的日子里。那是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与晓航便成为挚友。晓航为人正直、坦诚、热情、侠义，是桃李滿天下的好老师，亦是充满大爱与悲悯情怀的知行合一的作家与学者。他对万里茶道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知青史、中国知青文化的研究、著述与推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成果丰硕。他的前进与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发显示出理想与诗意的光辉。 今天上午，晓航的亲人挚友们为他壮行了。晓航兄，一路走好！ 惊闻大江失晓航仰天号啕泪滿衫笔走龙蛇知青史风吹原野板桥霜万里茶马说古道一腔热血祭大荒青山踏遍含笑去风雨过后是阳光 2021.10.24
文/ 张福臣 2021年10月25日，晴。从晓航兄10月8日第二次住进湖北省中医医院（花园山院区）那时起，我就心神不宁、六神无主，隔三差五就去医院病房看上一眼，看着晓航瘦得变了形的身体，只有那眼神还有说不完的话，想说又说不出来，我心里难受，但无可奈可又无能为力！有谁能替晓航兄减少半分的痛苦也好啊，我做不到，再好的兄弟也做不到，谁也做不到啊！ 10月12日下午4点钟左右我正在湖北一家出版社办事，突然接到晓航兄的一个电话，委托我接待一下从上海专程来汉看望晓航兄的知青代表陆亚平教授。从第二天起我就早晚各一次频繁出入于昙华林老张书舍与医院之间。21日早8点不到，我买了两碗武汉热干面，两杯豆腐脑来到病房让晓航兄的女儿和护工吃早点，她们俩出病房吃早点时，晓航兄和我说：“我想吃豆腐脑”，我问过护士，“不能吃”，三个冷冰冰的汉字，谁又奈何的了呢？中午我在看晓航兄时，张大口喘气，只出不进，眼睛无神，嫂夫人把我叫出病房说：“就这一两天的事。” 从这一刻起我就六神无主了，心神不定地回到了老张书舍，煮了杯咖啡喝了，再六神无主也好、心神不宁也罢，该做的事马上做。1、 电话联系了我和晓航兄挚友萧继石先生起草悼词，并致悼词。2、 联系挚友艾杰起草挽联。3、 电话、微信告知全国晓航的挚友和作家们。22日早到病房，嫂夫人说晓航兄想吃馄饨，医生不许。中午后晓航昏迷休克，晚8时49分吐出最后一口鲜血，安详地闭上眼睛，一步一步地走向天堂！ 在晓航兄闭上眼睛前后，我和晓航共同的好兄弟董宏猷兄通了两次电话，后一次宏猷兄接到电话泣不成声，当晚写下： 惊闻大江失晓航，仰天号啕泪满衫。 笔走龙蛇知青史，风吹原野板桥霜。 万里茶马说古道，一腔热血祭大荒。 青山踏遍含笑去，风雨过后是阳光。 23日下午5时许，宏猷兄改签了到南昌讲课的火车票，来到晓航家悼念，在写花圈挽联回头看了看，一眼就看到“兄弟福臣敬挽”，说到，福臣你也敢称兄弟，我们三个人你最小，应称弟。我愣在了那里，我恍惚中想起“刘关张”，“刘、董、张”…… 从10月23日晚8时49分晓航兄含笑向天堂走去，到现在才62小时22分钟，我恍惚看到晓航兄在微笑，微笑着拿起笔，微笑中开始写书！晓航兄你在天堂中写书，我在天堂中开书店、天堂中卖书！晓航兄天堂再见！ 弟：福 臣 2021年10月25日11点11分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6年5月11日 转自：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他的一席讲演征服了英国人——记李赋宁先生 接下来我要记述的作译者，便是对我馆英语出版物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李赋宁先生了。 李赋宁先生，1935年考入清华土木系，后转外文系。1941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后即在西南联大任讲师至1946年，联大随着抗战胜利而解散，李先生即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攻读，二年后获硕士学位。1949年建国后，李先生中断攻博，于1950年回清华任副教授。1953年院系调整后，他到北大即任教授（当时36岁），直至2004年去世。 李赋宁先生是我国英语界的知名学者，也是我的老师。我在北大求学期间，大三时他给我们讲过一年欧洲文学史，大四给我们开过西方文论课。 他是我馆的老作译者了。早在上个世纪的1962—1965年，他就和王佐良等四位先生为我馆主编过《英美文学活页文选》；改革开放后，李先生等又在这些活页文选的基础上选择和扩充，遍约全国多所高校的英语界专家学者，编成一部《英国文学名篇选注》，每篇英语选文后面都附有“题解与注释”，辑成厚厚一册，大32开精装本，共1200多页。由于是名家主编，名家选名篇，名家讲名篇，此书于1983年9月出版后，立即成为全国高校英语系师生的必备书，到上个世纪末，即1999年5月已8次重印，迄今仍是我馆的常销书。 李赋宁先生倾注了很多心血的专著《英语史》是上个世纪90年代由我馆出版的。出版过程中，为了此书的某些内容增补及作者看校样的时限问题，我曾去过李先生在北大朗润园的住处与他商讨问题，李先生对我这个昔日的学生十分客气，而且完全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其对待晚辈的谦和态度一如当年。 我这里要特别提一提李赋宁先生于1997年我馆百年馆庆时在专门为国外与境外来宾开的庆祝会上的讲话。百年馆庆时，有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国外来宾和来自我国港、台地区的境外来宾，由于要配备翻译会延长会议时间及主席台座席次序难以安排等原因，当时馆里决定，在有我馆全体员工和上级首长参加的正式庆祝大会之前，先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厅为国外和境外来宾单独安排一次座谈会，与会人员只限于馆有关领导和外语编辑室全体同志。馆里请李赋宁先生作为我馆作译者代表用英文发表一篇讲演（未配翻译）。 记得那天李先生讲得特别有精神，他一头白发，挺立在麦克风前，用不快不慢的语速、一口略带美语腔调的标准语音娓娓而谈，他的英语讲演辞用词精准典雅，句法跌宕多变，是一篇上佳英语文章。当时，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OUP”）亚洲地区出版总监斯恪先生（Alastair Scott）正好坐在我身边，我见他对李先生的演讲听得十分专心。记得李先生曾讲到“publisher”在中文里不应该译为“出版商”（李先生用英语译释作“从事出版业的商人”），而应译为“出版人”（李先生用英语译释作“从事出版业的人士”），因为publisher虽然要出书谋利，不谋利便无法生存，但作为publisher，其更为重要的追求应该是出书育人，以出书来推动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像OUP和商务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知名出版社无不如此（大意）。 对于这几句话，斯恪先生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在会议间歇时，我告知斯恪先生，李赋宁先生是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中国英语界第一流学者，在我馆出版过《英语史》专著。他早在1946年就去美国耶鲁大学深造。除英语外，还精通法语、德语、拉丁语、古希腊语。斯恪先生听了我的介绍后说：“和OUP一样，只有你们商务印书馆这样的著名老出版社，才会有这样优秀的作者（authors）啊。”当时，我馆正在与OUP加强合作，已经出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简体字中文本的第三版和第四版。这两版的译者都是港台人士。此后，在我馆与OUP商讨出版“牛六”（《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时，OUP便欣然同意由我馆来负责中文本的组译工作，组织内地高校的译者来翻译，再由两家的编辑分头审稿。我想，在推动我馆与OUP的合作上，李赋宁先生的这一席讲演也可能起到了一些作用。 由李先生作为总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是国家出版规划的重点项目，其第一卷和第二卷在上个世纪末由我馆顺利出版，第三卷（含上、下两册）也于2001年出版。可惜的是，李先生于2004年5月就去世了，其时，我也不再担任副总编辑而改任《英语世界》杂志社社长了，故而，在我后来去李先生的蓝旗营新居向师母徐述华先生表示慰问并送上唁金时，只能代表杂志社了，而李先生早在西南联大就与该刊前主编、我馆已故编审陈羽纶相识，担任过该刊顾问，还为该刊《识途篇》专栏写过文章，所以说，李先生在多个方面为我馆作了贡献。 天下何人不识君——记许国璋先生 1979年改革开放伊始，我国出现了全民学英语的热潮。我馆那时出版的由许国璋先生主编的《英语》1—4册就成了当时我馆最畅销的出版物之一。 许国璋先生，1934年9月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1936年9月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9年9月在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毕业。先后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1947年12月赴英国留学，相继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攻读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1949年10月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直至逝世。 这套教科书由全国多所高校的知名教师分头编写，而由许国璋先生总其成，他以先进的英语教学观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并结合中国人学英语的特点规划大纲，指导课文与习题配置，因而选材精当、复习题设计科学、课文深浅循序渐进，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每重印一次，全国各地新华书店都抢着来订货，我馆王府井门市部（一排小平房，位于今涵芬楼书店北侧马路边上）每次开售此书更是热闹非凡，门市部小小的空间里挤满了人，挤不进来的购书读者于是在门市部外面向南北两侧排起长队。那时，我们中午到食堂买饭时经常会见到这样的排队“长龙”。 我初识许先生大约是在1984年于天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至今还记得，会议结束后，我们集体乘宾馆门前的一辆大巴赴火车站返京时，宾馆大堂内忽然出现了围观的人群，其中有不少女服务员，听她们叽叽喳喳地轻声交谈，“哪个是许国璋？”“看，楼梯口那个戴眼镜的瘦老头就是！”七八年后，我向许先生提起这件事，我说“许先生，您真是天下何人不识君啊！”他老人家听了满脸笑意，连连摆手让我不要谈这些事了。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许国璋英语”（那时大家都这么叫，《北京晚报》上各种英语补习班的广告上更简化为“许国璋一、二”、“许国璋三、四”等等）需要修订，还出现了版权纠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要求许先生从我馆收回这套教科书的版权而改由他们出书）。为此，时任我馆总经理兼代总编辑的林尔蔚同志带着我几次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以下统称“北外”）许先生家登门造访，与他商谈“许国璋英语”的修订与版权事宜。林尔蔚同志态度谦恭，说话语气诚恳，许先生对我们也很谦和，由于双方都能相互谅解，故提出的处理方案虽然不同，但每次磋商的气氛都很融洽。我们每次去许先生家谈完正事后还常拉拉家常，他和许师母每次都坚持“留饭”——在北外校门边一家餐厅里请我们吃饭。因此，许先生每次到我馆来，林尔蔚同志都亲自接待，并且也坚持“留饭”——到外面找家饭店吃顿饭。每次用餐到中途，尔蔚同志都示意我先去柜台结账，以免许先生又争着要“买单”。一来二往，许先生和我们的关系日益紧密，最后发展到了几乎无话不谈的“好友”的程度。最后，尔蔚同志出于对许先生身在北外的这一具体处境的谅解，毅然作出让步，达成协议：“许国璋英语”仍由我馆出版，其修订版（改名为《现代英语》）的一、二两册改由外研社出版发行，我馆则出版其三、四册。一、二两册的销路显然会大于三、四册（前者是入门阶段的用书，后者是进一步深造的用书），我们甘愿吃亏（到后来，由于读者水平普遍提高，各种各样引进的与国人自编的英语教科书层出不穷，《现代英语》的销售已不再有“许国璋英语”当年的热销盛况了）。 为了对我馆表示一点“补偿”的心意，在此期间（好像是1991年左右），他答应把自己的心血结晶——一百余篇有关语言学理论、语言研究、外语教育、文化与翻译、英国文学等领域的论文编成“论集”交我馆出版，我们当然欢迎。当时，他带的一位博士研究生正在帮他整理这些文章。1993年，许先生赴欧洲讲学回京后，由于辛劳过度，没多久便病倒，1994年9月许先生在北京病逝，许师母不久也随他而去，令人伤感。 1997年5月，我们赶在许先生离世三周年前夕，出版了《许国璋文集》第一卷，1999年1月出版了第二卷。许先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语言文字卷”的副主编，这两本《文集》内容丰富，学术水平极高，例如《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马氏文通〉与其语言哲学》等文，表现了许先生学贯中西的极高学术造诣，令人钦佩。出于胶片老化等多种原因，该书至今未重印，目前已是一书难求，《文集》第一卷在网上的销售价格已高达200多元（原价28.50元）。 2015年冬，北外举办许国璋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我馆总编辑周洪波同志出席并讲了话，这充分体现了我馆对作译者的尊重，也足以告慰许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一次成功的组稿——记王佐良先生 上文提到的初识许国璋先生的那次会议，是由教育部于1984年在天津召开的，是教育部属下“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后改为“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一次年会。编辑室的领导派我去天津与会，任务有二，一是了解全国高校英语教育的发展走向，二是鉴于到会者都是英语界的领军人物，让我去看看有无组稿、约稿的机会。 王佐良先生，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1939年于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教员、讲师。1947年考取庚款公费留学，入牛津大学，成为茂登学院研究生，师从英国文艺复兴学者威尔逊教授。1949年9月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直至去世。 在那次会上，我组到了山东大学英语系编写的一套英语教材，这套教材还是编得不错的，曾多次重印，但总的印数不多，因为采用这套教材的，大多限于山东省内的高校。而令我更难忘记的一部书稿，却是王佐良先生撰写的《英国散文的流变》。 王佐良先生是我国英语界的名家，其英诗汉译早就脍炙人口。他也是上文提到的我馆出版的《英国文学名篇选注》一书的首席主编。他那时已担任了北外副院长，又是全国人大代表。 由于王先生地位太高，到会后我未敢冒昧接触他，不料在一次用午餐时，我与王先生邻桌，背靠着背，椅子靠得很近，我听到了王先生对那一桌的人（大多是英语界名流）说：“……现在大家研究英国文学，重点都放在英诗和长篇小说上，很少看到有人谈及英国散文。我倒是想写一点有关英国散文方面的东西……”听到王先生的这番话我心头一动，于是在当天晚上我大着胆子找到王先生住的单间。我记得，单间的门是虚掩着的。我轻轻地叩门，王先生听见了，从房间里说“请进”，我就走进去了。见到王先生，我急忙掏出名片递过去，自我介绍说：“我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想和王先生谈点事。”他那时正在看电视（似乎是足球赛），听了我这话以后便把电视关了，请我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来。他边转动小沙发边说：“噢，你是商务的，你找我有什么事？”我于是把他中午在餐厅里说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说：“听了王先生的话，我们商务对王先生打算写的这本书很感兴趣，不知道书写完没有，这本书愿不愿意交给商务出版？” 他听到后很高兴，但他告诉我，他现在担任了行政职务（指北外副院长），杂事多，会多，太忙了，只能抽空写一点儿是一点儿，现在刚开了个头，接着他又明确表示：“我当然愿意把书交给你们出了，你们商务在学术界名气太大了，外研社成立的时间短，和你们可比不了！” 我听了急忙钉牢一句：“那就谈定了，王先生这本书由我们商务出了！”——其实，我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编辑，对书稿并无拍板权，但我料定我馆有关领导肯定会接受王佐良先生这样的名家之作的。 我临走时王先生主动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并且告诉我，他白天电话忙，打不进去要耐心多等一会儿，后来他想了片刻，又拿起笔来在名片上写下他家里的电话，以便我与他联系。我对王先生做事考虑如此周到十分钦佩，但我后来从未给他打过电话（哪敢真的打扰他呢），有事多半是写信。 大约隔了两三年，王佐良先生才把稿子寄来。该书由我担任责编，出书后王先生还专门打电话给我，对书的封面设计和版式都表示十分满意，那时，我馆是新闻出版署直属单位，每隔两年署里都要对直属社的出版物评一次奖，在某一年的评奖中，王佐良先生这本填补了英国文学研究领域空白的《英国散文的流变》获得了“编辑奖”，那张奖状我至今还保存在手边。
来源：南方都市报 砥砺二十载，刘象愚译全本《尤利西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 近日，詹姆斯·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文学巨著《尤利西斯》全新译本由刘象愚先生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该书是继萧乾、文洁若和金隄译本之后整个华语世界的第三部《尤利西斯》全译本。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诗人，被公认为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影响最为深远的巨匠和宗师，甚至被誉为继莎士比亚后英语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 《尤利西斯》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是现代派小说的经典，它被评为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首。为表达对这部巨著的尊崇，小说的情节发生的日期6月16日已经被确立为“勃鲁姆日”，每年都会举行纪念活动。 小说以时间为顺序，描述了主人公——苦闷彷徨的都柏林小市民、广告推销员利奥波尔德·勃鲁姆，于1904年6月16日一昼夜间在都柏林的种种真实经历和所思所想。乔伊斯将勃鲁姆在都柏林街头的一日游荡比作奥德修斯（即尤利西斯）的海上十年漂泊，同时刻画了他不忠诚的妻子莫莉以及“斯蒂芬英雄”寻找精神上的父亲的心理历程。小说大量运用细节描写和意识流手法构建了一个交错凌乱的时空，语言上形成了一种独树一帜的风格。 刘象愚先生花费超过二十年时间潜心翻译，可谓苦心孤诣、殚精竭虑，数易其稿，终成完稿。除《尤利西斯》文本外，本版《尤利西斯》附赠刘象愚先生五百多页的翻译札记《译“不可译”之天书——<尤利西斯>的翻译》，从翻译理论到具体的翻译技巧、字句斟酌，全面讨论了像《尤利西斯》这类“天书”一样的现代派经典究竟应该如何翻译的问题。 精彩书摘 《尤利西斯》译后记 文/刘象愚 断续地缠绵在这个译本中已经20多年，现在，终于要为它划上句号了，不情愿，但却也不得已。不情愿，是因为舍不得，总觉得继续缠绵下去，会使她变得更美，会使我们之间的情感更加深沉；不得已，乃是因为她的美有如蒙娜丽莎的微笑，无论怎样体认，无论怎样摹拟，恐都难以穷尽，而且我这个私慕者也已是日渐衰老的江郎，手中这支秃笔怕再难给她增添更多的光彩了。 从20世纪70年代末读研时起，我开始接触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开始接触老乔和他的《尤利西斯》，开始读解这部被称作“天书”的作品。我产生了将其译成中文的想法，斯图尔特·吉尔伯特（Stuart Gilbert）的《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James Joyce’s Ulysses）成了最早引导我进入此作的钥匙。吉尔伯特曾协助奥古斯特·莫雷尔（Auguste Morel）和瓦莱里·拉尔博（Valery Larbaud）将《尤利西斯》译作法语。为了做好这一译事，每逢疑难，他必向乔伊斯请教。他语重心长地说：“翻译最要紧的是透彻理解自己的翻译对象；而任何的含混与不确定都必将导致失败。在翻译那些结构复杂、意义极难把握的作品时这一点尤其重要。译者须从细致解析原作起步，只有当原作隐含的种种意味完全展现出来时，他才能开始寻找接近另一种语言的途径。”（In making a translation the first essential is thoroughly to understand what one is translating; any vagueness or uncertainty in this respect must lead to failure. This applies especially when the texture of the work to… Read More »
本文转自：中国文艺网 许渊冲教授曾翻译过《顾毓琇诗词选》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顾毓琇诗词共100首。笔者来到北京大学畅春园许老的家中，就他与顾先生之间的故事采访了这位当年西南联大的高材生。 近百岁高龄的许老，在谈及顾毓琇先生时，显得很兴奋，不住感叹道：“顾老是真正学贯中西的文理大师！”顾毓琇先生1902年生于江苏无锡。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电机系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并在1972年获得国际上素有电机与电子领域“诺贝尔”奖之誉的兰姆金奖。作为一名教育家，他是清华大学电机系、无线电研究所和航空研究所的创始人，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老师。同时，他又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佛学家。 许老说，他与顾先生是师生关系，但始终没能见面。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顾先生随清华大学到长沙，担任由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工学院院长。其时，临时大学文学院院长为胡适之，理学院院长为吴有训，法学院院长则是陈岱孙。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在汉口改组，顾毓琇被任命为教育部政务次长，离开了长沙临时大学。同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前往昆明，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许老则是考入西南联大的第一届学生，但此时顾先生早已离开联大。 二人虽无面缘，却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书信成为忘年交。 许老早在中学时期就读过顾先生的中篇小说《芝兰与茉莉》 。许老的表叔熊式一是顾先生在清华的同级同学。熊式一曾将《王宝钏》改编为英文话剧，并在欧美上演，轰动一时，是继辜鸿铭之后将中国文化带向世界的第二位中国人，并与英国大文豪萧伯纳交往甚密。1946年顾先生去牛津，熊式一邀请他和陈伯通一起去拜访91岁的萧伯纳。顾先生之后填了3首《水龙吟》 ，其中1首就是谒萧伯纳之作： 萧翁还似莎翁，人间何世总堪说。有情如愿，空忙无事，诗思双绝。凯撒雄图，贞婀壮志，几番周折。比莎翁半百，萧翁九十，巍巍杖，飘银发。 上世纪90年代，许老将自己的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寄给顾先生。其时，迁居美国多年的顾先生已是九旬老人。他在收到书后“当即一口气读完” ，并亲笔回信说：“甚佩。许多西南联大旧事及人物，均感兴趣。先生毕业于江西二中，与吴有训兄先后同学，又为好友熊式一之表侄。联大诸师友，本人大致相识。” 1997年4月26日，时年95岁的顾先生在看了许老英译的《中国不朽诗三百首》后，非常欣赏，并写信说：“历代诗、词、曲译成英文，且能押韵自然，功力过人！” 在信中，顾先生提到让许老译诗的事：“建议将拙作诗选择60首，词曲约40首，考虑试译。从1997起每年译25首，至2000年可得100首。先生比余约小20岁（与杨振宁1922年生比，只大一岁） ，此后20年大有可为！”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与许老是同学，其父杨武之曾任教于清华，顾先生任清华工学院院长时居于清华西苑16号，与杨武之为邻，故早在杨振宁中学时就已与其熟识。顾先生一生交友甚广，当时已是鲐背之年，仍清楚记得许与杨的生辰。其对晚辈的关注、赞赏与鼓励，在写与许老的信中可见一斑。 在计划翻译的100首诗词中，顾先生只自选了大概50首，剩下一半则交由许老选择。翻译过程中，许老曾多次写信给大洋彼岸的顾先生询问翻译的准确性。在翻译“莫愁湖”时，顾先生说音译为“Mochou Lake”即可，而许老提议翻成“Grief – less Lake”即“没有忧愁的湖” ，顾先生则采纳了他的建议。每当二人意见相左时，顾毓琇先生都以许老的意见为主。在采访中，许老向笔者感慨道：“顾老很开明的，尽管我们是师生。” 二人还曾就翻译标准、真与美的关系在信中进行探讨。许老主张文学要以美为主，科学要以真为主，顾先生对此表示赞同，并让其用文学的方法去翻译自己的诗词。在与笔者谈及这些内容时，今年已92岁高龄的许老不时激动得抚掌而笑，他说：“谈到真与美的关系，我们也谈得来，虽然隔了一代。” 2001年《顾毓琇诗词选》出版后，顾毓琇先生对此颇为满意，还送了一本给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许老日后在谈及此书时说：“在顾毓琇的诗词中，我们还可以听到世纪走过的脚步声，如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的爆炸、登陆月球；可以看到世界的名胜古迹，如中国的南京、英国的牛津、美国的哈佛；可以见到国际的风云人物，如法国的拿破仑、美国的罗斯福和杜鲁门等。英国诗人说得好：‘一粒沙中见世界，一小时内见永恒。’在《顾毓琇诗词选》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的缩影。” 2002年9月9日，顾毓琇先生在美国逝世，享年100岁。许老寄去一篇纪念文章《文理大师顾毓琇》 。文中写道：“顾毓琇被誉为本世纪唯一的文理大师，只在文艺复兴时期才有的全才。”
来源：学人Scholar 文 | 徐复观中国的历史是由在历史中只有集体纪录而无各个纪录的绝大多数的士人所塑造的。此绝大多数人的性格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历史的性格，因为除了他们外还有更多数的由中国文化所陶冶的善良农民。但他们的性格一直到现在为止，依然可以决定中国历史的命运，因为决定命运的政治与文化还是在这般人手里。于是他们的命运也几乎就是中国历史的命运。一知识分子的性格，首先是关系于他所持载的文化的性格。中国文化精神的指向主要是在成就道德而不在成就知识。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就也是在行为而不在知识。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也缺乏对客观知识负责的习性。西方人为求得知识，要从具体的事物上求出抽象的概念。中国人则是就具体事物之本身来看事物，缺乏概念性的思维习性。每一个具体的东西，其内容都是无限的，一草一木都是一个无限。人们对于无限的东西常是想象重于定义，并且也无从下定义，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缺少对事物确切不移的概念，可以多方立说，并且可以随便做翻案文章。我小的时候父亲告诉我舌头是扁的，可以说得过来，也可以说得过去。这是过去开启青年人思路的一般说法。固然，我们早就承认“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这只能从各人的动机去向内认取，并不能在客观中如二加二等于四样地共同肯定。所以“是非”在中国文化中缺少客观的保证。中国知识分子甚至于因读书而来的才智，只是作为变乱是非的工具。因此，把这一群人称为“知识分子”实在有一点勉强，我觉得最妥当的称呼是“读书人”。 中国文化所建立的道德性格是“内发”的、“自本自根”而无待于外的道德。其对象是各人自己的心，其尺度也是各人自己的心。心在内面，可内视而不可外见，可省察而不可计量，其证验只是个人的体验，其方法只是个人的操存，一切都是主观上的。于是作为中国文化基石的“心”，没有方法作客观的规定，而只靠自验于心之安不安。孔子的学生宰予和孔子争辩三年之丧，孔子问他对自己的主张是否心安，宰予自己承认心安时，孔子便毫无办法，只好说如“汝安，则为之”。这种只能信自己而无法求信于他人，只好看自己而不能看他人的格局，若不向上升起而系向下坠落，便可一转而成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格局，恰合乎作为自然人的自私自利的自然愿望。因之，中国知识分子常是由文化上以道德之心为一切的出发点，一转而为以自利之心为一切的出发点；由以一切为充实个人道德之心之资具，一转而为以一切为满足个人私利之心之工具。于是中国文化在成就人的人格上，常表现为两极的世界。一是文化向上性的少数知识分子的世界；一是多数的一般知识分子的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世界。西方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可由“他力”的宗教、法、国家社会等加以限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则没有也不接受这些“他力”的限制，只有听其“人欲横流”地“横”下去。二文化落在历史的实践中，必定和历史条件互相影响。希腊的知识分子是由商业蓄积的富裕生活而来的精神闲暇所形成的。他们解决了自己的生活，乃以其闲暇来从事于知性的思索活动。他们不是为了求生活而去找知识，这便保障了知识的纯粹性，养成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优良学统。中国由贵族没落而开始形成的士大夫阶层，亦即是此处之所谓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无物质生活的根基，除政治外亦无自由活动的天地。于是一开始便是政治的寄生虫，便是统治集团的乞丐。所以历史条件中的政治条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性格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不过，我们若以为中国历史中的知识分子的性格，就是和现在的一模一样，那便是很大的错误。现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可以在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中去寻找其历史根源。唐宋以前和唐宋以后，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因而知识分子的性格，大概地说，也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西汉文帝以前，政府与士人尚无正式的制度化关系。文帝二年十一月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这是士人进入政府开辟正常门径之始。汉武帝虽然听董仲舒的话立了太学，但汉代的人才很少是出于太学，而皆出于由文帝所开始建立的“乡举里选”。选举的大别为贤良方正与孝廉，再加上直言极谏和茂材异能等。贤良重才学，孝廉重“行义”。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几种历史的意义。第一，士人仕途是由于政府的选举征辟，而不是出于士人直接对政治的趋附奔竞，可以养士人的廉耻，并使士人不能不以社会为本位。第二，士人的科别行能不是出于以皇帝为中心的灵感，而是出于乡曲的“清议”，是社会与政府共人事进退之权，而且社会是一种原动力，无异于政府把人事权公之于社会。第三，中国文化是道德性的文化，是要成就人的道德行为的，而两汉对士人的要求，在这一方面，与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相一致。因此，汉代的选举制度虽有流弊，但其所表现的基本精神则确是趋向真正民主的这一条路上。 到魏文帝时，尚书陈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即所谓“九品中正”。中正的品鉴是以士人的行谊为标准，此一标准，中正仍须采之于社会，并在理论上可以不为政治权力所左右。知识分子依然是站在皇帝与老百姓的中间，发生一种贯串平衡的作用。其自身即在此贯串平衡的作用中，对政治保持了相当的尊严，维持住若干的人格。这里，应稍稍提到南北朝的世族问题。南北朝三百年间用人多取之世族，士大夫至此形成社会上的特殊阶级，形成知识分子的贵族。这是社会的一大变局，流弊当然很多，但从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关系而论，也有许多好的影响。第一，此种门第仍受社会清议约束，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第二，知识分子的门第保证了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独立性。所以六朝士大夫多带名贵气，与后世龌龊不堪的情形两样。这站在知识分子的本身来说，也算是难能可贵的幸运。三科举制度，即今日之所谓考试制度，严格一点地说是始于隋大业中之始建进士科，自此历唐宋元明清而不废。这是知识分子本身命运的一大变局，也是中国历史命运的一大变局。州举里选之法，人才选择的根据是社会舆论。科举在事势上却只着眼于文字，这便使士大夫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脱节，使知识分子对文化无真正的责任感。文字的好坏要揣摩朝廷的好恶，这便使士大夫一面在精神上乃至在形式上可完全弃置其乡里于不顾，完全与现实的社会脱节，更使其浮游无根；一面使朝廷再无须、亦无法与社会共人才进退之大权，州举里选的一点民主精神因此一变革而扫荡以尽。科举考试都是“投牒自进”，破坏士大夫的廉耻，使士大夫日趋于卑贱，日安于卑贱，把士人与政治的关系简化为一单纯的利禄之门，把读书的事情简化为一单纯的利禄的工具。科举考试下的士大夫与政治的关系全靠天朝的黄榜向下吊了下来，做皇帝的由此而更存轻视天下之心。世传唐太宗所说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入彀”两字，实已刻画出此种制度的精神与面貌。所以唐代“进士浮薄”、“世所共患”，清流遂随唐社而俱尽。宋太祖承五代盗贼夷狄交相凌虐之后，本其真正悔祸之诚，与夫歉然有所不足之念，承认“道理最大”，故发为宽容之政，并遗诫子孙不杀士大夫，这是宋代儒学能够复兴的重要条件。但取士之制一依唐旧，而局格更为完备。加以门第之势已尽，印刷之术渐昌，士人的数目便大大地增长。加以平民虽可以读书，但读书后即不复如汉代士人之“耕且读”，而成为社会上游手好闲之徒，生计上毫无自立之道。士庶分途之外，再加上儒吏分途，至宋而更为确定，不仅士大夫少实事磨炼的机会，并少一谋出身衣食的途径。杨龟山《答练子安书》谓“与其屈己以求人，孰若以义受禄于吾君为安乎”。这是多么寒酸的语调。 有明一代的结论，可以顾亭林的《生员论》作说明。他从正面指出在科举下的生员弄成“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由此可知明代之亡于盗贼夷狄，可说是必然之势。满族以异族凭陵中夏，威逼利诱并进，八股之外，更创造出读上谕、读圣训等的奴化方法。于是士大夫在“盗贼”的气氛外，再加强“奴才”的气氛，求其如唐宋明三代尚有站在科举中而为真正的人生、社会、民族奋起呼吁之人，亦不可多得。考据学的兴起，开始不过出于聪明才智之士避开正面问题而逃空虚的心情，以后则在既成风气之下互为名高，因而辟出一条门径。而梁任公竟说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未免对中西文化的大本大源太皮相耳食了。说到此处，我们应该想到在这种历史条件之下，有程朱陆王这一辈人出来，指出程文之外另有学问，科名之外另有人生，朝廷之外另有立脚地。何者是士人的真事业，何者是士人的真责任，如何才能真正算得一个人，这才是在强盗、奴才的气氛中真正的人的觉醒、知识分子的觉醒，这才是中国的真正文艺复兴。赖有这一辈人，使漫漫长夜中犹见一炬之明，以维系人道于不绝，这是何等的艰难，何等的气魄，何等的伟大。这种人只是多数中的极少数，他们的存在永远是岁寒中的松柏，使人知道春天的颜色，使人相信可以有一个春天的。但亭亭之柏、郁郁之松，其本身并不就是春天。这毕竟是中国文化的制限、中国文化的悲剧。四由孤立而进入东西正式交通以后的中国历史，确是历史上的一大转机。代表西方文化的科学与民主一方面可以把中国文化精神从主观状态中迎接出来，使道德客观化而为法治，使动机具体化而为能力，并以可视的可量的知识补不可视不可量的道德文化所缺少的一面。另一方面则由科学民主而提供了我们以新的生活条件与方法，使我们可以解决二千年久悬不决的问题。欧洲由中世走向近世的改变，冒险的商人是走在知识分子的先头，而由商人为主干的新兴市民阶级的力量，也远大于作为市民阶级组成分子之一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中国则只是由知识分子带头，社会变化的程度远落在后面。但时代毕竟是进步。我希望每一个人以平旦之气面对现实问题，一样一样地切实去想。朱子在指出宋代上下是以盗贼相与之后，接着说“只上之人，主张分别善恶，擢用正人，使士子少知趋向，人心自变”。这可说是最低调的说法。我试仿此意说：“只今培养大家的人格，尊重中西的文化，使每一人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自己的知识负责，对客观问题的是非得失负责，使人人两脚站稳地下，从下向上伸长，而不要两脚倒悬，从空吊下，则人心自转，局势自变。”（本文摘自徐复观：《论智识分子》，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来源：吾庐道场 黄永玉 今天 可染先生逝世了。离开他那么远，我很想念他，为他守几个钟头的灵，和他告别，看一眼他最后的容颜，不枉我们友谊一场。唉，可惜办不到了！ 他比我大十六岁，也就是说，我回北京二十八岁那年，他才四十四岁。那算什么年龄呢？太年轻了。往昔如梦，几乎不信我们在那时已开始了友谊，那一段温暖的时光。 黄永玉率领大雅宝的孩子们郊游一九五三年，我，带着七个月大的黑蛮，从香港回到北京，先住在北京北新桥大头条沈从文表叔家。按年代算，那时表叔也才四十五岁，真了不起，他那些辉煌的文学作品都是在四十五岁以前完成的。 在他家里住了不久，学校就给我安排好了住处。那就是我将安居十年左右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 第一个到新家来探望我们的就是可染夫妇。 一群孩子——二三十个大小不同的脸孔趴在窗口参观这次的探望。他们知道，有一个从香港搬来的小家庭从今天起将和他们共享以后的几十年的命运。 可染夫妇给我的印象那么好！ “欢迎你们来，太好了！太好了！没有想到两位这么年轻！太好了！太好了！刚来，有什么缺的，先拿我们的用用！——你们广东人，北京话讲得那么好！” 我说：“她是广东人，我是湖南人。” “好！好！我们告辞了，以后大家在一起住了。” 和可染先生夫妇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今年年初的一个什么会上。我给了他几支英国水彩赭石颜料，这东西画人物皮肤很见效，比眼前的中国颜料细腻。他一直是相信我的话的，但没有机会听到他说是否好用的消息了。 对于他们的孩子，我几乎是他们的真叔叔，尊敬，信赖。猛然遇见我时会肃立认真地叫一声叔叔。大雅宝的孩子长大以后都是这样，这不是一般的关系。郎郎、大卫、寥寥、毛毛、小弟、沙贝、沙雷、伊沙、袁季、袁聪是这样，小可、李庚更是这样。我们混得太熟、太亲，想起来令人流泪。 文革以后除了被国家邀请与作人、淑芳先生夫妇，可染、佩珠先生夫妇，黄冑老弟夫妇住在一个好地方画任务画之外，记得只去过可染先生家一次。 为什么只一次？只是不忍心。一个老人有自己特定的生活方式、创作氛围，一种艺术思路的逻辑线索。不光是时间问题。客人来了，真诚地高兴；客人走了，再回到原来的兴致已不可能。不是被恶意地破坏，不是干扰，只是自我迷失。我也老了，有这种感受，不能不为他设想。 不过十年以来，倒是在我们家有过几次聚会。那是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国外，放暑假回家，请伯伯、伯母们吃一次饭。照例约请可染夫妇，作人夫妇，君武夫妇，苗子、郁风夫妇，丁井文老兄，周葆华老弟，间或木刻家李少言兄和一些偶然从外地来的好朋友。梅溪做的菜在诸位心目中很有威信。大家一起也很好玩，说笑没有个尽头。到了晚上九点十点，车子来接他们回家了，都不情愿走，可染和作人两位老人还比赛划拳，谁输谁先走。一次杨凡老弟恰巧也在，照了不少相片。 “世上无不散的筵席”。孩子都长大了，伯伯、叔叔们一天天老去，虽明白这是常规常理，却不免感慨怆然。 和可染先生夫妇多次谈到大雅宝胡同的每一件零碎小事，他们都那么兴奋，充满快乐的回忆，说我的记性好，要我快些写出来。当然，他们是希望通过我的回忆重温那段甜美的生活。我答应了，我以为可染先生起码会活到九十岁，“仁者寿”嘛！不料他来不及看我的这些片段了。唯愿有一天把这篇文章祭奠在他的灵前…… 当然，我还要请读者原谅我这篇文章的体例格式。我是为了活着的李可染而写的，是我们两家之间的一次聊天，回忆我们共同度过的那近十年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生活。一九五六年我在上海《文汇报》用江纹的笔名发表了篇谈叶浅予先生的文章，人家问起他，他就说：“是大雅宝那边的人写的！”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不是一个画派，是一圈人，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老的凋谢，小的成长，遍布全球，见了面，免不了会说： “我们大雅宝”如何如何…… 大雅宝于今“走”的老人多了！苦禅、希文、袁迈、尚仁、常浚、布文，现又添了个可染。 听说佩珠栽的那棵红石榴树已经长成了大树。四十年过去，经历了那么多的忧患。恐惧能使生命缩短，难怪文革那些不幸的日子觉得过得快。其实，“四人帮”垮台之后的日子也快。那是我们解放以来从来未有过的真的笑、真的舒坦的好日子。树若有知，会记得这段漫长的甘苦的。 因此，不能不先写写我们大院子所有的人和生活。李可染活动在我们之中。文章点到那里，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 那时的运动一个接一个，人们的情绪饱含着革命的内容，一肚子、一脑子的激情。交谈都离不开这些主题。与其说是虚伪，不如说是幼稚、蒙昧，再加上点恐惧来得更确切。像各人躲在自己的帐子里互相交谈，免不了都隔了一层。因为习惯了，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但和李可染相互的谈话都是艺术上的探讨，我又说得多，大家直来直去，倒得到无限真诚的默契。 也有很多机会听他谈齐白石。他谈齐白石，是真正原味的、不加味精香料的齐白石，这么一来，倒非常之像他自己。 他第一次见齐白石是带了一卷画去的。齐见到李，因徐悲鸿的介绍，已经是越过一般礼貌上的亲切，及至他读到李的画作，从座位上站起来，再一张一张慢慢地看，轻轻地赞美，然后说：“你要印出来！要用这种纸……” 于是他转身在柜子顶上搬出一盒类乎“蝉翅宣”的纸来，说：“这种，你没有，我有！用我这些纸……” 他明显地欣赏可染的画。齐九十岁，可染才四十刚出头。后来李对齐产生拜师的动机，是对齐艺术的景仰，并且发现这位大师的农民气质与自己某些地方极其相似，已经不是什么常人的亦步亦趋的学习，更无所谓“哺乳”式的传授。一种荣誉的“门下”；一种艺术法门的精神归依。 可染精通白石艺术的精髓。他曾经向老人请教“笔法三昧”。老人迟疑地从右手边笔堆中拈起一支笔，注视好一会儿，像自言自语地说：“……抓紧了，不要掉下来！”可染不止一次告诉我这个故事。他也没有向我分析这句话的心得。 “抓紧了，不要掉下来”之外，还有重要的秘诀吗？没有了。世上有抓笔的秘诀吗？老人没有说，只是提醒他这个弟子，如果“掉下来”，就不能画画。抓紧，不掉下来，怎么拿笔都行。笔，不能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笔是一种完成有趣事物的工具；一匹自由的坐骑。白石一辈子的经验就是“法无定法”，“道可道，非常道”。可染不言，意思就在这里。可染不是孺子，不是牛犊。白石论法，是看准了这个火候已足的弟子的。 第一次拜见白石老人是可染先生带去的。 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两碟这样的东西端出来。月饼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座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 可染先生介绍了我，特别说明我是老人的同乡。“啊！熊凤凰熊希龄你见过了？”老人问。 “我没能见到；家祖是他的亲戚，帮他在北京和芷江管过一些事，家父年轻时候在北京熊家住过一段时间。” “见过毛夫人？” “没有。” “嗯！去过湘潭？” “真抱歉，我离开家乡时年纪很小，湖南本省走的地方反而很少！” “歉么子？我也没有去过凤凰县城！” 大家笑起来，老人也微微翘了翘嘴，自得这小小的“反扣”。 然后我们就吃螃蟹。螃蟹是可染先生提醒我去西单小菜市场买的。两大串，四十来个。老人显然很高兴，叫阿姨提去蒸了。阿姨出房门不久又提了螃蟹回来：“你数！”对老人说，“是四十四只啊！”老人“嗯”了一声，表示认可。阿姨转身之后轻轻地嘀嘀咕咕：“到时说我吃了他的……” 老人一生，点点积累都是自己辛苦换来，及老发现占便宜的人环绕周围时，不免产生一种设防情绪来保护自己。 人谓之“小气”。自己画的画不肯送人是小气，那么随便向人索画就是大方吗？不送一个人的画是小气，不送一千一万人的画也是小气吗？为这帮占小便宜的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大方吗？ 随便向人要画的中国传统恶习的蔓延已成为灾难。多少画家对这种陋习的抗拒，几乎前仆后继，是一种壮烈行为。 可染先生还提到老人学问的精博，记忆力之牢实。北京荣宝斋请齐老写“发展民族传统”六个横幅大字。老人想了几天，还问可染《天发神谶碑》拓片哪里可找，上头那个“发”字应该弄来看看。不久就看到了那个拓本，六个大字书就后挂在荣宝斋当年老屋的过厅门额上。字是随意体，写得雄厚滋润之极，看得出其中的“发”字受到《天发神谶碑》中的“发”字的鼓舞，乘搭过气势，倒看不出其中任何一笔的模拟。这是齐白石之所以为齐白石的地方。 可染先生对齐白石不仅尽精神上弟子之礼，每月由中央美院发出的名誉教授的薪俸也由可染先生代领，亲自送去白石老人手中。冬天来了，白石老人的家里就会打电话来问：学院为什么还不送煤来？ 送薪俸到西城，有时可染带着小女儿李珠或小儿子李庚去，老人总要取一张小票子给孩子作为“糖果钱”，人情入理，充满温暖好意。 跟可染先生找齐老大约三次：一次吃螃蟹；一次在他女弟子家画像、拍照；一次是把刻好的木刻像送去请齐老题字。 我记得可染先生说过，唯一的一幅他与齐老的合照，是我拍的；同时我跟齐老合照的一幅当然是可染拍的了。我记得给过他一张，底片可能还在我家哪个抽屉里，得找找看。 一次除夕晚会，中央美院大礼堂有演出，李苦禅在京剧《黄鹤楼》中扮赵子龙，扎全套的靠，白盔白甲，神采飞扬。为白石老人安排了一张大软沙发在第一排座位的中间。男女学生簇拥着他一起看这场由他弟子挑大梁的演出。近一千人的礼堂坐得满满的。 锣鼓响处，赵子龙出场，几圈场子过后亮相，高底粉靴加上全身扎的重靠，已经累得汗流浃背、七上八下，于是报名时的“啊！常山赵子龙”就累成： “啊！啊！常，常，常，常……” 齐老头笑得前仰后合，学生们、教职员工和家属孩子们登时也跟着大笑起来。… Read More »
作者：卫文珂 来源：新三届公号 还在北京的时候，严新的名字就称得上“如雷灌耳”了。听说三万六千听众听讲时全部发功，许多瘫痪病人当场站起，远在三千里之外的亲人也跟着沾光治好了病。后来越传越神，说是大兴安岭的火灾也亏他发功唤来大雨浇灭；那“功”还能护着北京城，导弹来了也得“哪来哪去”，其功效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相若；还听说中央几位老军头对此大感兴趣，期望气功大师能用意念将美苏的核弹头偷梁换柱。当今世界最富想像力的科幻小说也不过如此吧。 听说严新大师要来斯坦福校园做带功演说，而且还带着一个做研究的原清华教授，东方的神功又加上科学的光环，我的好奇心再也按捺不住了。打听好气功亦有“胎教”作用，不用担心尚在腹中的宝贝儿子受害，立即同了我的先生K赶往会场。 会场设在古色古香的校区主建筑群的心理学系地下室讲演厅。心理学系，还是地下室，似乎有点贬低我东方神功的意味。上午先听教授报告研究成果，我们这些门外汉不知所云，有些昏昏欲睡。待到严新大师上台，大家才精神一振。大师年轻得有些不合逻辑，笔挺的深色西装衬着深色眼镜，显得像个学者，个头不高，精瘦精瘦，与凡人不同的是他的神采，他的脸色，紫青的底色，但又透出深红。我不喜欢他的西装，觉得长袍才有仙风道骨－－纯粹个人口味，不合潮流。 大师讲气功的作用：劝善、健身、治病、胎教、减少社会犯罪、改善人际关系······有百利而无一害。大师讲气功的神秘，竟与六百七十多种学科有关，气功可与其他学科一起组合为气功人体学、气功气象学、气功心理学、气功环境学、气功遗传学、气功医学、气功力学、气功电学、气功宇宙学······大凡现有的学科，无不可与气功学挂上钩。大师一口抑扬顿挫的四川官话，使那一串串令人肃然起敬的名词更具有一种魔力，虽然听众中有笑声，但是他征服了听众。 大师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几句练功和收功的方式，并没有发功，有一位女郎便从位子上溜了下去，两手在空中悠悠地舞着，似乎在做祈祷，场上的录像机立即对准了她。几分钟以后她更从座位之间走出来，绕场舞蹈，眼睛似闭非闭，嘴里发出各种怪声。（会后有人考证，竟是佛经！）真是罪过，我这时突然想起同乡赵树理那篇有名小说《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替人家下大神治病时还不忘偷空叮嘱女儿“锅里米烂了”，不知眼前这位发功女士自己还有没有意识？ 大师说若对别人发功持怀疑态度，信息传递过去，发功人就要受影响，容易走火入魔。如此非同小可，我赶紧闭上眼睛，强按住好奇，不敢再琢磨人家。 照着大师的吩咐，听众们拿起姿势，意守丹田，捧腹静坐。不大一会儿，许多人都开始了自发功，有的甩手，有的转脖子，有的摇摆。我的先生K在我身边念念有词，德语加英语还加上他学了两年的古希腊语——大约他是有意不让人听懂，身体晃来晃去，肩头有时向我撞来，吓得我一激灵。最后他也穿过人群，走到过道里跳气功的舞蹈去了。 也许是一贯的怀疑心理阻挠我进入状态，也许是下意识的恐惧，再加上担心先生摔倒，不时睁眼向他那边斜视。头有些痛、手发麻、腰酸、腿胀，稍微活动一下，站起来就好许多。 场上的人动起来的越来越多，摇的、晃的、哭的、笑的、跳的、叫的，蔚为奇观。相邻的一位高鼻子洋人，靠听众翻译居然也发起功来，两手在面前擂鼓一样地猛甩了一个多小时，身后一位教授模样的老人哼哼唧唧似哭似笑地撒娇，也许对儿时的回忆使他返老还童了吧！这个练习就是“童心训练”，教你去想六岁时的自己，遥远的梦。 尽管很多人在动，我那位先生仍然最引人注目。他是唯一离开座位的男性，动作幅度极大，抡圆了双臂捶胸打肩敲椅子，作深切忏悔状，像是中世纪穿麻衣住石洞折磨自己的苦修士。气功这玩艺儿委实不可思议，只是本人缺少灵性，总想到“米烂了”的故事，自己先要笑起来，丹田里那一朵莲花如何开放！ 宝贝儿子在肚子里很不安，不知是不是那个什么“场”惊扰了他。我自己发不了功，儿子也许失掉了一次变成天才的机会，真是抱歉。 两个深色皮肤的年轻女士疯狂起舞，凉鞋底子敲着地板，狂风暴雨一般的节奏。大师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流转，听众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听众”，大师说什么已不再重要，人们似听非听，似睡非睡，飘逸脱俗，忘我忘世，是超凡入圣还是被催眠了？不知道。 一位发功巡行的女士命令坐在轮椅上的妇人站起来“Go”，她居然真的哆哆嗦嗦站起来离开座位往前走了！大师鼓励的话和发功女士吵架般“Go! Go! Go!”的催促真的使那位残疾人在讲演厅的过道上“练”了好几圈！ 坐在这样的氛围中，不由你不信，也不由你不虔诚。我的“不动”已经显得与场上的气氛格格不入，这时候也只好假痴假呆，眯上眼睛略微动动些儿，不时偷看一下表，希望大师早些下收功令。心不诚，神不灵，我不敢怀疑古老神秘的气功，只能责怪自家的迟钝和俗气，暗中发些善良的“大愿”，祝场上的人和我先生练成正果，不要像我这样没出息。 待得收功令下，大家昏昏然坐下，深呼吸后伸伸懒腰，那股闷热豁然消失。掌声送走大师，跟着就有人来问K的感受，还有学生物力学的同学来洽谈要用他做试验。K那份得意劲儿自然不必提，回家的路上飘飘然、陶陶然，牛皮法螺嘟嘟响，声称将改号“K大仙”，还要将改号的消息输入计算机网络，告诉所有在斯坦福学习的中国同胞，他还说这些天正在写一篇论文，关于德国诗人里尔克的《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而他自己，终于也像神话中的奥尔弗斯一样，能够经常“穿越于两个世界之间”了。 最奇怪的是我们两人都不觉得饿。中午只吃了一小块比萨饼，晚上只喝了一小碗豆腐花即饱，脑子却很清醒。想起大师说的北京一小女孩发功后三年不进食，有些惴惴然，吃是人生一大享受，放弃岂不可惜！好在第二天即恢复了正常。 自此“大仙”隔三岔五地就要在我们住房的后花园里发一次功，我总怕他转圈儿撞在树上，出个小事故不上算。气功治病的效力还没感到，倒先添了一桩心事。 一九九零年九月 于美国加州斯坦福
文/ 李舒 山河小岁月 来源：历史人文之旅 吴小如先生为人很骄傲，但是一提起吴兴华这个名字，他就换了一副神情，肃穆而庄严，连本来垂下的眼袋都仿佛瞬间直立了。 好多年前，吴小如先生对我说过，吴兴华是个“有学问的人”。 这句话看起来普通，但吴小如认可的“有学问的人”，这世界上大约不超过二十个，还包括他自己。 “吴兴华是谁？” 我至今后悔，当时脱口而出的那一句，结果，吴小如先生便用了一个“哼”，结束了我们的对话。 后来，一位在北大读书的朋友，有段时间，特别热爱从图书馆借冷门书，借书卡上没什么名字的那种。在一本破到小半个封面都没有了的《古希腊修辞学》的后面，借书卡上有一个名字： 吴兴华。 那朋友半是惋惜这名字的捷足先登，半是好奇地问：“吴兴华是谁？” 现在，只好靠我自己，像做猜谜游戏一样，自己回答我的问题。 一 大家对他的最大评价便是：聪明。 最神奇的例子是他可以一边打桥牌，一边看书，一边谈笑风生，一个也不耽误。 我连边听讲座边玩连连看都做不到。 他看书速度很快。去图书馆借书，开口就是十本。燕大的规定只能借三本，图书管理员说，十本不行，你先借三本回去慢慢看好了。 然后，吴兴华就坐在那里，三个小时之后，十本书看完了。他又回去打桥牌了。 据说他和别人打赌，可以随便说一首诗中的一句，如果他不能说出上下句和诗的名字，他就给别人两毛钱。说出来了，别人就买花生请他吃。 他一直吃着花生，吃到撑，也没失手。赔本的买卖，大家都不和他赌了。 难怪王世襄说：“吴兴华是一个钱锺书式的人物。” 二 1921年，杭州人吴兴华出生在北京，一个留日医生的家庭。 他很小就显露出不同寻常的记忆力，很多文章，看一遍就会背诵，老师们都纷纷感到惊讶。只有他的母亲对此忧心忡忡，因为太过早慧的孩子，之后的命运总是容易动荡。十六岁，吴兴华就考上了燕京大学，据说一进学校，中文系的老师们听到吴兴华的名字，都有意看一眼，因为他们读了吴兴华入学考试的作文，不相信这是十六岁孩子写出来的。 吴兴华的好朋友不算多，孙道临是一个，他们是崇德中学的校友，在中学时，他们成了好基友，又一起考上了燕京大学，做了室友。这友谊一直持续着，到他们生命的终点，都没有结束。 上燕大时，“孙吴”组合进入了第三个人——宋淇，知道张爱玲的人会熟悉这个名字。这三个少年互相欣赏，他们的通信和小女生之间也没什么两样，“最亲爱的你”“你知道我是最看重你的”，没想到直男也说这样的话。 在吴兴华写给宋淇的信里，他和我们身边任何一个学霸，似乎也没什么不同。 谁也看不起。 现在这些文史学家真使人哭笑不得，连李健吾也在内，读过一点外国东西，便趾高气扬。事实上他们的学问要比起古人最浅陋寡闻的也不过是太仓一粟。岂能对他人妄加讥评？人家一句话有多少书作后盾，他们的话后面就有一本胡适，与他的“白话全好派”。 ——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 他的阅读趣味很高雅，里尔克最好（胜过歌德和海涅），乔伊斯不错，至于那时候就开始流行的简·奥斯汀（宋淇的最爱之一），吴兴华的态度是： 我知道她伟大，就是她还没伟大到使我不得不提起勇气来咬牙翻开她的书那种程度。好些作家（彼些大不相同的）都是这样，我就是看不下去，伟大的上至歌德，都使我烦，我也不知为甚么。 ——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 但他并不是凭空这样说的。 他写一篇评论现代诗选的文本的论文，真的把清华大学和北京国立图书馆的所有选本全部看过，然后再论文里逐一对比，他西语系的老师Grace Boynton看了这篇文章，感叹自己知道的也没有这位学生多。 Grace Boynton的现代诗考试，是选十节诗，让学生根据这些诗的特点猜出作者。这种考试我大学里学中国古代文学史也遇到过，老师拿出几个句子让我们猜作者，一开始王维孟浩然杜甫还不在话下，结果后面的句子全部是晚唐艳情诗，一个也猜不出来。Grace Boynton的考题更难一些，因为这些诗并不在他们的课本里，同学们都回答不出，只有吴兴华，不仅能猜出作者，还能说出诗名和上下文，因为他全都看过。 “钱锺书一样”的吴兴华，在给宋淇的信中，提到了钱锺书，两次。 第一次，他问：“钱锺书在干什么？”那时候，宋淇已经在上海，宋家客厅里，钱锺书是常客，夏志清曾经透露，钱锺书有意把杨绛的小妹妹杨必介绍给自己，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宋淇家里。 第二次提起钱锺书的时候，就充满敬佩： 前几天我又翻了一遍钱锺书先生的杂感集，里面哪管多细小的题目都是源引浩博，论断精辟，使我不胜钦佩。 ——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 何前倨而后恭？ 我猜想，吴兴华是个真诚的学霸，对于任何有才华的人，他都发自真心地佩服。当然，在他的世界观里，这样的人并不多。 三 在给宋淇的信里，吴兴华基本都在讲学问，谈读书，不常说到自己，偶尔谈及一点家里的事情，都非常有节制，后来，他坦诚地说，这是因为自己性格内向，觉得在朋友面前，应该多说正能量的事情，而不要拿自己的烦心事影响别人的情绪。 看着他们“谈笑有鸿儒”，你根本想不到，吴兴华的生活，清贫而多舛。 1941年，吴兴华和宋淇大学毕业，都留在燕大做助教。学校打算保送吴兴华去国外读书，前途一片光明。宋淇说，“学校方面内定在我教书两年之后，送我去Berkeley（伯克利）深造，谢迪克的理想是西语系应有以中国教师的核心，将来以Lucy赵（赵萝蕤）、我、兴华三人为成员。如果没有珍珠港事变，说不定我仍然会走上这条路。如果从硕士读起，三四年下来，英文至少可以弄通。无奈日本人一偷袭美国，兴华同我二人的命运就此重写。” 珍珠港事件，改变了吴兴华的命运。燕大被日军占领，师生解散，宋淇前往上海，吴兴华则留在北京，父母双亡，八个弟妹都需要靠他养活。只好给人做翻译糊口。 他钟爱的妹妹病逝，内心大恸，写了《记亡妹》，发表在1946年的《大中》上，那篇散文写得感人肺腑，是诗人难得的真情流露。妹妹的去世，对吴兴华的打击是巨大的，他的朋友郭蕊曾经目睹： 他得了肺结核，这个病症，使得他之前考取的哈佛和牛津的全额奖学金统统作废，无法成行。在给宋淇的信里，他轻描淡写地说自己的病情，轻描淡写地汇报司徒雷登几次想要送他出国而不得，仿佛那都是别人的事。只有一次，那时已是1951年： 当初在大学的时候，年纪轻，人聪明，前途远大，把世界上的事看得轻而易举。过了这些年，被命运buffeted… Read More »
文/ 诸家声 那天是个周末，学生放假，老师们抓紧检修房顶。乡村小学年久失修，冬天即将过去，春雨绵绵的季节就要到了。再不补漏，破旧的办公室没法备课改作业。 我站在梯子上往屋顶串瓦，忽听有人叫唤：“猪家生，你的信！”我知道是叫我的，也猜到是来了录取通知书－那时候，不会有人给我写信。拿到邮件看了一眼：武汉师范学院！闻所未闻，没有太大的惊喜。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正在东荆河大搞水利基本建设，得知考上大学，把箢箕扁担恨恨地掼下河堤，大喝一声：“老子再也不挑了”！那种鲤鱼跳农门苦尽甘来仰天长啸的快感，我竟没能享受。现在想来，要么心气过高，要么傻不拉叽。我把通知书揣进口袋，继续串瓦。 幸而语文。数理化历史地理从来一塌糊涂，高考数学题大概做对了勾股定理：a的平方＋b的平方＝c的平方；几大洲几大洋至今没整明白，搬着指头才能数清楚。《学雷锋的故事》应该写得不错，政治得分也应该很高－尽管后来觉出政治就是耍流氓！ 在村里同一茬少年中，我年龄最小，又体格单薄，打架赌博的事儿，他们都不带我玩儿，这让我很是自卑，我只得躲进书里。那年月又没什么书可读，小学第一册第一课《日月水火》到第三十一课《扫雪》，至今还背得滚瓜烂熟。堂兄的初中语文课本，我上小学时就读完了。当然有《毛选》，一至四卷，读不明白，枯燥乏味。我常在别人家灰坑里惊喜地捡起一两张书页，读完一面，翻过来再读，是揩过屁股的手纸。上高中的时候，我有幸读过《西游记》《艳阳天》《金光大道》《平原枪声》《少女之心》等名著，以及旗手鲁讯的杂文集和半本《海涅诗选》。这是我得以考上大学中文系的学习背景。 现在我要正儿八经地说说我的大学了。宏观上，我尊敬我的每一位老师；微观上－十分抱歉，我记不得几位恩师的名字。常常逃课，成绩平平，勉强毕业。读书，做诗，写日记，业余恋爱，这是我的大学！整天泡图书馆，翻了许多书，老是记不住人物的名姓，因此做不成学问。我大概是把书里内容熬成汤喝了，它们营养了我饥渴的心灵。刚从村里出来，看同学们把一个皮球踢来踢去，很是新鲜；莫扎特、贝多芬、施特劳斯⋯⋯大家津津乐道，我一个都不认得。无地自容，发誓要弄点动静，省吃俭用买了把小提琴，拜程同学为师，早晚到盥洗室杀鸡，最终没能拉成个曲子。于是改写诗，前后做了上千首分行排列的东西，发表者十之一二，也没弄出个什么名堂。关于写诗这件事，它引领我关注民族和人类的命运，也帮我经常赢得爱情！大学四年，后三年一天不拉写日记，近百万字，基本上都是感觉层面自怜自爱的呻吟。前些年请深圳大学勤工俭学的学生帮我打印出来，发现没多少认识价值和史料意义，白白浪费了许多银两。但它们训练了我的感悟力和思考的能力，让我尖锐地进入生命的深处。至于爱情，属于个人隐私，从略。多年以后看梁家辉主演的《情人》，男主角在吉普车上循序渐进试探的细节，我在露天电影场上也实践过。伊不解风情，差一点让我受到处分。 于是揹了几十斤谷子，平生第一次进县城，转了粮油关系，从此成了国家的人－农民是不算的。武汉真大呀，感觉比世界还大！我找到位于武昌车辆厂后面一个叫宝积庵的地方，正式踏进大学校门。本来是睡上铺，先到的一位仁兄把纸条换了，还说了句“来个偷天换日”！就觉着很有学问。告诉我这个细节的同学成了我的好朋友，至今还是。那位仁兄后来当了领导，也还是我的好同学。 我要特别说说大学期间触及灵魂的几件事儿：有一天忽发奇想，在图书馆借了一摞《人民日报》合订本，打算查一查本人降生前后，世间有何异象？不小心查到了反右、大跃进运动，目瞪口呆—我在田野里生长，虽犁耙耖磙一样不会，亩产多少是知道的，报纸上动辄十万八万斤，可见其时何等癫狂，亦可见报纸尽搞宣传。邹贤敏老师授《延座讲话》，发给我们一本蓝色封皮的《资料集》，其中收录了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等人的作品，本为批判之用，我却如获至宝，它们让我了解了一点彼时延安的实况。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刘枝慧老师介绍苏联解冻文学历史背景，涉及到肃反运动和西北利亚集中营，也许授者无心，但是学者有意。这几件事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也促使我对真相锲而不舍地探究。云遮雾障，要把污染了的脑子清洗干净，工程量巨大，此生恐难完成。人若带着一脑子虚假的资讯去异界报道，神鬼不饶！每念及此，诚惶诚恐！ 幸而语文，让我找到了一份汗涝保收的工作，得以养家糊口。大学毕业三十五载，我一直从事宣传工作。是的，宣传！从广播到报纸，从县级小站到特区大报，我不敢声称自己是传媒人。入行不久，不知怎么得到了几本西方新闻作品集，《普利策获奖作品集》、《西方通讯作品选》之类，从模仿开始，关注社会和民生，确能写出一些别样的稿件，但也常犯错误。某年某月之后，我投奔南方，参与创办一份曾经颇有影响的商业类媒体。一头扎进市场经济大潮，没淘到金子，还差点在海里淹死！ 其间写过一首诗：“在深圳/最美的诗/是钞票的/分行排列！”可见当时的纠结与无奈。 从业36年，有一些经历记忆犹新。某年初春，一辆大巴开进长江，四十多具尸体排在趸船上，一律蜷曲身体四肢向上，仿佛叩问苍天，那幅画面至今还印在脑海里。六十多家媒体现场采访，仅本人找到了全部六位逃生者，以《死里逃生》为题再现了他们的瞬间经历。90年代初期，我和同事采写《寻找下线》长篇通讯，据说在全国最早对多层次传销提出质疑。我也曾乔装暗访负伤就医；也曾从沙市骑自行车到海南，在报纸连载《骑车南行见闻录》，由新闻人变成新闻人物。 再后来，我就得了肝癌。 幸而语文，让我爱上了读书。中年之后多读杂书，兴趣转向人类、地球、平行宇宙、多维空间、量子纠缠⋯⋯虽然懞懞懂懂，似是而非，总算触及到了时空、生死、灵肉、阴阳的边儿，使我罹患恶疾不至惊慌失措。六年前那个傍晚，医生指着胶片，告诉我肿瘤的位置、大小，我没有五雷轰顶的痛感，一如当初拿到录取通知书，也没有一步登天的快感。在深圳梅林的明月轩茶楼里，我的三位大学校友贾周王正在等我，三缺一。我驾车一路狂奔，怕同学们等得心焦。记得那晚运气不错，赢了钱，不多，三几百而已。 紧接着手术切除，复发，我就把肝整个儿换了。考虑到来日不多，抢救性写作《在生命尽头灿烂》，写满一年，近30万字。这是另一种身体写作－虽然男人裸呈没什么好看的，我只是想跟人世间做个了断。看看没有行将就火的意思，我便歇了。一晃五年又过去了，结集的事不急，等它复发了再说，万一它不来呢？ 我把这件破事说了这么多，是想告诉同学们，零部件磨损几十年，各种问题陆续会来，逃不掉的！一要勤检查，免得出大事；若是出了大事，好心态庶可自救－这一点学中文的占优。读书可明事理，其中也包涵了笑看生死。把生死看淡了，反而活得轻松，或许在三维空间里会呆得更久，谁知道呢？ 最后说几件有趣的事儿。十八年前我驾昌河微面勇撞德国大奔，大腿螺旋状粉碎性骨折，在医院躺了半年。母校中文系来了慰问团，把我抬到东来顺喝酒，最见同窗情谊。熊大哥于此有联：“断去一条狗腿，迎来四方豪杰！”传为美谈。二十年前某日我在招聘记者，门外进来一位民工模样的汉子，衣冠不整，篷头垢面。起先惊异，继而愕然－竟是多年未见的李君！于是握手、拥抱，全然不顾大庭广众。大教授屈尊小报馆两年，让我们共度一段同学又同事的美好日子。今年8月，三位老同学一拍即合，同赴北非摩洛哥深度旅行。住店无论奢俭，只选三人间，四十年后又同居，恍若昔日重现！卡萨布兰卡－马拉喀什－菲斯古城－撒哈拉沙漠⋯⋯异域风光，故旧情怀，酣畅淋漓，莫可名状！ 我把夜宿撒哈拉沙漠写的一首小诗贴在这里，算个结尾，也想让同学们放心－身体尚好，心态未老，诗情犹骚。 再见撒哈拉因你之大，人何其渺小因你之多，多过所有的数量时间、距离、星星和物种以及它们的年龄驼队穿过岁月，悄无声息裹红头巾的黑白女子站在沙丘之上向你的深处眺望我上前问了，她不叫三毛转身我就走了－再见撒哈拉你的细柔如水，如镜映照一小片天空如刀剑之刃，剖开东西与阴阳再见！撒哈拉在这个黛青色的低调黎明我把思念写在你向阳的坡面我不能承诺一定会再来但我一定会天天思念用我的余生天天思念不及你的一捧聚人类所有爱恨情仇堆不成你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