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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刘晓航 来源：新三届 我这一辈子最痛悔的是1983年夏天，当命运多舛的大哥身患胃癌，特别是在他弥留之际，我竟没去看他最后一眼。每想到此，我不禁潸然泪下，甚至放声恸哭，我不能原谅自己。 大哥长我16岁，人世间所有不幸，差不多全降临到他一个人身上。他一生下来，脸上便有一块红色的胎记，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红胎记便一年年扩散，以至半个脸都是红的，并增生了一些瘤。更不幸的是有一次报社机关篮球赛，他被撞倒在地，球衫上报社的圆徽章戳瞎了他的左眼。从此，他便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更羞于见女人，这副模样上哪儿去找对象！比这些更不幸的是，他在政治上蒙受的厄运。大哥是徽州农校毕业的，学的是园艺。旧社会毕业即失业，经亲戚介绍，1948年，18岁的他着一身灰布长衫从皖南来杭州，进《东南日报》社当了一名排字学徒。 刚满师杭州就解放了，《东南日报》改成《浙江日报》。他已是一名熟练的排字工人，成为报社第一批入团的青年。他工作热情，热爱文艺，是工会的骨干，这时他已担任报社印刷厂的统计员，很快就要入党了。但不久大祸临头，在肃反运动中报社电台挖出一个平时对现实有不满情绪的译电员（他是前《东南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委刘湘女的侄儿），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大哥和他曾是好朋友，过从甚密，散布过一些言论。其实，当时他们只是一些不到20岁在政治上极不成熟、稚嫩的小青年。这样他们被打成纠合性的反革命小集团，此事还牵涉到当时正在朝鲜前线作战的二哥。1949年，二哥刚15岁，失学在家，常与大哥他们在一起玩，也发过一些“牢骚”。 大哥从未和我们合过影，他说他的样子太难看了。1979年，他在西湖边的留影在我几次搬家中遗失了，只保存着他在1953年的一张照片，当时他26岁。 一年后，两个哥哥有了消息，二哥因为有战功被免于刑事处分，后来被安排到省林业厅林产调查队工作；大哥被处以劳动教养两年。当时劳教还能领到工资，他按月给我们寄20元钱。当他劳教期满时，上面来了文件：劳教人员一律留场就业，一分钱工资也没有了。大哥那些年一直在东海边一个盐场劳教，在饥饿、疾病、重体力劳动的折磨中，他顽强地活下来。 1962年元旦，盐场放电影，散场后，劳教人员的宿舍着火，大哥顶着一床被子从大火中逃生。我和妈妈一次次写信给劳教总团恳求，1963年大哥终于回到芜湖家中。由于没有生活来源，走投无路的大哥只得以一个城市居民的身份下乡务农。他去的是我们的老家——离芜湖30华里的繁昌县中沟乡章墩生产队，家乡的父老收留了他。 起初那两年他住在村口的茶棚里，冬天四处透风，夏天也没蚊帐，8年的盐场生活使他对环境有了惊人的适应能力。他很快就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衣着到讲话，他学会了包括犁田在内的各种农活。大哥为人老实、忠厚，干活不叫苦，言语又少，乡亲们呵护他。在这里他获得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尊严，他的脸上又有了笑容。他在生活能糊口后，还不时接济一贫如洗的家里。大哥每逢农闲和雨天便赶回城里帮母亲糊火柴盒，起早摸黑从无怨言。 让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1965年春节，大年三十，左邻右舍燃放鞭炮吃年饭了，我们家冷锅冷灶，连年饭米都没有，母亲让我和妹妹去江边的杨毛埂去接从乡下来的大哥。我和妹妹站在寒风刺骨的江边差不多三个钟头，天快黑了，只见到半个红脸的大哥挑着一副担子，顶着寒风气喘吁吁赶回来。我们兴奋地接过他的担子，他带回20斤米，几块豆腐，两尾筷子长的鱼，这一顿年饭吃得很沉重，母亲掩面长泣，我们兄妹三人沉默不语，这段经历使我从此懂得珍惜——它是贫穷的姊妹。 1965年7月初，我参加了“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虽然我的成绩非常优秀，但我知道我是考不取大学的，因为早在前几年，在大学招生中已经严格地贯彻阶级路线，许多出身不好、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都考不上大学，甚至连一份糊口的工作也找不到。何况像我这样的，差不多是出身最不好的一类（父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都算“历史反革命”），两个哥哥是“现行反革命”，等待我的只有绝望。果然在7月20日邮局送发录取通知那一天，我和母亲守候在大门口，看着邮递员从我们面前走过去了。五天后我收到了“不予录取通知书”（43年过去了，我仍然保存着它）。 在那以后的几天里，我茶饭不思，颓然地望着苍白的天空发呆，我的明天在哪儿？幼稚而不懂事的我说了不少抱怨母亲和大哥的话。那几天，母亲以泪洗面，大哥充满愧疚地一声不响地坐在屋角，痛苦地低着头，不敢看我，这些情景43年来一直保存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成为对我的自责。 “文革”期间设在安徽农学院的省招生办公室被红卫兵冲开，招生档案撒得到处都是，我们高中的陶广忠同学从中找到我们的成绩卡，我才知道我的总分是384.5分，是完全可以录取到全国重点大学的。12年后，1977年冬天，我又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高考，才圆了大学梦。 1966年2月，在走投无路中，我报名去了皖北的十八岗农垦学校，那是一种变相的上山下乡。1968年12月又第二次上山下乡到皖南的南陵插队。大哥一直和我保持通信联系，鼓励我不要惧怕困难，要对未来充满信心。他经常用英国诗人雪莱的“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来勉励我。 1967年夏天，为躲避城里武斗的枪林弹雨，母亲让我去繁昌县乡下大哥那儿“避难”。我在大哥低檐的茅屋里住了两个月，我随他在烈日下锄草、割禾，收工后在月下看守瓜田，去水塘网虾，使我感受到农耕劳作的艰辛和乡野田园生活的宁静、淡远。在他的茅屋的角落，一个木箱改成的“书柜”里，我发现外貌丑陋的大哥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些年他一直在坚持理论学习，他写了整整几本读《毛选》、艾思奇《大众哲学》、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笔记。我翻看了他的日记，一页页、一行行琐细的日常生活记录，充满了对母亲的关切，对母亲胃病病情的焦虑，对我和妹妹学业及成长的关怀，特别是对我前程的期待，我的前程成为全家人的希望。 1977年12月，我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高考。因为成绩优秀，1978年元月就参加了高考体检，可是到3月，我仍旧没有接到录取通知，还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原因。我愤怒了！打倒“四人帮”，春天终于来到冰封的中国，为什么春天的风仍然吹不到我们身上？我给当时担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写信，申述我们的不平。4月底，安徽省招生办根据万里同志的批示，把我们这批受家庭出身影响的高分考生录取到几所师范学院，从而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大哥闻讯从乡下赶回，祝贺我人生的转折，兴奋地喝得酩酊大醉。 1980年，当时全国的地、富和右派都已摘帽，右派已改正平反，而大哥头上的帽子仍未有人来摘。我们支持他去杭州上访，家里凑足了来回的路费，他回到阔别24年的杭州城。这个城市的变化太大了，浙江日报社早搬家了，50年代的老同事多半不在了，有的死了，有的调离了，还在的几个老职工，见到已经衰老的大哥像是发现出土文物般惊叹：“你还是回来了！”他寻访当年办案的单位，都推来推去，一律官腔官调：“过去案子并非都办错了，平反还没平到你们这一拨，你回去等着吧……”一句话就将可怜的大哥打发了。但是，有人告诉他当年和他一个案子受处分，还活着的都在上访，受理重审还是有希望的，大哥抱着这最后一线希望离开杭州，临走前还花钱在西湖边照了一张相。 1983年春天，我又接到大哥来信，他被选为街道织布厂的厂长，他是第一次担此重任。工作很忙……这一年夏天，我突然接到母亲来信：她悲伤地告诉我，大哥病倒了，医生确诊为胃癌，他呕吐不止。我惊呆了，我工作太忙，孩子刚周岁，又遥隔千里，一时不能去看他，只能写信去安慰他，并寄去50元钱。 半个月后，我接到他回信，字迹歪歪扭扭，显然是在病痛中写的：“我知道自己得的是癌，我要和命运继续抗争……”我读后哽咽了，眼看就要放暑假了，一放假我就去芜湖看他。 电大的期末考试总安排在7月下旬，学生的考试结束，我正准备去买船票，母亲又来信了，我拆开一看如五雷轰顶：我可怜的大哥已在7月22日去世了，他是在剧烈的疼痛中死去的，死时形销骨立，他是在七旬老母慈爱的关照下去世的，死时他那只唯一的眼睛是睁开的，这是对不公道命运的抗议！母亲是在办妥他的后事后才写信告诉我的，我顿时泪如泉涌，几乎没有考虑，我就登上一艘正要起航的轮船，赶回芜湖家中。我跪在大哥的遗像前放声恸哭，伤心的哭声惊动了四邻，他们也陪我一起落泪，我为大哥这一辈子不幸的遭遇而愤懑，我痛悔在大哥临终前最需亲情关怀时，我竟不能看望他最后一眼：他对我是那么宽厚，而我亏待了他，我的良心将从此不能安宁！ 大哥去世后，他在乡下的朋友，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下乡18年的故土。第二天我冒雨赶往中沟的章墩，在淅沥的雨声中，我长跪在大哥的坟前，鞭炮的纸屑与纸钱的灰尘漫天飞扬，似乎在诉说长眠地下的大哥的哀怨。由于大哥终身未婚，没有子女，我只能以女儿珊珊名义为他立了一块碑，以悼念他一直未走出炼狱的灵魂。 1985年，浙江方面给母亲发来一封公函，说明1956年对大哥的处分是错误的，现经查实，给予改正。这是一封迟到的改正书，对于死者或者生者都已毫无意义。 （文章摘自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中信出版社2014年出版。）

老张口味之探源— 《舌尖乡愁》序 阿  成 我跟老张（福臣先生）相识多年，我一直以为他是湖北人，但是我看了他准备出版的这部新书才知道，他的祖籍，他的家乡，最早是在我们东北。现在回忆起来，从电话里经常传来老张那沙哑的声音，说的无疑是地道的东北普通话。有道是，“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乡里人”。这样一来就让我平添了几分亲切，不仅如此，在他的这部新书里头，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对东北之口味的记叙。 老张的这部洒洒脱脱，耗散性结构的随笔集，似乎是一部用文字构建起来个人生活的小历史。这样的随笔先前倒是零星的见过，但大多并不系统。便是有，也似乎是无意而为之。那么，老张的这部随笔集也是无意而为之的吗？“1956年我出生在广州市，两岁时随父母北上到武汉。我4岁那年，妈没了，走那天，爸不在，出差搞外调。门外鞭炮响，我害怕，用椅子顶着门，爷爷抱开我，大人们捧着盒子，里面住着我的妈。我使劲地望着那个盒子”。这是一段凄凉苦涩的家常话，但这也是一个人童年的经历和历史。那么，又何以见得他的家乡在东北呢？不妨看一看由上面的这一段文字才出的下面行程。“爷爷把我们拉拉扯扯地带回了老家，老家是吉林省大安县古城乡四合堂村”。“4岁的我，啥也不知道，不懂老家是怎么回事，就知道饿，哭着喊着要吃的，哭着喊着要妈妈。爷爷把姑姑叫回来把我领走，在姑姑家更饿，老哭，姑姑家也没有什么吃的，我的哭声惨烈，让姑姑心痛。姑姑便隔两天从仓房里偷偷拿出一个土豆，给我烧着吃，看着我饿狼似的转眼间把土豆吞了下去。 “一天姑父看见我在吃土豆，大骂姑姑“把土豆种子都吃了，明年吃啥”。姑姑不敢再给我烧土豆吃了。我又开始哭，一边哭，一边喊饿。姑姑在一边偷偷抹眼泪。我不想姑姑跟我一起哭，我想姑姑能给烧土豆吃。又有一天，我看见姑父不在家，姑姑去挑水，我跑进仓房，爬高偷吊在房梁下面的土豆种子，刚摸到一个土豆，一下子栽了下来，正好摔在一口破锅上，我放声大哭。姑姑听到我不是好声的哭，丢下水桶就往回跑，看见我趴在破锅沿旁血流满面，把我抱在怀里一起哭。”这就是一个人命运的轨迹。 从这些文字当中我不仅了解到了老张的老家原本是在我们东北，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饥饿一直伴随着老张的童年、少年，直到青年。以至于老张的这些饥饿的记忆和饥饿时所吃的东北食物的记忆，已然进入到了老年门槛的老张的心灵，至今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且充满着温暖和亲情，并时常进入回忆，注入笔端，“老张昨夜入梦，梦回老家东北，梦中回到和妹妹过年时抢冻梨吃。50多年前黑梨冻是东北老家冬天里唯一的水果，还不是谁想吃就能吃到的。” “冻梨一下子连接起老张46年前的记忆。1976年的冬天，19岁的小张从武汉回乡当知青的第6个年头，从黑龙记省依安县庆丰公社庆丰大队一小队民工到大兴岭安塔源林场支援林业生产，（简称支林）。当时的林场，其实是从哈尔滨火车站出发，经大庆、齐齐哈尔、加格达奇，一进加格达奇就是进山了。加格达奇再往里走一点的火车站是塔河，终点是漠河。坐汽车一个多小时就到北极村，再往前就出了国界，进入前苏联了。 “当时的塔源林场就是一个小火车站。我们支林大队人马开进到塔源时，就在火年站下面不远处搭起几顶帐篷。零下30多度的大冬天，天一放亮，人喊马叫跨过铁路，钻进车站对面山上的森林中，大兴安岭的雪山林海中，从日出到日落响起嗡嗡的电锯声和“顺山倒”的号子声。 “我们一个帐篷里住了5男5女（10人），帐篷中间用板皮隔开，19、20岁左右的年纪，5女是上海知青，五男是庆丰公社知青，上海知青甲方代表林场，庆丰知青乙方代表支林。每天我们上山要比伐木工晚两个小时。上山后10人分5组，男的拿皮尺量出归到一起的木材的长和大小头、圆的直径，作为提供的数据，女的用笔记在手中文件夹的纸上，下午回帐篷算出木材的立方，是当时林区最好的工种——检尺员。 “有一天我们中午下山回帐篷，一长列货车停在站里。小孙淘气，一下子爬上一节敞篷货车，掏开一个草袋子拿出一个乌黑的冻梨丢给我。接着又掀下来两个草袋子，我们四人抬起来就往山上跑。到了无人处，气还没喘匀，迫不及待地从草袋中掏出冰凉的冻梨就啃，一口下去冻梨上留下几道带着冰碴、雪白的一寸深的印痕，酸甜爽口留在了舌尖，甜软溜进了胃里。我们10个男女知青和两袋冻梨一起走过了那个又甜又酸的冬季。 这一行文字大约印证了老张对于往昔岁月的那种刻骨的怀念，“入梦成真，老张把雪梨用开水洗净放进冰箱冷冻了起来，等到春去夏来之时，女儿外孙回来，尝尝冻梨。” 在老张即将出版的随笔集当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咱们国人南方的也好，北方也罢，见面礼就是个‘吃’字。口与舌一碰，就是个吃。是啊，‘民以食为天’！”记得，我在老张那儿出过一本关于吃的随笔集。我原本拟定的书名是《断肠最是故乡味》。但是被老张“武断”的改为“舌尖上的东北”。我倒不以为然，不过读了老张这部随笔集，我倒是想，是不是我俩都曾跌入到了一个误区。有一句俗话叫“众口难调”。为什么众口难调呢？个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你儿时关于食物的记忆永远是最好吃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并不在乎是像石头一样硬的冻犁还是大葱蘸大酱。这些食物不仅抚慰你的胃肠，也净化你的灵魂，升华了你对家乡，对亲人那份纯净至真的感情。因此，仅仅是用好不好吃来评价自己记忆当中的美食自然不是百分百的准确。记忆中的美食，是乡愁，是情感，是对亲人的眷恋和深沉的爱，不仅是舌尖上的记忆，而且还连着灵魂 。君不见那些百万富翁常常要到乡间小馆去吃大葱蘸大酱、大饼子、窝窝头、大碴子，这些先前穷苦人家吃的普通不能再普通的粗劣食物，而且吃得满头是汗，幸福满满。由此看来，众口怎么能不众口难调呢？ “说到饺子老张今天还真得包饺子，昨天沈阳于忠民兄快递来了两袋酸菜，今天得包酸菜馅饺子，还要吃上猪肉、酸菜炖粉条子，粉条子也是忠民兄快递的”。“中午煮上东北大米，一袋东北酸菜，一大把东北的粉条子，半斤五花肉炖了一锅，刚一开锅，香气扑鼻，今天中午老张两小碗东北大米饭，一大碗猪肉酸菜炖粉条子，吃得满头大汗”，“回到老张书舍，5点20分，晚上简单便饭，长春尹哥快递的东北大酱，女儿小两口年三十送来的玉米、黄瓜、土豆蘸大酱越吃越香，满满的故乡和亲情的味道！”这普普通通，并无华丽辞藻堆砌的文字，情之深，意之切，简直到了刻骨的程度，让看官无不为之动容。像这样的记叙在老张的这部随笔记里随处可见，老张于当天下午到北京站又乘车赶往长春。还是刘田小老弟接的站，中午还是杨琳小妹做东，油豆角炖排骨必不可少，还有尹哥陪着。晚饭继续。第二吉林教育出版社美女编辑刘君请老张。还是这些人，又吃压锅黄金钩。饭后刘田带老张去了刘老根大舞台，听了一场二人转，看了一眼赵四。 “22日中午尹哥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尹哥用东北饺子、东北豆角送别老张。动车从长春站开出，老张一路向北，去找豆角……”“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白色、黄色原汁原味的粥了，到了不离不弃的地步，每天喝上一碗，胃里才踏实，舌尖才清爽。出差在外，火车上的粥再贵，我也要买上一碗。走到东北老家不管在哪个地方，我都会东游西荡，喝上两碗金黄色的甜丝丝的小米粥……”的确，这让我想到曹雪芹在他的《红楼梦》中说到的那句话“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是啊，只要写成文章的文字都是情，都是爱，都是心酸，也都是幸福。 当然，老张在他的这本随笔当中，也不单纯是介绍关于东北的生活，他也用相当的篇幅记述了他生活了差不多50年的武汉生活。“前前后后在武汉生活了50年，童年是在饥寒交迫中走过来的：吃什么东西都好吃，不管香甜苦辣酸，只要果腹，都是好味道。年纪大了，日子过得去了，胃越发犯贱，好多东西不吃，比如：牛羊肉、鸡鸭鱼，都不入胃。” 最后，我打算用老张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46年过去了……当年的10个知青战友今在何方呢，应该都退休了吧？你们还想念着大兴安岭的雪山林海吗？还想去看看吗？老张想啊！”

——高校教师李剑因言下课之述评 来源：微博“朱老师涂鸦记” 文/ 李剑 孟德斯鸠：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题记 半年前，本人因课堂风波被停课，引发与校方旷日持久的争端。10月19日上午，因心力交瘁，我在校教工群发表声明，认输退场，终结争端。傍晚，在校办目睹校方对省委巡视组的最终回复材料，郁愤难平，再次签署“不满意”的个人意见，为争端画上一个不圆满的休止符。 事件处理，罔顾事实，无视程序，徇私偏向，践踏师严。对我，是个悲剧；对学校，是种悲哀。事过境迁，我愿摒弃恩怨情仇，从他者视角，冷静反思，理性分析，并延展探讨更有普遍性的深层问题。 详尽实录并分析这一事件，于我，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如能引发大家对当下高校生态有所关注，心愿毕矣。 本文先概述事件经过，再从视频拷贝、调岗公文、课堂审查和学生处理四方面展开，最后是结语。 一 经过 课堂概况:2021年4月28日，本人在建规院 1801403 班上《建筑文化概论》第一次课。首先介绍考核方式与纪律要求，然后通过中国古代道与术的关系，着重谈专业学习中哲学思维的重要性，谈如何开阔视野，融会贯通，养成思考习惯;再谈，若不能触及哲学思维，退而求其次，也应在专业上精益求精；最后，引用维特鲁威、海德格尔等名家论述，阐释建筑安顿身心的本质。整个过程，无涉政治，亦无任何不当政治言论。 课中，主要因“日本人精益求精”一语，引发一李姓学生拍桌骂娘，并课后举报。 事件主要时间线: 5月8日，校方叫停上课。何副校长等召见本人，询问详情，未作定论；雷副校长称尽快答复。其后两月，静待无音。 7月12日，人事处张处等召见本人，称经九部门联合调查，结合往年学生 举报等情况，建议本人外出访学，两年后经考核重返教学岗位。我当场拒绝，指出应就事论事，往事校方都有调查和澄清，本人无过错。会后写申辩十条提交。 7月15日，因本人不接受访学及课程进修等安排，张处找内人斡旋，提议转岗图书馆。我谨慎同意，提出弹性坐班、保留教学权利和对 4.28 课堂作结论三条件。商谈无果，拟定开学再议。 7月20日，人事处发文(附后)，对 4.28 课堂定性并确定转岗。此文未告知本人。 8月29日，张处和我谈妥转岗图书馆。其后因坐班条件出现反复，我最终于9月13日去图书馆上班。 9月2号，分管意识形态的何副书记找内人了解情况。第二天，考虑她 4 月 刚从南华大学调来，我前往递交说明材料并介绍详情。一番长谈，不欢而散。她 最后表示提交教育厅，后来照办。 9月22日，因学校一直不处理学生，亦未解释缘由，我申诉到巡视组。 10月14日，我首次见到上述文件，震惊不已，随即向书记校长指出文件存在的问题，要求撤销课堂定性，同时反映至巡视组。 10月17日，学校答复巡视组，称系依规处理，我签署“不满意”的个人意见。再赴巡视组长谈五小时，巡视组支持撤销课堂定性。 10月19日，如开篇所述，再签不满意。剧终。 二 分析 校方对巡视组的回复分视频拷贝、课堂定性、上课权利、学生处理四方面， 本文以此为线索展开。第三部分上课权利没有深谈必要，我转谈与之相关的课堂 言论审查问题。(因校方回复材料我只浏览一遍，现凭记忆转述，但观点不会有误。) (一)视频拷贝之争 课堂视频是 4.28 事件最直接证据，我从一开始就要求拷贝，但校方多次拒 绝，最终对巡视组的回复是:咨询了律师，不能拷贝。我认为这一拒绝，不合情 理法理。 事发后，校方多人查看了视频。7 月 12 日的会上，校方主要谈以往情况，4.28 课堂聚焦一句言论:“在西方人看来，马克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而 主要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这句话是学界常识，并无不当。何副书记咨询了 专家，相信已有定论。另外，我在课堂上言及中国当下与传统的断裂，举例国外 师生恋违法、爱因斯坦等，他们也有记录，大约认为不当。 7… Read More »

   文/ 叶文福 ——深切怀念我的校长任鑫平老先生 ——深切怀念我的老师王志文老先生                       １ 许是早年丧父，母亲时常在生活的挑衅面前无助而夜半哭泣的缘故，我从小就听惯了母亲的哭声，听怕了母亲的哭声。而且，一生，都对哭声特别敏感。我深知，哭声是有好多种表现情态的。 许多时候，夜半醒来，总是听见母亲一面在床前或筛米，或刴猪草，或针针线线缝穷补破，一面轻声地抽泣，一面轻声抽泣并且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 母亲之所以在床边做这些事，是因为我是早产儿，小时体质极差，时常无缘无故就闹病，而且时常半夜闹病。母亲一面干活路，一面又要看护着我。 母亲几乎每夜都这样哭泣，那抽泣之声破破碎碎，随心所欲，时高时低，时弱时强。倾诉的语言在哭泣声中磕磕绊绊，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甚至头尾皆无，只有一种极度伤心时生命里流淌出来的一种灵魂负伤时的颤栗之声。 时而像瀑布，那直泻而下；时而像深山小溪，那委婉那曲折，那时隐时现，那时急时缓，母亲的哭声时常在我心里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如同一种特有的语言如泣似诉，一首深沉的诗如吟似唱，一条一条人生路上的警策，帮我明辨是非，鞭我之惰，励我之傲，柔我之情，给我以无穷无尽的生命之韧力。 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确，最激烈的哭声便是无声——母亲时常在夜的黑暗里独坐——守着我，独坐，人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泪欲流又止，似尽又盈。话欲言又住，叹欲堵更长。偶尔，给我掖一下被子，或看看我睡觉的状态，再坐——再在黑暗中独坐。 那时候生命只剩了个躯壳，无尽的哀怨那是只有灵魂在载负不起生命时，一种负伤状态时才能唱出的歌声。 那时候，母亲的生命是死的，只有灵魂活着——在痛，在哭。 于是我相信，灵魂是有哭声的——只是倘不用同样质量的灵魂深刻地聆听，便无法听得见。 2 去年回家乡，有几位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跟我学诗的学生到宾馆来看望我，他们已经是四十好几的人了。有一位年轻诗作者也同来，也想拜师。他们都散坐在几张沙发上，一面说着家常，也说诗，谁也没有注意到我所注意的问题。 我随手指了指他们几位，说：“你们看，这几位是我二十多年前教的学生。这位是我新收的学生，你们此刻各自坐的姿态的不同，也许就是我教育的结果。” 原来，几位上世纪八十年代教的男女学生虽然都四十多岁了，在当地都有了些名头，但在老师面前，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夹着双腿，虽坐沙发也是重心向前，十分认真，十分恭谨。而那个年轻人却埋卧在沙发里，仰着头，两腿叉开，坐得毫无章法。 我于是说：“你们看，这就是我两代学生的区别。好诗在诗外，一位诗人，一位以写诗作为自己生命标记和标尺的人，在这个教育并不发达并不健全甚至畸形的时代，应该是自觉得如同本能那样认为自己是自己民族不仅在思维方法，而且在语言、行为举止等各方面都应该是全民族的榜样。我们应该时时或者说代代都记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身体力行，我们民族的精神文明其实是用这样的形式记录的。‘文人无行’是旧时愚昧群体对知识分子的误解和侮辱，但也确有一些年轻诗作者，不理解诗人的痛苦，错误以为诗人就是无法无天的人，就是毫无礼貌、礼节和理智的人，就是一口喝一坛子老酒，一醉就是半个月的人，这显然是一种可悲的文化的浅薄。我坚持诗人合一的理念，诗人自己首先应该是一首诗，是一首好诗。无论是信仰，还是道德、情操，性格、修养，既有孤高的气质，又有自我要求自我约束自我修养的明显印记。令人高兴的是，我的这些理念，二十多年前我传给了学生，学生们记住了，做到了，我很欣慰，很感谢他们。我希望我新收的学生也能记住，也能做到并传承给后人。” 那位年轻作者立即看见了这其中的差距，立即像其他学生一样，端坐在我面前。 无论写诗或做人，我从来不以个人的好恶来要求学生。我要求学生做到的，乃是我从几十年所学到的知识里我认为是属于我们民族被祖先一代一代即使是在艰难条件下也英勇顽强地传承的优秀的传统部分，乃是被正反历史反复锤炼而呈现的高尚品德，以及在高尚品德映照之下体现出来的生命行为。 3 好像是三年前，也是一位八十年代从我学诗的一位叶姓诗作者，当上了鄂州车务段的一把手。鄂州离武昌鱼的原产地梁子湖不远，于是他邀我到梁子湖去吃正宗的武昌鱼，我去了。 想不到的是，二十多年不见，我一到鄂州火车站，与火车站包括炊事员在内的干部职工吃了一顿饭，说了一席话，他们都乐了，说：“我们书记说话，走路，一举手一投足，从不苟且，一板一眼，规规矩矩。今天叶老师来，和我们一见面，我们就在心里偷偷地乐，原来叶书记跟他的老师是一样的。”                     4 做人的认真，大到思维，思想，思索；小到一举一动，一举手一投足，甚至双目不斜视，单指不点人等等这些细节，除了从小得益于父母严厉的家教，我一生中最标准的榜样，就是我在蒲圻师范时的校长任鑫平先生。                     5 任鑫平先生的风范，是我自懂事以来一生着意追求的光辉榜样。 当我还是他的学生时就崇拜他，暗自发誓一定要做一个他那样，以自己的高尚与优秀赢得人们爱戴的人。 我是1960年从咸宁二中升入蒲圻师范的。当时的蒲圻师范是当时的孝感地区的两所师范学校之一。我在蒲圻师范受到的几位老师的教育，是我终生的道德的地基，尤其是任校长。 当我毕业后离开了他，许多年间，总是用他的行为举止来要求自己约束自己；许多事情，在做之前，总是要求自己想一想，如果是校长，该如何做——虽然我对校长的认识并不深刻。 任鑫平校长的魅力在于，任何人，一站到他面前，就要肃然起敬，就不由得要收拾起自己的一切，说话，走路，行事，都要按照他的规范去做。 任校长是我此生见到的最俊美的男性。他俊美到什么地步，有一件极有意味的往事可以佐证。 当校长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暑假时，学校组织到庐山去过夏令营。那天，他们一群学生在山上嬉戏，碰巧邂逅了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宋美龄在一群学生当中，以一位美人对美的天生敏感，一眼就看见了异常俊美的任鑫平，竟使她情不自禁地走到他面前，摸着他的头连声夸赞。 事情发生得那样突然，突然得当宋美龄抚摸他的头夸赞他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她是宋美龄。 但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就因为当学生时头被宋美龄亲切善意地抚摸了一下，使得任校长一生不知写了多少检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得死去活来——当然这是后话，这是宋美龄绝想不到的后话。 我当他的学生时，他并不教我们班的课。他是校长，我们是他的学生。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学生是十分信任、敬仰、敬爱甚至敬畏自己的老师的，何况他还是校长。 (我写了这句话后，不知为什么，忽然热泪盈眶。这句话的质量是何等之重！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学生，十分信任、信仰、敬爱甚至敬畏自己的老师的，绝非我一个人，而是我们那一代人。我们那一代人是中国传统教育维护师道尊严的最后一代人，“文革”之后，学生打老师、老师打学生学生虐待老师、老师虐待学生都成了时尚，还谈什么教育？) 校长中等偏高个儿，白白净净，五官端正得迷人，所有的曲线都仿佛是精心勾勒的工笔画。衣服干净得几乎一尘不染，即使是劳动，身上涂泥溅水，他那爱整洁的一举一动，也给人是干净的感觉。 任校长虽然不苟言笑，但他脸上永远是那种亲切的、让人无条件地信任的情绪。在我的记忆里，他永远穿着一套银灰的中山服，端正，大气，标致。他从不发脾气，标准的谦谦君子风度。即使讲课，即使在大会上讲话，也是轻言细语。他那十分讲究的武汉话从不带废字，阴阳顿挫，十分准确，十分清晰、悦耳，十分好听。正是他的讲课和说话风格，修养了我对诗的认识和理解，修养了我的诗学观、尤其是对现代白话诗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 我认为：诗就是用文字写的音乐，音乐就是用音符写的诗。 没有旋律就不是诗。《生活》：网。就不是诗。 诗就应该像我的任校长讲课讲话那样，阴阳顿挫，十分形象，十分生动，十分准确，十分精微，十分清晰、悦耳，十分好听。 所以我认为：诗就是把走路走成舞蹈，就是把说话说成歌声。白话是就是把白话写成诗，而绝不是把诗写成白话。 三年里，任校长只是因为教代数的老师生病而给我们讲过几堂代数课，他讲的代数受到所有学生的热烈欢迎，以至于当数学老师病好之后再回来讲课时，竟遭到我们的拒绝。 6 一位当校长的教育工作者，将一届学生教到毕业，送出了校门，应该就算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任务吧。然而任校长与我的缘分，似乎直到我毕业之后才真正开始。 １９６３年七月，我毕业后留在蒲师附小任教，当上了四（1）班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 那时的蒲圻师范属原孝感地区的两所重点师范之一，在蒲圻山青水丽的羊楼洞镇上，蒲师附小也在蒲圻师范旁边。 任校长的夫人金美玉老师也在附小教书，于是我成了金美玉老师的同事。 金美玉老师天生丽质，艳若桃花，与一表人材的任校长简直是天生绝配。…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