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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网读书 文 | 李静 此文写于十年前，一直放在电脑里未曾示人。那时坊间流行一个说法：关于王小波的悲情，是文坛之外不明就里的人们虚构出来的，他的作品发表不顺，也不是什么“文学体制”造成的，只是凑巧而已。于是有此文。大概写时只求一吐块垒，写完又觉得无甚必要，就收起来了吧。而今重翻，“王小波”三个字竟有古董之感，反倒觉得不妨给读者看看了。——2013年12月28日题记 多数人知道小说家王小波，是在他的逝后。在他生前即知悉和喜欢此君的人，多是因为他的杂文和随笔，它们发表在当时的《读书》《东方》《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之类的报刊上。有那么些嗅觉刁钻的家伙，只要读到了他的一篇文章，就开始猎狗似的四处搜寻这个名字，逢人便问他的逸事。 万一搜到他的文字——譬如鄙人，常常是在图书馆——就会满脸傻笑举起杂志箭步蹿到椅子前，先是光速看完，然后蚁速重读，边读边从喉咙里发出憋不住的“咯咯”之声，全然不顾周遭人等“你有病吧”的鄙弃眼神。倘若遇到同好，那脸上的微笑可就高雅多了：诡秘，暧昧，莫逆，悄声唧咕一番，互告此君新作行踪，微微点头，再向图书馆或报刊亭迤逦而去。 其实谈王小波用不着跟地下党似的——他又不是被禁作家。当年贾平凹的《废都》被禁时，同宿舍议论吵嚷的声音还不照样是快把屋顶掀翻了？诡秘完全是出于下意识，隐含着某种对开心宝藏悄悄品咂的欲望。似乎它是一件天外飞来之物，如果大肆声张，就会倏地飞走了。我们可不想让它这么快就飞走。 待后来我到一家报社做实习记者，终于找到采访机会与他相识，才明白了何谓“文如其人”。初见的场景已多次对人讲过，在此不赘。采访结束时，我央他送我一本《黄金时代》。他在书柜底层掏啊掏，掏出一本来。我说“您签个名”，他签名“李静小姐惠存王小波”，回来我才注意到连个落款时间都没有，可见他很少做这事。 彼时我正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生，看惯了“正宗纯文学”的中国当代小说，刚读他的，真是不习惯。瞧《黄金时代》的开头： “我二十一岁时，正在云南插队。陈清扬有一天从山上下来，和我讨论她不是破鞋的问题？她要讨论的事是这样的：虽然所有的人都说她是一个破鞋，但她以为自己不是的。因为破鞋偷汉，而她没有偷过汉。虽然她丈夫已经住了一年监狱，但她没有偷过汉。在此之前也未偷过汉。所以她简直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说她是破鞋。如果我要安慰她，并不困难。我可以从逻辑上证明她不是破鞋。如果陈清扬是破鞋，即陈清扬偷汉，则起码有一个某人为其所偷，如今不能指出某人，所以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但是我偏说，陈清扬就是破鞋，而且这一点毋庸置疑。” 直白、粗鲁，却又饶舌、学者范儿，貌似“文革”期间小流氓泡妞的故事，却不能一目十行一泻千里地看完。相反，它既硬实又跳跃，既好笑又悲伤，既费脑子又费心，一会儿都疏忽不得。我习惯了中国当代小说是一股气体，至少是液体，读起来顺顺溜溜毫不费劲，到得结尾处，发一声“人生不过如此”的轻轻叹息，作罢。 同样是现代汉语，怎么此人的小说却忽然有了瘦骨嶙峋的梁架呢？从梁架踩上去，看到的风景不是三姑六婆张长李短，而是一个我以为纯文学“不该关心”的范畴——政治、社会、文化里那些荒诞可笑而又害人不浅的疾病。但他分明没说它们。他只是写了几个阴阳怪气的人物。但我分明看到了这一切。 他关心的主题过时了吧？或者说，在未来更加完善的社会里，这些主题必定会过时吧？我暗想。纯文学要想避免过时的不幸，就该写普遍的人性啊。我琢磨。普遍的人性是什么呢？三姑六婆张长李短啊，那才是民间社会永恒的主题哦。我的“中国当代纯文学”常识这么告诉我。 但是，读完这本小说集，关于小说的好坏，我已有了另外的看法。非常奇怪，外国小说没给过我这么强的刺激。是他的小说让我明白了：一个从精神到技巧都已成熟且个性独异的作家，在处理中国题材时可以做得多么有趣，多么刻骨。 因此，当我研究生毕业，走进我供职的文学杂志社那神秘昏黑的半地下室时，是自以为怀揣珍宝而来的——看吧，我会给你们带来从未见过的牛×作者，牛×小说，你们会因为他的到来，对这个新来的小编辑刮目相看的！ 对我来说，那是一段把编辑工作当事业的时期。这家杂志在20世纪80年代是新派文学重镇，由于历史原因，在1990年急转直下，更像是延续“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据点。1996年我去时，执行主编刚刚上任，也正是她拍板留下我这个应届生的。她试图让这本杂志从刻板形象里走出来，鼓励每个编辑去挖最好的作者最好的作品，不设限制。 于是我打了鸡血似的先给王小波写了封信：“王老师：我可能要从您的爱好者升格为文学责编了。我已到××杂志当编辑。把最好的小说留给我吧！”之后又给他打了个电话：您手头有无存货？他不紧不慢地答曰：有一堆压箱底的，你有时间过来拿吧。1996年互联网还未普及，写信靠寄，编辑取稿要去作者家——假如着急的话。 1996年8月，我开始工作后对他的第一次拜访，地点是在西单老教育部大院一座筒子楼一楼的一间宿舍。这是他母亲的房子。那时他和妻子李银河住在西三环外岭南路的一套单元房里，他为了照顾母亲，在西单和岭南路之间两边跑。我走进筒子楼的走廊时，他正在房门口的煤气灶前烧水，头发乱蓬蓬的，抬头看到我，嘴巴一张，一咧：“请进。” 屋里很暗，计有一桌一椅一床一书柜，一台针式打印机。他请我坐下，略略闲聊了几句。他刚看完港台版的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内地到1997年才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第一版），对其中的“轻逸”和“繁复”之说深有体会，至于小说“迅速”“确切”和“易见”的特质，他也心有戚戚：“卡尔维诺的意思是：这五种品质应该同时存在于一部小说中，而不是单独分散在不同的小说里。” 我问他觉得自己的小说达标程度怎么样？他说，写了几部长篇，有的实验性太强，好像有点“繁复”过头了，试过几家杂志社和出版社，都不接受；还有的被认为思想有问题，“有一编辑说我在小说里搞影射，还猜出了在影射谁，我有那么无聊吗？”他无奈地苦笑。我说能把“思想有问题”的小说给我看看吗？我怎么专好这一口儿呢？他给逗乐了：“行，你拿去看看，发不发都没关系，长篇哈，光这篇幅你们那儿就够呛。”我说先看看吧，万一头儿也喜欢，开个特例也说不定。 房间里响起针式打印机的“吱吱”声，灰黑色的字一行行从针孔下流出，打印纸连绵不绝地翻转，长得像折叠的哈达。声音停止时，他把那厚厚的一摞从纸页折叠处轻轻撕下，交到我手里。低头一瞧，扉页上写着：“红拂夜奔”。 我拿回家就看，边看边怪笑不止，急得我先生在一旁百爪挠心，坐立不安。他是我文学趣味的同谋，只要他在某处发现了王二的文章，必给我通风报信，或是念给我听。这回是我看完一章，就给他一章，他那边也传染病似的笑将起来。话说李卫公发明了开平方根机，却没人买他的专利，最后只好卖给皇帝老儿用来打仗杀人。战场上，该机器摇出来的全是无理数，谁都不知道怎么躲。 兵士们有的死在根号2下，有的死在根号3下，无不脑浆迸裂？整部小说天马行空，怪谈密布，一会儿笑得我岔气，一会儿又抑郁得窒息，真不知那些怪诞的场景是怎么被他想出来的。看完，我兴奋得在家里拍桌子打板凳：《红拂夜奔》必须发出来！必须！要是这样的作品都不能发表，那要杂志社出版社干吗？就为了发那些偷情过日子钩心斗角的无聊故事吗？不可以，不可以！我那二十五岁的头脑充满想当然的真理，并且想不出它们有何理由不变成现实。 上班后，先给我更加热爱的作家打了个电话，赤裸裸地表达了对《红拂夜奔》的膜拜之情，电话那边是一阵害羞而开怀的沉默；然后写了张热情澎湃的稿签，把小说提交上去，静等领导回音。过了月余，执行主编叫我去她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稿子放在我面前，上边别着稿签。我心凉了半截。 “《红拂夜奔》非常精彩。”她说。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太长了。咱们杂志没法发长篇，你能不能请作者压缩一下？”“压缩到多长？”“三万多字吧。”十八万字的原著，压缩到三万字？也就是个梗概。但总比不发好。终审说能发三万多字，那起码这三万多字的发表是有保障的。“好的，我跟作者商量一下。” 我给他打了个吞吞吐吐的电话：您的《红拂夜奔》，那什么，别的杂志可能会用吗？他慢悠悠道：此稿周游各大杂志一两年了，怎么会忽然就能用了呢，你那儿也没戏了吧？我：也不是全没戏，有？六分之一戏吧。他：怎讲？我：头儿说，我们这儿只能发它六分之一那么长啊。他：三万字？我：嗯，三万多字，您，您能压缩到这么长吗？我等着他发出冷嘲，但是没有。他顿了片刻，声音低沉得像是发自地层深处：“我试试吧。” 两周后，我从他那里拿到了压缩版。拿掉了王二那条现实线，反复回旋的交响乐一样的结构不见了，成了一个李靖红拂的精悍故事，依然很逗，寓意犹在。我赶紧提交上去，等待刊发的好消息。 而他的原稿被我贪污，传给一个在人民大学读研的朋友。他读完，声称“三月不知肉味”，又给同宿舍的哥们传看，一时间在那个小范围内，“无人不谈王小波”。我把这个消息反馈给他，看得出他很开心。这就是他逝世后图书宣传语上“他的作品以手稿的形式在高校里流传”的由来。 又过了两周，主编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又一摞稿子放在我面前，是那个压缩版。我的心揪了起来。她面带无奈的愠色，说刚开完会回来，挨了严厉的批——因为××的小说里讲了个关于牙签和避孕套的黄色笑话，便斥本刊格调低下，警告以后发表的小说里不许再有“黄色”内容，更不许有“挑衅性”的思想倾向。“不许，是怎么个不许呢？”我暗忖。 1999年5月，我知道了什么叫“不许”，也知道了执行主编若不妥协，更将无所作为，这本杂志也将重回1990年的模样。但这是后话了。1996年11月的那个下午，我只期待主编的冒险。但她说道：“这个《红拂夜奔》，没有性是不能成立的，没有挑衅性的思想，也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她求助似的望着我，我望着半地下室的窗外。地面上行人的小腿匆匆摆动，随地吐痰之声此起彼伏。我感到胸闷。 “假如发了，会怎样呢？”我绝望得不知趣起来。“发了，就是‘顶风作案’呗。以后的限制会更多，直到变回1990年的杂志为止。”她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她不是领导，而是我的同命鸟。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个永远带着女孩神情的美丽女人，一直与我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她让我明白何谓“韧”，何谓“妥协”，何谓不能“妥协”的“底线”。如果你不让我发表自己主张和喜欢的东西，那么我也不发表我毕生反对的东西——这就是底线。1996年11月，两个在底线边缘挣扎的文学编辑，默默地合伙宣判了《红拂夜奔》压缩版在本刊物的死刑。 “那么，作者是白费力气了。”这个念头让我虚脱。我该怎么面对我心爱的作家？在我的蛊惑下，他花了两周时间肢解自己的心血之作。他在肢解的时候一定狠狠诅咒过自己——如此迁就，无非为了发表。发表是为了什么呢？在他逝后，我读到他的一段话： “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 就在王小波去世的那个月，《东宫西宫》在阿根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编剧奖；同年，电影《东宫西宫》入围戛纳电影节。 我又去了他家，说是取稿。在等待《红拂夜奔》回音的日子里，我跟他约了个短篇，参加本杂志的“短篇小说公开赛”。约稿时我像个老油子似的提醒他：“求您，这回写篇老实点的、俺们能发的吧！”到了他家，他把《夜里两点钟》打印出来给我看。 看完，我不留神叹了口气。唉，一个作家在自由状态和“警告状态”下的写作，竟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可能怪谁呢？是我要他写“老实的”“能发的”作品呀。而他是为了帮忙，才答应下来的。 “这种有损尊严的东西，我以后再也不写了。写多了就成没滋没味的人了。”敏感的他看了我一眼，说道，“最近杂文也得收着写，这不能说那不能提的，有几个朋友看了几篇，都说不如以前有意思了。以后我宁可写有滋有味发不出来的东西，也不写自我约束得不成样子的文章了。本来你是个挺有滋有味的人，却让朋友觉得你这人没滋没味的，那干嘛呀。”啊，时隔六七年，我还能记得他这些话。“有滋有味”这四个字一直嵌在我的脑子里。 “不管怎样，这篇是铁定能发的，”我说，“不过，《红拂夜奔》?”“还是发不了。” “嗯。”我低下头去，“杂志刚刚挨了批，因为牙签和避孕套什么的？”我大体说了几句。他咧嘴笑了起来，是感到了极大的荒诞的那种笑。“真是很抱歉，让您浪费那么多时间？”“没什么的。”他说。神情淡然。 此后，他陆续给我看他发不出来的作品。抱着微茫的希望，我隔段时间就向编辑部提交一部，计有：中篇小说《似水柔情》、舞台剧本《东宫·西宫》、长篇小说《万寿寺》的部分章节。除了《万寿寺》的第七章被同意留用，其余都被退了回来。同性恋题材是不能在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万寿寺》的文体实验太极端了。嗯，不过第七章挺有诗意，作为对作者的鼓励，留下吧。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离开了这个世界。《万寿寺》第七章作为“王小波纪念小辑”的一部分，得以发表。“时代三部曲”在5月13日他45岁生日那天，举行了首发式。我把书拿回家，先读《白银时代》。 这是一个作家在“写作公司”里的故事： “将近中午时，我去见我的头头，呈上那些被我枪毙过的手稿。打印纸上那些红色的笔迹证明我没有辜负公司给我的薪水——这可是个很大的尸堆！那些笔道就如红色的细流在尸堆上流着。 我手下的那些男职员们反剪着双手俯卧在地下，扭着脖子，就如宰好的鸡；女职员倒在他们身上。我室最美丽的花朵仰卧在别人身上，小脸上甚是安详——她虽然身轻如燕，但上身的曲线像她的叙事才能一样出色？她们在我的火力下很性感地倒地，可惜你看不到。我枪毙他们的理由是故事不真实——没有生活依据。” 这真是个熟悉的场景，他的作品就是这样在我们的笔下中枪倒地。是的，连理由都一样：“故事不真实——没有生活依据。”你知道，他习惯了说反话。 2003年1月

叶萍 摘要：曹禺的话剧《雷雨》发表的次年，就被搬上了日本舞台，评介、翻译随之进行，至今有86年。曹禺话语的首演、首评都发生在日本，足见演剧界、批评界对曹禺话剧的青睐与关注。本文梳理日本曹禺戏剧研究的历史进程，探究曹禺戏剧批评的实存，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日本曹禺研究者的多重性与多组合存在；第二、日本研究者对于曹禺的长期跟踪研究，多位学者、评论家、艺术家数十年的随行研究，为日本的曹禺话剧（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与研究资料；第三、关注曹禺早期戏剧剧本的后期修改，分析时代的变化与曹禺个人的应对关系，以及创作主体内在思想、心理的变化对于话剧创作的深刻影响，如《雷雨》由命运悲剧改变为社会悲剧；第四、曹禺话剧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研究，其中也关涉曹禺与日本、西方艺术家的平行比较研究；第五、青年研究者的介入，大学硕士博士的培养教育，为日本后续的曹禺研究增添了生力军，进一步推进的曹禺话剧的研究和发展。 关键词：曹禺 日本 翻译 演出 审美 批评 1930年代，日本话剧的创作、演出已经进行了50余年，在审美样式、表现手法、艺术呈现等方面都已经完全成熟。曹禺及其话剧，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日本的。 曹禺与日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33年大学毕业前的修学旅行。1933年春假，曹禺随同由钱稻孙作为领队的清华大学赴日本修学旅行。《读卖新闻》晨报报道“支那大学生参观团来朝”：“北平清华大学学生访日参观团一行卅三名，日语讲师钱稻孙率领，坐八日进港的大阪商船长城丸登陆神户。至四月廿日大约两周，预定考察京阪、东京方面。”曹禺等同学在日本游览了东京、神户、横滨、大阪、京都、奈良等地。在由小山内熏创建的东京的筑地小剧场，曹禺和同学孙浩然冒着雨去看戏。观看了由久保荣翻译、八田元夫导演的荷兰剧作家海耶曼(Herman Heijermans1864—1924的) 的《好望号》。曹禺曾经回忆道：“我们听不懂曰语，却被演员们真实 、诚挚、干净的表演紧紧抓住。戏演完后,我们和日本观众一起为他们鼓掌。日本话剧深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那时起一直使我萦怀不止。”日本的修学旅行，开阔了曹禺的眼界，特别是观看话剧演出，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话剧的艺术魅力。 1935年中国留日学生在内务省登记，由中华民国留日监督处审查在东京创办了《剧场艺术》杂志，刊登了中华同学会第二次戏剧演出的公告，以及秋田雨雀等在莫斯科与苏联剧作家在演出后交流的照片，并刊登了罗因滨的诗歌《秋田雨雀画像》，岸田国士的《日本的新剧》，山川幸世《新协剧团的动向》，介绍日本话剧的历史与现状，同时刊发的有梁梦廻的《怎样接受话语遗产》，凄凌的《东京的新剧环境——中国同学怎样在东京上演新剧》[①]，关注中国在日留学生的话剧接受、学习、演出及其活动，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日中国留学生话剧运动的活跃与发达。正是因为中国留学生话语活动的活跃与常态化发展，曹禺戏剧一经发表，就引起在日中国学生的关注，排演并翻译为日文也就顺理成章了。 日本修学旅行归来之后，1934年7月，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刊发于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第３期， 1935年4月，《雷雨》就由东京大学学生影山三郎和留日中国学生邢振铎共同合作翻译为日文，这一翻译，当时主要是为了配合演出的解说并且应对警视厅的审查，所以比较急就而且语言的推敲与打磨均显不足。 《雷雨》1935年初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演出。这次演出，是《雷雨》的第一次公演，也是曹禺戏剧在日本的第一次演出。这次演出作为中华话剧同好会的第一届演出，主要是“以东京、横滨地区的中国人为对象”的[②]。因为是汉语对白的、非专业的业余学生剧团演出，所以很难获得专业剧团演出的名家名作的轰动效应。东京帝国大学戏剧研究会会员影山三郎作为译者之一也观看了这次演出，并在《帝国大学新闻》上便刊登了《理解吧，中国戏剧》的论文[③]。影山三郎的文章应该是日本第一篇介绍、评介曹禺戏剧的文章，也是曹禺戏剧登陆日本的开始。当时的著名左翼作家、深谙易卜生戏剧与苏维埃文学的秋田雨雀读了影山三郎的文章，得知有中国大学生作家创作的话剧《雷雨》演出的消息，就于1935年10月间两次观看了《雷雨》，并给予极大的肯定与关注。之后，影山三郎曾带着《雷雨》的剧本，当面请教秋田雨雀，并在秋田的介绍下找到了当时的汽笛社社长三上於菟吉。笔者核查了秋田雨雀的年谱和日记，未能找到影山三郎拜访秋田雨雀的具体时间，因而也无从落实影山三郎究竟是在1935年10月到1936年《雷雨》日本版出版的何时何日拜访了秋田雨雀。 在秋田雨雀和汽笛出版社社长三上於菟吉的帮助下，雷雨的日文译本于1936年2月得以在东京汽笛社出版发行。《雷雨》的日文译本出版之前，秋田雨雀撰文《关于中国現代悲剧〈雷雨〉的出版》，刊发于1936年1月的《汽笛新刊月报》，秋田认为：曹禺“是中国惟一的古希腊悲剧的研究者。”“这位作者赋予了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家庭悲剧以意义深刻的戏剧形象”[④]。同期刊发的还有影山三郎的《〈雷雨〉的反响及其它》，这两篇文章的刊发，不仅客观精准地评介了曹禺的戏剧，而且也极大地肯定了曹禺及其中国现代话剧的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 1937年2月，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又以“中华国际协进会”名义，排演了《日出》，还特别邀请了当时中国的专业演员风子前往东京参加演出，扮演陈白露的角色。《雷雨》、《日出》在东京的演出，使日本话剧界看到了曹禺戏剧的创作实际与艺术价值。一直关注曹禺话剧的秋田雨雀，在观看《日出》之后，给予很高的评价。 曹禺的《雷雨》自登陆日本，并于1936年翻译出版之后，到新世纪，一共有五个译本出版。以1949年为界，之前有两个译本，之后有三个译本。第一个是影山三郎和邢振铎翻译，汽笛出版社出版的初译本；1939年多磨松也翻译了《大陆的雷雨》，由天松堂出版社出版；1953年影山三郎独立重译《雷雨》，由未来社出版；1994年内山鹑翻译了《雷雨》，刊发于《悲剧戏剧》第6期—第9期；新世纪以来的译本是饭塚容于2009年翻译，晚成书房出版的《中国現代戏曲集》第8集。多译本的出版，不断地重新排练与演出，可以见出日本学界与戏剧界对于《雷雨》作为中国话剧经典的重视与青睐。 日本的曹禺研究，可以说是随着《雷雨》的演出与翻译同步进行的。依据饭塚容的整理与研究，1930年代就有两种《曹禺论》发表，即土居治的《曹禺论》与野中修的《曹禺论》。土居治认为曹禺的剧作属于命运悲剧，缺乏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雷雨》《日出》都属于“习作”水平。与土居治相反，野中修给予曹禺的话剧创作很高的评价。他说：“曹禺不但是优秀的剧作家，而且是优秀的人道主义者”，“春柳社以来中国话剧经过30年的岁月，带来最大收获的功名毫无疑问应该授予曹禺。[⑤]” 日本对于曹禺的研究与接受，开始由东京大学爱好文学的大学生影山三郎、邢振铎介入翻译，接下来便是左翼作家、出版家的加盟与支持，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曹禺创作的发展，逐渐进入戏剧演艺界、大学与研究机构。 1937年—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曹禺话剧的演出与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剧团被解散，仅有的演出是道化座的两次《雷雨》公演；评论文章只有中村贡的《曹禺——以〈雷雨〉〈日出〉为主要对象》[⑥]（1940、5）和服部隆造翻译东京青年书房出版的《北京人》（1943、8）。 二战结束之后，冈崎俊夫1948年11月在《剧作》杂志发表了《曹禺的戏剧》， 分析、评论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与《蜕变》，对曹禺的创作的文学艺术的西方接受及舞台演出多有批评。这个时期，目加田诚也写了《曹禺的戏剧》，详细地介绍曹禺的主要剧作，并且指出欧美近代戏剧的影响。 曹禺戏剧研究，直到五十年代才真正的在学术研究领域不断展开。1950年代初，佐藤一郎依托庆应大学的《三田文学》杂志，连续发表了《关于曹禺的〈雷雨〉》[⑦]，《骸骨的梯子——曹禺的〈日出〉》[⑧]，《古陶与黄土之子——曹禺的〈北京人〉》[⑨]，《走向近代的实验——关于曹禺的〈原野〉》[⑩]等论文，标志着曹禺话剧的研究走进大学、走进研究机构的开始。大芝孝1956年发表了《新旧〈雷雨〉之比较研究》，他将1934年《文学季刊》发表的旧版《雷雨》和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曹禺选集》中收入的改编新版《雷雨》进行对照研究，认为：“《雷雨》的修改正显示了新中国话剧界的动向。 [⑪]”曹禺的修改将命运悲剧改变为社会悲剧，加入阶级斗争的元素、强化底层工人的形象，是为了适应新中国新社会发展对于文学艺术以及戏剧的要求，获得很大的成功。以后，他又写《曹禺的新作》 ，对曹禺解放以后的作品《明朗的天》《胆剑篇》给予很高的评价。 日本的道化座于1952年元月排演了曹禺的《雷雨》，新协剧团1952年11月演出了松枝茂夫、吉田幸夫翻译，村山知义导演的《蜕变》，1955年5月、7月分别演出了《蜕变》《明朗的天》等剧目，标志曹禺戏剧战后在日本舞台演出的复苏。 1956年，曹禺应邀随同中国代表团赴日本参加第“第二届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分别在长崎、大阪和东京与日本戏剧翻译、导演、演员举行座谈，介绍中国戏剧的现实与发展，听取了日本同行关于曹禺及其中国戏剧在日本的翻译与演出情况。日方参加大阪座谈的主要有村山知义、原泉、冈田丰、中野重治、冈崎俊夫等，以及留日朝鲜作家金达寿、戏剧评论家茨木宪等。在东京曹禺专程访问了著名戏剧家久保荣，参加了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与“东方学会”联合举行的文艺座谈会，回答了日本戏剧界与学界对于中国文学、戏剧的研究所关心的问题[⑫]。 曹禺对日本访问，中日两国戏剧家与文学研究者的直接交流，大大促进了日本国内对于曹禺戏剧的普及与了解，也在某种程度上激发并深化了日本的曹禺戏剧演出与研究。稻之会剧团1957年2月由关口润导演重新排演了《雷雨》，这是他们第六次演出《雷雨》。此后，1958年10月稻之会演出梁梦迥翻译的《日出》（第八届演出），1959年10月演出波多野宪翻译的《原野》（第十四届演出）。1950年代，曹禺戏剧由多个剧团演出，也体现了曹禺戏剧在日本舞台的深入与发展。 1950年代之后，中日文学艺术界的交流逐渐正常，日本多个艺术团体访问中国并演出日本戏剧，曹禺与日本艺术家接触比较广泛。这一时期的曹禺研究集中于日本国内大学内的中国文学研究室的教师与学生，逐渐形成了常态化、学术化、艺术化的研究方式，对于曹禺文本的细读，对于曹禺舞台艺术的分析，对于曹禺话剧的历史修改与演变，对于曹禺话剧艺术的审美样式与风格的研究，全方位、多视角、多元化的研究成为日本曹禺研究的实存。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研究者主要有有佐藤一郎、目加田诚、阿部幸夫、吉田幸夫、大芝孝、宅间园子、木下顺二、名和又介、井波律子、关根谦等等。 1982年，曹禺应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邀请，率中国戏剧家代表团访问日本[⑬]，这是曹禺第三次访问日本，也是最后一次赴日本访问与交流。曹禺在日本受到了日本戏剧界与研究者的热烈欢迎，曹禺与学术界的松枝茂夫、佐藤一郎、松井博光、木山英雄、新村彻、饭塚容、内山鹑等，戏剧演艺界的千田是也、杉村春子、村冈久平、西田辰雄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进一步促进了中日话语艺术的交流、研究与发展。 进入1990年代之后，一代新的博士、学者成长起来，担当了日本曹禺研究的重任，他们更加注重曹禺戏剧的历史与时代性，曹禺与与宗教的关系，曹禺话剧的艺术表达，以及曹禺与日本及西方文学的关系，等等。主要研究者有濑户宏、饭塚容、米田和弘、内山鹑、今井静子、铃木直子、张景珊等等。 曹禺的研究者主要有以下人员组成：第一类，曹禺作品的翻译者，如影山三郎、冈崎俊夫[⑭]、松枝茂夫、目加田诚[⑮]、大芝孝、饭塚容、吉村尚子等人，他们既是曹禺与中国文学的译者，也从事中国文学、文化的研究者；第二类，大学中国语与中国文学研究室的汉学家、教师与学生，这一类与第一类相比，不同的是，这一部分学者、教师是专事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并未从事文学翻译事业，主要有吉野造作、阿部幸夫、佐藤一郎[⑯]、吉田幸夫、宅间园子、牧阳一、白井启介、坂野学、濑户宏、铃木直子等；第三类是从事戏剧演艺创作的作家、演员、中国文学爱好者，如秋田雨雀、木下顺二、伊藤巴子等等。这三类研究者组成了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队伍，也建构了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理念、方法、样式与成就。 关于日本的曹禺研究，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论文与历史文献：第一是关于曹禺话剧文本的研究，涉及话剧的剧本结构、语言、文化接受与舞台表达。主要论文有：饭塚容《曹禺的〈家〉和吴天的〈家〉》、牧阳一《基督教式的悲剧——曹禺的〈雷雨〉、〈日出〉〈和原野〉》、白井启介的《曹禺戏剧的舞台指示——从〈日出〉到〈北京人〉》，佐藤一郎的《古陶与黄土之子——曹禺的〈北京人〉》等，这一类论文，主要是从舞台表演的表达来解析曹禺的话剧及剧本。因为话语的创作，主要是用于演出和表演的，因此在日本，话剧一直被称为“演剧”，剧本是通过表演艺术家的传达而抵达观众的。当然，读者可以阅读剧本，观众可以通过演剧的欣赏来理解剧本和作家的创作，二者可以相辅相成。话语文本与演员表演之间存在着一个互为表里的关系，演员依靠剧本进行表演，剧本通过演员在剧场进行演出来进行呈现和展现。日本学者在比较中国的曹禺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到契诃夫的剧本之后，指出：西方与日本的剧本作者，作家对于表演的提示非常少，剧本与演员在表演的时候融为一体，表演艺术家可以超越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艺才能，从而使得剧本的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实现最佳的表达。对于曹禺的话剧《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等等，日本学者对于演出提示多有批评与指摘。木下顺二在《曹禺的资质》中认为，曹禺的戏剧犹如一个不可动摇的建构物，总是意图主宰表演艺术与表达，没有给表演艺术家留下足够的表演主体与表达的艺术空间。一方面他观看演出的时候，又这样的感受，而当他阅读剧本时，更发现了太多的表演提示。“在舞台演出时，笔者的期望也常常落空。然而，曹禺绝不仅仅是怕自己的期望落空才写下那么详细的“注意事项”似的提示，而正是从这一点上，笔者看到了曹禺的资质。”“也就是说，用包括舞台提示在内的所有的戏剧文字，使自己设计的作品世界成为不可动摇的构建物，这就是曹禺的资质。同样，《北京人》中“远远地在冷落的胡同里有算命的瞎子隔半天敲两下寂寞的铜征”这段舞台提示中，“瞎子”也绝不单纯指现实中的盲人，即不能按所谓的自然主义来理解。换成笔者的话，不仅舞台提示，就是台词的字数也要控制在充分必要的最小限度，然后在观众席上期待导演和演员借助这最小限度的文字去将作品世界尽可能扩展到无限大。[⑰]”在日本研究者看来，太多的表演提示，不仅仅不利于表演，而且有妨害表演之嫌。 第二是曹禺话剧与历史时代的关系与嬗变；主要论文有大芝孝的《曹禺的新作》，坂野学《曹禺〈明朗的天〉的“思想改造”的描写方法》[⑱]，宅间园子的《曹禺〈雷雨〉的悲剧性与社会性——以人物关系的展开与悲剧的手法为中心》，佐藤一郎的《古陶与黄土之子——曹禺的《北京人》等，中国现实主义话剧中，取材于当下的时代的作品，往往难以进行超越现实的审视，而存在贴着现实创作的倾向。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作品与艺术的关系，往往成为马克思所批评的“席勒式”的创作，将艺术作为现实的传声筒来进行叙述和表达。曹禺的戏剧中，家庭问题浓缩了社会的影子，随着时代的变迁，过去的戏剧如《雷雨》《日出》等都曾经进行过改编和改写，将时代的要求，阶级意识生硬地楔入作品中，离间了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罪恶、罪恶。你的祖宗就不曾清白过、你们家里永远是不干净”（《雷雨》第二幕）。《北京人》中的家庭依然是以分崩离析、破散毁灭为结局……这样的写作，佐藤一郎认为：“中国文学的主题都和人性、社会性的苦闷联系在一起，它与中国社会的落后性一样绵延不绝。现代作家们还在延续“家”这个话题。[⑲]”确实，家庭问题一直是文学描写的重要问题之一，家庭是人伦最集中的表演场与表达地，如何对待亲情、爱情、人情，往往在家庭中可以得到集中的体现，曹禺戏剧中的家庭问题，关于“罪”的代际遗传，关于伦常失序的幽暗，关于人性与社会性的问题的凸显，往往表现得淋漓尽致，但缺少批判。  坂野学注意到了1949之后的思想改造对于曹禺话语写作的影响，认为曹禺是认同思想改造并将思想改造的现实运动场面，再现于艺术舞台。这种再现是不加批判的再现，身体力行的认同的再现，“曹禺是赞同思想改造的，在这部作品（《明朗的天》中，舞台上虽然没有再现运动的所有场面，但是，这可以表明曹禺的见地，不应该受到指责。[⑳]”坂野学在论文中，再现了曹禺戏剧的文本，从几位知识分子——医务工作者宋方洁、凌士湘、尤晓峰、江道宗的立场与视角进行分析，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曹禺的在《明朗的天》中，有相当明确的时代感，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无分野，对于不容抹杀的十七年的历史在文学中的表现，晚年曹禺并未有所反思与忏悔。 第三是曹禺话剧的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以及比较研究；主要论文有牧阳一的《曹禺与厨川白村》、《基督教式的悲剧——曹禺的〈雷雨〉、〈日出〉和〈原野〉》，阿部幸夫的《〈正在想〉溯源考察：“笑剧”肚子里的填充物——从墨西哥民俗演剧到曹禺戏剧的道路》等，牧阳认为，曹禺对于厨川白村的接受与鲁迅不同，鲁迅看到了厨川白村的“优越意识与乐天主义”，而曹禺则是“接受了厨川白村的影响，并在作品中表现了白村所主张的文艺包含‘因袭’、‘权威’的社会‘压抑’下解放自己，表现自身作为‘社会存在物’与‘个人’，‘道德存在物’与自我‘本能’，以及‘神性’与‘兽性、恶魔性’，‘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精神’与‘物质’，‘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等多重的二元对立之力的‘冲突’、‘纠葛’中产生的‘苦闷懊恼’。[21]”牧阳不仅仅比较曹禺与厨川白村的接受与同质，也看到了鲁迅与厨川白村接受中的超越与否定。阿部幸夫在关注抗战戏剧的同时，看到曹禺的独幕剧《正在想》，跨越时空界限，“一方面，我从历史、地理角度对二十世纪一十年代以来与墨西哥革命相关的时空进行了总结，当然，另一方面也准备思考梳理一下1940年前后的大后方，国统区的中心即作为中国抗战大本营的重庆一方，是如何接受这部戏剧的。[22]”阿部幸夫在他的论文集《幻重庆幻的二流堂——日中战争下的艺术家群像》中，对陪都重庆的戏剧家进行综合评论，其中有郭沫若、老舍、夏衍、杨翰笙、吴祖光，曹禺也是其中之一。这部著作对于对于抗战之下的艺术家的命运进行分析，将曹禺改编的剧作和演出进行记述，“如果当时是由于改剧本中嗅到了某些危险气息而将其中断的话，那么这种动物性的感觉，恐怕是评价如何理解战争中敌国文艺的唯一一点值得关注之处。” 此外，在关于曹禺的戏剧研究中，很多日本的学者注意到了曹禺的多部话语在1949年前后的改变，并详细进行了分析。如吉田幸夫《关于〈日出的修改〉》，其中包括了曹禺所著的各个版本异同的比较列表；大芝孝在《新旧版雷雨比较研究》关注雷雨关于劳资问题处理的不同，鲁大海形象的演变，侍萍向神的祈祷，等等；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学研究室师生关于《〈雷雨〉的再评价》，认为《雷雨》从神秘的宿命色彩的命运悲剧、乱伦悲剧转向社会悲剧、阶级悲剧，其中凸显的时代特质是值得关注与分析的，究竟是何种力量导致作家对于作品进行大幅度修改，是世界观的转变还是人性的转变？诸如此类的分析和探讨，在日本的曹禺剧作研究中，相对比较集中。 日本对的曹禺研究，不仅仅存在于日本学界、演艺界，而且也存在于留日学生与学者中。例如，梁梦廻[23]从曹禺戏剧登陆日本开始，就一直关注曹禺戏剧，同时关注中国的戏剧与文学创作。1959—1962年期间，在《新剧》杂志连续撰写了《现代中国的剧作家们》等文章，介绍曹禺以及欧阳玉倩、洪深、郭沫若、老舍、田汉、夏衍等戏剧作者，研究1949—1959年11年间中国戏剧演出的发展变化，分析中国话剧与日本的关系，为在日本介绍曹禺及其中国戏剧文学而不断写作。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留日学生的增加，部分在日本大学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生，也以曹禺为对象进行研究，以日文发表研究论文，可以说是从某一方面，推进了曹禺戏剧在日本的研究。 作者简介： 叶萍（1960—），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国学院大学客座研究员。 邮箱：20040100@hubu.edu.cn [①]林果主编：《剧场艺术》创刊号，1935年10月10日。 [②]影山三郎：日文版《雷雨》后记，东京：未来社1953年版，第316页。 [③]影山三郎：《理解吧，中国戏剧》，《帝国大学新闻》第576号。 [④]秋田雨雀：《〈雷雨〉日译本序》，汽笛社，1936年2月版。 [⑤] 参见饭塚容：「日本における曹禺研究史」、中央大学紀要・文学科、69 号（通巻 143 号）、1992 年。… Read More »

历史不会永远沉默：卡廷惨案”82 周年祭 文/ 戴耘 一、1940 年在卡廷森林发生了什么 每年的四月上旬，是中国的祭拜先辈的清明节。每年 4 月 13 日则是对亡灵的特殊纪念日。2007 年 4 月 13 日，波兰政府宣布每年 4 月 13 日为“卡廷惨案遇难者纪念日”。 1991 年苏联瓦解前夕，争论了 50 年的“卡廷惨案”事件终于真相大白。1939 年希特勒要求波兰归还德国一战后割让给波兰的“但泽走廊”，遭到波兰拒绝，于是希特勒考虑举兵讨伐波兰，是年 8 月 23 日，德国外长和苏联外长（即莫洛托夫）签署了《德苏互不侵犯》（the Germany-Soviet Pact）秘密协定，协议的本质是划分两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两国一起瓜分波兰，并在协定中划定两国在波兰境内的中间线。其他内容还包括苏联将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纳入自己囊中。一星期后，9 月 1 日，德国入侵波兰西部，拉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9 月 17 日，苏联包抄“后路”，不宣而战侵入波兰东部，并在 1940 年占领了北面的波罗的海三国和南边的小国莫尔多瓦（Moldova），同时，苏联发动了对芬兰的“冬季战争”（1939-1940），最后迫使芬兰割让了大片和俄罗斯接壤的芬兰领土。 当时的波兰，军力和苏德相比差距悬殊，挡不住西线的德国军队的“闪电战”，东线又“腹背受敌”，只能对苏联的占领军采取绥靖立场，要求波兰军队不要抵抗，结果多达二十五万波兰军人和平民瞬间沦为苏联“战俘”。由于德国军队逐渐逼近西部、很快将占领波兰全境，1940 年初，斯大林向波兰流亡政府总理、军队总司令西科尔斯基承诺，会将集中营里大量的波兰“战俘” 全部特赦，而且很快释放了十多万战俘。但私下里，苏联内务部（即秘密警察 NKVD，“克格勃”前身）主任贝利亚在波兰战俘中进行“甄别”， 同情苏联的波兰人立即予以释放，有“民族主义”和“反革命”倾向的反苏危险分子另行处置。随后，贝利亚向斯大林提议将两万多名“危险分子”秘密屠杀，以免后患，这个建议被斯大林为首的苏维埃政治局采纳，1940 年 4 月 3 日到 5 月 19 日一个多月中，苏联分批将俄国西部城市斯莫林斯克的数个集中营里囚禁的 21857 名波兰军官、警官和知识分子秘密押送到郊外几处荒野之地，逐一蒙面用手枪对着后脑勺开枪处决，并将两万多具尸体集中到一片叫卡廷（Katyn）的林地挖深坑进行大规模掩埋，然后种上大量的松树和白桦树进行掩盖。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卡廷惨案”（又称“卡廷大屠杀”，Katyn… Read More »

一个空前绝后的教育群体：77、78级大学生 来源：陈志文教育观察 原编者按：2022年1月，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77级毕业40周年，今天特推出刘海峰教授发表在《教育研究》2008年第12期的一篇论文。网上广泛流传的刘海峰《77、78级大学生的命运与作为》一文（《光明日报》2012年7月25日），即本文的简写本。 时代与人物的互动：77、78级大学生群体扫描 刘海峰 社会发展进程往往并非匀速推进，而是波浪似地前进，时而湍急，时而舒缓。不同时代的大学生经历与命运也各不相同，有的大学生在学期间被卷入惊涛骇浪，有的大学生过得波澜不惊，因此有“幸运的一代”、“求职的一代”等说法。77、78级大学生都于1978入学，至2008年已整整30年了。他们在动乱年代抛洒青春，参加过恢复高考时激动人心的考试竞争，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成长，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密切相关。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特殊教育群体，近年来已出版许多《难忘1977》、《我们的1977、1978》之类的著作，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然而，对这个颇有研究价值的群体，却是个体回忆多、群体分析少；一般谈论多、学术研究少。本文拟对77、78级大学生进行宏观的扫描，在回顾其成长历程的基础上，分析其群体特征，并探讨该群体的命运与作为，从中看出时代与人物的互动互造关系。 一、空前绝后的教育群体 1978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一年，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于春天入学。紧接着，夏天又举行了全国统一高考，78级大学生是1978年秋季入学，结果这一年有两届学生入学。1978年冬，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征程。这样，30年来，77、78级大学生与改革开放的历程相始终。 邓小平关于推迟1977年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 批示（1977年8月） 77、78级大学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个群体。1977年招生的专业较少，有不少专业是1978年才首次招生，于是这些78级大学生也是等于是这些专业的首批大学生，类同于77级。还有许多专业1977年招生人数很少，如教育学专业1977年只有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等少数几个学校招生，法学专业只有北京大学等学校招生。到了1978年，许多大学扩大了招生专业。 在学期间，77级与78级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区隔，因为很多78级大学生也参加过1977年高考，而77年高考是分省市命题分地市评卷，78年则是全国统一命题分省市评卷。不过，这两个年级之间的差异远小于共同点。尤其是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78年春季入学，两届大学生都于1982年毕业，同属于1982届。两个年级的大学生在生源构成和社会经历、思想特征等方面颇为接近。经历过20多年的风雨，两个年级大学生之间的差异日渐模糊，而共同点则日益显现。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他们都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 华国锋、邓小平关于恢复高考的批示 （1977年10月3日） “文革”后期招收工农兵学员要求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1977年恢复高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允许招收应届生。教育部于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时，决定试招少数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试招的人数约占招生总数的2%~5%，约4000至1万人左右。到1977年9月邓小平明确要恢复高考时，确定从高中毕业生直接招收的比例增加到20%~30%。 国务院关于恢复高考的文件 （1977年10月12日） 1977年9月6日，邓小平在《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的信》中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1]一开始还考虑报考年龄限制在25周岁以下，但后来考虑在学业荒废多年、社会百废待兴的时刻，应最大限度地选拔人才，因此在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就明确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2]这一特别规定和提醒，为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考试和录取机会。同时，还规定在校的高中生，成绩特别优良，也可提出申请参加报考。而当时中学的学制是4年。正是放宽了报考限制，所以才会有77、78级大学生中年龄十分悬殊的情况出现。过去出现父子同考、师生一起考中的情况是科举时代，如康有为与梁启超师生一起参加会试，公车上书。而77、78级也有一些兄妹同学，甚至还有个别父子同学，年岁最大者入学时已过30，最小的只有14岁。 1977、1978年的高考，是录取率极低的高考。1977年9月决定恢复高考时，起初预计报考者有可能达到2000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是1%。[3]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筛选出来，参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国超过半数的青年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报考中专，结果1977年最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8万人，按考生比例来算，是20.5：1，录取率为4.9%。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1978年也有扩招的举措，610万人报考,起初计划招生29.3万人，考后仍有大批比较好的考生不能入学，经过扩招11万人,总共录取了40万人，（杨学为：《中国高考史述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260、263页。）录取率为6.6%。也就是说,当时包括了大专生的录取率,按现在一般省市的高考录取线来比较,也都在本科重点线(一本线)以上。 因此，77、78级大学生，是一个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练的群体，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的幸运的群体，是一个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的群体，是一个大浪淘沙后特色鲜明的群体。 二、群体特征扫描 1977年的高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而且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由此，77、78级大学生便注定成为一个很特殊的教育群体。 以往靠推荐上学的工农兵上大学生中也有一些优秀的人才，但总体而言，文化程度严重参差不齐。而经过高考的筛选，77、78级大学生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为整齐。除此以外，这一批大学生还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大体分析，其群体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年龄差异巨大，社会阅历丰富。以往丰富而复杂的学前经历，使这两届学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相比现在同一级大学生多数是一个年级的高中毕业生所构成，77、78级大学生在上大学前几乎所有人的遭遇和生存状态都不一样，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说出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有的人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家长，有的人连什么是恋爱都还没想过；有的人带薪学习，有的人拿助学金读书；有的人成熟练达，有的人年少气盛。这种差异化的班级集体，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当时录取分数也略有不同，通常是年龄较大的“老三届”基础较好，分数也要求较高一些。 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的：“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年龄跨度极大，而且普遍具有底层生存经历。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亲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并痛入骨髓地反思过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所谓神圣教条。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这就注定了77、78级要出人才。”[4]在饱经沧桑之后，这一群体普遍个性坚定沉毅，较能吃苦。而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形成坚毅的个性和练达的人情，也成为日后的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求知欲望强烈，学习格外刻苦。77、78年的高考，由于备考时间很短，考生原有基础便显得格外重要。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文革期间坚持读书者不全是最聪明者，更多的是喜欢读书者、有信念者。[5]77、78年考上大学者除了智力因素以外，更多的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过去，科举时代有“读书种子”之说，我看77、78级大学生中也有部分属于“读书种子”。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仍然坚持读书，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氛围中追求知识，在一般人理想破灭的时候追求理想，因为有信念，有爱好，或者就是天性喜欢读书。 另外，这两个年级大学生中，出身于知识份子家庭的比例也较大。以厦门大学8821名学生记有家庭出身的档案作为有效样本作研究，可以看出，77、78级大学生中家庭出身于学界的比例达到25.38%和23.46%，在各个时期中是最高的两个年级，尤其是与1965年的6.2%、1976年的9.83%相比大大提高。而1977级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比例是11.93%，1978年是11.27%，是各个时期中最低的比例，尤其是与1965年的47.05%和1976年的26.08%相比，更显格外悬殊。[6]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书籍匮乏、社会普遍不重视教育的年代，家庭的影响起到较大作用。 而且，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学生普遍有一种“知识饥渴症”，尤其是77、78级大学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时光。当时人人会背诵“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这首诗，大家都懂得要“将被四人帮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的道理。这是一个在文化断裂的年代坚持学习的人所形成的群体，知识的饥饿感十分强烈。大学期间都努力抓住机会，给自己补课。这一群体中许多人的强烈求知欲，还延续到毕业后的长时期。 （三）心态积极向上，敢于拼搏进取。恢复高考改变了以往许多人听天由命、前途由领导决定的观念，使广大知识青年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处境，让人们觉得有了盼头。许多参加过高考的过来人认为：“高考以它的公正，丰富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赋予我们公正平等的竞争精神，冷静沉着的竞争意识，以及一种永恒的拼搏精神。”[7]经历过高考的成功，77、78级大学生普遍带着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投入学习。当时还是物质高度匮乏的年代，粮票、布票、肉票、油票……许多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但学生普遍有助学金，对未来充满希望和自信。在那个物质匮乏、精神亢奋的年代，对理想的追求远远高于对金钱的追求。科学的春天到来，冰封多年之后的解冻，造就一批富有理想的青年。 70年代末至80年代大学生中流行的 《青年友谊圆舞曲》 他们知道“人生能有几回搏”，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大学绽放出青春的花朵。在校期间，他们欣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大家开始反省“文革”，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存在主义、民主政治观念、邓丽君歌曲……并参与了人生观大讨论、伤痕文学的创作等等。 邓丽君纪念公园（刘海峰摄于2008年6月） 命运之神对77、78级大学生也格外眷顾，历史给了他们非常好的机遇，他们中的多数人对邓小平、对国家和社会也有一颗感恩的心，具有报效祖国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为国家民族勇攀科学文化高峰的豪情壮志。在大学生被视为“天之骄子”的时代，77、78级大学生相对较为乐观自信，许多人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期待，并具有较强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观念。在特殊历史时期、在学期间形成的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特质，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四）知识不够完整，外语基础较差。“文革”的十年，在“打倒封资修，砸烂旧世界”的口号下，有多年教育基本中断，即使“复课闹革命”后，有几年语文课本中连唐诗宋词和西方文学作品都基本上被逐出，甚至以《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课程代替数、理、化课程。历史、地理课就根本没有开设，77、78级大学生的历史、地理知识很多是靠准备高考的短时间内“恶补”的。英语教材学完26个字母后，就以“毛主席万岁”为开头，背诵少数单词包括了“贫下中农”、“资本家”这类现代英语中极少用到的词汇。在“教育要与工农相结合”的宗旨下，除了短暂的“回潮”时期以外，每学期都“开门办学”，安排中学生学工、学农、学军。 “文革”期间高中教材 （福建人民出版社，1972年） 这一群体中的多数人，或在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长期投入体力劳动，或者在最佳受教育的年龄整天处于动乱的环境中，知识不成系统，有的甚至是残缺不全，尤其是外语水平，除少数同学外，普遍较差。或许勤能补拙，但有些知识和能力错过了最佳学习时间很难弥补。因此，有77级大学生反省：“我们都经历了磨难，经得起摔打，同时心态成熟，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因此当官的和经商的都有不错成绩。但我们做科研有先天不足，相对来说后面的大学生基础更扎实。”[8] 77、78级大学生有许多出类拔萃者已作出许多贡献，但也有大量的人由于知识的缺陷和缺乏系统训练，加上毕业时年龄已大，注定只能做出一般成就。 当然，以上所概括的只是77、78级大学生的群体特征，并不全面，在67万余人的群体中，许多个体还有巨大的差异，肯定也有一些个体与上述特征不符。但一般不排斥个别，个别不否定一般。本文只是作群体扫描和宏观概括，这一群体中的多数还是具有这些特征的。 三、群体的命运与作为 77、78级大学生走出大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紧锣密鼓之中，他们用青春年华和才智参与其中，他们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也正是改革开放的大潮，舞动着他们的人生奇迹。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推动者和维护者，其命运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还是处于万物复苏、需才孔急的状况。甚至在77级本科生读到三年级时，主管部门就曾在部分大学征求学生的意见，问是否愿意提前毕业，读完三年或三年半就按本科毕业走上工作岗位。1980年夏到1982年春之间，1977年考录的27万本专科大学生陆续毕业，成为改革开放后所选拔、培养的第一批优秀人才，为求才若渴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批新生力量。1982年夏，40万名78级大学生也基本毕业。经过十年浩劫，各行各业人才出现断层，“青黄不接”严重。而十一年的耽误和积压人才，67万毕业生汇聚到一起喷涌出来，作为当时社会的稀缺人才，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他们毕业后，填补巨大的需才空缺。 当时流行在大学生中的一个顺口溜叫作“金77,银78”,大学生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比作金银一样珍贵。另一种说法是，后来因这两届学生成功率之高，被民间戏称为“金77，银78”。[9]77、78级大学生集合了13个年头的青年中的精英，因而人才较为集中一点也就不足为奇。“有人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意谓在历史的断层，适龄人才短缺成就了‘77、78’的一代风流。其实，‘77、78’的成功不在知识，不在年龄，而在精神。这是一种落入底层社会、过早承载人生苦难、洞悉人情世故、强烈渴求改变身份现状而又能屈能伸的坚忍奋斗的精神。改革开放近30年，‘77、78’大体扮演了新思想的传播者、旧秩序的改革者、新体制的维护者三种角色。”[10] 相对其他同龄人而言，77、78级大学生级无疑是时代的幸运儿。考上大学，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大好事，“大学生”似乎是头上罩着光环的三个字。他们的工作和发展机遇特别好，作为与众不同的群体，起点普遍比其他同龄人高，后来发展也较快。20多年后，无论是在政界、学界、商界，都有许多领军人物是77、78级大学生。2008年以来，随着各级、各地中高层党政领导班子中77、78大学生的增多，有人将之成为中国政坛的“77、78级现象”。“77、78级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自然更迭，也是特定时代的需要、特定时代的产物。[11]当然，并不是所有77、78级大学生都很成功，也存在许多默默无闻的平凡人。这就有如宋太宗所说的：“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12]宋太宗很明白科举所取之士不可能个个都成大器，只要有百分之一二十的人能成大才便算成功。高考所选拔的人才也类似，在一个群体里面，成材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可比的对象，便可看出其特征和意义。 《厦门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纪念册》中的“级史” （1982年1月14日印发） 时势可以造英雄，英雄也可以造时势。历史时代与教育群体之间存在一种的互动互造关系，77、78级大学生也体现出一种时代与人物交互影响的关系。特定的时代造就了77、78级大学生，恢复高考、招收优秀人才进高校深造，让他们具有了登上历史舞台施展抱负的机会，而77、78级大学生毕业后为后来国家的发展积蓄了足够的能量，也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贡献出智慧和力量。历史不一定记得他们中单个人的所作所为，但一定会记得这一群体的所作所为。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邓小平顺应时势的英明决断所赋予的，而且还由于77、78级等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人才的所作所为体现出来。 “才生於世，世实须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资世？”[1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物，如唐代的诗与诗人，宋代的词与词人。台湾和大陆都有产生校园歌曲的一段时期，过了那阵风头之后，就很少校园歌曲产生了，或者即使产生也难以流行了。校园歌曲的淳朴、邓丽君歌曲的甜美、孟庭苇歌声的纯情，在台湾社会动荡纷扰的时期已很难产生。77、78级大学生是从2000多万被耽误了青春的人中突围而出的一个群体，相对于现在的大学生，他们的命运与经历颇有几分神奇的色彩。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77、78级大学生的经历和道路不可复制，但其经验和精神却可以传承。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可能将是一个科学和文化成果集中产出的时期，经过多年的磅礴郁积之后，终会有喷薄而出的一天。 凤凰网（2017年6月7日）：https://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7778gkmrb/ （注：该榜资料主要来源于网站，而由于有许多77级大学生的简历都写成1978年入学、1982年毕业，没有标明月份，因此该榜将许多77级误标为78级。如厦门大学郑兰荪、田中群、孙世刚3位院士都是77级，该榜刚发布时却将他们写成78级，经刘海峰指出后，改为77级。目前该榜中还有许多77级误为78级的情况。）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在现代，即使是人才，大概也只能各领风骚数十年甚至三五年。77、78级大学生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毕业后起点相同，经过多年的发展，终点却各不相同。不像一般大学生多为同龄人因而基本上同时退休，由于年龄差距很大，77、78级的人才洪流，在一波“老三届”的人才洪峰消退之后，还将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持续上十年。77、78级大学生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和作为，相信还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更加显现出来。 （原刊于《教育研究》2008年12期，原文刊出时略有删节） 该文写于77、78级大学生入学30周年的2008年。14年后，这两级大学生绝大多数已经退休，但在学界、政界、商界，还有一批高层次的77、78级大学生在起着顶梁柱的作用，例如这两级在学界还有一批院士、文科资深教授等将会发挥长远的影响力。… Read More »

来源：不详 作者：章诒和 我本来就不漂亮 ——记一位同学 我在读戏曲文学系的第一年，忽然来了一个插班生，叫梁清濂，女性，岁数不小了，不像学生，像个干部。一打听，还真是个干部，来自北京京剧团（后改称北京京剧院）。我和几个同学揣测：此人应该是个编剧吧，组织上派她学习，多半是为了提高专业写作水平，好给剧团创作出可供演出剧本。再打听，人家不是编剧，是政工干部——剧院共青团支部书记。看来此人不简单呀，一个搞政工的，能脱产三年学文化。 班长把她的书桌摆放在我的旁边，我暗自叫苦，心想：这下可好，天天有人给我上政治课啦。书桌并排而放，于是就有机会仔细打量。她长得一般：皮肤粗糙，脸色发暗，下巴略微突出，眼睛却是极有神，又黑又亮。她穿着讲究，永远的西装女裤，西式外套，尖领衬衫，半高跟皮鞋。我想跟她说：应该穿圆领衬衫，好让线条柔和一些。但始终没好意思说出口。她是全班唯一烫发的女性，蓬蓬松松，还经常抹头油，如有阳光穿过玻璃窗，她的卷发就会闪着光。总之，梁清濂的打扮很有点“资产阶级情调”，但没人敢讲。因为人家既是中共党员，还是在职共青团骨干。 那时，北京京剧院的演员阵容空前强大，有五大头牌，分别是谭富英、马连良、裘盛戎、张君秋、赵燕侠。而且这个排位顺序是固定了的。他们轮番演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剧院给这些“大角儿”规定了演出场次，如马连良每月演出十七场，裘盛戎每月二十场上下……要知道，一个艺人能登台演戏既是他们的追求，也是养家糊口的饭碗。梅兰芳从1949——1959的十年间，大概只演了一出新戏《穆桂英挂帅》，也就是说，空耗了十年光阴，比八年抗战蓄须明志还长。应该说，在彭真掌管下的北京京剧院当演员，算是一种幸运。 我曾问梁清濂：“五大头牌里，谁的上座率好？”“五个都好，海报一贴，立马全满。”“那他们当中，谁又最好呢？”“票卖得最快的是赵燕侠。”“她？”“当然啦！男人喜欢他，当兵的喜欢她，不懂戏的也喜欢她。”“为什么不懂戏的人喜欢赵燕侠？” 我有点不解。梁请濂说：“赵燕侠长得漂亮，身段好，会做戏，更重要的一点是她吐字清晰，有些字还特别吸收了普通话的发音。那些听不大懂戏词的人，能听得懂她的唱。”“哦！”我后来仔细听赵燕侠，果真如此。 出于好奇，我还问到这些名角的工资收入。她告诉我：1949年后，除了梅（兰芳）、程（砚秋），在戏曲演员里张、马、裘、谭、赵的工资是最高的。马连良月薪一千七，赵燕侠月薪也是小一千。这在普遍工资（月薪）仅为三、四十元的那个年月，显得不可思议。我问：“为什么给他们那么高的工资？我父亲当部长，每月三百五，挺高的。但跟他们比，就差远了。”她撇了我一眼，说：“人家解放前挣的是什么？你爸夜夜挣大洋吗？你不懂，人家彭真懂。” 1959年，北京京剧院演出《赵氏孤儿》，五大头牌联袂演出，轰动京城！马连良扮演的程婴最为成功，十四场戏，程婴占了八场，每一场里的马连良都是引人入胜，特别是“绘图说破”一场，唱、念、做、表，都是超水平发挥。还有裘盛戎扮演的魏绛，张君秋扮演的庄姬公主，马富禄扮演的晋灵公，谭元寿扮演的赵武，也是个个耀眼。首演那天，我们全家都去了！父亲特别激动，反右运动中因与马连良私人交往频繁，1956年又拉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这给马连良带来麻烦，几乎成为右派。父亲一直心怀愧疚。后来，梁清濂告诉我，多亏彭真高抬贵手且敢作敢当，让马连良过了关。看来，毛泽东在“文革”前夕指责彭真在北京市搞“独立王国”，还真不是捕风捉影。 谭富英、张君秋、马连良、王延岭《赵氏孤儿》剧照，1960年 自打和梁清濂接触，我知道了有关名艺人的个人生活情况，尤其对某些不能公开的事儿，我最爱听。其中极具吸引力的，就是关于吸毒。梁清濂告诉我：“艺人都抽！”听了，心里一“哆嗦”。 接着，又补充道：“旦角儿一般不抽，因为沾上这一口儿，色相就没了。色相一没，那就没饭了。” 我说：“吸毒不是犯法吗？”她笑了，说：“当初他们都经过强制戒毒。比如裘盛戎，毒瘾大了，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什么叫从娘胎里带来？”“就是父母抽，全家抽。”“哦。”我说：“咱政府不是成立了戒毒所吗？”梁清濂说：“戒毒？对有人管用，对有人不管用。”“有谁不管用？”“对裘盛戎就不管用。当初剧团领导是把裘老板送到公安医院，还派了几个人在医院轮流看守。谁想到，他第二天就大闹病房，还天天闹。这样下去，人就跨了，今后还怎么唱戏？”“后来呢？”我大感兴趣地追问。“剧团领导担不起这个后果，向文化局汇报。文化局也担不起，汇报到彭真那里。彭真既是北京市委书记，又是中央政法书记。他说：‘他戒毒？他还戒什么毒！’就这么一句话，让他出院回家。”我又问：“再后来呢？”。“再后来，由彭真特批，每天定时定量供应。”云南京剧院的名演员关鹔鹴也抽。到北京开全国人大会议，也是由彭真特批，每天打海洛因。据我所知；这种“特批”维持到“文革”爆发，彭真倒台。 1963年，北京京剧院赴香港演出，上头对这次赴港极为重视。演出大获成功，许多台湾人都漂洋过海到香港看演出。剧团归来，我特地去听领队、团长和名演员的汇报座谈会。梁清濂知道后大笑，说我热情过度。随后，她问：“他们汇报的时候，说过自己带回多少行李吗？”“没说。”裘盛戎在《赵氏孤儿》中饰魏峰，1960年 梁清濂说：“他们当然不敢说，也不好意思地说。这几大头牌的行李都用卡车拉回家。裘盛戎回到家里，当着一家老小打开箱子——天哪！美国奶粉，的确凉衬衫，塑料杯，塑料花，一摞一摞的童装，还有成箱的三五牌香港……裘盛戎的六个闺女三个小子，高兴得又跳又叫。裘盛戎手腕上戴着二十一钻、双日历新表。把洋货收拾停当，他打开一盒三五烟，点着后深吸一口，说——一晃十几年没见啦！“我愣住了。“章诒和，这情况他们在会上没说吧？”回家讲给父亲听，父亲大笑，说：“还是资本主义好吧？” 渐渐地，我和她的接触更加频繁。我们同住一个寝室，还是上下床，我住上铺，她睡下铺。后来，我发现梁清濂经常不在寝室过夜。1天， 身着全新浅灰色西服的她，在我耳边低语：“我结婚了。”“啊？！”我又愣住了：“真的？”“真的。”说这话时，她的脸上绽放着笑容。“那男人是谁？”“叫冯夏雄。”“没听说过。”“他的爸爸，你一定知道。”“谁？”“冯雪峰，也是个大右派。” 婚后的梁清濂干脆就不住集体宿舍了。一天下午，我躺在床上看书。突然有人站在院子里叫：“张yi 和。” 抬头一看，是她！黑色开司米毛衣，白衬衫，西服裤子，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好一个新婚后的幸福女人。引起我注意的是她身边的男人：身材中等，胖瘦适度，五官也端正。梁清濂指了指我，对他说：“这就是我说过的章B 军女儿。”我想，这个男人想必是冯夏熊了。我翻身下床，走到院子里和他握手，就算相互认识了。 梁清濂可收拾的东西极为简单，也就是被褥、枕头、毛巾、脸盆、茶缸以及几件换洗衣服。冯夏熊麻利地把她的床上用品和衣服打成一个铺盖卷，把搪瓷盆和镜子等物装进随身带来的网兜，就算完事。两人朝“章b j女儿”摆摆手，扬长而去。 在课程里有一个“写作教程”，分量很重。内容就是让我们学着写戏，从写故事，写唱词，写片断，到写一折戏。有一次是老师让大家写一个故事。布置下来以后，我半晌下不了笔，不知该写什么？身边的事没什么可写的，忽然想起前不久安徽桐城老家的远房叔叔，偷偷跑到北京向父亲求救，说村里人都快饿死了，父亲留他在家住上几日。每次吃饭，叔叔端着白生生的大米饭就发愣。他返乡的那天，父亲送给他一些钱和粮票。他手握粮票，老泪纵横，父亲的眼圈也是红红的。这件事，只要把原原本本写下来，就是一个故事。我走进书房跟父亲“请示”，父亲听了，正色道：“这事，你不能写。” 那我写啥？想来想去，就瞎编一个吧！瞎编什么呢？从前不是在香港住过吗？就写一个香港纯情女子因婚姻不幸而自尽的故事吧！为了显得真实可信，我把那香港女子说成是自己的表姐。表姐的恋爱经过许多的曲折，由于长辈的刁难，加之男友的软弱，在一个深夜，她悬梁自尽了。我给自己瞎编的故事取名为“不夜城之夜”。一周后，我的这篇作品用图钉牢牢地钉在黑板上。授课老师发话了：“每个同学都要看！看看是好是坏？看看有什么问题？”一听，就知道自己要倒霉。心里发慌的我跑回家跟父亲说了。父亲笑道：“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他们批判你，你听着就是，千万不要申辩和反驳。” 同学发言踊跃，一个接一个，我觉得自己不是大学生，是个小右派。班长的发言，让我记了一辈子。他说：“我来自东北农村，从来没见过资产阶级小姐。顶多在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里见过文字描述，现在我见到了。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就站在我的面前。”我很想走过去给他一耳光，想到父亲的叮嘱，忍住了。整个下午都在批判我。唯一没有发言的人是梁清濂，而她是中共党员。 一直到毕业，我的每一天都有种明明自己没做错什么也在挨训的感觉。 后来，梁清濂生了个小孩；再后来，她离婚了；有关她的消息，总让你感到意外。 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你知道汪曾祺吗？”“当然知道呀，西南联大的，沈从文的学生。”于是，汪曾祺成为我俩的话题，经常是她说，我听。从她那里我得知汪曾祺“划右”以后弄到张家口改造，落脚在一个农业研究所。离京城不远，比发配到的北大荒的聂绀弩算幸运多了。头两年参加劳动，主要在果园。后来就是画画，在三合板上用水粉画白菜、大葱。农科所要出版一套马铃薯图谱，任务交给汪曾祺。于是乎他每天到地里掐一把叶子和花，插在玻璃杯里照着画。画多少算多少，毫不费事，难怪他自己说：“我的工作实在实在是舒服透顶。” 1961年，汪曾祺回到北京，摘了右派帽子。当时北京市人事局局长是个戏迷，经过他的批准，把他安插在北京京剧院，任专职编剧，和梁清濂在一个办公室。他积极写剧本，也写了不少。我问梁清濂说：“汪曾祺的剧本写得怎么样？“有才，懂戏，就是不大会写戏。”“什么叫不大会写戏？”我问。她白了我一眼，说：“就是写出来的戏，没戏。”“什么叫没戏？”不知为什么，她气呼呼地说：“你连‘没戏’都不懂，还学写戏！”转身走了。 汪曾祺最成功的剧本要算接受上级指派，几个人共同改编的《芦荡火种》，他排位第一，出力最大。梁清濂告诉我：“虽然属于改编，汪曾祺是卯足了劲在做。那段唱词——‘垒砌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章诒和，我问你；除了他，还有谁能写出这样浅俗又诗意的唱词来？”显然，梁清濂对他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赵燕侠在《芦荡火种》中饰阿庆嫂，1964年 汪曾祺对戏班也很有感情，喜欢它的散淡与自在。这种旧情调也许只有北京京剧院才有，因为是由五大头牌制造出来的，且渗透到日常。我曾在四川省川剧团工作，那是一个由历届川剧学校优秀的毕业生组成，每天早上要开全团大会。不是批评这个，就是数落那个，搞得紧绷绷的。几个老艺人因为历史问题或同性恋问题，而备受折磨。这就与北京京剧院完全不同了。 有一天，梁清濂满怀激情地告诉我，自己写了一个剧本，叫《驿亭谣》，还说剧院正在排练，不久会公演。《驿亭谣》讲述的是一个古代故事：西汉武帝年间，河南大旱，万人绝粮。正在这时，富家子弟向驿丞的女儿贾天香求婚。天香为摆脱纠缠，提出谁能拯救饥民，就与谁成婚。天使官汲黯在天香的嬉笑怒骂下矫诏开仓，放粮救民，这样也就成就了汲黯与天香的姻缘。剧本编排有机趣，文字圆润且蕴涵诗意。当我读到唱词中的“枯木几抹照残阳，赤地千里对碧霄……”等句 不知怎地联想到汪曾祺。 这个戏的首演在吉祥戏院，它坐落在王府井，是上座率最好的剧场。显然，北京京剧院是把《驿亭谣》作为重点剧目推出。首演那天，梁清濂给我打来的话，说：“你的戏票，我来不及寄了，咱们剧场门口见！找我或找汪曾琪都可以。” 一听这话，我更明白了：这个戏汪曾祺是帮了忙，他连戏票的事儿都管。我提前半个小时到达。没有看到梁清濂，只见汪曾琪站在剧场门口，手里捏着一些戏票。我赶忙凑到他跟前，自报家门。 他说：“我早就知道你。”说罢，把手里的几张票翻过来看，他递给我那张戏票背后有我的姓名。进了剧场，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前排，靠边，还算不错。观剧过程中，我没看见梁清濂。汪曾祺坐在很靠后的位置，一副悠闲的样子。《驿亭谣》演出效果很好，后来成为北京京剧院的保留剧目。 几年后，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剧团；再后来，因为恶毒攻击江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接着，又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也就是说，人家都活在人间，唯独我下了地狱。 “四人帮”倒台，社会形势大变，坐了十年大牢的我获得平反释放。1979年回到北京，全靠父亲的老友、也是老乡的黄镇（时任中央文化部部长）的帮助，进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重新回到自己的专业。业务荒疏了十余载，我一方面旁听研究生课程，一方面多看戏，尤其是看老戏。 一天，记得是看张君秋的《状元媒》，我在剧场门口见到梁清濂。两人大喊大叫，紧紧抱在一起。没说上几句话，开戏的铃声响了。梁清濂拍着我的肩膀，说：“请你到我家，咱们要好好聊聊！”“好！” 虽然同在一座城市居住和工作，几个同学若要见个面也是不易，一约再约，一拖再拖，总算把时间定了下来，地点就在梁清濂的家。约定上午碰头，中午在她家吃一顿，每人带个菜就算“齐活”了，饭后各自散去。 我在电话里告诉梁清濂：“我要做两个菜，一个清蒸鲈鱼，一个香菇油菜。”她说：“要我给你准备点什么吗？”我说：“你什么都不用准备。”《驿亭谣》节目单 我按地址找到她的居所，敲开家门，吓一跳，只见满眼皆白：四面白墙，白色窗帘，桌子铺着白桌布，单人床覆盖着白床罩，一个白色冰箱。如果说这个家还有其他颜色的话，那就是墙上挂着的一幅字和一幅画了。走近一看，字是汪曾祺写的，画是汪曾祺画的。字的流畅，画的随意，让我觉得凡是与艺术沾边的，他都是手到擒来。 时间已近中午，我开始忙着烧菜。蒸鱼需要姜和葱，厨房里没有，我打开冰箱去找。把冰箱门打开，发现里面没有任何食品或食材，只有十几个长方形物件，每个都用报纸紧紧包裹，整齐地“码”在一起，占据着冰箱里小半个空间。我辨别不出这些“条状物”为何物，便问：“清濂，你在冰箱放的什么玩意儿呀？一条一条的，还都塞满了。”说罢，我伸手拉出一条，要撕开看个究竟。“别动！那是曾祺抽的烟。” 淡淡一句，有如惊雷。所有人都傻了。我靠到窗前，望着车辆熙来攘往，有微风吹来，轻抚面庞。我很有些激动，只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真的有着超乎常人的契合点，即使难获其身影，但永远都有他的存在。 吃过午饭，一个个酒足饭饱，懒洋洋地靠在沙发或椅子上，有的喝茶，有的抽烟。我发现女主人不在屋子里，便走到厨房去找。果然她在那里——没有洗碗，也没有烧水，而是蹲在簸箕跟前，捡拾我丢弃的油菜叶。天！做耗油二菇，需用汆熟的油菜铺底。因为只用菜心，所以摘得比较狠，大部分叶片都丢进了簸箕。梁清濂看在眼里，一句话不讲，也不批评我浪费，而是在饭后，一片一片地捡起来：是不是今晚她用来做“泡饭”？是不是明天用它炒出一盘“老油菜”？我转身离开，当重新回到朋友当中，所有的兴致消失殆尽。记忆于我，乃是奇怪之物。经过漫漫岁月筛选下来的，多是些鸡毛蒜皮。比如，在梁清濂家中的这顿饭，我怎么也忘不了。 1980年，汪曾祺写了《受戒》。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女小英子之间的爱意，朦胧又甜蜜，显示出一种生命的本色。写完后，竟找不到地方发表。汪曾祺在剧团也只给少数人看了，梁清濂是一个。她看后异常激动——这个读《保尔.柯察金》的人，通过《受戒》才懂得什么是小说。那时写小说的作家不少，有些作品梁清濂看后拿给汪曾祺看。他看后表情淡漠，反问梁清濂：“你觉得很好？”梁清濂立刻感到自己的审美判断力，实在是有问题。 1997年5月16汪曾祺去世。死前想喝口茶，结果一杯龙井没等端到跟前，就走了。他所在的北京京剧院没几个人去八宝山“送行”，梁清濂是少数几个人当中的一个。事后，她痛心地说：“当时感觉真不是滋味，剧团来的人这么少。单位的年轻人不认识汪曾祺可以理解，而那些老演员一个都没来。戏曲界功利主义，你一辈子都弄不懂。”我想，岂止梨园行功利？也许梨园行还算好的。 此后，我俩在首都剧场看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出时，匆匆见过几次，每次也是说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分手后，也不怎么惦记对方，我们从年轻通往年老，从活泼通往寂寞，仿佛相处了千年，总觉得日子还长。 也不知过了多久，梁清濂给我打来电话，闲聊几句以后，她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什么事？你又写新戏啦！”她停顿了一下，这个停顿让我不安。“不！我得了癌症，还是晚期。”我大喊：“清濂，你住哪个医院？我要来看看你！”她说：“你别来！我本来就不漂亮，现在更丑。”说罢，电话挂断。 我知道，在绝症的阴影下，所有的安慰都失去作用。再接到梁清濂的电话，是女儿打来，说：“我妈妈走了。” 她先期抵达终点，在那里等候着我。得知噩耗连续几天，我都无法入睡。进入中年以后，每天都见证着生的欣喜和逝的悲痛，而悲痛越来越多，让人高兴的事越发地少。错误地以为日子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大家可以随时见面和聚会，错了！在离多聚少的日子里，我们向童年告别，向中年告别，向老年告别。 一切似乎都自然而平静，细想起来却是心惊肉跳，因为每分每秒都是生命。

文/ 刘晓航 来源：新三届 我这一辈子最痛悔的是1983年夏天，当命运多舛的大哥身患胃癌，特别是在他弥留之际，我竟没去看他最后一眼。每想到此，我不禁潸然泪下，甚至放声恸哭，我不能原谅自己。 大哥长我16岁，人世间所有不幸，差不多全降临到他一个人身上。他一生下来，脸上便有一块红色的胎记，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红胎记便一年年扩散，以至半个脸都是红的，并增生了一些瘤。更不幸的是有一次报社机关篮球赛，他被撞倒在地，球衫上报社的圆徽章戳瞎了他的左眼。从此，他便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更羞于见女人，这副模样上哪儿去找对象！比这些更不幸的是，他在政治上蒙受的厄运。大哥是徽州农校毕业的，学的是园艺。旧社会毕业即失业，经亲戚介绍，1948年，18岁的他着一身灰布长衫从皖南来杭州，进《东南日报》社当了一名排字学徒。 刚满师杭州就解放了，《东南日报》改成《浙江日报》。他已是一名熟练的排字工人，成为报社第一批入团的青年。他工作热情，热爱文艺，是工会的骨干，这时他已担任报社印刷厂的统计员，很快就要入党了。但不久大祸临头，在肃反运动中报社电台挖出一个平时对现实有不满情绪的译电员（他是前《东南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委刘湘女的侄儿），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大哥和他曾是好朋友，过从甚密，散布过一些言论。其实，当时他们只是一些不到20岁在政治上极不成熟、稚嫩的小青年。这样他们被打成纠合性的反革命小集团，此事还牵涉到当时正在朝鲜前线作战的二哥。1949年，二哥刚15岁，失学在家，常与大哥他们在一起玩，也发过一些“牢骚”。 大哥从未和我们合过影，他说他的样子太难看了。1979年，他在西湖边的留影在我几次搬家中遗失了，只保存着他在1953年的一张照片，当时他26岁。 一年后，两个哥哥有了消息，二哥因为有战功被免于刑事处分，后来被安排到省林业厅林产调查队工作；大哥被处以劳动教养两年。当时劳教还能领到工资，他按月给我们寄20元钱。当他劳教期满时，上面来了文件：劳教人员一律留场就业，一分钱工资也没有了。大哥那些年一直在东海边一个盐场劳教，在饥饿、疾病、重体力劳动的折磨中，他顽强地活下来。 1962年元旦，盐场放电影，散场后，劳教人员的宿舍着火，大哥顶着一床被子从大火中逃生。我和妈妈一次次写信给劳教总团恳求，1963年大哥终于回到芜湖家中。由于没有生活来源，走投无路的大哥只得以一个城市居民的身份下乡务农。他去的是我们的老家——离芜湖30华里的繁昌县中沟乡章墩生产队，家乡的父老收留了他。 起初那两年他住在村口的茶棚里，冬天四处透风，夏天也没蚊帐，8年的盐场生活使他对环境有了惊人的适应能力。他很快就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衣着到讲话，他学会了包括犁田在内的各种农活。大哥为人老实、忠厚，干活不叫苦，言语又少，乡亲们呵护他。在这里他获得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尊严，他的脸上又有了笑容。他在生活能糊口后，还不时接济一贫如洗的家里。大哥每逢农闲和雨天便赶回城里帮母亲糊火柴盒，起早摸黑从无怨言。 让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1965年春节，大年三十，左邻右舍燃放鞭炮吃年饭了，我们家冷锅冷灶，连年饭米都没有，母亲让我和妹妹去江边的杨毛埂去接从乡下来的大哥。我和妹妹站在寒风刺骨的江边差不多三个钟头，天快黑了，只见到半个红脸的大哥挑着一副担子，顶着寒风气喘吁吁赶回来。我们兴奋地接过他的担子，他带回20斤米，几块豆腐，两尾筷子长的鱼，这一顿年饭吃得很沉重，母亲掩面长泣，我们兄妹三人沉默不语，这段经历使我从此懂得珍惜——它是贫穷的姊妹。 1965年7月初，我参加了“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虽然我的成绩非常优秀，但我知道我是考不取大学的，因为早在前几年，在大学招生中已经严格地贯彻阶级路线，许多出身不好、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都考不上大学，甚至连一份糊口的工作也找不到。何况像我这样的，差不多是出身最不好的一类（父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都算“历史反革命”），两个哥哥是“现行反革命”，等待我的只有绝望。果然在7月20日邮局送发录取通知那一天，我和母亲守候在大门口，看着邮递员从我们面前走过去了。五天后我收到了“不予录取通知书”（43年过去了，我仍然保存着它）。 在那以后的几天里，我茶饭不思，颓然地望着苍白的天空发呆，我的明天在哪儿？幼稚而不懂事的我说了不少抱怨母亲和大哥的话。那几天，母亲以泪洗面，大哥充满愧疚地一声不响地坐在屋角，痛苦地低着头，不敢看我，这些情景43年来一直保存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成为对我的自责。 “文革”期间设在安徽农学院的省招生办公室被红卫兵冲开，招生档案撒得到处都是，我们高中的陶广忠同学从中找到我们的成绩卡，我才知道我的总分是384.5分，是完全可以录取到全国重点大学的。12年后，1977年冬天，我又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高考，才圆了大学梦。 1966年2月，在走投无路中，我报名去了皖北的十八岗农垦学校，那是一种变相的上山下乡。1968年12月又第二次上山下乡到皖南的南陵插队。大哥一直和我保持通信联系，鼓励我不要惧怕困难，要对未来充满信心。他经常用英国诗人雪莱的“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来勉励我。 1967年夏天，为躲避城里武斗的枪林弹雨，母亲让我去繁昌县乡下大哥那儿“避难”。我在大哥低檐的茅屋里住了两个月，我随他在烈日下锄草、割禾，收工后在月下看守瓜田，去水塘网虾，使我感受到农耕劳作的艰辛和乡野田园生活的宁静、淡远。在他的茅屋的角落，一个木箱改成的“书柜”里，我发现外貌丑陋的大哥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些年他一直在坚持理论学习，他写了整整几本读《毛选》、艾思奇《大众哲学》、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笔记。我翻看了他的日记，一页页、一行行琐细的日常生活记录，充满了对母亲的关切，对母亲胃病病情的焦虑，对我和妹妹学业及成长的关怀，特别是对我前程的期待，我的前程成为全家人的希望。 1977年12月，我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高考。因为成绩优秀，1978年元月就参加了高考体检，可是到3月，我仍旧没有接到录取通知，还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原因。我愤怒了！打倒“四人帮”，春天终于来到冰封的中国，为什么春天的风仍然吹不到我们身上？我给当时担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写信，申述我们的不平。4月底，安徽省招生办根据万里同志的批示，把我们这批受家庭出身影响的高分考生录取到几所师范学院，从而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大哥闻讯从乡下赶回，祝贺我人生的转折，兴奋地喝得酩酊大醉。 1980年，当时全国的地、富和右派都已摘帽，右派已改正平反，而大哥头上的帽子仍未有人来摘。我们支持他去杭州上访，家里凑足了来回的路费，他回到阔别24年的杭州城。这个城市的变化太大了，浙江日报社早搬家了，50年代的老同事多半不在了，有的死了，有的调离了，还在的几个老职工，见到已经衰老的大哥像是发现出土文物般惊叹：“你还是回来了！”他寻访当年办案的单位，都推来推去，一律官腔官调：“过去案子并非都办错了，平反还没平到你们这一拨，你回去等着吧……”一句话就将可怜的大哥打发了。但是，有人告诉他当年和他一个案子受处分，还活着的都在上访，受理重审还是有希望的，大哥抱着这最后一线希望离开杭州，临走前还花钱在西湖边照了一张相。 1983年春天，我又接到大哥来信，他被选为街道织布厂的厂长，他是第一次担此重任。工作很忙……这一年夏天，我突然接到母亲来信：她悲伤地告诉我，大哥病倒了，医生确诊为胃癌，他呕吐不止。我惊呆了，我工作太忙，孩子刚周岁，又遥隔千里，一时不能去看他，只能写信去安慰他，并寄去50元钱。 半个月后，我接到他回信，字迹歪歪扭扭，显然是在病痛中写的：“我知道自己得的是癌，我要和命运继续抗争……”我读后哽咽了，眼看就要放暑假了，一放假我就去芜湖看他。 电大的期末考试总安排在7月下旬，学生的考试结束，我正准备去买船票，母亲又来信了，我拆开一看如五雷轰顶：我可怜的大哥已在7月22日去世了，他是在剧烈的疼痛中死去的，死时形销骨立，他是在七旬老母慈爱的关照下去世的，死时他那只唯一的眼睛是睁开的，这是对不公道命运的抗议！母亲是在办妥他的后事后才写信告诉我的，我顿时泪如泉涌，几乎没有考虑，我就登上一艘正要起航的轮船，赶回芜湖家中。我跪在大哥的遗像前放声恸哭，伤心的哭声惊动了四邻，他们也陪我一起落泪，我为大哥这一辈子不幸的遭遇而愤懑，我痛悔在大哥临终前最需亲情关怀时，我竟不能看望他最后一眼：他对我是那么宽厚，而我亏待了他，我的良心将从此不能安宁！ 大哥去世后，他在乡下的朋友，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下乡18年的故土。第二天我冒雨赶往中沟的章墩，在淅沥的雨声中，我长跪在大哥的坟前，鞭炮的纸屑与纸钱的灰尘漫天飞扬，似乎在诉说长眠地下的大哥的哀怨。由于大哥终身未婚，没有子女，我只能以女儿珊珊名义为他立了一块碑，以悼念他一直未走出炼狱的灵魂。 1985年，浙江方面给母亲发来一封公函，说明1956年对大哥的处分是错误的，现经查实，给予改正。这是一封迟到的改正书，对于死者或者生者都已毫无意义。 （文章摘自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中信出版社2014年出版。）

老张口味之探源— 《舌尖乡愁》序 阿  成 我跟老张（福臣先生）相识多年，我一直以为他是湖北人，但是我看了他准备出版的这部新书才知道，他的祖籍，他的家乡，最早是在我们东北。现在回忆起来，从电话里经常传来老张那沙哑的声音，说的无疑是地道的东北普通话。有道是，“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乡里人”。这样一来就让我平添了几分亲切，不仅如此，在他的这部新书里头，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对东北之口味的记叙。 老张的这部洒洒脱脱，耗散性结构的随笔集，似乎是一部用文字构建起来个人生活的小历史。这样的随笔先前倒是零星的见过，但大多并不系统。便是有，也似乎是无意而为之。那么，老张的这部随笔集也是无意而为之的吗？“1956年我出生在广州市，两岁时随父母北上到武汉。我4岁那年，妈没了，走那天，爸不在，出差搞外调。门外鞭炮响，我害怕，用椅子顶着门，爷爷抱开我，大人们捧着盒子，里面住着我的妈。我使劲地望着那个盒子”。这是一段凄凉苦涩的家常话，但这也是一个人童年的经历和历史。那么，又何以见得他的家乡在东北呢？不妨看一看由上面的这一段文字才出的下面行程。“爷爷把我们拉拉扯扯地带回了老家，老家是吉林省大安县古城乡四合堂村”。“4岁的我，啥也不知道，不懂老家是怎么回事，就知道饿，哭着喊着要吃的，哭着喊着要妈妈。爷爷把姑姑叫回来把我领走，在姑姑家更饿，老哭，姑姑家也没有什么吃的，我的哭声惨烈，让姑姑心痛。姑姑便隔两天从仓房里偷偷拿出一个土豆，给我烧着吃，看着我饿狼似的转眼间把土豆吞了下去。 “一天姑父看见我在吃土豆，大骂姑姑“把土豆种子都吃了，明年吃啥”。姑姑不敢再给我烧土豆吃了。我又开始哭，一边哭，一边喊饿。姑姑在一边偷偷抹眼泪。我不想姑姑跟我一起哭，我想姑姑能给烧土豆吃。又有一天，我看见姑父不在家，姑姑去挑水，我跑进仓房，爬高偷吊在房梁下面的土豆种子，刚摸到一个土豆，一下子栽了下来，正好摔在一口破锅上，我放声大哭。姑姑听到我不是好声的哭，丢下水桶就往回跑，看见我趴在破锅沿旁血流满面，把我抱在怀里一起哭。”这就是一个人命运的轨迹。 从这些文字当中我不仅了解到了老张的老家原本是在我们东北，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饥饿一直伴随着老张的童年、少年，直到青年。以至于老张的这些饥饿的记忆和饥饿时所吃的东北食物的记忆，已然进入到了老年门槛的老张的心灵，至今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且充满着温暖和亲情，并时常进入回忆，注入笔端，“老张昨夜入梦，梦回老家东北，梦中回到和妹妹过年时抢冻梨吃。50多年前黑梨冻是东北老家冬天里唯一的水果，还不是谁想吃就能吃到的。” “冻梨一下子连接起老张46年前的记忆。1976年的冬天，19岁的小张从武汉回乡当知青的第6个年头，从黑龙记省依安县庆丰公社庆丰大队一小队民工到大兴岭安塔源林场支援林业生产，（简称支林）。当时的林场，其实是从哈尔滨火车站出发，经大庆、齐齐哈尔、加格达奇，一进加格达奇就是进山了。加格达奇再往里走一点的火车站是塔河，终点是漠河。坐汽车一个多小时就到北极村，再往前就出了国界，进入前苏联了。 “当时的塔源林场就是一个小火车站。我们支林大队人马开进到塔源时，就在火年站下面不远处搭起几顶帐篷。零下30多度的大冬天，天一放亮，人喊马叫跨过铁路，钻进车站对面山上的森林中，大兴安岭的雪山林海中，从日出到日落响起嗡嗡的电锯声和“顺山倒”的号子声。 “我们一个帐篷里住了5男5女（10人），帐篷中间用板皮隔开，19、20岁左右的年纪，5女是上海知青，五男是庆丰公社知青，上海知青甲方代表林场，庆丰知青乙方代表支林。每天我们上山要比伐木工晚两个小时。上山后10人分5组，男的拿皮尺量出归到一起的木材的长和大小头、圆的直径，作为提供的数据，女的用笔记在手中文件夹的纸上，下午回帐篷算出木材的立方，是当时林区最好的工种——检尺员。 “有一天我们中午下山回帐篷，一长列货车停在站里。小孙淘气，一下子爬上一节敞篷货车，掏开一个草袋子拿出一个乌黑的冻梨丢给我。接着又掀下来两个草袋子，我们四人抬起来就往山上跑。到了无人处，气还没喘匀，迫不及待地从草袋中掏出冰凉的冻梨就啃，一口下去冻梨上留下几道带着冰碴、雪白的一寸深的印痕，酸甜爽口留在了舌尖，甜软溜进了胃里。我们10个男女知青和两袋冻梨一起走过了那个又甜又酸的冬季。 这一行文字大约印证了老张对于往昔岁月的那种刻骨的怀念，“入梦成真，老张把雪梨用开水洗净放进冰箱冷冻了起来，等到春去夏来之时，女儿外孙回来，尝尝冻梨。” 在老张即将出版的随笔集当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咱们国人南方的也好，北方也罢，见面礼就是个‘吃’字。口与舌一碰，就是个吃。是啊，‘民以食为天’！”记得，我在老张那儿出过一本关于吃的随笔集。我原本拟定的书名是《断肠最是故乡味》。但是被老张“武断”的改为“舌尖上的东北”。我倒不以为然，不过读了老张这部随笔集，我倒是想，是不是我俩都曾跌入到了一个误区。有一句俗话叫“众口难调”。为什么众口难调呢？个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你儿时关于食物的记忆永远是最好吃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并不在乎是像石头一样硬的冻犁还是大葱蘸大酱。这些食物不仅抚慰你的胃肠，也净化你的灵魂，升华了你对家乡，对亲人那份纯净至真的感情。因此，仅仅是用好不好吃来评价自己记忆当中的美食自然不是百分百的准确。记忆中的美食，是乡愁，是情感，是对亲人的眷恋和深沉的爱，不仅是舌尖上的记忆，而且还连着灵魂 。君不见那些百万富翁常常要到乡间小馆去吃大葱蘸大酱、大饼子、窝窝头、大碴子，这些先前穷苦人家吃的普通不能再普通的粗劣食物，而且吃得满头是汗，幸福满满。由此看来，众口怎么能不众口难调呢？ “说到饺子老张今天还真得包饺子，昨天沈阳于忠民兄快递来了两袋酸菜，今天得包酸菜馅饺子，还要吃上猪肉、酸菜炖粉条子，粉条子也是忠民兄快递的”。“中午煮上东北大米，一袋东北酸菜，一大把东北的粉条子，半斤五花肉炖了一锅，刚一开锅，香气扑鼻，今天中午老张两小碗东北大米饭，一大碗猪肉酸菜炖粉条子，吃得满头大汗”，“回到老张书舍，5点20分，晚上简单便饭，长春尹哥快递的东北大酱，女儿小两口年三十送来的玉米、黄瓜、土豆蘸大酱越吃越香，满满的故乡和亲情的味道！”这普普通通，并无华丽辞藻堆砌的文字，情之深，意之切，简直到了刻骨的程度，让看官无不为之动容。像这样的记叙在老张的这部随笔记里随处可见，老张于当天下午到北京站又乘车赶往长春。还是刘田小老弟接的站，中午还是杨琳小妹做东，油豆角炖排骨必不可少，还有尹哥陪着。晚饭继续。第二吉林教育出版社美女编辑刘君请老张。还是这些人，又吃压锅黄金钩。饭后刘田带老张去了刘老根大舞台，听了一场二人转，看了一眼赵四。 “22日中午尹哥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尹哥用东北饺子、东北豆角送别老张。动车从长春站开出，老张一路向北，去找豆角……”“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白色、黄色原汁原味的粥了，到了不离不弃的地步，每天喝上一碗，胃里才踏实，舌尖才清爽。出差在外，火车上的粥再贵，我也要买上一碗。走到东北老家不管在哪个地方，我都会东游西荡，喝上两碗金黄色的甜丝丝的小米粥……”的确，这让我想到曹雪芹在他的《红楼梦》中说到的那句话“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是啊，只要写成文章的文字都是情，都是爱，都是心酸，也都是幸福。 当然，老张在他的这本随笔当中，也不单纯是介绍关于东北的生活，他也用相当的篇幅记述了他生活了差不多50年的武汉生活。“前前后后在武汉生活了50年，童年是在饥寒交迫中走过来的：吃什么东西都好吃，不管香甜苦辣酸，只要果腹，都是好味道。年纪大了，日子过得去了，胃越发犯贱，好多东西不吃，比如：牛羊肉、鸡鸭鱼，都不入胃。” 最后，我打算用老张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46年过去了……当年的10个知青战友今在何方呢，应该都退休了吧？你们还想念着大兴安岭的雪山林海吗？还想去看看吗？老张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