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文稿 推荐理由：非常难得的一段当代历史的记忆与反思，一位人文学者学术与教育生涯的总结。关于1957年前后中国政治历史的记述已有不少，但从包括大学本科及研究生的角度来梳理反省中国高等教育及学术传承的文献，尚不多见，弥足珍贵。 来源：香槟丛刊2020年第10期 邹贤敏，聂运伟 聂运伟：邹老师，您退休后用近十年时间书写的学术自述《思想的贫困——我的教育与学术反思》（未刊稿），我读了好几遍。与读过的诸多学术自述相比较，我觉得您的自述有着鲜明的特点，即对自己经历过的历史进行深刻、全面的反思，这一点在自述的第一段话里，就开诚布公：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本，可谓之教育与学术之魂。克尔凯郭尔有句名言：“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要做自己才会有魂，不要做自己就会失魂。回顾半个世纪来我在教育和学术上走过的道路，这两种痛苦都有过，有时是后者，有时是前者，有时兼而有之，更有时痛则痛矣，却不知是哪一种。这一切皆源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和自己的选择，而教育、学术与政治间的剪不断理还乱又贯串其中。最终我选择了要做自己，告别“可爱的谬误”，接受“痛苦的真理”，呼唤魂兮归来，但不知是否真正做成了自己，魂是否仍与我若即若离。[①] 这段话可谓全书之“魂”：反思是直逼心灵的拷问与扬弃，从几十年受教、从教与学术的活动中，寻觅历史的破绽，剖析自我的异化，问诊思想贫困之病因。我认为，全书的自我述说——真实的事件、人物、文章的来龙去脉、刻骨铭心的在场感受，还有痛定思痛的反思——无不镶嵌在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肌理之中，是一个弥足珍贵的“精神考古”的文本，我相信也是您留给后世的宝贵文献。我想知道的是，您大概是何时想到要写作这个文本的呢？ 邹贤敏：此事说来话长。早在1990年代后期，我就对研究生讲过：在学术上，我是个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学界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所以没有多少治学经验可谈，教训倒是不少。不过直到2000年退休有了闲暇，才认真考虑，要对自己几十年的教学与研究作个理性的回顾与反思，目的也就是刻在雅典神庙上的那几个字：“认识你自己”。这句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希腊人留给人类的伟大哲学箴言，是每一个现代文明人特别是现代知识分子又尤其是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永远牢记并努力践行的。2007年元月，我第三次赴美探亲。在阳光充沛的加州，我沉下心来回顾了近六年的退休生活，发现最大的变化不是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而是读书、思考, 偶尔动动笔, 功利性减弱非功利性增强，体制内思维减弱体制外思维增强。这既是大多数学院人文知识分子离开讲台后的人生常态，也与我那几年穿梭于武汉、深圳、美国三个不同维度的生活、思想空间分不开。进入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我看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在争取人的自由解放和维护现状的冲突中正在崛起，我听到学者在大陆最接近新闻本质的媒体之一——《南方都市报》上发出的充满担当、良知、勇气、智慧的声音，我感受到重建社会和道德秩序的健康力量在官方与民间的博弈互动中活跃于改革的深水区。武汉则与此形成了不小的反差，思想、学术、教育的独立自主还似乎遥不可及，所幸每周寄自北京的《学习时报》为我打开了一扇还原历史真相、打破新旧教条之窗，不时吹来的春风抑制着思想的霉变。在美国，近距离的观察、体验、思考使我对发达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秩序有了更真切、更理性的认知。对于准备梳理近半个世纪教育与学术生涯的我来说，这种生活、思维空间的转换正好扩大了视野，激活了思想，非常有利于对自己在历史中生成的教育与学术自我进行客观冷静不留情面的剖析，如一位青年女诗人所说的那样，“一点点滤出血里的毒素，直到自己能喘得过气来”（《南方都市报》2003年2月21日）。回国后，我把自己原始的想法和反思录草稿的内容详细讲给几位知青一代的教授朋友听，他们一致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热情鼓励我尽快写出来，并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2010年完成了第一稿，2014年作了补充修改，前年又请了那几位朋友审读了第二稿，今年拟参考他们的意见再修订一次就定稿。为何拖了这么长的时间？一是真正要认识自己并非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既要搜肠刮肚，寻东问西，一点一滴找回失踪已久隐藏在意识深处的记忆，还需反复翻腾沉淀，再感受再体验，再肯定再否定，在充满疑惑、自惭、惊骇、痛悔的时间之流中，一寸寸地逼出那个最真实的自我。对我来说，反思就是要冲决精神的罗网，就是要走出鲁迅说的那座“黑屋子”，这需要巨大的勇气，而我的勇气还很小很小，只能一丝一毫地去积攒。二是有个挥之不去的顾虑，觉得自己一生平庸，在教育、学术上无甚过人之处，自述出来缺乏典型性和说服力，恐有自拔自炫、不甘寂寞之嫌。三是有意放一放，让时间来检验我的反思录是否真有点存在的价值。今年我八十岁，迈上了人生的一个大坎，明年是五四百年，应该作一个了结，完成困扰了十来年的心愿。 聂运伟：您的文本内涵相当丰富，一次访谈无法一一涉及，这是很遗憾的事。但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里，与您一起探寻中国当代文艺学、美学、文艺批评发生、发展的历程，还是别有趣味的。上个世纪80年代，您带领我研习文艺学的时候，思想界新潮滚滚，热闹非凡。当时，您才40来岁，又是当代中国文艺学的“黄埔军校”——人民大学文艺学研究生班的毕业生，学术上出现“井喷”，乃顺天应时。堪称您的代表作的一批论文均产生于此时，如：《关于形象思维》、《真实性——美学的范畴》、《文艺的歧路——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考察和辨析》、《马克思论“掌握世界的方式”》、《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谈报告文学兼与黄钢同志商榷》、《柏拉图文艺思想中的积极因素》、《闲暇”与“觉识”——亚里斯多德美学思想拾遗》。记得1986年您把这批论文结集出版时，我帮助校对，每篇都细读过，您的思辨方式和写作方式也因此影响了我几十年的写作。张首映曾对我说，一看你的文风，就知道你是邹老师的学生。我说，我在邹老师的文风里也看到了何其芳先生的影子。这大概就是学术传承的力量。现在，您已80高龄，进入耄耋之年，我也60多岁了，但作为您的学生，或者说，作为一个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的研习者和见证人，有责任也有兴趣把您学术活动背后的某些历史场景和个体的心理动机用文字记录下来，我想，对于后世治史者，这是一份有益的文献，其中不乏梁任公“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精神风采。从“口述史”的角度看，“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普通民众对一些历史记忆的删除与国家记忆对民众思维的塑造这两个不同层面的互动场景。”[②] 邹贤敏：去年这个季节，你和我在深圳胡经之老师家里，就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发生发展聊了许多。我看了你写的《刘纲纪先生访谈录》和《胡经之先生访谈录》后，感触到用口述、访谈、回忆录等形式把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经历如实记录下来，确实很有必要。我们身后的历史太复杂，我们，包括我们老师辈的学术经历，绝非文艺学、美学知识谱系的几个概念的演化就可以概括的。当然，对这段历史的总结、反思和评判，会因人而异，甚至观点迥然不同。这并非坏事，把不同的声音留给后人，他们才会看到更真实的历史。我写这个反思录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弄清长期左右自己学术生涯进退、沉浮的神秘力量，尽可能认清自己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就师承关系而言，我不知道我给了你多少影响，但我知道北师大的老师们，老一辈的黎锦熙、刘盼遂、陆宗达、肖璋、王汝弼、启功、叶苍岑，中年一辈的郭预衡、聂石樵、徐士年、杨占升、葛信益、杨敏如、匡兴，年青一辈的韩兆琦、李修生、刘宁、谭德玲、许嘉璐、史锡尧、张恩和、郭志刚、童庆炳，都给了我大小各异、深浅不一的影响，特别是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班后，何其芳、缪朗山先生对我的影响更是终身难忘。但从更广的视野和更深的层次去看，那时的学术师承关系基本上是断裂的。 聂运伟：清初著名诗论家叶燮(1627- 1703)从诗学角度对学术传承的规律作了深刻阐述，他说：“夫自三百篇而下，三千余年之作者，其间节节相生，如环之不断，如四时之序，衰旺相循，而生物成物，息息不停，无可间也。……夫惟前者启之，而后者承之而蓝之;前者创之，而后者因之而广大之。使前者未有是言，则后者亦能如前者之初有是言；前者已有是言，则后者乃能因前者之言而另为他言。总之，后人无前人，何以有其端绪，前者无后人，何以竟其引申乎？”[③] 前后相承、薪火相传是人类教育史、学术史上的通则，但这个通则却在一个荒诞的时代被粗暴地否定。林毓生在论及中国意识何以遭逢危机时，亦感叹：“‘人文学科’的工作必须根据权威才能进行，不能任凭自己进行，如果一切皆由自己从头做起，那只得退回‘周口店的时代’。”[④] 读您的反思录，宛如回到历史现场，让我们看到这一幕是如何发生的。 邹贤敏： 继承老一辈学者创建的学术传统，是后辈学人成长的必要条件，大学是老一辈学术之“火”点燃年轻一代学术之“薪”的精神殿堂，薪火相传应是大学教育的神圣使命和主要内容。然而我问学七年，从学术传承中的所得与应得相距甚远，何耶？非学术之力令传承断裂也！1957年，中国当代史上最具转折意义的年份，也是十八岁的我接受高等教育和学术启蒙的开端。当我怀抱浪漫的向往跨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还未来得及去寻觅、体验这座著名学府的高贵、神秘、尊严，就被扔进了发烫的政治熔炉。我们是冲着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的黎锦熙、钟敬文、黄药眠、李长之、穆木天这些学术名人报考北师大的，可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蛮横地剥夺了他们传承学术的权利，让他们经受着政治炼狱的煎熬。不但他们的学术理想、学术精神、治学经验被肆意践踏，而且他们的知识、学问和学术成就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我们自觉地谨守着流行的政治规则，不能称他们为老师，更不能去读他们的书，那些侥幸未坠入右派深渊，又经受“教育革命”烈火烹炙的名师们，在讲台上则无不竞竞皇皇，如履薄冰，曷敢轻言力行“传道、授业、解惑”？于是知识的浅表化碎片化，求知与悟道的分离就是必然的了。因为一个政治逻辑早已反复灌输植入大脑：“这些老先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是学他们掌握的某些知识，对他们的思想必须进行批判。”那时师生关系紧张，没什么交流是常态，师承就更谈不上了，即便是没什么政治包袱、“又红又专”、受学生欢迎的中年教师，与我们学生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彼此的心是封闭的。 聂运伟：我在采访刘纲纪、胡经之两位先生时，发现他们的大学生涯比您幸运。他们两位都是1952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您进入北师大读书的时间正是“反右”后的肃杀岁月。您的大学记忆与刘纲纪、胡经之两位先生的记忆大相径庭。在刘先生和胡先生的记忆里，求学之路上还有自我兴趣的自由展现。当时，朱光潜、宗白华这些一代美学大师，尽管被边缘化，因课程设置已朝苏联一边倒而无课可上，但面对经常登门求教的学子，老先生们还有私下点拨的心情和传授治学体会的空间，常常敞开心扉与他们谈学论艺，彼此结下深厚的情谊。刘纲纪、胡经之两位先生给我讲了许多这样的故事。应该说，他们后来学术上的成就与这段求学经历是分不开的。而这些，对于您来说，已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邹贤敏：你的观察很敏锐，刘纲纪、胡经之两位先生出校门之际，正是我进校门之时。5年的时差竟切分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世界。由此论之，为什么“反右”之前毕业的一批学者，后来的学术成就普遍高于“反右”之后入校的，答案显然不言而喻。“反右”之后，大学校园里鼓噪着“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声浪，其目的是从学术上把知识分子批倒批臭，剥夺他们“最后的资本”，清除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师生之间正常的学术传承关系完全被颠倒。我们被组织去参观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写的大字报，在他们的笔下，那些专家、学者、教授要么是“不学无术”，要么是“伪学术”，再要么是“贩卖资产阶级黑货”，一个个不是草包就是害人虫。连郭预衡先生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学术计划，也成为大字报批判的对象，是什么“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我们还被组织去旁听以青年教师为主力的学术批判会，接受以学术名流的学术成就为“恶”，以他们的学术志向、个人爱好为“耻”的教育。李长之先生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是著名的学者、批评家，1949年后仍勤于撰述，以学术为生命。批判者却“揭秘”：李长之曾对人说，我死后，只要墓碑上有“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几个字即心满意足。你看，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多么严重，又是何等狂妄自大！俞敏先生的语法著作曾被叶圣陶誉为“异军突起”，还是一个颇有生活情趣的学者，特别喜好围棋，获得过较高段位，为学界罕见。批判者也“揭秘”：有次他随团去日本访问，在北京机场候机间隙，居然下起了围棋，直到要登机了还舍不得放下。可见他丝毫没把党交给他的政治任务放在心上，是个不学无术的资产阶级纨绔子弟，货真价实的“漏网右派”！每次坐在不大的会场里，听着声嘶力竭的批判，看着一代学术精英的“自我”被一点点踩在脚下，我心里总是涌起阵阵寒意，没有旁边左派同学的“义愤填膺”，让惋惜、困惑、迷茫还有恐惧溢满脑海。在一些学术批判会上，已缴械投降的右派们自不必说，连不是右派并批过右派的老教师也都灰溜溜地抬不起头，乖乖接受没什么学术地位并称被他们压制的青年人的批判、羞辱。在这种弥漫着阶级斗争硝烟的校园里，哪里还有学术传承的空间！随着一连串“战斗”的洗礼，我接受了这样一个理念：“为学术而学术”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政治而学术”是无产阶级学术思想，“埋头做学问”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在我和同学们的心目中，学术的价值不断贬低，学术的尊严渐渐被打掉，学术的光环也不那么亮了，学术不再是一个神圣的字眼。甚至在有的同学看来，学术似乎还染上了基督教的“原罪”，避开为妙。也有个别同学壮着胆子偷偷地看专业书，给报刊投稿，但又怕别人发现，就在桌上放一本《红旗》杂志，一旦来了人就把专业书、稿纸盖上，装出热心政治学习的样子。面对强大的政治，学术终于被迫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聂运伟：学术传承中师长维度的缺失与失声，必然带来学生维度的盲目自大和无知的喧哗，如黑格尔所言，“它使人认出一种理智上的软弱与无能，并努力以一种自欺欺人的，压倒千古大哲的虚骄之气来掩盖这种弱点”。[⑤]在您的回忆录里，我看到了如下场景：1958年，为了鼓动学生起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夺回被资产阶级占领的教育、学术阵地”，北师大全校干脆正式宣布停课。学生被组织去直属国务院的北京景山学校参观。该校四处悬挂着红旗和“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之类的标语，教室内外随处可见系红领巾拿红缨枪的学生，或急匆匆或高声争辩或拎着浆糊桶去张贴什么，那气氛那阵势充满狂热和躁动。直接指导景山学校教育革命的国务院大员在报告中说，学校原有的那一套全是资产阶级的，必须按党的教育方针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教育，才能为共产主义事业培养接班人。 邹贤敏：的确如此。他很会讲，把我们的心煽动起来了。回到学校，我们年级就日夜奋战，很快按上面的要求编写了一套九年一贯制语文教材，也很快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在狂热的政治语境下，我们都是另起炉灶，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标准选材，很少想到语文学科的特点和教育教学规律，即使想到也会视之为“资产阶级货色”，所以那套教材的“左”是势所必然的。不久陆定一来校作报告，赞扬“北京师范大学是教育革命的大学”，还登了《人民日报》，更让我们豪情满怀，忘乎所以。接着又投入中文系的教学改革，文艺理论课首当其冲，任课教师全都靠边站，原有的教材成了“靶子”，系总支书记身先士卒，亲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说只有他才有这个资格，才能保证这门课的无产阶级党性，尽管他第一次课就把“千里迢迢”念成“千里召召”。学生们那颗被听话的大脑控制着的不安分的心被点燃，跃跃欲试。“学术大跃进”开始了。1958年“教育革命”高潮中，北大五五级编写《中国文学史》，师大五五级编写《中国民间文学史》，他们“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的精神”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引起轰动，特别是北大的影响更大一些。这不但惹得我们学生心里痒痒的，羡慕不已，连系总支负责人也心生“赶超北大中文系”的情结，多次向全系师生下达赶超目标。1959年初机会终于来了，还没摸着学术的门在哪里，我们二年级学生带着“夺回被资产阶级霸占的学术阵地”的豪情，变教室为“战场”，受命编写《中国文学史讲稿》。我被分到陆游研究小组，担任执笔人。陆游是宋代的作家，写了近万首诗，而我们熟悉的不过十几首，怎么办?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口号的煽动下，我们将线装的《剑南诗稿》一分为七，每人从自己分读的那部分选出代表作，并交换读，然后就选出的全部代表作进行讨论，形成基本观点和写作提纲。我读的数量比其他同学要多一些，除了精读代表作，还泛读了一部分被筛选下来的作品和一些参考资料，写出初稿后，经讨论又修改过两次。这个研究项目从看材料到定稿，前后花了不到半学期的时间就完成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老师介入，一切都听从年级党支部的安排。在全系科研经验交流会上，我被指定发言，介绍“依靠集体力量搞科研”的经验，并获会议主持者的赞扬。不久我们的部分成果《陆游的爱国诗篇》在学报上发表了，是郭预衡先生审改并推荐的。这篇文章是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去分析陆游的作品，虽然抓住了陆诗内容上的某些特点，但总的说并无新意，特别是没有揭示出陆游思想与创作丰富、复杂的一面。在初选作品时，我们就发现陆游诗作中真正具有爱国情感的，只占很小的比例，绝大部分是写个人日常生活的，如“一树梅花一放翁”、“洗脚上床真一快”，还有像情深深意切切的《钗头凤》那样千古传诵的爱情诗，狎妓冶游、思想消极的也不少。以我们当时的知识水平和认知方式，很难将这些内容和诗人的爱国情怀统一起来，很难做到鲁迅先生要求的看一个作家要顾及“全人”，最后只好用“本质、非本质”的筛子把表现爱国思想以外的作品全部筛掉，绕过了难题。这样一来，陆游作为“爱国诗人”是纯粹了，但他作为诗人呈现出来的面貌却是残缺不全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被遮蔽了。 聂运伟：就我看到的资料，1958年的北师大，是学生“大闹革命”、制定“红色的教学大纲”的“典型”。如《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旗帜——对两个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大纲的意见》一文中说到：我们中四部分同学讨论了老师和同学们编写的两份教学大纲。我们热烈地欢迎同学们制订的“大纲”。尽管它还不够丰满，但它是一面红旗。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着重讨论了“宋代文学”这部分。我们突出的感到同学们的“大纲”是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批判的旗帜。他们的“大纲”对晏殊、柳永、李清照、秦观、周邦彦、姜虁等反现实主义词人给以明确的彻底的否定。[⑥] 邹贤敏：这种现象延续了较长时间 。1959年3、4月间，我们中文系师生先后五次听系总支书记传达“中央精神”，其中三次是周扬的内部报告，一次是关于文艺界批修的，一次是关于“两结合”的，一次是关于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另外两次大概是林默涵、陈荒煤对他报告的解释和补充。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语境里，由党的书记来传达文艺界领导人关于文艺理论、美学问题的讲话，这种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突显所传达的内容极具政治意义，政治压倒了学术。第一次传达完，总支书记联系实际动员师生：批修是一场具有国际意义的战斗，这一运动对我系有特殊重要意义，是深入进行教育革命的组成部分，我们要站在最前线，自觉革命，彻底批判、肃清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毒素，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那个时候，大学生们已经被训练出对“中央精神”的敏感和期盼，虽然还没有像影视中表现的，地下工作者从电波里听到党中央声音时那样的激动、兴奋，但“中央精神”的真理性、权威性、神秘性对我们有着无庸置疑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尽管分不清听到的究竟是政治还是学术。当我对文论的爱好从课堂得不到满足，课外阅读面又很窄，除生吞活剥《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脑子里装的多是《文艺报》上的一些评论，这时周扬那些包裹在权力话语里的充分政治化了的文艺观念和学术思想，比如：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与意识的理论是我们建立马列主义美学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因此文艺是意识形态，是时代的风雨表，无产阶级以它作为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哪里有伟大的革命，哪里便有伟大的思想和文化，西方现代的文化艺术腐朽了，东方革命起来了，我们的时代必然要出现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文化艺术高峰，要反对“落后论”；道德的基础不是个人幸福，我们的文艺是最革命最先进的，要歌颂没有自私之心的人，培养共产主义个性，而要表现这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完全新的英雄人物，必须采用“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简称）的创作方法；文艺界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而文艺是修正主义最易藏身的地方，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其它资产阶级思想，是文艺界长时期的具有国际意义的斗争，必须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人类之爱，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旧概念，必须抛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艺，必须批判和重新估价资产阶级文艺遗产(特别是以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为代表的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破除对资产阶级文艺的迷信和崇拜，清除它在青年中造成的反动、消极影响；应当用历史主义分析的方法批判遗产，既要指出它在当时条件下的意义，同时也要指出它在现阶段以至将来有什么意义，有了历史的观点还要有革命的观点，要进行阶级分析，如个性解放在五四时期是进步的，在今天就是反动的了；双百方针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必须以政治方向的一致性为前提；文艺从来不在党和阶级之上，我们时代、阶级的智慧集中于党，文艺家要不落后，便要表现党的精神和政策，不能超过党和阶级……。1960年7月，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报告中又将这些极左文艺观念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了，一条完整的极左文艺路线和政策强势进入了我的思想、知识积淀之中。对这些，也不是没有困惑、怀疑的时候，有次在学校大操场看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上中下三部，从傍晚到后半夜，我们被葛里高利、阿克希尼娅的爱情和葛里高利的悲剧命运深深吸引住了，内心难以名状的情绪有一种被释放出来的感觉。第二天我和几个同学又凑在一起讨论肖洛霍夫的原著：用阶级论怎么也解释不清主人公亦红亦白亦正亦邪的思想和行为，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怎么会歌颂超阶级的人性、爱情？难道周扬批人性论批人道主义的理论观点不适用于苏联文学？可苏联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榜样呀！我们寄希望于苏联文学课能解开这个矛盾与纠结，可我的笔记本上只留下了老师的一句话：“肖洛霍夫就在这时参加了集体化的工作，他放下未写完的《静静的顿河》，开始写作《被开垦的处女地》。”几节课全是分析达维多夫的形象，因为“这部小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作品”。我当然还理解不到老师有不得已的苦衷，只好让矛盾与纠结深藏心底。大学四年，由于头脑里塞满了政治观念和政治化了的文学观念，文学的本体被遮蔽，思维的空间被挤压，对文学自身思想艺术魅力的直接感受、体验受到阻滞和疏离，对艺术的特点和规律的认知、把握受到怀疑、贬抑、批判，因而习惯于从抽象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化的文学观念出发，而不是从文学的创作与欣赏实践出发去观察文艺现象，也就渐渐成为我思考问题的常态，成为我学术素养的一大软肋。在这四年里，虽然文艺界也反教条主义，对极左的东西有过抗争，从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为《青春之歌》辩护，到驳斥《大众电影》对苏联影片《共产党员》的简单化庸俗化批评；从赞扬学术上自由辩论如何评价陶渊明，到何其芳批评北大“红色文学史”和北师大“民间文学史”；从王西彦、侯金镜保护赵树理、茹志鹃的创作个性，到《文艺报》的《题材问题专论》……这些都引起过我的关注，并在思想上留下了认同的痕迹。但是，枝枝节节、星星点点的“纠偏”怎敌得过根深蒂固、铺天盖地的极左思潮?问题在于，那个年代还不可能怀疑，更不可能认识到简单化、庸俗化的根源。在周扬他们那里，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主流文艺观和方法论被包装得相当精致，而一旦为像我这样缺乏知识底蕴的中文系学生所接受，就会以十分粗拙、浅陋的形式表现出来。诚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随着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筑起自己的天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失去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地热中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起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⑦] 聂运伟：您北师大本科毕业后又有幸进人民大学文研班攻读，那时政治上有所松动，有诸多著名学者、教授给您们授课，照说是学术传承的好时机吧？ 邹贤敏：有变化有进步，但还不是根本性的。1957年是人为制造的大转折，1961、1962年则是被客观情势逼出来的小节点。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文艺、教育、学术出现了由初步反思左倾教条主义而来的“小阳春”，知识分子的日子好过了一点，被58年“教育革命”扭曲和破坏的师生关系慢慢回到了比较正常的状态。那三年听课、读书是主旋律，开会、劳动占用的时间很少，所以我们在知识积累上还是收获不小，为后来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基础。特别是许多名师把当时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他们在学术前沿的治学状态和经验带到课堂，大大开拓了我们的学术视野，提升了我们的学术品位，强化了我们的学术训练，使我们受益终生，对此我至今心存感激，难以忘怀。但毋庸讳言，从深层次看，那个时期的师承关系、学术传承还存在相当大的缺憾或局限。首先，知识的选择与建构被偏狭的思想观念所左右。当时国家基本上仍处于与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极左思潮对文艺、教育、学术的禁锢仍未从根本上得到反思和批判，仍与现代世界文明的发展脱节，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还制约着规训着学术的传承和发展，我们从师辈那儿获得的知识与现代人文社科的知识系统是断裂的，也远远落后于五四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建构，更不可能从师长的教学中获得对极左思潮的质疑、反思和批判能力。特别是中苏公开分裂，高举反修大旗以后，多少具有现代意识的苏联文艺和学术入了另册，那就连可以飘进几丝现代气息的门缝都被堵死了。悲哀的是，我们连半点自知都没有，还自我感觉良好，以为学了点马列主义和毛选四卷就是掌握了最革命的思想和最科学的方法，在学术上就可以超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这种昧而愚的“只知有汉，无论魏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廿世纪的西方学术文化一无所知。学了包括《巴黎手稿》在内的马列文论课，不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何物，没见过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也读不到一篇西方学者研究“异化”的论文。文学理论专题一个接一个，西方文艺理论史上了一年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仅《文心雕龙》就讲了十几个单元时间，可流派蜂起，理论迭出，体系林立的西方现代美学文艺学却难觅踪影，偶尔从“灰皮书”里窥见只言片语、一鳞半爪，也都被贴上了“唯心主义”、“反动腐朽”的意识形态标签。至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也是课堂上听不到图书馆见不到，唯有“色情、暴力”的判词植入脑海。二是对中国的现代学术文化知之甚少。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催生的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本应是我们知识建构中不可或缺的基础之一，可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并未列入文研班的课程设置，这是有点奇怪的事情，周扬、何其芳自己就是这一学术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应该明白将之传承下去的价值和意义，怎么就轻易放弃了呢？当然，在其它课程的实际教学中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抛开这一块，但我们从中所得是很有限的，碎片化的，更多的被遮蔽、被扭曲、被遗忘。 其次，求知与悟道仍处分裂状态，传承还是局限于知识层面。对58年教育革命造成的文科学生知识贫乏、基础训练差的后果，周扬这些高层人物是有反思的，他们十分清楚有的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说不出中国历史上朝代的更迭，有的中文系五年级学生不知道唐宋八大家的名字，有的哲学系只用四小时讲孔、老、墨等等，于国家、民族意味着什么，所以，在文研班开办前后，周扬把系统地“补课读书”提到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度，反复号召被大跃进冲昏了头脑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向老专家老教授学习，还举例说，中国哲学史我们写不出来，只好“请冯友兰写”，“要认这个输”。他主张把国内一流的各学科的专家请到文研班的课堂上来，让学生广拜名师，多方受教。于是我们三年间都处在这样教与学的状态：上课了，老师们匆匆而来，按教学计划把肚子里贮藏的知识统统倒出来，学生们细听快记，把那些知识又统统吞进各自的肚子里；下课了，老师们匆匆而去，学生们走进图书馆、宿舍，读书、写笔记，学术传承的主体——师生间基本没有什么学术交流，更无个别交往，即使授课长达一年、一年半的周振甫、缪朗山先生，我们也难有与他们交流与交往的机会，在我的记忆里，甚至连学术讨论会都没有开过一次。就我个人而言，虽然从听课、读书吸取了些师长们宝贵的治学经验，但对他们的思想与人格基本上是不了解的，更不要说学术精神、学术传统、学术道路层面的东西了，那在当时整个教育、学术界都罕见论及，偶尔提到也是左翼传统和延安道路，五四则政治化、边缘化了。没有教与学的交流，没有日常交往的耳濡目染，没有思想的交锋和心灵的碰撞，学术的传承只能浮在水面，低层次，浅表化。 聂运伟：只有重返历史现场，才能明了您何以对自己的学术生涯给予了近乎严厉的否定。作为您的学生，我清楚地知道，以“文革”前研究生的资历和学识，您在“文革”结束后进入大学的77、78、79级大学生的心目里，一直是受人敬仰的，尽管如此，我仍然为您的自我否定叫好。只有超越了所有的世俗功利，才有睿智的清醒，正因为这份清醒，您对学术历程的自我叙述，才生动地再现出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场景中的诸多人物和事件，使我们如临其境，和叙述者一同咀嚼历史的酸甜苦辣。更重要的是，您以亲历者的身份，让我们看到中国人文学科发展的危机缘何而起。汤一介先生就说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我国原有传统的大学给拆散了。这是当时高等教育‘全盘苏化’带来的必然恶果,不仅打断了中国5000年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也与当时先进的西方科技和人文科学断绝了关系。”[⑧] 邹贤敏：除了具体的教学安排不当，根子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在文研班的创办人，对文研班的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师资配备、教学方法都亲自过问及时指导的周扬，他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是中央分管文艺和教育的领导人之一，又正全面主持着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在“反修防修”的大旗下，他创办的文研班培养文艺理论骨干，是为了实现“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宏伟目标，为此不惜放下身段，对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老专家老教授表示尊重，甚至为他们说话，动员、鼓励他们把知识传授给年青人。但他骨子里并不把那些老专家老教授当自己人，而只是划在资产阶级范畴内可以“团结、利用、改造”的对象，对他们如同对资本家那样要采取赎买政策。在一次参与文科教材编写领导工作的高校党委负责人的会议上，周扬就直言不讳地交了底：“只要不反社会主义，我们就是要买他们的知识。”但他仍心怀忧思，对知识抱有警惕，既担心书读少了，把青年人培养成空头政治家；又害怕书读多了，培养出修正主义，革共产党的命，曾向党内同志如此吐露心迹：“对青年，又要他头脑复杂，又要他不复杂到资产阶级方面去。” 所以他一方面号召青年人向老专家老教授学习知识，另方面又提醒青年人在政治思想上同老专家老教授划清界限。这种充满内在紧张和冲突的政治独断和意识形态偏狭，必然会遮蔽、扭曲、窄化天然本真的师承关系。连像周扬这样有学识、思想较开明的领导人，也无意去拆掉那道隔离求知与悟道的“防火墙”，只是把那个知识的小孔挖得比先大了些，如此而已，这不能不给文研班的教与学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同时，我们也带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紧跟和“反修防修”的使命感，带着对知识、学术的热爱和“尊师重道”的传统观念，更深地参与了共同文化性格和学术思想的自我塑造。回想那三年，我们既虔信“知识就是力量”，怀抱朝圣般心情享受着“知识的盛宴”，从内心尊重、感恩师长们；又缺乏文化自觉，以学术思想的依附性、非独立性置换了师辈身上被压抑、被批判而消解于心底，承载着知识系统的那个“道”——现代学术精神、学术传统，“为政治服务”的信念已渗入血管、骨髓。 聂运伟：贺兴安的回忆涉及到您说的“根源”问题，他说：“追想起来，我们研究班的历史，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同五四时期不同，同抗战前后的研究生也不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面临的是全世界向你开放的文化背景，抗战前后的学生要在民族命运和国家命运决战中作出自己的选择乃至献身。我们是在大陆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之后，国家养着你，喂着你，从经济到文化，一切在计划之中。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经历过‘一边倒’（倒向苏联），又经历过独立自主色彩的‘两边打’（反帝反修），经历过批胡适、反胡风、经历过反右派、反右倾，我们关起门来搞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背景下听话、紧跟。我们的基本思想取向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⑨] 邹贤敏：贺兴安学长所言不虚，我们都是被那个时代塑造出来的，这是历史的宿命。回忆我的“大阅读史”，知识背景、知识储备可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长期浸泡在单一的主流文化的海洋，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无不深深打上简单化庸俗化的左倾机械论和主观教条主义的烙印。我的师辈所承续的优良学统既然已被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恶浪冲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么以“左”为师成为我的必然选择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而以“左”为师所付出的代价，则是逐渐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最后失去自我，沦为驯服工具。 聂运伟：您师辈承续的优良学统虽然被极左思潮无情打断，但“打断骨头连着筋”，他们身上承载的被压抑的现代学术精神对您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在《思想的贫困》中，您对何其芳先生有三点评价：（1）治学严谨，无虚骄之气；（2）敢讲真话，无畏惧之心；（3）书生本色，无阿谀之态。在我看来，这三条就是您从教问学几十年的基本信念。所以我说您的精神气质，很像何其芳先生，而且是越老越像。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听到您说起何其芳先生的时候，有句话至今未忘：“不能让别人的思想在自己头脑中跑马”。在何其芳先生那一代人，敢于这样坚持独立思考的权利，还真不多见。上个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浪潮率先在文学艺术、美学领域兴起，与文艺界保存的独立思考的火种不无关系。您80年代一系列批判极左思潮的学术论文和文艺批评的文章，也集中彰显出独立思考的精神秉性。相比于具体的知识传承，“独立思考的精神秉性”当属学术发展的灵魂。我们这一代与老师辈的知识背景可能有差别，但老师们依然以不同的方式把独立思考的火炬传给了我们，又经由我们再往下传。 邹贤敏：独立思考本是学术薪火相传的灵魂，但在我们这一代，这个灵魂曾被放逐，甚至被窒息。好在我们的老师一辈，依然有人坚守了陈寅恪先生所张扬的学术底线。在极左路线统治教育—学术的恶劣环境里，他们中仍有一些勇者不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利，不放下“独立思考的火炬”。我清楚地记得：在1959年自上而下大批人性论人道主义，大批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遗产的高潮中，当我和同学们有的困惑不解有的狂热紧跟时，郭预衡先生毅然开设“鲁迅论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的专题讲座，用鲁迅先生的精辟论述抵制、批评彻底否定思想、文学遗产的极左思潮。在一次全系学术讨论会上，教授外国文学的杨敏如先生溯潮流而立，大声反对批判人性论，语惊四座。你读过陈平原《陈平原：关于八十年代》一文吗？他说：“很奇怪，那么多年的思想改造，基本上不起作用。我所说的这批老先生，大都没有真正融入五六十年代的学术思潮。这才可能在‘拨乱反正’后，很自然地，一下子就回到了３０年代，接续民国年间已经形成的学术传统。”[⑩] 他从77、78、79级部分大学生的亲历感受出发，认为“８０年代的我们，借助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了五六十年代，直接继承了３０年代的学术传统。”[11]我大致同意陈平原的判断，尽管作为50年代后期进校的大学生，心里难免痛楚，但必须承认，这是对五四以来中国大学人文精神涨落趋向的一种价值判断。我要补充的是，50、60年代大学里教文科的教师，在外在的压力下，虽然或自觉或不自觉、或比较熟练或比较生疏地操持着与主流意识形态完全一致的观念和方法，但他们仍然想方设法地用中外古典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化滋润着我们已有些放纵而空疏的心灵，为我们正在形成中的知识观、价值观添加尚持守、尊博习的营养。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一次开学典礼上，陈垣老校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尊敬师长，鼓励我们抓紧时间读书，努力学习传统文化，不要怕困难。他说，像孔子的《论语》，字数就《人民日报》一版那么多，你们应当读。你们这一代人，特别是77、78、79级的同学，中国历史亘古未有的转机赋予你们一种直觉般的反思能力。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虽然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但反思的意识并未完全泯灭。身处逆境中的老师们以不同的方式在我们的心灵里播种下反思意识的火种。就此而言，其芳老师毫无疑义是我和同学们最尊崇的一位。在学术受制于政治的时代环境里，他没有也不大可能脱离、超越政治，没能从根本上摆脱极左路线的束缚，但又不甘于被政治裹挟，为追求学术的价值，维护学术的尊严，抵制对学术的侵害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在那时表现出来的学术品格承续了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学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聂运伟：在您身上，我的确能看到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的反思精神的延续。1986年，您在论文集《真实性——美学的范畴》的“后记”中就写过这样一段话：“十年浩劫过后，我才慢慢从‘左’的影响下觉醒过来。逐渐恢复了自我，认识到理论研究工作者应带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去探索真理，而不仅仅是诠释经典，宣传政策。作家说：‘我写的就是我’。批评家也声明：‘我批评的就是我’。在某种意义上，搞理论的人能不能宣布‘我研究的就是我’呢？一九八二年的时候，文艺界老前辈毕奂午先生曾给我的几篇论文写了如下评语：‘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不模棱两可，不人云亦云。尽管这些见解不是人人都同意的，但确实有其独立的见地。’毕老的鼓励，使我更明确也更坚定了自己的追求。理论文章应当发出研究者自己的声音。哪怕这声音是低八度的，甚至不成曲调，也比鹦鹉学舌有价值。因此，我不得不抑制因某些功利欲望而产生的写作冲动，不得不在写作时冥思苦索，以致过于拘谨、执滞而‘难产’、‘流产’。一个希望摆脱平庸而又缺乏才华的人，常常会陷入这种有时令人苦恼的境地。但我从不后悔，不愿改变初衷。”[12] 邹贤敏：由于我自身的条件（教育背景、个人历练、才能等）不够好，这种反思精神在我身上的延续并不突出，也不顺利。你上面引的那段话远不能表达出我的反思所经历的思想、心理蜕变的复杂过程，“恢复自我”，“发出自己的声音”谈何容易！忐忐忑忑、跌跌撞撞、走走停停、反反复复，才是我这些年反思中的常态。如果硬要归纳，大致可分三个阶段。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大势的鼓动、推涌下，我跨出了第一步——对极左文艺思想和路线的反思，如为《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辩护，在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写作《文艺的歧路——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考察和辨析》，追根溯源，找出了那条主根的思想渊源。1980年代中后期、199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波折与终结，重读《巴黎手稿》，促使我跨出了第二步——对极左政治路线的反思，主要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认清文艺上的极左与政治上极左的关系，并扩而大之，用马克思对“粗陋的和无思想的共产主义”的批判和实践唯物论重新认识历史和现实，重新思考和处理教育、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进入新世纪后，虽在学术、政治上能与极左思潮划清界限，“破”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思想、学术上仍“立”不起来，对某些枝枝叶叶的问题或能有自己的见解，对根本性的问题构建不出一砖一瓦。在整理《〈巴黎手稿〉解读》和《西方美学史大纲》的过程中，我从马克思关于“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个体是社会的存在”的论述，从阅读中青年学者的论著中受到启发，打破了以为“同极左决裂就是自我启蒙与自我反思的完成”的错觉，跨出了最困难的一步——对精神文化的哲学意识的反思。在精神文化层面，我曾是一个生存着的、被整体（集体）禁锢、淹没并消解于无形的“社会存在物”，至今尚未完成对一个存在着的、能在整体（集体）中完全呈现自己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的“特殊的个体”的建构。因为我虽然批判、否定、抛弃了极左这种既定的思想观念，却没能形成自己的哲学意识，特别是对于自己所认定的一些原创思想（如马克思的异化和人道主义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的理解，对周围世界缺乏属于自己的认知，而更多地还是停留在注经式的阐释层面，或重复演绎某些既定的阐释。这实质上仍是一种思想的依附性，远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没有完整的个人意识的支撑，我苦苦寻找的“自我”和坚信不疑的“现代意识”势必会陷入残缺、空疏之镜。没有建构出“特殊的个体”，加之学养不足，我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会出现倒退，在某个时段某个问题上成为自己否定过的某些既定观念的传声筒。近些年来，我努力坚守常识、理性的底线和良知、人性的底线，努力把超越个人利益作为独立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反思自我、建构“特殊的个体”上小有进步。 聂运伟：您的回顾说明，老先生们在50、60年代并没有完全屈从意识形态的压力，还在力所能及地维护着学术的尊严，并把人文精神的火种传递给你们那一代。我读过陈平原的这篇文章。陈平原他们是幸运的，面对面地聆听了老先生们的教诲，但文化传承是集体性的事业，就80年代绝大多数大学生而言，承担传递人文精神火种重任的恰恰是您这一辈人。所以，陈平原所说的“隔代遗传”也有片面性，一是与史实不符，二是全然遮蔽了50、60年代学术的复杂面向。就美学、文艺学的学科发展而言，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所引发的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注，不仅为80年代高举人道主义旗帜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思想武器，而且经由“异化”概念的洗礼，历史反思的意识才得以弥散开来，达到空前的高度。如顾城所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当然，如何更全面深入地剖析您这一辈与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之间的传承关系，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课题，希望能在今后的岁月里进一步向您请教。 邹贤敏：五四已经百年，有些话还是想在这里说说。很惭愧，我与五四精神上的联系是在八十年代才开始的，至今也只能说还在联结的路上。从不识五四，背离五四到重识五四，回归五四，这可说是我这几十年的心路历程。最近重读1959年三联初版、1979年三联再版的《五四运动文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五四先贤给我们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至今仍闪耀着不灭的光辉，洗涤着我们被污染的思想，照亮了我那被蒙昧的心灵。仅仅是陈独秀的几篇文章（《敬告青年》《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就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之力。一是世界眼光，从世界看中国，他涕泣陈词于青年一代：要从“人类文明之进化”和“新旧思潮之大激战”，即从二十世纪新旧文明之冲突来看当下之中国，从世界现代文明之进步来认识自己，看看我们有什么“可与当世争衡？”而不要“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置身当世潮流之外”。赶上人类文明大潮，融于现代文明世界，是陈独秀思考中国命运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警告国人：若锁国自大，保守颟顸，就会“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最终必将“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二是反思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张挞伐虽有偏颇之处，但对儒学核心内容的反思与批判是“遵理性”而符合现代文明观的。他抨击礼教之“三纲”是不把人当人的奴隶道德，揭露皇权专制者以“国家”之名要百姓放弃“独立自主之人格”，放弃做人的权利的欺骗性，深刻指出：“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他还从伦理学和经济学双重视角，直指历代专制统治者以纲常立教致愚民弱民之要害：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这种皇权专制是绝无可能自行转型为现代社会，与他倡导的现代文明当然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陈独秀确不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和旗手，对“启蒙”的艰难曲折有十分清醒的认识，看到了中国人的“觉悟”是随着一次又一次中西文明的冲突而前进而后退，充满拉锯历经坎坷的：“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惟吾人惰性过强，旋觉旋迷，甚至愈觉愈迷，昏聩糊涂，至于今日”。昨日之镜，今日之像，五四精神的传承确是前路漫漫，未有穷期。 今天围绕学术师承的话题说了许多，我把反思录结尾的一段话录下，算是一个简短的总结： 人生如白驹过隙，从进入大学学习到离开讲台10余年，半个世纪有余的历历往事恍如昨日。放眼学界，穿越权力和金钱密织的雾障，五四一代大师及其师承者已飘然远去，留下了照亮前路的思想火炬；文化劫难中成长的一代正担当大任，延续着先辈的精神血脉；改革开放后的一代新锐也崭露头角，试图为中国教育与学术增添新的内容。至于我辈学人，除一二翘楚和心有不甘者，走出了时间却走不出历史，只能悄然谢幕，平静出局。我收拾着自家的一片瓦砾进行知识考古，终于认出了“思想贫困”四个模模糊糊、歪歪斜斜的大字，并辨识出它既源于特定语境下文化基因的缺失和衰变，也与自己天资愚懦学养单薄问学乏力密不可分。我曾力图脱“贫”解“困”，实践证明了诗人西川所说：“思想不是填空练习，思想是另起炉灶。”踏上反思之途，从被遮蔽的往事中寻觅精神扭曲、思想萎缩、人性猥琐的痕迹与根由，我虽未能如蚕蛾般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但拜时代所赐，我似乎找回了一点自我，也好像找到了一点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感觉，并为此感到无限的欣慰。衰变的基因会被历史淘汰，新生的基因会被历史创造，那个充溢着自由和灵魂的普世的教育与学术梦想，离我的后来者一定会越来越近： 在闲暇中觉识，在游戏中除魅。魂兮归来！ [13] 聂运伟：您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何兆武先生的一段话，两者何其相似，也权且录下： 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只能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一切必须从怀疑入手。……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doubt，it is a daily…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