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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博贺港 文｜ 王家新 这次灾难（我不想把它简单地称之为“疫情”）发生以来，真正让我“难眠”的有两次，一次是2月6日夜当我们得知“吹哨人”李文亮最终离去的消息。那不仅是悲痛的一刻，是注定会被我们的历史标记的一刻，在我看来，也是整个事件骤然发生重大“逆转”、或整个事件的本质为我们彻底暴露出来的一刻。当那位年轻的殉难者戴着大口罩、双目痛苦凝视的形像为我们在夜空升起，我知道从此我们又进入到一种什么命运中了。 而昨晚十二点过，读了期待中的方方的最后一篇日记，我又难以入眠了。我的心情，不仅像我的同事杨联芬教授在微信朋友圈里所说的那样：“感谢方方，你的真率、质朴和勇敢，温暖我们度过寒冬”，我还必须向方方致敬。 我们能不被这样的和血含泪，而又斩钉截铁般的声音所震动吗——“如果有一天我们连常凯的绝望都不记得了，那么，我想说：武汉人，你们背负的不仅仅是灾难，你们还将背负耻辱。忘却的耻辱！设若有人想轻松勾掉这一笔，我想那也绝不可能。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也要把他们写上历史的耻辱柱。” 多么了不起的六十篇日记！一页接一页、一篇接一篇，奋力“翻开谢苗诺夫刑场的恶臭”！这需要多大的力量、多么奋不顾身的勇气！ “翻开谢苗诺夫刑场的恶臭”——这里我不由得想到了俄苏伟大的悲剧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它出自诗人后期的《北方的哀歌》的“第一哀歌：历史序曲”。在这首刺人心扉的“个人史诗”中，诗人把过去与现在、历史与个人记忆混合在一起，而到诗的后来，命运的力量也更可怕地显露了：         整个国家冻得发抖，那个鄂木斯克的囚犯         洞察一切，为这一切划着十字。         现在他搅动缠绕他的一切，         并且，像个精灵似         从原始的混乱中挣出。子夜的声音，         他的笔尖的沙沙声。一页又一页 翻开谢苗诺夫刑场的恶臭。 “囚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因牵涉反对沙皇的活动被捕，定于在谢苗诺夫刑场处死，行刑前才改判成流放，押送至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监狱。全诗的这一节力透纸背，堪称是大手笔，不是别的，是那子夜时分“笔尖的沙沙声”，一页页“翻开谢苗诺夫刑场的恶臭”！这是对俄罗斯命运较量的描绘，更是对俄罗斯文学中那种伟大力量的惊人揭示和赞颂！ 我想，也正因为和这样的力量结合在了一起（“我的背后并非空空荡荡，而是有一架又一架大山”），方方不仅在遭受大肆围攻、甚至人身威胁的情形下坚持写了下来，而且愈写愈“猛”。她的这六十篇日记，几乎每一篇都是巨大的冒犯。它们不仅让很多人“不舒服”，也不仅令权贵们和那些还在发号施令的人“相目而变色”，也让我们很多人感到汗颜。（有了这样的东西存在，很多文人还要怎么混？还要怎么比“高深”？混得下去吗？）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记得前一段灾难发生后一些文人和诗人们还在这样闲扯。但是我却想起了布莱希特这样的诗句：“在这黑暗的年代，也会有歌唱吗？有，也会有歌唱，关于这黑暗的年代。” 是的，“有，也会有歌唱”，这就是方方的这六十篇日记！ 这不是简单的个人记录，这是顶着暴力和谎言发出的声音。“想知道我为什么‘不倒’吗？让我来告诉你：我身后当然有大背景！而且是巨大无比的背景！他的名字叫常识。”当然，不仅是常识。如果说是“常识”，那也是数代人付出了惨痛巨大的血和泪的代价在“文革”后所达成的“常识”。正是对这种“常识”的接受和维护在艰难地推动着我们这个国家几十年来的进步。相反，也正是对这种“常识”的抹煞、肆意诋毁和污名化，造成了当今社会巨大的撕裂和种种乱象。而“放纵这种病毒感染全社会，改革必定失败，中国没有未来”（方方日记最后一篇）——在我看来，这不仅出自她一人的义愤，也是千千万万的人想要发出的声音了！ 这就是方方这六十篇日记的“背景”，也是她全部写作的“来路”。也正因为如此，这位身居灾难中心的女作家获得了广大的共鸣，也获得了自己声音的“权威性”。的确，不是谁想当见证人就能当的，这只能出自历史最严格的选择。她的这六十篇日记，并非“完美”（也许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最可怕也最可笑的，就是那种所谓的“完美”了），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它们却是不可磨灭的纪念碑，也是那些死难者和无数还活着的人们的安慰。如果有人要继续挑刺、谩骂或放几支冷剑，那就随他们的便。他们愈是这样，也就愈是让我们想到了鲁迅先生的那篇《战士和苍蝇》。让他们去嗡嗡吧。 方方也完全知道她在做什么，或会经受什么。她是斗士，是一个“豁出去”的人，但更是一位有着很多人所不能想象的胸襟、大爱和献身精神的人。在她最后一篇日记的最后，她用黑体引出了这三句话：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这真是一个“有如神助”的、再好不过的结尾！不过，它来得也并非意外。很可能，这就是在她最艰难的时刻，在她奋力写下那一篇篇日记的时候，心中响起的一个声音。没有这个声音，她会一直坚持到现在吗？很难设想。 很快，人们就找到了这三句话的出处，它出自《圣经•提摩太后书》，为圣保禄的话。 而这又让我想起了阿赫玛托娃。她那部用一生心血写下的长诗《没有英雄的叙事诗》，高度复杂而又隐曲，甚至连索尔尼仁琴看了多遍才真正看懂。阿赫玛托娃本人一再被建议写得“明白”一些，但她拒绝了。在这部伟大作品“代前言”的最后，她几乎是斩钉截铁地这样说： 我既不会改变它，也不会去解释它。 “我要写的——我已经写了。” 而这也是有出处的（见约翰福音）：本丢•彼拉多拒绝修改他写在钉死耶稣十字架上的“拿撒勒的耶稣，犹太人的王”，说出的正是这句话。（这里顺便说一下，有的中文译者对此什么也不了解，自然也不会想到加注，居然把它译为“写作——就是写作”。一部伟大作品的庄严和神圣不可冒犯性，居然就这样给轻佻地消解掉了！） 而方方的很多话，也达到了这种不可更改、掷地有声的程度。她不仅达到了她的坚定和无畏，也从我们的汉语中发出了不可冒犯的声音。或者说，她不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为我们的文学多少挽回了几分高贵和尊严。… Read More »

来源：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文 ｜ 迟子建 方方，本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1955年5月生于江苏南京，成长于湖北武汉。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武汉当过装卸工，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工作。曾任湖北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一级作家。 第一次见方方，是在1985年的青创会上。那是个灰蒙蒙的冬日。我们在昏暗的楼道里经人介绍相识，记得方方穿一件鲜艳的毛衣，背着个精致的黑皮包，齐肩的头发微微鬈曲，她笑吟吟转身的一刻让人觉得格外明媚。在此之前，我只是从作品中认识方方。 这之后的十年中，我们没有任何交往，因为彼此实在是不熟，从来没有交谈过。只是不断见方方的作品四处开花，朵朵灿烂。方方红透了大江南北。 1995年，“红罂粟”丛书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作为丛书作者之一，我也参加了那个活动。主办者在会议之后组织到驼梁和五台山游玩。由于我和方方年龄相仿，我们自然同住一屋，这样便有充裕的时间聊天。我总以为，人和人的沟通，聊天是最好的方式，轻松、自由、随意，这时很容易就能认识一个人。与方方住在一起，聊天其乐无穷。她开朗、大度，与我一样贪玩，且也是口无遮拦，笑起来像东北姑娘一样不秀气，张着嘴，哈哈哈的，哈哈得脸上的红晕像朝霞一般艳丽。 描绘方方，必须用一个最俗气的比喻，好让她能找到一点笑料。几天疯玩下来，彼此“没有理由不成朋友”（方方语）。从这以后，只要有见面的机会，我就会兴高采烈去赴会，为的是能和方方胡侃一通。 方方说话机智、幽默，有一次与她住在北京的一家旅馆里，我们住在一楼，夜间老有老鼠出没。我这个人贪吃，零食不离身，因而老鼠在我的床的这一侧闹得凶。偏偏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鼠的人。上高中二年级时，有一日清晨起床，我叠被子时发现一只老鼠在我被窝里，它已经死了，想必是深夜蹿上我的板铺，溜进我被窝后被我翻身给压死的。这段经历每次重温都令我毛骨悚然。为了求得方方的同情，我把这经历对她讲了，希望与她调换床位，不料方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都压死过一次老鼠了，再压一次就是了。”坚决不与我调换床位。 方方衣着随意，与她自然洒脱的气质极为吻合。她爱睡懒觉，上午十点若给她打电话，她准会恹恹无力地责备你扰了她的美梦。而午夜十一时以后，只要我的电话叫了起来，很可能就是方方，这时候的她声音宏亮，就像清晨刚起床似的精力充沛。我想她那洋洋洒洒的文字，多半是在更深人静之时完成的。 方方的作品很耐读，品位高，但很奇怪的是她的作品并不畅销。方方对此并不以为然。她对自己的作品是否得奖、是否畅销、是否转载、是否有人评论都看得极淡，确确实实是一个少见名利心、散淡之极的人。而我以为，这种作家往往更能成为大家。她的长篇《乌泥湖年谱》，我虽只读了部分章节，已经嗅到了一个成熟作家具有风范意味的文学表达气息。 方方有些“洁癖”，与她同屋住，我不敢随意去她的床上坐，怕她“训斥”。所以她说她家并不很整洁时，我一直不太相信。方方具有一副唱民歌的好嗓子。方方喜欢吃三文鱼，喜欢喝茶，也爱吃辣椒，但脾气不“辣”，很宽厚温和。与她交往，不必担心哪一句话会刺伤了她，你会觉得很放松和自由。 方方最好的朋友就是蒋子丹，我与蒋子丹并不很熟时，她竭力对我说蒋子丹如何优秀，后来交往多了，觉得方方说的果然如此。在海南岛的某一天，蒋子丹有天说要到我和方方的房间小憩一会，方方说“那你可别睡我的床。”蒋子丹很生气，说“那如果迟子建也有洁癖，我去你们房间岂不要睡在了地上？”针尖对麦芒,我真希望她们狠狠“掐”一通,好从中看热闹。岂料她们转身就和好了,让我觉得有些失落。我知道她们的友谊可以用一句俗话来形容：“地久天长”。 方方很能干，写作、带孩子、做家务、外出开会、办《今日名流》。她常常头疼，我说她是太累的缘故。她有个宝贝女儿毛妹，方方每次外出回武汉，总不忘给毛妹带回一堆吃的东西。一旦讲起毛妹，方方便满面幸福。 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阳光下的方方。在黑夜，在星光闪烁的时分，我想方方一定有另一种不为朋友所知的情怀，也会有忧伤和惆怅，也会有隐隐的孤独感伴她左右。好在她有一支笔（确切地说是电脑），有开朗的性格，这一切会像遮住月亮的云彩，转瞬而逝。 方方如今住在一套舒适的住房里。据说楼下有个小花园，栽种了一些桃树和花草。我想黄昏时方方若是放一张藤椅在小花园里，一边饮茶，一边看落日，一边听花园虫子的鸣叫，一定非常惬意。 对方方的一次写生就要结束了，当静物的方方已经从窗前的椅子上站起来了。她走到我面前，看了一眼我画夹上方方的素描，突然哈哈笑了起来，说，就你这水平，还不如我们家毛妹！ 我建议何镇邦老师请毛妹画画方方，一定格外精彩。

来源：新三届 文｜ 丁帆 　　在这一场世界级的大灾难面前，一个作家，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哈姆莱特式的生死叩问。  　　作为文友，方方日记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的热切关注，而是整天被国内外大量的疫情信息所淹没了。直到有一天凌晨仔细地阅读了方方日记，才猛然发现，这种非虚构文本要比纯粹的文学创作的魅力要大得多，这种文体更切近民众，也更能触动人心，直抵人的灵魂深处。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启蒙意识竟然没有一次能够如此广泛地深入人心，不用强制地宣传与灌输，五千多万人每天都在子夜时分自觉等待着阅读方方日记这一刻，这是一个惊人的阅读场景，它打破了虚构文学的局限性。 我反反复复思忖，如其说这是一种新型文体的胜利，还不如说是启蒙主义价值观普及民众的胜利！  　　大灾面前，价值观念的撕杀要比疫情还要残酷无情，许多友情、亲情和爱情在陷入了硝烟之中，一切皆以启蒙与反启蒙为界线。方方日记就是用一个个启蒙常识构筑了一篇篇实实在在贴近生活、贴近人性的文字，平常不过、平淡无奇，却句句都有穿透夜空、穿透灵魂、穿越人心的力量，那却只是启蒙主义价值观的引导，让作者不是站在高高的山岗上宣讲，而是悄悄地与生活在苦难中的所有人夜谈，让大家回到＂人＂的家园中相互倾诉。 　　方方不是肩扛着闸门的女英雄，也不是施放林中响箭的“吹哨人”，她只是在表达一个智识者的良知，为普通人的心理疾病开一剂良方而已，这就是启蒙者的职责所在，从中我们又望见了人性的微光。          　　人类不亡，启蒙不死！启蒙者虽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但是她是没有一个私敌的人。 （2020.3.20）

推荐语：记住我们经历的巨大灾难，也要记住方方日记中这些金句，这些金句也许会成为流行语，也许会成为人们对待极左派、对于无常识的某些人最好的回答语言。— 严春芳 来源：褚朝新 整理：黄耀芳 《方方日记》今日剧终了， 一共60集，有心人整理出了60集里一些经典的句子，集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1月25日（正月初一）《高科技作起恶来，一点不比瘟疫弱》 （1）微博有一种技术：就是你以为你发出去了，但其实没有人能看得到。自从知道有此一技术后，方明白：高科技作起恶来，一点不比瘟疫弱。 1月26日（正月初二）《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 （2）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并不是他们比其他官员更差，而是他们的运气更差。官员们历来按文件做事，一旦没有文件，他们就六神无主。这次事件如在同一时间落在别的省里，那些官员的表现，不会比湖北的更好。 （3）官场逆淘汰的恶果、空讲政治正确而不实事求是的恶果、不让人讲真话不准媒体报导真相的恶果，我们都会一一品尝到。武汉抢前争先，只不过先吃了一个大的而已。 1月27日（正月初三）《我们没有口罩了》 （4）段子说的真没错，口罩的确代替了猪肉，成为我们过年最紧俏的东西。 1月28日（正月初四）《病毒是不会介意谁是平民谁是领导的》 （5）其实，我根本没有打算在这个时候批评谁（中国有句老话叫秋后算账是不是？）。毕竟，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瘟疫。我愿意跟政府和所有武汉人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共同抗疫。只是当时写到那里，觉得反思也是必须。由此，就反思了一下。 1月29日（正月初五）《保护好自己，就是帮忙》 （6）川鄂（湖大教授）说，他每天都想大哭一场。谁不是呢？为此，我一直跟朋友们说，走到今天，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祸的比重。复盘之后，那些渎职者，一个也不宽恕，一个也不放过。 1月30日（正月初六）《他们根本没有推诿的余地》 （7）一场疫情，暴露出无数众生相，暴露出中国各地官员的基本水准，更暴露出我们的社会疾病。这是比冠性病毒更为恶劣更为持久的疾病。而且看不到治愈期。因为没有医生，也无人愿治。想到这个，心里无比悲伤。 1月31日（正月初七）《如要谄媚，也请守个度》 （8）唉，武汉人有多少人在这场灾难中家破人亡？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一个自责和道歉的人，却只有无数推诿的说法和文章。 （9）如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 （10）几乎所有空空荡荡的马路上，都有一个环卫工人在风雨中一丝不苟地扫地。看到他们，你会为自己的紧张不安感到惭愧，蓦然间你就会镇定下来。 2月1日（正月初八）《拯救他人的同时，也拯救自己》 （11）唉，中国人一向不喜欢认错，也没有多少忏悔意识，更不会轻易产生负罪感。这可能跟文化和习俗有关吧？ 2月2日（正月初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12）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2月3日（正月初十）《哀民生之多艰，长太息以掩涕》 （13）疫情来了，从它初发及至扩散再至疯狂，我们的应对则从错误到延误到失误。只惟愿我们能有记忆：记住这些不知名的人，记住这些枉死者，记住这些悲伤的日夜，记住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个本该欢乐的春节中断了人生。只要我们尚且偷生在世，我们就要为他们讨个公道。对于渎职者不作为者不负责者，我们必须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否则，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一个个用停尸袋装走的人们——那些和我们一起共同建设共同享受过武汉的人们！ 2月4日（正月十一）《再一次觉得自己命大》 （14）魔鬼永远在后，我们不警惕，它还会再次追加，直到把我们折磨醒来。问题是：我们要不要醒呢？ 2月5日（正月十二）《我们都在为这场人祸付出代价》 （15）我记录下这些细碎，是要告诉那些有罪的人们：不是只有死者和病人承受了灾难，我们所有的普通人，都在为这场人祸付出代价。 2月7日（正月十四）《在沉沉的暗夜，李文亮就是这一束光》 （16）人们喜欢用沉默是金，来表示自己的深刻。但这一次的沉默，是什么？我们是否还会面临同样的沉默？ 2月9日正月十六 《生活那么艰难，但办法还是有的》 （17）“人不传人，可控可防”这八个字，变成了一城血泪，无限辛酸。 2月11日（正月十八）《新生命的降临，是上天赐予的最好希望》  （18）正是因为我们在武汉生活得太久，正是因为我们与武汉无数人密切相关，才会尤其担心这座城市的命运，才会为它的苦难而深深悲哀。那么洒脱那么爽快那么喜欢没理由的大笑的武汉人；那些说话劈里啪啦，让外省人以为是吵架的武汉人；那些充满烟火气充满江湖义气充满没来头自信的武汉人。你熟知了，你才知道他们有多么热诚多么爱耍酷。然而今天，很多的他们却在受难，在与死神较量。而我，或是我们，却根本无力相帮。至多只能在网上小心问一声，大家还好吧？甚至有时不敢问：我害怕没有回音。 2月12日（正月十九）《武汉人的痛，不是喊喊口号就能缓解的》 （19）什么时候公务员们前去工作不举旗帜不再合影留念，什么时候领导视察没人唱歌感恩，也没人做戏表演，人们，你们才算懂得了基本常识，才算知道了什么叫作务实。不然，百姓的苦难还有个完吗？ 2月13日（正月二十）《或许那时他们才会懂得百姓》 （20） 至于免去的湖北主政官员，守土和安民，他们一项没能做到。让斯土斯民，悲惨如此，不换难平民愤。只是不知他们会不会换一个地方，再度出山。过去皇帝有“永不叙用”之法，对有如此重大过错的官员，且给国家和百姓带来如此重大的灾难，这个法子，至少适用，并且已算最轻。我想，让他们回家当当老百姓吧，或许那时才会懂得百姓。 不指望烟花三月下扬州，只但愿烟花三月能下楼。 2月14日（正月二十一）《秉持人道精神，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常识》 （21）这一次的疫情，让我们看得特别清楚的是：整个社会展示出的人道水准处于什么样的程度。 2月16日（正月二十三）《你看不懂的东西，不要随便喷》 （22）岁月在灾难中没有静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亲属的胆肝寸断，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 2月17日（正月二十四）《不止你一个人痛苦和艰难，人活着有很多方式》 （23）这世上的强人或是胜者，经常是不介意文学的，他们更多的时候拿文学当点缀、当花环，但弱者们，却经常拿小说当了自己生命中的一盏灯，水中的一根救命稻草，垂死时的救命恩人。 2月18日（正月二十五）《民在疫中泣，相煎何太急》 （24）中国的那些极左分子，基本上是祸国殃民式的存在。他们太想回到文革，太仇视改革开放。一切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都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成派结帮，对不与他们合作的人进行各种攻击，一轮又一轮。用那种“洒向人间都是恨”的粗暴语言，甚至还有更为卑劣手段，低级到不可思议。却没有人阻止他们的行为，令人难解。 2月19日（正月二十六）《死亡的幽灵，依然在武汉徘徊》 （25）常识到底是什么？举个例子，比如一只狗跑来咬你，你拿起打狗棒，打狗。狗逃回去，叫了一群狗过来咬你，其中还有大狗和疯狗。这时候，常识会告诉你：闪人！把地盘留给狗。叫它们自己狂吠，过不多久，它们就会因为吠声高低不同骨头分配不同，而相互自咬。而你呢。在家喝茶看书下馆子。像隔离病毒一样，与会咬人的群狗隔离。这就是常识。… Read More »

来源：近黄者白 文 ｜ 黄院长 “天让我生在这个铁的时代，就是要我去恢复那个金子的时代。”——唐吉诃德  1. 今天的方方和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名著里的唐吉诃德一样，每天醒来就拿起盾牌和长矛，骑上那匹瘦马就出发了。 在这个“时代的一粒灰尘, 落在中南派出所的头上就是一口锅”的时境，本性善良，嫉恶如仇的方方如同中世纪的骑士，充满理想主义情怀和人文主义关怀，毫无畏惧，为了维护那份内心的真理和正义，勇敢的冲向田野、冲向荒丘、冲向山脊、冲向风车…… 60天来，方方一直保持着战斗的状态，一路杀来。 她身怀绝技，战斗招式常用常新，战斗策略一如初心。她提醒:常识是深刻中的深刻；她呼唤: 时代的一粒灰尘, 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她拍打: 你也要给大家一个说法；她怒吼：一旦走到这一步，你还删得过来么？她警示：下一个吹口哨的人，该轮到谁？…… 非常敬佩这位勇士，仅凭一己之力，穷追猛打这么久，还一直保持着出发的状态，毫不气馁。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方方的系列组合拳如同打在棉花上，化解于空气之中，石落于海底深沟。除了激起一片浪花，收获了围观者的一阵掌声，同情者的无数眼泪，悲情者的滔天哭嚎，方方您还想得到什么？您难道真的想：所有的问题，都有人回应么？ 您得不到！方方难道不知道吗？这个时代正在装睡，您又何必醒来？ 100多年前，很多知识人和您一样，做着同样的事情。不同的是，当时在呐喊的文人，主要是年轻一代。 走在前面的，是一个群英荟萃的90后群体。他们中有胡适（91年）、梁漱溟（93年）、吴宓（94年）、钱穆（95年）、林语堂（95年）、郁达夫（96年）、茅盾（96年）、徐志摩（97年）、朱自清（98年）、老舍（99年）、闻一多（99年）等。 紧跟其后的还有一批00后代表，他们是俞平伯（00年）、夏衍（00年）、冰心（00年）、沈从文（02年）、梁实秋（03年）、陆小曼（03年）、胡也频（03年）、林微因（04年）、巴金（04年）、戴望舒（05年）、臧克家（05年）等。 当时最有战斗精神的是几位80后，冲在最前面。一位是鲁迅，他以《南腔北调集》的调门，既向《古小说钩沉》，又向《地底旅行》。他以《一个青年人的梦》四处《呐喊》，到现在似乎还能听到他余音袅袅般呐喊的声音。走在鲁迅前面的是陈独秀，跟其左右的是胡适。 他们有着一位共同的70后精神领袖，那就是这两个世纪集体追忆的领军人物——“世上再无梁任公”的梁启超（73年）。 直到今天，我们对现代文字的沁润仍然离不开一百年前这群文学大师们的引领，我们对新时代的理解和对旧时代的洗礼仍然还没有走出前人已经踏出来的路。 方方，您应该是一位50后吧？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还没有睡醒，您如此挥舞着大刀长矛不怕惊蛰了他们的梦香？ 您是准备去召唤大家醒来活在金子时代么？目前我们是活在您期望的黄金时代么？ 这是一个装睡的时代，您唤醒大家只会让睁开眼睛的人更加痛苦。 2. 一百年前，无数个方方组成的方阵从天安门前走过。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70后，紧跟其后的是一批80后，后面跟着无数的90后，00后。 这位70后写过《少年中国说》，他呼喊着，少年强则中国强。他的精神就是一面旗子，鼓舞着新青年无畏前行。他们高呼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举起了投向旧文化的匕首，引爆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从此，普通的民众在他们群体的教化下，知道了一些什么是科学和民主，什么是暴政和自由。 对旧文化的抛弃，陈独秀给胡适回信时写道：无需商议。和方方您现在的口气一样，因为你们的靠山都是常识。 对新文化的拥抱，对常识的普及，胡适还有一些犹豫。他觉得在旧文化中，还是有很多可以吸取的营养。他在中国几千年古籍中挖掘《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是白话文的推手而又掉进了旧文化的巢穴，爬得异常的纠结，和同时代的罗素一样。 罗素虽然有着对常识的深刻领会，并写出了《社会重建原则》和《自由之路》，但罗素当时也没有认识到集体主义在未来的时间里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但庆幸的是，胡适最终还是从文化的禁锢中跳了出来，到了宝岛以后大显身手。 鲁迅倒是清醒，但鲁迅的清醒止步于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以鲁迅的学识，完全可以拿出中国版的托马斯·潘恩《常识》，但鲁迅没有这样做，反而赞同文学的阶级性，和梁实秋等吵得不可开交，一句《“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把梁实秋等一批有着自由主义思想的同代人骂的灰头土脸。 梁实秋是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门徒。白璧德偏爱秩序、稳健、理性，抵触偏激、冲动非理智的言行，所以他和国内激进的左翼作家有着本质上的冲突。但梁实秋并不孤单，吴宓、陈寅恪、林语堂都是他的战友。 今天方方日记的讨论，一如百年前的文化大论战一样的热闹。 争论产生了大师，而常识决定了选择。 3. 常识是什么？百度词条的解释是：常识，是普通知识，即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包括生存技能（生活自理能力）、基本劳作技能、基础的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等，一切基于敬畏自然。 对常识有进一步认知的读者，建议在微信读书里找到托马斯·潘恩《常识》这本书看。在一百多年前，托马斯·潘恩这样的《常识》小册子，是清华学子课外的必读书目。 这本书之所以起名为《常识》，是因为它讲述了一个有关于专/政和权利的真相。250年前，潘恩所说的常识，是大多数人不敢说的怯懦时刻说出的真相，是在大多数人不明白的困惑时刻说出的真相。 人类在许多时刻，囿于种种偏见，已经将认识对像意识形态化了。欺骗性质的言说，教科书给定的认知模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从来如此”，成为人们判断是非真伪的潜在依据，而且成为难于逾越的智障。潘恩的《常识》之所以成为影响人类的优秀读本，就是因为他所言说的常识令人蓦然惊醒：啊，原来是这样的啊。 常识如哈哈镜，既会放大对真相否定的丑陋，也会让不明真相的人缩成一团。 为什么说是孤独的在战斗，因为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每个知识人的头上就是一面哈哈镜。 有人在为常识辩护但不乏怯弱而失去坚决，有人在声讨常识的普遍性和阶级性而显得无知。 4. 八十年代的王小波，曾经以一篇《黄金时代》的小说蜚声文坛。之后又写了《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 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方方如果您不写日记了，建议您写《石器时代》，拿起石头互相倾轧的时代，一个普遍性伦理崩溃和常识匮乏的时代。在一个对基本常识匮乏的社会，您如何用常识去唤醒常识？ 安妮特贝尔说：“一个人如果相信他人的良好愿望，他就必然容易受到他人良好意愿有限性的伤害。”换句话说，选择相信别人的同时，也就给别人留下一个伤害自己的机会。 今天，方方说，60篇封城日记即将告一段落，您在59篇里写道： “有一点我还是想说，这是我在疫情中的一份个人记录，属于纯粹的个人记忆。而最初时，我甚至不觉得这是‘日记’。因为‘日记’二字，不是我提出的。只是后来，这份记录，变成了一日一记，别人说它是‘日记’，我也就没有表示异议。它的最初的动机，是为了完成约稿，以方便写文章而作的记录。无意间，走成了这样，这才真叫是忘了初心。” 方方，从您的字里行间，从您停下继续写日记，我感觉到了您已经有点伤感或是绝望。 在庞大森严的社会控制力量面前，愤怒、仇视这些应激性的情感终难持久，继之而来的第二反应就是充满无力感的沮丧、无奈甚至是泄气。 这不应该是方方您应有的情绪。做为读者之一期望即使您暂时停笔休养生息，也会在某一天带着无数位唐吉诃德再次冲出来。 今天，您再一次呼喊，向开放改革最大的阻力开炮，作为结束日记的号角！ 挺好！方方无愧于这个时代！… Read More »

来源：王开东 文｜ 王开东 最近针对方方日记的围剿日益加剧，有网友给我发来方方三大硬伤，或者说是三大罪状。 方方日记结束了，时间会给一个公正的评价。就朋友们所说的三大罪状，帽子够大，我先纠正一个错别字，是“恕”不是“怒”。中国人更强调忠恕之道，而不是怒气冲天。有话好好说，我不妨再啰嗦几句。 第一，日记应该记载亲眼看见的东西、亲自做过的事。 在封城的日子里，方方拿起笔写每天的见闻。那时候鬼才知道方方写的是什么。每日都记一点，这就成了“日记”。因为是方方写的日记，这就成了“方方日记”，所以这个日记与我们寻常日记是不一样的。 寻常日记是我们亲眼看见、亲自参与的事件，但方方隔离在家，她记录的只能是一个封城老人家的见闻，这些见闻汇集起来，也能让我们窥见武汉当时的一些情况。 有人说方方不该写，最起码去做一个志愿者，才有资格写。你让一个65岁退休有病的老太太去做志愿者，这不是添乱是什么？方方本来就是一介书生，书生最大本领就是写写字，凭什么不让她写呢？ 特殊时期，这个日记的缺点就是只能听朋友说。好在著名作家朋友圈够强大，三教九流的人都有，而且都不是泛泛而交，这正是方方日记的源头活水。如果仅仅是一个作家到处乱跑，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说不定记录的东西反而有限，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 现在普遍拿来攻击方方的是殡仪馆的手机照片，认为是方方编造。方方日记里确实写道，殡仪馆里的有很多无主人的手机。但她说得很清楚，是听医生朋友所说，并非她亲眼所见，况且她编造这个谎言没有任何价值。 当时防治疫情传染，病患家人不允许见面，病人死了直接拉到殡仪馆火化，全国各地还有大量殡仪馆人员去援助，可见当时武汉的惨烈。手机的锂电池不能燃烧，只能拿出来，大量手机被丢弃不是没有可能的。二湘公众号不插图片，所以方方日记中也没出现殡仪馆手机图片，某些人把一张到处流传的手机图片安放在方方头上指责她并不公平。 更重要的是，疫情初期谣言满天飞，到今天哪些是谣言，哪些是真相仍不可分辨，谁对初期疫情承担责任迄今还在互相推诿，你让一个隔离在家的老太太对自己写的每一句话负责考证，这也太过分了吧。 方方有写日记的权利，也有写日记的自由，把方方日记当成信史或者当成狗屁，那是读者自己的选择和认定，本质上与方方无关。方方日记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很正常。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李医生也告诫我们说，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连环球胡锡进都主张“把‘方方日记现象’也纳入进来，让它成为这个时代旋律的一个音符”，其他人还是洗洗睡吧。 第二，自己攻击特权但自身又享受特权。 方方让辅警小肖送自己侄女去机场，这被看成方方日记最大的硬伤，也是被对方狠狠抓住的把柄，并借此宣传方方反特权只是反别人特权但自己却享受特权。老百姓对特权的仇恨无以复加，对两面人的鄙视也是无以复加，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只要和特权和两面人挂上钩，无不身败名裂，灰飞烟灭，所以某些人这一招确实很厉害。 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前提如果错了，一切都不存在。 首先，方方的侄女是新加坡国籍，并非中国公民。她之所以能前往新加坡，是因为新加坡政府和我国政府商定1月31号晚新加坡包机撤侨，并非借助方方特权才有机会在封城之下前往新加坡。 其次，方方让辅警小肖帮忙送她侄女不是利用特权，而是朋友的帮助。一个文联退休的老太太有啥权势？她能给一个辅警什么实在的好处？无非是一个作家，有点名气，还有一些读者朋友而已。方方让肖警官帮助，既不是下命令，也不是用公共权力做交换，就是纯粹的私人帮忙。方方之所以详细记述这件事，也就是对肖警官表示感谢，有谁享受特权之后还昭告天下生怕别人不知道的？ 再次，姑妈对侄女的爱是人之常情。侄女的父亲年岁大了开不了车，武汉也打不到车。在这种情况下，方方作为姑妈，为侄女想办法是不是人之常情？换位思考，如果是你的侄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你愿不愿帮自己侄女想想办法？如果方方不给侄女想办法，她在我心里反而大打折扣，我会断定她对苍生的关爱是假的，因为她连自己的侄女都不关爱。 但另外一个问题来了，方方朋友很多，她为何请肖警官帮忙。我猜想，这里方方或许有点考量，可能觉得肖警官更懂得如何协调通行，这可能就是某些人认为的特权吧。但一个辅警的特权能有多大呢？况且肖警官开的是私家车，方方侄女又是两国政府商定的撤侨人员，需要当晚紧急辙离，并不违反封城规定，辅警身份只是使路途更顺利而已。这就是一大帮人@各个部门要追查和严惩肖警官，但人家至今还在岗位上努力工作不受影响的原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欲加之罪毕竟是加的罪、假的罪，所以无法给人治罪。 第三，选择抹黑和负能量，只为增加阅读量和人气。 方方日记何以如此风行，这个原因连方方自己也莫名惊诧。在我看来，方方日记絮絮叨叨，写的是身边人周边事，后期通过记者、医生朋友和志愿者写疫情进展和病患救治情况，表达的基本都是个体感受，但这些个体感受因为契合了疫情中的大众感受，孤立的个人经验因此变成普遍的共同经验。让很多封闭的个体认出了同类，获得了心理上的归属感。 在封城的枯寂之中，他们恍然发现，自己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自己的痛苦和挣扎是共通的，是可以被分担和理解的。因为能够被分担和理解，似乎也能被共同承担，在这种转移中自身的痛苦和焦虑似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稀释和缓解。这也许是大家追读方方日记的原因。结果就是方方被期待被追捧被塑造，但这不是方方的追求，起码不是她最初的追求，这只是意外的奖赏。毕竟在当时情况下，千钧一发，生死未卜，一个65岁生死未卜的老人还在乎什么名利吗？老实说，和方方相比，我还不算太老，但在疫情到来的初期，我已然万念俱灰，觉得能安全活下来就谢天谢地了。说什么抹黑和负能量，闭上眼睛就看不到人间惨剧了？掩耳盗铃铃就不响了？真实的东西怎么就抹黑了？批评并非总是负能量，一味歌功颂德才是绝对的负能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喜鹊对树木的作用我们看不到，啄木鸟的价值倒是有目共睹。 有人说，疫情期间最重要的是凝聚人心，鼓足士气，气可鼓不可泄，方方老是说问题，让武汉甚至全国人民泄气了，这话乍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其实，方方常常在给大众鼓气和希望，否则不可能出现数千万人不睡觉等着看日记的盛况。谁说方方不会赞美？她对医护人员的赞美不遗余力，一直到今天她还在为牺牲的医生讨一个公道，她只是不习惯赞美权贵。 但方方确实显得不知足，常常解决了一个问题，她又提出新问题，她的问题实在有点多。不过扪心自问，方方哪一个问题不是民众想要解决的问题？她哪一次不是在为民众鼓与呼？我敢说，方方可能有不少敌人，但未必有多少私敌。 前两天德国默克尔罕见发表电视讲话，在疫情期间，她不但不鼓士气，居然危言耸听：60%至70%的德国人将感染致命的新冠病毒。这老太太真疯了，不但告诫有一大半人感染，还着重强调“致命的”。直接把德国人吓得屁滚尿流，但德国人没有一个人责骂她。把歌功颂德留给后人，当下我们最需要的还是批评，凡事往坏处想。忧患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六神说，想要看岁月静好的人，不要看方方日记，一个作家不可能给我们摇篮曲。 当年我们文坛也曾出现过“歌德和缺德”之争，最后上层一锤定音。我们文化方针向来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争艳处处春！

来源：大卫工作室app 文 ｜写诗的大卫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方方昨天的日记，也就是倒数第2篇日记方方：所有的疑问，都无人回应（3月23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段落，提到了，武汉有一位深喉，大家知道是深喉是什么意思？这个可能不用我再废话了。 好，我们先来看看方方日记中的深喉的描述。 几天前，看过经济学家华生的几篇文章，非常有意思。他的文章中提到武汉有一位“深喉”人物。不是这位“深喉”，疫情可能会被暴露得更晚。准确地说，这位“深喉”才是真正的吹哨人。看这篇文章时，脑子里浮现出《潜伏》的画面。前几天跟朋友说，好想知道这位“深喉”是谁。朋友说，同感。这个人是可以写进小说里的。 那么我们再看看经济学家华生文章中提到的深喉是怎么写的？ 武汉“深喉”30日晚上传到网上的两份文件， 使武汉与湖北方面去年12月份一手遮天的操作消息泄露，尽管被迅速删除，但已经被中疾控中心主任截获，最终导致国家卫健委的一干大员进驻武汉，一点也没有短期撤走的意思。可以想见，武汉及湖北方面主事人与责任人沮丧与震怒到达何等程度！ 但麻烦的是，这位“深喉”具备了经典吹哨人的全部定义要素： 1. 他手握盖了大红公章的文件，应为较高层级的内部人士或其亲近者。 2. 他既不是像张继先医生那样向领导报告，或是像李文亮、艾芬医生那样只是在医护人员微信群内互通信息，而是直接上网向公众发布，性质极其恶劣，后果非常严重。因此，追查和严惩此人，在当时绝对可谓师出有名、名正言顺。 3. 此吹哨人是真正的“深喉”，隐蔽的极好，没有留下任何可追踪的痕迹，因此在网上一时搜寻无果。 ……而我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写过一个人。本来我真的没想到深喉这两个字，如果不是23号方方日记和华生文章提到，我想不到我曾经写过的这篇文章极有可能，是他们所说的“深喉”。 但华生文章中指的提“他手握盖了大红公章的文件，应为较高层级的内部人士或其亲近者”，但我觉得这个人，很有良知，值得敬重，但他是公开在网上发表的，也不知算不算真正的深喉？ 为了防止有误，我把我这文章重新看了186遍，越看越像，怎么看怎么像。但我又害怕这是我自己的那种心理学家所说的“孕妇现象”，自己是孕妇，看到满大街都是孕妇。所以我把此文文章重新发出来，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子这个人是不是深喉？ 李文亮，钟南山背后，还有两位无名英雄，这事你知道吗？ 诗人大卫/ 文 武汉的疫情是有个戏剧性变化的，从早期的不会人传人到有限人传人，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把论文都在国外发表了，他还信誓旦旦的说不会人传人——国家疾控中心主任不说，世卫组织也介入了，前后两次，第一次反响不大，接着有第二次，正是这后一次，加上钟南山的发声，才彻底扭转了武汉的局势。 钟南山院士——这个工程院院士，远远不如高福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坐着高铁到武汉，然后火速赶赴北京，这才有了他面对全国民众的公开宣布：武汉发现的这个病毒，会人传人。 大家都看到了，世卫组织两次介入，有没有想过，在短短的时间内，世卫组织为什么会两次？国家最高领导出面接见。钟南山到了武汉之后，时间也很短，但他很快就判断出武汉会人传人。狠狠的打了武汉有关部门和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的脸。 大家也都知道，李文亮是英雄。他率先在微信群内向他的同事通报了人传人的信息。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在全球掀起巨大波澜。他去世的当日，更是在网络上有了一场刷屏的国葬。 我们都知道李文亮、钟南山是英雄。可是你知道吗？在他们二人后面，还有两位无名英雄。我也是刚刚通过一条微信知道的，感谢网络让我们知道了很多冰层以下的东西。 这篇微信字数很短，题目就叫《无名英雄》，作者显然知道内幕，他说武汉NCP的转变，离不开两个神秘的人物，这两个人甚至可以说，在此次武汉疫情的转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变化。 这两个人就是武汉同济医科大学77级的学生，他们的名字很喜庆：一个叫刘运国，另一个叫揭盛华。 他们两个人，仿佛就是为了拯救武汉人民而生的，就卫生系统来说，一个在最高层，一个在最基层。最高层的那个叫刘运国，刘长期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而他的同学揭盛华，则是长期“供职于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请注意，揭同学工作的，是武汉！是协和医院！！是感染科！！！虽然我不喜欢感叹号，但我依然在这里用了递进式的感叹号。不用这个不足以表达我内心的那种惊讶。 大家想一想这两个人是同学关系，随时随地可以沟通，一个是在最前线，一个是在最顶层。信息畅通无阻，而且都是第1手信息，真实，有效。如果不是这种关系的话，武汉的真实情况，报到世卫组织，那要经过多少关口，要拖多长时间？又因为他们是同学关系可以无话不说，无话不谈。这一切的巧合，就是我这个不迷信的人，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喟：天佑武汉。 从今年的元月初起，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的揭盛华同学，就在第1线，亲身经历着疫情的发展，他把看到的情况，与世卫组织的同学刘运国，随时进行沟通。也正是鉴于此，因为这一层特殊的关系，刘运国掌握了现场的大量的真实资料，可以说武汉的情况没能瞒得过他，整个世卫组织，只有他知道武汉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所以当刘运国从WHO中国代表处获得所谓“疫情可控可防”的答复后，他知道根本就不是这样的，“遂亲自率团到京，与相关部门进行交锋谈判”——“这才有了后续的第二批专家到武汉”，以及钟院士的紧急而又及时的发声。 当我们都知道李文亮和钟南山是英雄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这背后还有无名的Heroes，李文亮和钟南山值得我们点赞，但是这两位同学我们更不要忘了对他们竖起大拇指。这两个人也不是来蹭热度。他们自己都没有发声。但，我们不能忘了他，特别是武汉人民，湖北人民。这篇文章的作者在其《无名英雄》一文中说，他也是刚刚知道这件事——“因为这两人是我家李翻译七七级的同届校友”。 该文作者还建议：“如果事后真要建一座纪念碑，碑上应该这两位同学的名字：揭盛华和刘运国。” 至于建不建纪念碑，至于有没有他们的名字，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但至少我们要知道，武汉新冠肺炎之所以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央政府也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为我们国家赢得了非常宝贵的时间，使得现在中国的疫情控制住了。在此是要感谢“揭盛华和刘运国”这两位无名英雄的！ 我敢掏一块钱跟你打赌，在看此文之前，你可能听都没听说过揭盛华这个人，据接近这个医生的朋友讲，他拒绝采访，拒绝宣传，他认为做的事，都是本份工作，是应该的。这又让我想起张文宏那句“我们不能欺负老实人”——所以，我才把这个文章，重新修整，发出来。退一万步讲，哪怕揭盛华医生没有做这个“深喉”——都值得我敬重。 这一次武汉新冠肺炎，如果说揭盛华医生，李文亮，艾芬等医生不是白衣天使，那哪类还算天使？写此文，也为了向所有一线医生，无名英雄，致敬。 不管方方，华生文章，还是诗人大卫此文中提到的深喉，是不是同一个人不重要，是不是深喉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正因为有他们存在——偶然或者必然的存在，那真是天佑武汉。天佑湖北。天佑中华。真给诗人大卫长歌当哭之感觉。 我们既要感谢这些“深喉”——其实，我更愿称他们为平凡英雄，有意或者无意中，为武汉抗疫及至世界做出了了不起的付出，——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比960万平方公里还大的希望。 这些人的良知，才是中国真正的软实力，不为难的情况下，诸君，请为这些或许永远不会露面，永远不会评上先进的无名英雄，转发一次吧。

来源：棚大王 文 | 王大鹏 （很久没写“公众号”了，有人以为我被封号了，其实没有，就是因为我懒。武汉疫情发生以来，想写点什么，似乎又觉得说了也没啥用，便只在微信朋友圈里跟着嘟囔了几句。今天这件事觉得不写不行了，公众号毕竟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谢谢各位，拜托转发，以慰校友，以慰人心。）  你知道第一批所谓专家到武汉调研后发表了高论：“不会人传人”。  你还知道钟南山院士来了以后马上宣布：“会人传人！”  可是没几个人知道前后变化和两位同济医科大学77级的学生有关联。 这两位一个叫刘运国，一个叫揭盛华。 刘运国长期在世卫组织工作，揭盛华则长期供职于武汉协和医院传染科。 从元月初起，协和感染科的揭盛华就始终不停在关注着疫情发展，并及时与在世卫组织的同学刘运国通报情况。当刘运国得知WHO中国代表处获得所谓“疫情可控可防”的答复后，因为有揭盛华的现场第一手材料，他知道问题严重，遂亲自率团到京，与相关部门进行交锋谈判，这才有了后续的第二批专家到汉以及钟院士的发声。 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揭盛华和刘运国，转机不会那么快出现，武汉百姓的灾难将会更大，全世界被感染的人将会更多。 因为这两人是我家李翻译七七级的同届校友，我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感谢他们，武汉百姓会记住他们。 如果事后真要建一座纪念碑，碑上应该这两位同学的名字：揭盛华和刘运国。 2020年2月13日

热荐人：刘川鄂 推荐语：资中筠女士，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著名研究员。她的看法比与我们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和骗你流量及打赏的自媒体的瞎咧咧，要可靠得多。一个现代人，享用着全球化的福利，安静读点书，自己分辨一下得失，就那么难吗？ 来源：哲学之路 文｜ 资中筠 我观察过很多“争论”的场景，也经常被卷入争论的漩涡。发现这个现象有其“规律性”：中国式争论，其实都不是真正的争论，多数都是因为话语的对等，陷入抬杠的尴尬境地。 人与人之间一旦开始抬杠，就必然在情绪上严重升级，继而开始出言不逊。 比如有一次我谈到日本人的教养，就有一位同学大为不满，他数落我给日本人涂脂抹粉，长日本人的志气，灭中国人的威风。 我没有理他，因为我仅从他的话语中，就发现我们并不在一个平台上说话，彼此说的也不是一回事。他后来气急败坏，开始骂人了。我依然采取了不理睬的态度，直到他销声匿迹，不再挑衅。 几年后，我们偶遇，他给我带了一顶“瞧不起人”的大帽子。当时我欣然接受，并且告诉他：我真的瞧不起你，当然不是因为你的钱少，更不是因为你的车不好，而是你白长了一个脑袋，一个只知道吃饭、不知道思考的脑袋。我们之间讨论问题，既没有前提，也不会有结果。因为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也不是一个方向。彼此南辕北辙，如何讨论问题？ 我历来主张，不要和不思考的人讨论问题，尤其不要和不思考的人争论什么。 思考，是交流的前提；尽管思考的层次可能会很大，但思考不思考，差异不是螺旋桨和喷气式之间的差异，而是飞机和大炮的差异。 跟一个不懂飞机的人讨论飞机，岂有共同的话题？ 尽管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因为见识的差异，阅读的差异，思考的差异，已经使彼此之间行若狗彘。 为什么思考很困难？ 因为思考是要有付出的，付出时间大量的阅读，花费钱财增长见识，然后开动脑筋苦思冥想。 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或读书很少的人，焉能有常规的思辨能力？ 而思考的考，就有更高层次的要求了。 所以绝大多数人，并不擅长于思考。他们随波逐流，甘愿平庸，基本上被时代驱赶着生活。若不幸遇上舆论一律的时代，就更加简单了。凡事跟着感觉走，以“看齐”为天职，把“一致”当圭臬。 这样的人，非但不具备一般的思考能力，而且不具备常识。跟他们讨论人权与主权的差别，岂不是在用擀面杖捅火么？ 争论问题，首先是争论的双方要有一个前提：彼此都是思考者。只有这样，才能就共同的话题展开讨论。 凡是正常的争论，比如学术争论，真理争论，争论的双方并无绝对的正确或错误。因为能争论，就必然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它好比擂台比武，一个武士，焉能跟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人打斗？ 至于那些动辄就扣帽子、抡棍子的人，他们不是和你争论，而是无理取闹。对这些人，或回避、或远离、或一笑置之、或请他闭嘴。 他们其实也很可怜，自己不学习、不读书、不思考，却还想显摆显摆，刷个存在感，以表示他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也是有思想的翘楚。 比如关于朝鲜战争，就曾发生过很多争论。然而，一些对朝鲜战争不甚了解的人，一些只限于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的歌曲所熏陶的人，你和他们争论孰是孰非，岂不是赶着鸭子上架？让猪学狗叫么？ 争论还需要共同的逻辑修养，跟一个不懂逻辑的人争论，几句话就必然张冠李戴了。 有一次几个朋友争论人权和主权的问题，一位朋友说：国家的权力，是人们为了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更有保障，才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有一位老兄大声嚷嚷道：“没有祖国，哪有你？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居然埋汰国家，居心何在？”。 眼看着争论就要演变成一场辱骂，我建议朋友们不要再说话。因为这位老兄的几句话，在逻辑上已经有好几个议题了。这样的争论，已经毫无意义。 有人不断的偷换概念，争论早已经不是原先的话题。再说下去，就是一场无谓的争吵。 当然不是他理屈词穷，有意为之。他不懂，任何的争论，都不应该乱扯一起。 集中话题，才是讨论的基础。 可是，这样的常识，也往往被认为是强词夺理。人与人的争论，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人的头脑，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定势之源正是几十年的洗脑。这样的人，只能由着他去。争论是很难动摇他的定势的，除非巨大的变革。

来源：《人物》 文｜ 佚名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 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 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 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 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