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s: wengao

来源：立平观察 孙立平社会观察 我们处在公元前后那样的分水岭？ 在经历了重大历史事件之后，这个世界会变还是不变？这是很多人脑子里的一个问题，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问题。 当今的疫情，就是一个这样的事件。疫情还没过去，人们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疫情过去之后，这个世界会不会发生一些大的变化？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最敢想的可能要算《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了。他在3月份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新冠肺炎是新的历史分期的起点》。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新冠肺炎将成为“公元前和公元后”那样的历史分期的起点,。就是说，新冠前新冠后，将是如同公元前公元后一样的两个不同的时代。法国的张伦教授也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 从此人类历史会分为“2020年之前”和“2020年之后”。 实际上，诸如新冠这样的瘟疫或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确实不时扮演重要的角色。 有的朋友还会记得，前一段时间，本公众号曾转载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丁学良教授的《几次大瘟疫改变西方文明史》。还有一篇是资料性的，《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5次大瘟疫》。此外还有一篇，是我写的读书笔记，《为什么是枪炮、病菌和钢铁？》。这些文章涉及的都是历史上经常被人们遗忘的一个角落：病毒、细菌、传染病在历史上所造成的巨大影响。而这些，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历史的变迁，理解人类文明的演进，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度。 在历史上，瘟疫是如何影响历史走向的？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历史学的研究，而历史学的研究又主要是以事件的呈现和史实的考证为主，而缺乏抽象和概括。既然瘟疫或传染病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如此之重要，那么其起作用的模式有哪些？机制是什么？尽管在这样一篇短文中，我们不可能做深入的探讨，但至少可以做一个粗略的类型学的梳理。 1、地缘政治格局甚至世界格局的改变。这其中最著名的是欧洲对美洲新大陆的征服。过去，一提到这个殖民的历史，人们想到的就是坚船利炮。但实际上，瘟疫，尤其是天花，在这当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只要你看一下当时美洲最发达的阿兹特克和印加两个帝国被征服的历史，就可以明白这一点。这个影响，可以说是划时代的。 2、显赫帝国的没落以及历史进程的改变。回顾历史，尤其是在传统时代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转折，往往是与瘟疫分不开的。我们都知道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其由盛转衰的过程，都与瘟疫不无关系。公元前430年至前427年，雅典城邦爆发的瘟疫，是古希腊由盛转衰的起点。罗马帝国，两次大的瘟疫将其折磨得虚弱不堪，外族一进攻，就垮了下来。强盛一时的东罗马帝国也是被瘟疫折磨得元气大伤。 3、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我们都知道，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美洲的土著是印地安人，据估计人口在5千万到1亿之间。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对美洲扩张的过程中，大量的印第安土著消失了。在这当中，绝大部分其实是死于欧洲人带去的天花、麻疹、霍乱、伤寒、鼠疫、流感、白喉等严重的传染病。而14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有专家认为，人口的锐减，劳动力的短缺，海外市场的发现，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欧洲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步入了工业化的时代。 4、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变化。瘟疫以及于此伴随的死亡，对社会甚至人们内心精神世界的冲击是巨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会痛定思痛地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重新思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所以，学者普遍认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以及现代科学的发展，都是与黑死病这场巨大的瘟疫分不开的。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这场瘟疫成为“中世纪中期与晚期的分水岭”、“标志了中世纪的结束。”经历了黑死病后，欧洲文明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更加光明的道路。 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课题 从上面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瘟疫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式。那这一次的新冠疫情，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当今的世界？老实说，看了弗里德曼自己的论述，我多少还是有点失望。他的分析很难支撑前面那样一个大的判断。反倒是他引用的另外一个分析框架，给人们以很大的启发。 这个框架就是紧密型国家与松散型国家。提出这对概念的，是马里兰大学的Michele Gelfand教授。她曾经写过一本书，《规则制定者，规则破坏者：紧密和松散的文化如何连接我们的世界》。她将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紧密的”，另一类是“松散的”，分类的依据在于这些国家是更重视规则，还是更重视自由。诸如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之类的紧密型社会，存在许多规则以及惩罚措施，以规制社会行为。这些地方的民众习惯于较高程度的监管，旨在强化良好的行为。而在美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国，盛行的则是松散文化，通常规则更弱，氛围更加宽松。 Gelfand教授指出，这种紧密和松散的差异形成，并非随机的，“通常拥有严刑峻法的国家是那些在历史上发生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大瘟疫的国家。这些灾害频仍的国家在数个世纪的斗争中，走出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严密的规则和秩序可以挽救生命。与之对应，几乎没有受到灾害威胁的文化地域，例如美国，还能享有保持松散的奢侈。” Gelfand教授的这对分析框架，对于认识不同国家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中的表现出的差别，非常富有启发。在这次疫情中，人们可以发现，中国、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表现出很高的效率，也做得更为成功。韩国虽然在开始的阶段比较被动，但很快就转转了局面。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身处东亚，文化比较相近，可以归类为Gelfand所称的紧密型文化或国家。相反，在美国和欧洲，尤其是欧洲，流行的则是松散型文化，整个国家的架构也是按照这种原则设计的。尽管这种类型的文化和制度架构，可能有利于平时的创新，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幸福感，但当遇到瘟疫这种非常状况的时候，其弊端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所以，Gelfand教授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的松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转型。 不知弗里德曼在引述上述框架的时候，是否真正意识到他所讨论问题的实质性。但在我看来，他引用的这个框架可能是疫后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在疫情之前，两种模式之争就又一次浮出水面。而疫情的发生，尤其是不同国家对疫情的不同应对，将会使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地凸显出来。换句话来说，疫后可能会面临着对体制优势问题的再次争论和评估。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什么新的思想出来？如何权衡紧急状态下与正常时期的选择？这些反思对未来世界的走向会有什么影响？可能都是特别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来源：复兴网 文 ｜ 张宏良 　看到大家对批判方方问题讨论的很热烈，感到有几句话需要提醒大家一下。大家对方方的本质认识很准确很到位，认为她是阶级敌人，是文化汉奸，对这个问题的批判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现在需要炮火延伸，需要将战场引向深入，而不能只停留到现在对方方个人的批判，如果只停留在现在对她个人的批判，就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方方这样一个阶级敌人加汉奸，能够在中国通行无阻完全是个人品质决定的。 　　如果把一切都归咎为方方的个人品质，那么我们和五毛党就没有两样。五毛党也批方方批茅于轼，就像蒋介石也批汪精卫一样。但是他们和我们共产党批汪精卫的结论是不同的，蒋介石认为汪精卫当汉奸是个人品质决定的，我们认为汪精卫当汉奸是他的阶级立场决定，是他和蒋介石共属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没有汪精卫也会有张精卫王精卫等等。 　　现在批方方也是这个问题，方方是反共的阶级敌人，是反华的汉奸，这一点已经没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谁把这样一个反共和反华的人弄到了厅级干部的位置?是什么因素把她的反共作品指定为获奖作品?又是谁赋予了她法外特权?法律规定，疫情间造谣者要判7年有期徒刑，而整个疫情期间最大的谣言就是方方那个手机图片的谣言了，可是不仅没有判方方有期徒刑，甚至连对李文亮那样的训诫都没有? 　　这才是批方方的意义所在，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群众认识到批方方的意义，才会站到我们左派一边。如果只纠缠于方方的个人品质，只是就事论事，那么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被她所蒙蔽，因为她是打着批判现实的幌子，又是在李文亮和李跃华问题上站在老百姓一边，很容易让我们在老百姓当中陷入被动。五毛党就是用这种方法让左派在很多问题上陷入被动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脱离制造方方的土壤和背景来批方方，不能脱离她是站在剥削和压迫人民的立场上来批方方，不能脱离它是代表1%精英阶级的立场上来批方方，不能脱离她是代表危害中华民族的文化汉奸这个立场上来批方方，如果离开这些东西来批方方，就等于是只批假酒而不批造酒厂一样，等于是和五毛党一样只认为是方方这个种子不好，而与土壤没有关系。 　　五毛党之所以也批茅于轼批方方，就是要把一切都归咎为是方方、茅于轼这颗种子不好，而与这个腐败的土壤没有关系。贪腐势力和资本势力雇佣五毛党的原因，就是要求他们把一切罪恶都归咎为个人，而不要去追究土壤的问题。只要不追究和不改变土壤，就是对贪腐势力和资本势力最大的保护。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注意我们共产党人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而不要变成腐败势力和资本势力的政治炮灰。 　　文革期间毛主席就反对这种把一切归咎为个人品质的做法。江青也一直在注意纠正一些人的这种做法。当时红卫兵把刘×的一些个人生活品质问题翻了出来进行批判，就遭到了江青的严厉批评。当时江青就讲，我们和刘×之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不要把群众的眼光都转移到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上来，转移到他们个人的道德品质上来，而是要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虽然站在市民阶级的立场上来看，站在市刽的实用主义立场上来看，只批政治立场而不批个人品质的斗争方法是很吃亏的，因为个人品质最容易搞臭一个人，刘邓他们短期内的胜利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从长期来看，从根本的阶级利益的角度来看，还是应该主要批他们的政治路线，政治观点，政治土壤，因为只有改变这些东西，才真正有利于人民大众的利益。 如果把一切都归咎到刘×他们的个人品质上，反而在客观上会保护刘×他们那个阶级，今天五毛党特别是混入左派队伍的左派五毛党，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保护他们那个官僚资产阶级的。 　　张宏良复兴网微信群聊天摘录 2020年3月25日上午

来源：新少数派 作者：何三畏 来源：公众号“屋权史” 原标题：何三畏｜谁惹了连岳 前几天去了趟杭州，我是这样一个人，有得吃香喝辣，就会乐不思蜀，甚至不上网，不看微信，所以，回到蜀地才看到，网上又多了一个疫情次生灾害——方方因为写疫情日记让连岳很不高兴，接着，连岳声称，更让他生气的是民主，方方已经不在话下。 这是为什么呢？作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成功人士”，“中国中产阶级的代表”，要不是岁月好得无法消受，有什么必要到方方和民主门前去叫阵呢？ 我就去网上搜，发现连岳做着一个公号，带货的。但这跟方方和民主应该没关系，起码没碍着他。甚至看起来他可能没和方方打过交道，也应该没有受过民主的压迫，那么，他的无名火从哪里来呢？ 看网上的评论，我觉得大家可能想多了。我以前跟他有过一点点交道，我觉得当你按常理去理解他，那你就认错了人。 大概是2008年上半年，南方人物周刊要出一期杂志，纪念王小波去世十周年。要约一些自称“王小波门下走狗”的文章，连岳算一个。据说他自称在读到王小波之前，是个傻叉，读了王小波之后，才变聪明了。 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徐列先生先前是南方周末副主编，他曾经说过，他在南方周末发现了三个作者，包括本人、童大焕和连岳。童大焕大家知道，今年疫情期间写过几个爆款，比连岳骚扰方方和民主的文章还有名。我去南方周末的时候，连岳还在福建给南方周末投稿，后来，他也到了南方周末。这样，徐列就没有把连岳当外人。 按编辑体例，需要在文章旁边配发一张作者小照，那时连岳大概又回了福建，编辑和他邮件沟通，他文章发来，就是不发照片来，我在编辑部楼道听有人说他对自己的照片不自信。临到要付印了，徐列就从什么地方找了他一个头像放上去，估计是他以前和同事什么的集体照上截下来的。 这下就惹祸了。杂志出来后，连岳给杂志发了邮件来（好像网上也有，我懒得去搜，就凭记忆写这个帖子），曰，南方人物周刊，关门吧！我估计这事让徐列很伤心的。南方人物周刊是徐列的亲生儿子，你说徐列你等着，我改天来杀了你，可能没什么，因为杀了他杂志还在。但连岳哪里伤心说哪里。 徐列对连岳是实实在在的知遇之恩。按我川东人的想法，假使徐列在街上遇到歹徒，应该扑上去挡刀的。何况那张照片并不比你本身丑。再说，徐列也是不得已，如果为了你一个人，打破编辑体例，不也怪怪的吗。 还有，当时发稿多少有点需要平台，自媒体还没有现在发达，而南方报业算是一个不错的平台（本人就一直感谢南方汉奸系），当时有几个媒体会认认真真的用专辑纪念王小波呢，作为王小波门下走狗，不是很合意的事情吗。 但为了“擅自使用”他的一张照片，而且是配发他的文章，他不仅没有情谊，反倒诅咒杂志关门，而杂志社还有一帮人要吃饭呀。杂志社没有人理解这是啥样的脑回路。 总之就这么个事情，连岳就差点没把南方人物周刊的场子砸了。但这还不算，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已经忍我好久了，还让我好好活着不知看了本大爷好大的人情。 南方人物周刊创刊时我编了两个专栏。专栏页码不多，徐列恨不得把天下作者一网打尽，一个页码要发两篇稿子，那就必须严格限制字数。有一个版上，有连岳和杨早两位，杨早是一位字字推敲，惜墨如金的作者，字数也卡得刚好。有一次，必须取掉两行才放得下。我想，连岳的稿子前一段是展现机智的，取掉不会伤及文意，就这么办了。 对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何等自然的事情，但我当时居然给连岳写了邮件，说，不得已要删掉两句，不好意思删杨早，我跟你熟一些，就删了你的。其实这是十足的空话，你拿到杂志一看，版面没有一丝空地，肯定是不得已删的，这用得着说吗，不用说也在理解的范围。 可是，大概是在让南方人物周刊关门的那个邮件，或者也发在网上，连岳说，南方人物周刊有个何三畏，删我的稿子居然说是因为我和他熟！他的意思是我不该说和他熟。说实话本来也不熟，我是妄说。他去南方周末时，我已经离开。南方人物周刊创刊，徐列重招旧部，我再回去的。 他这样讲，让我很不好意思。谬托知己，凭空攀熟，老脸往哪里搁。可是，这不是为了工作嘛。在我看来，是一个人都会明白，我不过是为了工作顺便捧他一下。同样，是一个从小被爸妈带着长大的人，都会顺着说对对对我们是好哥们儿，于是大家愉快，哪里会成为问题，本来就不是问题呀。 在报社工作过的人更应该知道，为人作嫁，编辑的活儿并不容易。因此，通常作者和编辑的情分是很受珍惜的，留有不少佳话。本人和作者的沟通，还算周到细致，但就没在这连岳那里讨到好，没留下半点人情。 看连岳的年龄，他当时已经快四十，就算他以后遇到专治情感障碍的神医，大概也就这样了。尤其他那时已经动辄引用罗素，我有个私见，一个人会引用罗素，那他就是进入了不惑的境界，上智与下愚皆不移也。 后来听说连岳在报刊上做情感导师，我有点奇怪：一个人怎么会这样和自己过不去？昨天搜他的公号，看到的第一句话是，“传递好观念”，又吓了一跳。看来他不是只做情感导师，还要兼做人生导师三观导师。再点开每一个帖子，末尾都有一句话：“我和连岳一起成长”，唉，这真是太可怕了！ 当年的事情过去十多年，没想到再次遇到连岳这个名字，是他出来检举方方一边“享受体制的福利”，一边写疫情日记去“搏反体制的美名”。在中国，认字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份严重的刑事指控。不过，几天过去，方方似乎还自由着，所以，实际上，连岳的指控暂时没有现实后果，相当于一次骚扰。 这已经够疯狂了，但还不是他要的，看到网络反应，他更来劲了，第二天干脆和民主杠上了，说这才是他真正想刺激公众的。 但我想说的是，方方没惹过他，民主肯定更没惹过他。正如我们听过一万遍的说法一样，恶心民主都是这句套话（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这位魔鬼的模样，所以，只能作这样的推论）：要是它来了，只能“更坏”。连岳也是这台词，另外，连岳特别提到，凡是能激活市场的，都是好制度，这个好时代，都能激活他的带货公号了，当然没有更好的了。 从检举方方“反体制”，跳到反民主。这个路线，没有人敢跟。连岳赢得干脆。我们还是说方方吧。连岳建议国家断了方方（及所有“体制内作家”）的口粮。这是他献给国家的“疫情后的反思”的仅有的“两项建言”之一，他就这么上心。 前面说了，连岳可能没有和方方打过交道，他的举报和建言，当属公愤而非私仇。我也没见过方方，但我和连岳相反，我写这篇帖子，主要是出于“私仇”。我心眼小。我还想给“和连岳一起成长”的网友们提示一下，小心连岳传递的“好观念”——这算公义吧。 另外，我也喜欢方方。方方的疫情日记“搏美名”是必须的，因为人性悲悯，众望所归。“反体制”我还没看出来。我看方方的一派赤心没有超出“反思防疫机制”和“追究渎职官员”的范围。我还看过《软埋》，在我心里，这本书比疫情日记更“搏美名”。 连岳说，他作为成功的中产分子，享受着时代的好处，必须说好话，否则就太矫情了。这话说的！可让人羞愧了。我觉得，这不是太矫情，这是太多情。你在生活中这样扭捏可以，好歹只有身边几个人知道，到网上这样表情，会让太多人感到难为情。 重要的是，我猜你不会被领情。有关方面不会那么糊涂，他们会考虑到连先生过去的事迹，读过王小波，在汉奸系写过文章，发表过类方方的言论。有时候，体制是既往不究的，但过余反复，料不定下一个戏码将会怎样来，谁不担心呢，体制也不是好欺的。 最后，我要特别提一下，我原来以为连岳只是情感障碍，现在，我对他的认识深化了。因为只要在网上键入方方二字，就可以看到方方对她所属的作协体制是什么看法，“享受体制的福利”并不是她的错，但作过她一样的绝然表态的，除了她以外，还真不多。 这位连岳同学，在对一个正为公共事务发声的作家发出“反体制”的严重指控时，就不稍稍做一点功课！轻狂到这样！或者这也不全怪他，而是被现实惯出来的恶习，以为只要是“护体制”，就只需要态度，不需要事实，体制总会收下这颗热切的孝心的。 2020年3月28日

来源：吉言贤食 推荐语：邹老师文，理性锋利。不避不绕，坦荡率真，八十高龄，有青春盛气。学生读来，不仅看到为文的榜样，也看到了为人的榜样。— 王大鹏 文｜ 邹贤敏 方方日记的超量传播及其所引发的激烈论争，影响逸出文学、文化领域，堪称一个正在发生的、有思想史意义的事件，其价值何在，值得关注。 冯天瑜、丁帆对方方日记启蒙价值的认定切中肯綮。方方是以人道主义为信仰的作家，秉承五四之余绪，近尊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之精神，乃是她的精神传承，平民视角、人道情怀乃是日记文本的最大特色。方方的人道主义当然是现代的，既有现代意识、世界视野，又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如魏晋文人的风骨，楚文化的反抗精神）。“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这句必将传世的名言，几乎浓缩了方方的价值观、历史观、文学观，形象地诠释了人道主义的真谛。 60篇日记关注的重点是灾难中武汉的芸芸众生，方方与那些逆行者、受难者、孤独者、寂寞者彼此隔离又相互守望，同悲欢共命运；为了千千万万平凡的普通人，她决不放弃对涉事官员的诘问与追责，对祸国殃民的极左毫不留情。生命至上、尊严无价充溢方方的内心，深入她的骨髓，是封城日记不变的主旋律，谱出了一支悲怆激昂的生命之歌。 方方的独立人格和平等精神，她的正直、善良、勇敢，赢得了千千万万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读者的喜爱与信任；自然，她那浸润着血和泪，交织着悲伤、感动、愤怒、恐惧的日记，必然会引起千千万万读者的强烈共鸣，情绪得到宣泄，心灵得到慰藉，精神得到支撑。 他们以海量的留言山呼海啸般应和着方方深情的抚慰和呼唤，留言与日记构成历史的“互文”，创造出一部动人心魄具有史诗意味的生命交响乐。 在润物无声的涓涓细流里，在直击灵魂的阵阵惊雷中，他们摆脱既有意识和现有结构的羁绊，反思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认识到每个人既是社会的存在，都对社会负有责任，又是独立自主的特殊个体，“我”的存在不容遮蔽、压抑、抹杀，个体的基本权利应得到尊重和保障；意识到个体生命与个体尊严之高贵，至少应高于所谓的“政治正确”，贵于官员的政绩和升迁，庸官之庸就在把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置于生命价值之上。面对生与死，尊严与屈辱的考验，他们懂得了人不是工具，不是棋子，只有抛弃背离实际的宏大概念，回归建立在生活经验上的常识，只有加强民主与法治的建设，才谈得上个体的生存与生命的质量，从而修正自己的价值观，走向现代文明。 请听一位70后的内心独白： 方方60天的封城日记陪伴了我，温暖了我，鼓舞了我，让我不再那么沮丧。毕竟，在方方日记的留言中，我看到了还有千千万万和人和我一样，渴望能正常地说话，渴望有尊严地活着。我常常在读日记后面的留言时流下眼泪，这些眼泪，对于我是一种疗愈；不能正常说话，总要小心翼翼地躲避训诫，甚至担心自己的饭碗，这是怎样的一种屈辱和伤害？于是内心常常生出一种怒气，对外界的；也有对自己的，鄙视自己的懦弱……我渴望，疫情尽快过去；我更渴望，疫情过后，我们能够有尊严地活着。 理性之光照进了被禁锢、被管制、被扭曲、被伤害的心灵，这就是人的觉醒，这就是启蒙！ 方方日记的启蒙价值尽在于此。 不再是居高临下、耳提面命的你“蒙”我“启”，也不再局限于知识界，而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读者，在平等交流中的互相启蒙，独立反思中的自我启蒙，共同“祛魅”，清除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 拜互联网所赐，启蒙转向平民化日常化社会化，这或许是2020社会启蒙事件超越五四、超越八十年代之处，绝不要忘记，我们为此曾付出过惨烈、高昂的代价。 用唯物史观判断，方方日记产生的巨大启蒙效应看似偶然，实则是世纪灾难中的“历史的合力”造成的，其中极左势力的围攻功不可没。对方方不乏善意的批评者，但极左是恶意的。他们信仰的是权力拜物教，热衷的是否定历史决议，否定改革开放。他们要人民和作家在灾难中为权力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并歌颂之，感恩之；谁若像方方那样，敢于对权力提出质疑和批评，必群起而攻之，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极左势力的恶劣，从反面“启蒙”了方方日记的万千读者，让他们更看清了一些问题，更明白了一些事理，更勇敢地和方方站在一起。 极左势力的疯狂，也从反面激发了方方的斗志，增添了她揭真相说真话的动力。极左的本质就是反文明，就是野蛮，不可低估他们对权力的腐蚀和破坏作用，轻易放过。鲁迅说得好：“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设想，如让这些冷血和无底线的极左战狼们爬上治国理政的高位，会是什么结果呢？恕老夫直言：人将不人，国将不国，世界也不得安宁！ 比较而言，为何40后、50后、60后支持方方者众？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极左年代，知道那个时代政治专制、经济匮乏、文化桎梏对人的戕害，知道极左就是人世炼狱、万丈深渊。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艰苦的努力，中国社会才逐渐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而今天有些80后、90后和00后，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以为相对自由与富足的条件是与生俱来的，因此批评社会、批评国家是不可理喻的。作为一个粗通人文的八旬老人，我希望大家能够追溯历史，建构历史的眼光与人文的情怀，为社会的文明，国家的进步而不懈努力。 世纪灾疫尚未结束，文明世界还在跟瘟疫苦斗，围绕方方日记的论战目前也难以画上句号。令人欣慰的是，许多有良知的学者、作家、媒体人纷纷勇敢地站了出来，唱着所是，憎着所非，颂着所爱，引领着新启蒙向前推进。另一种“历史的合力”正在聚集，新一轮阳光与乌云、文明与野蛮的交战正在酝酿，这次社会启蒙事件的发展前景实难预料，但我坚信：启蒙不死！ 二〇二〇年三月廿八日晨于长江之畔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7期 文 | 李宗陶 二十多天没出门，刘擎挺自在，他享受因为疫情宅家工作的沉静。只是，好久没见大片的天空。有天晚上，一家三口往徐汇滨江大道去，散散步也好。橙棕色的跑道上空无一人，滑板少年也不见了。 马克斯·韦伯就是因为染上了1918年起肆虐欧洲的西班牙流感而死的，56岁，正是刘擎现在的年龄。80年代，他在李泽厚的一次校园演讲中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习惯把这位德国思想家列在西方思想史课程的第一位，因为韦伯代表了现代思想的成熟。2月23日，他在“得到”开课，发刊词里提到：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一 四年前的这时候，我开始旁听刘擎的研究生课“西方现当代思想”，正是政治学系江绪林老师弃世一周，而刘擎作为系主任刚在送别会上念完那篇打动了许多人的悼文。2010年，江绪林也旁听过他的课。 第一节上导论，他向学生们交待开课的目的之一：一个人，在“被抛到这世上”之后，如何不过度地“反省人生”，如何“与不确定性共存”，如何正对加缪所谓惟一严肃的问题（自杀），如何涵育强健的心智，“继续江老师未尽的思考”。 早年他的名片上写的是诗人、剧作家。1987年第2期《上海戏剧》上有一篇《我们实验什么――“白蝙蝠”四重奏之一》，署名刘擎、陶骏、张昭、刘洋。四个人展开为什么要搞实验戏剧的讨论――“戏剧实验室在戏剧文化中扮演的角色，类似于科学实验室在科技发展中的角色”“艺术的力量取决于独特性和力度”“戏剧使人成为人”。 他们的结缘始于陶骏编剧、导演、主演的实验话剧《魔方》。这篇对谈提到1986年刘擎和陶骏编剧、陶骏导演的四幕诗剧《生存，还是毁灭》，它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加上现代生活的混合物。这个剧本后来被译成英文，由著名的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 Press）收入文集《莎士比亚在东亚》。 张昭演哈姆雷特，陶骏演麦克白，好嗓子刘擎拉来另一副好嗓子林栋甫演李尔王，他自己演现代人。主要服装是麻袋片做的，场地十平米。2019年3月，刚得了法兰西共和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的林栋甫忽然收到刘擎的祝贺短信，回了声“天！”，二人相约重聚。“好像上辈子的事情。”刘擎说。 二 上世纪50年代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技术员和他的妻子、同单位广播合唱团团员，双双响应国家号召，奔赴青海建设广播电台。说好待四年，一留二十年。他们在青海师范学院的家属院里安家，生了两个男孩，大的叫刘擎。 隔壁住着一对生物学家，来大西北教英语，这家的男孩是他童年最好的伙伴。楼上住着一位“戴帽右派”，是他的语文老师，会朗诵马雅可夫斯基和叶塞宁的诗歌。另一个单身“右派”，据说当年在《数学学报》上发表过文章。隔壁的隔壁，是一位从前在外国语学院教书的老师，她的先生曾在中科院工作。一天，有个科委的年轻人千里迢迢来请教翻译，刘擎头一回听到“信息论”，那是1975年。 学院图书馆里的繁体字苏俄文学，大人们悄悄传阅的灰皮书，《展望》杂志每期末页的火柴棍思考题，青海省话剧团后台的种种故事，父亲带他去玉树、果洛架电线安喇叭时见识的藏民及其文化，混杂着构成了知识贫瘠年代里的另一个平行小宇宙。 2015年暑假，一个刮台风的日子，刘擎在季风书园，为一些风雨中赶来的孩子和家长上一堂哲学课。 “在我大概十岁的时候，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叔叔，他们很热心地讲些‘深奥’的故事和问题，激发了我的奇思异想，开启了我后来的学习和探索，让我成为今天的我。”他推荐并现场解读朱利安·巴吉尼的《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以及另99个思想实验”。书店的沈乐慧说，那天，大人孩子听得津津有味，舍不得结束，那大概是季风人文课中拖堂时间最长的一期。 1978年，刘擎考入华东纺织工学院化学工程系高分子化学专业，满脑子“实现四个现代化”。宿舍里老有卧谈会。那些老高中、插队知青、当过兵的，都有一箩筐故事。 “‘文革’刚刚过去，国家正在恢复元气。这些夜谈，是在帮我认识社会，认识这个国家。”刘擎说，“课堂上也有许多开放的议题，姓资姓社之类……那一代的大学生，敢想敢问，敢挑战权威。” 研究生毕业后，他从化工系转到社会科学部当教师，转向上一代人又爱又怕的文科。他一面教书，一面写诗、写影评、办杂志、办剧社。 三 1988年暑假，刘擎去北京参加甘阳主持的第一届高校青年教师讲习班。二十多天里，听周国平讲尼采、赵越胜讲马尔库塞、王炜讲海德格尔、陈宣良讲萨特、苏国勋讲韦伯、郭宏安讲加缪，还结识了《读书》杂志的沈昌文和王焱。课程结束时他被甘阳推为优秀学员。 紧接着的10月，刘擎作为记者去成都参加金观涛主持的“中国学者展望二十一世纪”会议，结识了郑也夫、陈方正等人。 “会上，金观涛讲他的现代化理论，引用了韦伯的理性化与非个人化的概念，当时大家好像没有听懂，因为他的表述比较特别。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就明白了，就冒冒失失地发言，讲了五分钟，好像是把老金讲了半个小时或者四十分钟的内容讲清楚了。老金非常impressive，吃饭的时候主动到我这桌来跟我聊。他当时已经编了《走向未来》丛书，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开始谈一个关于卡尔·波普尔的问题，我居然和他争论起来，那时候真是年少轻狂。晚上，他到我住的房间，让我考虑申请读他的博士生，他快要当博导了。这对我非常有吸引力。他随后就来上海，跟王元化见面，王先生要搞一个刊物《新启蒙》。我们谈过好几次，他去开会、演讲和座谈都把我带上，我就有点被人看作金观涛弟子的意思，然后就有出版社编辑跑到我家来约书稿……因为这样的机缘，我等于一只脚跨进了思想学术圈。那时候，老金建议我读帕森斯、韦伯，有一些笔记也借给我看。” 他后来发现，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这两个群体，“文化中国”编委会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都致力于开启民智，探求出路，但存在明显分歧。 刘擎也被领进永福路17号，那是当时上海最活跃大脑的汇集之地。萧功秦、高瑞全、张汝伦、严搏非、陈兼、杨东平、何平（小宝）……新人通常不会空手进门，刘擎第一次讲的是昆德拉的小说。 “那时候，一个礼拜有四天晚上我肯定是在外面的，错过一次聚会就心慌，每天都像喝醉了酒一样美好，每天都有新的世界打开。心灵是开放的，对知识是饥渴的。”刘擎说。 “印象很深，1990年元旦，在淮海西路红磨坊附近他家里，地方很小，朋友们一起守岁。记得有顾刚和袁鸣，顾刚是新加坡大专辩论赛复旦的辩手，他的好朋友。”许纪霖说，“然后他很快考了托福，去了美国。” “走之前，他请我们吃饭，一个很小的饭店，水泥墙，几张桌子。他把自己的诗集分送给大家，是用钢板蜡纸刻了油印的，很薄，十几二十几页。前几年我还翻到过。”严搏非说。 马凯大学是一所私立天主教会学校，小而美，师生关系亲近。刘擎所在的政治学系主任罗德之（James Rhodes）有很好的古典学养，曾亲炙沃格林（Eric Voegelin），也旁听过斯特劳斯（Leo Strauss）的课。2006年，刘擎邀请罗德之到华东师范大学开设一门介绍沃格林思想的短期课程，正值国内斯特劳斯热及其“隐微写作”浮现之时，他以为有必要让学界认识另一派杰出的保守主义者。 后来刘擎又去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士。博士论文答辩那天，他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多小时。在场的教授们愕然。 “80年代虽然热烈，也有浮夸的一面。如果还在当年的文艺圈继续走下去，我很难想象现在自己的样子。美国九年，让我沉静下来。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 四 刘擎终于在当年听过很多讲座的华师大安顿下来。 2014年，思勉人文研究院跟哈佛燕京学社合办一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再阐释”的会议，与会者都是该领域的大佬级人物：沈志华、杨奎松、王奇生、裴宜理、周锡瑞，等等。刘擎也被邀请。“按理这不是他的研究范围，但是偏偏他的发言给大家刺激最大。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是做历史的人想不到的。”许纪霖说。 从2003年开始，刘擎每年年末撰写一篇西方思想界的年度述评（许多人称为“大餐”），至今已经17年。周濂说：“这个工作首先建立在非常广博的阅读之上，然后要有相当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有独到的眼光，在西方学术界整整一年的思想贡献中甄选出最具代表性乃至前瞻性的话题，做一个高屋建瓴的总结，我觉得难度是很大的。”陈嘉映说：“特别值得读，国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写出来。” “我觉得他最好的角色可能不是教授、学者，是在舞台上，”许纪霖说，“他骨子里活得很率性，他需要激情。学术圈里，只要有他在，场面就活了。他是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存在。” 答案太多，如何选择？对话刘擎 写文章和论辩，为了什么 2007年，刘擎的学生马华灵交出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现代性危机的两幅肖像：伯林与施特劳斯的世纪悬案》，其中反驳了施特劳斯在《相对主义》、刘小枫在《刺猬的温顺》中对伯林的批评。刘擎在这篇习作上用红笔写了密密麻麻的旁批：  这些文字是在说什么？空穴来风，似是而非。完全没有实质性的问题的梳理、展开和解释，也没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有所回应，就大发议论并且抒情，这是很糟糕的蹩脚诗人的文风。……它表面上很有力量，但没有真正的论述，不仅会让读者不知所云，你自己也会变得糊涂。……为什么就不能做一篇踏踏实实的论文，比如“伯林与相对主义”，明确界定论题的来由，细致处理相关的文献，展开充分的分析，然后给出自己的论点和论证？ 人物周刊：说到文风，就想到辩论之风。你看，昨天一个词群里就吵成那样。 刘擎：我的老师罗德之说过，论辩有两种：一种是律师型，律师在庭上论辩，目的是赢，所以他会尽可能搜罗对他有利的证据，然后回避、歪曲或者诋毁对方的证据，当年流行的大专辩论赛就是典型；另一种是苏格拉底式的，审慎细致地处理各种证据，真诚地展开辨析，论辩是为了理解，为了寻求真理。我提出我的观点，但不妨也听听你的，说不定能拓宽我的思路，让我更接近真理。这让我终身难忘，也塑造了我的学术人格。在一个知识的世界里，我们发言到底是为了赢，为了名声，为了脱颖而出，还是为了求真得理。 人物周刊：陈嘉映老师专门写了几句表扬你，有一句是：“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有态度有立场，但不妨碍他深入理解不同立场，这非常难做到。” 刘擎：我们现在不太理会人家究竟在说什么，不耐烦听，或者没听完就曲解别人的意思，急于驳倒对方。值得谈论的东西你得认真听，听懂了一个你并不一定赞成的意见，说不定会激发你生出新的想法，帮助你形成更好的理解。其实思想也是一个生命，不被挑战的观点和论述是长不大的，要经受很多冲击，才能够变得饱满。在这方面我跟伯林蛮像的，不太喜欢读跟自己观点一致的东西。我本来可以当个工程师，改做人文学术是为了满足求知欲和好奇心，不是为了开宗立派做大师。 为什么中国学术界的论辩气氛还不那么令人满意？我们缺乏“认错”的文化习惯。爸爸妈妈从来不认错，老师不认错，领导不认错，学者相互之间也不认错。我记得在博士阶段，会跟导师开玩笑，指出他遗漏了这点那点，他听了会很高兴，“天呐，这个我没有读过。”他不会觉得，承认没有读过，他的权威性就下降了。 一个现代人怎样才能有好的生活？ 人物周刊：罗尔斯关注正义，伯林关注多元论，嘉映老师关注历史决定论和自由意志问题……你的母题是什么？ 刘擎：现代性问题，其实就两个方面。就是当尼采说“上帝死了”之后，当韦伯说“世界祛魅”了之后，普遍的超验标准没有了，至少不再是自明的。那么对个人来说，靠什么安身立命？对社会来说，基本的秩序规范和组织原则是什么？就是政治的正当性/合法性问题。现代性的来临是一件大事情，因为它是不可逆转的，只要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带来的流动性无法逆转，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现代性的难题。 思想史研究重视的对象，不只是“义理”，不是说哪种理论越艰深越精致就越值得研究，而是（我认为是更主要的）必须关注那些深刻影响人类实践的思想，它们渗透到公共文化的核心，进入了人们深层的行动逻辑，为公众提供了解释世界的认知方式，以及规范行动的道德原则，哪怕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思想家的名字或者观点，但已经成为他们默认的观念，查尔斯·泰勒称之为“社会想象”。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思想高明或正确，现代社会的很多病症表明，这些思想可能有很大缺陷和局限。但正因为如此，它们才重要，才值得研究和反思。… Read More »

来源丨金微观察 连岳最近说疫情、谈民主，被公知骂上了热搜，关键的是连岳是国内最早的一批“公知”，他背叛了。 我曾是连岳的一名读者，这个话题说几句。 上大学时，连岳挺受欢迎，有一本书叫《我爱问连岳》，出了系列，内容是回答读者来信，涵盖男男女女情感、生活等各种问题。 这 不是一本简单的鸡汤读物，有些硬核内容，连岳以幽默风趣的文字对来信分析，给出一些建议，对有些装逼的来信则直接开骂，经常看他骂有些“心机婊”“圣母婊”、“道德婊”。比如有个女子面对婚姻的选择，想方设法证明自己对爱情的坚贞但说到现实的窘境，连岳意味深长地回了一句：我懂了。 我喜欢连岳，很重要一点，他透过那些辞藻、鸡汤、情绪的话看到事件本质，能将一些问题分析透彻，提出自己独立的观点。 那时的连岳是南方周末记者，后来才转型的专栏作家，身居那个海滨城市厦门，文章里经常有对厦门的描述，让我对这个城市多了些好感。 2007年，厦门因为PX项目遭受市民质疑，连岳是激烈的反对者之一，他在blog里支持市民为环境抗争，他为此获得了当年最佳的中文博客。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之后，连岳在博客中对政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我印象中，他树立一个比较早的公知形象，公知的全称是“公共知识分子”，那是一个让人尊重的社会群体。 大学毕业后，我忙于工作，对连岳信件的文字渐渐疏远，也没再怎么关注连岳。偶尔，连岳因为一些发声，引起一些风波。 这一次，新冠疫情，连岳突然上了热搜。我的朋友说连岳怎么攻击起民主了，我赶紧找来引发争议的两篇文章，大致内容是： 第一篇《尤其是今年，从个人到国家，生产力竞争才是一切》，连岳从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故事说起，说到了中国的抗疫：这是疫情迫使我们回到世界的本质，没有危机、没有匮乏，不知道生产力才是王道。一有危机，不少国家的居民去抢空超市，最早发生疫情的中国，面对最多未知，中国人的人性也没有更高明，但并没有听说抢购事件（除了有位不靠谱的专家引发的小规模抢购双黄连），那是因为中国人本能相信中国工厂、中国电商与中国快递的强大生产力。 “疫情之后的中国，有两点要反思：一是对贡献生产力的企业家要好一点，他们才是国之根本，减税降费相当于提升生产力；二是别再用纳税人的钱养一堆作家了，别以为养他们就自然是你的吹鼓手，更大的可能是享受你的待遇、福利与特权，还要搏一搏反体制的美名。” 反体制的作家，应该是指最近的网红作家了，这个评价，大概像他当年的回信，撕下了各种华丽辞藻、嘹亮悲歌的伪装。 这番话，连岳受到猛烈的批判，上了热搜，这还没完。 3月25日，连岳又发表一篇文章《既然我上了微博热搜，那就说一说》，自嘲道：“今天被公知群起攻击了。我也没当回事，被攻击也不新鲜。几个月我关于香港的文章，公知就有一波暴风骤雨攻击。” 连岳说：“我认为中国这次防疫，从政府到民间，都很出色。当然不是100分，尤其是面对全新病毒，谁能100分？现在有各国政府的防疫对比，中国一点不输，前几天英国想采取放任感染的新招术，现在也改变了，吸取了中国的经验与办法。我认为做得好，当然不认可那些哭天抢地、深挖痛骂，你要做是你的权利，要我附和你，那没门。” “有人说，中国虽然防疫做得好，但中国没有民主！所以必须批。这话对民主控有用，我年轻时是民主控，可惜我现在不是了，感谢奥地利经济学派诸位先贤大哲，让我完成了这个转变。” “ 请注意我接下来说的话，这才是有资格被骂上热搜的：民主并不是更好的体制，它是更坏的体制，它对市场经济、契约精神、对自立自强的高尚品格，都造成持久的、制度性的伤害。一个释放了更多市场的体制，就是更好的。中国的体制并不会比美国更不爱市场，甚至更爱，当然可以做得更好，这是后话。” “一个喜好市场的君主制国家，好过一个民主国家。柏拉图的话是对的，喜好民主并非雅典的光荣，而是雅典的堕落。中国真搞起欧美那种民主，也将堕落。” “你追求什么都是你的权利，包括你追求民主，但我对民主持如此负面的看法，我就不会觉得欠你什么，你追求一个让世界变糟的事，不嘲笑你已经是最大善意，欠你什么呢？” 这段文字，也激起了对连岳更猛烈的攻击。我看了公知的发言，对连岳骂的特别狠，批判连岳的堕落，甚至要让他自裁。 媒体人黄章晋表示：只强调方方有工资，故意不讲一个作家如何才能市场化生存，这不是它不知道，所以，我同意这样的看法，连岳是个下流胚子。 他们对连岳的转变，有两个猜测：1，“连岳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早就不再关心众人的命运，成了支持体制的小粉红吗。”2，“只会用自身境遇锚定价值坐标的人，是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观的。”3，还有人把连岳与方方放一起说区分是否真正知识分子：能不能表达与自身处境无关的忧虑？ 连岳之所以受到攻击，无非是这些人认为他违背了那些人一贯的价值观。在我印象中，连岳还是那个有些熟悉的连岳，特立独行，不为他人的观点所左右、不受群体价值所裹挟。 连岳这次一改他过去批判体制的风格， 对中国抗疫作了正向的肯定，他主要是进行了各国的对比。 这次的疫情是全球性的，不同体制不同国家抗疫，会有一个清晰的对比。这次疫情，打破了很多人对西方国家的印象，比如医疗系统、全民动员等，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演练，就连一个口罩，西方人折腾了半天，又是游行又是抗议，加剧了疫情的传染。 这个时候，作为有集体主义观念的国人，显示出了强大的执行力，武汉封城、全民禁足，居然没有抗议没有游行，人人自觉戴口罩、保护自己的家人，确实是不同的文明社会。 中国作为第一个疫情爆发的国家，通过这种全民隔离阻断、中西医结合、方舱医院等模式，成功控制住了疫情，成为避风港，一些海外华人花几万甚至十几万回国，这激起了国人的自信心、民族自豪感，于是国人又重新审视自己的体制。 公知主要是对标西方的民主自由，俗称的“灯塔国”，随着全球疫情越来越严重，西方还没有找到好的控制办法，尤其是意大利高达10%的死亡率，所谓的先进医疗、制度神话等褪去光环，这就比较尴尬了。所以，面对现实，要么选择性失明，要么作出双重标准的批判。 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英国的“群体免疫”，一家自由派媒体吹捧其为“更高级的人道主义”，但当初，同样是这些人对中国政府的隔离等政策吹毛求疵上。这个抗疫时间线上，对内对外各种双重标准，当外媒恶意妖魔化我们称“中国病毒”时，他们不作声，有网友反击西方时，立即有公知代表痛斥“停止妖魔化外国抗疫，国人世界观别被毁了。” 这种对西方的追崇意识，成了一种病态、一种跪舔的姿态。所有对西方不利的都不信，所有对中国不利的都一律相信，甚至刻意会美化西方、掩盖问题，营造出了一个西方伊甸园来对比侮辱和诟病中国的抗疫。 有些留学生经历了西方的疫情，遭遇求助无门、医院不收治的情况，想方设法地回国，这个时候你还去美化所谓的群体免疫，这不是招人恨、惹众怒嘛。很多出国留学为什么不理会公知那一套，因为他们在国外，视野更开阔，看的东西更多，不再崇拜彼岸的灯塔，也能看到自身国家的问题。 一场疫情，会暴露出很多问题，而公知的叙事逻辑主要就是体制问题，所持有的理论武器，无法解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不同的体制，不同的种族，不同文明底色，借着这次疫情统统展现在世人面前，群众心里有杆秤。当然，我也不是否认疫情之初暴露的体制性问题，而是如果所有出发点、叙事逻辑都围绕着体制，甚至绑架民意，一味地指责，完全看不到对方一点优点，这不符合事实。 连岳这次并没有像过去那样批判体制，而是放到一个全球性的视野，包括生产力、企业家、不同国家对比等，更关键的是对中国的防疫提出了表扬，“从政府到民间，都很出色。”这自然是违背了公知价值观的，所以惹怒公知是正常的。 连岳说了句实话，招了骂，很多人批判连岳，不过是因为他背叛了这个群体，背叛了这个群体的价值观，但谁对谁错，还不知道，让时间来证明吧。 连岳现在50岁了，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他自己也说了，对自己的能量有了真实的认识。“年轻时以为自己能改变世界，那是犯了年轻人都会犯的错误。改变世界的不是自已，是马云、钟南山、任正非。” 公知们就放过连岳吧，不要绑架他了。

来源：环球读书与旅行 武汉封城期间，作家方方写了整整60篇日记，来记录这场历史性的公共灾难。 方方说，她记录下来的60篇日记是受难者日记，最悲伤的是死亡，最感动的是医护人员的无畏无惧，还有武汉人的克制和他们对李文亮这种普通人的深情。 3月25日凌晨00:22，作家方方的财新博客更新了她的封城日记终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从2020年1月25日大年初一，到3月24日武汉市宣布将在4月8日解封，整整60天，方方用60篇个人日记，记录了这场历史性的公共灾难。 最后她引用了《圣经》中使徒保罗的一段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个人叙事结束之际，方方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财新记者的采访，回答了她对于这场疫情、对于自己的记录、对于知识分子和武汉的一系列问题。 01关于新冠疫情 财新：你最早在什么时候听说武汉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的？ 方方：最早是2019年12月31日，是我大哥获悉的信息。我们有一个小群，就只有四个人：我和我的三个哥哥。大家会经常在群里说些事，但主要是家事。 12月31日上午10点，大哥转了篇文章，说“武汉疑出现不明原因肺炎”，并注有括号“SARS”。我大哥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二哥马上就提醒大家不要外出。之后我大哥再度发出信息，确认此消息为真，并说国家卫健委专家已经抵达武汉。因为我小哥住在最初病情集中暴发的华南海鲜市场附近。所以我要他近期不要去医院。但我小哥说他下楼看了一下，汉口的市中心医院平静如常，他原以为会有很多记者。 很快我在同学群里看到了华南海鲜市场和中心医院情况的视频，于是立即转发到自家群里，也提醒小哥出门戴口罩，甚至建议他元旦后先到我家来，毕竟我当时住在江夏郊区，离汉口比较远。小哥表示，看看事态发展再说。二哥则认为，不必太紧张。政府不会封锁信息，否则就太对不起老百姓了。我基本上跟二哥的想法差不多，觉得这么大件事，政府不可能封锁信息，不可能不让百姓知道真相。元月1日上午，大哥再次转发了《武汉晚报》关于华南海鲜市场停业整顿的新闻。小哥仍说他们家附近没什么变化，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作为普通百姓，其实在这一天里，我们已经高度重视这件事了。所提及的措施与现在无异，就是戴口罩，呆在家里，不要出门。我相信其他武汉人跟我一样，经历过SARS那样的恐慌后，谁都不会轻视这种消息。 财新：那你什么时候感觉到新冠肺炎的事态变得严重的？ 方方：应该是到1月中旬了，那时候民间已经有很多传言。当时并不是觉得事态有多严重，只是听说这病传染，有不少人被传染了。我从1月18号开始戴口罩，也要求家里阿姨出去买菜时戴口罩。 财新记者：听到封城消息的那一刻，你想到的是什么？有没有想到要离开？你如何看待封城那天离开武汉的人？ 方方：我应该是第一时间知道封城信息的。因为我1月22日晚上去机场接我女儿，回家时已经是1月23日凌晨1点左右了吧。我平时也睡得晚，打开手机，很快就看到封城信息。我完全没有想到过要离开，当然也没有想到过事态会严重到后来那样的局面。我可以理解在23日上午10点正式封城前离开的人，逃生是人的本能。那些谩骂的人，我相信，他们如果在武汉，多半会是第一批逃走的人。 财新：封城期间你的日常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每天如何安排时间？有缺物资的时候吗？ 方方：我一向睡得很晚，所以多半是中午起床，凌晨睡觉。写作是晚上，下午会做家务、做饭，以及了解一下疫情的情况。目前我的物资都不缺少，毕竟是过年，家里多少都会有所储备，另外也有同事和朋友帮我买一些吃的。而且的确经常有爱心菜送过来，以我的饭量，每送一次都可以吃好久。 财新：如果没有发生疫情，你原来如何打算过年的？封城对你个人生活最大改变的是什么？ 方方：也差不多这样，我今年的计划是把手上的中篇小说写完。封城改变的是人的心情，看到武汉人惨烈如此，非常愤怒也非常悲哀。不知道疫情之后，他们会不会白死。我很担心活着的人，为了得到实际利益，把死者为何而死，全都忽略掉。 财新：期间你恐惧过自己也被感染吗？ 方方：我没有什么太多恐惧。因为我长时间住在郊区，回过头检索自己到过的地方，与什么人接触过，以及计算时间，觉得感染上的可能性比较小。但也不能排除。我一天一天地减掉时间，到春节前后，基本上可以排除自己的感染了。但这个排除法的过程，其实细想想，是非常悲哀的。 财新：疫情期间，武汉人的情绪每天像在坐过山车一样，有悲伤，有感动，有愤怒，有恐惧。在整个疫情期间，最让你悲伤的事情是什么？你最愤怒的事情是什么？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 方方：最悲伤的当然是死亡。熟人的死亡，同学的死亡，知道人们求医过程而无能为力的时候，非常难过。最锥心的是常凯一家的死。最愤怒的是前期延误十几二十天时间，造成后期这样严重的混乱，这是人祸。最感动的当然是医护人员的无畏无惧，还有武汉人的克制和他们对李文亮这种普通人的深情。 02关于疫情日记 财新：你的日记成为外界了解武汉疫情的一个窗口，有武汉以外的人说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方方日记，你觉得意外吗？你觉得为何会引起这么大关注？ 方方：不是一般的意外，是完全没有想到。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我在微博上闲扯，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这一次简直是惊讶无比。我没有看过别人在媒体上写的报道，所以不知道自己跟人家有什么不同。 财新：是什么缘由促使你开始写疫情日记？写作时的状态如何？ 方方：没什么缘由，就是《收获》杂志的主编来约稿。我当时心情不好，还不想写，后来转念一想，觉得不妨记录一下。之前是随便什么时候写，因为微博没什么限制，比较方便，后来又用朋友的微信代发，微信一天只能一篇，夜晚12点后才能发出，我就改为夜晚写了。而且那时候，资料也会比较多一点。 财新：很多人把你的日记看作战地日记，你的日记中提到一线救援和疫情发展的相关信息，很多信息来自你的朋友和亲人，你并没有亲临救治一线，你是如何甄别和选择这些信息在日记里写出来的，选取素材的标准是什么？ 方方：这不是战地日记，这个定位不对，这是受难者日记。我也是武汉受难者之一。我没什么标准，就是想到哪写到哪。素材到处都是，网络这么大，每天都有人聊聊天，谈一下自己身边的事，当然，专业的事我会问医生。这种个人记录，更重要的就是个人感受和个人视角，它一定是与记者的报道不同的。再加上，它是没有任务的，是不存在责任感和上级要求的，所以它可以很随意。生活本来就是很多琐事的，个人日记避开不了这些。信息不严谨之处肯定有，但不多。比如雷神山医院的屋顶被吹掉几片，我写成火神山医院了，这是错误，但核心的部分不错。防失联看更多请加微信Lrt21012注明读者。 财新：有人认为你是批评者，有人认为你是辩护者，你是如何选择和认知自己的视角？ 方方：一个个人记录，而且是日记式的记录，没那么吓人。我一直强调实事求是，该批评的就批评，该辩护的就辩护，我又不是为了讨得什么人的欢心而记。把它定位在一个普通人在疫区中的记录，就可以了。 财新：你的日记中也有对前期防疫处理失误的一些批评，你不怕惹相关部门不高兴吗？另外，你的日记中也提到一些官员的不容易，有网友认为你是在为官员辩护，你是如何看到这种批评？你作为曾经体制内的人，有很多官员朋友，这期间有没有官员朋友来跟你倾诉过？ 方方：他们不高兴，关我什么事？我被关在家里这么多天，900万武汉人不能出门，500万武汉人不能回家，还有那么多受难的百姓，那些相关部门应该考虑的是他们高不高兴。有些网友对官员的批评是在小节上过不去，比方念错了字，或是市长的帽子。我觉得这些小节不算什么，正是全力抗疫期间，这种事可以放弃不究。我们要追究的是大事，这就是作为一方主政官员，百姓受如此大的苦难，守土安民，有没有做好，这个是必须追究的。何况当时，武汉有多紧张，外人可能不知。疫情期间，只要官员在干活，不是大错，就不必说，这是我的观点。没有官员找我倾诉，我尽管是体制内的人，但我不是官员。跟所有官员都没有太多往来，尽管很多人都熟悉。 财新：在日志被关注的同时，也给你带来一些麻烦，你如何应对这种关注和麻烦？ 方方：不就是那些极左分子叫骂吗？几乎所有的极左分子都上阵了。那又有什么用？他们水平实在太低了，只要不是明显的违法，比方造谣或是构陷，根本就不用理他们，让他们自娱自乐就是。而且他们中的一些大V写骂我的文章，都是要打赏了，人家是门生意，要赚钱，我跟他们罗嗦个什么呢？断什么也不好断人财路呀。 03关于知识分子财新：在疫区写作，和你以前历次写作经历有什么不同？你认为你目前发表出来的日记有多少是作为一个亲历者的记录，有多少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写作？ 方方：既是一个亲历者，也是一个见闻者。我是900万被封在家里的武汉人之一，这是确凿无疑的事。我在家里虽然足不出户，但现代网络给了我了解武汉发生了什么的条件，这就是电话、视频以及各种文字。除了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记者写的文章、视频和民间自媒体的东西外，我还有那么多同学、邻居、朋友、熟人以及同行同事，他们是与我一样的亲历者。在与我交谈中，自然会告诉我很多事，有些就是自己家人发生的事。 财新：你的日记中提醒湖北同行，“如果谄媚，也请守个度”。你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在灾难面前唱赞歌的现象？ 方方：这个我们还见少了吗？每一次灾难面前，那些谄媚的诗文还少吗？我说这话时，武汉已经很惨了，我心里是有愤怒的。其实除了我，武汉有很多人在记录，知识分子中也应该有很多人在记录。我家都是理工男，不关心政治，胆子也不大，都是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只是因为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一想到有些人会谄媚，就觉得提个醒比较好。武汉这样沉重的灾难，可能有些人不明白，还要乱歌颂，所以当时就撂下了这样一句话。 财新：你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而我们偏偏处在尘土飞扬的时代。”你认为知识分子在人民和国家大灾难面前，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方方：难道在人民和国家这样的大灾难前，只有知识分子要承担吗？应该是所有人都要承担吧？但，能不能承担，以及能否承担得了，既在于个人选择，也在于个人能力。 04关于武汉人和武汉这座城 财新：钟南山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你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方方：在中国，每一座城市都是英雄城市，不独武汉。但是钟老因为知道在这场疫情中，武汉人奉献了什么，以及会受到怎样的伤害，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感慨。 财新：你把武汉称作自己的敬亭山，你的日记中也分享了一段武汉嫂子“汉骂”，你觉得很解气。你觉得武汉人的性格底色是怎样的？ 方方：武汉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爽快，当然，说话做事也比较直接。因为语速快，声音大，所以显得不那么斯文。大多武汉人都有江湖气，肯为朋友拔刀相助。武汉人经常是非常讲义气的，并以此为豪，这恐怕跟武汉以前码头多有关吧。 财新：那你认为这次新冠疫情对武汉人的心理会有怎样的影响？灾情过后，武汉人如何进行心灵重建？ 方方：这次武汉人受到的伤害当然很大。不谈死者，在求医阶段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时的惨状，那时的绝望感我相信是非常深的。死者已逝，但其亲人尚在，他们都共同经历过那种惨烈的时刻。放下这些最受伤害的人不谈，光是武汉900万市民困守六十多天，也是有内心伤害的，压抑、郁闷或是烦躁，都会有。而且开城后，或许还会有更复杂的感受，各种后遗症恐怕都会出来。比方儿童敢不敢出门，成年人敢不敢近距离讲话，等等，对病毒的恐惧也会遗留很久。 财新：待到疫情结束， 武汉解封，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方方：结束写日记，然后，好好休息几天，继续完成我欠下的小说。

来源：张晓东 旁观者更清 方方的日记，用他的话说。 方方日记完结篇是这样标题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尽管是完结篇，这裹脚布也是蛮长的。嗯，还是坚持重点的说吧。 首先，要给作者点个赞。毕竟知道做错了什么，给人家“广西的梁护士道了歉”。至于之前她对梁护士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是否生了什么谣言，也不必追查。这个态度还是好的，至少她还能明白：“想来是我的医学知识太缺乏”。 接下来的描写可以品味一下。 “非常有意思的是，中美政客们在相互指责对方，怼得来劲时，而中美的医生们却联合了起来，他们在商量怎样拯救病人，讨论用哪些药物对于降低死亡率确实有效，哪种治疗方式更好。也谈怎样防护、怎样隔离之类的话题。” 首先，“中美政客们在相互指责对方，怼得来劲”。不知道这种说法，观众们是否接受？从发生疫情一直到现在，到底是谁在指责谁？是谁在说谁“封城了人就怎么地了“，是谁在谴责”你的治理体系又如何如何了”，“又是谁在说中国人是东亚的什么了”……而中国方面除了阻止对方污名自己外说了什么了？又指责他们什么了？互怼？是吗？ 其次，为什么是中美医生联合起来？难道不是中国医生帮助美国医生吗？ 医学上的讨论自然应该不会少。但难道不更应是说中方的医生更有指导性的？不管是从用药上还是从抢救病人的手段上，还是操作经验上。而这种说法似乎像是两个相同经历的人一起探讨共同的新问题，合着我们的医生，护士们的艰苦战疫的经历都白经历了。对他们的贡献，和获取的宝贵经验，就这么轻描淡写吗？似乎他们的经验根本不值一谈，而只是跟美国一生并驾齐驱？ 当然，可能“叫兽”把事儿想多了。这都不是关键。毕竟抗疫是全人类共同的事情。 但是接下来的话就很难让让中国人感觉舒服了。 “在武汉疫情紧张时，华人扫空货架上的口罩，捐赠回国，而此刻的美国医生，却遭遇到口罩和其他防护物资的缺乏。有华人朋友说，我心里觉得好对不起他们。” 这一点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了。这这几句话说无非就是责怪华人把医疗物资抢运一空，而导致美国的医生没有防护物资，而且华人朋友“心里觉得对不起他们。” 这话说对吗？！购买医疗物资的人恐怕也不止华人吧，虽然在那个时间可能以华人为主，但美国人就不囤积医疗物资了吗？何况华人才占美国总人数的有多少比例，能有多大的能量，把美国的医疗物资都搬空了？ 如果，华人买了医疗物资后，美国立刻就疫情大爆发，你可以赖华人。但中国控制疫情给世界挤了那么多时间，还给你做了示范，而你不去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好好准备，总以为中国的疫情只会在中国发生，没有丝毫的警惕性，不未雨绸缪。这难道不是美国政府的疏忽和怠政造成的吗？不该问责吗？反而是华人的责任了？怪罪华人？怪得着吗！？ 而且医疗物资紧张的不只是美国，整个西方都这样。难道美国的华人也把意大利、德国、瑞士、英国……的医疗物资都买空了？ 有点逻辑思维好吗？ 接着她有又写道： “而医生们，亦在讨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医生，不带政治偏见，没有国别意识，彼此请教经验，相互提供线索。你能感受到的，就是医者的仁心大爱：这是对人类的爱，对人的爱。” 也许是“叫兽”我个人有点小气的缘故，总觉得这话怪怪的。医生嘛，应该是有大爱的，对人类的爱。但问题是，为什么现在才有这样的大爱呢？为什么现在才不带来政治偏见，没有国别意识？中国深受灾难的时候，美国医生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不放弃政治偏见，放弃国别意识来援助我们呢？现在为什么总觉得怪怪的呢？ 当然接下来的事，自然跟问责有关。这是所有日记当中都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而敦促追责的事，我也不会放弃。” 作者要用三种施压方式，把这种追责坚持下去，对此作者充满了信心。 第一，网络舆论。因为你不自追也不行。通过“很多人在留言中表示，官方不可能追责，这件事看不到希望”来告诉你，有很多人在监督你。这里的“很多人”自然是“我”的支持者，他们可是一股强大的网络力量。 网络力量是强大的。作者恐怕对此深有感受，不管是来自支持面的还是来自反对面的。所以，作者自然也会懂得如何（咱不说操纵，也可以说是驾驭吧）运用这种网络的力量，以达到逼人就范的目的。 当然，正常的舆论监督也是民众所拥有的权利。而网红则有不同一般民众的，他们的监督是否客观？是否会操纵舆论，就不好说了。 第二，武汉人民。因为，“无论官方怎样想，作为被封在家两个多月的武汉市民，作为亲历亲见了武汉悲惨时日的见证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那些枉死者讨公道。先以武汉人受的委屈，来作为武汉人问责权利依据。” 可是，武汉人被封困在家，这显然不是在害武汉人。不封困会什么样的后果呢？大家还到处乱窜，像前一段的西方人呐？更何况被困在家的也不只是武汉，全国人民不都一样吗？只是武汉为重灾区，自然被封困的也就更厉害一些。也可以反着来想，是被保护的更严密一些。这难道不是正当的举措吗？否则又会多制造出多少死者呢？如此严重疫情的情况下，作家是希望封啊，还是不希望封啊？当然封与不封都有的可说，封，就说武汉人受苦了；不封，造成混乱就可以说你管理不得力了。 其实，重点就在于那些“枉死者”。哪些人属于枉死者呢？疫情爆发以来，可统计的死亡人数现在是3000多人。所谓枉死，自然是死的冤屈，自然死在了不该死的时候。但是疫情的突然爆发，谁又能确定到底是谁，是自己还是他人该死不该死呢？谁又怎能确定得了呢？这3000多人都算枉死者吗？不知作者是否能够做一个明确的交代？ 当然，作者主要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是一场人祸”。作者在日记中不断的在做这样一个相同的表述。是否就是想要表达，这3000多人都是枉死的呢？是不是说病毒没有威力呢？不能致人死亡？因为只有都是枉死的，才好问责嘛！ 我们不能否认疫情，疫情突来时有工作不力的一面，有掩盖、隐瞒一面。这方面的事自然是要追究的。但把责任说成是，上下的合力，那就得请坐着说说清楚，上到哪一级，下到哪一步？中间包不包括自己。制造谣言算不算责任？在战斗中不吹冲锋号而吹哭丧号算不算责任？ 但如果武汉市民“不自觉”“不听作者的话”怎么办？作者着有办法，“如果我们放弃追责，那么，我想说：武汉人，你们背负的不仅仅是灾难，你们还将背负耻辱。”换句话说，如果武汉人不追责，武汉人就是耻辱的！但关键是向谁问责呢？该谁担责呢？担多大的责任？谁来定这个责呢？作者没有明确的指出，哪怕给出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也好让民众顺着思路往上想啊。否则的话，这岂不是在绑架武汉人民吗？意思就是，你们不去问责你们就是耻辱。 第三，自然要亲自出马。“设若有人想轻松勾掉这一笔，我想那也绝不可能。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也要把他们写上历史的耻辱柱。” 这个其实我们倒是很乐见的。希望看到作者以怎样的方式，怎样的根据，以及怎样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民主监督嘛，当然需要每个公民的参与。如果非常有效又很客观，那何尝不是好事儿呢？弄好了还可以在全国推而广之。 所以请作者一定坚持。 再下来，又进入了作者写作的另外一个主题。 “特别想要感谢那些天天围攻我的极左分子。没有他们的激励，像我这样懒散的人，或许早就不写了，也或许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写不了这许多。而我这样的信手拈来的记录，又会有多少人去看呢？” 首先，把批评、批判、指责、怀疑她的人都说成是极左分子。仅本文中，作者就发出了6次如下表述： 1. 特别想要感谢那些天天围攻我的极左分子。 2. 原来这些极左大V是这样的。 3. 其实早就有人对极左有过非常精准的概括，网上应该还能查到。 4. 极左尽管水平低劣，可他们就像新冠病毒一样，一点点传染我们的社会。 5. 极左就是中国祸国殃民式的存在。 6. 如果听由这股极左势力横行，放纵这种病毒感染全社会，改革必定失败，中国没有未来。 指责那些批评他的人皆为极左的言论，而且这样多次反复强调，难道不极端吗？我们不能否认社会中会有极端的言论。但极端的在一个社会当中，它毕竟属于少数。但凡批评的人都是极左，这就很难理解。而动辄指责别人极左，是不是也很偏激呢？ 别看她表面说，该批评批评。但你几乎看不到她能让谁批评。凡批评者皆“极左”。连左都没有。很明显，她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只愿听赞歌的人罢了。 在指责别人极端的同时，作者也不无得意而又故作轻松的自夸一番，“信手拈来的记录”。 还接着说，“他们此番对我的攻击，几乎拼出了全部家底。集结了他们所有的队伍，差不多每个人都写了文章。” 假定我们在公共场所，比方说在地铁里。当某人既随便吐痰、嗑瓜子，又不断大声喧哗的时候。有些乘客可能选择离开，离得远远的，有的乘客或许只是发出鄙夷的目光。但更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作为乘客的批评和指责。这些人都是自发的，还都是有组织的？何况又是谁也见不到谁的网络上，作者又是怎么判断没有鄙夷的人离开呢？就算有人组织，难道就不能有人认为文章有问题而自发的进行批驳吗的情况吗，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恐怕作者的说法似乎不合逻辑吧。 夸完自己当然要贬损一下别人： “那个给我写信的高中生的文字和思想水平，大约就是他们的最高水平了。” 但问题是，在那些批评他的文章下面，有更多的是网民的赞同。当然反对者也有。那是不是说赞同的人都文字和思想水平低下，而反对的人都文字和思想水平高呢？恐怕也不尽然，即便作者本人文字和思想水平恐怕也不尽然。 更不合逻辑的是，她认为人们“看到了他们混乱的逻辑，畸形的思想，扭曲的观点，低劣的文字以及下等的人品。” 别管批评的水平高低，别人都是下等的人品。那如果在如此严峻的疫情下，借用公权力把自己的侄女送到机场，把逝去的3000多人说成是枉死者，把受害的家庭的数量说成是“无数的家庭支离破碎”，又说殡仪馆什么满是死者的手机之类的不合逻辑而又充满黑色想象的这东西说的那么斩钉截铁，而且当爱国青年怒怼香港暴徒的时候他指责爱国青年素质低下，可是自己却又在文章中不断的辱骂别人，这是不是也算下等的人品呢，可能都不止吧？… Read More »

来源：大脑coffee 文 ｜ 柴静 10年前在从拉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而离开拉萨。下了飞机，北京正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的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能够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5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1.5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争取的话，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一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34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岁的男人说起北京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绢，擦擦眼鼻。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审核这个节目时，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说得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7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接待人安排的路线，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元钱。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要执著。这个人叫温家宝。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文 ｜ 严春芳 【题记】美东时间3月27日上午11点，美籍华人作家张兰女士在纽约遇车祸不幸离世。我万分震惊，十分悲痛。北京时间3月24日，经过她微信聊天同意，陌上美国公众号授权，我专门开通一个公众号连载她的日记《疫情中的纽约人》。直至昨晚上我没等到她续写的篇章，3月25日那篇竞成了她的绝笔，痛哉！哀哉！写此诗纪念。 你的网名叫蓝蓝 你的真名叫张兰 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 洁白的兰花一瓣瓣 你归去的那天 晴空万里 阳光灿烂 你撒手的地方 迎春花盛开 紫玉兰烂漫 你的白天 是我的夜晚 你夜晚写的纽约日记 我白天在公众号上即转 你巜疫情下的纽约人》 向我们展示了真实的美国抗疫之战 你深情的笔墨 把读者内心深深地感染 武汉的方方日记封篇了 而你的日记永远成了绝版 蓝蓝 永远的蓝蓝 我心中 最美的紫玉兰 2020．3．28 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