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之子：湖北大学中文系“新三届”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年版
文/ 邹贤敏
一
2017年4月，当文学院作出决定，川鄂院长发布“征稿启事”的时候，我和其他几位编委并未意识到，这套湖北大学中文系“新三届”文集会与两个重要的历史节庆发生联系，然而它们还是不期而遇了：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文集编纂完成；2019年，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文集出版。当初策划此书确无“献礼”的念头，骨子里也不愿去配合什么，但我们内心又有“为时而著”的冲动，因为面对的是已被时代符号化了的知识群体中的一支。
“新三届”与“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三届高中毕业生即“老三届”对应，是七七、七八、七九三届大学生的集体命名。他们从“上山下乡”的历史中走来，经历了封闭落后的农村生活带给他们的肉体与精神的伤痛，但又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在接受了改变一生命运的正规大学教育后，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与文明转型的参与者、推动者、受益者和见证人。“上山下乡——改革开放”是这个群体的最大公约数，共同的经历使他们面临同样的时代问题和个人成长问题，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时代就活在他们每个人的生存之中。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一个真理与谬误激辩、前进与羁绊博弈且无终点的历史过程，那么“新三届”就是坚持走向人类现代文明的时代之子。
我是在编辑这套文集的过程中重新认识“新三届”和自己的学生，并进一步认识到做好这件事情的价值和意义的。打开新见迭出的学术卷，不拘一格的创作卷，众声喧哗的回忆录卷，一代学子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他们对世界与人生、历史与现实的观察和思考跃然纸上。阅读他们，就是阅读沧海桑田风云变幻的时代；聚合他们，就是聚合驱除愚蒙照亮心灵的文明之光。放眼那奔腾于字里行间的精神之流，我看到了沙漠里的绿色，荒原上的火焰：在那些日子里，挣扎于物质匮乏、精神贫困漩涡中的他们，为了更人性地活着而不甘沉沦。有的抵不住听说已久的一本书的诱惑，身无分文在雪地里走了两天，又遭冷遇两天仍不放弃，终于感动了书的主人（《多雪的冬天》），有的甚至“常在别人家灰坑里惊喜地捡起一两张书页，读完一面翻过来再读，是揩过屁股的手纸”（《幸而语文》）；当历史的机遇倏然降临，他们毫不迟疑，从心底爆发出渴望文明的呼喊：“我要读书！”“我要做知识分子！”“我要当大学教授！”为实现多年的梦想，他们通宵达旦，有的还屡败屡战，终于跨进了知识的殿堂，幸运地加入了关乎民族前途命运，使人类文明绵绵不绝的千秋基业的队伍，从此“开启了生命里最灿烂的日子”（郑兴国）；他们怀抱真诚的理想主义，一头扎进崇尚知识敬仰文化的浪潮，如饥似渴，惜时如金，少年轻狂，恣意挥洒，正如一位女同学描述的：“崭新的图书馆，每天人头攒动，时间拥挤着图书馆，青春涌入，知识吮吸。”一个“整天泡图书馆”的同学回忆：“我大概是把书里的内容熬成汤喝了，它们营养了我饥渴的心灵。”另一位同学亦作诗云：“在每一座图书馆/青春在燃烧着我/希望在延伸着我的生命。”难怪博尔赫斯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那是大学精神回归，高等院校开始接近教育的本质、迈开发展步伐的新时期，与思想解放同步，与现代文明接轨。那也是武汉师院中文系最富思想活力，生机盎然，蒸蒸日上之黄金岁月。经历政治磨难的老师们，把积压了多年的知识储备、被钳制了的思想和憋屈了的青春，如喷泉般倾注给学生。给“新三届”上课，是我和所有任课老师这辈子教学生涯中最有精气神，最有成就感，最值得回忆与怀念的一段幸福时光。当“平堤碧柳斗风流，少年懵懂问春秋”的学生们向着真理的彼岸奋力击水的时候，各擅其长、各具风姿的老师们引导着、陪伴着他们，传统知识分子的流风余韵熏染着、陶冶着他们，应邀来校开学术讲座的名师大家丰富着、提升着他们。而他们也以践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理念作为回报，尊师疑师，不放弃质疑、问难、争辩的权利。对知识积累不够，学养有欠缺，或尚未走出极“左”阴影的老师，他们甚至掀起过“换师风波”。有的学生干脆逃课，自己去找书、蹭课、与同好交流，独立寻找新的精神家园。那时的中文系，真正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读书空气浓烈，家国情怀深挚，一派东林气象！教育文明的浴火重生，开放、多元和包容的时代新风，孕育了共研习经典，同承接文明，亦师亦友，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关系。一位七七级同学曾有这样的回忆与评说：
三十多年过去，他们在课堂上的音容笑貌，举止做派，逸闻趣事，仍历历在目，仿佛如昨日，他们讲课的投入完全出自对教育的热爱。如王陆才老师敢把考题提前告知同学，以便大家更好地读书思考，如张国光老师一次次拖堂，如李悔吾、马之法老师与同学课间边吸烟边聊天，发生在今日则毫无疑问是所谓“教学事故”。但在我们，那不是事故，而是故事，美妙的师生同乐，增情长智的故事。
相互尊重，彼此信任，重情谊，守道义，这样的师与生的和谐关系是一个时代的镜像。它是塑造学生文化生命的基本保障，是现代教育文明的核心价值，反观它的时间愈久远，其蕴含的精神魅力愈显可贵，愈令人神往！对此，在“新三届”同学的心灵与情感深处有高度的共识：“同学和老师，是没有血缘的亲人，再远心里都惦记着！”（邵承波）“母校、老师和同学永远是我们彼此一生的风景。”“天会老，师生情不老。”
在文明的发源之所，大学精神回归的历史机遇期，“新三届”人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自由的空气和求真的氛围”，周鹏回忆，这是他“至今难忘且影响深刻久远”的。周祯祥用两句诗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武师中文四春秋，漫卷诗书任自由。”金珊也回忆，“如果说大学四年有什么是我一生最难忘的”，那就是老师们“亲手为我们的生命注入了自由之灵魂，独立之精神”。学校宽松向上的学习风气，让同学们像一只只蝴蝶，在知识的花园里起舞，自由地阅读，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写作。当然，他们遇到的并不都是灿烂的阳光，乌云也有时飘在头顶，令人疑惑、不平甚至愤懑，体验了人生的不完满，生活的另一面，但毕竟没夺走阳光的温暖。在我看来，自由带给他们最大的幸福和优势，是获得了多样的信息渠道和信息来源。因此，他们能在相当程度上冲破思想禁锢，以比较开放的头脑和心胸去认知外面的世界和身处的教育、学术环境，去思考人生之疑和时代之问，在尚未退出历史的革命叙事中逐步确立自我，实现自我，审视、反思自我。这一切，使深藏在他们内心的文明火种慢慢燃烧起来了：扎实的知识和理论基础，良好的学风和思考习惯，涵泳的人格养成和社会担当。这是人性复苏、文明重建的时代赠予他们的无价资源，也是那时正在回归的大学精神、“五四”精神孕育的文明之果。“未名沙湖栽绿柳/不可或缺水和土/柳树长成都是木/是木即可凿成舟。”这首发布在湖大中文系79级的一个微信群上的小诗，正好对“新三届”在湖大校园的成长作了哲理性的概括。忆当年他们“成舟”之时，就以“崛起的山峰”自命，带着“重新支撑起倾斜的天空”（熊宗谊）的豪情壮志，长风破浪，直挂云帆，驶向心中的那个彼岸。我们编选的这套文集，就主要是挂一漏万地记录了他们离别母校走向社会后的选择与奋斗，展示了他们以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方式为现代化的文化建构与文明创造所作出的贡献，以镌刻下湖大中文系一代人的身影。
我们编纂这套文集的目的，除了回忆、纪念，除了为历史保存一份有学术意义和文献价值的个人——时代的记忆，根本的是要为湖大文学院发掘、累积自身的思想资源，找回、重振、承续、重构“五四”传统，延续、拓展一代又一代“直系”的前辈先贤构建的“文脉”提供宝贵的借鉴。反思我辈知识分子，从整体上看，与“五四”精神和传统是断裂的，今日缅怀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贤哲，我们只有羞愧。但令人欣慰的是，我从同学们在《时代之子》内外的言与行看到了希望，他们中的先行者和同道已经或正在跨越我们那代人曾经的“精神洼地”，力图把自己和“五四”精神联结起来，为继承和弘扬“五四”传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79年，77级的何帆继写下《不幸——为现代迷信送丧的断句残篇》之后，又发表了《科学喊民主民主喊科学——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这首140行的长诗，虽然艺术上未脱五六十年代政治抒情诗的模式，但诗的内涵已有质的变化，诗人对科学和民主急切而深情的呼唤，直言不讳地宣示了“上山下乡”一代学子要冲破思想牢笼，承续“五四”精神的强烈愿望，无所顾忌地喊出了告别“左记狂风”和“愚昧的瘟疫”，拥抱人类现代文明的时代强音。这两面精神旗帜在何帆们的“喊”声中迎着料峭春寒的历史节点又重新树起，其意义和价值是我们不该忘记的。那一年，高中毕业后插队农村两年，在县文工团干了八年，迷醉于音乐世界的诗人何帆，30岁，和他在同一大学同一教室听课，在大字报、红语录、宣传队、诗朗诵、批斗会的常设“功课”中长大，正为搞创作还是搞学术苦恼不已的刘川鄂，18岁。二十年后，也就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诗人、剧作家、音乐家何帆不幸英年早逝！这一年正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学教师刘川鄂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自由主义文学论稿》（次年出版）。如果说，何帆的长诗是对于从现实生活中直接感知到的社会心理和时代情绪的即时表达，他的激情背后还不可能有学理上的支撑，那么走上学术之路的刘川鄂就具备了弥补这个缺憾的条件。何帆的诗他没读过，但让科学“起来”，让民主“回来”，“中国啊/再不能酣眠”的历史心愿却是“新三届”人共有的。他从苦读鲁迅起步，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而第一个吃螃蟹研究自由主义文学，则源于他“人生里最美的梦——自由梦”。这当然是“受‘五四’新文化滋养”，“受益于‘五四’的‘启蒙情结’”的结果。正因此，当刘川鄂大声宣布“我是‘五四’的儿子、现代的儿子”时，他是有学理做后盾的，是有底气的自信。
跨世纪之时，刘川鄂带着“五四”情结由现代文学史跨到了当代文学评论。与此同时“胡四氓”的另三位——同治文艺学的聂运伟、冯黎明和教现代文学的李俊国也“跨”了，聂转向思想史“考古”，李转向现当代文学中的文学本体和现代性研究，冯转向文化研究。扎实的哲学功底使他们都具有思想者的怀疑精神和问题意识，在新的学术领域上下求索，追问不止。二十一世纪走过十余年后，中国学术界借“五四”百年在即展开了新一轮“五四”研究，为聂、李、冯重返“五四”现场提供了机缘。这也带有某种必然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对“五四”念兹在兹的能有几人？于是就有了《启蒙 解放 现代性——回首“五四”三人谈》（三人中的张三夕也毕业于武师中文系）和《百年“五四”如何言说》。如何以多重的学术眼光重新梳理、讨论、反思“五四”这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关节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话题，以探寻中国近现代史上启蒙路径的复杂性，从而更客观、理性地审视五四运动的思想遗产？冯黎明认为，五四运动中存在着“救亡”的国家主义诉求和“启蒙”的个人主义诉求之间的不协调，救亡压倒启蒙的后果就会是，国家主义的政治伦理诉求压倒了指向个人自由的解放伦理。他说，当代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有着像中国人这样强烈的国家情结。聂运伟认为，“五四”启蒙之道和晚清以来的救亡之道骨子里是一回事，都是在寻求一种救国的工具，共同目的都是“国家”而不是“国民”。这并不否定“五四”启蒙运动中有“个人自由的解放伦理”，但它不可能成为历史主流。原因有二：一是民族国家要参与现代化途程引发的全球性生存竞争，走国家富强之路是唯一选择；二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知识界一直纠结于救亡之道的“主义”之争，寻求一劳永逸的救亡之道，受此影响，国家被“主义”化，思想和知识被“权力”化，国民被“工具”化，导致知识界忽视务实的社会重建。这两点交互作用，自然会“国家是大写的，而国民是小写的”。面对学界的众说纷纭，冯、聂的思维路径都是新的，既超越了非此即彼的“选边站”的立场选择，也超越了对五四运动做属性界定的思考层面，各成一家之言。李俊国则从一个新的视域界面，去理解并言说“五四”。他认为，近现代之交的“五四”，是三千年农耕文明的“天朝”古国，遭遇“世界”而发生的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的“世纪性的分裂与转型”。“五四”文化，诸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等，追根究底，则是古老的中华民族，继先秦元典之后，处于“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时代的，以“现代性文明”为价值系统的“新文化元典建构”。“五四”新文化元典虽远未完成，只处在建构的过程中，但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以“文明现代性”为价值坐标的现代话语体系。“五四”新文化元典的生产方式：社会实践性与“异域移植性”；功能价值：“博弈母本”，即对农耕文化时代的中华元典进行消解与扬弃，以应对与支撑“世界性”“工商性”“现代性”关于“人”与“国”的价值学说。
何帆为“祖国和人民”呼唤科学和民主，刘川鄂从“五四”文学的“启蒙”获得人生目标和精神依归，聂运伟、李俊国、冯黎明以“现代性”重新审视“五四”，他们是在不同时段的同一时代背景下重返“五四”现场，分别进入政治的“五四”，文学的“五四”，文化思想的“五四”，从而呈现出“五四”内涵的丰富性和“重返者”思想的差异性。这种情感的、理性的、文化的自觉，在《时代之子》中有相当具体、多样、深入的逻辑和诗性表达。这部由诸多不同个体的“音符”汇合成的“生命、时代交响乐”，真实有力地传达了同学们在社会转型期参与文化与文明创造中发出的声音，既有追求与梦想、豪情与光荣的进行曲，也有焦虑与失落、不甘与无奈的咏叹调。无论哪一支“新三届”，都不是思想与生存状态完全一致的群体，进入社会后的分化是必然，求真与趋时同在，超越与功利并行是常态。但是，我分明看到亲近“五四”先贤，回归“五四”传统，发扬“五四”精神，是他们从成长到成熟的人生轨迹，我分明听到追求心灵自由和人的尊严，为中华民族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主潮而奋进，是他们集体创作的“交响乐”的主旋律。
二
“五四”精神以人的解放为宗旨，人的觉醒为标志。陈独秀早在1915年就明确指出：“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一切德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敬告青年》）《时代之子》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展现了新三届人独立自主站着思考的思想面向和力量。
在学术卷里，流淌着、浸润着他们思想的血脉和风骨。坚信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理想富有终极意义的何金波，积长期在机关、企业任职和“下海”的实践经验，借“中文”功底和在职攻读硕博的知识积累，把人文价值和经济学、管理学知识融合起来，在博士论文《论企业公社——劳动者“自由人联合体”的公司》中提出了建立“企业公社”的大胆构想：回到马克思，创建一种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基元的社会，才能构建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而“企业公社”就是“自由人联合体”的载体形式。在企业公社中，人人是企业的真正主人，人人又是企业的员工。企业公社不关注“主义”，从“问题”出发，在营运和管理上注重每个员工的“全面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不是为了虚位的“国有”和那个“老板”，探索一种更为有效的创造社会财富和人文价值的路径，一种为社会提供和贡献“和谐发展”的模板价值。何金波这个大胆的构想，是建立在从实践出发进行一系列理论探索的基础上的。比如企业公社的概念，他以批判的眼光考察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四种公社形态——氏族公社、市民公社、巴黎公社、人民公社，从中提炼概括出区别其他社会机构的要素特质，然后结合“企业”运作的质的内在要求，来构建起一种自身的概念：企业公社是指企业所有成员通过围绕企业目标而从事生产劳动，一方面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文化价值，另一方面以企业为平台实现每个人（企业员工）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他认为私有制企业、公有制企业和股份制企业“都不是理想的企业形式”，只有他“设计”的扬弃了历史上已出现过的理想和实践的企业公社，“才是理想的或者说是‘合目的性’的企业”。这使人想起胡适说过的一句话：“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下手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艰苦生活的磨砺，多元文化的滋养，自身的醒悟和修养，教会了何金波和他的同学们，只有“君子不器”，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追求。肖练武对先秦士人卓异品格的概括，重在揭示其生成的缘由——礼崩乐坏的社会变动，把知识阶层从宗法枷锁中解脱出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固定的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思想的自由；刘勉对刘勰神思论的缜密考察和精辟剖析，别具只眼所看到的“神的下降和思的上升”，实质上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宗白华）的魏晋时代，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对于人的思维品质、思考能力的丰富和提升；宋克夫对晚明文学思潮消歇原因的深度思考，其价值在于揭示了这一思潮自身所面临的矛盾与困惑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更在于他论文末尾据此提出的一个颇具现代性的普世之问：“个体意识得以张扬和合理人欲得以正视之后，人们应该以怎样的方式避免私欲的放纵与人欲的横流，以保障人类自身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发展？”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刘川鄂是有独到见地的。新世纪初，当池莉的小说红遍全国，好评如潮之时，他发表《“池莉热”反思》，客观分析了“池莉热”产生的原因，放言批评池莉缺乏现代意识，拜金媚权严重，没有批判精神，过多地认同市民生活的价值观，是一个既无“传统”之根又无“现代”之境只会感知“当下”的作家。由此引起的“刘池之争”成为2002年度文坛热点事件之一。当有人以“中国经验”遮蔽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他针锋相对，严厉批评“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全球视野，缺乏人类胸襟，太局限于当下性、地方性、民族性，或太局限于‘中国经验’，是致命伤。”他敏锐地发现了作家中出现的“圣民间化”的不良倾向，一针见血指出：“民间”的追捧，或隐或显地是对“精英价值”的贬抑，是一种反智情结，其危害在于“不可避免地会使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受到伤害”。
对思想独立与自由的渴望也是一些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学的精神动力。为了坚守来之不易的思考的权利，为真正实施素质教育，他们默默付出，艰难前行：喻祖权把鲁迅“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怀疑精神带进课堂，向教材和学术权威的定论挑战，向窒息学生思想和想象力创造力的应试教学模式挑战；王祖荣一边大胆抨击名校的应试之殇，入骨三分地揭露：“正是那些最了解应试教育弊端的人，把应试教育推进到了极致”，一边顶住压力，在教学中认真扎实地实践素质教育的理念，把学生一步步引上会读书会思考的正道；徐海元深入考察美国基础教育，把富于进取、勇于首创的美国教育精神和重视个性发展，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造能力放在首位的教育核心价值写进考察报告并四处演讲，为同行在理论和实践上提供可资思考、借鉴、助用的信息，推动教育观念的转换；董有建本着“教育不是为了赢得某些声誉或赚取某些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应是为民族国家的未来和学生个人及其家庭而立德树人的事业”的理念，呕心沥血，让一所沉沦多年的荆楚名校浴火重生，重铸辉煌，并对教育体制进行了可贵的反思。陶三发站在教育文明的高度独立思考，不为应试狂潮所动，坚持“我可以不当校长，但我不可以不搞素质教育”的信念，以学生“自治”为突破口，果决而富有智慧地进行系列改革，把“有利于学生成人成才和终身发展，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办学宗旨贯彻、渗透到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全面落实“珍惜和尊重学生自由支配的每一分钟”，真正做到了把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放在一切教育教学工作的首位。经过六年的不懈实践，终于实现了“教育转轨，创全国素质教育名校”的目标，“不仅学生的生命之花开得绚烂，也使全校教职员工，包括作为一校之长的我愉快地生活在激情岁月里，沐浴着生命的光华。”六年教育实践中对思想的坚守，使陶三发最后得到了这样一个真理：“人民群众欢迎的是素质教育，只有推行素质教育才是最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大学任教的李俊国，对应试教育反思想、反独立思考的本质有深刻认知，认为从高中来的很多学生“自小的知识教育与‘现代性文化’无缘”，是“21世纪的躯壳，19世纪以前的灵魂”，生命中不见“现代文明的种子”。出于帮助学生清除应试教育之弊害的责任心，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给理工生上进入大学的第一课——现代文学，自创“大文学、大文科”，除课堂教学外，要求学生四年间各读10本文、史、哲、政、经、法和自然科学史的书，以实现“生存智慧”与“价值理性”互融，从应试教育造成的愚蒙中走出来，站到现代文明的阳光下。他说：“我几乎与学生从事着‘灵魂的搏斗’，他们从震惊、不服气到启悟……”
思想的血脉和风骨，也在创作卷里流淌着、浸染着。一个健全的社会，除了物质生产者，还需要一批望星空的人。在我的视域里这首先是诗人，中国第一个望星空的诗人是屈原。“望星空”就是问天，即怀疑、追问、思考。屈原问天，始有《天问》。真正的诗人必是思想者。我们面前的这个诗群，他们写诗不以发表为目的，他们给《时代之子》的诗也都是未发表过的，这反而使他们能更纯粹地去追求“诗与思”融合的境界，创作“思想的诗歌”。李照耀的诗善于捕捉、营构意象，其中涵泳着对人生的和世界的深度感悟：《雪人》中的“一个偶然”，《冬夜》里“有一本书/总也读不完”，《神女峰的另一种注释》的“站在悬崖上展览了三千年”。他诗中的哲理不是鸡汤式的格言警句，而只是为读者再想象再思考创造的欣赏对象。刘友生有两副笔墨写诗，既有情深深、意切切，含蓄清丽的《时间》《你的名字》，又有大格局、大思维，大气深沉的《长江，漂来一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华儿女》：“于是，我站在这个秋天伴着我们的城市和西塞古山上思索”。严春芳的诗也不乏启人思考的人生感悟，像“每个人心中/有难忘的昨天/一丝一缕的缠绵/磨砺着生活变迁”（《缠绵》），言浅意深，颇可玩味。褚家生的大学生活，开始是被“长长绵绵的乡情”“潮水般的诗情”和“流淌的爱”充实着的，然而多元信息的获得颠覆了他原有的认知，于是“对真相锲而不舍地探究”，“把污染了的脑子洗干净”的愿望同青年生命中先天具有的叛逆性找到了契合点，《断代史》等四首诗就表现了他的精神探索：“为了寻找一个真相/俯身，向悬崖探视/骤然一阵山风好玄啊/时间顿刻停滞”；“探出一步/再探出一步/让通往自由的征途/多出一盏小灯/多出一根指路的标杆”。这些“尖锐地进入生命深处”的直白自由的诗，写于他即将毕业的1982年和进入社会不久的1984年，激荡着时代风云和觉醒了的自我意识。体制内外、商海浮沉的经历，为实现人生价值而不言放弃的书生本色，构成了刘孟奇的生命背景和《春雨夜话》等诗的底色。这些诗的形式走在向现代的途中，内容跳动着生命的节律。世纪之交，他向刚过去的年代发出了决绝的誓言：“说不、说不、说不/不要这个混乱而肮脏的四季”，而对新的世纪抱有憧憬，“不死的心”让已被稀释的理想仍在怀中。因为“低飞是一种负重，很累”，要不断地从故乡、母亲、可爱的姑娘、学友那里积蓄“再生的力量”。为了使自己的人生“成为一座磁场”，他不愿放弃，仍关注现实，思考生活和人生，唱出心灵的歌：“思的踪迹/断了又续”，“没有爱的日子我愿独守孤寂”，“不再孤寂的时候我愿追逐激情”。终于，他要“凤凰涅槃”了：“长笑，长笑，长笑/笑出艳阳红彤彤/笑出再生的半世英厷”。时春华的《终南山》等九首诗写于当下，无论诗艺还是诗情都是真正的现代诗，直抵人心，搓揉灵魂。她清醒、清白、敏感、正气，但不为周围的人理解，甚至被视为“不祥”之人。于是她退回内心，诉之于诗，孤独、寂寥、忧郁、悲痛、焦灼、迷惘、恐惧“在体内悄然累积成/真正的黑暗”。因为“人生死结无人可以诉说”，“我有时/真想用一千把刀子/插入自己的胸膛/以减轻内心的伤痛”！尽管如此，她仍不愿闭眼装睡融入“祥和的世界”，而是“大叫一声/叫醒另一个自己”，寻找“看穿一切存在和不存在的缘由”，思考“活着的意义”。这给她带来更多的孤独和伤痛，预示“大劫难”的黑猫，象征“很凶的兆”的蓝血月不断刺激着脆弱的神经，她“无处可逃”，深知“我是逃不掉的多数中的一个”。她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等待”：“哦神明我觉知你/终于降临到我身边”，“我知道/另一个维度之门打开了”；要么去“尘世的另一端”：“禅坐了那么久/早已没有了尘世的沉重和挂碍”；要么“搏杀”：“默默地，我抱紧我唯一的婴孩/聚集全身的力量/准备殊死搏杀/那是我唯一要做的”。无论怎么选择，都是为了“让这个世界不那么倾斜/甚至崩坏”，“让我可以重新平稳地站直了/不再惊慌”。宁愿“骄傲地碎着”，也不与黑暗和解。这就是时春华——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思”当然不是诗人的专利。在选拔人才言必称“伯乐”的1980年代，卢洪强另辟“思”径，发现“相马”之弊，力主以“赛马”为所有的“马”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认为“只有在广泛‘赛’的基础上，再辅之以‘相’，才有可能选拔出真正的好‘马’。”保持思想的独立，不随声附和，使不足千字的杂感《请让“马儿”上“赛场”》获1987年湖北好新闻一等奖。彭建新写作“为大汉口立传”的《红尘三部曲》（《孕城》《招魂》《娩世》），最令他苦恼、虐心的应该不是怎样写出汉口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而是他长时间对世界、人生的一个追问：“真实，你在哪里？”正是带着“为真实而殉身”的信念，去追踪、发掘、体验、表现在自己身边走来走去的“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真实”，作家描写的历史风情——汉口文化的世俗性与文明的商业性才找到了、扎下了自己的“根”，才不会是随风而散的云。作为“汉派文学”的主要代表作之一，《红尘三部曲》的价值，主要不在作家写出了“带有我们土地特点的纠纠葛葛悲欢离合的气味”，而是这气味——所谓汉味背后那“真实地活着，或真实地活过”。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彭建新“不是静态刻板地‘搬运’历史，而是沉入都市历史的层积和都市文化的肌理，鲜活地发现一座城市的生命史”，从而填补了湖北长篇历史小说园地里城市史的空白。有了这个“思”——本体意义上的真实，作品的气味才不只停留在读者的“舌尖”而进入了他们的心底。李炳钦创作的长篇历史文化纪录片《中国钱币史话》之所以大获成功，当然不仅仅是它讲了老百姓爱听爱看的故事——中国钱币的前世今生，更是因为“钱眼观天下”的立意，是对“钱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思考，经济的、历史的、社会的、哲学的追问。如果缺了这个思想的内核，长达四个小时的纪录片是难以为观众接受的。庄洪（杨光寿）隐居深圳二十年，他的长篇《蔚蓝国度》之《蔚蓝计划》2006年出版后，新华社发了专电，称赞这部作品“以清新流畅的笔触描绘出一种令人向往的理想社会，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蔚蓝国度和谐的社会状态。”“这本书将航天与人类和谐联系在一起，融合了人物、故事情节与环境，深刻地表现了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同时表达了一种较高的思维境界。”《光明日报》发了专文，肯定“该书既有人间风情，还有宇宙浪漫；既有现实矛盾，也有人类未来的规划，还有对宇宙和平的探讨”，认为这部科幻小说超越了人物、故事情节、环境的描写，“表现了一种更高的理论思想和智慧思维境界”，“有着强烈的心灵撞击和思维冲击”。央视网、《农民日报》也发文推介，称现代社会“迫切需要全新的文学产品”，该书“在文学题材和表现题材方面均作出了大胆突破，可谓长篇‘大说’的开山之作”。2015年这书重新出版，香港还出了中文繁体本，北京开了发布会。我奇怪的是《蔚蓝国度》在文学界未引起任何反响，评论家们似乎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但不管书的命运如何，读过该作品和作者的其他一些文章后，我认为在“新三届”的思想者队伍里，胸怀“地球，只是生灵的驿站，人类不应在此苦苦相争，应继续前行，寻找并建设更好的家园”的理想的杨光寿，是特立独行的一个。
思考与文明相伴，盲从与野蛮同行，视独立思考为异端是现代文明演进的最大障碍。谢维强研究“十七年”的文艺批评发现，在一次又一次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批判运动中，那些被批判和否定的作家和作品并不是违反了批判者们认定的政治原则，而是因为批判者的审美认知与作品内容之间产生的文化心理冲突。具体而言，主要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们一般是用农村文化（农业文明）的视角审视中国社会，用乡村文化的审美情趣衡量、批判文艺作品，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与蕴含有城市文化（工商文明）意象和情结的作品产生文化心态和审美情趣的冲突。他以郭小川的《望星空》为例，指出这是一首在一定程度上持知识分子写作姿态的诗，诗的某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与批判现实的思维特征，因而立即遭到了批判，诗人被指责犯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政治性错误”。谢维强进而分析：“其实，批判者敏锐感受到并十分在意的恐怕首先不在该诗的内容，而是作者在诗中体现出的独立思考的思想品格。乡村文化深层心理中的从众、盲从心态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的思想品格发生了碰撞，批评者本能地感觉到了异端。”他由此得出结论：“这是一种城乡文化心态的隔膜，由隔膜产生的猜疑，由猜疑产生的排斥，由排斥产生的在政治上予以扫除的决心，由这种决心催生了一波又一波的文艺批判运动。”（《表象的政治判定与潜在的文化冲突》）十六年前发表的这篇学术论文，今天读来并不觉得已经过时。
三
《时代之子》弥漫着浓浓的人文气息。无论学术论说还是创作、回忆，超越于生存之上，浸润于人文之中，“人之为人”的价值观引领着思想、精神、情怀，文明的火光照亮了平凡不平庸的人生。无论做什么，无论在何方，他们都没停止阅读、思考、写作，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本色。特别是从政经商，不专门和文字打交道的，能不忘学中文的初心，不疏于书，不荒于笔，骨子里依然是一介书生。曹裕江从任教转向从政三十年，依然笔耕不辍，难能可贵。杨绪松为官经年，主政一方，公务繁冗可以想见，然他善于自律，“仗文壮游”，与书笔不离不弃。且不说那本熬夜苦思写出的散文集《坪山心耕》，也不说那一字一句皆出自己笔的博士论文，单单一篇《毕业三十年感怀》情不自已的文字就令人动容，见其真心文心。没有官腔时调的空言，没有拥权附势的炫语，流露真情，淌出真爱的言说呈现出他以人为本的思想路向和生命质地。语言即思维，是人的存在方式，粗俗的语言源于浅陋的思维，思想的贫乏必致语言的僵化，苏醒的自我就存身于独特的个体的语言之中。只要读读回忆录卷，一篇又一篇生动活泼，照见真性情的文字，如张杰的《春风吹过秋冬的田野》、鲁明的《在武师的青春岁月》、闻克勤的《一页风云散》，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时代之子》是读书人、文人语言的时空，所谓“文字随风，从我心吹起”（杨光寿），清晰、准确、复杂、精细，有深度、广度、高度，有生命体验，蓝天白云，静水深流，空气清新，构建了“新三届”人特有的人文情怀的精神场域。
（1）关注人的生存状况，维护人的尊严
这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尺度。刘克勤的散文充溢着情和爱，正如她的同窗熊华称赞的：“把你的生命掰开要捧出多少情呢？不管怎说，我坚信此情定能灌满香江。”她夜读萧红，从满眼满心的荒凉里发现了“温情与美好”，“又欢喜又心疼”；对萧红的命运不止于史学家的“理解的同情”，而是完全、彻底地感同身受，为了让萧红“安心地去”，她的想念和萧红笔下的世界完全重合，从而把尊严还给了这个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到死都心有不甘的女人（《读书偶记》）。看《致敬教师节》，很欣赏她对学生的爱从不廉价施予，浅薄歌吟，而善于在凡人小事中捕捉施爱者和承爱者思绪的回环和顿悟，心灵的震颤和闪光，让情爱经受灵魂的打磨和洗礼，再放到理性的天平上去衡量，使学生人之为人的价值尊严真正得到情爱的滋润和心灵的护佑。她相信有尊严的教育能使“最绝望的地方也能开出文明的花朵”。同是写人的境遇，与刘克勤在江南小镇石拱桥上静观缓缓的流水不同，金珊的《乡居笔记》是站立华北平原迎风仰望高高的白杨。她去周庄是想看景“寻味”，体验“梦里水乡的意境”，不料却“灵魂迷失在周庄”，最终周庄成了“我的周庄”。原来她在那里看到了“梦里的故乡”，看到了令她感动、难忘的人。因旅游开发搬出老家住上新楼的老店主，对失去了老街坊“互相守望”的日子难以割舍而沉默不语。以“神工”自豪但干的活又苦又累、挣不了大钱的老木匠，因为孩子要“追赶现代化的潮流”，不愿接班手艺即将失传而深感“落寞”。他们的人生境况引发了金珊的关切和思考：“不是所有的好日子都可以用钱衡量，我们的灵魂，需要寄放在原土。”“现代化真的都那么好吗？”在她看来，老店主失去的是“他生命的根源”，老木匠忧心的是“他的生命要被人丢了”，他们失去的是赖以安身立命的人的尊严。这种思考颇富现代形而上意味。
纪实作品《警察故事》（汤杰）和《太平顶的传说》（欧阳明）、《小城芳草》（杨玉梅)写社会小人物人性的真善美，真实朴实，生动感人。年轻英俊的孔军抱着煤气罐从失火的居民家中冲出，受伤住院抢救后醒来，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脸烧坏了没？”原生态展现了舍己为人的民警的内心世界，作者不着一字，人物尽得风流。童力群、叶章维、刘梦奇、范春歌的小说，从不同视角描写底层普通人的命运，各有特色。《让啊让》无意于描写苦难或幸福，只是以层层倒叙的手法，平静而略带风趣地叙说一家三代的命运变化，在日常的人生际遇中自然展现小人物的品格，结尾的身世揭秘赋予主人公一种似断实续的历史感。《傻货他娘》在浓重的市井氛围里讲述的爱情故事，使人难以作出简单的价值判断，似乎高尚圆满的结局，流露得更多的是作者和他笔下的人物在命运面前的尴尬和无奈。《同福里》既让人目睹底层人物在荒诞年代遭遇的种种不幸，又呈现出尚未泯灭、摧毁的人心之善和生命活力，作者人性的温良和人道的情怀渗入细腻的描写中。刘文海的散文观察细致，清新流畅，看似平淡的娓娓叙说中却别有韵味。《花堤街记忆》回忆生于斯长于斯的一条老街，虽不刻意追求什么地域特色，作者骨子里的“汉味”自然流泻；从《家有大狗》中的人狗情，我们看到的是人性之善。喻祖权的散文《父亲的驼背》打动我们的，主要还不在于对父亲的富有历史厚重感的讴歌，而是“我”对自己“虚伪的心灵”的无情揭露与批判，“将卑微的心灵暴露在阳光底下”以赎回“我的罪孽”的勇气。
1980年代后期，叶大春以《三瘾录》登上文坛，自此与小小说结下“生死缘”，虽有短暂迷失，最终还是投入“初恋情人、结发妻子”的怀抱。只有在这方寸之地，他才能和那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朝夕相处，同甘苦共悲欢，才能自如地宣泄积郁的情感，放飞自由的心灵。有论者以为，1990年代后期，叶大春的创作由政治、社会关怀转化为文化、人性关怀，这是有根据的，文集中选的《关于琴》等就是。“神秘的冷面汉子”令红歌星小茜感动不已，心慌意乱，怅然若失，却不知道背后秘藏着上代人的悲情故事，改革开放虽然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能抹掉过去的伤疤吗？流沙湖为实现画家梦而生计无着流浪深圳，一次偶遇让他摆脱“艺丐”的困境而名声大噪，但“艺术的灵感和创作的快感渐渐远离了他”，又陷入了精神失落的困境。流沙湖夜深人静时流下的眼泪，包裹着现代的人生意味。《带哥哥逛京城》催人泪下，我读后曾给作者发微信：“这是你写的小说中最能打动我的一篇，写出了残酷的真实和真实的残酷，写出了刻骨的亲情和亲情的刻骨。全篇揭开了血色的现实之真，氤氲着血色的人性之善。”总体看来，叶大春充分发挥了小小说的文体优势，扩大了思想容量，拓展了艺术张力，其中的精品已达圆熟之境。
张劲帆1990年代赴澳自费留学，后定居悉尼，是澳洲著名的华文作家。他的小说和散文擅长叙写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移居澳洲的小人物的慷慨悲歌、满含血泪的生活史，淋漓尽致地描摹新移民由于遭遇离散，摆脱不了个人与当地之间难以弥合的疏离感，以及自我与故乡之间难以断绝的牵绊感，字里行间无不灌注了作家的写实精神、批判意识和悲悯情怀。小说《朝朝暮暮》中，一张澳洲绿卡使相爱的夫妻俩从刻骨相思到毅然决裂，他们的不幸令人唏嘘。小说《云与鸟》写起初看来还算美满的异国婚姻，因生活理念和价值观的不同而走向破裂，对于嫌弃故土，苛待保姆、不关心儿子的华裔妻子，作者显然是抱着批评态度的。散文《男儿远行》，为了买房妻子要工作，孩子只好交岳父母带回国，从“仅仅是十个多月的男儿要远行了”，作者想到自己家族几代人都是为“追求理想”而远行，“一代一代，前赴后继，为了那称作幸福的东西”。可是他对这个远行的传统产生了怀疑：“儿子啊，你的远行真的能为这个家庭和你自己带来幸福吗？”他其实也是在问自己，但给不出答案，只好茫然而无望地问：“谁能告诉我？”在张劲帆笔下，新移民不被澳洲主流社会接纳，只能被迫沉沦底层求生活，空间上的离散与漂泊，最终产生心理上的疏离与牵绊。他们有回不去的过往和母国，更有难以实现的梦想和求而不得的安定之所，进退两无依，从而在身份与精神上产生无所归依的漂泊感和挣扎感。面对充满悲情的人生境遇，张劲帆作品中的人物往往依靠对故国乡土和过往生活的回忆，构筑个体性的精神空间，在心理上获得短暂的补偿和满足。这正是他的作品受到澳洲华人尤其是新移民喜爱的原因所在。
中国古代的一个弱势群体——才女，得到了刘天明的青睐。读大学期间，他就非常喜欢李清照、班昭、蔡文姬、柳如是这些古代才女的诗词，她们的才华和命运时时敲击着他的心灵。同窗熊华回忆：“这个痴心古典的敦实汉子，痴在古典美人的诗情画意中，一首元曲中的‘缥缈见梨花淡妆，依稀闻兰麝余香’会让他眼光凝住的主，自然不能与我等粗陋之人为伍。”毕业后为生计奔波二十多年，直到卓文君的一首数字诗让他“痴”火重燃，于2010年写作、2011年出版《中国古代才女悲情》，公开了多年积淀于内心的思想与情怀：“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中，长期的男权统治迫使女性丧失独立的人格，她们压抑自己的生命欲望去顺从男性本位的伦理道德规范，无数女性被吞噬在无边的黑暗中，也许她们太渺小了，但就是这样一个弱势的群体中，也有不甘成为附庸的女子，被禁锢的只是她们的肉体，而心灵却生长着一双自由的翅膀，以天性敏感和细腻，委婉地书写着温润的内心世界，细致入微地发掘了个体生命的体验，用哀怨的泪水愤然勇敢地控诉时代的不公。”痴心如此，刘天明又产生了把此书中21位才女编成电视系列剧的念想后，偶识志同道合者演员李抒航，磋商决定把这些才女一个一个搬上当代院线银幕。仅仅为了实现这一诱人的理想，他居然于2016年创办深圳市天明影视有限公司，虽然他明知“当下看电影的都是年轻人，他们的审美情趣与我们格格不入”，明知“社会、经济、文化环境都不利于拍这种古装文艺片”，仍不改初心，毅然奋进。我问其中甘苦，他仅回答：“太艰难了！”可皇天不负苦心人，初战告捷，2017年7月14日，他编剧的《香君诀》(后因故改为《片甲不留》）成功在全国院线上映。初心得以宽慰，第二部电影《蔡文姬》亦准备就绪，开拍在即。刘天明相信：“古代才女的悲剧会给中国文艺大舞台增添鲜亮而耀眼的色彩和动感，给中华文明注入生生不息、永远强健的活力。”
（2）对自我和他人精神生活的关切和追求
人应当如何生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于这个人文关怀的核心之问，整部《时代之子》已提供了丰富多元、各具风韵的思考和回答。回望走过来的人生之路，围绕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可写出厚厚的一本大书。胡隆佳要做一个静下心来默默聆听的人，因为那是一种人生境界，“只有那些心存善良、关爱生命、热爱自然的人才能时时支起聆听的耳朵，把握聆听的真谛。”（《聆听》）金红宇主张将“钱”改成“泉”，让它自由自在地流淌，使世界变得清纯又轻松！他认定：“人不就是从‘泉’中来、往‘泉’中去的吗？不就是来来去去干干净净的吗？”（《金钱的辈分》）程少人的《人生三题》是一个小小的样本。他首先与哲学结缘，在“练习死亡”中构建自己的哲学人生：人的本质在于心灵，不能让有限的生命阻碍自由心灵的升华，要尽量在身体上做减法，在心灵上做加法，使心灵能自由地追求智慧。而智慧的本质是完整（世界是一个阴阳互补的整体，看问题要有完整的观念）与根本（不断地思考“生是为了什么，死又会到哪里去？”），这就要求保持心灵的强大与开放，在浅处说是始终保持宽和与泰然，往深处说是人生要有信仰，内心才能安定。如此，你才能走好人生的路。有了哲学的引领，程少人把个人的命运和企业的命运紧密相连，与葛洲坝人一道书写着不变人生：社会在变，市场在变，这是现象，葛洲坝人的信仰没有变，精神没有变，这是本质。正因为看清了这一点，企业之舟才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顺应潮流、抢抓机遇、迎难而上，迎来一个又一个艳丽的晴天，他个人也思想越来越通，思维越来越畅，身体越来越暖，成为信命而不认命的强者。人生旅途上有春花秋月，夏阳冬雪，程少人学会了“悟”，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中品味人生：虽说逐利是人的本性，但做人太过功利，与人相处太过算计，放在更广阔的社会，乃至人生的天平上考量，到头来谁算计谁？赌博赢不来灿烂的人生，唯有脚踏实地，坚持做人做事的原则，方能活出有品位的人生。人即使到了自由王国的境界，做人做事的原则底线也不能破。只要按照做人做事的规律行事，人生就会顺畅。自由心灵，独立人格，顺应规律，坚守底线，这就是程少人矢志追求和努力践行的人生境界。
作为人文知识分子，这支“新三届”人断不了中华血脉，与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你自觉还是不够自觉，无论你是现代还是后现代，你的人文素养和精神生活总离不开中华文化的熏染。琴、棋、书、画、诗、酒、茶、花、石、竹，在古代是文人墨客、名门闺秀的文化符号，必备的修养，追求高雅、高洁的标志。潘纪平以典雅的文辞将之诗化，吟成《中华文化意象诗十首》，显然不只是发思古之幽情。十个诗的意象组合体现了对人生境界的追求，寄兴移情，细品人生，表达的是当下的一种心境，一种情思，一种寄托，一种向往，一种修炼。刘尊明的《“词之为体如美人”——试论唐宋词之形体美》，从标题形式的丰富多彩之美、体制结构的摇曳多姿之美、句式句法的参差多变之美，别有新意地发掘出了唐宋词所具有的传统诗体不能比拟的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窈窕妩媚、袅娜多姿的形体美，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画廊中一道绮丽的风景。文人收藏古玩主要不为投资，而在收纳文明，珍藏历史。贾列克是业余的赏瓷藏家，但从他的两篇文章可看出，收藏达专业水平，欣赏入人文境界，非一般藏家可比。对1978—1983年景德镇艺术瓷厂生产的粉彩陈设瓷，他居然能从中有理有据地还原出八条特殊岁月的“时代气息”，并入情入理地冠以“承先启后，风华依旧”的美誉。他以历史作为切入口，另一只眼睛看“五彩”，准确揭示出五彩瓷器为何在万历、康熙两朝形成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峰，给予当时的欧洲乃至日本以深远的影响。他这类有见地的文章在国内收藏界颇得好评。陈煜斓的《茶说》《我叫陈三炮》说的是茶事，那林语堂式的幽默令人会心莞尔。我不懂茶，喝茶也只为止渴，顺带养生。他不同，喝着喝着物质变精神了，喝出了文化，喝成了生活方式，占据着精神生活的显要位置，养心。他说，泡茶有回味，有倾听，让彼此靠近，“拉开的是人的笑脸，卸下的是种种面具”，可以“任心情去游走，任思绪去飞扬”，“远离名和利，享受真乐趣！”这就是自由心灵的放飞。还有，与友人品茗，兴到思随，看懂人生：“有人一辈子都活不明白，却觉得自己明白了一辈子；有人山脚下争先后，却以为是讲山顶的风光。我辈不是大哲，只求一辈子不都是不明白。每日沏一壶，甘苦都无言。”这才是喝茶的高境界，有智慧在。谭文祥对书画的记忆，源自“满街烧书”的年代。《书画忆归》对三十余年后的书画古玩收藏大潮，他一眼看出：“文化被抢救，动力从意识形态换成了钞票。”这是文明的幸还是不幸？后来他喜欢上中国书画可能是因为那里面表现的“文人心境、情趣乃至牢骚”，如唐寅的狂狷、沈周的潇洒、郑板桥的桀骜不驯，与他散淡无羁、性情中人的个性颇有契合之处。八年的“知青”经历，使他对有“极度的民间韵味”的郜科的画作心生偏爱，而讨厌当下画坛的“体制腔”“意识形态腔”。2018年初，“牛玉生敦煌壁画临摹展”在深圳开展前夕，刘画家和谭文祥（策展人）陪我和老伴观展，偌大展厅就我们几个人，被“佛”包围，佛光满眼，心灵的震撼自不待言。不久就读到了《那画那人》，谭的文字一向平和散淡，不温不火，这一篇也写得内敛，但能感受到有抑制不住的激情涌动，显然是“追求人的精神生活的神性”给了他笔力。牛玉生苦志忍性，带着对艺术、对佛的敬畏之心，把自己的生命无保留地灌注到幅幅临摹里，使千姿百态、沉静安详的佛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那震撼心灵的“活着的力量，向善的力量”，既来自“佛”，也来自“耗尽一生，执守一业”的牛玉生。是他和他的“佛”点亮了我们心中那盏灯，引发对人的存在的超越性思考，“神性”可使人心得到净化、升华，人性变得柔软、善良。
（3）珍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明之花，礼赞民族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人类史就是文明史，是人类不断摆脱野蛮愚昧的历史。人文情怀包容古今，涵纳中外，对人类的文明创造和进步尊敬感恩、发扬光大是题中应有之义。大禹治水的故事是中华文明史上悲壮的一页，在让人欢喜让人忧的现实里，彭建新站在禹功碑前神游八极，陷入沉思（《悠悠晴川思禹功》）。过山瑶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徐祖明发现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是富有胆识的创新之举（《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孟繁华的研究证明，海纳百川的胸襟、淡定从容的品格、豁达开放的思想、大浪淘沙的精神，这些水文化的人文因子融入、养成越地的文化传统，使越文化在中华文化与文明格局中风采斐然（《水文化——越文化生成发展的重要基因》）。张首映的《汉水赋》，洋洋洒洒，放论古今，以饱满激情、靓丽文字歌颂汉水之“清”，蜿蜒逶迤数千里，集世界一切清流之大成；歌颂汉水之“道”，以个体为本的楚文化绵延至今，光耀千古；歌颂汉水之“武”，横跨南北，英雄主义气贯长虹；歌颂汉水之“肥”，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源远流长奔向世界。汉水赋，文明颂，张首映不愧为汉水之子。王志勇站在长江、汉水汇合处，远眺历史，展望未来，为今日之江汉唱响文明之歌（《风雨宏图话江汉》）。廖元春去中东欧旅游，斯洛伐克广场上的著名景点——两座小人物的雕塑，让她感受到了那里文明的温度：“一座城市能为在下水道工作的人和外国普通士兵塑像，一定是一个温暖、包容的城市。”在全球第一个整座城市被选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布拉格，她更感受到“文化遗产的魅力”。回国后，她依旧沉醉在梦幻般的童话王国里，“愿在梦里重回他乡”（《中东欧旅游见闻》）。杨绪松的《欧行观感》记述去欧洲学习考察，招商引资，见闻更多，感触也更深。行走在各个城市，大到践行低碳环保的生活理念，小到打听问路、过马路的细节，他不由赞叹：“文明和规则意识已经演化成普通市民的生活习惯，并透过一个个微小的善意举动传递着、散发着芬芳和温度，感染和温暖着在这座城市生活的每一个人，哪怕对方只是一个匆匆而至，短暂停留的游客。”从每座城市都真诚地向自己和先辈的历史致敬，珍视经由时间洗礼凝结下的文化精华，从各名城多姿多彩、独具魅力的文化生活，回顾近现代以来的欧洲史，他更深切认识到这条历史规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虽时遇暗礁险滩，但人类发展进步和文明的步伐终将不可阻挡！”
桥梁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桥梁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见证。邹萍萍曾无数次顶骄阳冒风雪去桥梁之地探访，去体验一座座大桥的艰困、辉煌和沧桑，她的报告文学也就带有大桥人特有的性格：质朴。没有宏大叙事，没有巧言矫饰，不应时，不虚夸，几乎是原生态地记录下长江桥梁建设艰难奋进的历程，拍摄下一代又一代大桥人劈波斩浪的身影。在她质朴无华的笔下，老一代大桥人艰苦奋斗的历史，新一代大桥人凭“四特”精神、业绩和声誉占领市场的故事，采用全方位的技术创新，树起又一座桥梁里程碑的成就，企业的大桥梦和家庭的温馨梦的编织，都闪耀着文明的光彩，也留下了文明的沧桑，呼唤着长江新文明的到来。卢泓也是一位文明的歌者。她创作的歌词题材广泛，贴近处于社会、文明转型中的现实生活，祖国、家乡、城市，乡情、亲情、友情，都令她陶醉、入味，从而歌之颂之，感动了很多人。在听众和读者的艺术视野中，这些被歌颂的对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整体，没什么主旋律次旋律之分，不能用政治标签人为地去肢解。豪放大气的《中国建造》和情意绵绵的《以你的名义销魂》，同样令听者荡气回肠，难道它们所表达的情感价值有高下之分吗？卢泓在词坛的位置，是由她鲜明的艺术个性决定的，开放性和超越性把她和众多词作者区别了开来。思想开放，胸襟阔大，心灵自由，想唱什么就听从内心的召唤唱出来，可以唱人性的美好，把一种动人的情感唱到极致，像《你是我的四季》那样；也可以像《永久删掉》《红娘要我读西厢》那样，唱人性的复杂，网恋一夜情的后悔懊恼，失恋的痛苦和振作，唱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不自我设限，强颜欢笑。无论大气阳刚还是温柔细腻，她的歌词都流淌着真情、深情，跳动着真心、诚心。这种情感的内涵和表达不同于孤高，不同于和谐，也不同于超然，是她反思自己，突破自己，进入生命更高层次，活出了自己以后的美学追求与倾诉。她说过，“我来深圳就是为了一个自由思想的空间”，“内心里没有禁锢的元素”。确是人文气质，文人骨气。因为开放，所以超越，超越妨碍人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陈旧观念、清规戒律。她坚定地认为，歌曲“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完全可以起到修复人类心灵的作用”，优美的旋律能够“丰富人类的感情，促进他们理解人类情感的深邃内涵，达到心灵的和谐以及与自然的契合”。这种超越性的审美观、艺术观使她能站在人性、人道、人类的立场去体验和表达人的情感，写出的歌词能打动不同经历、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乃至不同国别的听众。卢泓的母亲是老革命，她献给自己母亲的《妈妈》却没有贴上革命的标签，塑造的是一个人人心中都有的“妈妈”的音乐形象。《你幸福我快乐》是同名儿童音乐歌舞剧电影主题歌，在美国获七项大奖，因为文明是没有国界的，“你幸福我快乐”是具有普世性的值得每一个人喜爱和追求的人生境界。卢泓歌词的开放性、超越性源于她中华血脉中注入的现代意识。她是一个现代人，她写的歌词不乏现代性。《你是我的四季》评者不少，我以为校友刘卉卓更读懂了卢泓：“词人通过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对生命灵性的回归，让这首词用平凡的语言唱出了与众不同的高格。”当然，在这方面卢泓还有提升的空间，她仍在充满豪情地向前走。
杨帆的随笔《被互联网革命的变革者》，讲述的是一位“变革者”被互联网“革命”的小故事，展现的却是人类该如何面对科技革命的大情怀。杨帆从自身的工作经历中悟出：“基因”是成就一番事业的内在前提，其他只是外在的条件。R君只具备“纸媒”的基因，如何能抗衡有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基因的九零后零零后？这种差距实质上是“一个时代顶替另一个时代”。科技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弄潮儿，于是杨帆急流勇退，从干了十五年的金融行业退出，而R君们还在抱怨。在方兴未艾的信息时代，不管你做出了何种选择，都有一个如何看待科技革命的问题。杨帆是站在超越个人利害的立场去思考的，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他得出的结论是顺应文明创造与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无论是俗世间的边界被击破，还是人自身被分裂裂变，这一定是历史的进步，也彰显科技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力量！毋庸担忧人性的底层，在虚拟互联网世界中看似无序的发挥，自然界的进化演绎与人类的技术进步，终归都会完美覆盖一切！”在档案部门工作了几十年的吴绪成，就像罗务恒《老白与老金》中的老白，也是拥抱科技文明的与时俱进者。早在2013年，当大数据时代来临，他不恐慌、不抱怨、不畏难，积极进取，迎难而上。在《浅谈大数据背景下的第四代档案馆建设》一文中，他清醒面对危机，呼吁档案部门及早提出应对的思路和策略，部署新的规划和措施，档案工作者的思想认识、知识水平和操作技术要跟上时代步伐，并对第四代档案馆——智慧档案建设的关键节点、宏观架构与基础前提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颇有价值的建议。吴绪成胸有成竹地说：“大数据是价值观、方法论和通向未来的钥匙。”
四
能独立思考，有人文精神，必然会孕育、激发出人的创新意识。李大钊说过：“人生最有趣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时代之子》中以新思维、新发现、新描述为特征的创新精神，读来也是很使人振奋的。
最先吸引我们的是丁胜利、干朝端的经济学和法学论文。一个学中文的成了国内著名的孵化器专家，参与起草中国科技孵化器十一五规划，著有《企业孵化器教程》，丁胜利的华丽转身引人注目。新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后，改革开放处于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关键时期，2002年，丁应国务院举办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之邀，写了《论新世纪孵化器的产业化前景》，该报加编者按分三次连载，以富有前瞻性的多视角的描述和论证为创新与创业的热潮推波助澜。同年4月，《导报》又加编者按分三次连载了丁的《论孵化器的体制创新》，呼唤孵化器管理体制的改革，并提供理论导引。干朝端因分配到法院工作而改行学法律，为法治建设进行学术研究，亦有不俗表现。1999年针对毒品犯罪案件中滥用诱惑侦查而侵犯公民人格权，影响刑事诉讼合法、公正的现象，他与人合写了《对毒品犯罪案件中诱惑侦查问题的探讨》一文，在《人民司法》第7期发表后引起关注。这是国内公开刊物第一次公开研讨、发表的该问题的论文，次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对“毒品案件中特情引诱犯罪问题”做了一系列规定。在《现代免证权与“亲亲相隐”》中，他对我国法律摒弃“亲亲相隐”的法律条款提出质疑，认同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亲属、家庭关系是一种社会应极端重视并刻意加以保护的关系，建议“以现代精神为指导使亲亲相隐制度得到某种形式上的复活”。
在新闻出版方面，资深编辑徐耀明探讨了当代出版业工作规律，特别是对当代出版业的中心工作——编辑活动给出了富有见地的论述。他结合自身实践经验和体会，提出的这一有别于传统出版业“编辑工作”内涵的全新“编辑活动”之论，和由此总结出的当代出版业的“因读者而始，也理应到读者那儿而终”的闭环式信息流程模式特征，为当代出版业面对市场化竞争环境的终极应对策略提供了解决思路。范春歌的新闻理念和实践令人瞩目，其创新精神表现在哪里？《让时间说话》给出了答案：行走。这是春歌自己选定的充满悬念、挑战的工作方式，也是她迥异于寻常新闻人的生命路径。内心的热爱、读者的期待和使命感，支持着她在困境中不断行走，不负老报人的希冀，给武汉新闻界注入激情、活力和变革的因素，影响及于全国新闻界。行走，走出习惯的规则和套路，“回到一个人”，向着大地的敞开。这样，她就能如马克思说的，凭借“人的感觉”去感受、认知生活世界，“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巴黎手稿》）。她在行走中“独立判断，独立调研”，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获得了更多心灵的自由和人的尊严。行走，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倾听普通百姓的声音，了解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意识到改革开放首先是人的解放，“对生命权的关怀”，“人性的温暖”；重走郑和路，在老百姓的炕头田边、男女混杂的路边客栈，追寻中国遗落的海洋文明，“揭示600年来的东西方文明兴衰更替之谜”，这对她来说，“也是一次灵魂的朝圣”。行走，使她对新闻和文学的热爱，同时得到了用武之地，观察社会的视角既是作家的，自由随性，又是记者的，带着第三只眼，笔法既是文学的，又是新闻的，是双重视角、双重笔法的“化合”，成为“记者里的作家，作家中的记者”；从《单车西行散记》到《儿行千里》，她不断地探索，以个性化的写作实现文体创新，力图创作出一种还无法命名的、既是独特的新闻作品又是独特的文学作品的作品，给读者以新的审美享受。范春歌三十余年的行走，冲击了新闻人长期抱守的新闻理念、价值观和工作方式，拓展了作为媒体记者采访的疆域，为新闻寻找到新的生存空间和新的生长点。她深受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影响，却不愿被人贴上那样的标签，甘当传媒大军中的“游击队员”，这是意味深长的。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大地上，迂回曲折，腾挪跳跃，回旋余地大，有可能摆脱非新闻的缠绕，自主选择最好的路径去“探寻新闻真相”，回归新闻原点。当她“沿着长江上高原”之后，对一位大学同窗说了这样一段话：“大江东去，泥沙俱下，这才是一条真的长江，留下的是一段尽可能真的历史，才能面对未来的叩问。……你说得非常好，要把手伸进长江才能感知长江的温度，写书如此，了解中国也是如此。”视野、心灵疏离习以为常的“中心”，思想、写作逼近新闻的本质，这就是范春歌的“行走”带给中国当代新闻人的启示。
中文学科的学术创新更是成果丰硕。张首映的新人文主义美学研究，刘尊明的词学研究，段天长的明清文学研究，付承洲的明代文学研究，童力群的红学研究，吴辛丑的《周易》研究，周祯祥的逻辑学研究……都显示了相当扎实的学术功底，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占一席之地，成一家之言。从版本批评到副文本研究，金红宇在学界边缘默默耕耘，走人之所未走，见人之所为见，终于开拓了一片新的学术天地，走出了一条新的学术之路。他的《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被誉为“创造性地构建了一套系统的现代文学副文本理论体系和学术框架，是学界系统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的第一部著作”。在中文学科之外，陈芳国、彭敬湘的党史党建的论文，也都有各自的亮点。
在《时代之子》中，创新精神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在跨学科研究这一板块。刘孟奇的《交叉科学的社会功能》（1989年）代表了这批人文学者的理论自觉，创新之花则开放在王兆鹏、曾大兴、高丙中等人的学术实践中。许祖华在鲁迅研究中首倡“跨界”比较，从音乐、绘画、诗歌、散文、电影、戏剧等视角观照鲁迅小说，提出了“跨界”研究的新范式，从而拓展了研究空间，提升了研究层次。有评者认为，“这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的运用，而且是上升到生命本体和人生哲学高度的意义探寻”。针对传统的先秦名辩学研究都以西方的传统逻辑学为基本模式进行对比研究这一现状，陈道德抓住“范式”这个关键，打破思维定式，进行新的探索，提出从西方二十世纪新兴的“符号学”视野研究先秦名辩学，认为符号学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方式。逻辑学界前辈称赞此说“颇有创意”，“是有理论根据与事实根据的”。长期研究林语堂，“不忍历史俱成灰”的陈煜斓，以林语堂的“文化输出”为样本，进行“文化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发现林语堂走出了一条文化人既不必做官，也不必依附于人受气，而完全靠自己一支笔，自得自适，名利兼收的新路。这不但为林语堂研究，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点——文学与市场，有利于呈现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研究古汉语的孙玉文，深受现代科学影响，将传统方法和现代语言学、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逻辑学等方法结合起来，根据实际材料和研究目的，有意识地提炼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如在方言史研究中，率先提出并设计“音经义纬”的方法；在训诂学领域，提出根据词义平行发展的角度区分词义引申和用字假借的方法。跨界方法的综合运用，使他在汉语音义关系、上古音、方言史、辞书编纂、训诂学等领域，从微观到宏观都有独到之见。他特别注重探讨体现语言符号的本质特点的物质外壳——语音，将音义关系作为他研究语言的基础工作。《汉语变调构词研究》等论著，是研究汉语变调构词兼具开创性和集大成的研究成果，获海内外公认。在上古音研究方面，他积极参与21世纪初的音韵学方法论大讨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见解，在国际汉学界和国内语言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王兆鹏的学科交叉、文学跨界研究引发学界持续关注，频获佳评。1990年代初，王兆鹏首次将定量分析方法用于词学研究，从多角度触及了定性研究无法抵达的层面；接着把文学传播和文学计量研究引向深入，构建起以“作家——作品——传播——接受”为中心的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并培养了这方面的后备力量，既关注古代文学传播史的研究，也思考、实践古代文学经典在当下传播的策略；又引进库恩的“范式”概念，打破传统的“诗—史范式”，建立了以唐宋词史新范式为样本的范式批评；还带领培养的学术骨干主持开发“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第一次尝试将唐宋诗人的生活和创作行迹在网络地图平台上予以全景式呈现，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具体实践。这些交叉跨界研究为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拓宽了文学研究的疆域，促进了传统学科研究向多元化发展。这些系列学科互涉有一个共同指向：重写文学史。他说：“今后如有可能，想写一本计量词学史或计量文学史之类的著作。”一位论者预言，若王的计划实现，“文学史的书写模式将发生地震般的变化”。王兆鹏的代群研究以词家的生活时代划分词史，打破了以王朝兴替为依据的政治史分期藩篱，解决了创作主体时代错列的问题，最符合词史真实具体的发展历程。扬弃了政治挂帅原则，文学史的书写的确会发生质的变化：把作家的都还给作家，把文学的都还给文学，政治等非文学因素只能在自己的疆域内影响作家的创作和文学的发展；文学本体的呈现和作家主体的变化构成了文学史的主线，是文学史分期的决定因素。而文学史呈现方式、观察视角和书写范式的“地震”，又会倒逼研究者优化知识结构，转变思想观念，更新提升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在扩大了的知识视野和思想空间更自觉地追求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以适应现代学术对研究主体的需求。王兆鹏的跨界交叉研究当然始终以解决古代文学问题为根本，但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意义外溢也是其创新价值之所在。
高丙中在民俗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则是另一番风景，得到了民俗学界的高度肯定。1990年代初，高丙中进入民俗学学科并出版《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时，中国民俗学基本上是文史之学，一种近乎形式主义的智力游戏。2000年，他首先将“公民社会”这个社会学理念引进民俗学实践，思考草根民间组织的社会作用。而大多数民俗学者还根本没意识到这个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的研究也就不为学界充分理解，更得不到有效支持。当高丙中提出“国家的在场”与“双名制”的命题，获得民俗学界内外广泛赞誉之后，他又把“双名制”替换为康德所说的“每个人的道德判断”，并完成了对“双名制”的实践意义从经验的证明到先验的阐明，使他对公民社会的民俗学研究实现了其学术生涯中的一次最重大的范式转换，即从对人类文化的实用规则的经验说明（社会科学），转换为人类普遍的实践原则的先验阐明（实践范式）。高丙中站在实践民俗学立场，在1980年代以来国家、社会实现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概念进行研究，认为它比“民俗”“民间文化”“民间创作”等概念体现了更多的当代社会所关注的价值观，表达了更加丰富的意义，在表述上也更为概括和严密；民俗或民间文化作为社会领域中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实践形式甚至实践根据，需要在公正理解的基础上得到平等的承认，而“非遗”已成为执政党和政府在政治上被承认的事物，“非遗”保护运动也来得正是时候，所以民俗学应积极参与到“非遗”实践当中去。实践证明，理论民俗学止步的地方，我们可以确认实践民俗学的方向和起点；理论民俗学无法做到的事情，实践民俗学能够做到。现在，“实践民俗学”已成为中国民俗学界的理论和实践的旗帜。在整整进行了二十年的民俗学“哥白尼革命”中，高丙中率先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重要的贡献。
与上述学院派的学者不同，鄢维新和傅中星的跨界研究更多地带有草根学术的特色。从人的性格到气质，从论著的选题到文风，都充溢着草根的、民间的气息和生命活力。鄢维新善于从荆楚文化的视角审视与楚属地有关的古典文学、地域文化、民间文学，显示出草根学术的特殊魅力。他从楚俗的视角重新挖掘《诗经》的文化底蕴发现，“从表面看来，《诗经》是史官文化的‘杰作’，但其底蕴和内涵却是巫官文化的结晶”，“《诗经》的本意被篡改正是后期的史官文化对巫官文化结晶进行改造，以为我所用的必然结果”，如《伐檀》是礼赞先秦时期养老礼制的，《卷耳》写的是女子被婆家遣返回家路上的情景，《缪木》是祭祀社树的祭辞，等等。这种颠覆传统陈说的翻案文章，被论者誉为“发人之所未发，引人拍案惊奇”。他的有关长江流域文化线揭秘，考证鸱鸮、楚风与天梯的文化象征意义，巴楚文化的母体是巴文化和楚文化等，也多异于旧说，令人脑洞大开。在方法论层面，鄢维新也跨界提出了在一定时空坐标上的文献、文物、民俗事象的“三维论证——五维操作法”，对民间文学研究颇具实践价值。
有人说鄢维新走遍了湖北的山山水水，是一个把论文写在山山水水之间的民间文化专家。而傅中星半生漂泊，是一个在漂泊中著书立说的“跨界奇葩”。他的专业很难界定，是个“杂家”，在多个领域都有独创洞见。这里不说他首倡“中国竖版地图”，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只说他让中国家禽业的专家、从业者眼前一亮的“中国鸡文化及其产业发展的创意研究”。他从考证汉字“鸡”的造型和演化过程开始，经二十余年苦心孤诣地研究，在家禽业核心期刊发表十余篇关于鸡文化的论文，结集出版了《谈禽说鸡》，引起业界高度关注和热议。他从鸡文化的视角，对中国文化中耳熟能详的常识往往有惊人的解读。如：中国第一个汉字是“姬”字，是从人们日常语言中的“鸡”音而来；中国第一部哲学著作《易经》，就是一部“鸡文化大全”，而鸡文化实质也是“吉”文化；鸡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在中国哲学、美学、历史、地理、经济、伦理、道德、文明、社会等等方面都有介入和体现。傅中星热衷于鸡文化是为创意鸡产业的发展服务的。在被业界忽视的“肉鸡产业发展创意研究”中，他提出的许多观点，如科学技术必须嫁接文化创意，中国肉鸡产业亟待提升文化创意含量；打造肉鸡全产业链；肉鸡行业要减量增值，重建行业生态系统；肉鸡行业要引入共享经济理念等等，被业内的专家评为“独辟蹊径”“原创新论”“照亮了一片天地”。傅中星还在肉鸡产业精深加工技术方面有多项原创性的发明。专家认为，这“对于中国肉鸡产业的健康永续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如能得到推广应用，就是“遏制禽流感的一种创新方案”！
交叉科学是一种全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在这基础上产生的新学科，是学科跨界、交叉、互渗的创造性表现。在这方面，我们也不乏尝试者和探路人。20世纪末，从事档案工作的任汉中在北京访学期间开始思考：为什么档案事业历来都“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致使档案工作追求政治需要而忽视其文化意义，同时也缺乏自身的文化反省？围绕档案与文化的关系这个中心问题，他进行了近二十年的探索，于2017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档案文化学》。这本研究生教材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档案现象的文化特征、模式、结构、价值、生态以及控制和影响力，为档案现象提供合理的文化解释，力图从根本上解决“档案学具体实践缺乏统一性”的问题，以实现从政治文化的附庸向社会文化的转变，真正承担起维护国家的灵魂和宗旨的功能。任汉中认为，只有文化自觉才能使我们从当前工具理性和技术至上的视域实现新的突破，推进这门新学科的构建。人称“怪才”的喻学才，1986年发表了《关于建设中国旅游学的构想》，成为我国第一个提出该问题的人。1993年调入东南大学负责旅游学科的二十多年来，他不断呼吁建设科学的旅游学学科体系的重要性，相关文章受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关注，两人通信讨论，他的构想得到钱先生的首肯。正是在喻学才等学界同仁的呼吁下，教育部将学科目录由“旅游经济”调整为“旅游管理”。在我国旅游学学科体系建设上，喻学才被视为开风气之先的学科引导者。与此同时，鉴于旅游学这个一级学科的建设远非一人一校可完成，又基于旅游的内涵是文化这一认识和自己的优势，喻学才把自己和带领的团队的学术研究定位于作为二级学科的旅游文化学，并且主要是做旅游文化遗产的挖掘和活化利用。他个人先后出版了《中国旅游文化传统》《文化旅游学》《文化遗产保护与风景名胜区建设》等数十部著作，并应国家旅游局之邀参与编写《当代旅游学》一书，在这部堪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旅游学学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里，浓缩了他的旅游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喻学才不仅能作基础研究，而且擅长应用开发，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编制的近百个旅游规划，涉及的景点遍及全国，突出体现了旅游文化遗产的活化特色，广获好评。可以说，在旅游文化学领域，喻学才是一位开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并重风气之先的学者，对这门新兴学科的建设有开拓创新之功。
1987年，当写出《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之时，曾大兴不会想到自己的学术人生会有方向性的改变。两年后此文发表，学界朋友的好评和建议促成了“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研究项目的申报，不久立项获准，他告别词学和人才学，正式走上了文学地理学研究之路。此后一年在北大研修期间，得名师鼓励支持，广泛涉猎中国历史地理学和西方人文地理学，眼界大开，研究“升堂”，1995年出版《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被学界誉为“我国第一部文学地理学研究方面的专著”，“与明确构建‘中国文学地理学’实差一步之遥”。但他不为赞词所惑，发现这“第一部”有重人文轻自然的倾向，遂有2007年开始的“文学与气候之关系研究”。他抓住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和气候影响文学的主要表现两个关键，步步深化，认为气候、物候的实质是个时间问题，它们对文学的影响须以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为中介，因为它是文学家对自身生命和时间的一种自觉，从而解答了西方学者提出而未有答案的、文学地理学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时在2013年。在曾大兴已形成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应用研究齐头并进的研究格局，并已找到了“入室”钥匙的2011年，他经深思熟虑做了两件事：一是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建设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第一次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任务和目标等问题作了简要说明；二是与60多位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并召开了首届年会，明确提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学科。”打出了旗帜，组建了队伍，新学科的构建驶入快车道。一方面，学会连续召开了八届年会，编辑出版了八本年刊，还举办了三届“硕博论坛”；年会、年刊、论坛聚集了文学各学科及相邻学科的一大批学者从事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产生了一大批学术专著和论文。另一方面，曾大兴个人不懈精进，2012年出版《文学地理学研究》，将此前的研究做了总结，2016年出版了三年前的研究成果《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2014年接受师兄、文献学家张三夕“到底什么是文学地理学？你应该对学术界有一个交代”的建议，于2017年出版了《文学地理学概论》。这部凝聚着曾大兴数十年心血的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文学地理学这门在中国本土出生的学科初步建成。从这部著作的背后，我们不但可以看到曾大兴以学术为志业，为追求真理而辛勤耕耘、矢志不移的学术人生，而且更能看到以现代的学术理想和学术精神为纽带，以建设和发展中国现代学术为目的，学者个体与学界友朋同仁、跨校跨界学术团队、与学界前辈同辈后辈之间平等交流，互动互辩，互渗互融，为构建团结协作、风清气正、开拓创新的学术共同体而努力的动人景象。
五
写到这里，我才发觉“五四”纪念日已过去一周，似有似无、冷暖自知的百年“纪念”也早已水过无痕。但是，《时代之子——湖北大学中文系“新三届”文集》中涌动着的独立思考、人文情怀、创新精神尚未停息，也不会停息，走向现代文明的“交响乐”仍回旋于脑际，撞击着心灵。文化史和文明史告诉我们：文化是一个民族特殊、多样的传统和习俗，文明是人类共同进步的成果；如果说文化是“文治”与“教化”的合称，文明则是经天纬地、照耀四方的辉光。现代世界就是现代文明——“人类公有之文明”（陈独秀）创造的世界。文化的差异性和文明的普世性同时存在，共存共荣。文明是社会进步的坐标，一个人对文化与文明的态度决定着他的教养、眼界、胸襟和气度，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前途，也关乎社会。对文化与文明的尊崇和信仰，就是对人的尊崇和信仰。轻贱文化，拒斥文明，必与粗鄙、野蛮为伍，危害社会，祸及人类。我们就是抱持对文化与文明的敬畏之心编纂这部《时代之子——湖北大学中文系“新三届”文集》的，深知里面收录的每一篇文章都凝聚着人的智慧，蕴含着人的尊严，体现着文明的价值。
对“新三届”同学，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从难忘的1978年开始，我与他们同行40年，虽然我的经历与他们不同，又没体验过社会底层生活的苦难，缺乏突破习惯与自我禁锢的能量，但思想解放运动填平了我们之间的“代沟”。因为他们，我找到了当教师的感觉，认识到以教师为职业的价值和意义，并确立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教师应当到学生那里去寻找人生价值，寻找快乐；学生的成功就是教师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是他的快乐之源。因为他们，我不但看到了多样的人的生存方式，给生活增添了更富现代意味的生气和亮色，得到了和原先不一样的精神寄托和慰藉，而且也正视了自身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局限，走上知识、观念和方法的更新之路，不致落后于时代太远太久。因为他们，我更乐于保持读书、思考、写作的习惯，更有勇气剖析自我，反思以往，留下一份关于我和时代的记忆，使晚年过得比较充实，活得比较明白。当然，我对他们，能长期来往、联系的毕竟是少数，大多只是“熟悉的陌生人”，彼此相忘于江湖是常态。但我们的心永远是相通的，因为“五四—八十年代”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原乡，中华血脉、人类立场、世界眼光、现代文明是我们共同的信仰和追求。
当下，我们何为？我们不会忘记传统文化中对士大夫修齐治平的要求，萨义德等西方思想家对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意识及批判态度的要求，不会忘记“五四”以来的盗火者、燃灯者在引领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我们是现代文明的清道夫和守夜人，应该也能够坚持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对盗火者、燃灯者予以尊敬和感恩，并追随他们砥砺前行；应该也能够坚守文明底线——常识、理性和良知、人性，留文明的火种于内心，点亮心灯并尽可能将自己的光投射给众人；应该也能够为了得到更大的思想自由而坚持读书，对现实的复杂性保持清醒的头脑，如邵承波说的：“我们国家走向世界现代文明，任重而道远！”从而不被歪理邪说和心灵鸡汤洗脑，拒绝诱人回到动物和工具状态的“闭窗堵霾”论、“与黑暗和解”论。《时代之子——湖北大学中文系“新三届”文集》给了我们这样的证明和信心。尽自己应尽能尽的本分，选择适合自己的活法，这也是大多数这支“新三届”人的人生哲学和生存状态。像杨玉梅那样，“不盲从跟风，有时甚至因心理和骨子里不盲目唯‘上’吃过大亏，受过大罪，但仍不盲从，还自认为虽傻了但值了”；像李照耀那样，“虽历经磨难坎坷，世态炎凉，却始终保持内心的良善和初心”；像胡国寿那样，既保持“在朝在野稻粱泪/云卷云舒杯酒中”的认知，过闲云野鹤式的“散淡人生”，又虔信“生活一定不会欺骗你/但你一定要有梦想/哪怕你残留一丝希望/脚下一定会生成一片坚实的土壤”；像王兆鹏那样，“并没有崇高的理想、远大的目标，只有一个信念：老老实实做好学问，不辜负老师的希望，不辱没唐（圭璋）师的名声，即便不能为唐门增光，也绝对不能给唐门抹黑”；像金珊那样，“喜欢自然随性”，坚执“生命应该有尊严的样子存在”；像汤俊峰那样“安贫乐道”，相信“坚守价值的过程本身更具有价值”；像王家明那样，灵魂向着“美丽聪颖和善良”皈依，插上“神性的翅膀”在爱的天空翱翔；像闻克勤那样，“书房取名‘三未书屋’，寓意我这辈子‘官未做大、财未大发、良心未泯’。其实，人生能守住这‘三未’也非易事”；像聂运伟那样，“以阅读、持续的阅读伴随漫漫长路，以求索的阅读探寻远方未知的长路，如此，身体行在尘浊之中，胸中却脱去了尘浊”；像邹萍萍那样，追求“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像杨帆那样，向退休生活过渡时，想的是“如何在近花甲之年当放下对名利的追逐，去做一些安放自己灵魂，且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像傅中星那样，虽然是一个“老卒”，但在未来的二十年里，“我将汇聚前六十年的能量积累，在这最能放开手脚、最有经验的二十年里，去做完此生此世还没有完成的心事，不达目的，决不退卒！”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伟大崇高，但有发自内心既世俗又超越的追求与坚守，虽然他们也要受时代、知识、能力、性格的局限，难达理想之境，可都力求远离“老于世故”，远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活法”大体上能代表这支“新三届”人多样的生活态度、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是在中国社会与文明转型的大背景下，时代他塑和个人自塑的结果，是我们国家融入世界文明主潮，走向人类现代文明的精神表征。
湖北大学中文系“新三届”和全国“新三届”群体一道，正逐渐隐入历史。他们此时的心境，正像彭成林朗诵的曾卓诗：“当我年轻的时候/在生活的海洋中，偶尔抬头/遥望六十岁，像遥望/一个远在异国的港口/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而今天我到达了，有时回头/遥望我年轻的时候，像遥望/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但是，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精英和中坚力量，“五四”精神的传承者，不可复制的一代，他们的个体生命旅程或已经或正在或还会深刻影响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在中国当代文化与文明史上打下自己的印记。《时代之子：湖北大学中文系新三届文集》仅仅是他们推动国家和社会走向现代文明过程中，一段不应遮蔽、抹杀、扭曲、遗忘的历史记忆，他们的声音汇入整个“新三届”群体的时代大合唱，将恒久地响彻历史的天空。
记住“新三届”，与现代文明同行。
邹贤敏
2019年5月14日完稿
2019年6月校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