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晓航
来源：新三届
我这一辈子最痛悔的是1983年夏天，当命运多舛的大哥身患胃癌，特别是在他弥留之际，我竟没去看他最后一眼。每想到此，我不禁潸然泪下，甚至放声恸哭，我不能原谅自己。
大哥长我16岁，人世间所有不幸，差不多全降临到他一个人身上。他一生下来，脸上便有一块红色的胎记，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红胎记便一年年扩散，以至半个脸都是红的，并增生了一些瘤。更不幸的是有一次报社机关篮球赛，他被撞倒在地，球衫上报社的圆徽章戳瞎了他的左眼。从此，他便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更羞于见女人，这副模样上哪儿去找对象！比这些更不幸的是，他在政治上蒙受的厄运。大哥是徽州农校毕业的，学的是园艺。旧社会毕业即失业，经亲戚介绍，1948年，18岁的他着一身灰布长衫从皖南来杭州，进《东南日报》社当了一名排字学徒。
刚满师杭州就解放了，《东南日报》改成《浙江日报》。他已是一名熟练的排字工人，成为报社第一批入团的青年。他工作热情，热爱文艺，是工会的骨干，这时他已担任报社印刷厂的统计员，很快就要入党了。但不久大祸临头，在肃反运动中报社电台挖出一个平时对现实有不满情绪的译电员（他是前《东南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委刘湘女的侄儿），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大哥和他曾是好朋友，过从甚密，散布过一些言论。其实，当时他们只是一些不到20岁在政治上极不成熟、稚嫩的小青年。这样他们被打成纠合性的反革命小集团，此事还牵涉到当时正在朝鲜前线作战的二哥。1949年，二哥刚15岁，失学在家，常与大哥他们在一起玩，也发过一些“牢骚”。
大哥从未和我们合过影，他说他的样子太难看了。1979年，他在西湖边的留影在我几次搬家中遗失了，只保存着他在1953年的一张照片，当时他26岁。
一年后，两个哥哥有了消息，二哥因为有战功被免于刑事处分，后来被安排到省林业厅林产调查队工作；大哥被处以劳动教养两年。当时劳教还能领到工资，他按月给我们寄20元钱。当他劳教期满时，上面来了文件：劳教人员一律留场就业，一分钱工资也没有了。大哥那些年一直在东海边一个盐场劳教，在饥饿、疾病、重体力劳动的折磨中，他顽强地活下来。
1962年元旦，盐场放电影，散场后，劳教人员的宿舍着火，大哥顶着一床被子从大火中逃生。我和妈妈一次次写信给劳教总团恳求，1963年大哥终于回到芜湖家中。由于没有生活来源，走投无路的大哥只得以一个城市居民的身份下乡务农。他去的是我们的老家——离芜湖30华里的繁昌县中沟乡章墩生产队，家乡的父老收留了他。
起初那两年他住在村口的茶棚里，冬天四处透风，夏天也没蚊帐，8年的盐场生活使他对环境有了惊人的适应能力。他很快就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衣着到讲话，他学会了包括犁田在内的各种农活。大哥为人老实、忠厚，干活不叫苦，言语又少，乡亲们呵护他。在这里他获得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尊严，他的脸上又有了笑容。他在生活能糊口后，还不时接济一贫如洗的家里。大哥每逢农闲和雨天便赶回城里帮母亲糊火柴盒，起早摸黑从无怨言。
让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1965年春节，大年三十，左邻右舍燃放鞭炮吃年饭了，我们家冷锅冷灶，连年饭米都没有，母亲让我和妹妹去江边的杨毛埂去接从乡下来的大哥。我和妹妹站在寒风刺骨的江边差不多三个钟头，天快黑了，只见到半个红脸的大哥挑着一副担子，顶着寒风气喘吁吁赶回来。我们兴奋地接过他的担子，他带回20斤米，几块豆腐，两尾筷子长的鱼，这一顿年饭吃得很沉重，母亲掩面长泣，我们兄妹三人沉默不语，这段经历使我从此懂得珍惜——它是贫穷的姊妹。
1965年7月初，我参加了“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虽然我的成绩非常优秀，但我知道我是考不取大学的，因为早在前几年，在大学招生中已经严格地贯彻阶级路线，许多出身不好、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都考不上大学，甚至连一份糊口的工作也找不到。何况像我这样的，差不多是出身最不好的一类（父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都算“历史反革命”），两个哥哥是“现行反革命”，等待我的只有绝望。果然在7月20日邮局送发录取通知那一天，我和母亲守候在大门口，看着邮递员从我们面前走过去了。五天后我收到了“不予录取通知书”（43年过去了，我仍然保存着它）。
在那以后的几天里，我茶饭不思，颓然地望着苍白的天空发呆，我的明天在哪儿？幼稚而不懂事的我说了不少抱怨母亲和大哥的话。那几天，母亲以泪洗面，大哥充满愧疚地一声不响地坐在屋角，痛苦地低着头，不敢看我，这些情景43年来一直保存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成为对我的自责。
“文革”期间设在安徽农学院的省招生办公室被红卫兵冲开，招生档案撒得到处都是，我们高中的陶广忠同学从中找到我们的成绩卡，我才知道我的总分是384.5分，是完全可以录取到全国重点大学的。12年后，1977年冬天，我又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高考，才圆了大学梦。
1966年2月，在走投无路中，我报名去了皖北的十八岗农垦学校，那是一种变相的上山下乡。1968年12月又第二次上山下乡到皖南的南陵插队。大哥一直和我保持通信联系，鼓励我不要惧怕困难，要对未来充满信心。他经常用英国诗人雪莱的“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来勉励我。
1967年夏天，为躲避城里武斗的枪林弹雨，母亲让我去繁昌县乡下大哥那儿“避难”。我在大哥低檐的茅屋里住了两个月，我随他在烈日下锄草、割禾，收工后在月下看守瓜田，去水塘网虾，使我感受到农耕劳作的艰辛和乡野田园生活的宁静、淡远。在他的茅屋的角落，一个木箱改成的“书柜”里，我发现外貌丑陋的大哥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些年他一直在坚持理论学习，他写了整整几本读《毛选》、艾思奇《大众哲学》、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笔记。我翻看了他的日记，一页页、一行行琐细的日常生活记录，充满了对母亲的关切，对母亲胃病病情的焦虑，对我和妹妹学业及成长的关怀，特别是对我前程的期待，我的前程成为全家人的希望。
1977年12月，我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高考。因为成绩优秀，1978年元月就参加了高考体检，可是到3月，我仍旧没有接到录取通知，还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原因。我愤怒了！打倒“四人帮”，春天终于来到冰封的中国，为什么春天的风仍然吹不到我们身上？我给当时担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写信，申述我们的不平。4月底，安徽省招生办根据万里同志的批示，把我们这批受家庭出身影响的高分考生录取到几所师范学院，从而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大哥闻讯从乡下赶回，祝贺我人生的转折，兴奋地喝得酩酊大醉。
1980年，当时全国的地、富和右派都已摘帽，右派已改正平反，而大哥头上的帽子仍未有人来摘。我们支持他去杭州上访，家里凑足了来回的路费，他回到阔别24年的杭州城。这个城市的变化太大了，浙江日报社早搬家了，50年代的老同事多半不在了，有的死了，有的调离了，还在的几个老职工，见到已经衰老的大哥像是发现出土文物般惊叹：“你还是回来了！”他寻访当年办案的单位，都推来推去，一律官腔官调：“过去案子并非都办错了，平反还没平到你们这一拨，你回去等着吧……”一句话就将可怜的大哥打发了。但是，有人告诉他当年和他一个案子受处分，还活着的都在上访，受理重审还是有希望的，大哥抱着这最后一线希望离开杭州，临走前还花钱在西湖边照了一张相。
1983年春天，我又接到大哥来信，他被选为街道织布厂的厂长，他是第一次担此重任。工作很忙……这一年夏天，我突然接到母亲来信：她悲伤地告诉我，大哥病倒了，医生确诊为胃癌，他呕吐不止。我惊呆了，我工作太忙，孩子刚周岁，又遥隔千里，一时不能去看他，只能写信去安慰他，并寄去50元钱。
半个月后，我接到他回信，字迹歪歪扭扭，显然是在病痛中写的：“我知道自己得的是癌，我要和命运继续抗争……”我读后哽咽了，眼看就要放暑假了，一放假我就去芜湖看他。
电大的期末考试总安排在7月下旬，学生的考试结束，我正准备去买船票，母亲又来信了，我拆开一看如五雷轰顶：我可怜的大哥已在7月22日去世了，他是在剧烈的疼痛中死去的，死时形销骨立，他是在七旬老母慈爱的关照下去世的，死时他那只唯一的眼睛是睁开的，这是对不公道命运的抗议！母亲是在办妥他的后事后才写信告诉我的，我顿时泪如泉涌，几乎没有考虑，我就登上一艘正要起航的轮船，赶回芜湖家中。我跪在大哥的遗像前放声恸哭，伤心的哭声惊动了四邻，他们也陪我一起落泪，我为大哥这一辈子不幸的遭遇而愤懑，我痛悔在大哥临终前最需亲情关怀时，我竟不能看望他最后一眼：他对我是那么宽厚，而我亏待了他，我的良心将从此不能安宁！
大哥去世后，他在乡下的朋友，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下乡18年的故土。第二天我冒雨赶往中沟的章墩，在淅沥的雨声中，我长跪在大哥的坟前，鞭炮的纸屑与纸钱的灰尘漫天飞扬，似乎在诉说长眠地下的大哥的哀怨。由于大哥终身未婚，没有子女，我只能以女儿珊珊名义为他立了一块碑，以悼念他一直未走出炼狱的灵魂。
1985年，浙江方面给母亲发来一封公函，说明1956年对大哥的处分是错误的，现经查实，给予改正。这是一封迟到的改正书，对于死者或者生者都已毫无意义。
（文章摘自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中信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