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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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0日，90岁的傅高义先生逝世，网上有一些评论。 我想的了一件往事。
2007年，傅高义先生到炎黄春秋杂志社找我。任意（任仲夷之孙，当时在哈佛读博）陪同。他一见到我就说：“你写了《邓小平时代》，我也要写一本这样的书。”他当时77岁了，这么大的年龄要进行这么宏大的文字工程，我佩服他的雄心。
我的《邓小平时代》是199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原稿70多万字，出版时删到50万字，印了五万册，一个月就卖出了三万册。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得知后下令禁卖。中央编译局局长两次被约谈，勒令检查。中央编译出版社也受到处分。（10年以后，中央编译出版社将剩下的两万本卖给一家书商，换了封面全卖完了。我将原稿中删下来的20多万字扩充成为《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04年在香港出版。）
傅高义的中文很好，我们用普通话直接交流。我向他介绍了我这本书的遭遇，他提出了改革开放中的一些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最后我向他介绍了一些采访对象的名单。几天以后他在中央编译局开了一个座谈会，我给他的名单可能被邀请。我们交谈了两个小时，该吃饭了，他说：“我请你吃饭，我是美国人，有钱。”他请我吃饺子。
五年以后，他的《邓小平时代》出版了。中文版厚1000页，在大陆发行60万册，是经中国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同意的。这时我想起了我的《邓小平时代》的遭遇。同样的主题，同样的书名，为何命运有天地之别？主管部门为何厚彼薄此？
我想，两本书内容可能有所不同。我的书是秉笔直书，有“负能量”，傅高义的书有曲笔，绕过了主管部门不愿意看到的内容。北京大学一位梵文专家说过一句话：“假话完全不能讲，真话不能讲完全。”傅的书可能是“真话不讲完全”吧？粗看了一下他的书，他的确回避了改革年代发生的一些敏感的事件。对读者来说，这些回避毕竟是遗憾的事。政治家需要“真话不能讲完全”；记者和学者“真话必须尽可能讲完全”。记者和学者的笔下必须还原事件的真相。不完全的“真相”不是真相。
2016年，哈佛大学授我“良知与正义”奖。我不能出国领奖，缺席授奖仪式。86岁高龄的傅高义先生却出席了，为授奖撑了门面。远隔太平洋，我十分感谢他。
杨继绳 2020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