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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萧继实
我们这些老三届中的小字辈，文革的喧嚣声中，匆匆地被中断学业，下乡、回乡。几年后招工进城，我和文祥在一个单位。单位的头是搬运工出身，没多少文化，人很敦厚，把一些出墙报、写口号之类事交给我俩。文祥父亲是一位有识之士。近“墨”者黑嘛。通过朋友介绍文祥结识同在乡下，文史与艺术修养很全面的王受之。稍后，文祥带我认识受之。
1973年，我和文祥都20岁刚出头，受之大几岁。我们都是“老三届”的，招工进城，同在洪湖县城。受之的父亲是创办湖北音乐学院的教授，母亲是抗战时期孩子剧团成员。家学渊源深厚。受之天分极高、特勤奋。
那时，洪湖新堤镇新开了一家贝雕厂。厂房就在内荆河边的民房里。受之作设计工作，设计室在房顶搭建的小房子里。
我、文祥的工作在粮食局的一个单位，和贝雕厂隔着一条连通洪湖的穿城小河，我们每每下班吃过晚饭，走过河东的石板老街，来到河西的老街角落贝雕厂楼顶和受之兄聊上几个钟头。
古代的、当代的、国内的、国外的，一会儿历史、文学的、一会儿艺术的，偶尔街头花边新闻小道消息 ，没办法，受之是百科全书式却比百科全书重点突出的人，和他聊，“引人入胜”这个词都有点苍白。
前些年，上海媒体评受之为全国十大知道分子，其实，我们那时就认为他是一大知道分子。
我那时想入非非又不着边际，自信善画，又没多少理论，读了一点书，与他比，只能算皮毛而已。
受之每次参加广交会回来，就指着设计室摆放的贝雕作品一一介绍，哪几幅 ，外商又订了多少万的合同。就是这间“幺子角落”（当地俗语）的简陋工艺厂，短短两年时间，成为全国知名的淡水贝雕工艺厂，受到省外贸的重视，拨款新建厂房，不久后就搬进新的厂房。
今年9月，他回武汉，我们在一起聊天，我说：“我是你的追随者，不敢称你的学生。”他笑而不答。
他是一个自信而又谦虚的人，他说，走到哪里，口口声声称我大师，哪来那么多大师？
“你不是大师，那我就从来未见过大师了”。这是我的感慨。
受之在设计教育领域的建树，为世人瞩目。
追随者，他无法否认。在那个动荡而又贫苦的年代，遇到这位“知道分子”，算是幸运了。
他在洪湖工艺厂做设计员一直到四人帮倒台、恢复高考这五六年时间，我、文祥与受之交流最多。
那个年代，我痴迷于绘画，从受之那里得到的教益，弥足珍贵。
我的父亲是闻名四乡的教书先生。懂事后，父亲很少提及他的经历。我上完初中一年级上学期，父亲病故，很多有关父亲的故事，是从乡亲那里听到的。父亲天资好，写得一手好字，四邻每逢春节对联由他书写。农村妇女生小孩，遇到难产，医疗条件差，容易坏事，迷信是月母鬼害的，临产前挂张钟馗辟邪。有乡亲提着母鸡来求父亲画钟馗，父亲居然无师自通地画出来。父亲常与镇上一个刻图章的彭先生交流画技。彭先生刻图章呱呱叫，用木板刻得冥钞版，刷上色，印出来，人见都说和真钞差不多。画画在镇上也算得上一流。他可能是根据芥子园手绘的一本水墨画稿学习，父亲借来看，我也反复翻阅。渐渐的，我迷上了绘画。
文革来了，没学上了。绘画爱好派上了用场，1973年7月，当年改变政策，通过考试上高校。我的成绩在录取之列。后来某人交白卷，全国批“白专”道路。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人说我父亲15岁儿童团时期有问题。所以，这次我政审未过关。我问到负责招生的人，他一脸暗淡，支支吾吾，无能为力的样子。我的政治前途和求学之路等于画上了句号，那就只有一条所谓的“白专”道路了，因而我对绘画的兴趣更加集中了。
那时政治统帅一切，宣传放在首位，我在所谓八大公司的财资战线，绝大部分时间由单位安排画宣传画、布置会议室，其实是临摹作品，平时基本靠自学，资料很少，一位画友文革前从苏联画报上剪贴的一本苏联油画家的作品，我才三十几元的月工资里拿出十元买下来学习临摹。有一阵迷上临摹希什金和列维坦的作品，每有画家来体验生活，县文化馆便把我们这些美术青年邀到一起，请画家言传身教。
那时相继来洪湖采风的画家白统绪、汤文选、邵声朗、姚治华、鲁慕迅、恽其昌····，
水彩画家白统绪每年都上洪湖呆上一段时间，每次来镇上采风，我们几个”美术青年”总是伴其左右，他边写生示范，边讲解。他那时画洪湖的一批作品好评如潮，几幅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再后来，全国五年一届的美术大展征集作品，白统绪来洪湖搜集素材，我们在一起讨论创作很热烈。我说要画洪湖的秋天，绝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人们印象中的秋天都是金色的，洪湖的秋天是银色，水波如银，丰收的满船鱼虾如银。我神侃居然得到白统绪肯定，还确定以此为题创作冲刺大展。我那时不知高低，好高骛远，思想跳跃无边无际，白老师为人谦逊随和，像老大哥，和我们喝酒，偶想起他是河南人，喝酒一定喜欢猜拳行令，他不善辞令，埋头画画，未必善猜拳之道，我们提议猜拳，六·六六···，五魁首··七星照···，每每我们喝的时候多，没办法，又提出猜火柴棍，结果还是我们败下阵来。
那年，白统绪老师与我合作《洪湖银秋》，入选第五届全国美展。也体现老师带我们后进一把的心意。
身边常年有受之这位好老师，真是幸运。设计工艺贝雕画的稿子，他与别人不同，有时四张设计稿纸在桌子上一齐展开，同时设计完成四张设计稿。厂长叼根烟，光顾设计室，看王受之这样的劲头和效率，操着干哑的烟嗓子说：“个杂（口头语），受之还真有本事！”
这些一般是比较传统的四季花卉翎羽，设计起来，他几乎是烂熟于心、信手拈来。
那时讲创新，看着他设计现代题材的《丹江之春》，作品反映丹江大坝，近景山花烂漫、中景巍巍大坝、远景水库水阔天空、白帆点点，巧妙应用淡水贝壳的自然光泽，展现了人工之力的伟大。从设计到指导制作、上色，他一丝不苟。不久传来轻工部工艺品年度获奖的消息。我们一起分享这份快乐。
受之作为设计员，英语已有相当水平，他儿童时代在广州度过，会讲一口地道粤语，所以一有广交会，厂里必会派他参加，他回来时，总有让全厂振奋的消息：“今年又订了70万订单。”这在当年是个不小的数字，意味着 一年厂长的业绩、工人的工资全有保障了。
受之每次出差回来，带回的消息也是全方位的。我们最受用的是他带回是美术界最前沿的信息。他的两个舅舅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周令钊、一个是湖南的画家。周令钊参与了国徽的设计。一次受之从北京回来，给我们介绍 参与全运会团体操设计过程、众人展示的宏大画面，如红旗 招展、白云蓝天、百花竞放，这些是个人手持彩色卡片，按照规定的音乐节奏，依顺序展示，实际上每张卡片只有一个颜色。受之还给我们展示了其舅舅的设计手稿。画报刊出了何孔德创作的《古田会议》，他到军事博物馆看了原作，说画中毛主席脸部色彩用得特别精到，以致于我后来到北京出差，一到目的地就迫不及待地去军事博物馆看那张油画。
有一年从广交会回来，受之带回一套伍启中画的《国际歌》的连环画，比十六开还大一点，画面采用大明暗块来表现、构图剪裁有点像刚出来的宽银幕电影，近景特写比较多，这在当时比较新颖。
出差途中的见闻和画的南方风景人物钢笔速写一定要和我们分享的。哪个寺庙的明清雕像保存完好，哪个寺庙在修复中，中央美院的教授携同弟子共同完成的造像也很不错。广交会全国富商需求变化，参展工艺品的时尚，白雪石的山水画的雅致……他一一道来，观察、摄取信息的效率无人与之项背。我经常跟不上他的节奏与思维，洗耳恭听的时候多。
回到贝雕厂，复归到他有计划和高效率的工作与生活中。设计、指导创作、读书，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史》，然后冲个冷水澡，躺在床上听英语电台节目提高英语水平。他还有晚间冲冷水澡的习惯，哪怕冬天的寒风在工厂简陋的平台肆无忌惮刮着，刮得再透彻，也能见到受之精干得彻底的光膀子，听到他瓢泼冲水的声音。
和他在一起，我总有一种虚掷光阴的愧疚感。
一段时间，受之在临摹李可染的山水。“李可染的山水墨色厚重，但墨彩华滋、钟灵毓秀，用笔如锥画沙，善于采用逆光的感觉。”他边画边介绍。
三十年过去了，我最近在他的博客里看到一段视频，身为 汕头大学设计学院院长的他为学院画了一张风景画，我看到有点李氏山水的元素。
一个夏季，受之出差回来，又带回全国美展消息，湖北的《地下长城》出了风头。
设计室的画册新发表了黄永玉的《雀墩》，八开全张，印得精致。画还可以那样表现，那么富于诗意的美！中国画？水粉？水彩？这派那派？都不是！全都有。黄永玉的作品就是不同于一般。受之也极为赞赏。
一份画报整版登了一张赭色调的水粉人物画，和那个年代通常的明快、饱和、透亮的宣传画不一样。“你看，整个画面用色并不复杂，土红、土黄为主，整体也很协调。”他这样评价，我若有所悟。
有段时间，他在着手撰写《中国工艺美术史稿》，让我帮他抄录一份。那时复印机技术还未问世。我正好借抄录的机会补习一下历史知识。稿中的图例，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石器、陶器等，是他钢笔绘制，细致、轻松而又准确。我边抄录边临摹图例，几笔勾勒一个石器砍砸器，一笔代表一个面。印象中抄录的稿子写到了两汉时期。当时的工艺美术史还是空白，老的史学家、学术权威进了“牛棚”，只有“梁效”的文章和政治宣传充斥书刊。受之为撰写《中国工艺美术史》做了大量研究。
后来，他成为中国当代设计史教育奠基人之一，著作等身，学术界、设计界见证了他的成就和影响力。可是他早年的卧薪尝胆，却鲜为人知。
那时物质匮乏，没有什么休闲活动，整个县城还没有电视。长航的一家单位拆船拆下的一台彩色电视机，我像看“西洋镜”似的，步行四五里路去看电视节目，只不过看画报大小的屏幕和播出内容基本靠猜的“马赛克”画面。偶尔，我和文祥拉他到我们工作单位的老旧楼房里“打牙祭”，请同房的王兄掌勺做上几个菜，基本“老三样”：椿菜、花生、红烧肉。一瓶红葡萄酒，摆开龙门阵，受之的主讲，任何情况下，这是毫无悬念的。喝酒他向来低调浅酌，有次例外，“龙门阵”中谈起酒量来，他说他是可以喝一点的，我哪里相信？大约装三两酒的玻璃杯倒满，碰杯，每人一杯几大口喝下去，受之从容如前，文祥少喝一点没事，我却当场现丑，不由自主地傻笑。
受之的弟弟习之拥有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还有从拆旧船的朋友那里买来拆下来的一台式旧电风扇。夏夜，受之常约文祥和我到江堤边的 弟弟居所摆龙门阵。习之每次都拿出“保留节目”——蒸八宝饭招待我们。
夏夜聊天海阔天空，“连续剧”却是少数。某日，他在武汉把友人从香港带回的小说《基督山恩仇记》借回，连夜读完后还给主人。这本当时的禁书，一般只能悄悄传看。他回洪湖给我们介绍这本书据传是某大人物放在枕边的书籍，我们追着他几个晚上把全书故事讲完。我们佩服他高超的记忆力，读过一遍，居然能绘声绘色地讲述小说全部故事与细节。
省里传来了筹办全省美术展览征集作品的消息。他利用设计间隙创作年画。从勾草图、定稿、勾线上色，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年画《巧手绘出新农村》创作完成。画面展现的是一个农村姑娘创作壁画的情景，画中有画。民间年画线描明快、色彩平涂为主，略加晕染，表现了农村早春的气息。看到他创作的全过程，从人物形象、表情到动态，都胸有成竹、信手拈来，一气呵成。作品入选了那次的省展。展览在武汉展览馆举行，当时还展出由张振铎、陈立言等人的作品。
唐山大地震后，军民救灾 ，报纸上登出长篇通讯。受之看到这篇通讯，提议与我合作改成连环画，我勉为其难地答应，对他的这份信任是感激的，也很高兴想看看他如何创作，只是担心自己能否胜任。他这人是说干就干、马上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我实际就是协助作些脚本编辑整理工作，受之创作绘画。
连环画像电影一样，再现场景、人物、道具、情节。如唐山的人开吉普岛中南海汇报实情，北京沿途一些市民睡在露天的帐篷里，解放军、市民投入救灾，工厂工人加班生产救灾物资，所有细节好像装在受之的脑子里。他在纸上用铅笔只是三两下勾个位置，然后用钢笔直接画出局部到整体。两个月的工余时间，上百幅连环画就创作出来了。
至于脚本，他根据画面在报纸通讯文字上划出段落，我整理出初稿，他润色后，我再抄一遍。稿件寄出后不久，四人帮倒台，政治的大变局，这套快速反映救灾的的连环画被搁置。不过，我们更加深入地体验了他超强的观察记忆和造型能力，还有那不知疲倦的状态。
冬去春来，为了提高人物绘画的造型能力和结构的准确性，我到码头、茶馆画速写素描，并临摹受之推荐的美国人著的一本人体解剖结构书。文祥去了一趟武汉。那时，从洪湖新堤镇往返汉口大多坐江轮，半夜靠岸到洪湖。我睡得迷迷糊糊中，文祥背着行囊抱着“安琪尔”石膏像回来。
我经常对着这个“卷毛”像一坐三四个小时，打轮廓、画明阴分界线，转折、过渡、背景 ，对着画石膏像素描。画了一些都不那么满意，我请受之过来看看，他看过之后在画板上铺上纸，示范地画了一张，让我找到差距在哪里。他讲科学的观察方法，讲由整体到局部、由局部到整体，用一双手指头交叉示范素描线条的走向如何好看。
恢复高考后，文祥和受之相继考上了大学，两个人的单位都不愿意放人，努力周旋一番，才得以如愿。
受之的大学过程，尤其周折，其中五味杂陈，现在看来甚至无法想象。厂里听说受之参加了高考，觉得必考取无疑，“老九不能走”，但又找不到理由，不得不采取下下策，硬卡不放，封锁消息。我成了受之的“交通员”，凡有关高考的有关信函，先寄“萧继石收”，免得落入“监察”之手。后来录取通知书来了，行李被锁在宿舍，同事乘着“风高夜黑”翻窗搬出了行李。
我后来进了报社作美术与兼摄影，既然画画写写那么多年，技巧是一回事，创作可能更重要是文化修养，我索性考进大学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