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王彬《水浒的酒店》
来源：高原之云
作者：刘川鄂
五四以后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大体有三种路经：一是沿袭传统的考据之法，在史实钧沉、版本校勘等方面一一求证，文学之于这类研究者，是历史文本，此为考据派；二是从阅读主体出发，对文学作品的主题意蕴、人物性格、表现手法、语言特色分析品评，此为鉴赏派；三是借鉴西方诗学理论，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潮流派作家作品进行现代化之理论阐释，此为西学派。三派各有特点、各有建树，亦各有限制。考据派缺乏文学之主体性，审美缺席。鉴赏派随意性很大，理性不足。西学派以西论中、以今化古，有框套之嫌。初读王彬先生的《水浒的酒店》一书，我把他划入考据派。但他在考据基础上有理性的分析。所以他是兼有理论家特质的考据派，或者说是超越了考据派的考据派，从而具有一种求新的探索性质，王彬先生把他的这个探索归结为“微理论”，采取实证、量化与精微的研究方法，进行考订、复原与阐释。
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已有了众多坚实的成果，水浒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显学，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再出新意，难度极大。《水浒的酒店》的首要价值在于实证。作者从酒店这个在小说中频繁出现的特殊场所切入，对这部巨著进行了再阅读再阐释。酒店与故事情节、人物活动之关系，酒店的规模、经营、服务、种类、器皿，酒店与食店、茶店之异同，酒店描写在作品人物、结构、文化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在这本书中都有详实地考察。通过本书考察可见，《水浒传》中的主要事件，基本上都是在酒店中发生的，没有酒店便没有《水浒传》。“总之，《水浒传》中的酒店与事件的关系，或大或小，或为大事件，或为小事件，几乎贯穿了《水浒传》的主要情节，其与人物命运关联之紧和出现的次数之多，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第10页）作者以章回为经，以话题分类为纬，纵横交错、事无巨细，全面完整地反映出酒店与《水浒传》的特殊亲和关系。佐之以《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 《武林旧事》等研究两宋文化的重要史料中关于酒店的相关记载，更增强了本书的学理份量和说服力。读此书，不仅有益于读者进一步理解作品，还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酒文化的源流、特点及与男人之关系。
《水浒的酒店》的另一重要价值在于阐释。以酒店为特殊角度，以考据为前提，以文化理论为立论基础，厘清了西学派似有涉及但未落实因而似是而非的某些问题。在该书《水浒人物的社会分析》部分，作者不厌其烦，用列表的方式把小说中每一回目中出现的梁山人物的籍贯、上山前职业、上山原因予以铺陈展示，清晰直白、一目了然。作者对梁山人物上山前职业分析得出结论：“依据传统的阶级斗争的原则，属于统治阶级，计四十八人。民间与绿林属于被统治阶级，计六十人。但是，至少理论上是革命主力军的农民，却一人没有。而可以视之为与农民地位相当的渔民、猎户、梢公之类，并不单纯的从事渔猎，而是以其为掩护，贩卖私盐或其他黑道活动。”（第150页）梁山人物的落草原因，作者列举了被擒获上山、追随上山、恶了官府上山等，“总结好汉们杀人的原因，真正反抗官府的并不很多。而个人纠纷与毫无道理的杀人却占了相当的比例。即使是为了山寨的事业，而以滥杀无辜为代价，也与我们对英雄人物的理想相差甚远。”（180页）从而否定了把《水浒传》视为农民起义作品的简单化结论。（第156页）长期以来，《水浒传》的农民起义主题说占据上风，近些年也不断有质疑之声，但语焉不详、论说乏力。本书靠事实说话、靠数据发言，有力地推翻了农民起义主题说，证据凿凿，无可辩驳。仅此而言，本书已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关于水浒与女人的关系，本书的论说亦有启发性。“这些女人的命运，大都十分悲惨”（第194页）古中国女性地位低下、反人性的旧道德观压制其正常人性，而所谓的“好汉”以不近女色为荣。他们堂而皇之地以替天行道之名将这些女人、妻子杀死，“朝廷不明、官员腐败、女人淫乱，三者合而为一，好汉们这样认识，好汉们叙述者也这样认识，而好汉故事的听众也是这样，数百年而不变。这些女人的命运，果真应该是这样的吗？”（第194页）至于梁山三位女英雄，亦是失去了女性性征和女性美的男人化英雄。不尊重女性的男人不是值得尊重的人，不近女色的英雄不是真正的英雄。于此可见，《水浒传》不仅不是一部表现农民起义英雄故事的作品，亦不是歌颂正常的健全的人性的作品。
那么，《水浒传》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呢？本书没有直接涉及这个问题，但从《三读水浒人物的社会分析》一节，可以得到启迪。这一节从忠、孝、仁、义四个方面，分析水浒人物的精神状态。其理想人格主要为：仗义疏财、结识好汉、爱枪使棒、于家大孝、受招安以尽忠。“事事是忠、孝、仁、义，又事事不是，有一种怪诞的味道。因为他们的忠，是强盗的忠，孝是强盗的孝，仁是强盗的仁，义是强盗的义。忠、孝、仁、义不过是强盗的忠、孝、仁、义。”（第218页）这是很有份量的分析，《水浒传》就是一部歌颂不健全男人人格的书。它流传甚广影响甚大，即因为它本诞生于男性中心主义的封建文化环境，契合并激发了传统中国人的好汉情结、绿林情结、梁山情结。它流传至今受誉至今，是因为身处现代的中国人仍然是老中国的儿女，他们的心灵尚未完全走向现代。充斥于当下中国男女言行中的所谓“大男人”意识、对男人讲“义气”的无条件的推崇和对讲理者的贬斥、官本位观、孝文化沉渣泛起，等等等等，皆与中国人的“水浒情结”相关。
读此书，我更坚信：“数百年而不变”的“水浒情结”到了该变一变的时候了！现代中国人文学者包括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西学派对“水浒文化”有过质疑和批判（对其人文价值的否定当然并不意味着对其审美价值的全部否定），但对非学术领域几乎没有丝毫触动。稳健平和的王彬先生在《水浒的酒店》中有力地支撑和声援了西学派。因其对水浒人物的细密分析，它是水浒研究的入门书。因其对水浒酒店的前无古人的考据，它是水浒研究的别开生面、不可替代的新成果。因其对流行理论的质疑反驳，它是对水浒读者有正面启迪的参考书。
（王彬：《水浒的酒店》，东方出版社2010年4月版）
原题《细密考证，悉心阐释—— 一读王彬《水浒的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