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戏剧在日本的研究进程概述

叶萍

摘要：曹禺的话剧《雷雨》发表的次年，就被搬上了日本舞台，评介、翻译随之进行，至今有86年。曹禺话语的首演、首评都发生在日本，足见演剧界、批评界对曹禺话剧的青睐与关注。本文梳理日本曹禺戏剧研究的历史进程，探究曹禺戏剧批评的实存，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日本曹禺研究者的多重性与多组合存在；第二、日本研究者对于曹禺的长期跟踪研究，多位学者、评论家、艺术家数十年的随行研究，为日本的曹禺话剧（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与研究资料；第三、关注曹禺早期戏剧剧本的后期修改，分析时代的变化与曹禺个人的应对关系，以及创作主体内在思想、心理的变化对于话剧创作的深刻影响，如《雷雨》由命运悲剧改变为社会悲剧；第四、曹禺话剧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研究，其中也关涉曹禺与日本、西方艺术家的平行比较研究；第五、青年研究者的介入，大学硕士博士的培养教育，为日本后续的曹禺研究增添了生力军，进一步推进的曹禺话剧的研究和发展。

关键词：曹禺 日本 翻译 演出 审美 批评

1930年代，日本话剧的创作、演出已经进行了50余年，在审美样式、表现手法、艺术呈现等方面都已经完全成熟。曹禺及其话剧，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日本的。

曹禺与日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33年大学毕业前的修学旅行。1933年春假，曹禺随同由钱稻孙作为领队的清华大学赴日本修学旅行。《读卖新闻》晨报报道“支那大学生参观团来朝”：“北平清华大学学生访日参观团一行卅三名，日语讲师钱稻孙率领，坐八日进港的大阪商船长城丸登陆神户。至四月廿日大约两周，预定考察京阪、东京方面。”曹禺等同学在日本游览了东京、神户、横滨、大阪、京都、奈良等地。在由小山内熏创建的东京的筑地小剧场，曹禺和同学孙浩然冒着雨去看戏。观看了由久保荣翻译、八田元夫导演的荷兰剧作家海耶曼(Herman Heijermans1864—1924的) 的《好望号》。曹禺曾经回忆道：“我们听不懂曰语，却被演员们真实 、诚挚、干净的表演紧紧抓住。戏演完后,我们和日本观众一起为他们鼓掌。日本话剧深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那时起一直使我萦怀不止。”日本的修学旅行，开阔了曹禺的眼界，特别是观看话剧演出，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话剧的艺术魅力。

1935年中国留日学生在内务省登记，由中华民国留日监督处审查在东京创办了《剧场艺术》杂志，刊登了中华同学会第二次戏剧演出的公告，以及秋田雨雀等在莫斯科与苏联剧作家在演出后交流的照片，并刊登了罗因滨的诗歌《秋田雨雀画像》，岸田国士的《日本的新剧》，山川幸世《新协剧团的动向》，介绍日本话剧的历史与现状，同时刊发的有梁梦廻的《怎样接受话语遗产》，凄凌的《东京的新剧环境——中国同学怎样在东京上演新剧》[①]，关注中国在日留学生的话剧接受、学习、演出及其活动，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日中国留学生话剧运动的活跃与发达。正是因为中国留学生话语活动的活跃与常态化发展，曹禺戏剧一经发表，就引起在日中国学生的关注，排演并翻译为日文也就顺理成章了。

日本修学旅行归来之后，1934年7月，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刊发于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第３期， 1935年4月，《雷雨》就由东京大学学生影山三郎和留日中国学生邢振铎共同合作翻译为日文，这一翻译，当时主要是为了配合演出的解说并且应对警视厅的审查，所以比较急就而且语言的推敲与打磨均显不足。

《雷雨》1935年初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演出。这次演出，是《雷雨》的第一次公演，也是曹禺戏剧在日本的第一次演出。这次演出作为中华话剧同好会的第一届演出，主要是“以东京、横滨地区的中国人为对象”的[②]。因为是汉语对白的、非专业的业余学生剧团演出，所以很难获得专业剧团演出的名家名作的轰动效应。东京帝国大学戏剧研究会会员影山三郎作为译者之一也观看了这次演出，并在《帝国大学新闻》上便刊登了《理解吧，中国戏剧》的论文[③]。影山三郎的文章应该是日本第一篇介绍、评介曹禺戏剧的文章，也是曹禺戏剧登陆日本的开始。当时的著名左翼作家、深谙易卜生戏剧与苏维埃文学的秋田雨雀读了影山三郎的文章，得知有中国大学生作家创作的话剧《雷雨》演出的消息，就于1935年10月间两次观看了《雷雨》，并给予极大的肯定与关注。之后，影山三郎曾带着《雷雨》的剧本，当面请教秋田雨雀，并在秋田的介绍下找到了当时的汽笛社社长三上於菟吉。笔者核查了秋田雨雀的年谱和日记，未能找到影山三郎拜访秋田雨雀的具体时间，因而也无从落实影山三郎究竟是在1935年10月到1936年《雷雨》日本版出版的何时何日拜访了秋田雨雀。

在秋田雨雀和汽笛出版社社长三上於菟吉的帮助下，雷雨的日文译本于1936年2月得以在东京汽笛社出版发行。《雷雨》的日文译本出版之前，秋田雨雀撰文《关于中国現代悲剧〈雷雨〉的出版》，刊发于1936年1月的《汽笛新刊月报》，秋田认为：曹禺“是中国惟一的古希腊悲剧的研究者。”“这位作者赋予了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家庭悲剧以意义深刻的戏剧形象”[④]。同期刊发的还有影山三郎的《〈雷雨〉的反响及其它》，这两篇文章的刊发，不仅客观精准地评介了曹禺的戏剧，而且也极大地肯定了曹禺及其中国现代话剧的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

1937年2月，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又以“中华国际协进会”名义，排演了《日出》，还特别邀请了当时中国的专业演员风子前往东京参加演出，扮演陈白露的角色。《雷雨》、《日出》在东京的演出，使日本话剧界看到了曹禺戏剧的创作实际与艺术价值。一直关注曹禺话剧的秋田雨雀，在观看《日出》之后，给予很高的评价。

曹禺的《雷雨》自登陆日本，并于1936年翻译出版之后，到新世纪，一共有五个译本出版。以1949年为界，之前有两个译本，之后有三个译本。第一个是影山三郎和邢振铎翻译，汽笛出版社出版的初译本；1939年多磨松也翻译了《大陆的雷雨》，由天松堂出版社出版；1953年影山三郎独立重译《雷雨》，由未来社出版；1994年内山鹑翻译了《雷雨》，刊发于《悲剧戏剧》第6期—第9期；新世纪以来的译本是饭塚容于2009年翻译，晚成书房出版的《中国現代戏曲集》第8集。多译本的出版，不断地重新排练与演出，可以见出日本学界与戏剧界对于《雷雨》作为中国话剧经典的重视与青睐。

日本的曹禺研究，可以说是随着《雷雨》的演出与翻译同步进行的。依据饭塚容的整理与研究，1930年代就有两种《曹禺论》发表，即土居治的《曹禺论》与野中修的《曹禺论》。土居治认为曹禺的剧作属于命运悲剧，缺乏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雷雨》《日出》都属于“习作”水平。与土居治相反，野中修给予曹禺的话剧创作很高的评价。他说：“曹禺不但是优秀的剧作家，而且是优秀的人道主义者”，“春柳社以来中国话剧经过30年的岁月，带来最大收获的功名毫无疑问应该授予曹禺。^[⑤]”

日本对于曹禺的研究与接受，开始由东京大学爱好文学的大学生影山三郎、邢振铎介入翻译，接下来便是左翼作家、出版家的加盟与支持，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曹禺创作的发展，逐渐进入戏剧演艺界、大学与研究机构。

1937年—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曹禺话剧的演出与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剧团被解散，仅有的演出是道化座的两次《雷雨》公演；评论文章只有中村贡的《曹禺——以〈雷雨〉〈日出〉为主要对象》^[⑥]（1940、5）和服部隆造翻译东京青年书房出版的《北京人》（1943、8）。

二战结束之后，冈崎俊夫1948年11月在《剧作》杂志发表了《曹禺的戏剧》， 分析、评论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与《蜕变》，对曹禺的创作的文学艺术的西方接受及舞台演出多有批评。这个时期，目加田诚也写了《曹禺的戏剧》，详细地介绍曹禺的主要剧作，并且指出欧美近代戏剧的影响。

曹禺戏剧研究，直到五十年代才真正的在学术研究领域不断展开。1950年代初，佐藤一郎依托庆应大学的《三田文学》杂志，连续发表了《关于曹禺的〈雷雨〉》^[⑦]，《骸骨的梯子——曹禺的〈日出〉》^[⑧]，《古陶与黄土之子——曹禺的〈北京人〉》^[⑨]，《走向近代的实验——关于曹禺的〈原野〉》^[⑩]等论文，标志着曹禺话剧的研究走进大学、走进研究机构的开始。大芝孝1956年发表了《新旧〈雷雨〉之比较研究》，他将1934年《文学季刊》发表的旧版《雷雨》和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曹禺选集》中收入的改编新版《雷雨》进行对照研究，认为：“《雷雨》的修改正显示了新中国话剧界的动向。 ^[⑪]”曹禺的修改将命运悲剧改变为社会悲剧，加入阶级斗争的元素、强化底层工人的形象，是为了适应新中国新社会发展对于文学艺术以及戏剧的要求，获得很大的成功。以后，他又写《曹禺的新作》 ，对曹禺解放以后的作品《明朗的天》《胆剑篇》给予很高的评价。

日本的道化座于1952年元月排演了曹禺的《雷雨》，新协剧团1952年11月演出了松枝茂夫、吉田幸夫翻译，村山知义导演的《蜕变》，1955年5月、7月分别演出了《蜕变》《明朗的天》等剧目，标志曹禺戏剧战后在日本舞台演出的复苏。

1956年，曹禺应邀随同中国代表团赴日本参加第“第二届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分别在长崎、大阪和东京与日本戏剧翻译、导演、演员举行座谈，介绍中国戏剧的现实与发展，听取了日本同行关于曹禺及其中国戏剧在日本的翻译与演出情况。日方参加大阪座谈的主要有村山知义、原泉、冈田丰、中野重治、冈崎俊夫等，以及留日朝鲜作家金达寿、戏剧评论家茨木宪等。在东京曹禺专程访问了著名戏剧家久保荣，参加了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与“东方学会”联合举行的文艺座谈会，回答了日本戏剧界与学界对于中国文学、戏剧的研究所关心的问题^[⑫]。

曹禺对日本访问，中日两国戏剧家与文学研究者的直接交流，大大促进了日本国内对于曹禺戏剧的普及与了解，也在某种程度上激发并深化了日本的曹禺戏剧演出与研究。稻之会剧团1957年2月由关口润导演重新排演了《雷雨》，这是他们第六次演出《雷雨》。此后，1958年10月稻之会演出梁梦迥翻译的《日出》（第八届演出），1959年10月演出波多野宪翻译的《原野》（第十四届演出）。1950年代，曹禺戏剧由多个剧团演出，也体现了曹禺戏剧在日本舞台的深入与发展。

1950年代之后，中日文学艺术界的交流逐渐正常，日本多个艺术团体访问中国并演出日本戏剧，曹禺与日本艺术家接触比较广泛。这一时期的曹禺研究集中于日本国内大学内的中国文学研究室的教师与学生，逐渐形成了常态化、学术化、艺术化的研究方式，对于曹禺文本的细读，对于曹禺舞台艺术的分析，对于曹禺话剧的历史修改与演变，对于曹禺话剧艺术的审美样式与风格的研究，全方位、多视角、多元化的研究成为日本曹禺研究的实存。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研究者主要有有佐藤一郎、目加田诚、阿部幸夫、吉田幸夫、大芝孝、宅间园子、木下顺二、名和又介、井波律子、关根谦等等。

1982年，曹禺应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邀请，率中国戏剧家代表团访问日本^[⑬]，这是曹禺第三次访问日本，也是最后一次赴日本访问与交流。曹禺在日本受到了日本戏剧界与研究者的热烈欢迎，曹禺与学术界的松枝茂夫、佐藤一郎、松井博光、木山英雄、新村彻、饭塚容、内山鹑等，戏剧演艺界的千田是也、杉村春子、村冈久平、西田辰雄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进一步促进了中日话语艺术的交流、研究与发展。

进入1990年代之后，一代新的博士、学者成长起来，担当了日本曹禺研究的重任，他们更加注重曹禺戏剧的历史与时代性，曹禺与与宗教的关系，曹禺话剧的艺术表达，以及曹禺与日本及西方文学的关系，等等。主要研究者有濑户宏、饭塚容、米田和弘、内山鹑、今井静子、铃木直子、张景珊等等。

曹禺的研究者主要有以下人员组成：第一类，曹禺作品的翻译者，如影山三郎、冈崎俊夫[⑭]、松枝茂夫、目加田诚[⑮]、大芝孝、饭塚容、吉村尚子等人，他们既是曹禺与中国文学的译者，也从事中国文学、文化的研究者；第二类，大学中国语与中国文学研究室的汉学家、教师与学生，这一类与第一类相比，不同的是，这一部分学者、教师是专事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并未从事文学翻译事业，主要有吉野造作、阿部幸夫、佐藤一郎[⑯]、吉田幸夫、宅间园子、牧阳一、白井启介、坂野学、濑户宏、铃木直子等；第三类是从事戏剧演艺创作的作家、演员、中国文学爱好者，如秋田雨雀、木下顺二、伊藤巴子等等。这三类研究者组成了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队伍，也建构了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理念、方法、样式与成就。

关于日本的曹禺研究，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论文与历史文献：第一是关于曹禺话剧文本的研究，涉及话剧的剧本结构、语言、文化接受与舞台表达。主要论文有：饭塚容《曹禺的〈家〉和吴天的〈家〉》、牧阳一《基督教式的悲剧——曹禺的〈雷雨〉、〈日出〉〈和原野〉》、白井启介的《曹禺戏剧的舞台指示——从〈日出〉到〈北京人〉》，佐藤一郎的《古陶与黄土之子——曹禺的〈北京人〉》等，这一类论文，主要是从舞台表演的表达来解析曹禺的话剧及剧本。因为话语的创作，主要是用于演出和表演的，因此在日本，话剧一直被称为“演剧”，剧本是通过表演艺术家的传达而抵达观众的。当然，读者可以阅读剧本，观众可以通过演剧的欣赏来理解剧本和作家的创作，二者可以相辅相成。话语文本与演员表演之间存在着一个互为表里的关系，演员依靠剧本进行表演，剧本通过演员在剧场进行演出来进行呈现和展现。日本学者在比较中国的曹禺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到契诃夫的剧本之后，指出：西方与日本的剧本作者，作家对于表演的提示非常少，剧本与演员在表演的时候融为一体，表演艺术家可以超越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艺才能，从而使得剧本的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实现最佳的表达。对于曹禺的话剧《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等等，日本学者对于演出提示多有批评与指摘。木下顺二在《曹禺的资质》中认为，曹禺的戏剧犹如一个不可动摇的建构物，总是意图主宰表演艺术与表达，没有给表演艺术家留下足够的表演主体与表达的艺术空间。一方面他观看演出的时候，又这样的感受，而当他阅读剧本时，更发现了太多的表演提示。“在舞台演出时，笔者的期望也常常落空。然而，曹禺绝不仅仅是怕自己的期望落空才写下那么详细的“注意事项”似的提示，而正是从这一点上，笔者看到了曹禺的资质。”“也就是说，用包括舞台提示在内的所有的戏剧文字，使自己设计的作品世界成为不可动摇的构建物，这就是曹禺的资质。同样，《北京人》中“远远地在冷落的胡同里有算命的瞎子隔半天敲两下寂寞的铜征”这段舞台提示中，“瞎子”也绝不单纯指现实中的盲人，即不能按所谓的自然主义来理解。换成笔者的话，不仅舞台提示，就是台词的字数也要控制在充分必要的最小限度，然后在观众席上期待导演和演员借助这最小限度的文字去将作品世界尽可能扩展到无限大。[⑰]”在日本研究者看来，太多的表演提示，不仅仅不利于表演，而且有妨害表演之嫌。

第二是曹禺话剧与历史时代的关系与嬗变；主要论文有大芝孝的《曹禺的新作》，坂野学《曹禺〈明朗的天〉的“思想改造”的描写方法》[⑱]，宅间园子的《曹禺〈雷雨〉的悲剧性与社会性——以人物关系的展开与悲剧的手法为中心》，佐藤一郎的《古陶与黄土之子——曹禺的《北京人》等，中国现实主义话剧中，取材于当下的时代的作品，往往难以进行超越现实的审视，而存在贴着现实创作的倾向。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作品与艺术的关系，往往成为马克思所批评的“席勒式”的创作，将艺术作为现实的传声筒来进行叙述和表达。曹禺的戏剧中，家庭问题浓缩了社会的影子，随着时代的变迁，过去的戏剧如《雷雨》《日出》等都曾经进行过改编和改写，将时代的要求，阶级意识生硬地楔入作品中，离间了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罪恶、罪恶。你的祖宗就不曾清白过、你们家里永远是不干净”（《雷雨》第二幕）。《北京人》中的家庭依然是以分崩离析、破散毁灭为结局……这样的写作，佐藤一郎认为：“中国文学的主题都和人性、社会性的苦闷联系在一起，它与中国社会的落后性一样绵延不绝。现代作家们还在延续“家”这个话题。[⑲]”确实，家庭问题一直是文学描写的重要问题之一，家庭是人伦最集中的表演场与表达地，如何对待亲情、爱情、人情，往往在家庭中可以得到集中的体现，曹禺戏剧中的家庭问题，关于“罪”的代际遗传，关于伦常失序的幽暗，关于人性与社会性的问题的凸显，往往表现得淋漓尽致，但缺少批判。

 坂野学注意到了1949之后的思想改造对于曹禺话语写作的影响，认为曹禺是认同思想改造并将思想改造的现实运动场面，再现于艺术舞台。这种再现是不加批判的再现，身体力行的认同的再现，“曹禺是赞同思想改造的，在这部作品（《明朗的天》中，舞台上虽然没有再现运动的所有场面，但是，这可以表明曹禺的见地，不应该受到指责。[⑳]”坂野学在论文中，再现了曹禺戏剧的文本，从几位知识分子——医务工作者宋方洁、凌士湘、尤晓峰、江道宗的立场与视角进行分析，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曹禺的在《明朗的天》中，有相当明确的时代感，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无分野，对于不容抹杀的十七年的历史在文学中的表现，晚年曹禺并未有所反思与忏悔。

第三是曹禺话剧的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以及比较研究；主要论文有牧阳一的《曹禺与厨川白村》、《基督教式的悲剧——曹禺的〈雷雨〉、〈日出〉和〈原野〉》，阿部幸夫的《〈正在想〉溯源考察：“笑剧”肚子里的填充物——从墨西哥民俗演剧到曹禺戏剧的道路》等，牧阳认为，曹禺对于厨川白村的接受与鲁迅不同，鲁迅看到了厨川白村的“优越意识与乐天主义”，而曹禺则是“接受了厨川白村的影响，并在作品中表现了白村所主张的文艺包含‘因袭’、‘权威’的社会‘压抑’下解放自己，表现自身作为‘社会存在物’与‘个人’，‘道德存在物’与自我‘本能’，以及‘神性’与‘兽性、恶魔性’，‘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精神’与‘物质’，‘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等多重的二元对立之力的‘冲突’、‘纠葛’中产生的‘苦闷懊恼’。[21]”牧阳不仅仅比较曹禺与厨川白村的接受与同质，也看到了鲁迅与厨川白村接受中的超越与否定。阿部幸夫在关注抗战戏剧的同时，看到曹禺的独幕剧《正在想》，跨越时空界限，“一方面，我从历史、地理角度对二十世纪一十年代以来与墨西哥革命相关的时空进行了总结，当然，另一方面也准备思考梳理一下1940年前后的大后方，国统区的中心即作为中国抗战大本营的重庆一方，是如何接受这部戏剧的。[22]”阿部幸夫在他的论文集《幻重庆幻的二流堂——日中战争下的艺术家群像》中，对陪都重庆的戏剧家进行综合评论，其中有郭沫若、老舍、夏衍、杨翰笙、吴祖光，曹禺也是其中之一。这部著作对于对于抗战之下的艺术家的命运进行分析，将曹禺改编的剧作和演出进行记述，“如果当时是由于改剧本中嗅到了某些危险气息而将其中断的话，那么这种动物性的感觉，恐怕是评价如何理解战争中敌国文艺的唯一一点值得关注之处。”

此外，在关于曹禺的戏剧研究中，很多日本的学者注意到了曹禺的多部话语在1949年前后的改变，并详细进行了分析。如吉田幸夫《关于〈日出的修改〉》，其中包括了曹禺所著的各个版本异同的比较列表；大芝孝在《新旧版雷雨比较研究》关注雷雨关于劳资问题处理的不同，鲁大海形象的演变，侍萍向神的祈祷，等等；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学研究室师生关于《〈雷雨〉的再评价》，认为《雷雨》从神秘的宿命色彩的命运悲剧、乱伦悲剧转向社会悲剧、阶级悲剧，其中凸显的时代特质是值得关注与分析的，究竟是何种力量导致作家对于作品进行大幅度修改，是世界观的转变还是人性的转变？诸如此类的分析和探讨，在日本的曹禺剧作研究中，相对比较集中。

日本对的曹禺研究，不仅仅存在于日本学界、演艺界，而且也存在于留日学生与学者中。例如，梁梦廻[23]从曹禺戏剧登陆日本开始，就一直关注曹禺戏剧，同时关注中国的戏剧与文学创作。1959—1962年期间，在《新剧》杂志连续撰写了《现代中国的剧作家们》等文章，介绍曹禺以及欧阳玉倩、洪深、郭沫若、老舍、田汉、夏衍等戏剧作者，研究1949—1959年11年间中国戏剧演出的发展变化，分析中国话剧与日本的关系，为在日本介绍曹禺及其中国戏剧文学而不断写作。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留日学生的增加，部分在日本大学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生，也以曹禺为对象进行研究，以日文发表研究论文，可以说是从某一方面，推进了曹禺戏剧在日本的研究。

作者简介：

叶萍（1960—），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国学院大学客座研究员。

邮箱：20040100@hubu.edu.cn

---

[①]林果主编：《剧场艺术》创刊号，1935年10月10日。

[②]影山三郎：日文版《雷雨》后记，东京：未来社1953年版，第316页。

[③]影山三郎：《理解吧，中国戏剧》，《帝国大学新闻》第576号。

[④]秋田雨雀：《〈雷雨〉日译本序》，汽笛社，1936年2月版。

[⑤] 参见饭塚容：「日本における曹禺研究史」、中央大学紀要・文学科、69 号（通巻 143 号）、1992 年。

[⑥]中村貢「曹禺――主に『雷雨』『日出』について――」（1940 年）、「支那及支那語」2－5。

[⑦]佐藤一郎：『曹禺の「雷雨」について』，三田文学 〔第2期〕 41(2), 31-39, 1951-06。

[⑧]佐藤一郎：『骸骨の梯子–曹禺の「日出」』，三田文学 〔第2期〕 41(4), 34-41, 1951。

[⑨]佐藤一郎 『古陶と黄土の子–曹禺の「北京人」』，三田文学 〔第2期〕 41(5), 25-31, 1951-09。

[⑩]佐藤一郎 『近代への実験–曹禺の「原野」について』，三田文学 〔第2期〕 42(8), 24-30, 1952-10。

[⑪] 大芝孝：《《新旧〈雷雨〉之比较研究》，《神户外大论丛》第七卷第一至三号，1956年6月。

[⑫]《我国代表同日本各界座谈》，《人民日报》，1956年8月27日。

[⑬] 《中国戏剧家代表团赴日访问》，《人民日报》，1982年10月22日。

[⑭] 冈崎俊夫（1909—1959），出生于青森，毕业于東京大学，时事新报、朝日新闻记者。1934年大学期间与竹内好、武田淳泰、松枝茂夫、増田涉等组建中国文学研究会，创办同人杂志《集团》。1935年发表评论《乐烧的郁逹夫》，1942年作为记者常驻北京，创作了《北京行状记》等随笔。战后在东大、大东文化大学担任讲师。主要译著有郭沫若的《抗战回忆录》、巴金的《憩园》、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李广田的《引力》等。

[⑮]目加田诚（1904-1994），出生于山口县岩国市。东京大学毕业。曾任北九州大学、早稻田大学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典文学大系》、《北平日记——1930年代北京的日中学术交流》，主要译著有《诗经》《世说新语》等。

[⑯] 佐藤一郎（1928—2020），出生于京都，日本汉学家，庆应艺术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文章论》《中国文学史》《江南的士大夫文学》等。

[⑰] 木下顺二：《曹禺的资质》，《现代中国文学》第6期，河出书房新社，1971年12月。

[⑱]坂野学：『曹禺「明朗的天」における「思想改造」の書き方について』、函館大学論及第51輯第2号23-46。

[⑲]〔日〕佐藤一郎：《古陶与黄土之子——曹禺的〈北京人〉》，《三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5期，1951年9月。

[⑳] 坂野学：『曹禺「明朗的天」における「思想改造」の描き方について』、函館大学論究第51輯第2号、2020年3月。

[21] 牧阳一：《曹禺与厨川白村》，《中外学者论曹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

[22] 阿部幸夫：『「正在想」からメキシコ万歳へ』,『幻の重慶二流堂――日中戦争下の芸術家群像』，東方书店，2012年。

[23] 梁梦廻（1910—1977），原名梁延武，山西人。在日中国戏剧研究者。毕业于日本一桥大学，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戏剧。担任近畿大学讲师，东京亚非学院、外务省研究所中文讲师，NHK国际广播汉语节目编导等。主要论著有《昆曲关系日语资料目录》《秋田雨雀与中国演剧》《十一年来的中国演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