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张晓东 旁观者更清
方方的日记，用他的话说。
方方日记完结篇是这样标题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尽管是完结篇，这裹脚布也是蛮长的。嗯，还是坚持重点的说吧。
首先，要给作者点个赞。毕竟知道做错了什么，给人家“广西的梁护士道了歉”。至于之前她对梁护士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是否生了什么谣言，也不必追查。这个态度还是好的，至少她还能明白：“想来是我的医学知识太缺乏”。
接下来的描写可以品味一下。
“非常有意思的是，中美政客们在相互指责对方，怼得来劲时，而中美的医生们却联合了起来，他们在商量怎样拯救病人，讨论用哪些药物对于降低死亡率确实有效，哪种治疗方式更好。也谈怎样防护、怎样隔离之类的话题。”
首先，“中美政客们在相互指责对方，怼得来劲”。不知道这种说法，观众们是否接受？从发生疫情一直到现在，到底是谁在指责谁？是谁在说谁“封城了人就怎么地了“，是谁在谴责”你的治理体系又如何如何了”，“又是谁在说中国人是东亚的什么了”……而中国方面除了阻止对方污名自己外说了什么了？又指责他们什么了？互怼？是吗？
其次，为什么是中美医生联合起来？难道不是中国医生帮助美国医生吗？
医学上的讨论自然应该不会少。但难道不更应是说中方的医生更有指导性的？不管是从用药上还是从抢救病人的手段上，还是操作经验上。而这种说法似乎像是两个相同经历的人一起探讨共同的新问题，合着我们的医生，护士们的艰苦战疫的经历都白经历了。对他们的贡献，和获取的宝贵经验，就这么轻描淡写吗？似乎他们的经验根本不值一谈，而只是跟美国一生并驾齐驱？
当然，可能“叫兽”把事儿想多了。这都不是关键。毕竟抗疫是全人类共同的事情。
但是接下来的话就很难让让中国人感觉舒服了。
“在武汉疫情紧张时，华人扫空货架上的口罩，捐赠回国，而此刻的美国医生，却遭遇到口罩和其他防护物资的缺乏。有华人朋友说，我心里觉得好对不起他们。”
这一点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了。这这几句话说无非就是责怪华人把医疗物资抢运一空，而导致美国的医生没有防护物资，而且华人朋友“心里觉得对不起他们。”
这话说对吗？！购买医疗物资的人恐怕也不止华人吧，虽然在那个时间可能以华人为主，但美国人就不囤积医疗物资了吗？何况华人才占美国总人数的有多少比例，能有多大的能量，把美国的医疗物资都搬空了？
如果，华人买了医疗物资后，美国立刻就疫情大爆发，你可以赖华人。但中国控制疫情给世界挤了那么多时间，还给你做了示范，而你不去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好好准备，总以为中国的疫情只会在中国发生，没有丝毫的警惕性，不未雨绸缪。这难道不是美国政府的疏忽和怠政造成的吗？不该问责吗？反而是华人的责任了？怪罪华人？怪得着吗！？
而且医疗物资紧张的不只是美国，整个西方都这样。难道美国的华人也把意大利、德国、瑞士、英国……的医疗物资都买空了？
有点逻辑思维好吗？
接着她有又写道：
“而医生们，亦在讨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医生，不带政治偏见，没有国别意识，彼此请教经验，相互提供线索。你能感受到的，就是医者的仁心大爱：这是对人类的爱，对人的爱。”
也许是“叫兽”我个人有点小气的缘故，总觉得这话怪怪的。医生嘛，应该是有大爱的，对人类的爱。但问题是，为什么现在才有这样的大爱呢？为什么现在才不带来政治偏见，没有国别意识？中国深受灾难的时候，美国医生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不放弃政治偏见，放弃国别意识来援助我们呢？现在为什么总觉得怪怪的呢？
当然接下来的事，自然跟问责有关。这是所有日记当中都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而敦促追责的事，我也不会放弃。”
作者要用三种施压方式，把这种追责坚持下去，对此作者充满了信心。
第一，网络舆论。因为你不自追也不行。通过“很多人在留言中表示，官方不可能追责，这件事看不到希望”来告诉你，有很多人在监督你。这里的“很多人”自然是“我”的支持者，他们可是一股强大的网络力量。
网络力量是强大的。作者恐怕对此深有感受，不管是来自支持面的还是来自反对面的。所以，作者自然也会懂得如何（咱不说操纵，也可以说是驾驭吧）运用这种网络的力量，以达到逼人就范的目的。
当然，正常的舆论监督也是民众所拥有的权利。而网红则有不同一般民众的，他们的监督是否客观？是否会操纵舆论，就不好说了。
第二，武汉人民。因为，“无论官方怎样想，作为被封在家两个多月的武汉市民，作为亲历亲见了武汉悲惨时日的见证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那些枉死者讨公道。先以武汉人受的委屈，来作为武汉人问责权利依据。”
可是，武汉人被封困在家，这显然不是在害武汉人。不封困会什么样的后果呢？大家还到处乱窜，像前一段的西方人呐？更何况被困在家的也不只是武汉，全国人民不都一样吗？只是武汉为重灾区，自然被封困的也就更厉害一些。也可以反着来想，是被保护的更严密一些。这难道不是正当的举措吗？否则又会多制造出多少死者呢？如此严重疫情的情况下，作家是希望封啊，还是不希望封啊？当然封与不封都有的可说，封，就说武汉人受苦了；不封，造成混乱就可以说你管理不得力了。
其实，重点就在于那些“枉死者”。哪些人属于枉死者呢？疫情爆发以来，可统计的死亡人数现在是3000多人。所谓枉死，自然是死的冤屈，自然死在了不该死的时候。但是疫情的突然爆发，谁又能确定到底是谁，是自己还是他人该死不该死呢？谁又怎能确定得了呢？这3000多人都算枉死者吗？不知作者是否能够做一个明确的交代？
当然，作者主要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是一场人祸”。作者在日记中不断的在做这样一个相同的表述。是否就是想要表达，这3000多人都是枉死的呢？是不是说病毒没有威力呢？不能致人死亡？因为只有都是枉死的，才好问责嘛！
我们不能否认疫情，疫情突来时有工作不力的一面，有掩盖、隐瞒一面。这方面的事自然是要追究的。但把责任说成是，上下的合力，那就得请坐着说说清楚，上到哪一级，下到哪一步？中间包不包括自己。制造谣言算不算责任？在战斗中不吹冲锋号而吹哭丧号算不算责任？
但如果武汉市民“不自觉”“不听作者的话”怎么办？作者着有办法，“如果我们放弃追责，那么，我想说：武汉人，你们背负的不仅仅是灾难，你们还将背负耻辱。”换句话说，如果武汉人不追责，武汉人就是耻辱的！但关键是向谁问责呢？该谁担责呢？担多大的责任？谁来定这个责呢？作者没有明确的指出，哪怕给出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也好让民众顺着思路往上想啊。否则的话，这岂不是在绑架武汉人民吗？意思就是，你们不去问责你们就是耻辱。
第三，自然要亲自出马。“设若有人想轻松勾掉这一笔，我想那也绝不可能。我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也要把他们写上历史的耻辱柱。”
这个其实我们倒是很乐见的。希望看到作者以怎样的方式，怎样的根据，以及怎样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民主监督嘛，当然需要每个公民的参与。如果非常有效又很客观，那何尝不是好事儿呢？弄好了还可以在全国推而广之。
所以请作者一定坚持。
再下来，又进入了作者写作的另外一个主题。
“特别想要感谢那些天天围攻我的极左分子。没有他们的激励，像我这样懒散的人，或许早就不写了，也或许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写不了这许多。而我这样的信手拈来的记录，又会有多少人去看呢？”
首先，把批评、批判、指责、怀疑她的人都说成是极左分子。仅本文中，作者就发出了6次如下表述：
1. 特别想要感谢那些天天围攻我的极左分子。
2. 原来这些极左大V是这样的。
3. 其实早就有人对极左有过非常精准的概括，网上应该还能查到。
4. 极左尽管水平低劣，可他们就像新冠病毒一样，一点点传染我们的社会。
5. 极左就是中国祸国殃民式的存在。
6. 如果听由这股极左势力横行，放纵这种病毒感染全社会，改革必定失败，中国没有未来。
指责那些批评他的人皆为极左的言论，而且这样多次反复强调，难道不极端吗？我们不能否认社会中会有极端的言论。但极端的在一个社会当中，它毕竟属于少数。但凡批评的人都是极左，这就很难理解。而动辄指责别人极左，是不是也很偏激呢？
别看她表面说，该批评批评。但你几乎看不到她能让谁批评。凡批评者皆“极左”。连左都没有。很明显，她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只愿听赞歌的人罢了。
在指责别人极端的同时，作者也不无得意而又故作轻松的自夸一番，“信手拈来的记录”。
还接着说，“他们此番对我的攻击，几乎拼出了全部家底。集结了他们所有的队伍，差不多每个人都写了文章。”
假定我们在公共场所，比方说在地铁里。当某人既随便吐痰、嗑瓜子，又不断大声喧哗的时候。有些乘客可能选择离开，离得远远的，有的乘客或许只是发出鄙夷的目光。但更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作为乘客的批评和指责。这些人都是自发的，还都是有组织的？何况又是谁也见不到谁的网络上，作者又是怎么判断没有鄙夷的人离开呢？就算有人组织，难道就不能有人认为文章有问题而自发的进行批驳吗的情况吗，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恐怕作者的说法似乎不合逻辑吧。
夸完自己当然要贬损一下别人：
“那个给我写信的高中生的文字和思想水平，大约就是他们的最高水平了。”
但问题是，在那些批评他的文章下面，有更多的是网民的赞同。当然反对者也有。那是不是说赞同的人都文字和思想水平低下，而反对的人都文字和思想水平高呢？恐怕也不尽然，即便作者本人文字和思想水平恐怕也不尽然。
更不合逻辑的是，她认为人们“看到了他们混乱的逻辑，畸形的思想，扭曲的观点，低劣的文字以及下等的人品。”
别管批评的水平高低，别人都是下等的人品。那如果在如此严峻的疫情下，借用公权力把自己的侄女送到机场，把逝去的3000多人说成是枉死者，把受害的家庭的数量说成是“无数的家庭支离破碎”，又说殡仪馆什么满是死者的手机之类的不合逻辑而又充满黑色想象的这东西说的那么斩钉截铁，而且当爱国青年怒怼香港暴徒的时候他指责爱国青年素质低下，可是自己却又在文章中不断的辱骂别人，这是不是也算下等的人品呢，可能都不止吧？
接着她说，“正因为此，我要一次又一次地说：极左就是中国祸国殃民式的存在！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大的阻力！如果听由这股极左势力横行，放纵这种病毒感染全社会，改革必定失败，中国没有未来。”
其实，这才是她写日记的核心所在。不知道他是如何界定“极左”。他在给高中生的信里也反复强调这个词——“极左”。那么，什么样的言语才算是极左？判断是否极左的标准是什么，又掌握在谁的手中呢？难道只要作者说是极左就是极左？这是扣帽子呢，还是主观的判断呢？或者是公正的评价呢。谁又能评判作者的就是公正的呢？。那在作者心中有没有左呢？至少在作者的日记里看不到，全是极左。
批判所谓极左是作家一贯的做法。为什么呢？其实问责与反左，是作者一个目的的两个方面。在问责中一再强调，第一这是人祸，第二，这场人祸是由上下的合力造成的。然而作为普通民众，很难确定得了上和下的界限。上，能上到哪儿来？下，又能下到哪儿去？作家也没有明说。但她总在日记里暗示一句话：这届政府……，这届政府……，这届政府……。
行至结尾处，作者自然要有一些感激的话要说，如“谢谢那么多读者的支持和鼓励。无数的留言和文章，都让我感到：哦，原来这么多人和我想法一样。原来我的背后并非空空荡荡，而是有一架又一架大山。”对此作者自然是很得意的，通过感谢不过是想向那些反对她的以及她认为跟她作对的人和势力宣布，我的势力也很庞大哦。所以她会说出，“你看我怕不怕”那句话。
最后，才是她真正的表达。“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要知道，作者不是普通的风花雪月型文学作家，而是一个有鲜明的否定土改立场的政治作家。记日记不是她的目的，借日记表达她的立场才是核心。疫情不过是她等待捕捉的一个机遇。
最后两句话可以明显的看出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也就是说，记日记明为事实报导，实际上是继续打反左的仗，而且美好。因为贺x方、王x江，茅x轼们被按下去了。所以，她要扛起大旗。只是，作为作家，她可以不像他们那样直接，而是要借助文学作品。
所以，要想把仗打赢。就必须把左说成为极左，也就出现了频繁的“极左”一词。这样说是一种隐蔽的说法。因为，极左肯定是要抛弃的思想。但当下中国极左有多少？占主流吗？所以，她的目的就很明显了。
她所信的道又是什么呢？还能是什么呢？对土改的态度说明一切。
而她本篇所暴露出来的，就是她日记的实质：反左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