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 邹贤敏，严春芳
推荐理由：方方和馮天瑜，王大鵬和严春芳，馮黎明、劉川鄂和陳家琪，還有一個梁艷萍，這些我熟悉和比較熟悉的人，他们以各自的身份与经历、各自的學識与思考、各自的方式与视角，面對當前的災難，幾乎是又一個史無前例的災難，面对无数灾难中的人，既是社会的存在物又是特殊的个体的人，面对思想、精神上的“新冠病毒”，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坚持批判极左，思想启蒙再出发；這聲音會激勵一些人，會警醒一些人，也會惹惱一些人。的確，他们說的都是常識，包括陳家琪那“比較别扭的話”，也不過是哲學上的常识，但那是具有情感性渗入和学理性穿透的常识，達到了“深刻中的深刻”；而這常識後面是良知，人文知識分子的良知，一個中國人面对自身所處残酷现实应有的良知；是勇氣，人文知識分子的勇气，一個中國人面對人民、民族、国家和人类苦難應有的勇气。我经常告誠自己，也反复告誠我的學生们，在當今中國，做人要守住两条底線一一常識與理性的底線，良知与人性的底線。馮天瑜方方 、陈家琪冯黎明、劉川鄂梁艳萍、王大鹏严春芳，還有很多和他們一樣的人，為我們守住這両条底線衝在了前面，作出了榜樣。他們中有我的學生和朋友，這讓我感到十分的驕傲和無限的欣慰！批判意識和自省意識，忧国忧民悲天憫人的情懷和超越自身不計利害的勇氣，這應是人文知识分子必備的品格和素養。在這方面，我還差得很遠，但我願以老邁之身微薄之力追隨那些先行者，追随這些可敬可佩的朋友和學生，為中國一天天變好，為人類一天天變好而改變自己，堅強自己。我堅信文明必定戰勝野蠻，中國和人類一定會有美好的未來！ — 邹贤敏
出处： 吉言贤食
文 | 陈家琪
我们最后所不得不面对的到底是什么？
【一】
今夜肯定无眠，吃了两次药，无效，干脆起来写字，就与30年前的我一样。现在是2020年3月19号的凌晨两点。
就这两件事：一是冯天瑜先生接受马国川的访谈，一是方方的日记所引发的所谓一位高中生给方方阿姨的一封公开信。
有人说这封信不像一个16岁的高中生所写，肯定有人以高中生的名义来表达他们心中的不满。这封信的后面注明有3904个人表示赞赏，阅读量也超过了10万。那么，不管这封信是不是高中生写的，这些赞赏者和阅读者肯定不全是高中生。于是，我也就觉得应该站出来说几句话。这种冲动一直就有，只是被自己压着，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这种样子已经装了很久了。为什么装？16岁的高中生也一定知道，这时候说些自己想说的话，而这些话又不大受那些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的待见，那将会意味着什么。这个其实根本就不用多作解释，方方日记本身的遭遇就说明了一切。
冯天瑜先生的访谈和方方的日记都很长。睡觉前，晚11点，易中天还对我说，你要写，别太长，现在是碎片化阅读时代，谁都没耐心阅读。这也是我知道和厌恶的，但也无奈，只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总之，尽快吧。
正说先概括一下冯先生的几个观点，这篇访谈就被注明“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而十分钟前，还是能看的。早知道这样，应该先概括冯先生的观点。算了，反正我看了，就是未看，也能大致说出相似的几点看法。包括方方日记，有什么很新奇的东西吗？至少在我看来没有，都是一些人们（应该有一个限定范围）经常挂在嘴上的大实话，浅显直白，真情实意。冯天瑜和方方都是我相识30多年的老朋友了，就是不说话，会怎么说也大概都知道，就如他们也知道我会怎么说一样。
但我作为一位专门研究哲学问题的学者，还是想说些比较别扭的话。
这话就是：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对这次冠状病毒在武汉的大爆发及其惨烈后果视而不见，仿佛它们发生在久远的外国吗？现在，当这种病毒已经蔓延到全世界时，我们也仍然可以装出视而不见的样子，毕竟灾难并没有降临到自己及身边亲人、朋友们的身上，似乎和自己还隔着相当距离。
【二】
刚刚接到一位美国朋友的微信，她说，离她最近的一位患者还在80英里以外，于是大可不必在意，还是不戴口罩就外出散步、买菜、购物，一切如常。
那么，我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装出若无其事，内心平静，岁月静好，显然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
Why Not? 在家里已经闭门不出近两个月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不也是很平常的事吗？是，自己知道关于这次疫情灾难，应该追查源头、追究责任、厘清缘故，这些都是应该的，但也并不是自己的事。
和美国正在吵架，一个说是美国人来投的毒，一个直接使用“中国病毒”这样的不雅词汇，但这些也可以就似看热闹一样看着，甚至笑笑，因为这些事真的也离自己很远，你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当冯先生讲到自然生态时，也一定会讲到政治生态。因为正是这样一种政治生态使人变成了孤独的“原子”；脱离了政治，也就等于脱离了人的社会生活，于是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信任、理解和责任、义务的概念也就流于形式。这些也都按下不表。
单就天人关系而言，其实我们如果把“天”理解为自然的话，还应该加上一个“神”的概念。在古代中国，讲“天”或“天道”、“天理”时，也多半具有某种“神”（但又不是人格神）的意味。于是，在自然、人和神之间就构成了神秘的三角关系：从神出发解释自然和人自有一套说法，说它们都是神创造的即可；从自然出发解释神和人，也有自己的理论，比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从人出发解释神与自然，这是我们最熟悉的：自然是认识和征服的对象，神则是人在心理上总想能找到一种寄托或依靠的产物。这三者的关系到底怎么看，我们取消掉神，只讲天人关系，理论和实践上有什么后果，这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也留待以后再说。
自己就这样退守着，尽可能不参与，不说话，装出这些事与自己并无直接关系的样子（习惯了这种装的方式，就是有直接关系，大约也依然会装）。但退守到哪一步？自己装出的这种“与己无关”的样子（当然看见蜡烛、花圈，听见久违了的“汉骂”，看到窗口的标语和人们对远道而来的医护人员的感激之情还是会让人泪流满面），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伪装而已。但就理论上的伪装而言，自己最后所不得不面对的到底是什么？这个“什么”就指的是使你不再好继续伪装下去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
【三】
动笔写这篇文章时，凌晨1点半，看到方方3月18日的日记（幸好现在还在），里面对这位16岁的高中生说：“孩子，我还要告诉你，我的16岁时代，比你差远了。我连｀独立思考｀这样的词都没有听说过。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需要独立思考。……孩子，你知道吗？改革开放的十年，几乎是我自己和自己斗争的十年。我要把过去挤压进我脑子里的垃圾和毒素一点点清理出去。”
这里，已经把我所想说的话表达出来了，就是缺少一个逻辑上的前提：我们最后所不得不面对的，其实就是自己。真的，什么事都可以漠不关心，泰然处之，但总有一天，一个人不得不独立地面对自己。这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两个自己，一个就是肉身存在着的自己，另一个自己则存在于自己的心灵中，他可能是幻觉，也可能是想象的产物，当然，更是所有研究哲学或心理学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的“自我”或“本我”。这就与我们平时常说的“这家伙不像个人”、“这不叫爱情”或“国将不国”之类的话一样，说明我们每个人心中其实还有另一个有关“人”、“爱情”、“家”或“国”的观念，我们常常会用这样的观念来衡量、要求自己，希望自己活得像个人。“人”指谁？不知道，反正心中另有一个标准，这也就是方方所说的“自己与自己的斗争”。是，你谁都可以不管，但你不能不管你；你也可以不管你，这只是说明现实的你终于把心目中的、理想的你驱逐出心灵了。到那一步，人真的可以放肆到毫无界限的地步，也就是摆脱掉社会所给与一个人所有的行为规范和观念框架。这其实是不可能的，除非他疯了。
当一个人不得不面对自己时，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勇气。首先，你敢不敢承认你心中还有一个自己；其次，你敢不敢面对心中的这个与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全然不同的自己？
无论是冯天瑜还是方方，尽管他们都说的是一些很平实的话，但所需要的竟然都是一种非凡的勇气。
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没有这样的勇气，尽管我可以给自己找到无数辩解的理由：不是我的研究方向、与我有什么关系、关心了又能怎么样、自己不觉得自己太老、太忙、太想表现自己吗？难道没看见某某的下场吗？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等等。
作为一个16岁的高中生，你当然已经知道什么话当说，什么话不能说或不敢说，那么，当你不得不面对另一个“自己”时，你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懦夫，是一个胆小鬼，或不配称之为人的人吗？
【四】
方方说的那些“我要把过去挤压进我脑子里的垃圾和毒素一点点清理出去”的话，是无数哲学家，特别是一位法国哲学家、也是数学家笛卡尔（1596——1650）早就说过的话，后来的人也用“呕吐”来形容这种自我清理。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也许任何一个人都有各自的“呕吐”方式，总之以前所接受的、学习的并不都对，还需要一番自我的消化、清理。
这其实是个常识，16岁的高中生再喜欢理工科，也不得不总有一天会面对心目中的另一个自己。从这个孩子的文字表达来看，还不错，是一个肯动脑子的人，现在的问题只在勇气：敢不敢、能不能维护心目中的那个自己。
一个人有没有心目中的自己，这与一个国家到底有没有对未来的美好生活有一个设想，这是同一个道理。无论如何，当自己说话时要左顾右盼，担惊受怕，总不是我们心目中的美好生活。
在勇气上，我们，至少是我，还真的应该向冯天瑜先生和方方女士学习，尽管这不一定就能使我从此变得更有勇气，但至少，我会敬佩他们，心中暗暗看不起自己。
好了，写了三个小时，凌晨5点了，也有三千多字了，就此打住。
（202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