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私人史
文 ｜ 赵毅衡
一
1967年元旦。大清早，“红画兵”的头儿，地质系的青年教师赵懿翎，跑到我宿舍把我叫醒。无取暖资格的南京，冬天冷得要命。八个人的宿舍里还睡着两个同学。我披上棉衣，打着冷战跟他走到走廊尽头，他环顾了四周无人，才低声说：“有人来査，说是你的木刻画上，海浪里隐刻着‘介石万岁’几个字。”
我一听，才想起应当先到厕所里去排尿。
“别怕，来的是造反派。我叫他别胡扯，自家人别打自家人。他让我们自己查一下刻的人有什么背景。”
我问怎么办。他说：“这浪沫太复杂，再改怕也有反动字迹。”
我们俩走遍校园，把昨天半夜才贴的“海燕”木刻拓印全撕了，又回到“红画兵”队部，把版劈了。我的艺术生命就此告终。此后数年我写了几百万字重来复去的交代，也没提过此事。那浪花泡沫比“炮打”之类凿实得多。如果有人检举此事，我的肉体生命怕也早结束了。今天居然能在此写“串联回忆”，首先我得向“红画兵”的战友们致以“隐藏反革命”的崇高敬礼。
二
1966年底，校园就空荡荡了：全部前保守派，加大半造反派，全都或串联或回家或串联回家去了。
我当时是散兵游勇，自命造反派。当时黑五类还不让造反，要到打派仗时各组织才拼命拉人。我写大字报个人署名，但当时省委与保守派全垮了，没什么可写的了。我发觉校园里有个“红画兵”战斗队不时贴出大组漫画，不太高明，但封前页设计得很优雅。后来我才知道是程干泽——一个法语年轻教师——之手笔。程的大字报刊头设计恐怕是整个南京大学——也就是整个江苏省——文化革命唯一值得人留恋的东西。那才是艺术。
我跟着一个刷浆糊挺认真的女同学走，发现了“红画兵”总部在学生会小楼的顶层，颜料多，纸多，地方极大，人却不多：几个男女学生在涂涂抹抹。我还看到不少画册，想必是学生会美术组的存底。
我说我只会临摹，收不收？他们说要的就是临摹的造反派。于是我坐下，表现一番，做了一幅野心勃勃的临摹：用三合板刻了一幅高尔基的“海燕”插图，那片浪涛激涌的海水消磨了我近十天的革命热情。赶在元旦前完了工，印出来时大家都很高兴，满身油墨臭地在校园里贴了十来张，题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三
果然一语成谶，1967年的暴风雨刮翻了我们自己。所以说，临不易，引亦不易。至今我凡动笔，引语必密密加注，以免反受其祸。这是后话。当时就我一个人感谢赵懿翎，其他人都骂他“软弱”。反正大家觉得没劲，有几个人嚷嚷也要去串联，说凭什么要造反派坚守阵地。
“红画兵徒步串联宣传队”！忘了谁出的主意，马上一片喊好。既然“宣传”，就不宜到江苏省之外，既然革命，就不能朝苏州上海走，唯一的路线就是苏北农村。南大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和所有的教师都刚在海安、如皋一带搞过社教，“到贫下中农中去过春节！”口号正气堂堂，大家精神一振。
四
上路是让人兴奋的，虽然最后参加的不到十人。
那时还得渡船过江从下关到浦口，但长江大桥南北段已经接拢，渡船还有意朝桥那边弯个弧线，着实让大家为革命形势兴奋了一阵。
当时徒步串联有个好处：不需要背多少行李，各县镇都有串联接待站，管吃管住。尤其我们的路线，怕是没有任何人走，所以每到一地，任何时间到几乎都有热饭热汤招待。只是我们背得特别重：大玻璃瓶的颜料，大捆纸墨及已画好的“大批判”漫画。从学校出发时三个女同学坚持平等原则，在浦口到六合的路上就移到男同学身上。第一天还打着旗子整队走，当天下午就前后拉开几十米，第二第三天队伍就拉了几里。不是男同学逞能，而是我们发现背有重荷、双腿麻木、两脚打泡时，最好的办法是小步奔跑，比一步步迈脚好受。然后背靠在电线杆或短墙上歇口气，等着落后的人远远走来。等到他们走近，再开始跑，免得她们争背行李。
苏北的公路很长很直，平原没有任何起伏，冬日的田野只有干瘦的麦苗在风里哆嗦，剥光树叶的枝桠投不下任何影子。好像从未遇到一个晴天，只有风在与路一样延伸无尽头的电线上吹奏。
偶尔有卡车路过，司机总好心地停下来想搭我们一程，当然我们没有人软弱到上车的地步。为免推让费事，最好的办法是向他们吼出毛主席语录，他们马上不劝了：明摆的大是大非。
五
脚底的泡大了，破了，据说磨成茧就不痛了。在这之前，我想是穿过扬州之时，真是举步维艰。但我们集体议决，为了保持长征目的之革命纯洁性，不进扬州，绕过它。
当然，我们知道，二十四桥明月早已不在，千家养女也不再教琵琶，但最好还是恶其名而避之。
说实话，这支宣传小分队，没人稀罕扬州的繁华。近十个人，大半是苏南人，而且大半是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来的。他们自讨这种苦吃，恐怕多半是自我证明的需要：南京大学受制于江苏省的“地理政治学”，苏北对苏南，乡村对城市，每个班级很自然地按双轴划出了阵营，而且很容易转成了革对专，红对白的准阶级斗争形势。如果这时父母亲的历史污点再加上来，足以使他们在文革前的班级里完全失去声音，哪怕是重复声音：重复权威话语是认同，而认同当时是一种特权。
毫不奇怪，当文革风暴刮进校园，这些被革命所排斥的“城里少爷小姐”大都成为造反同情者，胆大的直接进入造反。想保也得掂掂别人承不承认你有保的资格。
但反过来，他们的政治能量和野心也只到“有权重复”为止。正当这一小队男女跋涉在乡间公路上时，真正有采取行动能力的造反派大小头目中坚分子却留在南京，就在1967年春节前后各省造反派相继夺了省委的权，俨然一省之主！然后因分权不均而分成两派，虽然两派的核心都是南京大学学生和青年教师，居然南京空军与南京军区会各支持一派。支左成了各山头清算多年积怨的机会。
这些亳无“权”力概念，靠脚上走出血泡来证明自己革命权利的人，当然没想到自我肯定之虚妄。他们中的一大半人将会又落入正在南京准备的巨型陷坑，被在“路线斗争”中侥幸险胜的人们重新踢出革命阵营，而那可是真踢，货真价实的肉体惩罚加谪边远戍将使他们一辈子叫苦不迭。
“几年后，面对军宣队的他们，将想起那寒霜的早晨，抢着往自己背上加重量之时”——马尔克斯的著名开场已成为中国文坛的笑柄公式，但用在此却无比贴切：“为革命受苦”是争取来的资格。正因不久就会被剥夺，会转成“受革命之苦”，反而显得更宝贵。
他们并不需要表现给别人看：他们的显示对象早就回家过春节，当时不知道，今后也不想知道这场艰苦的宣传行军。如果二三十年后，他们中有谁读到雅克·拉康此时正在巴黎举行著名的心理分析讲习班，正在玄侃“注视他者目的为了注视自我，而这种迂回的注视实际上使主体淡出”，或许此人会突然想到徒步长征这好例证，或许。
六
旅行最佳处在回忆中。
两场暴风雨之间的突然空隙，使这次徒步串联成为文革十年中我们唯一的自由选择。从云缝中露出了冬日阳光，衣着破烂的孩子们拥到路边村店门口，像欢迎杂耍班子似的欢迎我们。发黑的墙上贴上了我们的画和标语，而且满脸焦苦的女同学们打起快板，做了一番表演。有时我想，这些村庄的外貌，可能几千年没有变化过。是我们……
七
我们走到海安时，已临近春节，包括队长老赵在内的两个“老海安”要到边远的公社去访问一年前社教“扎根”的村民朋友，约我们在如皋等他们，幸好那时我们的背负物已经不多了。
在如皋县城我们第一次可以歇下来，没说这是最后目的地，至少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当天晚上，一位如皋籍造反派“战友”到串联站来看我们。他姓冒，常说先祖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我们高兴得上街买点食品回来打牙祭。
他说这里最强大的造反派组织叫什么总部的，以年初被整的县委内“四不清干部”为主体，有能力有内应，正准备学上海、南京的样夺县委的权。
我从床上跳起来：“什么，四不清干部造反？！”
“他们受工作队迫害嘛！”
“受我们迫害？此工作队非彼工作队！这些农村干部是什么货我可太清楚了！”
冒公子的后代笑了起来：“我看谁能说清楚。”他不想沾手，他是回来过年的。
县委机关的社教四清我了解并不多，作为基层工作队员，我一个人负责一个生产队，我知道饿死人的时候，农民们对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如何仇恨。“不用查帐，”一个女社员对我说，“看看他们的粪坑就知道他们吃的和我们不一样。”
这证据太模糊，正因此，又无比切实。
“他们会说你们下车伊始……”
“我们从来不坐车”，大家嚷了起来
不过我同意第二天去看看贫下中农怎么看如皋的文化革命。
八
第二天一早，两位女同学跟我到我搞社教的村子去。离开才半年，那条土路还很熟悉，土路转上一条灌溉渠的堤，寒风中看不见一个人影，只有远远田埂上似有人缩着头颈走着。这是春节。
老远我就认出了那村子，没有任何树遮掩，树早就伐完。离村子不远路边有一间小屋。我说，“先看看根子，再进村。”
“就是你说的那个残废青年？”
“水利工地上塌方被压坏的？家里只有老母？”
我点点头。屋上的草似乎更破烂了。
屋子门开着。这里的土房冬天也必须开着大门，墙厚窗小，嵌小块玻璃透不进多少光。而这屋就一间房，连小窗也没有。我进门看见根子躺在床上。
听见我喊他的声音，根子在枕头上转过脸朝我咯咯笑起来，好像害羞似的。我问：“你娘呢？”
“过去了。”根子还是那么笑着说。
我心一下凉下来。谁来照顾他呢？
他的笑容有点呆滞，脸上全是汗。我这才发现他身上压着三层棉被，虽然大门敞开，床上还是一股奇异的汗臭味。
大约是发现我的两个同伴有点皱眉，根子笑着把被子揭开，在他光裸的胸脯上铺了一层鸡蛋。
看到我们惊奇，他真高兴起来。“我发明的一条活路：给队里孵蛋。”他重新把被子掖好：“这批蛋十天了，快了。孵出一个，给三分工，张支书挺照顾的。”
“张支书？他官复原职了？”我惊奇地问。我们那期社教没搞完就闹文革了。
“还有谁能做支书？不错了，抵上五分钱。”
忽然这时从床里侧的黑暗中传来婴儿的哭声。根子从枕边抽出一根二尺长的圆棍，顶住与他的床平行的一个摇篮，光膀子举在头上一推一推，嘴里还学着说：“宝宝，别哭，好宝宝。”
他转过头，笑得益发有点尴尬，一只手还在头顶推，另一手护着胸前的被子。“赵工作”，这是我管着一村时的尊称，“给人捎带看孩子，赚二分钱。我落后，你批评。”
这下子该我脸红了，我的两个同伴表情奇特地看我，像看一个怪物。我说：“把我们给房东的贺年礼留在这儿，房东不会怪我空手去的。”
九
回城的路上，我几乎是奔跑拉开棉袄还是透不过气来。农民遭这么大罪，干部还有理由折腾造反？
到城里天已黑了，我马上坐下来起草一篇“南京大学造反派对如皋文化大革命局势的几点看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县革造联是四不清干部的假造反，决不允许翻社教的案。写完大家读了，又讨论了一番，改了些语句，然后抄了贴到县委大院门口。
没一刻儿工夫，串联招待所大门就被推开，一群大学生模样的男女冲进来，乱糟糟地喊着“保姆滚蛋！”“打倒刘少奇社教路线！”我上一天见过其中几个人，如皋籍的北京学生。
辩论一直进行到深夜，大家都声嘶力竭。幸好那时造反派之间不兴武斗，曾有一度到拉拉扯扯的地步，一个女同学眼疾手快地把我眼镜抢取下来。看不清当然会多吃皮肉之苦，但眼镜当时比皮肉重要。
十
很气，很累。第二天早晨，也就是初二之晨，我们的大字报旁边已贴满反驳的大字报，而我们的大字报上竟然涂了一行醒目的红色大字：“滑天下之大稽，狗崽子翻天，竟然不准我们革命！”
我一下子傻了眼。这三字帽虽再熟悉不过，只是近半月提醒者少了点，忘了革命还得有资格。显然有个南京大学的如皋籍学生卷在其中，昨夜没出面却用朱笔评点了诗眼。
回到串联站，有的同伴说：恐怕他们也有道理。以前我们一直愤愤不平为什么不让出身不好的革命，现在我们有什么权不让别人造反？
我说不对！出身不好没有害人，四不清干部荼毒百姓。
“文化革命是伸张正义？”一个同伴反驳我。
我沉默了，不知如何回答。此后，随着文革的“步步深入”，这“道义”问题会更让我头痛。
大家都垂头丧气。有人说：行了，到农村过春节的目的已达到，可以结束了。
旅行的最大威胁是意识形态性的：究竟为何而来？
渐渐同伴们按家乡分成了小堆，不用决议，都在讨论如何回家，既然已无命可革。
我很气恼，觉得这些“战友”在危难时抛弃了我。
十一
“回上海，”家在苏北更北的陶涛问我，“带我一起去好吗？”
我惊奇地望望他。“我从没去过上海，看看嘛！”他不好意思地说。
我说：“你知道我已造了家庭的反，与反动家庭划清了界限。我当然不回去，我一个人继续北上。”
“到哪儿？”
“走着看，盐城，阜宁，新四军部。”
“上海串联站肯定很挤，我住到你家行不行？我是红五类，我不怕。”
我从日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像做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匆匆写下家里地址。
十二
我一个人在苏北又走了一个多星期，只是失去了任何目的，不是串联，而是流浪。
我原想可以整理整理思想，却发现我的思想空空如也。如皋事件使我更热衷于参与革命：每走到一个城镇就贪婪地看大字报。
我下了决心重新争取参与权。此后的事实证明我的决心是致命的大错。
有一天，我把走路的能力估计高了。天全黑下时，我离县城还有十多里路。开始下起小雪，一片灰白，只能靠道边的树干才看见路。
而这时我看见田野中有一星儿淡淡的黄色。哪个农家坐在这灯下？哪个母亲在跟儿子唠话？哪一种温暖靠四面土墙挡开了寒冷和黑夜？
我突然想起母亲，已经做了10年右派养了10年猪的母亲。这个寒夜，她即使回到家中，哪有儿子能跟她相对而坐呢？
我心里突然一阵绞痛，痛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摸到一棵树，坐在公路土坡上。而漆黑的雪还在一片片飘落到我脸上。从那夜起我就感觉到，对母亲的欠疚一次又一次地袭击我，在一生中永无了结的无眠之夜。
本文选自《今日思潮》，《北京文学》编辑部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