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观书评 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朱天元
历史学毋庸置疑是一门以研究人作为核心的学科，无论是在历史课本还是历史著作中，我们却常常发现作为历史叙述主角的人，往往是模糊的、空洞的，历史中的人民或是等待着英雄来临，或是在乱世与灾荒中沉默地忍受，或是揭竿而起成为新的权力精英。历史学家经常以上帝视角代入到历史当中，他们制造出“人民”的概念配合着权力，但人民常常是被意识形态想象与编织的对象。那些无缘进入历史书写的人群，他们琐碎的生活常常被历史学家的笔墨与目光忽略。敏感的历史学家常常会反思自己不自觉的与上帝视角是否能够真实地反应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冷静的、中立的、带着必然性的，后者则是粗糙的、热切的、充满着偶然，如果历史中的人面目模糊，成为典范记忆的注脚，那么以关注个体差异与特征的历史学的生命力则将大大地打了折扣。
对于历史学者刘志伟来说，历史学的意义在于还原在具体情况下每一个具体的人。在与思想史学者孙歌的一次对谈中，他曾经如此重申走出国家权力与制度为核心的历史观，建立以个人为基点的历史观的重要性“如果历史的主体是国家，就可以演绎出我们熟悉的很多历史的论述；但如果历史的主体是人，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对自由地由人的行为去建构起一个包括国家甚至一个更大范围的历史，也包括很多抽象的概念的历史。”在刘志伟的一系列研究中，我们也看见了他孜孜不倦的尝试，在大量的乡邦文献的阅读与田野调查背后，他试图追溯古代中国的中央政府如何塑造了各个区域的基层，尤其是在长期被视为帝国边陲的华南，被规训的个体又如何通过自身在本土的资源与权力讨价还价。两者之间的共谋与妥协，又是如何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制度，并深深地影响着历史与今天。
2019年刘志伟将自己多年的序跋文章结集为《借题发挥》这本小书，其中更得以见到他多年的旨趣与研究背后深切的关怀。在他关于南岭区域历史、口述史学、族群与制度的评议中，都有着他多年以来坚持的观念：以中原和中央王朝为基点的历史叙述，并不足以理解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不足以理解作为多元结构的中国。在取法区域视角、个人视角与国家的平衡之间，对于生硬的概念与理论的拆解，理解中国的多元才成为一种可能。而“中国”的概念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用自己的智慧与实践共同演绎形成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权力的回应，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由政治精英们创造的历史。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于国家、制度、族群、思想因素的背后，是一个个生活在这些概念之中，有着欢笑与泪水、痛感与愤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