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立平观察 孙立平社会观察
我们处在公元前后那样的分水岭？
在经历了重大历史事件之后，这个世界会变还是不变？这是很多人脑子里的一个问题，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问题。
当今的疫情，就是一个这样的事件。疫情还没过去，人们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疫情过去之后，这个世界会不会发生一些大的变化？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最敢想的可能要算《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了。他在3月份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新冠肺炎是新的历史分期的起点》。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新冠肺炎将成为“公元前和公元后”那样的历史分期的起点,。就是说，新冠前新冠后，将是如同公元前公元后一样的两个不同的时代。法国的张伦教授也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 从此人类历史会分为“2020年之前”和“2020年之后”。
实际上，诸如新冠这样的瘟疫或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确实不时扮演重要的角色。
有的朋友还会记得，前一段时间，本公众号曾转载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丁学良教授的《几次大瘟疫改变西方文明史》。还有一篇是资料性的，《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5次大瘟疫》。此外还有一篇，是我写的读书笔记，《为什么是枪炮、病菌和钢铁？》。这些文章涉及的都是历史上经常被人们遗忘的一个角落：病毒、细菌、传染病在历史上所造成的巨大影响。而这些，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历史的变迁，理解人类文明的演进，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度。
在历史上，瘟疫是如何影响历史走向的？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历史学的研究，而历史学的研究又主要是以事件的呈现和史实的考证为主，而缺乏抽象和概括。既然瘟疫或传染病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如此之重要，那么其起作用的模式有哪些？机制是什么？尽管在这样一篇短文中，我们不可能做深入的探讨，但至少可以做一个粗略的类型学的梳理。
1、地缘政治格局甚至世界格局的改变。这其中最著名的是欧洲对美洲新大陆的征服。过去，一提到这个殖民的历史，人们想到的就是坚船利炮。但实际上，瘟疫，尤其是天花，在这当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只要你看一下当时美洲最发达的阿兹特克和印加两个帝国被征服的历史，就可以明白这一点。这个影响，可以说是划时代的。
2、显赫帝国的没落以及历史进程的改变。回顾历史，尤其是在传统时代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转折，往往是与瘟疫分不开的。我们都知道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其由盛转衰的过程，都与瘟疫不无关系。公元前430年至前427年，雅典城邦爆发的瘟疫，是古希腊由盛转衰的起点。罗马帝国，两次大的瘟疫将其折磨得虚弱不堪，外族一进攻，就垮了下来。强盛一时的东罗马帝国也是被瘟疫折磨得元气大伤。
3、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我们都知道，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美洲的土著是印地安人，据估计人口在5千万到1亿之间。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对美洲扩张的过程中，大量的印第安土著消失了。在这当中，绝大部分其实是死于欧洲人带去的天花、麻疹、霍乱、伤寒、鼠疫、流感、白喉等严重的传染病。而14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有专家认为，人口的锐减，劳动力的短缺，海外市场的发现，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欧洲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步入了工业化的时代。
4、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变化。瘟疫以及于此伴随的死亡，对社会甚至人们内心精神世界的冲击是巨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会痛定思痛地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重新思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所以，学者普遍认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以及现代科学的发展，都是与黑死病这场巨大的瘟疫分不开的。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这场瘟疫成为“中世纪中期与晚期的分水岭”、“标志了中世纪的结束。”经历了黑死病后，欧洲文明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更加光明的道路。
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课题
从上面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瘟疫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式。那这一次的新冠疫情，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当今的世界？老实说，看了弗里德曼自己的论述，我多少还是有点失望。他的分析很难支撑前面那样一个大的判断。反倒是他引用的另外一个分析框架，给人们以很大的启发。
这个框架就是紧密型国家与松散型国家。提出这对概念的，是马里兰大学的Michele Gelfand教授。她曾经写过一本书，《规则制定者，规则破坏者：紧密和松散的文化如何连接我们的世界》。她将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紧密的”，另一类是“松散的”，分类的依据在于这些国家是更重视规则，还是更重视自由。诸如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之类的紧密型社会，存在许多规则以及惩罚措施，以规制社会行为。这些地方的民众习惯于较高程度的监管，旨在强化良好的行为。而在美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国，盛行的则是松散文化，通常规则更弱，氛围更加宽松。
Gelfand教授指出，这种紧密和松散的差异形成，并非随机的，“通常拥有严刑峻法的国家是那些在历史上发生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大瘟疫的国家。这些灾害频仍的国家在数个世纪的斗争中，走出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严密的规则和秩序可以挽救生命。与之对应，几乎没有受到灾害威胁的文化地域，例如美国，还能享有保持松散的奢侈。”
Gelfand教授的这对分析框架，对于认识不同国家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中的表现出的差别，非常富有启发。在这次疫情中，人们可以发现，中国、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表现出很高的效率，也做得更为成功。韩国虽然在开始的阶段比较被动，但很快就转转了局面。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身处东亚，文化比较相近，可以归类为Gelfand所称的紧密型文化或国家。相反，在美国和欧洲，尤其是欧洲，流行的则是松散型文化，整个国家的架构也是按照这种原则设计的。尽管这种类型的文化和制度架构，可能有利于平时的创新，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幸福感，但当遇到瘟疫这种非常状况的时候，其弊端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所以，Gelfand教授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的松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转型。
不知弗里德曼在引述上述框架的时候，是否真正意识到他所讨论问题的实质性。但在我看来，他引用的这个框架可能是疫后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在疫情之前，两种模式之争就又一次浮出水面。而疫情的发生，尤其是不同国家对疫情的不同应对，将会使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地凸显出来。换句话来说，疫后可能会面临着对体制优势问题的再次争论和评估。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什么新的思想出来？如何权衡紧急状态下与正常时期的选择？这些反思对未来世界的走向会有什么影响？可能都是特别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