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叶文福
——深切怀念我的校长任鑫平老先生
——深切怀念我的老师王志文老先生
１
许是早年丧父，母亲时常在生活的挑衅面前无助而夜半哭泣的缘故，我从小就听惯了母亲的哭声，听怕了母亲的哭声。而且，一生，都对哭声特别敏感。我深知，哭声是有好多种表现情态的。
许多时候，夜半醒来，总是听见母亲一面在床前或筛米，或刴猪草，或针针线线缝穷补破，一面轻声地抽泣，一面轻声抽泣并且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
母亲之所以在床边做这些事，是因为我是早产儿，小时体质极差，时常无缘无故就闹病，而且时常半夜闹病。母亲一面干活路，一面又要看护着我。
母亲几乎每夜都这样哭泣，那抽泣之声破破碎碎，随心所欲，时高时低，时弱时强。倾诉的语言在哭泣声中磕磕绊绊，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甚至头尾皆无，只有一种极度伤心时生命里流淌出来的一种灵魂负伤时的颤栗之声。
时而像瀑布，那直泻而下；时而像深山小溪，那委婉那曲折，那时隐时现，那时急时缓，母亲的哭声时常在我心里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如同一种特有的语言如泣似诉，一首深沉的诗如吟似唱，一条一条人生路上的警策，帮我明辨是非，鞭我之惰，励我之傲，柔我之情，给我以无穷无尽的生命之韧力。
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确，最激烈的哭声便是无声——母亲时常在夜的黑暗里独坐——守着我，独坐，人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泪欲流又止，似尽又盈。话欲言又住，叹欲堵更长。偶尔，给我掖一下被子，或看看我睡觉的状态，再坐——再在黑暗中独坐。
那时候生命只剩了个躯壳，无尽的哀怨那是只有灵魂在载负不起生命时，一种负伤状态时才能唱出的歌声。
那时候，母亲的生命是死的，只有灵魂活着——在痛，在哭。
于是我相信，灵魂是有哭声的——只是倘不用同样质量的灵魂深刻地聆听，便无法听得见。
2
去年回家乡，有几位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跟我学诗的学生到宾馆来看望我，他们已经是四十好几的人了。有一位年轻诗作者也同来，也想拜师。他们都散坐在几张沙发上，一面说着家常，也说诗，谁也没有注意到我所注意的问题。
我随手指了指他们几位，说：“你们看，这几位是我二十多年前教的学生。这位是我新收的学生，你们此刻各自坐的姿态的不同，也许就是我教育的结果。”
原来，几位上世纪八十年代教的男女学生虽然都四十多岁了，在当地都有了些名头，但在老师面前，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夹着双腿，虽坐沙发也是重心向前，十分认真，十分恭谨。而那个年轻人却埋卧在沙发里，仰着头，两腿叉开，坐得毫无章法。
我于是说：“你们看，这就是我两代学生的区别。好诗在诗外，一位诗人，一位以写诗作为自己生命标记和标尺的人，在这个教育并不发达并不健全甚至畸形的时代，应该是自觉得如同本能那样认为自己是自己民族不仅在思维方法，而且在语言、行为举止等各方面都应该是全民族的榜样。我们应该时时或者说代代都记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身体力行，我们民族的精神文明其实是用这样的形式记录的。‘文人无行’是旧时愚昧群体对知识分子的误解和侮辱，但也确有一些年轻诗作者，不理解诗人的痛苦，错误以为诗人就是无法无天的人，就是毫无礼貌、礼节和理智的人，就是一口喝一坛子老酒，一醉就是半个月的人，这显然是一种可悲的文化的浅薄。我坚持诗人合一的理念，诗人自己首先应该是一首诗，是一首好诗。无论是信仰，还是道德、情操，性格、修养，既有孤高的气质，又有自我要求自我约束自我修养的明显印记。令人高兴的是，我的这些理念，二十多年前我传给了学生，学生们记住了，做到了，我很欣慰，很感谢他们。我希望我新收的学生也能记住，也能做到并传承给后人。”
那位年轻作者立即看见了这其中的差距，立即像其他学生一样，端坐在我面前。
无论写诗或做人，我从来不以个人的好恶来要求学生。我要求学生做到的，乃是我从几十年所学到的知识里我认为是属于我们民族被祖先一代一代即使是在艰难条件下也英勇顽强地传承的优秀的传统部分，乃是被正反历史反复锤炼而呈现的高尚品德，以及在高尚品德映照之下体现出来的生命行为。
3
好像是三年前，也是一位八十年代从我学诗的一位叶姓诗作者，当上了鄂州车务段的一把手。鄂州离武昌鱼的原产地梁子湖不远，于是他邀我到梁子湖去吃正宗的武昌鱼，我去了。
想不到的是，二十多年不见，我一到鄂州火车站，与火车站包括炊事员在内的干部职工吃了一顿饭，说了一席话，他们都乐了，说：“我们书记说话，走路，一举手一投足，从不苟且，一板一眼，规规矩矩。今天叶老师来，和我们一见面，我们就在心里偷偷地乐，原来叶书记跟他的老师是一样的。”
4
做人的认真，大到思维，思想，思索；小到一举一动，一举手一投足，甚至双目不斜视，单指不点人等等这些细节，除了从小得益于父母严厉的家教，我一生中最标准的榜样，就是我在蒲圻师范时的校长任鑫平先生。
5
任鑫平先生的风范，是我自懂事以来一生着意追求的光辉榜样。
当我还是他的学生时就崇拜他，暗自发誓一定要做一个他那样，以自己的高尚与优秀赢得人们爱戴的人。
我是1960年从咸宁二中升入蒲圻师范的。当时的蒲圻师范是当时的孝感地区的两所师范学校之一。我在蒲圻师范受到的几位老师的教育，是我终生的道德的地基，尤其是任校长。
当我毕业后离开了他，许多年间，总是用他的行为举止来要求自己约束自己；许多事情，在做之前，总是要求自己想一想，如果是校长，该如何做——虽然我对校长的认识并不深刻。
任鑫平校长的魅力在于，任何人，一站到他面前，就要肃然起敬，就不由得要收拾起自己的一切，说话，走路，行事，都要按照他的规范去做。
任校长是我此生见到的最俊美的男性。他俊美到什么地步，有一件极有意味的往事可以佐证。
当校长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暑假时，学校组织到庐山去过夏令营。那天，他们一群学生在山上嬉戏，碰巧邂逅了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宋美龄在一群学生当中，以一位美人对美的天生敏感，一眼就看见了异常俊美的任鑫平，竟使她情不自禁地走到他面前，摸着他的头连声夸赞。
事情发生得那样突然，突然得当宋美龄抚摸他的头夸赞他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她是宋美龄。
但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就因为当学生时头被宋美龄亲切善意地抚摸了一下，使得任校长一生不知写了多少检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得死去活来——当然这是后话，这是宋美龄绝想不到的后话。
我当他的学生时，他并不教我们班的课。他是校长，我们是他的学生。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学生是十分信任、敬仰、敬爱甚至敬畏自己的老师的，何况他还是校长。
(我写了这句话后，不知为什么，忽然热泪盈眶。这句话的质量是何等之重！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学生，十分信任、信仰、敬爱甚至敬畏自己的老师的，绝非我一个人，而是我们那一代人。我们那一代人是中国传统教育维护师道尊严的最后一代人，“文革”之后，学生打老师、老师打学生学生虐待老师、老师虐待学生都成了时尚，还谈什么教育？)
校长中等偏高个儿，白白净净，五官端正得迷人，所有的曲线都仿佛是精心勾勒的工笔画。衣服干净得几乎一尘不染，即使是劳动，身上涂泥溅水，他那爱整洁的一举一动，也给人是干净的感觉。
任校长虽然不苟言笑，但他脸上永远是那种亲切的、让人无条件地信任的情绪。在我的记忆里，他永远穿着一套银灰的中山服，端正，大气，标致。他从不发脾气，标准的谦谦君子风度。即使讲课，即使在大会上讲话，也是轻言细语。他那十分讲究的武汉话从不带废字，阴阳顿挫，十分准确，十分清晰、悦耳，十分好听。正是他的讲课和说话风格，修养了我对诗的认识和理解，修养了我的诗学观、尤其是对现代白话诗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
我认为：诗就是用文字写的音乐，音乐就是用音符写的诗。
没有旋律就不是诗。《生活》：网。就不是诗。
诗就应该像我的任校长讲课讲话那样，阴阳顿挫，十分形象，十分生动，十分准确，十分精微，十分清晰、悦耳，十分好听。
所以我认为：诗就是把走路走成舞蹈，就是把说话说成歌声。白话是就是把白话写成诗，而绝不是把诗写成白话。
三年里，任校长只是因为教代数的老师生病而给我们讲过几堂代数课，他讲的代数受到所有学生的热烈欢迎，以至于当数学老师病好之后再回来讲课时，竟遭到我们的拒绝。
6
一位当校长的教育工作者，将一届学生教到毕业，送出了校门，应该就算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任务吧。然而任校长与我的缘分，似乎直到我毕业之后才真正开始。
１９６３年七月，我毕业后留在蒲师附小任教，当上了四（1）班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
那时的蒲圻师范属原孝感地区的两所重点师范之一，在蒲圻山青水丽的羊楼洞镇上，蒲师附小也在蒲圻师范旁边。
任校长的夫人金美玉老师也在附小教书，于是我成了金美玉老师的同事。
金美玉老师天生丽质，艳若桃花，与一表人材的任校长简直是天生绝配。
金老师性格开朗，热情大方，既乐于助人，又从不摆师范校长夫人的架子。她是三（１）班班主任，８岁的女儿润润也在她班上上学。润润漂亮、聪明，乖巧，可爱，金老师几乎每天都把她打扮得像小天使。
那时候，附小全校的老师都在一个大教室里办公，润润有时在妈妈办公桌边做作业，有时哪位老师故意逗逗她，她无意说句只有天使才能说出来的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所以润润是我们中间的快乐点心。
他们的大儿子那时才四岁，成天更像是尾巴似地跟在金老师身后。憨憨的，墩墩实实的，有一个与他外貌十分匹配的小名：骚婆子。骚婆子几乎成了所有老师的孩子，不管哪位老师，只要没课，都一面忙着，一面把他带在身边，小心地照顾他的吃喝拉撒睡，带他玩，逗他说笑。只要他在办公室，办公室里就热闹极了。
刚参加工作，我是既努力，又十分谨慎的。没多长时间，就把一个很棘手的班带上了正轨。纪律好了，成绩也上来了，一学期下来，我的工作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好评。
但是好景不长。
7
１９６４年３月１０日，星期二。
这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个学期开学不久。
下午劳动时间，我们班饶群芳、邓广桔、祝雪兰、雷孟珠、何爱华、郑秋云、雷四益、游春云等八个镇上的女生集体逃学，不参加劳动。我领着其他学生到学校对面的北山挖了俩小时菜地，回到教室，她们才回来。我不想马上批评她们，准备简单讲评一下就放学，她们逃学的事缓一步再处理。
可是当我在讲台上讲评时，何爱华竟与同桌的男生焦四海在桌上你一下我一下地进行肘子大战——原来焦四海对几个女生擅自不参加劳动不满，当何爱华的肘子越过了两人之间的“界线”，就趁我没看见，狠狠地给了她一肘子。何爱华也不好惹，狠狠还他一肘子。你来我往，收不住，竟公开干起来了。
我很生气，但在心里还是嘱咐自己不要急着在全班学生面前批评她们，先放学再说。
我装着没看见，不动声色地一面讲着话，一面从左边的过道下讲台，从最后一排绕到右边过道，到何爱华身边时，还说着话，一手从肩头处提起她的衣服，往讲台上走。
三月江南，晴朗的下午，天气已经较热了，我们都穿着单衣。何爱华被我反手揪着衣服，跟着我被动地走着。才走了两步，由于教室地面是土地，高低不平，我一上讲台，何爱华跟着我上讲台，她个子小，没能上来，脚下一歪，反身倒在讲台边上。
教室的地面原土高低不平，讲台却是砖垒水泥抹的，何爱华反身正好倒在讲台沿儿上。何爱华是个白净得有点单薄的小姑娘，一倒在讲台边上，后背立即擦破了，鲜血从衬衫里渗了出来。
一见血，我顿时感到了事态的严重。立即叫其他学生赶紧放学回家，我抱起何爱华就往镇上的门诊所跑。
大夫说划了条大约两公分的口子，不深，问题不大。消了消毒，敷上纱布，花了四元钱。
何爱华的家就在门诊所旁边不远处，处理完伤口，我心里踏实了点儿，领着何爱华就到她家去。向她妈妈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承认了错误，与家长一起检查了伤口。家长很开通，没有半点指责之意，我心里才好受了些。赶紧回学校，向正在吃饭的马骥校长汇报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四十多岁就几乎秃顶的马骥校长是个很有经验的领导。他听了我的汇报，放下筷子，拉长了声调沉吟了好大一阵儿，说：“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不敢作主。我马上到师范去，向师范的领导汇报。”
那天下午我没吃饭，心里难过得无人可诉。作为师范生，我深知任何时候都不能体罚学生，更何况我是把学生弄伤了。
我焦急地等着马校长从师范带回消息——不管什么消息，我需要消息。
8
马校长从师范回到附小，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晚上办完公，我一直站在他卧室拐角的角落里，等他回来。
马校长一进卧室，我随即跟在他身后钻进去。没等他坐下，就低着头站在他办公桌面前。
马校长一面给自己的紫砂壶里续开水，好半天，鼻子里喉管里拉风箱似的，仿佛有倒不尽的垃圾，喝了好几口茶，也不作声。直到长长喘了口气之后，才仔细看了看紫砂壶，慢腾腾地说：
“你自己到师范去说吧，任校长在办公室等着你！”
“现在？”
“现在。”
9
师范与附小同在一个小镇上，能有多远？一条小河隔着，平常抬脚就到，可是那天，我不知道是太远了还是太近了——一会儿觉得太远了，一会儿觉得太近了。
当我走进师范教学大楼，敲响校长办公室的门，小心地喊一声“报告”，我觉得整个办公楼都在轰隆隆地响。已经下了晚自习，热闹时刻过了，整座办公楼静悄悄的，只有老师办公室还有灯光。
校长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严肃地坐在办公桌前，等我前来“自首”。我刚喊了声“报告”，校长就把门打开了——好像是站在门边等我似的。
不知为什么，一见校长，我眼泪就簌簌地直往下流，两腿灌了铅似的沉重。
“来了？”
校长把左手放在我肩头，就在门口站住，右手拢了拢我的头发。直到校长的手指触到我头发的那一刹，我才突地感到我的头发是乱的，跟我的心情一样。
校长两手放在我肩头，认真地端详了我好一阵子，一面说着：“嗯，还行，嗯嗯，还行。有一点老师的感觉了，进步不小嘛。在我脑子里还是那个小调皮鬼的样子，金老师回来跟我说了好几回，说你干得不错。我还真不大相信呢，我只知道你当学生的样子，只知道你家里很穷，王老师给我看过你两篇作文，基础还不错——教四年级语文，吃力吗？”
校长双手扶着我坐在他办公桌旁边的一把红漆大靠背椅子上，一面说着，一面从一个竹篓子暖瓶里倒一杯开水放到我身边的茶几上。
我只顾流泪，没顾上回答校长。校长似乎也不要我回答，自己坐到茶几那边的椅子上，慢慢地说：
“马校长刚才来，把情况都对我说了，不用再说了——伤口重不重？”
我摇了摇头，“不重——是镇上的大夫说不重。”
“家长那边都处理好了吗？”
“处理好了。因为我时常访问学生家长，家长跟我很熟。”
“这就好，这就好。”敲了敲茶几，轻声说：“喝水。”
我礼节性地呷了口水。
校长笑着说：“没事儿，我只是请你来谈谈心。平常忙得顾不上，还是你聪明，制造一个小事故，就回娘家来看看。”
回娘家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第一次听见我的校长说师范是学生的娘家。我不禁趴在桌子上，伤心伤意地哭泣起来。
校长自己喝了口水，静静地坐在我对面，也不作声。
我赶紧用袖子擦了把眼泪，挺直了腰板，规规矩矩地坐着，望着校长。
校长欠了欠身子，轻声说：
“是呵，师范是教师的娘家。有什么事，回娘家来给我们说一说，讲一讲。有什么教学经验，回来交流交流，我们可以向大家推广。你在你的学生面前也是这样，鼓励你的学生信任你，被学生信任的教师才是好教师。刚走上工作岗位，别养成动手动脚的坏毛病——你在校期间，有老师打过你吗？没有。有老师骂过你吗？没有。是嘛，我们是教育工作者，人们说我们是园丁。什么是园丁？你面前的孩子是没有反抗能力的小花小草小树，小花，小草，小树，它们身上有了虫子，你要去捉虫子。如果你一脚踢过去，那不就出事了吗——记住，首先是学生出事了。你出事没有学生出事重要。不管是不是有意，打了一下学生，严重的、你想象不到的、你看不见的无形后果，可以导致一个学生一辈子不相信老师，一辈子不相信教育，你说这重不重要？家长是信任学校，才把孩子送来接受教育的，教育没有赋予我们打骂孩子的权利。尤其要注意的是，在你面前的学生，都是正在成长的孩子——记住，他们是正在成长的孩子。这回没事，不记住教训，不总结教训，下回就该有事了。”
我认真地望着校长，不断认真地点着头。
校长喝了口水，笑着说：“我只记得你是１９４４年生的——你们班有好几个４４年生的，成绩都不错，你是几月的？”
“农历闰四月的，阳历好像是五月。”
校长仰起身子呵呵地笑起来，轻轻拍着茶几说：
“二十岁还没满呢，我可不敢打你——孩子是打不得的，学生是打不得的。记住：师范——师者，范也。当老师，就是当学生的模范。”
校长看了看手表，说：“哦，时候不早了，回去早点休息，明天还要振作精神，好好工作。有什么事随时向领导汇报，不要背包袱。”
校长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口，我转过身，想请校长留步。谁知校长不等我说话，说：“我也下班了，一起走走。”说着，一手搭在我肩上，走过过道，拐弯——
走出办公楼。
走过金鱼池。
走到学校大门口。
我又转过身。校长说：“你从下面那座桥回去，我也顺道回家，咱们一起走，一起走走。”
我知道学校教职员工的宿舍都在学校外面的民房里，学校围墙外有一条小路，校长也可以回家。
我和校长在小路上默默地走着。三百米的小路是土路，没有路灯，磕磕绊绊的，不很平坦，路左边是镇上人家的菜园子。一路上，校长一直把手搭在我肩头，不说话，只偶尔说声：“小心。”
于是那三百米长的围墙边的土路，那路边是菜园子土路，那天夜里师生一起走、校长一手搭在我肩头的温馨，让我回忆了一辈子，让我幸福了一辈子。
很快到了小石头桥边，校长握着我的手，拍着我肩头，放飞小鸟似地说：“去吧！”
我向校长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转身过桥，向附小走去。
我没想到，这一走，这一走就是二十年。
１０
二十年后。
倘是没有二十年后，我以另一种的身份再回到校长身边，再一次无意向校长学习一位伟大的教育工作者在自己艰难的人生途程之中，英勇坚决地向学生传授人生和知识的真正的内涵，也许我一生都无法触摸到校长心中那一片灵魂的神圣芳草地。
１９８３年，在我无端被中共中央（１９８１）三十号文件点名批判两年多之后，才允许我回家乡休假。
在军中两年多半幽禁的生活，每天被逼着写检讨的无奈，当时我已被整得身心疲惫。而检讨的日子并没有完，只是让我在名义上如同囚徒那样放放风，喘口气，恢复点元气再回京接着写检讨，免得有人攻击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官僚毫无人性。
中共中央1981(30)号文件是传达到全国和全党每一个支部的，回到家乡，家乡也在传达。还在轰轰烈烈地地批判我，县委宣传部长陈天庚在县批判我的动员大会上疯狂叫嚣：“蒲圻是叶文福的老巢，我们要把他彻底批倒批臭。”
我二十岁入伍，全家都是农民，哪里有什么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能力和能量？哪里有什么老巢值得他们批倒批臭？我知道他们喊口号是假的，是一种专制国家机器的自动运转，他们装腔作势的叫嚣是喊给他们的上级听的，属于官场游戏，所以也就懒得理会——找他们辩论是一种智商流失。
我在家乡没有朋友，连亲人也都躲着我，没有人可以诉吐，没有人可以交流，休假的日子过得十分孤独，郁闷。相反，我暗自庆幸的是，母亲已过世多年，我没有把这种无法接受、无法吞忍的痛苦延伸给自己的讨饭娘，延伸给被苦难折磨了一辈子的可怜的母亲。只是时常一个人回到六十多里外的乡下，偷偷到母亲坟前，趴在母亲坟头痛哭一场，像当年母亲向梦中的我倾诉一样，向母亲倾诉自己无法接受的现实。
只有那一刻，只有独自趴在母亲坟头，像当年母亲向梦中的我倾诉一样，向母亲倾诉自己无法接受的现实，心中的块垒才得以暂时消融。我毫无顾忌地捶打着没有墓碑的母亲的荒坟，狠命地哭，狠命地说。我觉得母亲如同我当年一样，正在半睡半醒地做梦，在听我哭，在听我说。哭够了，说够了，如同儿时那样卧在母亲怀里，我才觉得心中宁静了，我才觉得我以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宁静领受到了人生一种别样的幸福，我才真切地感受到，那时刻，我的生命徒剩驱壳，哭的是我的灵魂。灵魂是会哭的，灵魂是有哭声并且能被自己听见的。
１１
困顿之中，忽然想到了母校，想起我的曾经十分信赖的师长们，想起了校长说的——娘家。
“文革”之后，蒲圻师范一分为二：主要师资分到了新设立的咸宁市，成为咸宁市属师范专科学校。还有一部分留在蒲圻，还叫蒲圻师范，但属于县属师范。任校长和教过我的大部分老师都到咸宁市属师专去了。二十年中间，夹着一个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通过这样一个非凡十年的冶炼，我周围的人变了，我的时代变了，我的师长身上还有当年蒲圻师范的余温么？
但是，就在我在这种难言的痛苦中煎熬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忽然发生了。一天，一辆吉普车忽然停在家门口，司机下车谨慎地向邻居打听，谁是叶文福。邻居笑指着刚从家出来的我说：“这不就是？”
原来是任校长派车接我来了。
我心头一热，眼窝一热，侧身用右手枕着头靠在门框上，几年被无理批判期间积攒的说不清的思绪情潮，使我真想趴在地上痛哭一场。但我没有，生活的流水线不给我停顿的时间。我用袖子擦了把脸，给了司机一个表示感谢的表情，司机打开车门，我一脚踏上车，却上不去——我犹豫不决。
我没有胆量去见校长。
我亲校长，敬校长，但二十年过去了，这二十年翻天覆地，如今自己是有罪之身，是朝廷钦犯，该怎么去面对校长那亲切信赖的目光？
路上，司机告诉我，这是学校唯一的一辆吉普车，临开车时金老师还嘱咐要开慢些，注意安全。
赤壁到咸宁不远，我的初中是在咸宁上的，对咸宁很熟悉。当司机把车向右转，开向便道，我才知道，师专所在地是西河桥外当年咸宁一中的校址。
进校门大约一百米，车忽然停下来，我望望路边——路边站着王志文老师。
王老师笑不迭地打开车门，说：“哈哈，我都在这儿等好一会儿了，估摸着该来了。下车下车，叶文福，你到家了。”
１２
王志文先生是我师范三年级的文学老师。
对我比较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的生命行为轨迹之中，有两种截然相反又相辅相成的作风。而我自己更知道自己，如果再过细一点辨析，我的生命形态应该有三种。如同水，常温下是液体，高温下是气体，零下则是固体。
一、一般情况下，我做人中规中矩，敬老爱幼，礼让三先，不管他人如何，不要求他人如何，只要求自己——严格要求自己。
二、一旦激动起来，便由不得自己。不该说的——说了；不该做的——做了。不顾后果，不顾一切，以逞一时之快。命要不要无所谓，老子先痛快了再说。
三、一个人独处——包括写作——我则完全是另一个人。我可以一连几天、几十天不说一句话，该看书看书，该查资料查资料，该写作则一鼓作气，像孵鸡母似的，一篇作品写下来，人整个儿地瘦一圈儿。有时为了模拟作品中的人物生活场景，一个人如同唱独角戏，这么走一步，那样动一下，怎么哭一声，怎么笑，等等，我自己可以搞得热火朝天。
其实，我觉得几乎每个人都有这三种情态，都应该有这三种情态，或者说，只有这样才是正常现象，可是在那些不正常的人们眼里，正常人的举止反被说成不正常了——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之中，只有不正常才能成活——我做不到。
一个人形成什么样的生活作风，自然受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诸如遗传基因、家庭教育、个人性格、生活环境、职业修养等，都应该是有直接或间接影响力的。但我自己也知道，我的三位尊敬的师长的品德、修养和行为举止，则直接影响了我一生。那就是——
任鑫平校长；
余以英老师；
王志文老师。
我在另一篇悼念文章中详细记述了余以英老师，这里不再行文。只着重记述任校长和王老师。
如果说，是任校长和余以英老师影响了我，一颦一笑，有分有度；一举一动，规范端庄；惟诚惟恐，容止若思。谨慎之中还有优雅，优雅之间还有一丝愁绪思维作派的话，那么，谈笑风生，潇洒飘逸，惟我独尊，刚正不阿，文风行侠，嫉恶如仇，则是受了王志文老师的极大影响。
１３
王志文老师，崇阳县路口苦竹岭人，１９３１年生。中等个儿，瘦瘦的，皮肤白皙得很。头发比较稀疏，而且先天带一点浅黄。倘不是梁山泊那个鼠肚鸡肠的王伦败了口味，王老师的形象则是个标准的白衣秀士。
他是学校文学教研组组长，我们在一、二年级就知道，他讲现代文学是全校最好的。他带我们班的文学课使得我们感到万分荣幸，另外两个平行班的同学则十分沮丧。
王老师讲的第一节课就把我们全班迷得颠三倒四。
第一节课是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
王老师进了教室，没有寒暄，没有介绍，没有闲话，把课本和讲义往讲台上一放，两眼往上一翻，右手优雅地理了理浅黄的头发，头一仰，便如入梦境般地讲起课来。
那哪儿是讲课哟——简直是哈姆雷特进入魔境，以一种天才的语言与上天交流心中的痛苦；
那哪儿是讲课哟——简直是毛泽东当年率部在黄土高原之上，在九曲黄河之间，手提风雪，脚走八卦，与胡宗南周旋绞杀犹如闲庭信步。他眼里几乎没有学生，他亦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讲台上，他以为自己是在黄土高原，面对风，面对雪，面对强敌而长啸，面对凶残而低吟。他把我们当作了他的队伍，当作了他的诗行，随意指挥，随意调遣。发号司令而严峻，评古论今而井然。
他讲课使我们油然忘记了自己是在教室里。我们好像是他养的池鱼，被他的目光，被他的眉睫，被他淡黄的飘摇着的头发，被他精准的手势，被他时高、时低、时促、时缓的声调，钓得脖子一伸一缩，嘴一张一合，摇头晃脑，心旷神怡。一会儿鸦雀无声，一会儿哄堂大笑。我们好像是跟着他，是跟着毛泽东，在黄土高原上看风，看云，看雪，看路，看诗，在机智地闪躲、跳跃，避开强敌之后，不时从路上捡起或从树上摘下一个好句子来，吹吹灰，吹吹土，拿给忙着看地图的朱德品一品，尝一尝。
如果是别的教师——即使是优秀教师——在那天天在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能把课讲到如此地步，那就应该说相当了不起了。王老师之所以能使是他的学生在几十年之后还如此痛切地怀念，就在于他远不止于此。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经典作品给他带来了十分深厚的现实空间和历史空间，使他具有了探讨他所面临的现实和他所思考的历史的广阔平台。而他又机智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平台，将自己的知识和思想的目光延伸到极限。他把历史讲成文学，他把文学讲成历史；他把现实讲成文学，他把文学讲成现实。他把现实中不能讲的语言用文学语言表述得淋漓酣畅。他并不站在特定的某个阶级立场，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得呆板、枯燥，他就象一位优秀的高空行者，左右逢源，即兴发挥。遇到一些敏感问题，又像毛泽东当年避开强敌那样，巧妙地一拐弯，就甩开老远。我们甚至跟着他，跟着毛泽东，或跟着孙中山，跟着孔夫子什么的，一个猛子扎进历史，在历史的长河里上溯而泅游，顾不得浑身湿漉，泥满嘴沙满袖，与秦始皇当庭雄辩，是焚书坑儒好，还是反“右”斗争好，是分封制好还是郡县制好还是民主制好；与汉武帝据理力争，一个臣子对一件事意见稍有不合，便处以宫刑，是不是没有人性；质问虚伪的唐太宗，弑兄弟篡位是智慧还是无耻；与赵匡胤讨论，不杀知识分子是国策还是权宜……
一个段落下来，有如一个战役告捷，兴奋地一掌击在讲台上，嘎然而止——下课铃同时响了！
下课铃响了，王老师夹起还没打开的课本和讲义，也不跟我们打招呼，飘飘欲仙地走了。全班同学一个个面面相觑，来不及激动，来不及兴奋，他便摇呀摇地走了——夹着课本和讲义，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那走路的样子，实在太迷人了。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2021年，距离老师讲课已经是59年了。59年之后，我不禁想贸然问一句：
“即使是现在，即使是59年之后的今天，现在，在中国，谁讲这课书能讲得如我老师这么深刻？能讲得使他的学生59年之后还有如此深刻的记忆？撇开知识层面不说，谁有这个胆量？”
１４
听了王老师几节课，我浑身热血奔涌，壮气蒿莱。心里暗自庆幸——我是不是真有些许福份？
我细算了一下，自从小学一年级起，到初中，到师范，不分男女，不管岁数，我每一位语文老师都是当时学校最优秀的，他们讲的课都能使我如痴如醉。
我下决心认真学好文学课，下决心尽快显露才华。小荷呀，小荷要露尖尖角呀，我一定要让王老师注意我，一定要老师额外精心地培养我——因为以前不管在哪个学校，哪位语文老师，都是发现了我的文学天赋，对我格外器重，精心培养的。
机会来了。
星期三的作文课。
题目是《学然后知不足》。
连着两节的作文课，王老师把作文题在黑板上一写，简单讲了一下写作要领，便到教室外的花园里去了。全班同学都在紧张地打草稿，我坐在座位上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也不是说写不出来，我是在绞尽脑汁，精心构思，想从一个别人怎么也想不到的角度去写，要让老师大吃一惊，刮目相看。
当时作文课原则上是两节课一下就交作文。因为两节课几乎没有人能交，所以一般情况下可以拖到晚上下晚自习之后交。可是下晚自习的时候，我连草稿都没打完，学习委员来收作业时，我不得不老实交待，我没法交作业。我拿着一大叠改得鬼都不认得的草稿给他看，强调我写得多么认真，主题多么深刻，需要细细雕琢，构思宏大、时间实在太少等等，请求宽限。
小个子学习委员熊德威想了一下，掰着指头，算计着小声说：“行，想把作文写好，特殊照顾一下——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星期天晚上必须交。”
这一个星期的其他课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混下来的。教教育学的是位女老师，一口广东话很难懂，我干脆上教育学课时也抓紧时间作文。
星期天一整天，我什么事也没干，在教室里一门心思地作文。同学们开我玩笑，在教室里叫唤：“中啦！中啦！中状元啦！”我也没工夫对付。
紧赶慢赶，终于在下晚自习时把作文写完了。二十页的大作文本，是用一学期的，我一气写了十九页——留下一页给老师写评语，我暗想。
我把作文本交给熊德威。熊德威翻了几页，想了想说：“这么晚才交，我是不好意思，你自己去交吧。”
自己交就自己交，酒好不怕巷子深。我心里嘀咕着，自己到办公大楼去交作文本。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王老师正好不在。与他同一个办公室的李老师正在改作文。我们班的一摞作文本放在王老师的办公桌上。我跟李老师打了个招呼，蹑手蹑脚地把自己的作文本放在最上面，赶紧撒腿就跑。
１５
我的天！
自打交了作文本，我的心便一刻不得安宁。
写罢作文的下一周作文课，便是老师评作文。这一天，我简直像新兵上战场那样紧张，怦怦心跳自己都听得见。
老远看见王老师端着一摞作文本摇呀摇地走来了，我双手在课桌下紧紧地攥着：
来了来了——表扬我的时刻终于来了！
果然，王老师一上讲台，就从最上面拿起一个作文本，很轻声很认真地念：
“叶——文——福——”
我紧张得简直心都要跳出来了——表扬我的时刻终于到了！
王老师抬起头，目光掠过全班，问：
“谁叫叶文福？”
“我！我……我……”
我腾地一下站起来，大腿狠狠地磕在课桌下沿，痛得我不敢咬牙，脸上还紧张地笑着。
王老师漫看了我一眼，仰起头，望着天花板，把我的作文本举得高高的，一面摇着，一面慢腾腾地说：“一本烂字，跟苍蝇似的，鬼都不认得。这样的人出去当老师，不怕误人子弟么？”
说完，走下讲台，一扬手，把作文本直直地砸在我的课桌上——我坐在靠教室前门的第三排。
“重抄一遍——星期天交！”王老师严厉地说。
我浑身热血冲腾，如泉的汗水顿时从每一个毛孔里炸出来，脑子里一片空白，羞得恨不能钻进地缝里去。
“中啦！中啦！中状元啦！”
我重抄作文的时候，班里几个家伙恶作剧地调笑我。不过挨了批评，我反倒清醒了，不浮躁了。反正老师是批评我的字写得不好，又不是说我的文章写得不好，有什么可怕的——重抄就是了。
我认真地重抄了一遍，星期五就交了——不过是交给学习委员熊德威，请他代我交的，再也不敢直接交到王老师的办公桌上去了。
１６
那是饥荒年月，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每天人人都是饥肠辘辘的。人人都是定量供应粮食，学生每人每天（十六两制）十四两大米，我们岁数小些的还要让出二两来给大同学。正是长身体的岁数，吃不饱就没法保证学习质量。学校不仅专门腾出不少时间来安排全校师生开荒种地，种瓜种豆，而且每个班都有菜地，能够基本保证连瓜菜带地吃饱——瓜菜带就是那时候出来的名词。
重抄了作文的那一段日子，我十分失落。艰苦的努力，没有得到表扬，反当着全班的面批评了一大通，我实实有点吃不住劲。
忽一天，王老师的儿子心琴到教室来，把我拉到花园里，轻声说：
“明天星期天，我们全家到北山去掏苕，我爸叫我来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去。”
心琴十二岁，是王老师的大儿子，也是十分俊秀，一头黄头发，比王老师的还黄。他正在附小上五年级，他时常在校园里玩耍，我们都很是要好。
心琴把嘴对着我的耳朵，神秘地说：“我爸在家里夸奖你，说你的作文写得好，是个好苗子。打了９０分呢！他说作文从来从没打过这么高分，最好的也只打８５分。”
“真的？”
“真的。”
我惊喜得浑身直炸汗，拉着心琴直蹦高。连声叫：“去去去，我今天把作业全部赶完，明天去掏苕，去掏苕。”
羊楼洞镇四面环山，风景优美。其中有一座北山，山上是石头，山腰和山下都是地——那时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已经允许人民公社社员种自留地了。大部分人都是种的红薯、玉米。十月，红薯地都挖过了，我们可以到山上随意去掏苕——掏苕，就是到人家挖过红薯的地里，掏一些没有捡干净的红薯根。
星期天天气晴朗，吃罢早饭，我和王老师一家来到北山下。王老师说：
“靠马路边的地都被人掏过好多遍了，咱们走远点，或许收获会大些。”
我们下了马路，往北山背面走，走出二里地，在一块比较陡的山坡地上停下来。王老师卷了卷袖子，说：
“就在这里了，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大显风流。俘敌一万，自家损失一身汗。”王老师在生活中说话已经形成了习惯，把生活语言随口就变成文学语言。说得既准确、贴切、生动，又极富情趣。
又对我说：“我是崇阳人，崇阳山多，红苕多，我这眼睛可以看地，看什么地掏过，什么地没掏过——我看这块地还行。她，她比我还内行。”他指了指他的夫人。
王老师的夫人高挑个儿——比王老师还高。很是秀气，很是质朴。后来的几十年间，她一直跟着王老师，当家庭妇女，跟着王老师吃了许多苦，受了许多罪，但坚贞不二，坚忍不拔。
我们一面掏红薯，一面闲聊天。王老师说，他与夫人两家旧时都比较殷实。他们是娃娃亲，但因为是一起长大的，感情很真、很深。他们结婚很早，现在大儿子心琴都十二岁了，在附小上五年级；女儿素娟，八岁，在上二年级。
也许真的是王老师的眼力不错，比较陡的那几块地里，我们的收获还真不小。因为是掏红薯，韩信带兵，多多益善——我们是只要能吃的，都要。最大的也就半个拳头大小，即使如此，我们也很满足了。
突然，我眼前一亮，我的锄头下滚出一个硕大无匹的大红薯来，足足有三斤重。
我们立刻欢呼起来。这么大的红薯，滚到我们掏荒者的锄头下来，真是想都不敢想。王老师更是高兴得像孩子，高举着红薯，笑着说：“你们信不信，我昨天晚上在梦里就见到了它！今天我可有功劳了，应该奖赏给我啦！呵呜！呵呜！”装着要咬要啃的样子，把我们都逗得乐不可支。
王老师把红薯递到我面前，抓住我右手，把红薯啪地一声，重重地交给我，说：“你今天是威武大将军，旗开得胜！拿回去，切三份，可以补三餐。”
那时候我们学生吃饭，都是每个人一个粗磁罐子，用油漆写上自己的班级和姓名，自己可以在罐子里放点儿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干罗卜、干腌菜、干红薯丝儿，再派值日生一担子挑到伙房，工友在每个罐子里统一打上几两米。开饭也是值日生到伙房去，把自己班里的饭一担挑回教室，学生都在教室里吃饭的。王老师的意思是我的这个红薯可以分三次在罐子里蒸。
我当然是坚决不肯收，一定要老师带回去。老师拿着红薯，认真地想了好一阵子，从兜里拿出一把小刀，把红薯放在一块大石头上，对半切开。自己一手拿着一半，摇着头，洋洋得意地说：
“这叫平分秋色。”
然后把一半放到我手里，不许我再争了，我只得就范。
那一天我们真的是满载而归，王老师一家四口加上我，总共起码掏了三、四十斤大大小小的红薯根，大的将近半斤，这是很了不起的战绩，每个人都提一袋子回来。我把那半个珍贵的红薯分两次放到罐子里蒸着吃了。
平分秋色——那时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么雅致的词汇。从此，我就喜欢上了这个词组。一辈子，不管在哪里听到或看到这个词组，就油然想起王老师，想起王老师拿着红薯近乎童趣的表情。
那是饥荒年月。
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我们终于敢说那是个饥荒年月了。当年是没有这个胆量的，当年我们只敢说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只敢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抽支烟也是资产阶级思想，谁说错一个字，就要当反革命，是要遭到无情镇压的。
至于饥荒是如何造成的，我们到现在也不敢说。而且这个伟大的谎言，经过五十年的缝补，已经很完整、很完美了，那都是前苏联修正主义逼债的结果。既然都这么说，那就姑且这么说呗，有什么办法，谁叫我们的嘴长在别人肛门上？
说句实话，只有我这挨过饿的肚子五十年来被我自己的谎言欺辱得疼痛难忍。我每次一说谎肚子就痛，我不得不赶忙在心里补一句无声的话：“那都是大跃进失败的直接结果。”肚子才稍许好些。
日子总是要人过的，慢慢熬吧。等得我们这代人死光了，再来装腔作势地实话实说，把说“实话”喷出来的唾沫星子能点亮满天星，把我们挨饿的穷相拿出来把玩，没挨过饿、成天忙着减肥的后代又不知是怎么回事，也就当笑话说当笑话听了，说不定挨饿也能成为伟大的相声艺术大师们插科打诨的极好题材呢！
这就叫时间差——跟著名女排教练袁伟民学的，这就叫掌权经验——老子杀人让儿子平反，这个古老的经验极有味道，属于满汉全席类。
１７
我当然地成了王老师的得意门生。
平时，只要家里有点什么能撑着肚子的，比如崇阳老家送来了干红薯丝儿，或红薯淀粉什么的，小心琴就来叫我一起去分享。我喜欢听王老师说话，喜欢他把生活语言用文学语言表述出来的说话方式。
临毕业的前俩月，三个毕业班挑一个学生代表毕业生在附小讲公开课，当然是在我们班挑，王老师当然是挑我。
王老师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精心地雕琢我。
要我讲的课文是三年级的《蓝鼻子哥哥和红鼻子弟弟》，分三个课时讲完。我没写过教案，王老师先拟了个提纲，让我按照提纲写教案。写好后，他一遍一遍地修改。改得他认为差不多了，就叫我按照教案试讲。
写教案真是个苦差使。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的字只能说是稍有好转，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但王老师并不在乎这些，他说：
“字写得好不好，那是你个人的事，我不管。等得你自己的修养觉得应该把字写好的时候，你自然会下功夫了。现在我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让我看着觉得一横一竖你在用心，你将来也必得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你的学生。让学生在写字的过程中悟出做人的准则和道理。”
于是每次写教案，我不得不一笔一笔的写，一笔一笔地抄，一笔也不敢潦草。我自是暗暗叫苦不迭。
由于学校缩减，金鱼池对面的一年级一排教室都空了。王老师就带我到空教室里去试讲——他当学生，他一个人当学生。
每试讲一遍，老师都要根据试讲的情况帮我再修改教案。每一次修改的教案，都要求我必须背得滚瓜烂熟，讲课的时候不许看教案——一眼都不行。
我一生都记得我试讲的时候，王老师望着我的那表情。
教室里只有一张讲台，一张课桌也没有，空荡荡的。我每次都是把自己的方凳搬去，王老师坐在方凳上听我讲课。王老师翘着二郎腿，左手托着下巴，撑在腿上，眼巴巴地望着我。大张着嘴，就象我们听他的课一样，脑袋几乎是跟着我讲课的节奏转悠。我一招一式，一腔一调，他稍不满意就叫我停下来，自己跳上讲台来给我做示范——一直到我跟他说的做的一模一样为止。
为了使能我把公开课讲好，他多次带到我到附小我要去讲课的三（１）班，听他们班的班主任刘真缔老师讲课。
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都天真无邪。一次，一个学生看见我穿的是大围腰裤子，贸然问：
“叶老师，你怎么穿这样大围腰的裤子呀？这不是女人穿的裤子吗？”
我没有丝毫心理准备，顿时被问了个大红脸。我望了望王老师，王老师也紧张地望着我，一言不发。
我似乎从老师的目光中得到了某种启示或力量，定了定神，抿了抿干涩的嘴唇，认真地说：
“叶老师家里很穷，这是我妈妈的裤子改的。”
王老师脱口而出：“好！回答得好！”
一步跶到我身边，把我搂得紧紧的，轻声说：
“好孩子，将来能当个好教师！”
王老师激动得眼圈都红了，探身对学生们说：
“孩子们，这样诚实的老师好不好？”
“好！”
“你们欢不欢迎这样的老师呀？”
“欢迎！”
于是我毕业之后就分配在附小，并且就当上了这个班的班主任。
１８
王老师的家离校门不远，王老师说，任校长昨天就告诉他了，说派车到赤壁去接我回娘家，还说，别住学校招待所了，就住在他家里，让我在他家休养一些日子。
在客厅，王老师泡了一壶茶。
“是羊楼洞的毛尖。”老师很是自豪地说，他自己先呷了一口茶，神采飞扬地说，“一听校长说要去接你，还要住在他家，我当时就动了歪心思，你只要一进校门，车就必然先过我的家。我……我都等不及了，老师存了一肚子的话，要对你说。我可以先截住车，让你先住我家。我终于得逞了！不，老师，老师是真的等不及了。”
说着，趴在桌子上呜呜地哭起来。
虽然二十年过去了，但乍一看，王老师还是那样子。神采斐然，说起话来很容易激动。
王老师一家住在新盖的宿舍楼的三层，比较宽敞。那个时代还没有装修这个词，他们家也没装修，但比起在羊楼洞的条件，已经觉得十分舒适了。
王老师留我在他家吃饭，师母做了一桌崇阳特色的好饭菜招待我，其中还特地蒸了几个红薯。红薯引起我们的话题，我讲了当年在羊楼洞北山上老师说平分秋色的事儿，老师爽朗地大笑，说：
“哟，你还记得？掏红薯我还记得，说了什么话我可记不得了。苦日子总是想起来甜哪！我还以为你忘记了呢！我们是患难之交，应该珍惜，应该珍惜。”
老师呷了口酒，叹了口气说：“现在已今非昔比了，日子好过多了，起码每天这几根肠子没闲着。”
王老师总是爱用文学语言来表达现实的方法，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影响了我的思维方法和表述思维的独特的方法。
老师在竹篓里拿了几个小红薯，每人分一个，说：“来，为了纪念那段苦日子，我们以红薯为酒——干杯！”
我们都认真地把红薯互相碰了一下，连皮一起，都认真地一口吃了。
１９
王老师对师母说：“你把孩子们安排一下，今天晚上我们师生抵足而眠，让我好好享受一下当教师的最大幸福。”
晚上，王老师真的和我在一张床上抵足而眠了。
我们早早就上了床。
说是睡觉，其实就是说话。
说是说话，其实就是沉默。
我们俩都靠在床上，枕着双手，许久，谁都不说话。
二十年时光，暴风骤雨般的二十年时光，如同封存了二十年的老酒摆在面前，谁也不敢贸然开启。我生怕无意戳着了老师的痛处，老师也是避开我挨批判的事，好几次都是话到嘴边，又环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俩都靠在床上，枕着双手，许久，谁都不说话。
望着，对视着，就是亲切。
我一点也不紧张，也没有刻意去搜寻话题，仿佛就是很随意地说：
“老师，您还是那样子，一点也没变。”
“是吗？”
王老师笑了笑，欠了欠身子，掀开被子下床，走到我面前来，说：
“我——变给你看看。”
说着，老师捂着嘴，取下两大排假牙套，放在床头柜的一个小碟子里，然后把嘴闭上。我一下子惊得呆了——
面前的老师立刻变得十分狰狞！本来就瘦削的脸几乎没了，嘴缩进去一大截，下巴尖尖地突出出来，简直就象童话里的老巫婆。
王老师转过身去，仰起头，习惯地撩了撩还是浅黄的头发，长叹一口气，说：
２０
“……他们把我绑起来，吊在礼堂后台的梁上——对对，就是你在学校时的那礼堂——要我交代反革命罪行。我这个人，吃软不吃硬的。哪在乎那一套？我说，我一个教书匠，靠教书养家糊口，已经是够累的了，哪有精力去干反革命？我只会教书，别的都不会。
“他们说我伶牙俐齿，抗拒革命，把我放下来，绑在长凳子上，几个人按住我的头，用筷子撬开我的嘴，用钳子——对，就是平常起钉子用的老虎钳子——把我的牙，一口牙，生生地拔下来。连牙带肉，生生的，拔下来——全部！”
我捂着脸，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王老师冷笑了几声，轻声说：“说实在的，我倒是真的不觉得有多痛。因为拔第一颗牙的时候，我就痛得晕死过去了。
“我不知道他们折腾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我晕死了多长时间，只知道他们用冷水把我浇醒，还逼着要我交代罪行。我想说话，但只知道钻心地痛，只知道嘴肿得麻木了，还不知道满嘴的牙一颗也不剩了——我真佩服他们的功夫，用钳子愣拔这么几十颗牙，没点本事还真不好办呢！
“我把一口血狠狠地吐在刘香涂的脸上——刘香涂，知道吗？”
刘香涂，我知道，瘦高个儿，小迷糊眼，是我三年级时的教育学老师，“文革”时是蒲圻师范造反派头头，“文革”后死在监狱中。
“刘香涂狠狠地踢了我几脚，叫上几个人，把我抬到金鱼池边，喊着号子扔到金鱼池里——大冬天，扔到金鱼池里。我还真是没福气享受那种非人的痛苦，又一次晕死过去。
“那时候，脑子里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感觉真好。想死，不想死，都没用了。要是那时候死了，其实也没什么。倒是后来苏醒过来，精神和肉体，都真是痛得死去活来，痛得后半生无法收拾自己。”
２１
我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小心琴。老师家里孩子多，我猛然扎进这个大家庭，眼睛一下子忙不过来。眼前有三个男孩跟心琴那模样都差不多，但总觉得又似乎不是心琴。我心里算了一下，心琴是素娟的哥哥，我在校时就十二岁了，眼下应该三十出头了，可是眼前的三个男孩明显比素娟小，还没长成人。
“心琴呢？”我问，我是随意问的，“这几个男孩长得好像心琴，但比心琴小好多……”
我随意这么一问，把老师问得顿时跌坐在床沿上。
随即，老师趴在床头柜上，双肩剧烈地耸动，伤心伤意地嚎哭起来：
“我的心琴……我的心琴……我可怜的心琴走了好多年了……”
我的心顿时咯噔一下，仿佛一个被砸碎了的盘子，好容易沾补拼接起来，又被一下摔破了。
心琴，是老师的第一个孩子，１９５１年生。
第一个孩子，对于任何人，都是人生一个最重要的希望标记。
心琴，就瞧这名字吧，美丽得有点迷人。我们当学生时就问过老师，一个男孩家家的，为什么起这么个美丽的名字？为什么不起个时髦的抗美呀，援朝呀，跃进呀什么的。老师当时就笑了，反问道：“美丽的名字就不能起了吗？别忘了我是文学老师。”
老师说，他给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起这个名字，确实费煞了心思。心琴，直义是心中的琴，他盼望孩子能将他心中有而耳边无的一种琴声弹奏出来。延伸义则是希望孩子能比自己强。而心琴又与辛勤同音，希望孩子一生以自己辛勤的劳动作为自豪的基点，深沉的父爱把这个名字濡染浸润得诗意十足。
但是他死了！他死得让我们不敢摸自己的脑袋。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上初二的心琴因为学校不上课而失学了。他是个懂事的孩子，考虑到家中弟妹多，为了尽量减轻父亲的负担，十五岁的他，便到赵李桥茶厂去当了一名工人。
１９６８年，他死了。他死的时候才１７岁。
他的罪名是“写反动标语”。被判刑，到煤矿去挖煤，因矿井倒塌而死于非命。
“文革”后，有关单位给他平反，说他是无辜的，说他的案子是为了当时想抓出阶级斗争的丰硕成果来，人为制造的。
用今天最新的、前几天才出现的上海牌新名词来表述，就是——钓鱼。
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已经判他当“反革命”了还不够，还不过瘾，明知有一处矿井十分危险，却命令到矿井不久的十七岁的“反革命”分子心琴去排险，心琴刚到险区，大塌方就把他埋在了井底。
这就是所谓的钓鱼，就是制造一个陷阱，让一个１７岁的孩子去当反革命，他们去领赏，他们去当红色革命家。
“平反有什么用？人死了平反有什么用？有什么用？”王老师捶打着床头柜，哭得泪人儿似的。
许久，王老师十分平静地说：“好多年过去之后，我终于想通了——是我害死了心琴，是我害死了心琴。一个当教师的人，职业的本能使我觉得把课文挖掘得越深刻越好。我太天真了，结果是，我挖到了我的时代的痛处，挖掘得我的时代无法接受。我的时代必须要惩罚我，我的时代必须要打击我，我的时代必须想出一个绝妙的法子打击我，我的时代其实是早就在时刻找我的岔子，要给我以利害。终于用这个法子，让我一辈子把痛苦打掉牙往肚里吞，说不出来，吞不下去。我我我，教一辈子书，吃亏在自己的嘴上。”
王老师斜倚在床头，望着天花板，轻轻地说着，没有流泪。
我忽然想起老师老家的地名：苦竹岭！
——莫非老师真是苦竹岭头一株苦竹？
２２
我在王老师家只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正在吃早点，师母金美玉老师就风风火火地进来了。进得门来，一握住我的手就刮着我的鼻子，扣我一顶大帽子：
“好哇，你叶文福胆子不小，回母校来，不先去看老校长，不怕校长打你屁股。”
金老师如此一说，使我顿时想起老校长当年批评我时说的话：“你还是个孩子，我可不敢打孩子。”
我笑着说：“校长当年就说他不敢打我。”
金老师一面端详着我，一面说：“那时候因为你是孩子，现在长大了，他就可以打了。”
我也笑着狡辩：“我在老校长面前，永远长不大。”
金老师接过师母递过来的开水，放到餐桌上，说：“快吃快吃，住到我家去，我家比王老师家宽敞多了，房子我都跟你收拾好了。校长跟我说，你是行客——行客拜坐客，要你在我家住一个星期，把教过你的老师都一一拜到，才放你走。”回头对王老师说：“我传达校长的旨意：明天中午，在我们家为叶文福接风，凡是教过叶文福的老师，都是座上客。你我可是通知到了，还有几位，我今天上午必须通知到，免得到时候抓不着人。走走走，叶文福。”
２３
校长的家在小山边，是一幢独立的别墅式平房，有几间房我搞不清楚，反正很宽敞。校长现在也是师专的校长，改革开放时期，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迅速膨胀扩大，条件自然好多了。两扇开的大门，进门是一个大厅。足有三十平米。板材地平，大门口两边分放着两盆米兰。
大厅东面有一个小客厅。金老师领着我进去时，校长正在往茶杯里倒开水。看见我，校长很高兴。
校长的高兴也就是笑了。二十年没见，坐在面前，也就是笑着仔细端详我而已，决不会像王老师那样，抱着我老半天不松手。校长在我记忆中永远是这样，永远像一泊深井里的水，把我这远来的月亮静静地映照在自己心中，亲切地笑着，平静而安详。
金老师说着，笑着，里里外外地忙乎着，还有一大帮我认不过来的孩子叽喳着，把这一家欢乐的氛围渲染得像过年一样。而校长只是和我面对面坐着，笑着，右手做一个优雅的姿势，示意我喝茶。给我感觉校长就象一棵树，金老师和孩子们就象一窝喜鹊。喜鹊们叽叽喳喳地叫，你只有进得门来才知道是喜鹊叫。如果是在门外，还以为是树在鸣唱呢。
校长说：“消息传得很快，我昨天下午就知道你回来了，知道你住在王老师家。你们尽师生之谊，也就没管你。今天一大早，金老师沉不住气了。你们还是同事呢，她喜欢你，一大早就咚咚咚跑去了。我说你等人家吃完早点再去，她说不行。”
校长像在说家常，又像在说公务，简洁地说完该说的话，就没了，摇着身子换了个姿势，笑着望着我。
金老师在忙中插进来说：“那当然哪，我不早点去，别人把他抢走了，我是搞么事的唦！”
任校长和金老师说的都是纯净的汉口话，只有湖北人知道，汉口话是湖北最好听的话。
校长平静地笑着。那一刻，我沐浴在幸福的祥光之中；那一刻，我才觉得这世界是公平的，是人伦的，这才是人间，人间是应该这样的。有我的校长，有我的老师的母校真是亲切。
２４
校长说：“我这里宽敞，方便。多住几天，说说话，谈谈心。二十年没见面，人事变迁都很大，我们都是死里逃生。当年教过你的老师，也有的过世了。沈烈山老师教过你没有？”
“教过——是我一年级时的班主任。”
“哦，他留在了蒲圻师范。不过这里还有几个。我明天中午在家备几个菜，把教过你的老师都请来，聚一聚。哎，那个姚西畈也教过你的吧？”
“教过，教政治。”
“他现在是市教委主任。我也请他了。他可是教政治的，在他面前说话注意点儿。”
２５
第二天上午，我帮着校长在大厅里摆了一张大圆桌，金老师里里外外忙得就差没打啰吙了。当年附小有几位老师是师范我的老师的夫人，都提前来给金老师帮忙。因为她们也是我的同事，所以见了面都亲热得不得了。
校长拿出一瓶茅台酒，说：“几位老师都不是喝酒的人。喝点茅台，喜庆喜庆！你酒量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诗人应该能喝的。”
我笑了：“那是李白。还是因人而异。我不喜欢喝得醉醺醺的，喜欢与亲人朋友一起喝点散文酒，意思意思就行了。”
校长说：“我也是。”
不一会儿，王志文老师、陈有恒老师、李镇澜老师、肖隆峰、但毅夫妇、师家仙老师、许筱华、徐琦君夫妇、饶培英老师等都来了。喝酒、吃饭其实都只是个形式，是个借口，师生经过了二十年离乱，都愿意在一起互相慰藉负伤的心灵才是真。平常也没有这么个理由，我一回来，大家都高兴，所以都提前来，在一起说话，各自诉吐自己的苦水。
我的直感就是，我长大了，我的老师都老了。
久等姚西畈老师没来。校长说，我们边喝边等吧。刚要动筷子，姚老师来了。
姚西畈老师是１９６３年刚毕业就分配到蒲圻师范时教我的，所以他在我的老师中最是年轻。可是不知怎么的，他一来，老师们说话就不是原味儿了。
很明显，姚西畈在老师之中已然有了当头儿的架子。
２６
任校长在主人席上站着，高举酒杯，微笑着说：
“我们今天都很高兴。叶文福回到母校来，来看望我们，来看望教过他的老师们。二十年没有见面，师生们聚在一起，说说话，谈谈心，作为我们当教师的人，自然是我们人生中幸福的一个重要内容。叶文福以前是我们的学生，我们都是看着他长大的。我以前还真不知道他穿母亲的大围腰裤的事，是王老师讲给我听的。他说他很感动，我听了也很感动。叶文福当学生时是个好学生，成绩好，很调皮，也很可爱，我们大家都喜欢他。现在他出息了，成了诗人，成了大诗人，给母校争来了光荣，也使我们这些教过他的人感到欣慰。我当然知道，他被点名批判了，自己的学生，在外面犯了什么错误，我们也摸不清事情的原委，也管不着，我也没问他。我只知道我们以前是他的师长，他在困难时回到我们身边来了。那年他在附小犯了错误，我就对他说过，母校是师范生的娘家，孩子们回来了，我们就高兴。我们都犯过错误，都挨过批，挨过斗，这没什么，有了错误，改正就是了。几十年间，那么多学生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到我身边，我都觉得自己应该像老母鸡似地，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他们。一个教育工作者，能张开翅膀，庇护自己的学生，是一种高尚的幸福，也是教育的魅力之所在。今天也是这样，大家都高兴，我也很高兴。平常虽然在一起，各人有各人的工作，都在忙，叶文福回来，就象一条丝线，把珍珠都串在了一起。所以请大家来，一起聊聊——来，为叶文福接风，干杯！”
所有人都干杯之后，姚西畈老师斟了杯酒，站起来说：“对不起，我借老校长的酒表个态。刚才校长说我们都犯过错误，都挨过批，挨过斗。是的。可是那是在‘文革’期间。而叶文福犯的错误，是现在的党中央、中央文件明确批判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错误，是站在党和人民的对立面的严重错误。两者不能混淆在一起。叶文福回来，我们作为教过他的老师，应该站在党中央的立场，严肃批判他，批评他，帮助他，使他争取早日回到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来。”
喜庆的酒席上，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了。
任校长坐着，紧抿着嘴，铁青着脸，一动不动。
我本来只是记住了校长的叮嘱，说话注意点儿。没想到姚西畈端起酒杯就要犯嘎，我也就只有对不住了。
我本是条河流，只想平缓地流淌。他却制造个大豁，那我就成了瀑布。
热血往头顶一冲，说话行止就找不着调了。
我也端起酒杯，站起来，离席，在大厅里来回踱步。我望着天花板，说：“好个姚西畈，果然是吃政治稀饭的！你以为你教过我几天政治课就是我的老师么？你那几节大讲阶级斗争的政治课狗屁不值——当我的老师，你还不配！你只是个政治乞丐，假左派，你装模作样地耍大棒子，只不过是混口稀饭填饱肚子。当真左派你还没资格，真左派是屁股后边别着盒子枪的，你算什么东西？你会说人话吗？你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吗？你会说一句人话也没冤枉做个人！去去去，你没资格喝这桌酒，你给我滚出去！”
我端起酒杯，一杯酒狠狠地浇在他脸上。
姚西畈大约只知道我是个诗人，没想到我是个军人，没想到我是经过了三级《叶文福问题办公室》围攻三年锤炼出来的孙行者，没想到我是经过生死考验的军人。他站起来，想要与我理论。我怒不可遏，从他身后一把抓住他脖领，狠狠地说：“你敢动一动，老子今天就灭了你。”
任校长一直坐着，紧抿着嘴，铁青着脸，一动不动。
姚西畈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一下子就草鸡了。一副天生的奴才模样立时显现出来。蜗偻着腰，嘴里嗫嗫嚅嚅地不知说了些什么。
因为我，金老师辛辛苦苦热热闹闹地忙活了一天，香喷喷摆一大桌子，就是想让我和自己的老师在一起说说话。没想到姚西畈上来就这么一杠子，她立即火了，几步跶到姚西畈面前，连推几把，武汉话一甩就是一大串：
“呃呃呃，姚西畈你搞的么名堂搞的么名堂！你跑到我家来尥蹶子来了！你多大个官你跑到我家来摆官架子来了！你这广东佬，先回去把舌头捋直了再来打官腔！你这几年混出息了是不是？碗里的稀饭稠了点是不是？你害了几个女学生跪在地上求我你忘记了？我还没揭发你呢你倒大干起革命来了！我好酒好菜请你来闹革命的？出去出去你给我滚出去！”
金老师是说推就推，说搡就搡，连推带拽，毫不客气。姚西畈说也不是，挣也不是，躲也不是，搞得狼狈不堪。幸亏几位老师鼎力相劝，场面才渐渐平静下来。
任校长一直坐着，紧抿着嘴，铁青着脸，左手捏着酒杯，一动不动。
等得大家都不做声了，任校长才把一丝笑意挂在嘴角，低了低头，自己跟自己说话似的：
“一桌接风酒，搞得跟鸿门宴似的。痛了几十年，还没痛够。好，学着姚主任的方式，我也借我自己的酒，表个态。我今天拿出来的，是我放了几年的茅台酒，拿出这最好的酒，我想表示的是，我搞了几十年教育，在这一方土地上，也算得是桃李满天下了。叶文福回来，我很高兴。真的，这孩子很清纯，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念着他。本来，师生之间，有一份亲情，藏在心里，笑在脸上就足够了。既然姚主任那么认真，我也只得学着，也只得认真地说：我教几十年书，叶文福是我所有学生中，最优秀的学生！最优秀的！最优秀的！我就是这个态度，你们能接受，就喝——酒有的是，管够，管醉；不接受，就走。”
任校长话音刚落，王志文老师立即站起来，激动之中，响亮地打了一个长长的家乡囉吙，举起酒杯，自斟自饮，连喝三杯，说：
“我跟校长几十年了，今天才真正认识了校长。校长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从来说话都是十分平和的。我本以为校长给叶文福的，也就是老师给学生的一份厚爱，今天校长给叶文福这么高的评价，这么不留后路地评价叶文福，我没想到，我想不到。这是一个信仰的高度，一个道德的高度，一个知识的高度，我没达到。本来，叶文福是我的学生，校长刚才的话，本该是我说的，校长先说了，我也就多领到了一份光荣。我感谢校长，我感谢命运使我一辈子在这样高尚的领导手下工作。校长，我今天要醉。来，叶文福，当年我们在北山，师生平分秋色，分了一个红薯，回家去撑这个穷肚子。今天，我们师生对酒，用茅台，对醉，醉这个富起来一部分的穷肚子——用这高尚的享受，祝福我们时代的伟大进步，表彰我们自己在重重苦难面前的卓越表现。”
李镇澜老师急忙站起来。为了消融眼前的紧张空气，他那一站起来的动作就具有强烈的幽默。他用一种十分滑稽的表情望了望王老师，说：
“王老师，我才是跟校长几十年了呢。‘文革’时，我们俩被捆在一起，校长还给我解代数题呢。你刚才的话，应该是我说的，我找你赔。我这个没多大本事又骄傲的人，一辈子没犯大错误，就是因为一辈子没离开过校长。校长，我也借您的酒，感谢您。我在您手下工作了一辈子，当了一辈子教师，没当过官，所以您相信我没变。别的人怎么变我管不着，我不会变的，您将来要是坐牢，我每天给您送饭，说到做到。”
姚西畈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几次想说什么又插不上嘴。终于，他站起来，端起一杯酒，自己先喝了，说：
“任校长，我们也共事几十年了，我也没想到我们之间有这么大的隔阂。我再呆下去好像，好像就不合适了，不打扰你们喝酒，我先告辞。”
任校长望着我，语重心长地说：
“叶文福，你看见了，诗人比校长更难当。”他朝姚西畈挥了挥手，看也不看他地说，“走吧走吧，几十年前我就知道你这个Ｘ等于几，今天只不过是想验证一下。走吧，不送。”
２７
我在校长家住了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校长带着我，在学校的几位教过我的老师家轮流吃饭，轮流喝酒。老师们的日子，比起二十年前几乎天天挨饿来，当然强了一大截子，但依旧清贫。所谓吃，所谓喝，并没有大吃大喝，只不过炒几个家常菜热闹一下，亲切一下。
有一次喝酒的时候，说起我每天焦急地盼望上语文课的心情，我说：
“我坐在第三排，靠着窗户，只要上语文课，老远看着王老师走过来，就激动不已。王老师走路特别有意思，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夹着书，这样，这样，歪歪的，像一朵云，像一朵云斜斜地飘过来。”我一面说着，一面站起来模仿着，把我的师长们都逗得禁不住哈哈大笑，“我们几个调皮鬼私下里偷偷地学王老师走路，后来竟改不过来了。到部队后，挨了好几次批评，才渐渐改过来。即使是现在，也有时候无意之间走路还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
“真的？”王老师十分紧张地站起来问我。
“真的。”
王老师端起一杯酒，对任校长说：“为人师表之难，难于上青天！校长，我今天才深切体会到了。为师者，容不得一丝污垢，容不得一丝苟且，容不得一丝个人积陋。后学乃深山泉水，清澈见底，老师有错，孩子们也跟着学，还学几十年，我这不也叫误人子弟么？”
任校长也端起一杯酒，笑着说：“我倒是觉得，叶文福里里外外，都有你的神韵。”
王老师急着说：“不不，校长，我是觉得他身上有您的影子！”
任校长说：“学生是酒，学校是八卦炉，老师——你我，是高粱——高粱不能生虫子。”
２８
自打母亲过世，我蓦然感到后背生凉——生命中那一丝永恒的温暖消逝了。
生命中那一丝永恒的温暖消逝了，可是我还没来得及长大。
还没来得及长大，而严酷的现实却苦苦相逼，使我感到处处都有十面埋伏的惊悸和恐怖。
尤其是在利令智昏的革命大批判面前，我更是感到有如春蚕，自己多情吐出的丝将自己严严裹缚住，动弹不得，只有静静地等待最后沸水的汤煮，人们在领取我的丝的温暖的时候，便是我以生命的代价，为人类献出的绵薄之力。
但是，当我住在校长家里，我又收获了家的温馨，收获了一直暖到灵魂深处的家的温馨。
几十年在我心中是个从不偏颇的谦谦君子风范的校长，在对我的态度的重大问题上，在别人躲我尚且犹恐不及的时刻，竟有如一名英勇的战士，为庇护我而全不顾身家性命，这真是连我都始料不及，连我都惊讶不已，连我都不敢相信。使我有了如同一条被无情风浪打得楫断樯残的破船，终于驰进了温暖的港湾的幸福感。
只要是在校长家吃饭，金老师便热火朝天地忙碌着，恨不得把所有好吃的都搬出来，堆到桌子上，码到我鼻子尖上，看着我吃就是幸福。他们爱我没有商量，没有做作，没有前前后后衡量后果。好像我是他们的孩子，爱我是他们的本能和天职一样。
金老师是个永远激动型。几十年来，她爱校长爱孩子爱得忘记了自己，忘记了自己的美丽。她是这个家庭的第一主人公。为了保护校长，为了保护不会在凶险面前认输的校长，不管遇到什么凶险，她都是像一头无畏的母狼在前面冲锋陷阵，奋不顾身，“文革”中好几次差点连命都丢了。
她具备一位女性的全部高贵的素质——
美丽得迷人的外表；
清纯得如同井水的灵魂；
善良如同大海，向所有走下坡路的人敞开心扉；
热情如同烈火，使天下寒者俱欢颜；
英勇如同母狼，奋不顾身地庇护自己的亲人。
五十出头的人，五个孩子的母亲，自然再也没有了当年的靓丽。但是，只要一高兴，或者只要一遇到高兴事，她只要一笑，就立时如同芙蓉出水，玉润四方。
我在家住着，她每天都打扮得靓靓的，打扮得靓靓地笑，打扮得靓靓地忙活。连校长都笑她：“好像叶文福是她的伢，是来看她的。”
孩子们都长大了。五个子女中，我只见过润润和骚婆子。金老师跟我发牢骚说，校长一辈子爱教育，爱学生，疼学生，自己的孩子却从没有额外关照过。几个孩子都被“文革”耽误了，下乡，插队，回来当工人，别的人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子女弄到学校来，我的孩子他却一个也不管，一切听从组织分配。只有骚婆子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我提过好几回，他直愣愣地望着我，也不作声。我晓得他不想顶我。哎，惹不起他，把我几个伢都耽误了，他也不作声，他也不作声。
她发这些牢骚的时候，校长也在面前的。但他只是平静地微笑，不反驳，不解释，不做声。我发现校长深爱着金老师也包括爱她发的牢骚；金老师深爱着校长也包括她怎么也撼不动的那俊美优雅的平静。
２９
于是我想，什么是爱情呢？
爱情——或许应该是一个并列结构词，而不是一个偏正结构词。
爱情——或许应该是从爱出发，从爱出发到情为终结的一个漫长过程。
爱——是生命的肉体的欲望的需要，称之为肉慾。
而情——情，则是精神的需要。
精神，包括教育、信仰、性格、志向、事业、爱好、习惯、宗教、修养等，从肉体的欲望出发的爱，必须经过包括教育、信仰、性格、志向、事业、爱好、习惯、宗教、修养等的长期甚至是生死的情的考验，一对相爱的人，在这些方面如果能在社会生活和俩人的生活世界中都能做到互相对流，融合，理解，体谅，相互支撑，相濡以沫，这样的爱，或许才能前进到情，才能完成爱情，才能称之为爱情。
反之，如果虽有爱而不能接受情的冶炼，不能接受情的考验，就无法完成从爱出发的爱情，就不能称之为爱情。
刘三姐绝不会去爱秀才——愚昧爱愚昧，愚昧只能爱愚昧，只能生下更愚昧的后代。
只有人，才有精神，只有人才拥有博大到无可以算计的精神领域。从这个认识出发，爱情，只有人类才拥有爱情，只有人类才有资格拥有爱情。动物只有爱，只有生命的先天的肉慾。
不管男，不管女，当你说“我爱你”的时候，其实只是爱的开始，而不是终结；只是爱，而不是爱情。
由此我想起汉字中关于的“人”字的无穷奥秘。
作家张贤亮有一本小说叫《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想了许久，觉得这个命题应该是对的。但作为书名，除了表述得不全面，不深刻之外，还确有一种仿佛小说通常都有的那种哗众取宠之意。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还应该反过来说，女人的一半是男人。
世界，社会，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组成的。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其实本质上或许正是一个男权主义者无意识的自我暴露。这怪不得他，因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用无数残酷的方法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男权、将女人当作尤物玩弄的民族。
每个人，每个看似完整的人，其实在本质上都只是自己生命的一半，另一半则是自己的爱人。每个人，只有与爱人合起来，只有与爱人和谐地合起来，才能叫做一个人，才能称之为一个完整的“人”。
所以汉字中的“人”字，可以用一句话表述它的基本特点：
“人”字无正笔。
“人”字为什么无正笔？我想我们的祖先大约就是为了向后人强调：
每个人，每个看似完整的人，其实在本质上都只是自己生命的一半，另一半则是自己的爱人。每个人，只有与爱人合起来，只有与爱人和谐地合起来，才能叫做一个人，才能称之为一个完整的“人”。
“人”字无正笔，仿佛是祖先在坚决地昭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向自己所爱的人妥协，向爱人倾斜，向爱人靠拢，才能求得爱人的支撑，才能合二而一，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人”的使命，“人”字才能正起来，人才能正起来，人生才能正起来。
“人”字无正笔，仿佛是祖先在严厉地地训示我们：你把爱你的人打倒了，你也就失去了支撑，你也倒了。
人字必须一撇一捺之间有一个结合点，必须有一个表示一撇一捺在一起能互相支撑的和谐的结合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于，一撇一捺之间如果没有一个结合点，没有一个能互相支撑的和谐的结合点——而且只有这一个结合点是健康的和谐的——就无法完成“人”的使命。说白了你就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另一半，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撇是撇，捺是捺，单独存在都毫无意义。
祖先也许在暗示我们：这个结合点，就是生殖器。
爱情和谐必须先有爱的和谐。必须是有一男一女（一阴一阳）的，必须是只有一男一女的，才具备爱情的基础。两撇或两捺（同性恋）不行，一撇两捺或两撇一捺（第三者插足）都不行，都不叫爱情，都不能算作为人的爱情。
校长和金老师用他们的爱情，向我教授和诠释了生命和爱情的真缔，更是用他们在考验面前的坚定高尚的行为所展示出来的高风亮节，为我书写了一部无字之书，教授我：
高尚者是如何高尚的，高尚者是如何在卑鄙者面前展示高尚的。
３０
我又是一走了之。
待得我再次走进这个家，又一个十年过去了。
这十年，中国又发生了许多仿佛历史上从没发生过又仿佛天天在发生的丑事，发生了许多任何神仙都无法评估的事，发生了令明天汗颜的事——我被卷进去了，又被卷出来了。
１９９３年５月，当我从死神的舌尖咬断了锁链，逃回家乡，我又如同一条楫断檣残的破船，带着妻子和女儿，疲惫不堪地跨进了校长的家。
我来晚了——校长已于两个月前因膀胱癌走了。
家里挂着校长的遗像。
我已然破碎的心又被残酷的现实再一次进行无情的锤击，我毫无精神准备，顿时跌倒在地。我已经没有了眼泪，我已经没有了哭声。
那一刻，我分明地看见了我的魂魄在嚎啕痛哭！
母亲过世时，我从北方赶回家乡，晚了７天，没能送母亲。当我老远看见家门前已经没有了仪仗，绝顶的悲痛使我一下子昏晕过去，倒在菜园的篱笆旁边。那一刻，我昏晕过去的生命分明地看见了自己的魂魄在嚎啕痛哭！
母亲将我的生命带走了……
校长将我的精神带走了……
校长把我画着明天的图纸带走了……
我觉得所有的悲痛都成了多余，我成了一具空壳，一个我不愿拥有的假面具，这个假面里已经没有了我的燃烧的生命和永远只属于我自己的灵魂。我不知道我的痛哭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知道我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只觉得三魂七魄如同被人拧着尖锐地难煎难熬，我只是分明地看见了自己的魂魄在嚎啕痛哭！
我跌跪在校长遗像前。
我一家三口——我爱人，我四岁的女儿——跌跪在校长遗像前。
我跪着，流着泪水，向跪着的四岁的女儿讲述了校长对我灵魂的拯救。
金老师抱着我放肆地嚎啕——她一下子苍老了。
女人，经得住任何挫折和考验，就是经不住失去爱和爱人的考验。
３１
一辈子到处闯荡，到处闯祸，我仿佛已经失去了那个原始的自己。精神，肉体，都变得若有若无、虚无缥缈起来。有时候自己想看看自己，检修检修自己，也被什么污染的物质遮着掩着，若隐若现，扑朔迷离，神秘莫测，无法看清。我仿佛是一阵风，只能在树的摇动着的枝头上看见自己，只能在海浪的咆哮中听见自己。我所到之处，花开了，草绿了，我才知道我是春风；当人们和动物看见我，看见我就急忙裹上大衣，或躲进房里屋里洞里，我才知道我是寒风。
此心常跃跃，常恻恻，常慌，常乱，常无寄，或者干脆拿捏不住，捉摸不着，琢磨不透。更甚者，仿佛没有——没有心，或者说心已然失却了功能。
医学病例有一种植物人，我觉得我不是，不像，我应该是个动物人。
如果我是一只鸡，一只鸭，一只鹅，一只猪，一只羊——任杀，任宰，任割，受难时也就蹬蹬腿，干嚎几声，也没有人理会，也没有痛苦，多好。即使在锅里釜中，端盘上碗，味道鲜美，色香味形器，雅致文明，美食家们光着膀子大肆饕餮，我也没有痛苦可言，不也是一件挺和谐的事么？
但是自校长过世之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进校长家，我的心就安定下来，我的心就摸得着，就跳得欢。
金老师既是师母，又是同事，又是母亲。她以我为荣，以我为耀。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听说我回了湖北，到了咸宁，就立即派孩子们与我联系，四处追踪，一直把我抓到家中为算。她身体好的那几年，有一次到北京来，专门到我家来看望我，千里迢迢为我带来了我最爱吃的家乡地米菜。
五个子女中，只有骚婆子是教授——是别的学院的教授；其他的有的是职工，有的是工人——全耽误了。
哎，这么大个社会主义国家，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几乎所有有职有权有位的父亲母亲，都敢于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安排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当横不让，毫无愧色。有民谚曰：
“科安排科，处安排处，
正的决不能安排副，
村长的子女要先富，
贪污公款叫补助。”
我只看见我的校长，他是我在这么大个中国见到的唯一一个没有给儿女留下职业和权力作为遗产的领导人——唯一一个。
３２
最后一次见到金老师，是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金老师患的是肺癌，已经到了晚期。由于症状并不那么明显，于是孩子们严密地瞒着她，加上她自己是个乐天派，一直以为是肺炎，也就不那么在乎。
我到武汉时，听骚婆子说她刚出院，住在他家，我赶紧买了一束鲜花去探望她。
金老师躺在床上，精神很好，脸色也很好，确实看不出是个重病患者。
看见我，她很高兴，很激动。虽然我一再请她尽量少说话，她还是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而且三言两语就说到了校长。
她真诚地感谢校长，感谢校长给她的爱。她说：
“我这一生蛮幸福，我自己很满意。校长疼了我一生，爱了我一生，几个伢个个都听话，我够了。有时碰到么事，我沉不住气，犯横，校长望着我直笑，我也就冇得脾气了。”
趁孩子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她抱着我的头悄悄说：
“我晓得自己已经到了肺癌晚期，伢们怕我难过，瞒着我。我也怕他们难过，也装糊涂。我巴不得，巴不得快点去追校长，告诉他，伢们都自立了，都好，都好……”
她真是累了，脸上泛红，直喘大气。
她一辈子都好看，她一辈子都爱干净，即使这时这刻，大限将临，还那么好看，还那么干净。
我赶紧扶着她躺好，帮她掖好被子。她歇了好一阵子，等得气喘匀了，闭着眼睛，一字一字地说：
“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校长临去之前念叨你，想见到你，你不回来。你终于回来了，我要是这时候死，几好……这时候死，几好……”
金美玉——她是金，她是美，她是玉，她在我眼里是一位完美的女性。
金美玉——她是浑金，她是绝美，她是璞玉，她不需要雕琢，她的缺点也很可爱，她是上帝雕琢好了到人间来做示范的女神。
３３
任校长退下来之后，王志文老师当校长。
王老师身子骨本就单薄，“文革”中受的摧残过厉，晚年身体一直不好，用他自己的话说，身上每一个零件都坏了，严重的哮喘使他每一次呼吸都几乎是一次长征。
二儿子怀敏后来经商，日子好过些了，专门在武汉为王老师两口买了一套住宅。但是王老师乃心高气傲之人，才华横溢，思深虑远，受那么大的打击，是块铁也该打成钢了，何况他本就是钢。
两个儿子都长得与心琴几乎一样，你叫他每日看着儿子，能不往深处去捞取伤心？是以王老师不是吃几天饱饭便喊小康便喊万岁的人等，他最重的病当是心病，他的病无法医治。
素娟最近打电话告诉我，王老师今年正月初七走了，我听了默然。
王老师也是有资格进入当地按级别高低排座次的墓地的，但我师临终之前对儿女们再三叮嘱：坚决回老家——回崇阳，回苦竹岭。
王老师，苦竹岭头一株苦竹……
王老师，您深邃的思想漫溢出了肉体，淹没了自己……
王老师，您一张锋利的嘴，将自己的时代也将自己撕咬得遍体鳞伤……
在怀敏的安排下，我终于赶到了崇阳。
我终于赶到了崇阳崇山峻岭中的苦竹岭。
我终于赶到了长眠在苦竹岭的王老师墓前。
我跪。
我双膝而跪。
我抚碑而痛哭。
怀敏也跪下来，我们抱着，哭得昏天黑地。
３４
２００８年５月，我与爱人一起回到咸宁，骚婆子专门从武汉赶到咸宁，说金老师已于４月过世了。
我和爱人决定到墓地去祭奠任校长和金老师。
润润、汉年、念慈、骚婆子、小中兄弟姊妹五个都到齐了，他们买好了酒、蜡烛和香、鞭炮、纸钱等一应祭祀物品，陪我们一起到市郊的公墓去。
公墓很气派，很有现代化味道。从山下一路上去，两边几乎每一座墓都有照片，有的是夫妻合葬。每一块墓碑上的碑文写得都挺好，给我感觉几乎每个人都是英雄，有的大英雄很豪华，很突出。
骚婆子说，安葬父亲时，这里还没有开发。本来市里有一个墓地，是按照级别安葬的。母亲说，人活着就搞级别，死了还搞级别，累不累呀，不去。就葬到这里来了。这些年这里不断开发，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现代化。
当骚婆子领着我们站在一处墓碑面前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校长和金老师的墓是所有的墓中最简陋最寒酸的，简陋寒酸得使我无法接受。
骚婆子立即感觉到我的情绪不对，轻声说：“父亲临走前，再三嘱咐，要从简、从简、再从简。母亲也这样嘱咐……”
我们夫妻双膝跪在这一对我们崇拜的夫妻墓碑前，痛哭失声。
有这样的人爱我，我骄傲，自豪，深切地感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比重，他们的生命轨迹便是我生命历程永恒的坐标。
如此真诚如此英勇如此深刻地爱我的人去了，我用什么能表达我无尽的悲摧？我又一次感到后背生凉。
我夫妻二人长跪在校长和师母碑前，像哭父亲母亲一样，像哭自己的灵魂一样无遮无掩地痛哭。
我弹酒三匝，拈土闻香，叩头拜谒，祈天遥祭：
“魂归来兮！我师我长。
担酒来拜兮，敬上琼浆。
魂归来兮，我长我师。
负痛来拜兮，此痛如斯。
岁月悠悠兮，无尽沧桑。
爱我者去兮，何以言殇。
此心无寄兮，一炷心香。
此胆无越兮，此衷无肠。
天不我痛兮，地不我惶。
此日无舵兮，此月无光。
呜呼哀哉，魂飞魄散。
呜呼哀哉，痛断肝肠。
魂归来兮！魂归来兮！
魂归来兮！魂归来兮……”
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能说什么。我忘记了一切，我狂号，有如瀑布那直泻而下；我抽泣，破破碎碎，随心所欲，时高时低，时弱时强，是一种极度伤心时生命里流淌出来的一种灵魂负伤时的颤栗之声。
我看见我儿时每逢生病，母亲倒扣着水瓢，在门外呼唤我的魂魄：
“六四（我的乳名）呃，你回来呀，你在南山坡上放牛回来呀，你下河捞鱼你回来呀，你要认住回家的路你回来呀，你要认住家门你回来呀，你要认住亲娘你回来呀，你回来呀，你回来呀……”
我看见母亲在剁猪草，我看见我在剁猪草；我看见母亲在哭泣，我看见我在哭泣。
我的生命只剩了躯壳，无尽的哀怨使灵魂无力载负生命。那一刻，我没有了生命，我没有了肉体，我分明地看见了我的魂魄在哭泣。
但我还是无法接受，无法接受校长夫妇去后还在用屈辱论证北岛那给我们时代评价的滴血的诗句：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卑鄙者死后还霸占我们生存的空间，霸占我们的土地，霸占我们的空气，霸占我们的思想，强奸我们的思想——我无法接受，我决不接受。我匍匐在地，晕厥在地。
土地呵，生我养我的热土，我往何处去？
兄弟姊妹们在墓碑前奋力救我，爱人紧紧地抱着我，小心地用爱情暖着我，我渐渐在迷失之中苏醒过来。
醒来之后，我说：“迁走迁走迁走，赶快迁走，别跟这些英雄在一起。”
骚婆子望着我，迷茫地问：
“迁到那哪里去呢？”
“羊楼洞——迁回羊楼洞去！”
我几乎是喊着说——我无法接受这人妖颠倒的世界。
３５
又是子夜……
这是漫长的严冬，子夜……
又是子夜……
我看见母亲在床头剁猪草，在哭泣……
我看见校长一手捏着茶杯，轻声说：“当老师的，怎么能打学生呢？”
我看见王老师举着红薯，故意用崇阳话说：“平分秋色……”
我看见苦竹岭头，又多了一株苦竹……
我听见金老师说：“我要去追校长……”
一场大雪……
又一场大雪……
今年北京的冬天来得特别早，特别凶，特别猛……
雪压得我的心口生疼，有两瓣横竖发不出来的眠芽在垂死挣扎……
我看见我的魂魄赤条条地缩索在荒野里，风雪中——
我奔……我跑……我呼……我号……
我分明地看见了我的魂魄在哭泣……
又是子夜……
又是子夜……
２００９，１２，６，凌晨２时１８分于北京三叶宫
２０１０，１，３，改于北京三叶宫
时第三场大雪如同疯子一样压着北京
３６
结 尾 后 面 的 结 尾
几番痛楚的煎熬，这篇文章本已写完，没想到节外生枝。
王志文老师的二儿子怀敏来电话说，明年正月初七（阳历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０日）是王老师周年。他们全家要回崇阳进行祭祀，希望我能写一篇祭文。
这样的任务于我，是一种神圣。我是既不能推辞，也不敢推辞。赶紧将一切杂务推开，焚香燃烛，净手更衣，写祭文如下：
吾师王志文老 先生周年祭
故楚崇阳，崇日之乡。
山牵幕阜，水接长江。
山肥水沃，世代粮仓。
树荫列祖，水濯柔肠。
惟耕惟读，武赫文昌。
文驰瀚墨，武耀边疆。
女爱此身，坚心烈胆。
宁死不屈，合璧为莲。（１）
男争自由，闹漕钟九。
削竿为剑，血冲牛斗。（２）
爱也崇阳，恨也崇阳。
至爱至恨，莫过崇阳。
山中有草，草可作樑。
人中有铁，血可浇钢。
茅地冲里，王姓祠堂。
兄弟文武，志在苍黄。
我师为长，以文为纲。
文思如涌，傲骨生香。
博览古今，气吞中外。
指点江山，高冠峨带。
为师为范，光明磊落。
抵励后学，教书授德。
尊师慧我，意深情笃。
平分秋色，餐饿分薯。
吐肝沥胆，同床抵足。
情同父子，每思恸哭。
岁月荒芜，“文革”反动。
桀害我师，痛定思痛。
以生赴死，高风亮节。
士不夺志，气撼河岳。
呜呼哀哉，斯人去也。
此哭如歌，此泪如血。
呜呼哀哉，我哭我师。
天为之堕，云为之湿。
为人一世，巍巍如碑。
我哭我师，与日同辉。
崇阳崇阳，崇拜太阳。
此处青山，日月辉煌。
此处青山，埋我师长。
魂有所归，念有所藏。
呜呼哀哉，我师去也。
茕茕孑立，荒笼四野。
披发扶杖，哭我中华。
文不立国，以国为家。
纸钱烛火，祭我尊师。
此心如裂，此胆如斯。
魂兮归来，梦绕情牵。
如日如月，照我河山。
魂兮归来，冰封雪裹。
如日如月，暖我山河。
此为崇阳之土也，
必矗参天之树也。
此土有我师之骨殖也，
祈望我哭有我师之遗——
呜呼！
学生 叶文福拜谒
（１）：崇阳有长篇民间叙事民歌《双合莲》，歌颂一对青年男女坚贞的爱情，崇阳民间代代口头传唱，是汉族近代民歌的代表作。
（２）：１８４１年，崇阳秀才钟人杰率数千人起义，自号钟勤王。遭清政府残酷镇压，被困于汀泗桥，全军覆没。钟人杰受伤被俘，被押至北京处决。崇阳有长篇叙事民歌《钟九闹漕》，热情歌颂这次农民起义，是汉族近代民歌的代表作。
２０１０，１，２７，于北京三叶宫
2021,10,29，再改于北京三叶宫